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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長田娛樂專業化 關鍵詞是“堅持”

2013-07-15  NCW

◎ 本刊記者 覃敏 文 王長田 48歲，遼寧大連人。1984年考入複旦大學新聞系；1988年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 1990年加入《中華工商時報》 ，後任市場新聞部副主任； 1995年進入北京電視台，創辦《北京特快》 ，後任欄目總策劃； 1998 年創辦“北京光線電視策劃研究中心” ，即後來的光線傳媒，目前市值180億元。 自1998年 創 辦 北 京 光 線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光線傳媒）以來，這應該是王長田最舒心的時刻。光線傳媒的名字如今與多部熱賣電影聯繫在一起：從去年年底票房突破12億元的《泰囧》 ，到投資5000萬元、票房超過7億元的《致青春》 ，再到新近斬獲5億多元票房的《中國合伙人》 ，每一部都羨煞同行。 作為這些電影的出品人或發行人，光線傳媒的股價一路高漲，其市值已由2012年底的46億元激增至目前的180億元，增幅高達290%，一度超過老牌影視公司華誼兄弟。 今年48歲的王長田當年踩著制播分離的鼓點下海創業，從電視做到電影，在高管制的文化產業掙扎求存，一路磕磕絆絆走到今天才算真正揚眉吐氣。員工們形容這位過去總是“低頭走路、表情嚴肅，仿佛在想心事”的老闆，現在“腳步輕快，笑容也比以前多了起來” 。 “這是一種被肯定的感覺。 ”王長田說。 “堅持”是王長田的朋友們評價他時使用得最多的詞匯。而王長田自己說，他是一顆主動行走的種子，覺得某個地方合適就待一段時間，不合適了就再去尋找新的地方接著生長，既妥協又不妥協，只是從不委屈自己。 “沒有足夠理由說服我， 就照我的做” 即使在電影行業，光線傳媒也苦熬了六年。 王長田做電影從發行切入，一開始和博納聯合發行《傷城》 。 後來投資電影，主要與香港的導演、演員合作，但《蝴蝶飛》 《深海尋人》 《精武風雲》 《阿童木》等都在票房上敗北。好在光線傳 媒每次投資前都或者簽了保護協議，或者設定了1000萬元的投資底限，這些電影沒讓光線傳媒賺到錢，但也沒有造成太大虧損，直到命運在2012年初的一個午後被改寫。 那天， 《人在囧途》的主演徐錚走進了王長田的辦公室。他想導演一部公路喜劇片，抱著寫了好幾個月的劇本四處尋找投資人，但沒人敢投一個演員改行的新導演。 坐在靠窗的小沙發上，徐錚連說帶 比劃地介紹劇情。王長田被逗樂了，半小時內決定投資。 “在這之前，我和徐錚沒有接觸，但是他講的故事非常到位。另外，徐錚經常上光線傳媒的娛樂節目，我知道他在《人在囧途》做過現場導演，人也靠譜。投資至少不會賠錢。 ”王長田說。 於是，2012年底，光線傳媒有了一部將國產電影票房推到歷史新高的代表作《泰囧》 。五個月後，王長田扶持的另一名新導演趙薇，為光線傳媒帶來了又一部小投資、大票房的《致青春》 。 光線傳媒扶持的五位新導演，用他們的處女作給公司帶來超過23億元的票房。王長田還計劃繼續投資演員出身的鄧超等新導演。 “我不能保證未來我的每部電影都不虧錢，但我的方向是對的。 ”王長田將電影業務的突破歸功于2011年重新確立的新思路： “扶持新導演、注重商業類型片、提高製作標準、嘗試系列片、完善發行體系。 ”他總結說， “2011年以前，國內大導演被幾大影視公司瓜分。光線傳媒過度依賴香港導演，不接地氣。 ”現在，電影業務已經成為光線傳媒最重頭的業務，可以調動全公司所有的資源。但公司很多人知道，如果不是王長田的堅持，光線傳媒的電影業務可能早就撤攤了。因為業績差，電影業務部的人一度在公司抬不起頭，時不時會有高管抱怨為什麼要用別的業務利潤來投電影。但王長田看到國內電影收入每年以30% 的速度增長，而且電影有助于提升品牌， “只是我們積累不夠” 。 王長田堅持學習國際傳媒巨頭以發行為核心的電影運作模式，決心啓動電影駐地發行網。 “以前做發行，幾個人在總部直接與院線對接，利用全國性媒體一覆蓋，就等著收錢。現在全國有3400多家影院、15000塊屏幕，多數影院並不按院線指令排片，各地區也有自己獨特的強勢媒體，需要建立電影駐地發行網。 ”管理層對此意見分歧，好幾次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一些高管擔心，自建電影駐地發行網會觸怒院線，光線傳 媒這麼幹不合行規，只有執行副總裁李曉萍力挺。 “如果沒有足夠理由說服我，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王長田說。 在王長田的堅持下，光線傳媒搭建了一張覆蓋全國70多個熱點票房地區的電影駐地發行網，每日派專人與當地院線、媒體溝通。據公司估計，電影駐地發行網能比傳統模式提高大約30%-40% 的票房。 王長田還堅持自己做預告片、海報和發佈會，一來省錢，二來溝通效率高，有問題馬上就能修改。藝恩咨詢分析師彭侃認為，某種程度上，光線傳媒在發行、推廣及宣傳上的實力幫助《泰囧》獲得了高票房，而《泰囧》的高票房又拉升了光線傳媒的印象分，以致于後來《中國合伙人》看中光線傳媒的發行實力主動找上門。 逼出來的電影之路 王長田成立光線傳媒之初，沒想做電影。 他當時剛從北京電視台離職，一心想做文化娛樂節目。 1998年，制播分離的改革在電視行業醞釀，一批民營電視節目製作公司蠢蠢欲動。王長田感覺機會來了。他拉著中央台兩位記者以及《中華工商時報》的兩位老同事，湊了10萬元，正式註冊成立“北京光線電視策劃研究中心” 。 公司剛成立，維持生計要緊，顧不上做娛樂節目。五個合伙人四處去拉項目，給電視台提供策劃案和小專題片，“最高一個策劃案兩萬塊錢，大多是免費的” 。