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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催收步入拐點期：如何做好呆壞賬的大生意？

2015年以來，銀行“不良”雙升，一系列與不良處置相關的政策隨之出臺，其中，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重啟不僅僅對傳統不良處置行業影響深遠，其作用力同樣輻射到處置無抵押信用類不良資產的催收行業。

不久前，招行發行的“和萃2016年第一期不良資產支持證券”，入池資產全為信用卡個人消費類不良貸款，由此開啟零售不良ABS先河。

盡管對外封閉，但對內，催收依舊是個充分競爭且以民營資本為主導的行業，用業內人士的話說，這個行業門檻低，誰都可以進來，但並不是誰都可以活下來。

“目前催收行業到了一個微妙的時點，老方法會越來越不適用新形勢，尤其是這波‘不良’雙升後國家出臺的一些政策日後會給催收行業帶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整個行業進入瓶頸期，亟待轉型升級向上突破。”浙江某催收公司老板黃宇（化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十年一道坎

自2003年起步至2013年，催收行業經歷了十年黃金發展期，行業平均毛利超過50%，然而，2013年以後，催收行業此前唯一的客戶——銀行開始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以P2P網貸、汽車金融、消費金融等為代表的多種借貸形態快速崛起，催收公司的老板們越來越發現，環境變了。

黃宇在這個行業混跡十余年，在他看來，2013年是催收行業的一個分水嶺，前十年，銀行盡管是催收公司幾乎唯一的客戶，但由於市場上的外包服務提供商並不多，再加上銀行也處於“躺著賺錢的時代”，利潤豐厚，所以這個“甲方”對於催收公司的要求要比現在簡單的多，幾乎是將業務無償的委托給催收公司處理。

2013年以後，一波民間資本湧入催收行業，外包服務提供商的增加令市場雖然更加有序，但銀行也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並設計更多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以及更加豐富的委托方式，比如保證金繳納、競標等，導致委托門檻在無形中被提高。

一位業內人士在圈內透露，如今，甲方在委外招標時，會要求委外公司繳納一定數量的保證金，並給予委外公司一個清收金額的限定範圍，如果達不到這個範圍，委外公司就可能不但收不到服務費，甚至還會損失保證金。

另外，銀行也越來越重視自身的商譽保護，並以此嚴格規範催收公司的業務行為，本報記者從業內獲取了一份銀行與催收公司之間簽訂的《服務標準與要求》，其中，銀行作為甲方，要求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規定的過程中，不得有任何違反我國法律的非法行為或任何有損甲方商譽、名譽、經濟、財產的不當行為，包括但不限於脅迫、辱罵、騷擾、誤導、欺瞞債務人或相關第三人、侵犯債務人或相關第三人隱私權，如果出現違反此義務的情形，其後果由乙方承擔，並向甲方承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銀行通過有效回單率、回款總金額、客戶投訴率等因子來衡定催收公司的傭金，其中，不少銀行將客戶投訴率作為‘一票否決制’來要求催收公司，也就是說，只要被催收的客戶有一單投訴，那麽銀行就和這家催收公司終止合作。”廣州利溯企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偉峰對本報記者說，該公司同樣涉足不良資產催收業務。

另外，近年來隨著人力成本的上升，催收公司的經營成本也水漲船高。“成本在上升、利潤在下滑，專業性要求越來越高，但外部環境卻越來越差。”黃宇總結說。

黃宇所指的外部環境，主要包括信用環境和法律環境，“首先，信用類不良資產里面有個很大困局，就是中國信用環境的缺失，猶如一道鴻溝橫在行業面前，一旦信用體系建立起來，實際上可以作為催收有力的工具，另外，催收行業到目前為止，沒有相關的政策法規來界定它的合法性和作業的邊緣性，名不正則言不順。”他說。

“在亞洲的華人圈里，最早的催收公司於上世紀90年代初誕生於香港，那個時候叫資產管理公司，臺灣地區於1994年~1996年之間出現催收行業，中國大陸最早的催收公司誕生於2003年，而後，中國香港、臺灣地區相繼出臺規範催收行業的法律法規，並有明確的主管機關和行業管理辦法。”北京一諾融通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梁莊俊對本報記者說，比如，在臺灣地區，催收公司有牌照限制，催收從業者需拿到職業執照才能上崗。

“從國內的發展情況來看，整個行業亟待轉型升級，首先，就是要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設定主管機關，給催收一個名分，我們也在聯合業內領頭的催收企業，成立行業協會，形成自律組織，並通過自律組織的形式向國家督促相關的法律法規。”梁莊俊說。

悄然發生的變化

2015年以來，銀行“不良”雙升，一系列與不良處置相關的政策隨之出臺，今年5月，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重啟，不僅僅對傳統不良處置行業產生沖擊，其作用力同樣輻射到處置無抵押信用類不良資產的催收行業。

以招行發行的“和萃2016年第一期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為例，入池資產全為信用卡個人消費類不良貸款。“零售不良ABS的核心的就是交易結構的設計和不良資產的處置，而作為處置工具，催收也是重要的一環，而且，這種ABS產品對催收公司的回單率、回單金額要求更高，更專業，ABS的大幅推進會促進整個行業的發展。”黃宇說。

另外，零售不良ABS也令行業看到零售不良資產轉讓有破冰的跡象，“據我所知，業內正在推動信用卡不良資產的轉讓，如果轉讓市場松動，對於催收行業是重大利好。”黃宇說。

根據2012年財政部、銀監會印發的《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的通知，個人貸款類(包括向個人發放的購房貸款、購車貸款、教育助學貸款、信用可透支、其他消費貸款等以個人為借款主體的各類貸款)的不良資產不得進行批量轉讓。

這麽多年來，國家一直沒有放開此類零售不良貸款的轉讓，在不良資產證券開啟之前，銀行批量處理此類“不良”只能通過催收的方式。

去年，全國政協委員馬蔚華的“兩會”提案呼籲，允許金融機構向非資產管理公司開展不良資產轉讓業務，放開金融機構對零售類不良資產進行批量轉讓的限制。

在內外環境均發生改變的情況下，整個催收行業也出現了細微的變化。變化之一即為“互聯網+催收”模式的出現。

“零售類不良資產具有小額、分散、量大、權屬清晰的特點，這些特點與互聯網非常契合，互聯網手段也會令催收變更高效、更便捷。”黃宇說。

變化之二就是細分領域的出現，“5萬元以下的欠款，可以通過電話催收實現，5萬~10萬元的欠款，可以通過‘電話催收+外訪催收’實現，而一旦欠款金額超過10萬元，那麽，這兩種手段就會借不上力，催也沒用，債務人已經無力償還。”何偉峰對本報記者說。

“所以，從去年開始，我們提出‘債務醫生’的理念，”何偉峰說，“針對欠款金額超過10萬元的借款客戶，我們的著眼點在於債務重組，通常的解決方式是和債權人協商，減免債務人的部分本金和利息，同時，註入一筆新的資金給債務人用以解套，並以債務人自身的能力通過銀行為其找到適合的貸款產品，從而解決其債務問題。”

“這種方式也適合民間大額借款，尤其是三角債，而且債務人實際上具有還款實力，但需要以時間換空間。”他說，個人債務重組和企業債務重組有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同之處。

“我們註入1元錢，相當於幫債務人解套3元錢，當然，我們要收取每月1個點的手續費。” 何偉峰說。

黑客定位，艾滋催債隊上陣……誰在搶奪萬億催收江湖

一本財經 2016-10-26 10:59

本文由微信公號“一本財經”（ID：yibencaijing）授權i黑馬發布。

這幾年，銀行壞賬率年年攀升，網貸行業大洗牌，大量壞賬出現。

經濟進入下行周期，不良資產就呈現逆周期繁榮，直接導致後端的催收行業，變得炙手可熱。

然而催收江湖，深不見底。

這里已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前端，黑客收集欠債人的數據，只需400元，就能實時定位；

中端，電催員先通過電話、短信“溫柔”告知後，就使用“呼死你”等軟件，打到欠款人手機癱瘓，甚至給欠款人所有的親朋好友打電話；

而後端，“帶著大金鏈子，滿身紋身”的人，潑油漆、把欠款人拉進面包車“囚禁”，甚至組建了艾滋病催債隊，進行“高壓心理戰”。

這個逆勢繁榮的催收行業，已呈現極端扭曲、可憎的一面。一直呼喚的“文明催收”、“綠色催收”，在高額的返傭面前，變得細若蚊蠅……

黑客前哨

黑客小邢，給自己註冊了一個“私家偵探”的網名，混跡在各大催收群中。

這個90後的年輕小夥，每個月靠給人提供催收數據，月入十萬。

“我這叫信息修複”。小邢用一個高級的詞匯，包裝自己的業務，說白了，就是利用“社工庫”和一些黑客手段，對人進行隱私信息獲取。

所謂的社工庫，是大量外泄的用戶隱私數據集合地，也是黑客常用的“數據共享庫”。

只要客戶提供欠債人的電話號碼、姓名、身份證號，小邢就可以查到對方新換的電話、住址、公司，並可以實時定位。“價格很美麗，只需要400元”。

實時定位，這個聽起來像只在科幻電影才會出現的鏡頭，小邢卻輕易可以做到。

他做了一個演示，拿到一個陌生的手機號碼，很快就能知道對方的位置，甚至行動軌跡。

小邢的操作邏輯是，只要拿著用戶數據，去社工庫“滾一輪”，很有可能就知道對方常用的用戶名和密碼，登陸一些可以獲取定位的應用，就能知道對方位置。

他通常用於獲取對方定位和地址的應用，多為生活類應用，如餓了麽、美團等。

除了定位，如果運氣好，還能獲取對方的淘寶賬號、支付寶賬號，“雖然不能轉走資金，但卻可以得知對方是否有還款能力”。

小邢在此之前，只是一個“私家偵探”，偶爾幫別人查查開房記錄、背景調查，生意很清淡。

這兩年，催收行業的火熱，讓他收入大幅度增加。“大部分，是P2P公司，也有消費金融、信用卡還款，還有追查攜款潛逃的公司老板”。

而像小邢如此，專門在市面上提供“信息修複”的黑客還有很多。

在各大催收群中，眾多類似的工作室招攬生意，會根據獲取信息量的多少，收費300到800元不等。

“催收行業最大的痛點，就是找不到欠款人了，我們提供的服務，是剛需”，小邢對這份在多金的行業的工作甚是滿意，認為“合情合理”，“我幫人找到欠債不換的老賴，這不是做好事嗎？”

