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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需要魄力,過度妥協的政策變成「掛羊頭賣狗肉」,這正是初次上路的十二年國教目前的困境,解方其實也不難,最關鍵的著力點,是廢除特色招生、志願序扣分、落實就近入學及廢除作文比序。 撰文‧賴若函 面對二○一四年,十二年國教初上路的亂象,該如何化解考生與家長的憂慮?解決方法,不是返回考基測的回頭路,繼續用同一把尺量所有學生;而是落實高中社區化,才有可能讓每個學生的不同潛能、特質受到尊重,並獲得充分發展的機會。 對策1 打破名校本位主義特色招生名額高達75% 太過荒謬台北幾所明星學校釋出的免試名額只有二五%。其他七成五名額,則透過所謂的「特色招生」,舉行有如「小聯招」學科考試。如北一女、中山女高、成功高中和台中女中。這不僅讓免試入學成為空談,也扭曲了特色招生原意。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系兼任助理教授楊怡婷曾為文質疑,現行的特色招生名不副實,以傳統國、英、數等學科考試作為依據,各校怎麼可能找到符合學校發展特色的學生? 「明星高中如建、北特招名額太多,且課程亂。」台師大教育系教授黃乃熒說,真正的特色,是職業探索而非強化學科的能力應用。 「目前的特招,根本是掛羊頭賣狗肉,為了提供明星學校考試招生的管道。」實踐大學應用外語系教授陳超明強調,所謂的特色課程,應該是獨門配方、可以培養學生獨特核心能力的一系列課程,先找出想要培養的學生特質、能力,再來設計課程。 陳超明說,特色課程需要橫向與縱向設計,橫向是思考如何在不同科目間,給予相關能力的培養;縱向則要考慮高一到高三的課程連貫性。他舉例,當想念「法律系」、「英文系」的學生,馬上就會想到某所高中,才叫作特色高中。 明星高中的「特色」是掛羊頭賣狗肉,更諷刺的是,在原本教育部的規畫中,特色招生的名額最高是二五%,預計在二○一九年降到一五%,但是去年在明星高中的施壓下,教育部竟修法放寬至七五%。 「公立高中是國家的資源,不應該有挑學生的心態。」全國家長聯盟理事長謝國清批評,明星高中只想保有光環,拒絕高中社區化可帶來學生適性多元入學的好處,他建議教育部應對全面免試入學訂定時程,往取消特招、提升免試名額的方向前進。 十二年國教總綱委員、中華民國教育改革協會常務理事丁志仁也認為,目前的特色招生只是為了名校招生,應該廢除。 對策2 調整志願序扣分 每三名志願 算在同一分數群組目前申請免試入學方法除了看會考成績外,填志願也跟會考成績同等重要,兩者滿分都是三十分。會考成績拿五個A得到三十分,四個A得到二十八分;而填志願的時候,第一志願拿三十分,第二志願拿二十九分。所以,很多家長說,填錯志願影響很大。 謝國清分析,本來此制度希望引導學生就近入學,不讓大家一窩蜂從明星高中第一名開始填起。倘若,學生填的前幾志願都沒錄取,就有好幾分被扣掉,加上中高成績學生之間競爭激烈,少一分可能連掉三、四個志願。 原本用意良好,沒想到實際執行起來爭議很大,很多真的想就近入學的學生未必能如願。新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理事長李毓英曾表示,許多人為了保險起見會「高分低填」,導致成績落在平均之後的學生,想填的學校都被成績在前面學生佔走了,只能往更後面的學校就讀。 更甚者,成績好的學生,通常第一階段免試入學先填次佳志願,卡住名額卻不去報到,之後報名特色招生,若特招不理想,再參加第二階段免試,這樣的制度,間接讓中後段學生成為最大受害者。 在謝國清接觸考生家長的過程中,發現有許多家長其實沒有名校迷思,支持高中社區化、讓孩子就近入學,但是因為志願序的扣分方式,擔心孩子會高分低就,甚至落到偏遠的地方高中。 因此他建議,教育部應該提供公開資訊,包括附近高中職的招生量及國中畢業生數量,讓資訊充分透明,以目前嚴重少子化的狀況,絕對有助於解決家長的焦慮。 另外,可以修改現行的志願序扣分方法,把第一到第三志願算在同一分數群組(三十分),第四到第六志願算在同一分數群組(二十九分),依此類推,應可減少差一分就差很多志願的狀況。謝國清表示,這次桃園區就是採用類似作法,把每兩個志願算在同一群組。 對策3 重劃學區範圍 高中學區縮小 高職學區擴大除了會考成績與志願序,另外三十分就是多元表現,其中還包括選填學區分數。 目前,學區劃分採大學區制,全台分為十五個學區,例如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全部視為基北區,台中、南投都屬於中投區。在十五個學區中,雖有八個學區採用「就近入學」作為比序條件,但是幾乎都是送分,沒有鑑別度。 