好不容易，他們拉到一家快速消費品企業價值一兩百萬元的廣告片大單。但利益分配出現分歧。1999年初，其中兩名合伙人帶著這筆大單的全部收益離開。而王長田則和另外兩名合伙人帶著剩下的10萬元將公司搬到了北京萬壽寺北里的一間民居——嘉德樓。 在嘉德樓里，王長田下決心做《中國娛樂報道》 （後改名為《娛樂現場》 ） 。 為了讓節目落地，他先後找了北京、上海、廣州三家電視台和鳳凰衛視、中央電視台談，希望用節目換貼片廣告，未果。無奈，王長田決定先自己籌錢做出樣片再賣。這直接導致又一名合伙人離開。 “他覺得用自己的錢做項目風險太大。 ”王長田說。 王長田找親戚朋友借了幾十萬元做樣片。這相當冒險，但王長田說， “我就是想做成這件事” 。1999年3月， 《中國娛樂報道》正式開拍，娛樂資源、經費都有限，就找一些容易採訪的新人來拍，做北漂藝人的專題。 “他很重視這個節目，很多稿子都是親手改的，連看片會的標語‘我們瞭解娛樂界’都是他想出來的。 ”公司執行副總裁李德來回憶稱。 樣片做出來後，王長田在梅地亞中心舉行看片會，邀請各大媒體、電視圈內人士參加。王長田還帶著發行總監鄭 瓊一家一家電視台談購片。 “之前，我們很少和地方電視台打交道，現在要一個台一個台地打電話介紹片子，有時還 專程跑到外地談。我的發行總監繞著圈子去結識電視台的人，知道一個來北京出差就立馬殺過去。 ”他回憶說。 第一個開播《中國娛樂報道》的是湖南電視台。李德來分析，一來以前王長田在北京電視台時，當時湖南台台長歐陽長林找過王長田談合作，兩人比較熟；二來湖南電視台比較開放，娛樂立台，需要這樣的節目。 1999年6月， 《中國娛樂報道》獲得20多家電視台簽約。 “很快，40個台、80個台，一下就超過了100個台。 ”王長田說， “開局還不錯，不像外面說得那麼難。 ”光線傳媒依靠《中國娛樂報道》在業內站穩腳跟。與此同時，國務院辦公廳于1999年11月轉發第82號文件，釋放“制播分離”信號，業內一下湧出上千家節目製作公司。各地電視台激烈競爭，外購節目需求加大，光線傳媒和節目製作行業一起進入黃金期。 2003年後，電視人出來辦製作公司的越來越多，加上外資機構進入，同時國內有線台和無線台合併，渠道驟減，對節目的需求減少，民營製作公司紛紛 倒閉，光線傳媒也遭遇寒冬。 《娛樂現 場》2004年底被調整出北京電視台，翌年公司收入大幅下滑。 王長田此時意識到沒有自己的播出渠道的痛苦，他想到了互聯網。光線傳 媒曾參照 My Space 的模式做過網站，沒什麼影響。王長田找到在複旦新聞系的老同學——時任新浪網CFO 曹國偉，私下商量把光線傳媒的內容拿到新浪網播出，新浪網入股光線傳媒。這事一度在業界被傳得沸沸揚揚，但後來仍不了了之。2005年、2006年，整個電視節目製作行業跌至穀底，再做下去看不到未來。身處其中的王長田憂心忡忡，四處尋找出路。其間，光線傳媒做過活動，做電視劇，甚至還投資過民辦大學。最終，他將重點逐步轉移到了電影，覺得這是他能駕馭的東西。 無論是做電視還是做電影，王長田始終堅持的只有一條，就是在中國傳媒市場並不完全開放，渠道的利益不允許民營資本擁有甚至是分享，民營資本只能走“傳媒+娛樂”的路。 夢想改變娛樂業的人 做電影是被逼出來的。嚴格說起來，下海創業也是逼出來的選擇。 在王長田前33年的人生里，他一直努力成為一名好記者。直到現在，他也認為自己骨子裡還是傳媒人，想要影響社會，改變世界。只不過，現在他要改變的是娛樂業。當然，換一個角度看這也是個性使然。 “我是個不安分的人受不了約束和壓抑。 ”王長田說。 上世紀90年代，王長田曾是《中華工商時報》最優秀的記者之一。他當時的領導評價他“很有想法，行事又果斷” ，會根據行業不同制定詳細的報道計劃，而其寫作手法與現在的調查報道深度報道類似，報道頗有影響力。但王長田有自己的苦惱。做記者時間長了報道有禁區，他逐漸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一度為排解心中積郁在家打起了麻將，看武俠小說。有段時間還跑回東北做生意。 1995年，王長田轉投北京電視台他的同事理解為，他只是想尋求新的突破， “當時，電視對傳統紙媒造成很大衝擊。而且，他不願意做重複的東西”王長田將紙媒評論、調查等手法融入電視，很快就打造了一檔風靡北京城的大衆經濟節目《北京特快》 。他感覺自己能做出更多影響社會的東西來。但問題 很快來了。最初是報人與傳統電視人在新聞思維、操作手法上的差異，這進一步造成了人際關係緊張。 然後是電視台體制問題。王長田起初只是北京電視台的外聘員工，外聘人員在台里只能算二等公民。後來《北京特快》火了之後，王長田才成為北京電視台的正式員工。 1998年5月，因為一個敏感報道推出後影響太大，台里停了王長田的職，要求他寫檢查。王長田拒絕，選擇離開。 “當時態度好一點，可能結果會不一樣，但最終還是會走，因為我很難接受電視台那麼強的約束。像我這樣的個性，還是做現在的事比較對胃口。 ”幾經波折，轉身進入娛樂業的王長田如今擁有了更多的財富和名聲，但他仍對那些堅守理想的記者心存敬意，在他看來，媒體人的使命、責任在任何時代和環境下都不會改變。 在某種程度上，他將自己現在做的事視為生產影響人們精神的產品，與最初做記者時“影響社會”的初衷一樣，只是採用了更迂迴的方式。至於財富，是一種肯定，也“能夠讓我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影響行業規則，包括制定新的標準” 。他這一路走來，雖然在創業中刻意繞開了在傳媒行業管制最嚴厲的領域，仍然遭遇了各種管制與壟斷帶來的阻礙與艱辛。他說自己早忘了細節， “體制的問題不是某個局部的小問題，是整個狀態和土壤” 。 但體制之上，他仍有自己的堅持，他仍像當初在複旦大學讀新聞時一樣希望改變社會，突破體制與現實的種種束縛。 他現在的理想，是將光線傳媒打造成一個有夢想的傳媒娛樂公司。通過光線傳媒，讓中國的娛樂產業更專業化、多元化，成為一個受尊重的行業。

