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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客茶品：打造線上另一種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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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Social：團購的另一種可能

把價值投資當成一種信仰 摸啊摸

Instagram影響國內二三線互聯網公司：賣掉也是一種出路

小而美的創業企業即使不上市，也有很好的出路。美國照片分享網站Instagram以10億美元的身價被facebook收購，印證了這一判斷。

Instagram的故事能否發生在中國？儘管在國內互聯網圈內，眾口一詞的答案是：不可能！但是，Instagram至少可以給國內的創業者帶來一些啟示：賣掉也是一種出路。

對於一些已經獲得投資，並有了一定用戶規模和品牌知名度的公司來講，雖然像Instagram一樣「輝煌」地被收購的可能性不大。但隨著資本市場的 變化，一些二三線互聯網公司在無法上市以及再融資艱難的情況下，賣掉或許是最好的選擇。事實上，已有類似公司的一些先期投資者在尋求以併購的方式退出。

併購潮來臨

2012年，許多基金陷入募資困境，中國互聯網公司也遭遇融資寒冬。湯森路透的數據顯示，2012年第一季度，風險投資機構向中國互聯網行業的投資額只有1.385億美元，比上年投資的8.665億美元驟降84%。

另一個現實是，今年的互聯網相關併購案在大幅增加。去年同期併購領域僅有9000多萬美元的小額交易，而今年併購交易金額已躍升至37億美元。

優酷與土豆的合併，成就了一樁中國最引人關注的互聯網併購案，也使得互聯網細分行業進入寡頭競爭的局面。對於那些還在苦熬等待新一輪資本進入的二三線公司來說，併購與否成為擺在他們面前的一道選擇題。

不久前，百事通斥資3000萬美元現金收購了在線視頻網站風行網絡有限公司和北京風行在線技術有限公司各35%的股權。許多研究機構認為，業內新一輪併購浪潮開始了。

風行被收購的案例有著典型的行業特徵。隨著視頻行業競爭同質化程度的加劇，在優酷、土豆以外的第二梯隊視頻網站中，很多中小型企業已經失去了募資的 機會，資金鏈普遍吃緊。資金的短缺，又使這類公司在品牌營銷、版權購買等方面捉襟見肘，因此在與第一梯隊的競爭中，已不可避免地落在下風，越強撐越虧損。

併購驅動力來自投資人

易觀國際分析師齊劍哲認為，從大趨勢上看，國內近期發生的收購和併購案會逐漸增長，這主要源於二級市場發展趨勢不明朗，投資人無法通過上市退出，一些投資人只能通過併購的方式完成退出套現，因此他們會主動撮合更多的投資併購案發生。

「最近跟很多VC見面，他們都希望我們能幫他們成功退出。」漢能投資董事長陳宏認為，2012年肯定是一個併購元年，主要因為很多基金存續期限到 了。國內基金存續期大多為5年，這部分基金幾乎都在2005年、2006年左右募集。現在雖然是全民PE熱潮，但是中國不可能有幾千家公司上市。在這種情 況下，VC要退出，要麼把投資的公司賣掉獲得回報，要麼把股權轉讓給別人實現退出。

齊劍哲分析認為，互聯網行業中，除視頻企業會繼續整合外，其他一些細分行業，比如電商服務業也會發生一系列的整合。以電商代運營為例，今年將是電商代運營企業發力搶佔市場的關鍵一年。在資本的推動下，一些大的代運營企業會通過橫向收購，提升自身實力。

另外，在移動互聯網領域，移動應用廣告平台也有可能發生一些被收購的案例，一些原有的互聯網廣告公司會通過收購的方式，進軍移動互聯網廣告市場。

「抄襲頑疾」拉低併購價值

隨著DrawSomething與Instagram分別被Zynga和facebook高價收購，讓人看到移動互聯網時代App商業模式的巨大價值，這種獨特的產品正越來越成為投資者追逐的對象。

然而，App這種商業模式能否獨立運行，則還是一個待解的難題。如果沒有被收購，Instagram將如何實現盈利？投資者如何才能從它的巨量用戶中獲得投資回報，這些都是Instagram並沒有回答的問題。

