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五，歐豬五國公佈了銀行發債數據。好消息是，今年至今，歐豬五國銀行的發債規模已經大幅上漲，比去年同期上漲70億美元，或上漲16%。然而壞消息是，與六年前相比，同期發債收入仍很低。
以來是來自花旗的數據：
（灰色代表各年同期歐豬五國銀行發債規模；青色代表各年同期非歐豬五國歐洲銀行發債規模）
歐洲邊緣國家發債規模的反彈，的確仍與其它歐洲國家正在持續進行的明顯且根深蒂固的大規模去改槓桿化過程背道而馳。
實際上，可以看到，核心國家的銀行發債規模要遠低於2008年的水平——上一次繁榮過後的低點。
然而，發債的反彈也符合市場的樂觀預期——明年歐洲央行進行的資產質量審查將不會引發任何的大規模災難。
如果你真的需要擔憂什麼，留意一下下圖實現了歐豬五國銀行借款的分佈情況。葡萄牙在哪？
再看一下歐洲銀行的股票價格水平。股票價格與賬面價值（包括深藍色的總賬面價值和淺藍色的有形資產賬面價值）之比也在上升。
該比值仍然遠低於長期的平均水平。暫時不需要擔心歐洲銀行的一個原因可能是，該比率在下跌前，一般會經歷8-9年的上漲趨勢。
在海外，國開行貸款成為國家戰略的有力支撐。圖為澳大利亞傑拉爾頓港，國開行以提供港口和鐵路設備貸款的方式，幫助鞍鋼參與了附近一個鐵礦項目。 （CFP/圖）
過去數年中，國開行以激進的海外投融資模式迅速成為世界最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既為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了投資出口，也成為國家戰略的有力支撐。
短短數年，國開行的資產規模迅速膨脹到超過10萬億元，而其外匯貸款規模至2014年末高達3200億美元之巨，遠超世界銀行，成為全球最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
如果以商業銀行的標準而言，國開行過去五年的經營業績堪稱“空前輝煌”。
這種模式，被陳元稱為“鐵三角”。
就在1998年國開行推出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平臺融資模式的同時，其第一家合資基金中瑞基金也在北京註冊成立。
此後十多年中，國開行借助平臺貸的“軟貸款”模式在國內市場大獲成功。但直到2007年預計規模50億美元的中非發展基金設立時，已經創立了六只國際基金的國開行，其海外業務的規模和收益，在其整體業務結構中均可稱得上“無足輕重”。
以運作收益最為成功的東盟基金為例，國開行不到900萬美元的投資分成十幾次投入，每次投入僅為一百多萬甚至幾十萬美元。在這一規模下，其基金管理更多的是起到考察市場和搭建渠道的作用。
從2004年開始，隨著商務部、發改委連續發文放松國內企業境外投資的規定，國內企業海外並購規模開始迅速增長：2005年中國企業跨國並購總額達62億美元，2000年時這一數字僅為18億美元。
正是從此時開始，國開行開始在國際業務上“投棋布子”——時任掌門人陳元在來到國開行之前任央行副行長，曾主管國際業務。陳元在《政府與市場之間》一書中回憶，這年，國開行第一次召開“走出去”業務工作會，提出走出去的設想後，整個會場“鴉雀無聲”。後來他給員工打氣，“中國一個省相當於很多中等國家規模，我們能做好省級規劃，一定能做好國別規劃。”
2005年10月，上海合作組織銀聯體成立，次月，開行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個派駐國外的工作組。到現在，國開行的工作組已經遍布190多個國家和地區。
隨著國內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憑借合資基金首先建立海外市場資源的國開行，自然成為這些企業首選的金融合作夥伴。