歌華有線等30多家有線電視網絡公司結盟 劍指收視數據專業化運營 0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10-25/956069.html

每經網首頁

網紅由泛娛樂向垂直專業化過渡 近四成已簽經紀公司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30214.html

23.8%，這是目前國內網紅簽約經紀公司的比例，這個數字是艾瑞資訊集團與微博聯合發布的《2016網紅生態白皮書》中的一個統計數據。

眼下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在經歷了2015年單打獨鬥的野蠻生長後，網紅正在加速步入產業化階段，與之相伴的是網紅變現也由過去主要靠C端打賞，向廣告、電商、藝人發展、IP品牌化等多化渠道延伸。

6月16日，“國民老公”王思聰、Papi醬、張大奕等直播、網紅大咖齊聚上海，走上紅毯並參加2016超級紅人節論壇，一同進行行業交流的還有數十家經紀公司和投資機構。從前端直播到背後資本，這個龐大陣勢已經將網紅的產業鏈趨勢描繪出來。

看到網紅直播強大的聚流量效應，微博在上個月上線了直播頻道。在隨後進行的一場網絡直播比賽上，6萬多場紅人直播吸引了2億人次觀看，2萬多位視頻紅人參與，累計播放量超過10億次，80多位時尚紅人在微博上賣出了125萬件寶貝。這個結果讓微博CEO王高飛感到驚訝而滿意。

“我們現在培養網紅的模式和藝人培養基本上采用的是同一套體系。”出席該論壇的國內在線演藝經紀公司熱度傳媒CEO鄧雙成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家公司旗下目前有3000多網紅，大學生群體和喜歡表達的社會人士是主要招募對象。他透露，公司旗下位於上海的網紅一般月收入能達到1.5萬元，表現突出的年入百萬，已經超過三線明星。

來自四川一所藝術院校的大三學生“馮朗朗I”是這家公司3000多名網紅之一，他剛剛獲得了由微博聯合21家行業機構舉行的“超級紅人節”直播比賽的新銳主播獎第一名，他在直播中表演唱歌，兩周收到了粉絲送出的價值120多萬元的虛擬禮物。他說自己所在學校近一半學生參與過直播，不少同齡人希望借此解決畢業後的出路。

就連北京電影學院等全國類藝術院校的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在網上做直播的現象也比較普遍。該校表演系大一學生張藝馨不久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說：“老師不想讓我們做直播，覺得有點low。”

事實上，過去一年野蠻生長的網紅視頻與直播現象在公眾眼中建立了一個並不“高大上”的印象，特別是那些為吸引眼球不惜秀下限的做法，甚至受到了監管層的幹涉。但隨著網紅向垂直專業化、意見領袖方向不斷分化，這種觀念正在迅速被轉變。