謝國清以竹苗區為例,整個新竹縣市、苗栗縣是那麼廣大的區域,除非是從別的學區跑來念,否則一律給五分,等於是人人有獎。然而,宜蘭區卻做了很好的示範,以羅東溪為界限,南、北分為兩區,剛好把最有名的宜蘭高中和羅東高中分開,若跨區填志願,會扣分。也因此,過去雖然羅東高中排名在宜蘭高中之前,但是在這次的制度下,就能名副其實發揮鼓勵就近入學的作用。 丁志仁建議,應當改變現在北北基全部算在同一學區的作法,以既有的高中和高職,規畫學區就近入學。而因為高職有不同類別,應採用大學區;高中則採用小學區。 為什麼原本該減輕升學壓力的十二年國教,學生的壓力反而變大?因為除了原來的學科壓力外,還需要別的篩選項目,例如:基北區拿作文來評比,導致大家還要去補作文。 對策4 抽籤取代作文 補習只是複製八股文 扭曲學習「考作文,是扭曲學習本質,無法提升學生作文的能力。」丁志仁主張,在今年高分群學生以作文定生死的狀況之下,為了不讓更多的學生被送到補習班,學習八股作文,應該免除作文比序,同分情況下,就抽籤決定。 黃乃熒也認為,作文是鑑別國語文學習成果,不應該變成決戰點,作為比序項目並不合理。謝國清建議,明年應把作文比序移到最後面,不讓它左右生死,若有同分,就照國、英、數、社、自的順序比較。 「抽籤對國中教育正常化,絕對是有利的。」教養專家陳安儀認為,師大附中在招收美術、音樂班學生時,還要看學科五科的成績,明擺著是要招收好學生,一點意義也沒有,無助於學生朝適性發展。 十二年國教發展至今,雖然高喊免試入學,但是實際制度面卻停留在精英主義的思惟中。 明星高中裡,除了高雄中學校長謝文斌表明,將在明年採取完全免試入學、不採特招;加上雄中、雄女這幾年有仿繁星的制度,給予高雄區各國中保障入學的名額外,其餘學校仍以精英主義的心態,讓特色招生變相取代過往的基測,分數決定一切。現行的入學制度既複雜、又無法實質帶來就近入學的效果,讓學生不分成績好壞,全都人心惶惶。 「想要做好高中社區化,課程是首先應該改革的。」丁志仁強調,特色課程可以分為兩種,學術類的課程,應與大專做師資、課程結合;生活類的課程,則與社區大學做結合,才能讓學生在求學過程中,逐漸找到符合自己的性向。 民生國中校長孫明峰說,第一線的老師也應該要再加油。目前大學英文、數學都有配合應用產業的特性,這樣的概念應該逐漸往下延伸,發展學校特色,一方面要和學科結合,發展跨學科統整的配置規畫能力,另外也要符合產業需求。 另外,高中社區化也面對偏遠地區高中數量不足的問題,謝國清建議,在少子化的趨勢下,教育部不妨把國中改為完全中學,師資、教室、資源都是足夠的,就能避免偏遠地區的學生(如新北市三芝區),沒有高中可念的窘境。 面對多年來考試領導教學,台灣的年輕人在國中三年,不但無法適才適性發展,還背負龐大考試壓力、身心失衡。十二年國教的改革勢在必行,但是距離落實「免試入學」,強調尊重差異、肯定多元的這條路上,我們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但顯然,教改的速度只能更快,否則今年的亂象還會再延續,未來有更多的學生與家長會經歷跟今年一樣的煎熬。如果,十二年國教終歸是台灣要走的路,何不就此大膽地往前走! 為何不能學9年國教一步到位? 我是9年國教第一屆的學生,記得是在小學五年級時,突然聽到升「初中」不用再經過聯考了,當時一開始,老師半信半疑,所以依舊按照慣性進行著考試和體罰,不過到了六年級,確定可以免試分發到就近的國中,於是聯考的壓力一下子大大地解除,感覺上社會也很快接受了教育政策的大改變,並沒有引起像最近12年國教實施時的紛紛擾擾。 若就時空背景來比較,9年國教是在威權時代,由最高當局一聲令下拍板定案,雖然有許多配套措施都尚未準備妥當,如師資、教材、學校空間等,但在類似軍事行動的全面動員下,也就在最短期限內完成了任務。事後想起來,我就讀的國中其實是由軍警營舍匆促讓出,各項設備因陋就簡,十分的陽春,但許多同學是由小學一起進入國中,加上是在熟悉的社區,讀國中的感覺算是相當快樂的(尤其在國中還沒有為升學率拚得你死我活時,我們那一屆似乎享受到了難得的自由時光)。 可惜到了我們這一代自己有了小孩,卻沒有能力為他們創造一個更合理的教育環境,1994年的410教育改革運動,曾經燃起過一線希望,結果幾經蹉跎,我的一對兒女根本等不到12年國教,而他們念國中時,高中聯考的陰影仍然扭曲了正常教學,很難形容他們的學習是一種適性、自主,又可以培養創造力的學習。 或許不少家長認為今年上路的12年國教,是把學生當作白老鼠,各種會考、特招,加上超額比序的繁瑣規定,讓家長和學生無所適從、怨聲載道。這時候如果聽到有人說:可惜自己小孩沒能享受到12年國教,似乎會覺得是說風涼話。的確,從媒體的報導來看,家長們的反彈不是沒有道理,因為若是比照9年國教,根本就應該完全免試,即使設計了檢核國中學習成果的會考,也不應該用來作為篩選和分發的依據,遑論一大堆違反教育原理的「比序」發明! 