與中國銀行等傳統商業銀行不同的是，國開行在為這些企業“走出去”服務時，扮演的並不是簡單的貸款人角色，而是包括風險評估、渠道開拓和融資規劃在內的一攬子“投資顧問”服務。
從2004年參與五礦收購諾蘭達，到2007年為TCL海外收購提供信貸支持，國開行在早期的海外並購項目中雖然並未獲得多大收益（五礦收購失敗，TCL海外收購巨虧），但是積累了寶貴的國際並購經驗。正是這些經驗，令其在隨後數年狂飆突起的中國企業海外大並購中，扮演起了“首席顧問”兼金融合作夥伴的角色。
與此同時，國開行開始向進軍海外市場的華為、中興等提供買方信貸融資，這一融資模式隨著華為等企業在海外市場的巨大成功，令國際金融機構羨慕不已。但同時，這種“超級夥伴”模式，也引發了一定爭議。
這種模式，被陳元稱為“鐵三角”：以大額融資承諾為企業“走出去”開路，向海外運營商提供商業化的買方信貸用於購買華為、中興的設備。
比如，P4公司是波蘭首家3G運營商，也是華為在歐洲市場的第一個3G設備購貨商，開行向P4公司承諾貸款6.4億歐元，促使華為獨家中標其未來4年的網絡建設項目，自此華為在歐洲市場實現突破。
國開行將與亞投行等新興金融機構一起，成為多邊金融格局中的新力量。圖為國開行曾試圖增持的巴克萊銀行。 （CFP/圖）
“貸款換資源”和“貸款換基礎設施”，是國開行海外生意的主要模式。
國開行海外生意的大發展，跟2008年金融風暴密切相關。
隨著次貸危機演化為國際性的金融風暴，中國政府於2008年底推出了被稱為“四萬億”政策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在整個國際市場風雨飄搖之際，依托“四萬億”政策而在2008年GDP增長依然高達9%的中國經濟，成了一個奇跡般的“安全島”，面臨資金危機的各類國際機構和政府紛紛向中國拋出“橄欖枝”，開出極具誘惑力的引資條件。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成為了最大的戰略受益者：自2008年到2011年數年中，隨著中國政府與各國政府間各類戰略合作協議的簽訂，國開行分別成為中俄、中巴總額高達350億美元“貸款換石油”協議的主要貸款行，並在2011年中澳達成的多項資源合作開發協議中成為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及煤鐵資源開發項目的主要貸款方。
在這一系列政策性戰略合作項目中，國開行不僅直接參與設計貸款結構和利率回報，而且在企業層面深度介入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國企的海外合作項目設計和資金籌措，成為政府和企業談判中不可或缺的“金融顧問”。
“貸款換資源”和“貸款換基礎設施”，是國開行海外生意的主要模式。
比如，2008年，國開行巴西工作組了解到，金融危機後巴西石油公司急缺資金，而當時的國際金融市場難以提供。2009年，雙方簽訂100億美元貸款協議。
有意思的是，陳元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公開披露，中國巴西石油貸款項目，采用的是“石油賬號抵押賬戶”方式，就是說，開行為巴西石油公司提供貸款，但“實際上以石油計價”，從中國收到石油付出的錢當中再來歸還開行提供的貸款。
類似“貸款換資源”模式，體現在兩期中俄石油融資項目、中亞天然氣管線、中委基金、中巴石油等一大批戰略性能源重大項目中。
2009年2月，國開行向俄石油、俄管道公司提供250億美元貸款，俄方將在20年內向中石油出口原油3億噸，並建設遠東原油中國支線。這是迄今為止金額最大、期限最長的單一貸款。在實現能源資金戰略方面，國開行發揮了突出作用。
隨著海外信貸規模的急劇膨脹，國開行的海外業務模式也日趨複雜與多元化：從2008年組建國銀金融租賃公司，到2009年成立以股權投資為主的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國開金融），再到2010年成立國開證券。國開行在短短數年間搭建起了以商業銀行為主體，業務橫跨政策性金融、商業信貸、投資銀行、股權投資乃至金融租賃的“超級全能銀行”構架。