目前來看，移動應用除遊戲以外，大規模盈利的應用類型還未出現，而出高價收購的公司除了看重其用戶規模外，也更多的是出於市場競爭的戰略防禦性行為。

對於投資方來說，如非收購，則很難迅速退出。戈壁創投合夥人童偉亮表示，當企業發展不太容易找到商業模式形成營收規模時，併購也是一種很好的退出方式。

再看國內移動互聯網領域，多家創投在2010~2011年展開的撒網捕魚式投資，已經造就了一批融到A輪或B輪，但尚未找到商業模式距離上市退出遙遙無期的公司。這些創業公司的項目在資本吃緊、融資無望的現實上，能否有望通過高價併購實現投資人的成功退出呢？

對於這一問題，中國移動互聯網產業聯盟常務副理事長李易直言：國內這些移動互聯網領域的公司很多是無營收，無商業模式，無資產的「三無」公司，收購 價值並不大。對於互聯網巨頭騰訊、百度等公司來說，抄襲一個產品的成本遠遠低於收購，在這種情況下，巨頭們會迅速複製而不會去收購。

清科投資總經理葉斌也表示，去年就在國內看到了類Instagram的應用，但看了十幾款後發現：他們的用戶規模和產品體驗都相差無幾，嚴重的複製抄襲已降低了其被收購的價值，因此最終都沒投。

葉斌同時指出，如果在移動互聯網領域內出現併購的話，應該會出現在手機遊戲領域。他認為，目前國內在IOS平台上月收入過百萬元的公司已經有幾家了，遊戲行業出現一些整合的機會，是不難想像的。而在其他移動互聯領域的細分領域，大部分創業都處於積累用戶階段，而做用戶就需要看能不能找到一個好的商業模式，至於何時能轉化成現金收入，尚需要一個觀察的過程。

易觀國際分析師齊劍哲分析指出，目前發生在移動互聯網的複製和抄襲行為，已經超過了互聯網，這對於處在二線地位的公司來說，無論是獲取資本青睞還是 高成本的移動互聯網人才，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因此，如果新的資本引不進來，而又無人收購，很大一部分移動互聯網公司將會活在「剃刀邊緣」——面臨被清理 出局的危險。

被國資收購不一定是好事

互聯網領域競爭形勢不斷變化，併購也逐漸顯示出新的趨勢和特點。在這種變化之下，如何評估併購的前景與風險？從創業之初就設計出一個被大佬收購的模式是否可行？《中國經營報》記者專訪了道傑資本總裁、管理合夥人俞鐵成。

《中國經營報》：2012年在互聯網領域出現的幾起併購案例，體現了什麼樣的新趨勢和新特點？

俞鐵成：百事通併購風行網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風行公司)、浙報傳媒收購杭州邊鋒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邊鋒公司)及上海浩方技術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浩方公司)，這都顯示了國有資本進軍民營互聯網的趨勢和特點。這說明國有資本大鱷開始出手收購互聯網公司了。目前，國有資本手上有錢，對於像風行這 樣的創業型公司來說，由於傍上了國有資本，因此，可以獲得娛樂傳播行業的政策紅利。

《中國經營報》：由於機制的原因，被國有資本收購是否也存在一些風險？比如在併購後的整合與持續發展方面。

俞鐵成：浙報傳媒以35億元收購邊鋒公司和浩方公司，其公告稱邊鋒的重要價值在於其高素質管理團隊和龐大的用戶數量。可是，當邊鋒公司從一個純民營 的、高度靈活的、有大量後台資源可以支撐的娛樂集團轉為被相對封閉、保守且缺乏網絡綜合平台資源支撐的國有報業集團後，邊鋒的團隊靠什麼獲得激勵？龐大的 用戶靠什麼來維持？這些都使得收購案例面臨著非常大的風險，比如如何把人留住，怎麼在一個國有體系裡生存下去等。互聯網輕型公司的核心資產是人，因此人員 的流失將成為併購後公司能否持續發展的最大風險。

《中國經營報》：Instagram被收購的案例激勵了國內的很多創業者，認為依靠一兩款應用，或者一個細分領域的獨特模式，就會有被行業巨頭看中並收購的可能性。對於這樣一種創業心態與創業目標，你怎麼看？

俞鐵成：發生在國內互聯網領域的併購一直沒有停止過，而且還很活躍。比如騰訊、百度一直在收購一些小型的公司。在創業潮中，有很多只靠做一兩款應用 就起來公司，包括一些垂直電商，有的已經拿到了投資。這類公司的成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會有太強的持續運營能力，其收購前景並不太好。