杭州一家服裝電商企業及網紅服飾品牌商緹蘇創始人施傑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公司現在有30多個網紅，她們的工作不是直播，而是隨時把握當季服飾流行款，通過網紅身份與粉絲互動，搜集市場反應，這些信息成為公司生產團隊的制造源頭，用柔性供應鏈快速生產出市場喜歡的服裝。網紅的出現，讓這種生產方式比傳統服裝產業生產流程快幾個月，同時降低了庫存。今年5月份，嘗試進軍網紅電商的光線傳媒斥資3000萬元入股杭州緹蘇，占股6%。

類似這種專業網紅目前正在各垂直領域被孵化出來，他們逐漸成為各自領域的意見領袖。根據易觀智庫最新發布的網紅研究報告分析，網紅的人格化營銷迎合了中國目前個性化消費升級，網紅電商的品類集中在女裝和化妝品，隨著其他垂直領域網紅也嘗試通過電商變現，接下來會有包括母嬰、家居、運動戶外等更多品類加入網紅變現商品，從而與更多實體商業相結合。

網紅向垂直細分領域的分化也帶來了變現方式的多元化可能。但目前來看，粉絲對直播紅人的打賞仍是主流，電商所占的比例還很小。“未來電商變現將會占到50%以上。”達晨創投董事總經理高洪慶看好網紅變現的這一模式。

不止中國航發：創新與管資本雙路加速軍工專業化重組

8月28日，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下稱中國航發）在北京掛牌成立，標誌著我國航空發動機產業將形成全新格局，這也意味著此前一直在壓縮數量的央企大家族中新增一大成員。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中國航發作為今年新增央企的首例，既是軍工企業內部專業化重組的生動案例，也為經濟結構調整和新動能的形成增添亮色，同時在軍事工業體制上也具有有突破性意義。

央企重組的“加法”

新掛牌成立的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是由國務院、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共同出資組建的國有控股集團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500億元，下轄職工9.6萬人，包括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6名、“千人計劃”6人以及一批專家學者、傑出技術技能人才。

新公司由國資委代表國務院履行出資人職責，列入國務院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企業名單，排在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之後，在副部級央企中排名第11位。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今年央企集團層面的重組改革過程中，中國航發集團成為新增央企的第一例。這符合“鞏固加強一批”的改革方向，有助於建立和優化中國航空動力研制和生產的完整產業鏈，以提升我國航空發動機整體水平，自主創新解決中國航空動力。

航空發動機由於研制難度高、技術含量高、產業回報高等特點，被譽為現代工業“皇冠上的明珠”，迄今為止，世界上也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掌握先進航空發動機的研制和生產技術。今年工信部啟動了航空發動機重大專項行動，在“中國制造2025”中，航空裝備被定位為十大重點領域之一，要求建立發動機自主發展工業體系。

西南財大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張進撰文表示，中國航發不僅是為響應國家航空發動機重大專項而生，實際上它對航空工業乃至整個中國軍事工業體制上的影響可能更為重大。關鍵在於，與近年來央企領域幾乎所有重組不同，中國航發的成立是拆分而不是合並的結果。

張進表示，中國航發的成立使得發動機從中航工業拆分出來，首次實現了中國航空工業體系中飛機主機與發動機的縱向分離，更加合乎航空工業發展規律。而在中國軍事工業體系數十年來少有變革的背景下，這一重組也具有體制上的突破性意義。

中國政策研究網總監王丹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航發的成立也是供給側結構改革中構建新動能的重要一招。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去產能，實際上供給結構調整成功最終取決於新動能的形成。新動能的構建與去過剩產能並行不悖，也一直在進行之中。像航空發動機集團剝離出來的升格現象，不會僅此一家。

李錦也認為，在供給側改革和鋼鐵煤炭等行業去產能的同時，新動能的形成對工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航空發動機是新動能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航發為央企重組和經濟結構調整中形成新動能，增添了一抹亮色。

2016年1月，國務院正式批複中國航發的組建方案;3月，中組部和國資委先後宣布了主要領導以及董事、監事的任職決定;5月，集團完成工商註冊;8月，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在北京掛牌成立。

軍工重組推動因素在資本

作為高端裝備制造業的典型代表，軍工領域專業化重組今年以來備受市場關註，國防工業將引領中國新一輪產業升級。近日發布的“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對軍工相關行業進行了重點部署，力推軍民融合向縱深發展。

李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國航發的成立是軍工央企進行專業化重組的生動案例。雖然和其他央企相比，中國航發體量小、員工少，但地位重要。規模小的央企同樣可以做優做強。

今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印發《關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指出，要加強產業領域統籌，建設中國特色先進國防科技工業體系。深化國防科技工業體制改革，進一步打破行業封閉，立足國民經濟基礎，突出核心能力，放開一般能力，推進社會化大協作，推進軍工企業專業化重組。

專業化重組是指以行業龍頭企業為依托，通過股權合作、資產置換、 無償劃轉等方式，進一步強化同質化業務整合和細分行業整合。加快從缺乏競爭優勢的非主業領域及一般產業的低端環節退出，嚴控產能過剩行業投資。

國務院辦公廳日於今年7月份印發的《關於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的指導意見》部署了央企重組的重點工作，其中“鞏固加強一批”提到對國防軍工等特殊產業中從事戰略武器裝備科研生產、關系國家戰略安全和涉及國家核心機密的核心軍工能力領域，實行國有獨資或絕對控股。