即使在國際金融市場中，這一打破了政策性金融與商業銀行業務、投資銀行服務與商業化信貸等種種業務區隔的“大一統”銀行模式，亦屬絕無僅有。
受限於金融監管條例與業務風險區隔等種種限制的各類國際金融機構，在無比羨慕國開行通過交叉業務所帶來的巨大收益的同時，也對其多元業務模式下的風險控制管理產生了疑慮。
早在2011年瑞銀證券國際研究主管陳昌華就指出：如鐵道部和國開行等機構所發行的債券“幾乎等同於國家信用”，這些沒有被納入財政預算及監管的“準政府債”如非公益性項目投資，就不應該被計入政府債務。否則相關機構一旦商業化項目投資出現財政困難，將為政府財政帶來極大壓力。
2009年，國開行與巴西石油簽訂協議，用貸款為中國鎖定了大量原油。 （CFP/圖）
在光伏制造這一跨國產業中，國開行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金融推手”。
另外一個產業領域中，身為最大“金融推手”的國開行也受到來自政府和市場各方的質疑與指責——那就是中國光伏行業的“泡沫化崛起”與戲劇性崩盤。
早在光伏產業泡沫破滅之初，就有市場研究人士對這樣一個“兩頭在外”（上遊多晶矽資源來自國外，下遊光伏設備市場需求也來自國外）的新興制造業，突然在短短數年內成為國內最炙手可熱的“造富機器”背後的商業模式提出質疑。
在2012年9月召開的一次光伏行業論壇上，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直言不諱地指出，目前光伏產業的發展困境，“是我們的企業家和金融推手共同造成的”，“比如我們的銀行，尤其是國開行，在這些年光伏行業的盲目擴張中，它是‘罪魁禍首’之一”。
作為政府能源主管部門官員，如此直言不諱地點名批評國內金融機構，在中國的政商生態中實屬罕見。
從公開報道中可以看到，早在2010年9月，國開行就與國內光伏行業巨頭賽維LDK簽訂了高達600億元人民幣的戰略授信額度。而到2011年初，國開金融等銀行系基金又向賽維旗下業務以股權投資方式註入2.4億美元。
在2012年賽維遭遇財務困境後所公開的約150億元銀行負債中，國開行即以30億元貸款金額高居榜首。
相關報道顯示，在對賽維這樣的光伏企業提供融資時，國開行一方面充分利用早年開發貸模式中所建立起的政府平臺及“軟貸款”模式，另一方面則通過自身旗下的多元化金融機構，為相關企業提供從股權投資到商業信貸多元化融資工具，迅速擴大企業本身的融資杠桿。
對於長期從事國內信貸業務的商業銀行們而言，國開行在光伏制造這一跨國產業的影響力遠非他們所能及：在向國內制造企業提供信貸融資的同時，肩負幫助企業“走出去”重任的國開行，有著足夠的政策依據和資本實力，以賣方信貸融資的方式在海外迅速“催生”足夠龐大的設備需求市場。
以低息融資方式為國外企業提供光伏電站建設資金，同時指定設備采購供應商必須來自國內企業名單——這套曾經在電信、基建領域內被國開行成功複制的“遊戲規則”，在光伏領域續寫。
然而與電信、基礎設施等“社會必需品”不同，隨著光伏產業迅速萎縮，在巨額融資推動下迅速膨脹起來的光伏制造企業，所能面對的只是突然消失的市場需求和擠到門口的“債主”。
國開行外匯貸款余額中，有超過三分之二來自外匯儲備以各種形式有償提供的資金。
就在國開行“試水”海外投融資模式的數年中，急劇膨脹的外匯儲備令中國金融監管當局不得不迅速打開外匯管制的“閥門”：從2007年主權財富基金中投成立，到2008年的並購貸款解禁，無不體現出政府當局希望通過海外投資緩解外儲劇增壓力的急迫心態。
與此同時，2008年爆發並漫延的美國次貸危機，令許多國際知名金融機構陷入資金危局，為避免資金鏈斷裂，許多國際“金融貴族”不得不放下身段，向中東和亞洲等地財團和金融機構尋求資本援助。
在這國內政策引導和國際市場收購機會爆發的雙重機遇下，國開行獲得了巨大的機會。
