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現在的態度，中國人投資讓他們拍電影，他們很開心，這是天上掉餡餅，是傻錢；如果中國人要和美國人一起拍電影，他們就要想一想了。」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系教授斯坦利·羅森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中國機會」、「中美合拍」，在2014年成為中國電影界和好萊塢對話時頻繁出現的關鍵詞。「合拍」從中國明星在好萊塢大片裡「打醬油」，開始向高規格、縱深化發展——2014年4月19日，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與派拉蒙影業宣佈，將合作拍攝3D奇幻動作大片《馬可·波羅》。片方宣傳，影片將由「好萊塢某一線著名導演執導，匯聚好萊塢、中國及韓國一線明星陣容」。
就在中美「牽手」的前一天，第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舉辦的「中美合拍」專家論壇上，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卻當著台下廣電系統的官員發起牢騷：「現在是時候了。你得開始拍關於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電影。只有這樣做，你才能開放，你才能攪活死水，允許真正的創造力在這個國家出現。這才是真正實現合拍的基礎……我曾經三次試圖和這個國家合作拍片，都是不歡而散。」斯通的這番發言被《好萊塢報導》披露出來，廣為流傳。
中美電影「合拍」，機會和矛盾一直並存。在2013年底洛杉磯召開的第三屆美中電影高峰論壇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這就是在設置障礙嘛！」
美中電影高峰論壇是一個民間論壇，從2010年舉辦第一屆開始，每年討論的核心話題都一樣：中美電影合拍。論壇售票入場，第一屆只售20美元，如今漲到250美元一張。參加論壇的觀眾，大部分是希望到中國去淘金的西方電影人、投資者，還有少數來自國內。
好萊塢六大公司以前是論壇請來「看看」的客人，如今成了論壇的核心合作夥伴。論壇結束後的晚宴需要額外付500美元買門票——和六大公司老總共進晚餐，說不定就能在飯桌上談成一筆合作的生意。晚宴開場前，門票早已售罄。
「中美合拍是必做的一種商業模式，因為有這麼大的一個經濟需求。」美中電影高峰論壇主席蕭培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簡稱「合拍公司」）總經理張恂成為論壇的焦點人物。合拍公司受國家電影主管部門委託，負責中外合拍片的管理、協調和服務；合拍片能不能立項，合拍公司說了算。在洛杉磯比特摩爾千禧酒店，張恂特意選在午餐時間，而非正式的論壇發言時間出現。「我就是來和大家聊聊天。」她站上餐廳中央的一個小舞台說。蕭培寰臨時充當她的翻譯。很快，台下許多嘉賓放下手中刀叉，圍過來聽她說話。
審讀劇本是合拍公司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個劇本到合拍公司，起碼有三個人來看，涉及色情、暴力、宗教問題，傷害第三國感情的——比如中美合拍，就把其他國家貶低得一無是處——這些情節一律會被刪改。「最重要的，我們不希望在劇本裡看到中國的形象不是販毒的，就是打架鬥毆的，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我們希望看到的中國是很陽光的。」張恂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除了劇本，還有一些硬指標：雙方共同投資，投資低的一方不能低於20%；共同創作，這個故事要跟中國「有機地相關」。只有很少一部分內容在中國拍攝是不夠的，需要中國演員在影片中擔任主要角色。
「中國演員一定要在主要的位置。」對外方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賣相。種種限制之下，許多當時號稱「合拍」的影片，最後都沒有拍成，或者失去合拍片身份，打回進口片原形，比如2012年上映的《敢死隊2》、《環形使者》。
張恂的發言讓台下的許多西方電影人感到沮喪，「這就是在設置障礙嘛！」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獨立製片人抱怨。
博納影業總裁於冬、樂視影業CEO張昭、索尼中國區業務負責人迪笛·尼克爾森、威秀娛樂集團亞洲總裁艾秋興等，都是這屆論壇的嘉賓。這些大公司的代表顯然更願意談「中國機會」，合拍過程中碰到什麼具體的困難，大家都不願多說。