今年以來，軍工央企重組動作頻繁。今年2月，中國電子旗下的長城電腦和長城信息發布公告稱，擬通過換股吸收合並、重大資產置換、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及配套募集資金的一系列交易進行整合，實現中國電子優質軍工資產證券化，交易價格合計為229.34億元。

3月，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旗下四創電子發公告稱，擬向華東所發行股份購買其持有的博微長安100%股權，全面進入軍用雷達領域，有助於充分發揮軍民用雷達業務在產品研發、工藝技術、原材料采購和產品銷售等方面的協同效應，實現軍民深度融合發展。

7月，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在國防科工局網站發文稱，中船重工正加緊推進清潔能源、水中裝備、軍貿物流三大板塊的專業化重組整合，集團積極推進專業化重組、分板塊整合上市，構建主板、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及境外上市等多層次上市公司布局和境內、境外資金市場多形式融資體系。

根據中信建投證券報告的數據，2009年以來，在軍工領域發生的225起並購重組中，涉及軍工集團上市公司有83次，民參軍公司有142次。2014年以來，民參軍公司並購重組案例占比逐漸提升，顯示出軍民融合在不斷加深。從交易標的行業分布看，信息化占比最高達53%，裝備制造居次席占35%。

華泰證券研究員薛鶴翔在媒體上表示，推動軍工企業的專業化重組，很大的推動因素就在於資本的力量。全球實力雄厚的軍工巨頭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前100家軍工企業當中有80%以上是上市公司，而在這方面中國軍工企業還差得很遠。

研究預測2030年專業化人工智能應用將普及

據新華社報道，一個國際專家小組日前報告說，到2030年，專業化的人工智能應用將日益普遍和更加實用，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生活質量提升。這是一個為期100年的人工智能影響研究項目產生的第一項研究成果。

這份報告名為《2030年的人工智能和生活》，由美國斯坦福大學主持的一個人工智能及相關領域17人專家小組提交。研究小組以北美一個典型城市為背景，考察未來15年里人工智能對人們的生產生活8個方面可能產生的影響。這8個方面是交通、家政、醫療保健、教育、娛樂、低資源社區、公共安全和保障以及就業和職場。

研究人員認為，利用計算機視覺、深度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人工智能技術開發的、執行特定任務的應用屆時將無處不在。預計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技術將普遍應用於自動駕駛汽車、醫療診斷和定向治療、老年人生活輔助等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和機器人還將應用於那些難以吸引年輕勞動力的行業，比如農業、食品加工等。無人機、無人駕駛卡車或送貨機器人等將使網購商品的運送更為便利。

研究人員指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對經濟和社會產生積極而深刻的影響。但同時也將帶來嚴峻挑戰，比如人工智能取代人類勞動力的問題。近期內提出的人工智能應用設計和政策決策有可能對人工智能發展方向產生長期影響。因此，人工智能研發者、社會科學家和決策者應該開動腦筋，在創新的必要性與建立保證人工智能益處廣泛分享的機制之間取得平衡。

這份報告是研究人工智能及其影響的“人工智能100”項目推出的第一份研究報告。這一項目由斯坦福大學領導，2014年啟動。管理這一研究項目的常設委員會每隔5年組建一個研究小組，評估人工智能現狀，預測今後的進展以及對社會和經濟產生的挑戰和機遇。

農用專業化：約個無人機來打藥

伴隨著轟鳴聲，一架無人機正在農田中噴灑農藥，機翼旋轉產生的氣流吹開稻田。

這樣的場景今年在湖南郴州市逐漸多了起來：去年，全市利用無人機打藥的土地只有一千畝左右，而這個數量到今年增加到接近兩萬畝。增長的背後是農戶對於無人機專業性以及高效率從認知到認可的過程。

盡管如此，作為初級市場，農業無人機仍然面臨發展制肘，對於南方小塊土地而言，如何讓越來越多農戶意識到農業無人機價值並成為用戶，是政府、企業都在努力的方向。

流動打藥隊

在郴州市，每年農藥噴灑是重頭戲。由於土地有色金屬含量豐富，上世紀郴州經歷一段時間無序開采，給農田土壤帶來嚴重汙染，影響質量，盡管通過耕地治理，土地回複耕種，但種出來的特殊品種水稻抗病性差，水稻病蟲發病率比一般水稻更高。

全市目前水稻面積超過5萬畝，每年要進行至少3次農藥噴灑。為了提高效率，今年，相關部門將13000畝土地植保項目進行公開招標，尋找專業植保隊伍幫助農戶噴灑農藥。

一位購買大疆無人機的農資經銷商競標下這些耕地的植保工作，但由於一臺無人機無法在短時內完成耕地打藥任務，其找到當地大疆經銷商，幫助分配項目。

通過網絡信息平臺，遼寧9號無人機隊(下稱“9號”)接受了2000畝耕地打藥任務。負責9月10日到9月13日的打藥工作。

僅僅今年8月，“9號”隊長田欣宇帶著5個隊員已經在江蘇、山東、湖北等地給將近一萬畝地打藥。

“現在北方基本已經沒活了，都在南方跑。”這個皮膚黝黑的大男孩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今年4月開始，田欣宇進入無人機植保行業，目前，其無人機隊目前一共有20臺大疆MG-1植保無人機，這次給2000畝土地打藥，田欣宇帶了5名飛手以及兩臺無人機。“一臺無人機配備兩名飛手，一個在農田這邊操作，另一個在另一頭觀察情況。”