這幾年，經濟出現強烈的下行信號。

7月，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於學軍，在一次論壇上第一次透露了一個數據：截止今年5月，中國銀行業不良率突破2%。

而網貸行業，因風控遠不如傳統金融機構，多位業內人士透露了“行業機密”，網貸行業的壞賬率，高達12%。

零壹研究院報告顯示，2015年國內不良資產整體規模可達3.5到5萬億元。隨著經濟形勢下行，這個數字，還會以每年10%的速度上升。

雖是經濟下行結下的苦果，但是這顆苦果，卻形成了萬億級別市場，並催生了火熱的催收產業鏈條。

受益者，遠遠不止黑客的黑產鏈條。

電催門道

所有的催收業務，通常分為兩個部分完成。

從溫柔到高壓，就是一場心理攻防戰。

第一個階段，就是電話提醒，行話叫“電催”。

最開始會溫柔的發一條短信，提醒“用戶逾期”，如果依然未還，就會電話提醒。

催單俠的CEO李曉煒稱，90%的逾期用戶，都是不小心忘記了，會在提醒後還款。然而剩下的10%，要麽沒有還錢能力，要麽就是惡意欠款。

戰爭開始打響。

“我一天會給同一個客戶打20個電話，反複提醒，如果他不接電話，或掛斷，我會持續打”，林程是一家P2P公司的電催專員，他們有一整套的“話術手冊”，應對客戶的各種推諉和拒絕。

然而，如果溫柔催收無效後，高壓手段就開始出現。

林程說，他們會在市面上購買一些“呼死你”軟件，通過網絡軟件持續給欠款人撥打電話，“直到對方手機癱瘓”。

這還不是最黑暗的招數。

“我們會給他的親朋好友，甚至前男女朋友打電話，讓他身邊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欠錢”。

而這些聯系方式，是如何獲取的？

實際上，大部分借款的APP，都會“讀取通訊錄”，如果是安卓手機，會悄悄隱藏完成操作，如果是蘋果手機，只要不通過，“通常是無法完成借款審核的”。

而通訊錄上的聯系方式，就成了後期催收的有力武器。

林程透露，借款金額不高的用戶，都會在公司給朋友施壓後還錢，“實在丟不起那個人”，然而對高額欠款的人，催收效果則大打折扣。

暴力施壓

電催失敗，催收便進入到第二個階段：上門催收。

高額欠款者，成了暴力催收的搶食之物。

“5萬之下的催收，通常催收員上門正規操作，就有可能催回；而5萬之上的市場，則被各地的黑社會壟斷”，李曉煒稱。

通常，到了需要上門催收的地步，一般都是逾期3個月以上，經過多輪“電催”清洗的單子。

也就是說，剩下的都是最難啃的骨頭。

大部分的公司都將這些壞賬放棄，願意支付高額的“提成返傭”，多少有點死馬當成活馬醫的心理。

行業通常的做法是，要回來多少錢，就可從中提成50%，有些甚至高達90%。

如果按照最低的5萬來算，一個單子至少可得2萬多。

這個價位，已足以讓一些人鋌而走險。

李曉煒帶著催收員正常上門催收的時候，經常可以看到欠款人家門口被各種血紅的大字塗滿：“還錢”、“殺”，甚至一些“不堪入目的臟字”。

李曉煒還了解過行業中一些極端的做法：直接將欠款人拖上面包車，帶到一個偏遠的地方或小賓館，“不打電話叫人來送錢，就不放他回去”。

而有一些平臺，專門給這種難啃的骨頭“找消化渠道”。

他們進入各大催收群或催收論壇，去收購這些難啃的不良資產，再分發給各個地方的“地頭蛇”。

“涉黑領域的利潤很高，可能10萬收進來，能追回來100萬”，某平臺的負責人稱。

實際上，暴力催收的回收率，要遠遠高於正常催收。

“這些逾期3個月以上的單，正常催收的回收率是5%到7%，而暴力手段，可以到30%以上，但時間周期也會很長”，李曉煒稱。

某催收團隊提供的催收回收率顯示，利率低於24%的貸款，180天的催收周期，最高可高達86%；而利率高於24%的貸款，180天催收周期，最高可達48%。

對他們來說，絕非上門一次就能催回，需要不斷施壓。

艾滋催債隊

在極高提成的利誘下，一些極端的手段也開始出現。

日前引起公憤的“裸條”事件，就是其中一種。

色情還不是最為極端的手段，一群艾滋病組成的催債隊，已將業務發展到大江南北。

一本財經記者找到了39歲的陳田紅，很難想象，這個身高不到1.7米的幹瘦男子，是百人催債隊的領袖。

他的隊員，都是艾滋病人，並由他一手調教。

大部分隊員都是村民，90年代血漿生意興起時，他們賣血養家而患上艾滋病，生活清苦，靠催債養家糊口。

他還特別訓練了一支幾十人的娘子軍，她們的年紀都是四五十歲左右，他叫她們“嫂子”。不論什麽場合，“只要看見我的食指豎起來，這是一個暗號，她們就立馬上去撓人”。

陳田紅有一只專門接待客戶的業務手機，鈴聲一響，他就知道生意上門。

他幾乎來者不拒，最火紅時，一年能有上百個單子，他的標準是“不殺人放火、不觸犯法律”。

久經沙場後，陳田紅已總結出完整一套“催債方法”。

前幾年，湖南一個大老板欠了巨額欠款，他帶領十幾個隊員闖入老板辦公室，亮出小紅本，其威懾力，“比啥證都好使”，所有的人像避瘟疫一樣縮到一邊。

實際上，小紅本是艾滋病醫療救治辦公室發給患者的，相當於艾滋病人的“身份證明”。

隊員們往辦公室里安靜一坐，拉出“欠債還錢”的橫幅，就如一個毒氣場，所有人繞道而行。

最開始，保安還會上來驅趕。隊員們作勢，卷卷袖子。保安就不敢再往前一步。“就算他們再忠心，也不會為了老板命都不要”，陳田紅說，“這就是一場心理戰，我們在這里一坐，所有人的心理壓力一點點增加”。

有些隊員還會不定期“佯裝”發病，在地上打滾幹嘔，口吐白沫，“周圍的人嚇得臉色慘白”。

他們幾乎成了大老板的“貼身人”。老板上車，他們一前一後站在車頭車尾，車紋絲難動；老板走路，他們就一左一右緊夾兩側，微笑有禮卻打罵不走。

大老板避瘟疫般逃到外地出差，幾天後他下飛機回來，卻看到陳田紅已帶了兩個隊員來“接機”了。陳田紅迎上去，嬉皮笑臉說：“老板，我們來接您了，您辛苦了。”

他很享受地看到，老板眼角耷拉、嘴角抽搐。

陳田紅幾乎斷言，沒有兩天他們就可以收工了——這種表情他看過太多，這是思想高壓已達到頂峰時的面部扭曲。

果不其然，兩天後，他們每個人拿著兩三千的傭金，坐火車返鄉。

而像陳田紅一樣的催債隊，在全國並不少見。

在各大催債論壇上，都能看到雇主四處詢問：“哪里可以聯系上艾滋病催債隊？”也有艾滋病人自己在論壇和群里攬活。

實際上，大部分艾滋病催債隊處於食物鏈的最下端，分的錢並不多，完成一單，一個人兩三千不等，而像陳田紅這樣的領隊，則相對多一些。

通常是，一些接到活的黑社會，再來找他們作“獠牙”。

陳田紅喜歡自己去談生意，“和黑社會合作，他們會拿大頭，只吐給我們一點殘渣”。

本是弱勢群體的他們，將自己活成了洪水猛獸，裹挾到催收江湖中——通常他們是最低端，卻最危險的棋子，也是最後出招的“殺手鐧”。

草莽江湖幾時休？

“在中國，催收、私家偵探這些職業，都不合法”，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劉維鶴稱。

然而，這些職業卻勃勃發展，並形成完整的產業鏈。

一年前，一家名為上海一諾銀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公開轉讓說明書，企圖登陸新三板，迅速引起業內嘩然。

一諾銀華實質上，就是一家催債公司。

原本一個從事灰色行業的公司，即將登上官方的融資渠道，也預示著，催收行業確實是剛性需求，在市場的公開爆發，已然呼之欲出了。

盡管是混沌之地，但這里確實遍地黃金。

原動天的CEO殷賓稱，稍微優質一點的不良資產，第二年就可以利潤“翻倍”，利潤非常可觀。

比如，100萬的不良貸款，平臺花10萬購買下來，只要找到老賴，和他商量，還20萬，就再也不會有人來催債、騷擾他，債務一筆勾銷。

如此，就實現了利潤翻番。

在一諾銀華公開轉讓說明書里顯示，他們逾期欠款的催收服務，主要通過電話提醒、上門外訪等方式展開；催討過程全部錄音，並將電話、上門及信函等多種催收方式完整記錄，形成完整記錄留底。

李曉煒也在試圖將5萬之下的消費金融貸的催收“標準化”，對催收員進行定位，統一管理，並全程錄音。

一些互聯網平臺，圍繞不良資產和催收，開始了創業之路，試圖在混沌的淤泥中，掘出黃金。

經歷過草莽的生長期之後，行業又在自律中緩慢推演。

這是一個充斥著黑色、血腥、骯臟的江湖。

這里和利益進行殊死博弈，所有的人，驅利而動，人性最惡的一面，都在這個混沌江湖，被激化放大，甚至扭曲。

利益的驅動下，黑客、黑社會、甚至艾滋病人，每個角色都成了利益環的一個極惡棋子。

催收的江湖，有刀光劍影，有暴力血腥，也有亂中建序。

一邊是野蠻生長，一邊是行業自律——這里也是一正一邪的戰場。

（註：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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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貸的黑暗秘密：用戶數據隨意倒賣，催收員幫你借錢

一本財經 2017-03-06 12:13

本文由一本財經（微信ID: yibencaijing）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薄珂 零和。