薛曉路作為中國票房神話的代表被請到了台上。2013年，她執導的《北京遇上西雅圖》，以3000萬人民幣成本，收穫了超過5億的高票房。在薛曉路看來，《北京遇上西雅圖》其實是個老套的美國式浪漫喜劇，而中國年輕觀眾多年來接受美國電影「熏陶」，這樣的敘事讓他們舒服。年輕女性在社會中的曲折、同性愛情的合理性等問題，也是當下中國時時發生的。
「很多美國類型片在中國市場都是缺位的，所以我覺得未來，中國電影市場很有潛力。」薛曉路說。
查理·科克爾是一家電影投資策略諮詢公司的總經理，這家公司目前為吳宇森的《飛虎群英》和成龍的《絕地逃亡》處理美國融資事務。「中國人以為美國電影協會（MPAA）是政府機構，我們需要向他們解釋MPAA的責任在於阻擋政府干涉。」科克爾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中美電影人合作中的摩擦，是從常識開始的。好萊塢在電子化賬款支付等方面十分成熟，而中國很多地方還依賴傳統支付方式；中方在合同條款、保險意識方面不夠強，製片方的財政系統和法律保障不成熟。在成龍的電影項目，科克爾要特別敦促中方坐下來，在律師陪同下和他們簽署一份45頁的合約。
從完全不可行到非做不可
蕭培寰是「中美合拍」第一批「吃螃蟹」的人。9歲時，他隨父親從台灣去往美國定居。1990年代，蕭培寰曾為加利福尼亞州議會娛樂產業特別委員會擔任政策顧問，參與這個行業公共政策的起草和制定，建立起一些政府資源。
1994年被稱為中國的「進口分賬片元年」，好萊塢大片正式以分賬模式進入中國市場，雖然當時只有10部。
中美兩國電影界其實都想知道對方在想什麼。「我覺得應該有人來協調這件事情。」蕭培寰說，1995年，他向美國白宮提交申請，希望能在中國舉辦一次電影產業會議，讓兩國電影界人士坐下來，聽聽對方的聲音。這個提議很快得到了白宮的支持。
「那時候第一部分賬大片已經開始了，白宮方面希望保護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同時也希望能夠擴大中國的市場；中國方面，也希望促進自己行業的學習。」蕭培寰說，在上海舉辦的第一次會議，美國叫「美中電影產業會議」，中方翻譯為「中美電影產業會議」，「大家都想當第一」。
蕭培寰帶領一百多位美國電影協會成員參會，包括好萊塢的電影導演、製片人，好萊塢六大公司都派了高層代表。會議地點特意選在了在上海的錦江小禮堂，當年尼克松訪華與周恩來總理共同發表《中美聯合公報》的地方。
中美雙方談了電影合拍和知識產權保護。「雖然看到了一個美好的未來，但更多是建立友誼、互相的好奇。」蕭培寰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他在那次會議上遇到了導演季爾廉（Jule Gilfillan），他們決定試一試合拍電影。
1997年，蕭培寰出品了第一部中美合拍電影《夏日情動》，講述美國姑娘麗亞和一個華裔美國男青年、一個中國圍棋手之間的感情故事。「中美合拍」是這樣體現的：導演季爾廉是美國人，製片人來自中國；主演中，美國演員是凱瑟琳、吳大維，中國演員是耿樂。電影場景95%以上在中國拍攝。
但那時合拍市場遠沒有成熟。「說穿了就是外國人對中國的興趣，那時還是在文化大革命這類故事，對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很感興趣。」蕭培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2006年，蕭培寰聯合曾在哥倫比亞、華納兄弟等電影公司擔任高管的數名華人經理人，組建了一個電影私募基金，取名「鐵池」。蕭培寰再次把「合拍」概念提了出來，計劃五年內投資拍攝20到30部「有中國元素的電影」。
「《英雄》、《臥虎藏龍》的轟動之後，重新讓外國人覺得中國電影市場還是有前途的。」蕭培寰回憶。「鐵池」成立時，好萊塢向中國出口電影正面臨瓶頸：由於進口片在中國受到各方面政策限制，加上收益分成只有17%，美國電影公司在中國電影市場的收益基本已經觸到天花板。投資合拍片，則可以擺脫進口配額束縛。
但「鐵池」很快就在中國遭遇了水土不服。如果完全按照好萊塢投資電影的流程，每個環節都要經過眾多律師的反覆考量和論證，論證的結果是：投資中國電影已經完全不可行。因為中國缺了很多行業基礎設施，比如收賬公司。
跟中國合作夥伴也經歷了一番磨合，「一開始是選定中影作為合作方，但是中影突然有了一些領導班子的變動，我們基本上就又要重新適應。」蕭培寰說。
全球金融危機，「鐵池」背後的投資承諾，也在一夜之間完全消失。「鐵池」漸漸沒了聲音。
美中電影高峰論壇是蕭培寰的再出發。已經在他計劃裡的合拍片，包括與樂視合作、投資4000萬美元拍攝一個超人版的十八羅漢電影《十八傳奇》，請來美國舞蹈真人秀《舞魅天下》的編劇和導演，拍攝一部舞蹈與功夫相結合的青春電影。
在蕭培寰看來，好萊塢對中國的態度已經在改變，「一開始他們還有很多為什麼，你知識產權狀況怎麼樣，現在慢慢都覺得那些問題不是很重要，就已經下定決心了非做（合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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