那麼,我應該慶幸自己的下一代躲過了白老鼠的煎熬嗎?我倒不這麼想,畢竟照道理說,12年國教一定會比9年國教來得準備充分,問題來自決策者缺少確立目標(免試)的魄力,與解決問題(分發機制)的智慧,結果是政策搖擺不定,使得所有當事人都成了受害者,我們惟有期待不合理的制度能夠盡快修正,難道我們比威權時代更無能滿足下一代接受正常教育的「權益」嗎? (顧忠華╱政大兼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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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提到,知情人士向《華爾街日報》表示,今年秋天,高盛新升合夥人的員工將不超過70名。這低於4年前110人的水平。
目前,在高盛34500名雇員中有409名合夥人。高盛每兩年在內部挑選升任合夥人的人選,也有部分員工在加入高盛時就直接被冠以合夥人的頭銜。
成為高盛的合夥人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生活。不僅提高了個人威望,還給你帶來了滾滾財源。高盛合夥人平均年薪為90萬美元,而其年終獎金可能達到年薪的數倍。
然而,華爾街高歌猛進的歲月一去不複返了。受監管加強的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高盛的利潤,與其他華爾街銀行一樣,一蹶不振。
高盛該怎麽做?在降低成本方面,高盛的選擇是有限的。它已經減少員工,用技術來降低成本,並在鹽湖城和達拉斯等成本較低的地方增加雇員。它鼓勵資深合夥人離開,給年輕人讓路。
高盛表示,這些成本削減策略已經成功地讓它獲得了好於競爭對手的回報。
2014年上半年,高盛的股本回報率為11%,超過許多競爭對手(摩根士丹利的股本回報率約為7%)。但是,減少晉升合夥人人數表明高盛能做的已經不多了。
Sanford Bernstein資深銀行分析師Brad Hintz警告稱:
高盛已經大幅削減了成本,並將業務外包,我們不相信有很多空間來進一步削減成本。而源源不斷的新監管法規讓我們擔心銀行的合規相關費用將有所上漲。
2014年11月27日,江蘇南通一處房地產樓盤醒目的促銷廣告:“名校就在家門口”。(CFP/圖)
2014年北京教改之後,按照就近和免試原則,在優質學校招生範圍內有一套房子,成為最有效和最保險的上名校途徑。一方面,以房擇校堵住了“條子生”、“共建生”、特長生、贊助費、推優、點招等擇校渠道;另一方面,它也造就了天價學區房市場。
2016年4月底,北京市各區陸續公布了今年的小學和初中入學政策。南方周末記者梳理發現,在入學條件上,房子的權重越來越大。
比如,海澱區今年正式施行“六年一學位”政策,一個房子地址,六年內只能被用來做一次入學登記。而西城區則規定,今年光有西城戶口不能保障孩子上學,還得在西城實際居住(買房或租房)。
今年北京市各區上學政策的另一大變化是,非京籍學生入學越來越嚴。比如,石景山區規定,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證》(俗稱“北京綠卡”)的非京籍,今年將不再享受京籍入學待遇。再比如,豐臺區規定,以後對於非京籍學生父母的工作和租房情況,每年都要動態審核。
自從2014年北京啟動“教改”以來,每年4月公布的各區入學政策,成為所有京籍和非京籍家長們最為關心的事情。
北京各區的入學政策,每年都會略有調整,但唯一不變的是“就近原則”。對家長們來說,如果想讓自己的孩子消費到優質教育資源,那麽在相應優質學區有一套房子,成為最保險也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中國教育報》曾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2015年北京大概有16萬名兒童進行了小學入學信息采集。其中,京籍學生大概10萬名,非京籍大概6萬名。但東城、西城和海澱三個區口碑最好的25所小學,只能接收大概5000名學生。
一邊是16萬人的潛在需求,一邊是5000個優質學位名額,這是北京優質學區房市場價格一路高歌猛進的主要原因。
而且,隨著二孩的放開,上學需求將進一步放大。北京師範大學的幾位學者在一篇論文中預測,2015年-2025北京市小學生入學人數將在現有17萬人的基礎上逐年增加,最終穩定在25萬—30萬人。
就近原則,也是國際上通行的義務制教育入學慣例。只不過,由於北京這樣的超級城市入學需求和教育資源供給嚴重失衡,各區政府對適齡兒童的容納能力有限。最後只能是在就近原則的前提下,根據是否有房子,以及房子位置來進行學位資源的分配。對政府來講,這是無奈之舉。