在一系列近乎激進的國際化“開發性金融”模式的背後，是規模劇增的中國外儲急需找到“分流”出口的現實。
國家外匯管理局在外儲委托貸款模式的探索中，國開行是業務規模最大的合作金融機構，在其2500億美元的外匯貸款余額中，有超過三分之二來自外匯儲備以各種形式有償提供的資金。
在商業銀行們眼中，這幾乎是“獨家代理”的模式。
但這一模式正在發生改變。中國政府以“一帶一路”戰略為核心的多邊合作發展規劃，為國開行海外轉型帶來了新的機遇。
根據國開行董事長胡懷邦早前在博鰲論壇上的說法，國開行將會與新近的亞投行等機構一樣，“是多邊金融格局中的新力量”。
在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看來，跟“一帶一路”對接，是國開行“內外兼修”的應有使命之一，既要對內保障民生工程，又要成為支持企業“走出去”的主力。
改革後的國開行，也會成為亞投行的重要補充。他說，與多國合作的亞投行不同，前者可能會為其他國家提供貸款，而國開行對接的只是中國企業，做與中國相關的東西。
“亞投行不是中國政府能完全管控了的，”一位曾在國開行工作的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是國開行這樣的，是中國政府完全可以管控的機構，萬一金磚銀行、亞投行爭議不休，一些自己能幹的項目就可以趕緊上，讓他們先吵著。”
但與此同時，國開行的“超級投行”模式在新一輪的並購交易中遇到了挑戰：當市場和政府的邊界不清，商業規則尚未建立時，國開行可以“以市場化手段”行使政策性職能，而一旦市場規則建立，包括商業銀行這樣的市場主體成長起來之後，準政策性質的“開發性金融”就必須為真正的市場規則讓道。
在規模空前的“海外生意”中一度行走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國開行，今天或許不得不再次做出自己的選擇。
自去年11月以來，各界對於印度“廢鈔令”的影響爭論不休，其中眾多觀點紛紛箭指該“廢鈔令”太倉促、欠考慮，廢鈔令導致印度86%的現金頓時消失，並因為銀行來不及印刷新的紙幣而對人民生活造成巨大不便、打擊了經濟增速。當時，印度總理莫迪突然宣布，500盧比和1000盧比面值的鈔票不再是合法貨幣，並稱此舉是為了打擊印度猖獗的黑色經濟。
近兩個月來，印度實際的情況又是如何的?印度銀行業究竟如何看待廢鈔令後的經濟形勢?這又對全球未來的發展有何借鑒意義?
對此，在今年冬季達沃斯期間，印度國家銀行主席巴塔查里亞(Arundhati Bhattacharya)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她表示，外界似乎放大了“廢鈔令”的弊端。“當時15.44萬億盧比的現鈔被廢除，現在10萬億盧比已經回來了，到今年2月末，所有廢除的現鈔都會印刷到位，預計印度經濟將在二季度加速上行。”這對全球而言無疑是一個關鍵信息。印度國家銀行是印度最大的國有銀行。
在巴塔查里亞看來，該舉措有四大好處，且其長期益處對印度經濟而言遠超於短期陣痛——打擊避稅行為(發放現鈔企業避稅行為嚴重，印度稅基很低);增加銀行現金儲備、強化銀行放貸能力;鼓勵商業銀行降息以推動企業需求;大大推動了國內數字化進程。其實，不僅僅是印度，2016年見證了全球多國向紙幣“宣戰”，這場“戰役”可能才剛剛開始。
“廢鈔令”陣痛將消失
客觀而言，“廢鈔令”的確在短期內給印度帶來了較大陣痛，這與印度高估了銀行的印鈔能力息息相關。
在11月8日的“廢鈔令”下達後，當時印度政府保證廢鈔運動給經濟帶來的陣痛只會持續到12月30日，預計新鈔會在12月30日前替換被廢除的鈔票(鈔票價值)，但現實卻並非如此，印度印新鈔的能力嚴重落後了。印度有4家印鈔廠，根據行業預計，這四個印鈔廠的年印鈔量大約是240億張，但據悉只有兩家印鈔廠能印刷新2000盧比面額的鈔票。
