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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對策複蘇全球經濟 創新列首位

在全球經濟複蘇乏力的當前，以求合作、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又將為全球經濟貢獻何種智慧？G20領導人峰會將於9月4日在中國杭州舉行，這是中國首次成為G20峰會的主席國，也是首次將“創新增長方式”列為重點議題。

8月25日，《二十國集團國家創新競爭力發展報告》黃皮書（下稱“黃皮書”）發布會在北京舉行。黃皮書對2013~2014年G20中19個國家的創新競爭力進行的比較分析和評價顯示，美國、英國、日本位列前三，中國排名第9位。

從綜合得分來看，2013~2014年，G20大部分成員的創新競爭力得分總體呈上升趨勢，說明這些年G20各成員為了盡快從經濟危機的困局中實現恢複性增長，都采取了“科技創新成為各國實現經濟再平衡、打造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核心”的創新戰略，有力推動了創新能力的提升。

G20關鍵詞：創新

與2014年相比，在G20國家中，創新競爭力處於第一方陣（1~5位）的依次為：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加拿大；處於第二方陣（6~10位）的依次為：韓國、法國、澳大利亞、中國、意大利；處於第三方陣（11~15位）的依次為：土耳其、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巴西、墨西哥；處於第四方陣（16~19位）的依次為：南非、阿根廷、印度、印度尼西亞。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G20國家學者均認為，當前，推動G20討論創新恰逢其時，共同討論制定G20創新行動計劃，對於增強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意義重大。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國際事務研究院教授、G20研究中心主任約翰·柯頓（John Kirton）對本報記者表示，今年G20峰會最讓他期待的，就是中國作為主辦方首次提出的“創新增長藍圖”。“我正在等待中方給出更多的細節。世界已經等不及了，需要這些變化。”柯頓說。

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朱傑進對《第一財經日報》稱，中國在G20議程中首提“創新增長方式”，可見核心還是增長的問題。“從G20機制1999年誕生到現在，各方的期待還是怎樣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包括在金融危機之後，如何推動全球經濟複蘇。”朱傑進說，“中國把‘創新增長方式’放在議程中的首位，強調了G20還是要回應最大的關切，即尋找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急待拉動的全球經濟

在各國GDP歷經幾年溫和增長後，“花無百日紅”的定律再次出現。2016年初至今，世界經濟起伏不定，各國對可能發生的全球範圍內的經濟衰退也不再掉以輕心。其中，新興市場風頭不再，巴西與俄羅斯目前正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國等其他不少新興經濟體的GDP增速也放緩腳步，唯有印度還能保持在7.6%左右的高位。而對於發達經濟體而言，總需求不足與長期增長率不高的現象並存。

面對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今年以來談不上“亮眼”的經濟表現，各大機構未雨綢繆，頻頻發出對當前經濟走勢善意的提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今年年初就表示，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將“令人失望且不平穩”。IMF在7月19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中指出，英國脫歐導致經濟、政治和制度的不確定性使世界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上升，預計今年、明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1%、3.4%，均較今年4月預測下調了0.1個百分點。

無獨有偶，世界銀行（WB）也在今年6月將全球經濟的增幅從年初預測的2.9%下調至2.4%。世行給出的下調理由是，發達經濟體增長滯緩、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迷、全球貿易疲軟和資本流動日減。

“這種增長滯緩的局面，凸顯出各國實行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極貧人口生活的政策具有極端重要性。”世行行長金墉說，“經濟增長依然是減貧最重要的驅動器，因此我們非常擔心出口大宗商品的發展中國家由於大宗商品價格低迷而出現增長大幅放緩。”

科技創新層出不窮

面對各方對全球經濟增長低迷的憂心忡忡，當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手段施展的空間被證明不斷縮小且副作用出現時，加大創新的公共投資不僅有利於刺激短期需求，還有利於提升長期增長的潛力。

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劉宏松看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和世界經濟增長乏力正是中國提出創新增長方式的背景，“只有創新才能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動力，也只有發展理念和體制機制方面的創新才能使更廣泛的群體獲益，實現包容式發展。”

朱傑進告訴本報記者，“‘創新增長方式’這一議題在中國國內的牽頭方是科技部，就是強調要在實體方面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不是像之前依賴政府的刺激政策。尤其是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增發貨幣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現在很難再去維系。”在朱傑進看來，“創新增長方式”所尋求的世界經濟增長新動能，只可能來自實體經濟，比如工業革命、科技創新等。