北京2014年教改政策的出臺初衷,其實是為了打擊特權生等灰色上學渠道,推動教育均衡化。
教改後價格快速上漲的學區房,本身就數量特別有限。灰色渠道被堵死,市場的力量開始起作用,並最終反映到學區房價格上漲上。
在北京家長圈小有名氣並兼職做入學咨詢的無言(網名)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市的義務制教育發生過兩次大的改革。一次是1997年,一次是2014年。
1997年之前,北京市的外來人口還很少,上學的需求主要是京籍兒童。其中,小學主要是根據戶口所在地就近入學。有的家長為了追求好學校,就把戶口遷移到名校集中的海澱區。
在小升初階段,北京在1997年之前施行的是統考。想進好中學,靠的是學生自己的能力。當然學生也可以選擇靠戶口就近上初中。
到1997年,北京最後一次實行小升初統考,開始進入“大派位”時代。
所謂大派位,其實就是用電腦來搖號,讓學生就近上初中。在這之前,國家多次提出取消小升初考試,實行劃片就近入學,以普及九年義務制教育。但直到1997年,上海才首次在全國實行小升初免試就近入學。北京也很快跟進,從1998年開始取消小升初統考。
盡管已經實行了大派位,但很多家長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進入優質初中。而一些學校也希望能招到一批優秀小學畢業生。於是很多學生在小學畢業後,不進入大派位體系,而是自主擇校。
無言對南方周末記者總結,這些擇校行為,有的是灰色渠道,比如“條子生”和關系生。有的是正規渠道,比如靠特長、推優、點招和海選等方式進入優質初中。還有的是走市場經濟的路子,靠擇校費和贊助費入學。但數量最多的是“共建生”渠道,即一些單位通過贊助一些好學校,讓單位職工子女獲得入學機會。
後來,擇校行為又進一步拓展到幼升小階段,但共建生現象主要還是小升初階段更普遍。“我印象中,有個中學共建單位多達八十多家。”無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種擇校和派位共存的模式,一直持續到2014年。
這年1月,教育部發布了當年的一號文件——《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做好小學升入初中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全國各地在義務教育階段實行就近入學。
3個月後,北京市根據教育部的要求,發布了《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於2014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取消了共建生制度,並提出要控制特長生招生。
無言認為,2014年的教改,某種程度上是回到了1997年的大派位時代。
對家長們來說,2014年教改之後,孩子上小學,只能按照就近和免試原則提交入學申請。於是家長住在哪,決定了孩子能上什麽樣的小學。
而上中學則采取單校劃片和多校劃片兩種方式。單校劃片學校采用對口直升方式招生,即一所初中對口接收片區內所有小學畢業生入學。多校劃片是根據學生所填誌願,對報名人數少於招生人數的初中,實行學生直接入學。對報名人數超過招生人數的初中,以隨機派位的方式確定誰能入學。
但無論是單校還是多校劃片,同樣跟家長房子的位置直接相關。可見,2014年北京教改之後,在優質學校招生範圍內,有一套房子,對於家長們來說,是最有效和最保險的上名校途徑。
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技術創新中心曾受北京市委辦公廳委托,做過一個關於北京學區房的調研報告。該報告的結論顯示,目前北京的優質教育資源主要分布在東城、西城和海澱幾個區。其中,西城和海澱兩區占據了過半的重點學校。
該中心副總監王鵬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北京優質學區房的價格走勢,獨立於整個北京市房價市場,任憑北京房價漲跌,這些重點學區房的房價“穩健上漲”。
這份2015年9月完成的報告顯示,當時西城的重點學區房以均價60560元/平米的天價占據首位,其次是東城區的58964元/平米。接下來是海澱區(50498元/平米)、朝陽區(40652元/平米)、豐臺(33838元/平米)、石景山(32181元/平米)。
這只是重點學區的均價水平。實際上,核心學區房和普通學區房的價格差異巨大。同樣是來自該報告的數據顯示,人大附小對口小區均價最低49756.26元/平米、最高85257.41元/平米,而實驗一小對口小區均價最低48937元/平米,最高180012元/平米。