從2015年開始，消費金融一個重要的分支開始強勢崛起。

現金貸正在以熊熊燎原的趨勢，席卷而來，一二線城市以線上為主，三四線城市以線下為主，幾乎侵襲中國所有角落。

為了獲得流量和客戶，某些平臺正用一些“黑暗法則”野蠻發展：數據倒賣分單、強制逾期、催收幫你借錢，壞賬全聽指揮……

而一切的不正規，正在推動行業出現高危信號：一人多貸，正在成為普遍現象。

這個利滾利的遊戲一旦開始，大部分人都深陷黑洞，難再轉圜，直到崩盤。

誰又來為這場虛華買單？

01 獲客之戰

“采購用戶數據，然後電話銷售，這樣能快速入門”，90後毛文兵，剛成為一名線下貸款門店的銷售員，老前輩們，給他傳授了一套速成經驗。

在各大信貸員的QQ群里，用戶數據被隨意販賣。一份上萬用戶的數據，只賣200元。

毛文兵嘗試買了一份，用戶全是真的，但被信貸員反複“清洗過”，價值榨取殆盡，“很難再撈”。

毛文兵開始明白，一手的數據更有價值。

他開始去和各小區的物業人員“頻繁接觸”，並用各種利益誘餌，讓物業將業主數據出售。

等他“洗”了一遍，再丟到群里反複賣，“一份要價一兩百”。

而數據的買賣，在現金貸行業早就是公開秘密。

“大公司都是高層集中采購”，入行好幾年的王俐說，每月，公司總部就會下發一份“客戶數據表”，讓大家電銷。

除了數據買賣，毛文兵也吸取了一些“傳銷”精髓。

他找了一群“廣場舞大媽”，將其發展成為下線，只要介紹成功一個客戶，就給大媽們500元的紅包。

大媽們也確實給力，每個月都能給他拉來好幾單。

這些小聰明手段，被信貸員玩得爐火純青。

實際上，分單才是讓從業者迅速暴富的“高段位”玩法。

“比如一個客戶想借10萬，但我們平臺上只能借5萬，剩下的5萬，我就給其他同行，對方的提成，再分我一些”，王俐稱，這就是“分單”。

因為“分單”訴求，信貸員們極為抱團。

他們成立了大量的微信和QQ群，一旦有大額的單子過來，就在群里“分單”，公開銷售。

只要一有空余時間，毛文兵就會緊盯群或一些“搶單”平臺，去“奪標”。

一般分單的提成，是兩個業務員“對半分”。

如果是一個手上有大量用戶的中介，議價能力則更強，可分到“6成”甚至“8成”。

用戶的數據就如獵物般，在各大平臺上被信貸員搶奪，並將利益榨取殆盡。

“借錢一年後，每天還會接到騷擾電話，接通就問，貸款不？”某用戶稱，他為此不得不換一個手機號。

“誰知道他哪天就有新的貸款需求了呢？”毛文兵稱。

一旦借款，很多用戶的數據，會持續被信貸員們啃噬、榨取。

02 流水之謎

線下的買數據、分單，都是為了搶奪客戶。

而線上的平臺，為了獲取急速流量，打法也極其粗獷。

“線上獲客貴，要極力榨取每一個客戶的價值”，資深從業人員馮秉稱，核心邏輯是對的，但目前行業內一些平臺的做法，恐怕就有點見不得光了。

用戶陳新強曾在一些現金貸的APP上“測試”自己“信用額度”，“結果剛填完資料，錢就直接打到我的卡里了”，他認為，這屬於“自行放款”的行為。

而和陳新強類似經歷的消費者很多。

“我申請1600，他給我不聲不響的放了4000在卡上。”一位用戶稱。

而這核心的區別就是，是否有一個“確認”環節。“我測試過上百款APP，不少沒有確認環節”，陳新強稱。

馮秉稱，很多平臺刻意在規則設置上，布下“陷阱”，目的就是“不放過一個優質客戶”。

陷阱之後，還有陷阱。

現金貸平臺上，什麽樣的用戶是最優質的？

不是按時還款的，而是每次都會逾期一段時間，但最後還會還款的用戶——這和信用卡“優質用戶”的邏輯，是一致的。

“強制逾期”，成了現金貸急速獲利另一項劍走偏鋒的伎倆。

“到了還款日，感覺平臺一切都失靈了”，陳新超稱，他綁定自動還款的銀行卡里明明有錢，不扣款；主動把錢打過去，居然收不到驗證碼；給客服打電話，提示音一直是“請耐心等待”。

直到逾期一周後，平臺各項功能“神奇般”自動恢複了。

“一些小的平臺、野蠻發展的公司，在早期確實使用這種方式吸金”，馮秉稱，這一度讓一些小平臺急速做大，盈利。

而不主動“提醒逾期”，也是很多平臺心照不宣的方式。

馮秉稱，很多平臺會在逾期三四天之後，再發送短信，“這樣可以收取更多的逾期金”。

在“吸金”的邏輯下，用戶只是魚肉，被部分平臺設置的陷阱，切割榨取殆盡。

03 催收規則

“正常的通過率，是20%-30%，但大部分時候，通過率要聽指揮”，90後女孩何霓在一家現金貸平臺擔任信審員，她有時候覺得自己，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職位。

“很多單子都是可放可不放的，但上面領導說這個月要流水，那就別猶豫，過！”

這個“聽指揮”的時間，一般會發生在下半年，“因為到年底的時候要給投資人交成績單，壞賬太多不好看，放量把分母做大，把壞賬率沖淡”，何霓稱。

西安小夥海波，已在幾十家平臺上借過錢。

他覺得大多平臺的風控，形同兒戲：“一家平臺的審核人員問其他平臺借過沒，我說借過，他讓我截個圖發過去，看了一下，就放款了。”

藍領貸在最開始的貸款規則中規定，需提供另外一家現金貸審核通過的截圖和賬號。

“藍領貸的審核人員登錄到其他現金貸的界面中，查看截圖屬實後，才通過審核”，多位曾在藍領貸上借款的用戶稱。

後這家現金貸公司多次交涉後，藍領貸才修改了規則。

就因為風控如兒戲，所有的壓力和風險，就推到了後端催收。

小額現金貸一般金額並不高，大多在500到5000之間。對於這樣的一個金額數，催收可以用的手段，並不多。

上門催收、起訴，這些傳統催收方式，都不適應於小額現金貸，“因為成本太高，催回來的錢，還不足以覆蓋成本”，某平臺催收的負責人羅曉慶稱。

而小額現金貸的核心催收方式，就是“轟炸通訊錄”。

幾乎所有的APP端借款，都會蹦出一個頁面“是否同意該應用訪問你的通訊錄”，如果你選擇否，借款就很難通過；而一旦你選擇同意，通訊錄的所有聯系方式，就被APP獲取。

獲取這些數據的核心目的，就是為了催收。

一旦逾期，催收人員就會給你通訊錄所有的親朋好友，甚至前男女朋友打電話，“廣而告之”你欠錢。

“這還算溫柔的方式”，羅曉慶稱，怎麽利用通訊錄，是一門學問。

“我是誰誰，因欠700元無力償還，打算賣自己肉體換錢，認識的打折，望朋友嘗試我的服務。我的電話是xxxx”，逾期數天後，芳芳的通訊錄的所有人，包括父母，都收到了這樣的短信。

“為了700元，就可以踐踏一個女孩最重要的清白了嗎？”芳芳很多朋友都給她打電話來問怎麽回事，到最後，她連電話都不敢接了。

海波的所有聯系人，也遭到同樣的對待。催收人員甚至將他的姓名，身份證，住址等信息都公布出來。

震驚一時的裸貸之後，催收平臺“文明”多了。主要靠短信、電話，即便上門催收，平臺方也會要求催收人員全程錄音。

此後的催收策略，從強硬開始慢慢轉為“懷柔”。

芳芳欠了一家平臺的錢，逾期利息上千，催收員說：“你今天還完，截圖給我，我返現100紅包給你。” 

而這還不是最核心的手段。

“最有效的，是幫欠款人去其他平臺借錢”，羅曉慶說。

羅曉慶的催收部門一共12人，每天早上，大家都集中一起開會，“情報員”在會上公布收集情報：哪個借款平臺最近風控比較松，哪個平臺正在沖量等。

培訓之後，就馬上給借款人打電話，“幫助他們去其他平臺薅錢，先還我們平臺的”，羅曉慶讓催收員手把手教導借款人，信息湊不全的，就幫他們偽造文件，偽造信息。

靠著這個方式，羅曉慶每個月都能超額完成任務，回款率高達80%。

“現在，催收能力開始成為各個平臺的核心競爭力”，松禾遠望基金合夥人田鴻飛稱。

而這些手段，卻將行業推入深淵。

04 高危信號

不論是分單，還是催收員幫助借款借錢，其本質上，都是試圖將危機延後，“只要不是我們做接盤俠，就好”，羅曉慶稱。

一個人在多個平臺上借款，借新還舊，是極其高危的信號。

拍拍貸借款9000塊，現金巴士1000塊，信而富1400……海波借過的平臺，已多到他記不全了。

最開始，他從新出現的平臺上，不斷借錢，償還舊平臺的錢。

但從2016年3月開始，他的“借新還舊”的鏈條開始崩裂。

利滾利，逾期費用太高，即便瘋狂借款，他連利息都還不起了。

如在一個平臺上4000元的借款，已滾到了9726元。

一個平臺上的借款1400元，滾成了2593.68元。

海波儼然已成為一個債務奴隸。

頻繁的催收電話和短信群發，讓他瀕臨崩潰，也被迫換了幾份工作。

好幾次，催收電話打到公司，老板找他談話，勸退了。

海波只能繼續找工作，上班、拼命賺錢、還錢。

這是他所有的生活軌跡。

到了現在，每天光是逾期費和利息，都有幾百元，他一個月只能掙3000元，不吃不喝連利息都還不上。

“救救我”，海波在四處求助。但這似乎是一個死局，毫無破局之處。

一本財經在《嗜血現金貸》中揭露，行業年利率近600%，人死才能債清。

當各個平臺上的利息開始積累，會將人完全壓垮。

有媒體曾統計過，目前小額現金貸的“複貸率”（重複借貸）已超過60%，部分平臺已達到80%。

從美國的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高危信號的殺傷力。

在2005年，美國4個州的數據可看出，90%的貸款，都流向了5次借貸行為以上的用戶；62%的貸款，流向了有12次借款行為以上的用戶。

很多人一旦開始使用小額現金貸，將很難停止——不停借貸，償還利息，陷入長期的債務危機陷阱中。

根據皮尤中心的數據，美國現在有1200萬名這樣的短期借款人，這其中，有四分之三拿不出一千美元應急。

當時媒體集中報道了一位名為“戈登·馬丁內斯”的美國父親，曾靠發薪日貸款解一時燃眉之急，500美元借貸，利滾利，暴漲為4千美元。

也因此，他失去了一切，家庭也沒有保住。

在美國，媒體曾大量曝光這些“家破人亡”的悲慘故事，從而引發了全國對小額現金貸的審判。

“提前消費的概念是好的，但是需要有個度”，馮秉稱，這個度，就是合理規劃財務，如果過度消費，就會陷入債務黑洞，再難轉圜。

“一哄而上的結果，必然是一哄而散之後，留下一地雞毛。”網貸協會秘書長郭大剛稱。

郭大剛“堅決反對開展現金貸業務”。

他認為，在中國當前缺乏征信服務基礎設施的前提下，現金貸業務無法確定資金使用場景，無法解決多頭負債帶來的過度借貸問題。

“由於互聯網的外部性，導致借新還舊的龐氏騙局，崩盤只是時間問題”，郭大剛稱。

而短期來看，債務風險還不會立即爆發——因為不斷有新平臺崛起，人們可以從新渠道獲得資金，延後了“崩盤”時間。

也正因為此，小額現金貸暫時沈浸在現世的繁華與迷霧中，難以看到前路莫測。

但這個行業，有一條崩潰的“死線”，當大部分用戶的利滾利遊戲無法再繼續時，“行業大劫”就不再久遠。

誰又將為這個繁華一時的遊戲買單？

很多從業者都明白，如果行業持續野蠻發展，最終的結局是崩盤。

但所有人依然蜂擁而至——是因為那一絲僥幸，“誰說我就會成為接盤俠？”