不同於北方大面積的地塊，南方耕地較小，並且多是不規則地塊，遇到丘陵等地形還會有起伏，對打藥造成不小難度。在桂陽，耕地附近電線桿密集，對無人機信號接受也會產生一定影響。這些因素對於無人機飛手飛行經驗都是不小的考驗。

“在北方地塊飛行基本自動駕駛沒問題，但是南方都是手動模式駕駛。”田欣宇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目前，南北方打藥價格幾乎相當，無人機在北方打藥的每畝土地收入為20元，在南方為12元，而北方一畝土地為1000平方米，南方一畝土地為600平方米左右，折合下來營收相當。

對於全職飛手而言，業務主要依靠通暢的信息渠道。“9號”目前在多地派駐業務員同時，還會通過大疆信息平臺以及經銷商獲取打藥業務。

據了解，“大疆農業”微信服務號已經有147支植保服務隊入住，農戶可實現“一鍵呼叫植保隊”。此外，大疆還正協助各個地區的用戶成立植保聯盟，協同作業。

推廣制肘

在無人機之前，每年郴州市打藥利用背負式汽油機和擔架式的噴霧機相結合的方式，最高效率一天可以打100到150畝地。而無人機打藥的效率為200畝一天，在地勢平整條件較好的地方，作業效率可以達到300畝每天。

今年郴州市利用無人機打藥的土地已經增長到將近2萬畝，然而，對於大多數農戶而言，利用無人機打藥還是不願嘗試的螃蟹。

“在我們做演示的時候，農戶們都很有興趣，也會讓組織去給他們打藥，但是打完以後往往沒了下文。” 桂陽縣植保隊隊長歐陽建國道出了推廣所遇問題。

而不管從組織機構、無人機擁有數量還是作業面積而言，郴州市無人機植保占比還是較低。目前，全市糧食種植面積510萬畝，其中水稻380萬畝，旱雜糧130萬畝，包括水果、茶葉、烤煙和中藥材在內的經濟作物面積220萬畝，蔬菜160萬畝。而全市專業化植保合作組織共有97家，但擁有無人機只有11臺。

興趣與實際的背離主要在於無人機成本以及操作難度上。“單機成本較高，目前主要是專業化防治組織購買，擁有小面積農田的農戶不會有購買需求。”歐陽建國表示。

目前，市面上無人機售價均價從幾萬到十萬元不等，對於農戶而言是不小的開支。同時，扭轉農戶對於無人機植保的認識需要一定時間。

對於新興的市場，產業鏈還未完全成熟，政府和企業都在進行探索。

郴州市農委副局長、總農藝師李紹萍告訴記者，目前除了飛防演示等一系列的推廣之外，政府也在爭取重啟無人機購機補貼優惠政策。“如果出臺相應購機目錄，納入目錄的企業推廣力度將會更大。”歐陽建國告訴記者。

面對專業化機械化生產需求，無人機飛手是巨大市場需求。目前，農業無人機植保市場需要大概40萬名飛手，然而顯示是飛手數量供不應求。

市場空缺造就機會，慧飛沿用了大疆經銷商模式，擁有教學資源渠道的經銷商同時可以代理飛手培訓課程。地方經銷商還可以設立自己無人機團隊進行打藥作業，大疆整合產業鏈資源，利用信息平臺幫助完成培訓的飛手解決工作。

由於目前市場還處於初級階段，為了培養用戶習慣，MG-1經銷商承擔起市場推廣作用。“經銷商手上有打藥項目可以分配給客戶以及學員，這個過程經銷商不抽成，目前營收來源還是依賴銷售無人機。”高秀原告訴記者。

中糧集團：到2018年爭取18家專業化公司全部混改

中糧集團20日表示，2017年將從“整合、品牌、混改”三處著手，深化改革。預計到2018年，中糧下屬18家專業化公司全部混改，解決體制問題。

據央廣網2月20日消息，2016年是中糧集團深化改革元年。這一年，中糧完成改革頂層設計，出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改革的“中糧方案”，在各項領域全面開花：樹立“十三五”期間“321155”宏偉目標，重塑管控體制，下放關鍵權力，整合加強監管，創新專業化發展商業模式……在全球大宗農產品價格低迷和部分業務不合並報表的背景下，中糧集團在2016年完成營業收入4083億元、同比實現增長；實現利潤總額61.5億元、同比增長79%，超額完成全年主要預算指標，盈利水平大幅提升。

中糧將2017年作為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中糧集團表示，作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改革排頭兵，今年將在原有基礎上，選取全局性、關鍵性、代表性的領域，聚焦“整合、品牌、混改”三大看點，推動改革繼續縱深化發展。

“整合”方面，將深度推進資本整合，由管理專業化向資產專業化邁進。其中，國際化整合是重中之重。海外資產管理平臺中糧國際將以整體上市為目標，按照“一個法人、一個總部、一套班子、一個戰略”的原則，推進法人一體化、運營一體化，實現對中糧農業和尼德拉兩大海外並購企業戰略運營的全面整合，研究確定以品種為主線的組織架構。