並且這些核心學區房絕大多數是居住功能十分脆弱的“老、破、小”,上述報告顯示,西城1990年以前建成的房屋占到了53%。
在2014年教改之前,一提到學區房,主要是指東城、西城和海澱這些“老破小”的房子。
但2014年教改後,學區房的概念迅速擴大了。按照2014年教改,每個小區都對應有一所小學。所以,理論上來說,只要你在北京有一套房子,都可以稱為學區房。只不過,很多小區對應的小學,往往質量一般,甚至屬於老北京人嘴里說的“渣小”。
雖然學區房的概念變大了,但追求優質教育資源的家長們,依然把目光鎖定到那些對應著“牛小”的“老破小”。
由於北京市的優質學校大都分布在城中心,而這些地區基本不再批準新建商品房項目。所以家長們幾乎不可能在核心城區買到新房了,也意味著優質學區房市場的增量空間被堵死,只剩下存量市場空間——二手房市場。
如今,這個供給被嚴重壓制的優質學區房市場存量市場,正在遭遇進一步的壓縮。
比如,今年海澱區規定,幼兒園升入小學開始正式實行房產“六年一學位”政策。這意味著,很多優質學區房,在一夜之間喪失了學區房的功能和價值。這讓本來就供應緊張的優質學區房存量市場,一下子又萎縮掉不少。這些房子要等六年後,才重新具備“優質學區房”的資格。
目前北京的家長分為京籍和非京籍兩大群體。2014年北京市教委的統計顯示,2014年北京市約有16.06萬人參加小學入學信息采集,其中非京籍人數約占40%左右。2015年略有下降。
對於京籍家庭來說,按照新教改規定,上什麽樣的小學,主要是家長拿著戶口本就近登記免試入學。但戶口之外,房子對上學的影響很大。
比如京籍人士集中的西城區,對於京籍學生,去年的規定是,只要戶籍在西城區即可申請就近入學,但今年規定除了戶籍在西城,還要實際居住在西城。盡管沒有規定必須是買房還是租房,但從去年的實際入學效果來看,有房子有戶口的能得到優先安排。
以北京西城區的黃城根小學官網公布的2015年小學入學政策為例,由於該小學片區適齡兒童過多,所以將適齡兒童按照四種情況分類。其中,在本片區有戶口,且孩子法定監護人有房子的,列第一順序,並按照入戶時長排名。第二順序的是有戶口,但房子是四老(爺爺、奶奶、外公和外婆)的,按照入戶時長排名。第三順序是沒有戶口,但法定監護人有房子的,按照拿到房產證的時間來排。第四才是考慮有戶口但沒房子的情況。從第三條和第四條來看,有戶口的不如有房子的。
由於小學是義務教育,沒能進入黃城根小學的學生,會被安排到西城區其他學校就讀。
對於京籍學生來說,上初中同樣繞不開房子。以西城區2016年的入學政策為例,要在西城上初中的話,要麽孩子是在西城上的小學,如果你沒在西城讀小學,那麽你就得是北京戶口或者西城戶口,同時還要在西城實際居住(有房或租房),你的孩子才能在西城上初中。
也就是說,京籍孩子能上什麽樣的中學,跟上小學一樣,跟房子有很大關系。
“整個2014年的教改,實際上是固化了小學和初中的對應關系。”無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評論說。
如果是非京籍學生,有沒有房子,更是能否就讀的關鍵所在。對於非京籍來說,要取得在京就讀資格,需要父母辦好五證: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在京暫住證、戶籍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
這些年,隨著大量非京籍入學需求增多,各區承受能力有限,紛紛出臺了相應的入學調控措施。總體上來說,非京籍在京入學難度越來越大。比如,很多區都要求非京籍父母在開具五證時,必須在該區繳納了一定時期的社保,且不能間斷。
辦好了五證,非京籍的孩子又要被分成兩類。
一類是在區直轄小學招生範圍內居住的,按照“多校聯合電腦派位”的方式進入該區有空余學位的小學就讀。參加多校聯合派位的非京籍學生,要先填報誌願,然後分批次錄取。優先錄取的是有房的非京籍,其次才考慮租房的非京籍。
第二類是針對在鄉鎮小學招生範圍內居住的非京籍,按照“分配入學”的方式進入該區小學就讀。分配時同樣優先有房的非京籍。
以北京非京籍比較多的通州區為例,2016年通州區對於非京籍孩子上初中的規定是,如果在通州區上了小學的非京籍,直接去聯系通州區的中學看看有沒有就讀機會。如果沒在通州區念小學的非京籍,需要辦理五證後去聯系相關中學。
“說白了,對非京籍來說,上小學可以拼一拼房子,但上初中,連拼房子的機會都沒有。讓我們自己去聯系,言外之意就是告訴你希望不大。”一位住在通州區的非京籍家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打算讓自己的兩個孩子去北京周邊的河北燕郊上初中,還是不行的話,就送孩子回老家讀書。