只要在這一波欣欣向榮的浪潮中，掙到錢就好。

這和炒股的投機邏輯，不是一致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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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貸公司魚龍混雜 催收手段花樣翻新

相比銀行貸款一般要求抵押物、獲得難度較大，民間借貸和高利貸的利率成本又過高，小額貸款公司因其主要發放小額無抵押貸款，貸款利率也限定在年利率24%以內，而為小微企業融資提供了另外一條路徑。

然而，第一財經1℃記者調查發現，盡管按規定，小貸公司須經地方金融辦等主管部門批準開展業務並受其監管，但事實上，不少未經審批、不受監管的民間借貸組織隱匿其間，魚龍混雜，真假難辨;一些小貸公司高息放貸等問題也並不鮮見;正規經營的小貸公司則受到融資限制等政策層面約束，加之缺乏有效的風險控制，難以適應放貸業務要求，真正能夠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發展的或許只是少數。

而除了依靠“親情催收”、拉借款人子女擔保等手段之外，與借助第三方催收團隊進行催收已經成為互聯網金融P2P網貸的通行做法相似，少數正規持牌的小貸公司同樣會將大額欠款的催收業務外包出去，這給暴力催收埋下了隱患。

魚龍混雜

小貸公司目前存在的一大問題是與民間借貸糾纏交錯。

江蘇鎮江陽光農村小額貸款有限公司董事長湯國林對1℃記者表示，大量未經審批、不受監管的民間借貸組織“化名”小貸公司，興風作浪。

不久前，中國小貸協會官方公眾號曾撰文指出，近年來，冒充正規小貸公司行騙且得逞案件頻發。這些所謂“小貸公司”誘騙消費者簽訂權利與義務不對等的高息合同，使得當事人蒙受財產損失，甚至催生暴力事件。

湯國林表示，小貸公司與高利貸交織局面的成因主要與目前的監管體制有關。根據2008年5月銀監會與央行聯合發布的《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申請設立小額貸款公司，須經省級政府主管部門批準後，到當地工商部門申請辦理註冊登記手續並領取營業執照。但不少民間借貸組織往往先註冊其他名目公司後，再換個小貸的名字，超範圍經營，它們基本處於弱監管甚至無人監管的境地。

東部某省一位小貸業內人士告訴1℃記者，由於民間借貸在我國尚屬於灰色地帶，地方金融辦與工商部門存在權責不清，該省至今從未開展過對於無牌小貸的清理整治工作。

對於民間借貸假冒小貸進行經營，如果沒有受害者舉報，公安部門難以立案。1℃記者了解到，蘇州某家“小貸公司”(未經正規審批)資產規模已經發展至400億元，直到爆出風險事件，才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事實上，如果借款人更加留心查看小貸公司全稱和各地金融辦網站，應能避免遭遇“李鬼”。正規註冊的小貸公司都可以在金融辦官網上查到，廣東省小貸協會還專門給合規的小貸公司每家都設計了二維碼認證。

高息放貸

目前各試點省市區基本都出臺了小貸公司管理辦法，包括廣東、廣西、吉林等。放高利貸、非法手段催收貸款的都被列為重點處罰對象。不過，小貸公司高息放貸、集中多次向同一借款人放貸等情形，時有發生。

《指導意見》規定，小貸公司按照市場化原則進行經營，貸款利率上限放開，但不得超過司法部門規定的上限。而1℃記者查閱“裁判文書網”發現，在部分訴訟案例中，小貸公司約定的利率高於法定標準，或雖約定的利率未超出法定標準，但以加收財務顧問費或咨詢費或約定高額違約金、賠償金等形式變相收取高息。

比如，2017年2月27日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法院判決的一起借款合同糾紛案就顯示，被告澳漢科技公司與原告國瑞小額貸款公司2016年3月8日簽訂的500萬元、期限3個月的借款合同，年利率高達近36%，明顯違反《最高人民法院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中“總計不得超過年利率24%”的限制條款。法院一審判定，被告按照年利率24%償還原告借款本金及其利息。

再比如，2017年4月1日，廣東省揭陽市榕城區法院判決的一起借款合同糾紛案中，被告許旭浩與原告鏞匯小額貸款公司簽訂借款合同約定，借款10萬元，期限自2014年12月3日起至2015年6月2日止，年利率為16.8%，一次還本、分次付息，如未按時足額償還則需除付息外，按照日利率萬分之五支付違約金。盡管約定年利率並未超過24%，但借款利息和違約金總計年利率實際為35.05%。法院最後判決，利息和違約金二項相加總和應按不超過年利率24%計算，對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小貸公司畢竟不是民間借貸，而是持牌機構，還是需要符合國家大的監管要求，操作不可能和民間借貸、高利貸相同。”杭州某服裝企業主對1℃表示。

另外，從裁判文書網上可以看到，部分案件集中多次向同一借款人放貸，貸款金額動輒達數百萬或上千萬元，還有一些小貸公司存在跨區域放貸的情形。依據《指導意見》規定，小貸公司發放貸款，同一借款人貸款余額不得超過小貸公司資本凈額的5%，小貸公司(包括其設立的子公司)應當在所註冊的縣(市)範圍內開展業務。

跨區經營的問題隨著互聯網的興起而更為嚴峻。一些小貸公司開始披上互聯網外衣，將業務觸角延伸至省外(目前網絡小貸需要另批，牌照獲取難度極大)，這同樣加劇了監管的難度。

為此，2017年4月6日，黑龍江省金融辦下發《黑龍江省小額貸款公司開展網絡小額貸款業務試點相關監管政策規定(試行)》，對當地網絡小貸業務試點進行規範，不允許網貸機構發起或參股網絡小貸。這被稱為“地方最嚴網絡小貸規定”。

尷尬處境

種種混亂狀況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小貸行業的尷尬處境。

在經歷初期的持續高增長後，小貸行業正面臨轉型。央行2016年1月26日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全國共有小貸公司8910家，較2014年末增加119家，但較2015年9月末減少55家，不少地區的小貸公司機構數量有不同程度的減少;貸款余額9412億元，平均每家貸款余額僅有1億多元，2015年人民幣貸款減少20億元。

融資限制是目前制約小貸公司發展的最關鍵因素之一。這也是導致真假小貸混雜、持牌小貸高息放貸等的一個重要原因。

按照《指導意見》規定，小貸公司不能吸收存款，其資金來源主要為股東繳納的資本金、捐款資金以及來自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融入資金，且融入資金余額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50%。

一位小貸公司負責人表示，杠桿率的受限一直制約著行業規模發展，而一些“灰色”融資手段逐漸興起並積聚風險，放寬融資限制的呼籲不斷。“小貸公司就是做次級貸款的零售，如果只能玩自有資本，又沒有有效的風險控制，業務風險會不斷加大。”

值得註意的是，2014年5月，銀監會聯合央行下發《小額貸款公司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已經取消了上述“50%”和“5%”的規定，小貸公司的業務範圍也進一步拓寬至買賣債券、開展企業資產證券化等，但需經過監管機構和相關部門批準。

資產證券化的業務試點已經在一些小貸公司和地方開展。比如，2014年11月銀監會發布《關於深圳農村商業銀行和中誠信托開辦2014年第一期信通小貸資產證券化項目的批複》;四川省也於2016年2月發布《四川省人民政府金融辦公室關於開展優秀小額貸款公司資產證券化融資試點的通知》。

而業內非常關註的小貸公司法律主體地位問題，在《征求意見稿》中未有所突破，仍被作為一般工商企業對待，不能享受非銀行金融機構待遇。銀行依然按照一般工商企業貸款標準為其融資，利率比起其他金融機構通過同業拆借獲得資金的成本要高不少;此外，《征求意見稿》還再次強調了屬地經營。

然而，《征求意見稿》自發布後已經過去3年，正式的管理辦法仍未出臺。

從“親情催收”到外包催收

對於正規小貸公司而言，多用自有資金放貸，決定了它們天生比銀行催收更積極。

浙江溫州地區一位區法院法官告訴1℃記者，銀行或小貸公司由於債務人無力償還債務將其起訴後，往往會先查封債務人賬戶、資產(包括房產)，之後列入黑名單。如果債務人不配合，法院有對其司法拘留15天以及繼續追究入刑的權力。

不過，這種力度對於小貸公司而言，錢追不回來的風險依舊很大。面對放貸資金的回收壓力，多位小貸公司負責人表示，“親情催收”以及拉借款人子女擔保，是為了進一步減少風險而比較常見的做法。

1℃記者發現，小貸公司放貸多以個人或公司信用擔保，以實物資產抵押和質押擔保的情況較少，有的看似擔保人眾多，但實際能履行擔保責任的很少。因此，一張“親情網”往往在放貸前就編織好了。

“小貸公司、村鎮銀行放貸時，一般都盡量把能拉進來的都給拉進來做擔保。首先要拉入借款企業的所有股東做擔保，無論是大股東還是小股東;有的企業實際控制人不是股東，那麽就再追加實際控制人夫婦做擔保;之後還可能讓其他關聯度較強的關聯公司做擔保。”前述杭州某服裝企業主表示。