2015年11月最新版的《世界知識產權報告》（WIPR）顯示，在過去300年中，卓越的技術突破幾乎觸及了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並促使世界經濟轉型。目前具有突破性潛力的三項技術分別是3D打印、納米技術和機器人工程，報告還設想了創新驅動型增長的未來前景。

的確，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歐洲都先後高調宣布重振制造業的山河。工業制造業一直是發達經濟體的強項，這些國家要回歸制造業，不可能走老路。從《重整美國制造業框架》、《構築英國的未來》、《面向光輝日本的新成長戰略》，到更加著名的德國工業4.0計劃，不難看出，發達國家重振制造業走的是大幅提高科技含量、提高產品附加值的新路。大規模使用機器人就是發達國家欲通過創新走出經濟低迷現狀的一種嘗試。

2016年版的《美國總統經濟報告》有史以來第一次將機器人列為了報告的關註對象。這份435頁的報告認為，盡管機器人的出現無可厚非地會帶來失業風險以及隨之產生的焦慮情緒，但是機器人能顯著提升生產力和勞動力增長，占到美國10%的GDP增長和16%的勞動生產率增長。

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工業機器人銷售總額達到創紀錄的24.8萬個，與2014年相比出現12%的增幅。IFR認為，這一銷售的趨勢短期內不會終結，甚至預計在2018年會有230萬個工業機器人出現在全球各地的工廠。

3年內工業機器人數量幾近增長10倍的背後，是對傳統人類勞動力的變革。美國銀行的數據顯示，機器人焊工的價格已從2005年的18.2萬美元，降到2015年的13.3萬美元，但精密性一直在提高。

一邊是機器人價格的下降，一邊卻是傳統人類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在美歐和日本的汽車制造業，雇用機器人焊工每小時只要8美元，而雇用人類的時薪卻要25美元。難怪，有分析人士感慨：當使用機器人的代價比雇用人類便宜15%時，全球經濟的重要轉折點已悄然到來。

而在2016年，VR（虛擬現實）技術的走紅，已成為下一個經濟增長的潛力。從Facebook一擲20億美元收購Oculus，到谷歌推出Daydream VR，VR熱度一路飆升，各大互聯網巨頭紛紛布局這一市場，試圖從中分得一杯羹。

高盛的一份報告顯示，鑒於VR技術對醫療、交通、教育、旅遊等與人類生活相關行業的改變，到2020年，VR直播用戶數量有望達到2800萬人，行業的營收規模有望達7.5億美元。而且，隨著技術的不斷成熟、平臺的不斷擴大，VR技術的經濟和社會價值有待進一步釋放。

創新鴻溝待彌補

不過，在一片大好前景中，創新遇到的瓶頸無時無刻不提醒著我們，通向創新之路並不好走。目前被稱為“網紅”的創新VR技術以及已在生產實踐中廣泛運用的機器人技術，要完全釋放潛在的經濟價值，必須突破當前的瓶頸。就VR技術而言，商業開發仍處於初級階段的最終原因還是缺乏內容的開發。高盛的報告稱，VR技術迅速跳出小眾市場走向大眾，年營收最多可以達到1820億美元。考慮到該產業可能要花費一定的時間解決延時和其他技術問題，即使按最慢速度預測，到2025年時VR和AR（增強現實）的年營收也有230億美元。

如果說，表面的技術障礙假以時日一定會被攻克，那麽深層次的創新瓶頸卻是各國希望在盡享創新紅利之前必須邁過的坎。

創新離不開背後各國政府的支持，至關重要的就是科研領域的創新投入。今年8月15日最新發布的《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通過對比經濟危機前後各國對創新的投入發現，危機後的創新投入不是穩健向上的。其中，2009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研發支出在2010年增長3.7%，2011年增長5.3%。2012年增長略微放緩，為4.3%，但隨著信心增加，2013年增長達5.2%。但是，2014年呈減弱態勢，全球研發增長4.1%。

報告認為，這是由於巴西、南非等發展中經濟體創新投入減少，發達經濟體研發預算趨緊的疊加效應。經濟危機影響，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對研究經費進行了大幅削減，不過，好在私營部門對科研投資的熱情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政府在公共支出領域的削減。