事實上，只有讓大佬們複製不來的模式，才有被他們高價收購的可能。美國Instagram是一個只有13個人的公司，就賣了10億美元，這在中國市 場還是難以想像的。目前中國的很多互聯網潛在買家，通常會先看一個項目團隊的模式能否被覆制，如果能，他們肯定會先找人自己來做，像百度、騰訊都是自己 做，只有自己做不了時，才會考慮收購。

如果技術是一種生命

與技術一起繁衍和進化，這就是人類的未來。

最近有幸與《失控》和《科技想要什麼》的作者、《連線》雜誌創始主編、技術哲學家凱文·凱利（KK）再次進行了交流，也對他把「技術看做一種生命體」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我越來越覺得他讀起來有些晦澀的理論並不是一種虛幻的哲學。實際上，把技術理解為一個生命體對我們理解現實的社會和商業的變革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發。

比如，我們該如何看待創新與模仿？KK認為一個技術、一個模式、一個產品形態的發明者其實僅僅是發現者。因為往往很多人會在相同時間「發現」類似的技術和模式，所以更像是這些東西已經在那裡了，而不是被人們神奇地創造出來。

有意思的是，發現者往往不是最大的利益獲得者。繼承（也可以叫模仿甚至是抄襲）這個發明，讓最多人用起來的人和組織卻往往能夠利益最大化。

實際上，創造者（發現者）的利益低於最佳推廣者的利益，這是技術這個生命形態的需求，他要通過更快更多地使用來繁衍和進化，而不是被發現後緩慢的演進。誰能幫他做到這一點，誰就會獲得其豐厚的回報。這種技術生命的根本需求，不是人類的世俗道德能輕易約束的。

你看，跳出「技術僅僅是一種工具」的固化思維，我們可以更好地解答很多問題。比如，我們會發現很多科技創新失敗的原因是因為沒有遵從技術生命的繁衍和進化規律。

科技的繁衍和進化不是生物體那樣縱向垂直的漸進進化。而是橫向的，是在與其他技術接觸和發生反應後突然爆發的。所以有時候已經看似「滅絕」的技術會被新的技術的雜交和點亮進而復活。

比如歷史上失敗的瘦客戶機，隨著云計算和無處不在的網絡正在全球範圍復甦；比如運營商很多年前沒有推行起來的語音短信現在因為3G網絡和智能終端而轉換成Push to Talk的模式通過微信等應用紅遍中國。

所以技術不是孤立的，是技術群體相互的作用才能最大程度釋放技術的價值。理解了這樣的習性和規律，我們才能在商業上把握技術創新的價值。

與此同時，把技術理解成生命形態也能更好地理解大眾對技術的好惡。因為技術元素這種生命體，是需要附著在人類身上才能發展和繁衍的，他們也需要滿足我們的需求。

蘋果公司的成功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充分意識到了技術元素的繁衍會強化其「仿真性」，也就是要儘可能通過自然人機交互的方式，消除與人類這個其附著的生命體之間的「排異反應」。所以3歲孩子都可以把玩的iPad，當年必然會橫掃所有技術男和刷機控們才能玩轉的安卓平板。

「技術元素」這個生命體的力量，在於他們並不僅僅是硬件層面的工具，他們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也是深層的。實際上，我們也完全可以把技術的自我繁衍訴求，看做促進人類科技創新和人類進化的體外推動力。

所以，KK的著作雖然難啃，但還是應推薦看一看。技術哲學的美妙，在於它並不是要形成公理性的方法論，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收穫和理解。我們沒必要把它看做「科技聖經」，但不妨把它看做是一種審視科技世界的全新思維方式。

正如KK所說：「科技只能回答他能回答的」，而去不斷探索和理解，這是人類的職責。

另一種罷工

　經歷了3月下旬的九天大罷工後，從4月20日開始，奧蘭若（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奧蘭若）的生產設備逐漸被搬上貨船，一批批運向馬來西亞。

　　奧蘭若是全球第二大的光器件供應商Oclaro在深圳的生產基地，位於福田保稅區鳳凰大道，約有1800名在職員工，其產品的主要客戶是深圳的兩家通信龍頭企業——中興和華為。