根據印度央行的數據，截至2016年3月31日，印度大約有220億張500盧比和1000盧比的流通紙鈔，價值大約14.2萬億盧比。巴塔查里亞告訴記者，11月“廢鈔令”下發前，預計流通的500盧比和1000盧比紙鈔大約在240億張，價值約15.4萬億盧比，而這些紙鈔都在11月8日前停止了流通。印度央行給印鈔廠下的訂單量是基於考量了實際GDP增長前景、通脹率和廢鈔處理速度的計量經濟模型。
不過她也表示，這些紙幣的印刷料將在2月末全部到位，目前已經有超過2/3到位。
回顧此次廢鈔行動，不可否認，有一些“欠考慮”的方面的確影響了此次廢鈔運動的實效。例如，新版紙幣比原先被廢除的紙幣規格小，而這就需要印度重新調整全國的ATM機，單單這一流程就耗費了45天之多。
不過，巴塔查里亞對記者解釋稱，之所以現鈔與原先規格有很大區別，主要因為政府希望新版與老版有更為顯著的區分，這樣才得以有效打擊假鈔。
此外，印度政府也的確高估了紙幣印刷廠的能力。此次需要印刷的紙幣總量約220億，但根據財政部此前的評估，印度印刷能力最多為30億/日。即使各界需要的現鈔減少(部分現金可存在銀行，並非所有人都需要提取現金)，但是要印刷所需的貨幣仍要花費不少時間，銀行對此準備並不充分。
反對派的觀點在於，“廢鈔令”可能打擊的並非那些避稅富豪或黑錢，他們可能已經在海外高枕無憂，而直接遭受打擊的則是那些靠著現鈔工資度日的窮人。
由於“廢鈔令”的推行，工廠閑置、小商店舉步維艱、現金匱乏導致農民無法獲得款項，印度經濟也舉步維艱。報道稱，農產品銷售量已經腰斬，消費耐用品也下跌了70%，這也將打擊印度產出，盧比貶值也將對GDP造成負面沖擊。
巴塔查里亞稱，“在印度，98%的消費交易都是以現鈔進行的，市場上流通的貨幣86%是1000和500盧比面值，沒有銀行賬戶或銀行卡的人超過60%，特別是那些在大城市打工的人。人們通過現金買奢侈品，買房子也幾乎都是現金付款。”
短痛利大於弊
盡管各類主流媒體的報道都突出對“現鈔令”的負面評價，但立足長遠，短痛雖然無法避免，但其長期價值不可估量。
印度財政部長表示，“這次行動是對黑錢的一個外科手術式打擊。”持有通過合法來源取得的貨幣、並已繳納所得稅的印度人不會遇到任何困難，但擁有大量通過非法活動取得的現金的印度人將會原形畢露。
巴塔查里亞對記者表示，“廢鈔令”的意義主要在於四個方面。
第一點長期益處便是打擊黑錢、增加稅基。世界銀行2007年公布的數據顯示，黑錢規模在整個印度經濟總量中占比達到了驚人的23.2%，最新數據顯示該比例已高達40%。印度時任財政部長奇丹巴拉姆在2013年曾透露，整個印度只有2.89%的人繳納個人所得稅，因此印度的稅基也處於全球最低水平之一。
據悉，為了避稅，很多印度人在經濟活動中選擇現金交易，普通百姓也習慣了直接將現金藏在家里，這其中包括正常收入、貪汙賄賂或其他所有見不得人的錢。除此之外，政府還稱，此舉能遏制恐怖主義融資，恐怖分子通過500面值的假盧比進行顛覆活動，比如間諜活動，走私武器、毒品和其他違禁品進入印度。
第二，她認為此舉大大增加了銀行的存款儲備量，原先非正規渠道的資金都回到了正規的銀行體系之中，這也賦予銀行更多信貸派生的能力。
第三個伴隨性的益處則是降息。一直以來，印度都面臨著較高的通脹率，因此印度央行必須持續加息或將利率維持在高位以狙擊高通脹，這無疑抑制了企業的積極性。如今，印度央行將政策利率維持在6.25%的水平，而印度商業銀行則開始降低利率。
“此次，為了抵消‘廢鈔令’對經濟造成的短期影響，印度的商業銀行大幅降息，例如印度國家銀行年初降息90個基點，幅度之大是此前從未見過的。”她稱，當前印度國內供求關系失衡，需求較弱，因此降息是必要的舉動。
作為印度最大的國有銀行，印度國家銀行在1月初大幅降息後，隔夜貸款利率從原先的8.65%下降至7.75%，一個月期的利率則為7.85%，三個月期和六個月期分別為7.9%和7.95%，一年期、兩年期和三年期則分別為8%、8.1%和8.15%。
然而，問題在於，眼下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油價反彈(較2016年初反彈100%)，印度作為凈進口國如何應對降息和通脹壓力之間的矛盾?