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某區的教育督導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外來人口的增多,加大了非京籍學生的入學需求。他舉例說,比如北京某個區,外來人口已經達到了常住人口的一半。導致去年一年該區上學需求一年增加了八千人。他認為,按照這樣的速度下去,政府再怎麽加快教育投資,也跟不上需求,所以對非京籍學生在京上學的控制會越來越嚴。
對於學區房和教改等話題,南方周末記者聯系了北京教育主管部門,但未獲得答複。但從北京這兩年來一系列教改配套措施來看,政府將主要精力放在推動北京的教育資源均衡上。
比如,北京這幾年一直在加大名額分配的比例,要求北京市的優質高中,在招生時必須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額,向普通初中招收學生。今年這一比例被提高到50%。
另外就是加大小升初的直升比例。比如,西城區計劃6年後小升初時,80%將是直升。同時,鼓勵牛小兼並重組普通小學。
政府在教育均衡上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房子跟教育資源的關聯度。比如,加大小升初階段的直升比例,讓更多的學生在升初中時,直接進入對口的中學。這樣能客觀上弱化小升初階段對於學區房的爭奪。
此外,政府在存量學區房市場的一些挖潛行為,客觀上也能對學區房起到降溫作用。比如,朝陽區政府對學位緊張地區采取借址辦學,內部挖潛改擴建教室,向相鄰街區富余學位統籌安排的方式來擴充學位。
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師陳清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政府的一些措施還是很有效的,比如他們關註到,東城、西城的學區房溢價正在下降,主要原因就是這幾年政府推動的“集團化辦學”開始發揮作用。
在北大附中原校長(1997-2001)趙鈺琳看來,北京的學校,在硬件設施上已經相差無幾,關鍵是在校長和教師隊伍等軟件上,存在很大的不均衡現象。他對南方周末記者提到了解決教育不均衡問題的“山東模式”——對教師隊伍進行“區管校用”。
山東模式也叫縣管校用,即打破教師鐵飯碗,縣里招聘管理教師,學校跟老師采取合同制。
但“區管校用”這種靠政府的行政力量來人為調配教師資源的模式,在北京不一定能推行下去。因為北京好學校里的教師不願意去普通學校。
“優質學校的教師身份,是一種隱性福利。”北京大學老教授協會基礎教育研究與發展中心副秘書長龐洪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前年北大附中要招9個老師,光報名的就有1400人,其中來自北大的博士生就有200多人。
在趙鈺琳看來,北京學區房上漲的關鍵是優質教育需求的供需矛盾,關鍵是要加大對民辦教育的支持。
趙鈺琳去日本考察後發現,日本的經驗有三條。一是公辦學校在硬件和軟件上都標準化。但中國是硬件標準一致了,軟件標準差別很大;二是日本民辦教育很發達,為市場提供了更多優質的教育資源;三是日本對教育的投入很大,高達6%左右。目前對教育投入對GDP占比上,世界平均水平是5%左右,中國是4%左右,美國是7%左右。
實際上中國人對於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已經不那麽在意到底是公辦還是民辦。比如北京大學老教授協會基礎教育研究與發展中心,在深圳合作辦了一個中學,一年招生80人,學費一年15萬元,由於能描繪出學生6-10年後的樣子,這個中學吸引了幾百人瘋搶學位。
在第一家民營銀行華瑞銀行之外,上海市副市長周波表示,經過爭取,上海今年會繼續申報新的民營銀行。
9月14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府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周波表示,現在已經有很多的民營企業積極參與。雖然民營銀行的成立需要審批,且有一定的額度,但“上海民營經濟發展情況良好,具備申請條件,我們希望名額可以更多一點。”
周波同時表示,上海民營經濟的發展,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建設,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一行三會”已經給予很大支持,我們會繼續努力。