“品牌”方面，將強化品牌引領，持續提升中糧“大品牌、大市場”優勢。2017年，中糧將研究制定“中糧”品牌的使用及背書的標準方案，提出除母品牌外的其他品牌下放意見，明確品牌持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利義務，使各專業化公司擁有產品品牌使用、經營、維護、提升和收益權。此外，今年福臨門、長城、中糖、中茶、大悅城、家佳康、蒙牛、五谷豐登、中糧可樂、我買網等18家專業化公司將各自集中力量打造一個核心品牌，培育更多能與國際頂尖品牌相媲美的高端品牌和“百年老店”。

“混改”方面，將深入推進混改，通過多元混改激發體制活力。2017年，中糧將在原有基礎上，按照完善治理、強化激勵、突出主業、提高效率的要求，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混改，今年內將力爭推進中糧飼料、中糧酒業、中國茶葉3家專業化公司混改。到2018年，爭取18家專業化公司全部混改，真正實現引入戰略投資，優化企業治理，解決體制問題，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建立行業領導地位，實現上市發展。

铁腕董明珠：专业化就是背水一战

1 : GS(14)@2011-06-19 13:41:39

http://www.iceo.com.cn/renwu/35/2011/0619/2210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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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東：專業化的「維穩媽媽」

1 : GS(14)@2012-01-09 23:51:46

http://www.infzm.com/content/67272
"將政府事務外包給企業已不新鮮，但將敏感的維穩工作委託給社會專業機構，還是頗為大膽的"

"「我們要看到『立體的人』，看到他們不同的家庭困難和矛盾，以及心理焦慮、社會疏離等問題，而不是簡單把他們當作『訪民』。」
"

2011年5月，家住上海浦東川沙新鎮的張芳，終於停止了持續6年的上訪。

過去的數年裡，每週的大部分時間，55歲的她都會到鎮政府和所謂「康辦」——地處市區康平路的上海市委上訪，週六也不休息。

川沙新鎮信訪辦的數據顯示，包括張芳在內，政府「圈定」的96戶重點訪民中，已有22戶息訪，31戶也不再「頻繁」上訪了。

這一切的變化，被官方歸因於「專業力量和柔性力量」的介入。2009年，並非維穩職能部門的上海浦東新區婦聯與其他政府部門聯動，在川沙新鎮試點，列出96戶重點訪民家庭名單，以政府出資形式向專業機構購買「家庭專業社工服務」。

將政府事務外包給企業已不新鮮，但把敏感的維穩工作委託給專業機構，還是很少見的。「現在還不適宜宣傳。」浦東新區婦聯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請求。

一份上海市政協的內部資料顯示，2003年至2008年間，整個浦東新區，進京上訪從最初的十多件上升到兩百多件，增加了20倍。

川沙新鎮的歷史包袱更顯沉重。1996年和2005年，浦東國際機場一期、二期工程先後在此地實施。因拆遷政策多次調整，一些先期遷離者見上海樓價日漸飆漲，開始上訪。

一份官方材料表示，浦東引入社工服務，源自政府以傳統方式應對上訪，效果不佳，而由婦聯牽頭，或許與訪民群體特點相關。川沙信訪部門調查發現，訪民中95%是女性，且年齡偏大，沒有工作，家庭條件一般。

看到「立體的人」

「社工服務是為瞭解決婦女的家庭需求，目的不是維穩。」作為項目主管的上海公益社工事務所副總幹事鄭儼一再強調。

這個名為「維穩媽媽」的項目起步並不順利，女社工「第一次上門調研訪民家庭情況，容易接納，第二次去就不歡迎你了，他們認為你是政府的人」。極端的例子是，在敲了二十多次門後，一位訪民才最終探出頭來。

項目招標書的第一要求，是「瞭解和準確把握所有家庭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其合理需求，同時對其他問題彙總、分析」。鄭儼和同事們發揮優勢，通過艱苦調研，建立了一人一檔的信息庫，調查甚至精細到「訪民的鄰里關係與社區資源、閒暇生活及健康狀況」。

他們發現，訪民群體的複雜程度，遠非信訪部門所用的年齡、文化程度、經濟狀況等硬指標所能概括。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是，「訪民已游離在社區主流文化之外」，社區活動中，這些「異類」群聚於角落，「自動與別人隔離開來」。

經過分析，社工團隊將96戶訪民作了劃分：75%屬於跟風型，25%屬於精英型。「跟風型」，多為同一村隊的「舊相識」，「小道消息」傳播快，容易聽信傳言跟風上訪。而「精英型」有非常明確的訴求，也整理了詳盡的材料和證據，「甚至與境外聯繫緊密」。

一位姓邱的訪民坦承，她上訪基本是盲從，「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同時也「出門散散心」。她的女兒身患殘疾，經歷了兩次失敗婚姻，負擔不起外孫女的高昂學費，而老伴又查出罹患脊柱腫瘤。

據鄭儼統計，70%的上訪婦女家庭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難，有些家中有殘疾人，有些人身患大病，有的人子女生活困難。壓力無法排解，她們指望上訪獲得更多的資源和關注。

「我們手中沒有資源，但是我們會發揮紐帶作用。」鄭儼將情況反饋給社區和婦聯後，婦聯幹部多次與邱姓訪民的女兒談心，又為她外孫女申請到一次性助學補助。最終她不再外出「散心」了。

川沙新鎮婦聯一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解除家庭危機，才能讓她們重新回歸社區正常生活」。