如果借款人是以個人名義借款，則會加入其親朋好友等做保，甚至將借款人成年的子女也納入其中。擔保有兩種，包括一般擔保和無限連帶責任擔保。前者先處置主債務人資產，當還不足以支付本息時，才能順位處置第二擔保人。後者與債務人的角色類似。

“一般情況下，借款人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子女進入黑名單而影響前途，當然這種擔保取決於借款人的意願。”在一位小貸公司負責人看來，“親情催收”方法行之有效。

即便如此，小貸公司風險仍存。

和互聯網金融P2P網貸一樣，少數正規持牌的小貸公司(特別是互聯網小貸缺少線下網點，在異省發生貸款逾期時，無法組織合規人員進行催收)會將大額欠款的催收業務外包出去。良莠不齊的第三方催收公司潛藏著巨大的暴力催收隱患。

“我司現已和XXX小貸確立債務轉移承接關系，關於你通過XXX小貸借款的剩余款項債務，由我司全權負責上門催收，我司將在不遲於今晚24時，調撥催收人員，發放催收器具上門催收，煩請備好剩余全款90000元，以免發生不愉快。”記者發現，類似這樣的短信截屏、帖子時常出現在多個貸款論壇中。

然而，資質問題是催收行業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從事催收外包行業的法人單位多達3500家-4000家，其中符合一般行業要求(具備專業操作系統、員工符合從業條件、部門設置符合甲方要求、操作流程符合安全標準、專註於催收外包服務、有一定業務覆蓋率、有一定市場占有率)的不足100家。

業內人士指出，一些催收公司為了盡快促成業績而雇傭不當的從業人員，未經專業事項及操作的培訓即進行催收作業，給社會上造成一些負面觀感，甚至導致暴力沖突。

深圳市互金協會發征求意見稿 規範網貸行業催收行為

2017年5月4日，為規範網貸行業催收行為，保障借款人和出借人的合法權益，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根據《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銀發〔2015〕221號)、《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銀監會令〔2016〕1號)，起草了《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催收行為規範》(征求意見稿)，於2017年6月10日前征集書面意見。

短信關停，電話封號，催收行業面臨洗牌，上千公司將倒閉

一本財經 2017-07-19 16:37

來源 | 一本財經（ID：yibencaijing）

作者 | 零和 戈森

校園貸惡性事件爆發，山東辱母案雪上加霜，讓催收行業的監管，突然而至。

雲平臺關停接口，短信群發和網絡電話紛紛停擺；監管部門搭建投訴體系，一旦核實，整個公司都得封號；深圳、上海的地方催收規則出臺，根根紅線，森嚴無比。

催收行業面臨了誕生以來的，最艱難時刻。

洗牌將至，業內人士估計，近一半的催收平臺將倒閉，上千公司將出局。

這是命運中的大劫，還是涅槃後的新生？

01 大雨欲來

2016年臨近年底，頻繁的校園負面新聞集中出現，整個互聯網金融遭受重創。

催收行業，最先感受到監管的壓力。

“盡管催收處在信貸的最後一環，卻總是最早感知監管的溫度”，某平臺的催收總監楊淩發現，網絡電話突然無法使用。

在此之前，催收最核心的電催業務，都是依靠網絡雲平臺，撥打網絡電話和群發短信。

“這些大的平臺，直接告訴我們，上層監管比較嚴，不再接互聯網金融平臺”，楊淩稱，對於這些平臺來說，有營銷需求的商家，都可能是他們的客戶。

互聯網金融公司的營銷和催收業務，只是他們業務中很少的一部分，因此斬斷毫不猶豫。

催收業務被生生砍斷之後，楊淩輾轉找到一些“地下平臺”，卻發現對方要價直接漲了幾倍——以前一通網絡電話，只需要4分到5分，而如今漲到了9分到12分。

“最讓人可氣的是，這些平臺還借機揩油，設置了各種苛刻條件”，楊淩稱，一般每個催收員會有一個網絡電話終端，而現在每月還需要加收50到200的費用，“我們稱這個叫人頭費”。

除了設置“人頭費”，還加上了“設備費”。

平臺還提出，要收“中繼線”的費用——中繼線是連接網絡電話和座機的設備，而在此之前，平臺都會包辦，並不收費。

“就相當於購買了一臺座機，還必須支付購買電話線的費用”，楊淩提出抗議，雲平臺的答複是，如果你有呼叫中心資質的話，可以自己去購買中繼線，費用是300到500元每月。

如果沒有，需要雲平臺提供，價格直接飆升到3000元每月。

“營業執照上寫著石油、證券、網絡金融的經營範圍的，基本都申請不下來”，楊淩稱，實際上，2015年之後，各個部門對互聯網金融“不太友善”，基本申請下來的概率為零。

各家公司只能接受3000元的高價。

如此算下來，撥打網絡電話的成本，除了增加兩三倍之外，每個催收員每月還要加收近3500元的成本。

對於一些小的催收團隊，成本的暴增已讓他們入不敷出。行業洗牌，猝不及防地來臨，而更大風暴，還在後面……

02 步步緊逼

各家催收公司還正在苦尋網絡電話的渠道，沒想到短信群發也開始崩盤。

在此前，催收行業有兩種操作方式，一種是正規的催收公司，會和雲平臺合作，而另外一些非正規公司，則會采取一些“黑暗手段”。

“雲平臺的規則太多，還得審核短信模板”，催收員秦歡歡稱，他的操作方式，就是從某寶上，批量買一些“非實名電話卡”，100元一張，里面有200元花費。

“我就用自己的手機群發短信，200元話費，也能發2000條短信，而且短信內容不受限制，想怎麽威脅辱罵都可以”，秦歡歡稱。

後來越做越大，他就買回來幾個“貓池”，將所有的卡插進去，用電腦操作，集體群發短信。然而從3月份開始，秦歡歡發現，短信群發不太靈了。

“上門、催收、法院等敏感詞，在發送的一瞬間，短信就直接消失不見了”，秦歡歡不得不反複換詞，至今都很難摸透，哪些詞匯突然就成了“禁言禁語”。

剛開始，催收行業以為這些只是為了備戰“315”，過了“315”就好，卻沒料到監管“這次來真的了”。

今年4月，山東辱母案後，催收行業出現崩塌之勢。

“幾乎所有的人，都將矛頭對向了催收行業，仿佛我們就是萬惡之源”，秦歡歡感覺到周圍人的惡意，除了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指責，就連身邊的朋友，“都開始略帶異樣”。

更嚴苛的監管尾隨而來。

5月4日，深圳互聯網金融協會對外發布《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催收行為規範》（征求意見稿），成為國內首份針對催收的地方性文件。

十條禁令，涇渭分明。很多規定，直插催收行業心臟。

比如，嚴禁催收機構在任何非正常時間段（借款人所在地時間8:00-19:00）與借款人就催收事務進行溝通；嚴禁催收人員騷擾債務人的咨詢人、家人、同學及朋友，以追問有關借款人的下落或聯絡方式等等。

監管一出，催收行業一度炸鍋，主要情緒是“抗拒”。

“這其實就是把美國的公平法案，翻譯成了中文”，某互聯網催收平臺的負責人對一本財經稱，但美國和中國的環境，大不相同。

美國信用體系完備，老賴的人數比中國要少很多。

中國的老賴群體有多龐大？光是北京區，法院公布的失信黑名單人數，就高達10萬人。

而真正被法院起訴的老賴，實在是九牛一毛，因此有業內人士預估，中國老賴人數，已逾千萬。

在“戒賭吧”等老賴聚集的社區里，大家對新發布的法案，頗為興奮，“就算不還錢，他們也不敢催了”。

“監管條例的出現，確實讓借款人有更強的僥幸心理，催收更難了”，該負責人認為，面對中國這樣的市場，如果真的完全按照監管來，“催收基本沒法幹了”。

“抗拒情緒”似乎無事於補，監管如期而至，毫不停歇。

就在當天，幾十家平臺大型的雲平臺都“很抱歉”地告知楊淩，短信群發業務暫停。

幾乎所有“106”開頭的營銷短信平臺，將他們都拒之門外。

楊淩只能再次寄托到“地下平臺”。

很多平臺開出了天價，價格暴漲幾倍。楊淩通過熟人介紹，“走了個後門”才找到一家價格稍低的。

以前發送一條短信的成本是4分，送達率90%，而現在的報價是成本8分，送達率70%。

成本翻倍還不是關鍵，對短信的審核，變得無比嚴格。

以前和大的平臺合作，楊淩會提交一個短信模板，差不多就能過，而現在，“催收”、“上門”、“起訴”、“法院”，還有一些威脅語氣詞，都成了“禁語”。

“我們給供應商提交短信模板，他們會要求反複改，我們的策略就是不停換詞”，楊淩舉例稱，比如催收，改成“清收”，起訴，改成“通知單”。

然而，即便如此，這些變通的詞，還是會不斷被加入“黑名單”。

而此時，相關部門對通信行業的監管，更為嚴苛。

信息產業部、各大運營商，聯合起來絞殺“暴利催收”和“信息詐騙”。

一旦有用戶去相關部門投訴，運營商就會去核實，有時候甚至會調取通話錄音，一旦核實無誤，“整個公司的電話都會停掉”。

“短信和電話，都納入了嚴密監控的範疇，稍微不慎，就可能導致大面積的封號”，楊淩不得不在公司內部，開始了緊急培訓，訓練催收員的話術，“一定要穩，罵不還口，絕無臟字”。

正規公司尚且如此，地下公司的業務更是雪上加霜，用戶一旦拿著短信截圖給聯通、電信、移動一通電話過去，手機號就直接封號。

“封一個號，就損失100元，發一次短信，就損失幾十個號，這個成本太高，根本耗不起”，秦歡歡稱，投訴的敏銳度大幅度提升，他的業務幾乎難以維持。

更多的壞消息，接踵而來。

今年5月底，監管部門開始了對“大數據”行業的清洗。

5月初，最高人民法院通報新的司法解釋，明確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個人信息50條以上的，即構成犯罪。