　　2012年3月21日，奧蘭若發佈公告稱，在未來三年，公司將分階段逐步把奧蘭若深圳總裝和測試業務轉移到一家馬來西亞工廠。

　　奧蘭若的工人告訴財新記者，公司決定先轉移生產線，再對轉移業務後辭退的工人進行賠償。在這三年之內，工人若因個人原因離職，將不予賠償。工人 擔心三年後得不到保障，要求先賠償再轉移，由此引發罷工。類似於奧蘭若這樣因為企業外遷而引發的罷工和勞資糾紛，從2011年下半年以來，在深圳市輪番上 演。

　　深圳勞維律師事務所主任段毅在深圳執業20餘年，勞維律師事務所亦是全國首家專業從事勞動維權法律事務的律師事務所。段毅沒有忽略這一新的變化：「去年年底以來，深圳因為企業外遷而產生的勞資糾紛佔到了一半以上，大大高於往年。」

　　顯然，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已率先碰到了發展瓶頸，產業轉型升級的「陣痛」正在凸顯。

企業外遷陣痛

　　深圳的工人們對企業外遷顯得格外敏感。今年2月2日，深圳寶安區玉泉東路的勤興軟膠（深圳）有限公司的員工過完春節返廠，卻看到電車少了30多台，裁床搬走兩台。廠方解釋，這些機器已搬到位於廣東陽江的新廠房去了。

　　工人慌了，他們擔心這些設備遲早會全部轉移，深圳的廠房將不復存在。他們立即罷工，要求老闆「買斷工齡」，不然就不允許其他的生產機器運出廠 房，「怕老闆一夜之間消失了」。更早一些，深圳西鐵城代工廠的工人要求廠方補齊加班費。帶頭罷工的工人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亦表示，「公司已經有幾個部門 搬到澳門去了，我們擔心自己所在的部門也會搬遷，所以趁著現在找企業補齊加班費。」

　　企業外遷，工人僅兩種選擇：或離職，或跟隨企業外遷。這些不願外遷的工人，則要為自己爭取合同期內被解聘的補償金，他們亦希望將以前種種「不公正」待遇來一個「一次性了結」，各種勞資糾紛和罷工就此產生。

　　奧蘭若並不是第一家決定搬離深圳的通信元器件製造類企業。2009年，另一家外資公司JDSU出售了其深圳的製造工廠，但生產線還留在深圳，此 舉同樣引發罷工。後來又有新飛通、Finisar等深圳光器件供應商要在武漢、無錫等地設廠的消息傳出。在深圳設有基地的製造業代表企業富士康，近年來也 不斷到中西部省份設廠。尤其2010年連續出現「員工跳樓」事件後，富士康接連選址鄭州、成都等地，其在深圳的園區就再也沒有大規模招聘員工的消息。

　　深圳市政協委員金心異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圳市企業外遷分兩類，一類是大中型企業，他們只是將企業中的部分部門外遷，比如製造部門，但總部和研發部門仍保留在深圳，這些企業往往在外遷的過程中實現產能擴張；另一類則是整體搬遷的中小企業，他們將徹底離開深圳。

　　段毅則表示，「罷工的一般是大中型企業，小工廠搬遷，有時候一夜之間就無影無蹤，工人們連罷工的機會都沒有，但勞資糾紛和大廠是一樣的。」

　　段毅稱，自從2010年深圳富士康宣佈大幅提高員工薪水之後，工人們要求企業「漲工資」或提供某種福利的呼聲越來越高。若按罷工原因分析，2011年6月以前因要求「漲工資」導致的罷工最多；但現在，因為企業外遷引發的已經超過了一半。

不得不轉型

　　在金心異看來，這樣的情形似曾相識。這是深圳的第三次產業轉型。

　　第一次產業轉型發生於1985年前後，此後深圳進入快速工業化階段，大量「三來一補」企業湧入深圳。所謂「三來一補」，指的是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

　　這類企業主要的結構是：由外商提供設備（包括由外商投資建廠房）、原材料、來樣，並負責全部產品的外銷，由中國企業提供土地、廠房、勞力。但中外雙方不以「三來一補」企業名義核算，而是各自記賬，以工繳費結算。

　　第二次產業轉型發生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在產業層面提出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時不再接受「三來一補」企業的登記。金心異 稱，「『三來一補』企業利潤低，給地方政府交的稅非常少，所以逐漸不受政府歡迎。但這次轉型導致一批加工企業外遷，那些租地給他們的村民覺得自己的利益受 損，還聯名起訴市政府。」