細分國家而言，這場全球範圍內的創新投入分布並不平均。從黃皮書的排名分布情況看，創新競爭力較高的國家主要為發達國家，美、英、日、德、加、韓、法、澳、意全部處於第一方陣和第二方陣，反映了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較好，其創新投入、創新人才資源和創新制度環境的優勢。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Francis Gurry）每年都參與“全球創新指數”（GII）的制定，他對創新資金投入乏力與創新鴻溝並存的現狀頗為擔憂：“創新需要持續的投入。在2009年危機之前，研發支出每年增速約為7%。2016年的GII數據表明，全球研發在2014年僅增長了4%。這是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高收入經濟體研發預算緊縮的結果，這一點目前依然值得關註。”

此外，制度方面的約束也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創新對經濟活力的激發。

GII指數涉及的128個國家中，拉美是一個重大的創新潛力尚未開發的地區，即便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進入“創新成就者”行列的國家比任何其他地區都多。在拉美，尤其是巴西，已經進入了經濟動蕩期，克服短期的政治和經濟制約、增強長期創新承諾，非常重要。

反觀已連續6年在全球創新能力排名中居第一的瑞士，雖然國土面積不大，但創新意識滲入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今年4月，瑞士聯邦主席約翰·施奈德-阿曼（Johann Schneider-Ammann）應邀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時，分享了瑞士創新的秘密。在他看來，創新是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進步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政府需要創造一種鼓勵創造性活動的環境，除了高質量的科研機構、充足的研發投入、人才輸送等，政府還需要學會放手，讓民營領域的企業家精神發揮主導作用。

朱傑進認為，“創新增長方式”除了在科技層面的創新外，還要強調治理模式、體制機制、商業模式的創新等。“總體來說，這一理念強調回到實體經濟本身、市場本身。畢竟，如何使得更加微觀的經濟主體發揮能動性，很大程度上還是涉及到經濟制度性的改革。這與國內目前主導的供給側改革、結構性改革還是吻合的。這是從供給的角度來尋求經濟創新的活力，而不是簡單地擴大需求、超發貨幣等。”

全球經濟複蘇還是要“多箭齊發”

在全球經濟增速乏力的情況下，不難理解創新被寄予如此厚望。“舊有的增長戰略限於財政或者貨幣政策，這一戰略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還是非常管用的。目前來看，我們需要的是結構性的改革，為21世紀的增長鋪平道路。比如，去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使所有人的行動都能更為便利，為中小企業以及年輕的創業者提供良好的環境；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工人的就業等。”柯頓說。

此前，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吹風會上表示，制定創新增長藍圖是G20杭州峰會力爭取得的十大成果之一。“這份藍圖不僅將為世界經濟增長找到新的強勁動力，還將在創新、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各領域制定一系列具體行動計劃。我們將努力做到有理念、有行動、有機制，共同為全球增長開辟新路徑。”

 2015年11月15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舉行的G20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題為《創新增長路徑 共享發展成果》的重要講話。

在柯頓看來，習近平主席力推構建“創新的世界經濟”也有細節可循：比如中國加大對科技的重視；從國企轉型，強調新的商業模式；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視；激活創業者的活力；提倡數字經濟的發展；通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生產率等，都是中國正在努力為自身經濟發展與其他國家協同發展創造“創新型”的環境。

針對具體的創新增長方式，劉宏松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除了中國官方給出的解釋，（創新增長方式）包括科技創新、發展理念、體制機制、商業模式等方面以及結構性改革外，可能還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

至於目前G20各成員國對“創新增長方式”的反響，朱傑進認為，“G20各成員國經濟複蘇的階段不一樣，遇到的經濟困難不一樣。現在‘創新增長方式’還只是原則性的藍圖，起到倡導的作用。”

“不過，在G20中，各方的共識是要使用所有的政策工具來推動經濟增長，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還有結構性改革。其中的因果關系或者優先順序怎麽排列，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給出不同的答案。”朱傑進表示。他以美國為例，美國就認為當前還有財政政策調節空間的國家就要發揮更大作用。所以，美國還是更加依靠財政政策，擴大投資、積極的財政政策，而不是結構性改革。

朱傑進表示，無論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還是結構性改革，各方的共識最終還是體現出來：為了尋求經濟複蘇，勢必要遵循“多箭齊發”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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