為了殺雞儆猴，近日，某運營商的員工，因為泄露上千數據，而被判刑。

而催收行業，不可繞過的，就是“信息修複”——很多借款人會突然消失，催收的第一步，就是找到這個人。

“最瘋狂的時候，有人上門來兜售信息，直接拿U盤去拷貝”，江寧是一催收公司的負責人，他回憶，當時一千萬條數據，價格只需5萬到10萬元。

“如今很多數據購買的渠道，都斷了”，江寧發現，即便還有膽大者敢於鋌而走險，價格也翻了“三到五倍”。

數據、網絡電話、群發短信等等，催收行業賴以生存的“基礎設施”，被悉數斬斷，“整個行業的成本，翻了4到5倍”。

03 洗牌將至

總是上有政策，下對策，很多公司試圖找到“曲線救國”的方式。

比如，網絡電話無法撥號，他們就找一些平臺，把電話先轉到境外，在美國、香港繞一圈，再撥回來。

“然而接通率大幅度降低，你看到一個美國撥打回來的電話，你會接嗎？”楊淩發現，除此之外，越洋電話還有延遲，“一般會延遲一兩秒，溝通起來特別費勁”。

各種應對攻略也在催收圈里流傳。

短信不行用微信，只要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用“非實名電話”打，不同時間段，多次撥打，但也要防止客戶錄音；超過3個月的客戶資料及時拷貝，及時刪除。

整個行業的成本，大大提高，而違規的成本，也在增加。

“監管的核心邏輯，就是甚至了各種門檻和規則，讓成本增加，這樣就讓一些不正規的小平臺，難以存活”，楊淩稱。

監管才邁出小小一步，深圳起草的意見稿，也是地方性文件，然而，更加嚴苛的風暴，即將來臨。

六月中旬，某催收平臺的負責人被上海監管間接詢問，“監管的看法是，目前給出的開放性條件太多，要開始制定細則”，他透露，針對上海的催收政策，已形成初步內部討論版。

2015年之後，信貸產業火熱崛起，一大批互聯網消費金融出現，讓催收行業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

“整個催收公司，已有多達數千家大大小小的公司，三五個人，註冊一家公司就開幹”，楊淩粗略統計，這兩年，起碼就有上千家專註互聯網金融催收的公司成立。

而這其中，近一半的平臺，並沒有催收資質，野蠻生長。

“營業執照中，沒有催收或清收等相關營業範圍的，都屬於地下催收公司，灰色運作”，楊淩稱，大多數暴力催收事件，都來自這些地下催收公司，行業一度陷入眾矢之的的深淵。

“行業洗牌已來了，有一半的催收公司將被淘汰”，楊淩認為，這真的不是一件壞事，催收行業早就到了該溯本清源的節點了。

他們等待這一天，等得太久了。

催收行業在監管的隙縫中，左騰右挪，試圖找到一個出口。

但通常是，他們每逃竄一處，很快監管就圍堵而來。

這個長期處在灰色邊界的行業，仿佛被推了一把，猝不及防地進入陽光下——光線有點刺眼，他們尚未適應。

等他們適應光線，睜開蒙昧的雙眼時，就會發現那段野蠻江湖、灰色時代，已是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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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收江湖：一天300個電話，一年65萬收入，千家現金貸養萬家催收公司

李墨天 2017-10-06 17:56

來源 | 新金融見聞（AWFintech）

作者 |  李墨天

王超每天要打300來個電話，算上沒接通的和接了便掛的，還要更多。

王超是催收員，或者叫要賬的。催收有很多門派，王超既不拆胳膊也不卸腿，就打電話，他打電話便是要錢，欠了幾千、幾萬、幾十萬，王超都有本事要回來。

正所謂有借有還，欠錢不還，自然有人來要。銀行有催收部、小貸公司有催收部，搞互聯網金融，也得有人來催賬。大數據、人工智能要不來的錢，催收公司能要回來。這是一個金融科技久攻不下的壁壘，王超便是其中一員。

外人問起，王超便說自己是搞金融的，那人再細問，他就說是搞風控的。畢竟催收員站穩了整個金融業鄙視鏈的底端，地位甚至略低於操著方言的理財師和貸款中介。

更重要的，王超也怕人覺得自己是黑社會，畢竟這行名聲不好，萬一觥籌交錯間忽然亮出身份，別人問起從業三年剁下大腿幾許，就太尷尬了。

但要說心里話，王超很喜歡做催收員。放貸是門技術，催收則是藝術，三言兩語拿下百萬大單，成就感瞬間爆棚。做的好的，一個月提成數萬有余，做得差的，溫飽之外也能勉強存些小錢。就算再不濟，幾年催收做下來，也能管窺四海民生、略通各地方言。

從第一張信用卡發出去，就有了催收，十來年里互聯網革了多少次命，也沒能顛覆這個金融領域最後一個人力密集型產業。伴隨校園貸、P2P和現金貸的崛起，催收又借著互聯網迎來了春天，其間遮了多少平臺風控的羞，難以估量。

借款人是什麽人，我們就裝什麽人

催收並不好做，能到王超手上的單子，就已經是平臺自己催過一遍的了。催收公司和金融公司打通了接口，借款人的電話、身份證、家庭住址工作單位、緊急聯系人，各類信息王超一覽無余。

申請貸款的時候，借款人都得讓平臺把通訊錄爬一遍，仿佛就是為了有一天催賬準備的。

催收講究方式方法，要讓欠錢的人發自內心主動還錢，而不是被逼的，不然對面一個沖動不還了，好幾通電話就白打了。

比起銀行和小貸公司，現金貸的訂單還算好做，借錢的多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一個平臺最多不過幾千塊。大多數人借錢的時候，絕不會想到自己有一天要逾期，搬出父母來施壓，對方銳氣就消了一半，乖乖跟父母坦白。

難纏的是借新還舊、多頭借貸的，一層層滾下來，利息和罰息高的嚇人。這樣的人一天少說得接十幾個催收電話，王超打過去先得挨一頓罵，多是三字國罵，“催收狗死全家”，“爺爺用iPhone你用HTC”之類。

“沒有我們欠賬的老哥們哪有你們這幫催收狗，真是，也不把我們這幫老哥當大爺敬，欠你們錢是給你們臉。”就有人這樣跟張超說。

王超不敢罵回去，很多新入行的催收員就中過套路，你罵我全家，我罵你祖宗十八代。臟字一出口，人爽了，幾天工資也沒了。

不能罵人是催收公司的鐵律，甲方給催收公司的考核里，投訴率就緊挨著催回率，一句話罵出去，借款人掛了電話就投訴，整個公司的業務穩定都要受到影響。

久而久之，大家便都知道了催收員不能罵人，就變著方法引誘催收員罵自己，一個沒忍住罵出去，就是正宗的禍從口出。沒多少人經得住別人天天這麽罵，所以催收員的離職率居高不下，能幹到王超這樣的鳳毛麟角。

在長久的拉鋸戰中，借款人群體間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反催收手段。有的人眼看借款逾期通訊錄馬上被爆，便先下手群發短信告知家人手機被盜，來電話都是騙子。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王超掛著三方通話先讓父母聽孩子痛罵自己一番，震驚之余，也得幫孩子還賬。

“催收的精髓就是，借款人是什麽人，我們就裝什麽人，設身處地去想你是這樣的人，你願意聽別人說什麽。該硬的時候就要硬，該當孫子也得當。”王超說。

就算是那種已經讓爸媽還了好幾次賬的人，王超也有辦法讓他們再還。電話接通一句“我孩子今年也剛上大學”，對面心就軟了一半。有的父母一年鮮有機會和子女聊天，遍和王超攀談，聊到動情之處，王超又想起自己的父母，偶爾還兀自黯然神傷一番。

同事們的催收手法也各有千秋，有人上來便大呵一句“知道你兒子欠了多少錢嗎”，不等對方反應，再把對方家庭住址一念，簡單、粗暴、高效。也有人習慣循循善誘，小到街坊鄰居風言風語，大到讀書求職購房置業，種種危害細縷一遍，只等對方幡然悔悟。

王超也覺得借錢的人可憐，有人拿學費去還錢，也有父母賣了房子幫孩子還錢的，借錢借到妻離子散、眾叛親離也不算少數。

“別傷害我的父母”是借款人最愛說的話，王超開始也會覺得難為情，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見多了，人總會變的麻木，連真假也懶得去分辨。王超覺得自己也挺辛苦，天天都加班到夜里，天天被人罵，天天裝孫子，也沒有欠了錢不還。

催收也講究效率，講究爭分奪秒。說著前一個電話，就得看後一個客戶的資料，吃飯上廁所都得規劃好，別說晚一天，就是晚一秒去催，就意味著催回率又低了幾個點。30天內的逾期大多能有70%的催回率，90天內勉強能到50%，再往後，就只剩個位數了。

王超也有KPI，催回來就是利潤、就是提成，催不回來就什麽也不是。大家都是生存，催收公司更給他的未來，除了錢就沒別的什麽，他只能去催更多的單，掙更多的錢。

大家都辛苦，怎麽沒見別人欠錢不還？王超有時候這麽想。

找不到工作就跟我幹催收，用工資還錢

“這些人就是廢物，借錢的時候他咋沒想到有這一天呢？花錢時候咋沒想過還錢的事呢？”胡雪峰這麽跟王超說。

胡雪峰是王超的老板，今年公司成立的時候，胡雪峰把王超從平安挖了出來，讓他做催收組長。

“我是從農村出來的，我知道掙錢不容易，所以我最恨的就是這幫借了錢不還的。管你有什麽理由，錢是你借的，你不還錢，你還想咋地？”胡雪峰說。

胡雪峰家世代從軍，高中畢業時候，胡父想讓兒子繼續當兵，胡母堅決不從，胡雪峰最終聽從母親的建議學了金融。

2013年畢業的時候，胡雪峰去了上海，他一直想去上海，他覺得冰雪大世界和太陽島自己看了太多了，他想去瞅瞅陸家嘴、東方明珠。

當時，新生的互聯網金融公司都在到處招人，但胡雪峰覺得不太靠譜，他還是想去大牌的、上檔次的金融公司。他便想起老家哈爾濱有很多平安銀行的網點，還有平安保險、平安證券，說明平安牛逼，胡雪峰就給平安投了簡歷。

胡雪峰應聘的崗位是信用卡審核，但面試的時候，胡雪峰從頭到腳的東北味感染了面試官，面試官推薦他去平安下面一個小貸公司做催收員。

胡雪峰當時對催收還沒太大概念，他覺得平安的催收總不可能是黑社會，他也沒底氣跟平安談條件，便應了下來。

在這家小貸公司，胡雪峰和自己的領導周航見了面，四年後，周航成了他的合夥人。

當時周航剛剛跳槽到平安，和胡雪峰一樣，周航大學剛畢業就去招商銀行做起了催收，一做就是十年。

“我算是國內第一批催收人，從2003年畢業去招行幹催收，到現在自己開公司，催收的方式從來沒有變過，打電話、發短信，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溝通。”周航說。