　　「企業外遷，『陣痛』不可避免。」金心異說。

　　2000年以後，深圳的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飆升，快速蠶食企業的利潤，企業外遷也逐漸加劇。目前深圳的最低基本工資為1500元/月，已高於北 京、上海和廣州的1260元/月、1450元/月和1300元/月，居全國之首。龍崗區一家小企業負責人稱，2010年，廠房租金還是每平方米每月14 元；到2011年，就飆升至每平方米每月20元，「不得不遷走了」。

　　除去市場因素，深圳市政府亦強力主導產業轉型升級。「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會被產業結構所調整。」早在2008年3月，廣東省委書記 汪洋上任後首次到東莞調研，就拋下了這句意味深長的警示。此後，「騰籠換鳥」、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雙轉移」政策就陸續在廣東轟轟烈烈展開。

　　2011年11月，深圳市政府下發了一系列關於產業轉型升級的細化文件，明確提出「清理淘汰低端企業」工作目標：「未來五年，深圳將清理無證無 照、安全隱患嚴重、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企業，2013年底前，騰出500萬平方米產業發展空間，2015年前，騰出750萬平方米產業發展空間。」這意 味著，深圳未來可騰出現有面積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土地用於發展。

　　文件還對企業轉移的數量提出了要求：「到2015年實現有序轉移企業1萬家，其中向深汕特別合作區轉移4000家，向省內其他區域轉移5500 家，形成總部、研發在深圳，其他的製造、生產環節在外地的格局。」深圳市發改委、人居環境委也在2011年11月制定了淘汰低端企業的細化標準。據深圳線 路板行業協會會長辛國勝透露，深圳八成線路板行業準備外遷，「深圳環保標準提高成為企業外遷的主要原因」。各種因企業外遷的勞資糾紛，也從2011年11 月開始，越來越頻繁。

新工人新訴求

　　2011年11月5日，22歲的黃志軍跟著他所在的家具廠，從深圳龍崗遷到河北廊坊。此前，他在深圳生活了三年。和黃志軍一起前往廊坊的，還有家具廠的三四十名工人。

　　那是一個大廠房，面積大約有1000平方米，比深圳的廠房大了二三百平方米。但很快，黃志軍覺得不適應。「地方太偏僻了，連個吃飯的地方都沒有，更別提什麼娛樂了。」他說，偶爾和當地人發生小摩擦，廊坊人地方觀念還特別重，容易偏袒本地人。

　　半年後，黃志軍和幾個工友又回到深圳。他們不能忍受的，除了當地生活條件較深圳艱苦外，還有官商勾結的作風。「在那邊稍有點兒勞資糾紛，老闆就能把黑道白道的人都找來，我們徹底沒辦法。但在深圳不會這樣。」黃志軍說，他對深圳有感情了，「不想走。」

　　華南師範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撰寫的《廣東省勞動力轉移情況調查初評報告》披露，廣東省勞動力轉移滯後產業轉移，2008年開始實施產業轉移和勞 動力轉移「雙轉移」政策存在「一手硬一手軟」現象。該報告稱，「影響勞動力轉移的制約成本已經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化特點，政府已經感受到了來自除單純的工資 成本外的、各種勞動力轉移的心理、社會成本方面的成本壓力，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住房等民生基本問題。」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發佈的一份報告總結了新生代農民工的一些特點：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佔28.9%，有更強的自我保護意識和維權意 識；在業餘時間經常上網的比例為46.9%，比上一輩更善於通過互聯網來溝通、傳遞信息；從事製造業的比例為44.4%，而這歷來是集體行動的聚集行業； 居住在單位宿舍的比例達43.9%，這使得他們除了工作時間外，有更多的聚集時間；表示不回農村的比例佔45.1%，外出就業前從事過農業生產的比例只有 10%，這意味著他們大部分人不具備返回農村生活的技能。

　　段毅表示，因珠三角比內地開放更早，部分工人已逐漸有團結起來爭取利益的願望，並在「同進退、共成敗」的理念上有一致的行動。他們逐漸脫離政府設定的訴求表達途徑，如信訪，而是將其訴求付諸於集體請願、罷工和怠工，並以此迫使僱主坐在談判桌前進行集體談判。