作為首批5家民營銀行之一,也是上海第一家民營銀行的華瑞銀行,2015年1月27日由上海銀監局批複開業。註冊資本30億元人民幣。經營範圍包括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辦理結算和票據等業務。
截至今年6月底,華瑞銀行實現資產規模260億元,不良率為零,並成為投貸聯動首批試點之一。
周波表示,華瑞銀行去年略有虧損,今年上半年略有盈利,雖然盈利數字不多,但發展態勢比較平穩。“除了傳統的銀行業務,我們更希望(華瑞銀行)能為小微企業服務,也積極爭取試點。下一步希望它能夠更多的運用互聯網思維做出一些特色和特點來,不是簡單的一般銀行業務。”
另外,華瑞銀行也是一家在上海自貿區內發起設立的民營銀行, 2015年8月24日,獲準對外開辦FT業務。華瑞銀行行長朱韜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一年來,華瑞銀行在自貿金融領域快速發展。目前,跨境金融總量接近100億元,包括內保外貸、FT賬戶融資等產品,支持了多家企業“走出去”,其中,中小企業占比約50%。
同時,作為首批8家試點銀行之一,華瑞銀行去年10月發行自貿區跨境同業CD;今年,該行又獲得自律協會觀察員資格,下一步將在區外複制推廣通過發行同業存單,進一步提升民營銀行主動負債能力。
除了推進民營銀行的擴容,素來國企和外企比重較大的上海,民營經濟的比重也在逐漸上升,民營經濟增加值占比,從2012年的25%,增長到了現在的26.7%。
目前,央企和地方國企在上海的占比近45%,外企占比近30%。“這個結構是上海本身這個城市發展幾十年來的特征,也是上海開放的象征。”但是,周波也表示,外企、國企以大企業為主,如果小微企業沒有活力,上海的經濟也不會有活力。
周波表示,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上海市創新的重要力量,擴大就業的主體力量,推動和體現上海經濟活力的骨幹力量。
今年上半年,上海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25.8%,稅收占比29.9%,商品零售額占比21.6%,新設企業戶數占比95.8%,進出口總額占比18.9%,累計招工(上海市戶籍人口)占比75%,近半數的專利授權由民營企業獲得。
但值得註意的是,上海民企的固定資產投資中,近80%都投入到了房地產領域。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民營企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25.69億元,其中,完成房地產投資576.97億元,同比增長8.7%,而工業投資僅為89.50億元,同比下降18.6%。但同期,包含所有經濟類型企業上海全市工業投資同比降幅僅為2.3%。
周波說,民營企業投資房地產占了大多數,一方面是因為除了央企、部分國企以外,房地產做得比較好的基本都是民營企業,這和企業本身的屬性有關。
另外,上海的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歡迎各方來投資參與,但上海的產業政策主要是體現國家戰略,代表國家參與全球的合作和競爭,如航空航天、大飛機、燃氣輪機和航空發動機、北鬥導航衛星等,而大部分民營企業都偏小。
周波表示,這和政府相關的服務配套沒有跟上有一定關系,比如,民企要進入航空航天等高大上的領域,門檻怎麽降低,怎麽融合,需要觀念上的轉變。
“下一步上海市政府和有關部門要制定一視同仁的政策。”周波說,已經要求經信委專門服務民營企業的辦公室,和工商聯一起,對政府已出臺的各項政策進行認真的梳理、匯總、提煉,去掉那些部門之間意見不一致的東西。對很多原則性和指導性的政策,要加快推動出臺各種具體的操作辦法和實施細則。無論是在領域的開放,政府購買服務和PPP合作等方面,都要通過減少政府審批等方式,擴大民營企業進入,做到放、管、服緊密結合。
“同時,政府也在大力打造網上政府,今年年底所有市區兩級政府審批項目全部在網上進行,流程更清晰,手續更便利。按照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單一窗口的要求,提高服務民營經濟的效率和水平。”周波說。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決定,黨的十九大於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最近,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黨的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對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組織部近日召開會議,對這項工作作出具體安排。