周航去招商銀行的2003年，後來被叫做信用卡元年。前一年，中國銀聯剛剛成立，才讓信用卡有了跨銀行、跨地區和跨境使用的條件。那年五月，工商銀行成立了牡丹信用卡中心，準事業部制的管理模式，專業化經營和全成本獨立核算推動了信用卡業務在中國的第一次轉型。

第一批信用卡催生了第一批老賴，第一代催收人也應運而生。招行的發卡審核嚴苛到極點，一開始只有企業主、年收入20萬以上的人群才會被邀請辦卡，客群質量高的可怕。

辦卡的非富即貴，逾期自然少得可憐。當時周航所在的催收部加起來也不到十個人，催收員也是內部的叫法，對外都得叫客戶助理。萬一碰上一筆逾期，電話撥通都得先叫一聲“X總”，免不了再噓寒問暖一番，等對面聊的爽了，才敢戰戰兢兢問一句是不是有賬單忘了還。

周航在招商銀行的十年，也是國內個人信貸業務風險逐步下探的十年，信用卡用戶從企業老板、國企高管，變成了辦公室白領、在校大學生，周航叫“X總”的機會也越來越少。

到去年年底，信用卡發卡量已經超過了6億張，期間周航幾乎做遍了風控部門的所有崗位，他催過的客戶里，有對還款能力過分自信的大學生，有套現炒股的巴菲特粉絲，有下崗失業的中年人、破產邊緣的企業主。那些人哭訴的一個個自以為圓滿的故事，周航也聽過無數個類似版本。

暴力催收在同一時期開始見諸報端，砸門塗強關禁閉，刀砍槍擊拍裸照，周航也聽過不少。周航不喜歡暴力，自己是個體面人，本來就幹著擦屁股的活，不能再讓人當成黑社會。

“我在招行工作的時候，看了很多客戶十年的賬戶記錄，很多人年輕的時候欠了幾萬幾十萬，到了三十歲、四十歲，賬戶里的錢就開始增加，有的甚至到幾百萬、幾千萬，這可能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周航說。

他常把這個例子講給借款人聽，告訴他們結清了賬單，一定還有機會去賺更多的錢。

“我覺得催收是給人一個懸崖勒馬的機會，借了幾萬塊的人是絕對不想一個月掙幾千塊慢慢還錢的，我就告訴他不要再去借，就用工資去還。沒工作我給你安排，跟我來做催收，我從頭教你。”周航說。

欠了錢的人，也沒多少是真還不起，多是賬目大到足夠摧毀希望。十年間律所、公安周航自然沒少跑，有時工作需要，也得換個美女頭像和人眉來眼去。總之要講清楚危害，銀行的錢不能欠，再給他們希望。後來便真有人跟著周航開始做催收，也有人東山再起，回來找到周航，道不盡的感激。

千家平臺養活萬家催收，催收員一年賺65萬

周航認識胡雪峰的時候，金融業早就變了天，催收的名聲也越來越差。

按照周航的說法，市場一步步擴大，風險一步步下探，銀行、小貸、P2P、現金貸輪著篩了一遍的客戶，信用還能好到哪去。暴力催收也是無奈之舉，好好溝通就能把錢還了，也沒人想用暴力。

平安給催收員的基本工資就1000塊多點，能賺多少全靠提成，不設上限。胡雪峰第一個月工資只拿了1300，但他學得很快，到第三個月，他催回了一筆170萬的欠款，一下就拿了13萬提成。

算下來，在的平安那一年，胡雪峰掙了65萬。

到2014年，互聯網金融公司幾乎是一天一家開了起來，挖人也不計成本，宜信、趣分期都來挖胡雪峰去做催收。

“催收到最後就是混工齡，你幹的越久職位就越高，我要待在平安，還得三四年才能當上組長，還不如直接去別的公司做總監。”胡雪峰說。他受不了這樣混工齡，便去找周航商量，最後兩人一起跳槽到了一家消費金融公司，周航總管風控，胡雪峰分管催收。

胡雪峰做催收不比周航那樣多愁善感，他只在乎錢還沒還，對他來說，還了就是提成，沒還就是壞賬。懸崖勒馬、東山再起，都是多余的話。他打心里瞧不起欠錢不還的人，借了錢不還，縱有千百理由，也都是遮掩自己的無能。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催法，90後忌憚父母，跟父母扯扯將來結婚買房，也就幫孩子把錢還了。80後多圖工作穩定，最怕催收員打電話到公司前臺去。70後大多欠的錢最多，嘴也最硬，但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犯不著為欠款影響家庭。

“我就去他QQ空間里存幾張他孩子照片發給他，我說你孩子還挺可愛的，他就怕了。要麽我就說你孩子在哪個學校，我明天接他放學，你要說卸他的腿，他反倒不怕你。”胡雪峰說，“我也沒罵你也沒打你，我就嚇唬你了咋地？你欠錢不還還有理了？”

在第二家公司待了一年，胡雪峰又坐不住了。他找到周航，說自己打算開一家催收公司，讓周航一起幹。胡雪峰覺得跳槽太頻繁也不是辦法，還是得自己當老板，憑本事掙錢，掙得錢都是自己的。

周航並不太願意，他有了房，也有了孩子，想穩定穩定，但又拗不過胡雪峰，便答應來做合夥人。

兩人在今年3月註冊了公司，順便把老東家的業務接了過來，但公司的發展速度還是超出了胡雪峰的預期，到了8月份，催收員的數量就已經破了500，好幾家外地的分公司也在籌備。

“現在接了40多個金融機構的業務，現金貸居多，也有銀行。人手還是不夠，催收員的流動性很強。”周航說。

一些數據顯示，目前小額現金貸平臺已上千家，而整個行業規模大約在6000億元到1萬億元之間。與之對應，2015年國內整個金融業不良資產整體規模可達3.5到5萬億元，並且每年都在以10%的速度遞增。一片狼藉間催收公司的紮堆誕生，按照周航估計，單是百人以上的催收公司，全國就有上千家，算上小公司和催收團夥，數量萬余。

放在十年前，周航定是料想不到，現金貸和消費金融能幫催收人硬生生撐開一片新的市場。

風控裸奔、催收擦屁股

在胡雪峰手下幹催收，只有一個規矩：不能罵人。

新進來的催收員都會收到一份普通話規範，記下不能說的話，剩下的便自由發揮，培訓一周即可上崗。

“所以催收員其實很辛苦，天天有人罵他，一直在接收負能量，他還不能罵回去。”周航說，“有的人就專門誘導催收員罵他，再投訴到銀監局去，銀行都怕銀監局，一旦被投訴，這筆賬要麽核銷要麽變成壞賬，最後責任還得到催收公司身上。”

過了蠻荒期的P2P和現金貸也開始重視品牌聲譽，有的公司把投訴率看的比回款率還重要，哪怕利息和罰息不要了，也不能被人投訴。

隨著山東於歡辱母案爆發，催收行業的亂象也傳導到了監管。今年4月份，就有北京多家網貸平臺收到一份名為“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事實認定及整改要求”的文件，其中，暴力催收就在禁止之列。到了5月，國內首份針對催收的地方性文件《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催收行為規範》正式發布，矛頭直指暴力催收。

“暴力催收肯定是有的，但肯定也只是少數。但凡是想要認真做生意、維護好和甲方關系的公司，都不會用暴力手段。”周航說。

從信用卡到小貸公司，再到現金貸、消費金融，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在刀口和鋼絲上不斷試探著整個市場信用的下限，期間越來越多的平臺、越來越多的資金供給和聞風而至的貸款中介又在無形中加劇了整個行業的風險，在周航眼里，創新也好、亂象也罷，最終買單的還是催收員。

“前端的技術再怎麽先進，最後一道工序永遠是催收。很多現金貸的審核就是區分人和機器，風控完全交給催收。”周航說。

按他的話來說，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再強大，也有追不回的賬，追不回的賬，還是得催收員來催。有利可逐，就有人逐利，既然是逐利，又哪來那麽多仁義道德，暴力催收也就不可避免。

周航覺得對付暴力催收還是需要行政手段，現在只是坐不了高鐵買不了房，若是哪天欠了錢連電話都打不出去，催收自然也就規範了，甚至都不需要催收了——在黑社會的帽子下面生活了十多年，周航比誰都希望那一天早點到來。

在催收更加規範化和標準化的美國，類似Encore Capital Group和Pra Group這樣的不良資產處置公司已經做到了上市，新的創業公司也開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改造催收行業。在中國，類似的公司也開始出現。

“短時間內不太可能，我都幹了十多年了，催收方法都沒變過。技術能做的只是流程的優化，比如自動撥號、發短信，按風險等級自動分類，這些我們現在都已經用上了。”周航說。

他更擔憂的是越來越高的成本率，作為一個沒什麽門檻的人力密集型產業，小城市的催收公司可以把成本壓的很低。按照周航的說法，在上海，催收公司做到15%的毛利率已經相當出色，但在三四線城市，同樣的公司可以輕而易舉的做到30%。

胡雪峰早有準備，他在蘇州和南京已經開好了分公司，還打算在老家哈爾濱也布置一間辦公室。

“我的員工我什麽都給不了，只能保證給錢，誰不想在上海待了，想回家開分公司，做買賣，我都支持，都給投資。”胡雪峰說。

王超打算再幹一段時間，他挺喜歡做催收，尤其是催回一筆大單，或是拿下一個難纏的借款人，都讓他頗有成就感。他只希望到什麽時候人們聽到自己工作的時候可以少些偏見，至少別把他當成黑社會。

都是賺錢，都是混口飯吃，欠錢的人也是為錢，催收的人也是為錢，信貸公司放貸是為了錢，催收公司催款也是為了錢。他自己、他的同事，來辦公室的信用卡推銷員，電話里推薦它炒黃金原油的大小代理，還有那些說著凱恩斯主義、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或是別的什麽東西的人，大家還不都是賺錢麽。金融世界多少花天酒地紙醉金迷，最後都是紅與綠、錢和血。