政府轉換角色

　　在2010年佛山本田罷工事件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當地視察時，對罷工表示理解，認為對勞資衝突，應該讓勞資雙方談判解決，不應該上升到「維穩」的政治層面。這為此後廣東各級政府應對罷工奠定了基調。

　　2011年11月，西鐵城代工廠罷工的當天下午，當地勞動部門即派人前往現場斡旋，然而並未起到任何作用。此後，罷工事件在勞資雙方談判下獲得圓滿解決，整個談判過程政府均未參與。

　　2012年2月，勤興軟膠的罷工，最終是媒體介入，勞資雙方在補償問題上達成了共識。而2012年4月的奧蘭若罷工，政府積極協調，最終廠方同意了工人提出的補償方案。

　　段毅表示，在這些案例中，政府在處置中並沒有和從前一樣偏袒資方，而是基本處於中立或者邊緣的角色。這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對待罷工的態度有所轉變，另一方面則體現出政府對待產業轉型升級的態度。

　　「工人要求提高待遇，會加快企業成本上升，也就會把一些低利潤企業盡快擠出深圳。這與深圳市政府產業升級的想法不謀而合。」金心異說，深圳方面已不再青睞勞動密集型企業，會因「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而毫不挽留。

　　深圳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達志也認為，深圳已經不再重複當年對招商引資激動萬分的初級模式，現在稅收主要依靠服務業、金融業和物流業。

　　深圳心儀的產業結構是福田區的模式。這裡有環球資源、瑞士ABB、COSCO、渣打銀行、匯豐銀行等金融巨頭，也有無數高端商務基地。全區 139棟20層以上高端商務樓宇成為「納稅高地」，僅招商銀行大廈去年納稅金額就高達56.58億元，「一棟寫字樓流出的稅收和財富就可以媲美一個小縣 城。」

　　從目前來看，深圳正處於「舊產業淘汰，新產業待舉」的階段。深圳市統計局網站公佈的1月-2月經濟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兩個月，深圳市出口總額 罕見地出現負增長，較去年同期下降6%，低於去年全年平均增速26.2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樣出現3%的負增長，低於去年全年平均增速13.1 個百分點，出口和工業產值負增長拖累了整個一季度的GDP增速，僅同比增長5.8%，低於全國平均增速2.3個百分點。

　　這種急速放緩的經濟增長，與罷工和勞資糾紛新動向不謀而合。後者的根本解決，也有賴經濟正式步入官方期待的「穩中求進」的良性軌道。

暴征強拆是一種公權力犯罪

當今基層的暴征強拆與「文化大革命」具有相同的機制特徵，即無法治體制約束的公權力被濫用甚至組織刑事犯罪。

遏制暴征強拆已成為國家政治價值

2011年1月，國務院公佈《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施行暴力拆遷，限定徵收的公共利益前提，明確由政府向法院申請審 查執行。2012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公佈了《關於辦理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決定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對地方政府申請法院 強制執行作出具體規範。規定要求申請機關應當提供相關證據、依據、直接利害關係人意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等材料；並指明：在徵收補償決定缺乏事實和法規根 據、不符合公平補償原則、違反正當程序、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或基本生活生產條件無保障等情形下，法院應當裁定不准予執行。

從立法動機而言，上述法規體系的建構表明，遏制房地產的暴力掠奪趨勢、保障受到有組織犯罪威脅的個人權利，這已成為一種政治價值。對於地方政府官員 而言，要想取得合法的徵地拆遷資格，在形式上也更加困難了。但是，能不能因此就高估這種「裁執分離」的「亮點」是保護人民利益、防止行政權力濫用的「最後 一道防線」呢？

對官商勾結不能「紙上談兵」

事實證明，輕率的樂觀和廉價的讚美，嚴重脫離中國基層政治的實際。就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公佈後，媒體陸續報導了種種駭人聽聞的血腥暴征強拆案件： 有的是聲稱誤以為法院「同意執行」而不由分說的「誤拆」，有的是蒙麵糰伙夜闖民宅的「偷拆」，有的是推土機遇到了農民人體障礙卻還狡辯的「錯推」……從記 者的調查看，這些暴力案件是地方政府支持、「制服」人員參與或民眾報警但被推託的；尤為荒唐者，當記者試圖瞭解真相、追問程序時，地方官員或強調「跟政府 沒有關係」，或悍言：「按條條框框、按法律一條一條來，那樣的話很多事情就做不下去了。」