她分析稱，其實印度政府存在一項“自動平衡機制”，在油價下措時，印度政府會提高原油消費稅，不會把價格下跌的影響完全傳遞到實體經濟，同時也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而在當前油價上漲之時，政府則會選擇降低消費稅，來緩沖通脹壓力。
“廢鈔令”的第四個優勢則更具長遠價值。“廢鈔令”大大加速了印度的貨幣數字化進程。“借記卡的日交易量原先為9.5億盧比，而如今為39億盧比，60天內增長了四倍，這是令人無法想象的。”她稱，幾乎98.5%印度家庭都有一個儲蓄賬戶，但就個人而言，儲蓄賬戶普及率仍遠低於40%。
其實，數字化進程也與納稅息息相關。“如果不進行數字化，部分企業就會采取每周支付員工工資的方式，一方面增加了企業逃稅漏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員工也可能無法獲得合理的薪水。同時，如果每周支付工資，員工很可能會很快花完，也無法用工資紀錄來申請銀行貸款。一旦遇到一定財務困難，這些人可能就會去借高利貸，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巴塔查里亞告訴記者。
她稱：“除了無銀行賬戶的人，此次對‘廢鈔令’反對聲最大的則是那些偷稅漏稅的企業，他們如今要考慮一下改變自己的商業盈利模式，靠灰色經濟牟利是不可持續的。”
全球多國向現鈔“宣戰”？
放眼全球，2016年可謂是一個各國向紙幣“宣戰”的特殊年份。不只是印度，例如委內瑞拉等國都在進行類似的“去紙幣化”行動(demonetization)。
早前，法國禁止民眾超過1000歐元的現金交易，挪威和丹麥的大銀行強烈要求徹底取消現金流通;緊隨著印度11月的步伐，2016年12月11日，深陷經濟危機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宣布，該國目前最大面值的100玻利瓦爾紙幣將在72小時內徹底退出流通。印度和委內瑞拉廢除大額紙幣的原因類似——大額現金被用來行賄受賄、洗錢、偷漏稅或者販毒，很多人囤積了大量紙幣，專門從事各種非法勾當。
據悉，還有不少國家可能會跟進。例如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收入與金融服務部部長此前表示，政府考慮廢除100澳元紙鈔並限制現金支付交易，原因跟印度相似;此外可能還有印度的鄰居——巴基斯坦。該國參議院提議取消該國面值最大的5000盧比鈔票，但政府尚未同意;據報道，幾年前俄羅斯也有過類似考慮，只不過由於經濟受到制裁，並未貿然采取行動。
其實，中國也存在類似行動。中國近期發布了《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自2017年7月1日起實施。該辦法將大額現金交易的人民幣報告標準由“20萬元”調整為“5萬元”，並規定以人民幣計價的大額跨境交易報告標準為“人民幣20萬元”。也就是說，如今中國居民去銀行存取5萬元現金，就需要上報到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
也有業內人士預計，傳說中的1000元和500元人民幣紙幣的發行很難實現，因為這種大額紙幣不僅會加劇通脹預期，還方便行賄受賄、偷漏稅和洗黑錢。
不難發現，全球儼然已經在向紙幣“宣戰”，紙幣背後的成本並不多為人所提起。
以印度為例，印度是一個高度現鈔密集型國家，“2013-2014年，現金交易量平均為340億盧比，而如今為690億盧比，短短幾年來急劇攀升。然而，印度只有4%的人支付稅收。在一個不斷全球化、經濟不斷增長的國家，這樣的模式是不能持續的。”巴塔查里亞告告訴記者。
數據顯示，印度現鈔對GDP之比已經高達12%，這幾乎是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的四倍。在印度，96%的交易以現金進行，現鈔對於印度的成本是巨大的。印度央行和印度商業銀行每年面臨著2200億現金業務，這是總流通貨幣的0.4%，主要成本在於儲存、運輸、安保、假幣識別等。
如今，印刷以及維護的年均成本已經高達GDP的2%。研究表明，如果無現金交易能夠每年增加5%，那麽這將為印度每年節省50億盧比的成本。
當然，硬幣都有兩面，而另一面則反映了普遍百姓“現金為王”、“拿到手才安心”的傳統心態。尤其是在全球負利率時代，在日本和歐洲部分國家，去銀行存款甚至要儲戶倒貼銀行利息，這對於儲戶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心理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