王超覺得正所謂有借有還，欠錢不還，自然有人來要。銀行有催收部、小貸公司有催收部，搞互聯網金融，也得有人來催賬。大數據、人工智能要不來的錢，還不是只能靠人來催。

金融科技，好像也不過爾爾。

（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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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店高管：我們從不暴力催收，頂多打電話提醒

i黑馬 2017-11-15 10:46

北京時間11月13日下午消息，趣店（NYSE：QD）今天發布截至2017年9月30日的第三財季財報。財報顯示，趣店第三財季總交易額達到25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18.8%，總營收為14.5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08%，凈利潤同比增長321.8%，從去年同期的1.543億元人民幣增長到6.507億元人民幣（9780萬美元）。

財報發布後，趣店創始人兼CEO羅敏、CFO楊家康等高管出席了隨後舉行的分析師電話會議，解讀財報要點並回答了分析師提問。

以下為分析師問答環節主要內容：

瑞士信貸分析師：我有兩個問題，首先我們看到很多國內的新聞都在報道監管方面的問題，那麽能否介紹一下目前的監管政策的大方向？面對潛在的監管政策的變化，趣店將如何應對？另外，我想確認一下，趣店現在是完全符合監管規則要求，年化利率沒有超過國家對民間借貸36%利率的紅線，並且沒有暴力收款的現象對嗎？

第二，趣店與支付寶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現在對於如此多的關於趣店校園（QuCampus）等方面的媒體報道，有沒有影響到你們與支付寶之間的關系（註：趣店與螞蟻金服合資成立QuCampus公司）？

楊家康：我們第三季度的業績達到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市場對此的反應是非常積極的。關於監管方向的問題，在中國，對於新興的消費信貸業務的監管政策正在發展之中，所以，很難確認最終的監管政策會是怎樣的。對於趣店來說，我們實行的是行業最佳的規則政策，包括我們對用戶收取的利率，從四月份起，現在是第三個季度了，我們內部已經將所有的產品都合規到了國家對民間借貸36%利率的紅線之內，我們是這個行業里極少數的完全符合這條規定的公司之一。

第二，我們沒有暴力的收款現象。我們非常有紀律性，對用戶非常友好，我們最多就是給用戶打電話，提醒他們進行還款。我們相信公司執行的這些政策會符合潛在的監管要求，如果相關的監管政策出臺，我們會是最為合規的公司。

關於支付寶的問題，趣店一直保持著與支付寶友好而健康的戰略合作關系，這個季度我們在無現金交易方面實現了一個新的里程碑，這都是通過支付寶平臺實現的，同時，我們也向支付寶生態系統回註了新的創記錄的數據量。此外，趣店校園業務在持續增長，並且推動支付寶和趣店的戰略合作的推進。

我們相信趣店和支付寶之間的關系沒有發生變化，公司將繼續保持和支付寶之間友好而健康的戰略合作關系。但是，我希望提醒所有在聽此次電話會議的人，我們只是支付寶在其平臺上的諸多戰略合作夥伴之一，但是支付寶是一家成熟的支付交易平臺，我們是通過其平臺來完成一次一次的交易。

中金分析師：我想問的是關於公司上市之後的融資的安排的問題，趣店此次上市的規模如果包括綠鞋條款的話是超過10億美金，那麽面對這麽大的一筆現金，公司有什麽樣的使用計劃？

其次如果我們看趣店第二季度的債務拖欠率，到第二、第三個月的時候的整個的增長速度還是挺快的，這是不是與公司做的商品分期業務的快速增長有關系？

楊家康：關於上市融資的使用問題，我們在上市招股書中已經說明了上市融得的資金的使用計劃，在可見的未來，我們將堅持這個計劃，如果未來有變化我們也會進行披露。基本而言，我們不打算使用上市融得的資金來進行消費信貸放款，我們公司的戰略是做一家輕資產的公司，通過合作的金融機構來向消費者發放貸款，趣店只是支持和協助這些貸款交易的平臺。所以，上市融得的資金我們將用戶公司的一般性支出，以及可能在營銷和消費方面的支出，以打造和加強趣店的品牌，另外還可能用於戰略性的投資項目，不過目前我們還沒有確定什麽目標。

關於債務拖欠率的問題，是的，第二和第三季度的債務拖欠率有所上升，這是因為我們積極選擇接受更高的風險，審批通過更多的用戶，你會看到我們第三季度的審批通過率創造了新高；與此同時，我們也大幅增加了商品分期業務，這也導致了債務拖欠率的提升。

中期來看，我們按某特定時期的債務拖欠率（delinquency rate by vintage）大約是1%，而1%在行業內是領先的。

瑞銀分析師：我有兩個問題，首先，你們提到公司有300個電話催收的人員，那麽這300個人是專門做催收的嗎？還是說他們是你們原本披露的1000人的呼叫中心團隊的一部分，他們也做一些別的客戶服務的工作？他們的催收的效率或者是回收款目前大約是什麽比例？

此外，剛才也說到了撥備（Provision）增加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在兩個季度里穩定在1.3唄撥備金的水平，那麽將來公司的目標就是保持在1.3倍的水平嗎，還是說1倍就夠了，或者是需要更高的水平比如達到2倍左右？

楊家康：關於我們開場時候提到的300名呼叫中心的催收人員，這300名員工都是公司的全職員工，都包含在我們在上市招股書中披露的員工信息之中，這300名員工在我們位於江西的呼叫中心，通過給用戶打電話的方式來提醒和幫助他們進行還款，這些都是趣店的全職員工，為了保持良好的用戶體驗以及從監管方面保證催收的合規，目前我們沒有任何外包的情況。

關於撥備的問題，我們提到公司的按某特定時期的債務拖欠率目標是1%，目前我們的貸款撥備金倍數是1.3，並且公司相信1.3倍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數字，長期來看我們認為1.1倍，也就是撥備金略微超出放款額的水平是能反應我們的損益表的最好的方式，我們既不想過於保守，也不想過於激進。

Stifel分析師：我的問題也是關於信貸的，關於你們提到的1%的債務拖欠率目標，我想知道公司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達到這個目標？

楊家康：Stifel分析師：我覺得能夠反映一個公司的文化的比較強烈的一點就是執行力，是否能夠快速地實現目標，任何行業都是如此。大家可以從我們的第三季度的財報里看到這一點，我們比這個行業里的任何一家公司的增長速度都快，而且趣店的執行力文化也會反映在公司的目標之中，比如，這個1%的債務拖欠率目標，我們打算通過一兩個季度來實現，而不是一兩年的時間。所以，我們會實現我們的承諾。

Stifel分析師：另外公司的傭金率超出了我的預期，那麽傭金率高於預期的原因是什麽？這樣的傭金率長期來看是不是可持續的？

楊家康：第三季度的傭金率大約是16%，這是我們從商品合作夥伴處獲得的傭金率的新高，這反映了兩個方面：首先表明我們的商品分期業務的快速增長，說明趣店對於我們的商品合作夥伴來說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平臺，他們願意向趣店支付更多的傭金；第二，我們在之前主要以手機產品為主的基礎上增加了更多的商品，比如輕奢商品，其銷售傭金率也更高，有些商品比如手表、輕奢手包等，其銷售傭金率可以達到40%以上。這兩個因素是我們的傭金率達到新高的原因。

分析師：我的問題是關於你們的資金提供方合作夥伴的，你們之前提到公司有21家合作的作為資金提供方的金融機構，那麽趣店上市以來，這個數字有沒有增長？

第二，能否介紹一下公司通過自己的資產負債表提供的貸款和非通過自己的資產負債表提供的貸款的比例？公司通過自己的資產負債表提供的貸款的資金成本和非通過自己的資產負債表提供的貸款的資金成本各是多少？

楊家康：截至9月底，我們在合作的資金提供機構數目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從6月底的21家合作機構提升到了26家，而且9月底之後這個數字還在繼續增長。

截至9月底，我們提供的貸款中23%來自於我們自己的股東權益，30%來自於信托結構，19%來自於資產交易平臺，大約10%來自於其他來源比如資產管理公司，而非通過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提供的貸款的比例達到了17%的新高，也就是主要來自於銀行和消費信貸公司的貢獻的部分，6月底的時候這個比例是11%。這直接符合我們在上市招股書中從戰略角度制定的目標，也就是增加合作的金融機構數目，增加非通過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提供的貸款的比例，成為一家依靠數據和技術的公司，幫助資金提供方合作夥伴向用戶發放消費貸款。在此重申，我們會兌現自己的承諾。

從6月底到9月底，我們的資金成本一直比較穩定。

Bernstein分析師：我的問題也是關於監管方面的風險的，你們提到來自非公司的資產負債表的貸款比例從11%提升到了17%，這將幫助公司減少對自有資金和資產的依賴，這是一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中國的金融體系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影子銀行系統的問題，所以，公司的來自非自有資金的貸款比例的提升，也會讓人擔心趣店會變成一個影子銀行的通道，會帶來很多監管和道德方面的問題，所以，你們是否認為公司來自非自有資金的貸款比例會有一個上限？

另外，從公司的管理層的角度來看，你們是否比投資者更能看到一些潛在的監管風險？投資者目前知道的貸款方面的風險之外，公司還有哪些風險處在投資者的盲區？

楊家康：公司的戰略是將貸款資金來源多樣化，從而一旦任何一個渠道出現不確定性或者巨大波動的時候，來自其他渠道的資金可以進行彌補。是的，我們的非公司資產負債表的貸款比例從11%提升到了17%，但是我們也發展了其他的資金渠道比如資產交易系統以及信托結構，以及直接與持有牌照的資產管理公司的合作等，而且，最壞的情況下，我們還有非常強勁的自有資金，我們的目標不是用公司自己的現金和股東權益去提供貸款，但是在最壞的情況下，這是一個後盾，我們自己有兩張提供互聯網微貸業務的牌照，可以快速的註入資金，保證公司的增長不受影響。

關於你提到的使用非公司資產負債表的自己提供貸款的問題，目前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來自監管方面的阻礙，但是這很難去保證什麽，目前為止，我們僅僅與持有牌照的銀行以及消費者信貸公司進行合作，他們分別有自己內部的合規部門，保證自己完全符合當前的監管要求。

如果監管政策發生變化，我相信公司擁有可以應對的方法，因為我們是行業領先的公司，會繼續持有公司的牌照，公司會保證在監管者可以清楚的了解行業的情況下，抓住這個行業快速發展的巨大發展機會。我們的戰略是繼續多樣化發展我們的合作夥伴和資金渠道，目前還看到不有什麽潛在的風險。

關於你第二個問題，抱歉，投資者未知的風險，對我們也是未知的。我們所以知道的，市場都知道，都是非常公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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