黨的十九大是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認真做好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是開好這次大會的重要基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政治局專門研究了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提出了做好這項工作基本原則和工作任務,要求各級黨組織高度重視,認真履行職責,精心組織實施,確保選舉工作圓滿完成。
中央確定,十九大代表名額共2300名,由全國40個選舉單位選舉產生。中央要求,做好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要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堅持黨的性質,加強黨的領導,發揚黨內民主,嚴肅選舉紀律,突出政治標準和先進性,體現廣泛代表性,改善代表結構,規範代表產生程序,確保十九大代表素質優良、結構合理、分布廣泛、黨員擁護。
中央提出,十九大代表應是共產黨員中的優秀分子。要嚴把人選政治關,堅持把政治標準放在首位,突出考察人選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和道德修養。嚴把人選廉潔關,堅決防止“帶病提名”。要進一步優化代表結構,適當提高生產和工作第一線代表比例,註重推薦工人、農民和專業技術人員黨員中的先進模範人物作為代表人選;女黨員和少數民族黨員代表應占一定比例。代表中,既要有各級黨員領導幹部,又要有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要有經濟、科技、國防、政法、教育、宣傳、文化、衛生、體育和社會管理等各方面的代表。
中央要求,十九大代表的選舉產生,要堅持黨的領導與發揚民主有機統一,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反複醞釀、逐級遴選的辦法進行。要深入開展宣傳教育,廣泛發動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積極參與代表人選的推薦提名,根據多數黨組織或多數黨員的意見,逐級遴選擇優。要嚴格組織考察,實行差額考察和考察預告,廣泛聽取基層黨組織、黨代表、黨員和群眾的意見。要認真搞好會議選舉,代表實行差額選舉,差額選舉的比例應多於15%。
中央強調,各級黨組織要切實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實施,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紮實做好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要嚴肅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選舉紀律,充分運用遼寧等地拉票賄選、破壞選舉的典型案例,開展警示教育,汲取教訓,引以為戒。加強對代表選舉工作的監督,對違規違紀問題“零容忍”,一經發現堅決查處,確保風清氣正。要使代表選舉產生過程,成為理想信念教育和黨性黨風黨紀教育的過程,成為黨內政治生活生動實踐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過程,成為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不斷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過程,進一步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動員廣大黨員和幹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勠力同心、銳意進取,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努力。
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從現在開始,到明年6月底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