社工們技巧性地將社區活動安排在每週三四五——恰好是訪民們去鎮政府「打卡上班」的時間。「要讓她們從敵視、抗拒政府轉向融入社區建設。」

這些辦法的效果是驚人的，川沙新鎮政府一人士說，上海世博會期間，多位上訪者組成了志願者隊伍，在路口協助指揮交通。訪民們對成就感的珍視，也讓鄭儼驚訝。某項活動評比，社工們因為疏忽少打印了一張獲獎證書，結果，「一位訪民在門外足足等了半個多小時」。

「我們要看到『立體的人』，看到他們不同的家庭困難和矛盾，以及心理焦慮、社會疏離等問題，而不是簡單把他們當作『訪民』。」鄭儼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更多的柔性力量

每月28日，鄭儼會和婦聯幹部們召開聯席會議，婦聯幹部與上訪戶一對一結對，而社工們則會與他們進行信息溝通。

事實上，社工組織「維穩媽媽」項目推出之初，川沙新鎮並未輕視原有力量。一份黨委文件寫道，「將基層婦女幹部和專業社工兩支社會力量納入其中，才能成為化解信訪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的重要力量」。

一個經典案例是，在熟悉某上訪戶的作息規律後，與其結對的基層婦女幹部在半路蹲點，製造「巧遇」，甚至利用兩人孫子同在一所幼兒園，套近乎、拉家常。幾經說服，訪民的疑慮消除了，由此成為該項目成功化解信訪矛盾的第一人。

受惠於此，婦女幹部逐漸被倚重。2010年初，該鎮在數個社區啟動「樓組婦建」活動，106位婦女樓組長成為維穩主力。川沙新鎮一位基層官員說，「布點各樓組的樓組長會第一時間上報不穩定因素，經過篩選，我們將圈定防控重點。」

一位女樓組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已經成文的「婦女小組組長」工作手冊中，樓道居民上訪情況被列為重要的考評標準。兩年過去了，在全鎮試點的樓組中，80%的樓組已無上訪者。

在官方口徑中，婦女樓組長制度設立的初衷並非簡單維穩，「目的還是在於加強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同時幫助他們提高生活質量」。

官方努力吸納更多普通女性加入。2010年，浦東新區婦聯註冊成立「知心大嫂」婦女兒童服務中心。截至目前，由退休婦女幹部和熱心社區事務的普通女性組成的志願者規模已達5460人，「形成了區、鎮、村、居民小組（樓道）、宅（崗）5級網絡，維權維穩工作可通達社區每家每戶」。

據上海市婦聯一位人士表示，接下來，浦東婦聯的工作重心，將是培養「知心大嫂」骨幹向「准社工」轉化。為此，這些骨幹已多次接受了心理、法律知識等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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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輝斥官員拒撐港足　 倡設文化體育局令政策專業化

1 : GS(14)@2017-05-01 11:40:17

■林大輝（左）指任內將推動科研及醫療配套，旁為「保齡神童」胡兆康。馬泉崇攝



【本報訊】告別議會，回歸體壇，林大輝上月初獲委任為體育學院主席，以協助運動員發展為目標，藉體育「軟實力」凝聚民心亦是任務，相信球場上的「中港矛盾」非常態，對官員拒撐港足耿耿於懷。他建議新政府另設政策局專責文化、體育，立法會相關界別亦要一拆二，令體育政策專業化。記者：呂浩然



獲梁班子委任為體院主席的林大輝接受訪問時，被問到如何評價曾指體育界零經濟貢獻的梁振英，他指梁上場後較過去幾屆政府重視體育，例如新增體育專員專責統籌，今年初施政報告又宣佈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10億元，增加對體院的資助。


盼藉軟實力團結社會


他表示任內將推動科研及醫療配套，舉例指運動員受傷後如何在短時間內復元、重投訓練，都與科研有關，背後更須專業團隊幫助。他強調體育發展不單是為一個地方的市民強身健體，減輕醫療系統負擔，更甚是成為該地方的「軟實力」，做到「整個社會團結、凝聚民心」。然而，由前年的港中足球賽事開始，每當港隊對戰中國隊，不時演變成政治事件，林認為這只是個別球迷的問題，至少雙方球員比賽時都表現出體育精神；但對於港府官員的表現，大輝仍有不滿。他直言港中賽事期間，個別官員拒開腔支持球隊的表達方式並不恰當，「你支持中國隊就唔代表你唔愛香港，你支持香港隊亦都唔代表你唔愛中國，呢個係一個個人嘅行為，你同樣支持兩隊都得㗎，亦都冇問題㗎，最緊要你唔好兩隊都唔支持，咁你就失敗喇」。


提議分拆立法會界別


對於來屆政府，大輝倡設文化體育局，但亦明白不能操之過急，建議林鄭上場初期先穩定陣腳，待班子做出成績，一、兩年後能取信於人，屆時建議成立文體局就水到渠成。他亦指立法會內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根本難同時涵蓋文化和體育範疇，「其實文化同體育嚴格嚟講係兩個唔同嘅範疇嚟，而且兩個工作量非常之大。試想想我哋工業界都分工業界一同工業界二，商界一、商界二」，故將來要增加議席又維持功能組別的話，建議相關界別一分為二，而他亦未有直接評論該界別現任代表馬逢國的表現。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501/2000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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