一目瞭然，面對國家法規，一些執迷於徵地拆遷的地方官員難以虛構「公共利益」，或者連虛構「公共利益」也不耐煩了，徑直裝瘋賣傻。這種官商勾結的 「很多事情」，已經是蔑視國法的故意行為、瀆職失職的惡意行為。當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暴力侵害時，頂戴「執政為民」花翎的地方官員敢稱「跟政府沒有關 係」，本身就是犯罪的供詞，竟還被用來作「此地無銀」的辯解。於是人們也就更加憂慮，地方法院能否公正審查官商勾結的所謂「項目」、能否獨立審判相關犯 罪？如果這個疑問不解決，面對一些地方暴力洶湧、奸狡險惡的徵地拆遷，單靠立法無異於「紙上談兵」。

央視曾批：「黑社會性質的犯罪」

其實，2012年3月下旬，就在最高人民法院公佈司法解釋前夕，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專題節目在評論「夜幕下的哈爾濱」發生的強拆案時，使用了「黑社會性質的犯罪」、「有組織的恐怖主義犯罪」等概念。

由於警方稱抓捕了作案的「臨時工」，被網民諷刺為「臨時工強拆案」。法律專家指出：徵地拆遷有著官商之間的利益鏈條，國家法規取消行政強拆後，政府 和開發商暴征強拆的成本提高，但出現了僱人行兇來製造「既成事實」的新趨勢；這種「黑強拆」作為「有組織」的「恐怖主義犯罪形式」，不僅是對幾個人生命和 財產的侵害，更是對國家法律的挑戰，對整個社會的威脅，應該嚴懲。

在那些非常明顯的犯罪事實面前，所謂「城市化」、「謀發展」、「搞政績」再也不足以作暴征強拆的遮羞布。不管基層政府是背後推手抑或故意放縱，這種 暴力活動都具有公權力犯罪的性質。正因如此，暴力徵地拆遷的某些受害者才往往在絕望中選擇「自殺式抗爭」，試圖感動和喚回掌握著公權力的官員的良知。但一 直到現在，經過自焚、上吊、跳樓、螳臂當車、立地活埋等無奇不有的種種血案，原來「行政拆遷」所指的官員、警員變成了「不明身份」者充當的蒙面暴徒。相應 地，「自殺式抗爭」無效，也就向「群體性反抗」事件發展；中國自古就有這種地方公權力犯罪得不到及時有效糾正而刺激民變的政治社會學現象。

汲取「文革」教訓

為什麼現在還會發生暴征強拆這種基層公權力犯罪呢？2012年3月15日，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答記者問時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 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主義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 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 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 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這一振聾發聵的警醒提示人們：「文化大革命」遺毒和封建主義影 響仍然威脅著中國社會，高唱GDP頌歌、揮舞「城市化」大旗掩蓋不了種種腐敗問題乃至「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的危險。事實上，當今基層的暴征強拆與 「文化大革命」具有相同的機制特徵，即無法治體制約束的公權力被濫用甚至組織刑事犯罪。

毛澤東在談到「文革」時曾經使用過「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比喻。從中國政治史和政治社會學來理解，所謂「無法」是指社會的法律秩序遭到權勢者破壞 而難以追究；所謂「無天」，則意味著權力腐敗導致國家綱紀廢弛，地方惡權非法橫行。在這種社會中，既定法律秩序下的合法公權力失控，被用來組織違法犯罪活 動，受害民眾或官場被搆陷者得不到公正的司法裁判和有效的保護。

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從意識形態信念、政治鬥爭的角度理解「文革」，但大量的有組織武鬥、打砸搶、非法拘禁、私刑迫害、人格侮辱事實，證明其普遍的機 制是公權力犯罪，使政治墮落為組織人格侮辱、冤假錯案、生活條件剝奪、直接肉體摧殘等侵犯生命和財產權利的刑事犯罪活動。這種迫害運動具有「無法無天」的 絕望效應，導致許多「自殺式抗爭」。直到毛澤東逝世，「文革」才以粉碎「四人幫」的方式被終結。

當今發生在基層社會的暴征強拆，目標當然不是篡奪政治權力而是掠奪財產權利，但在暴力侵犯住宅、非法拘禁、株連迫害、製造恐怖氣氛、破壞正常生產生 活秩序等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儼然如「文革」的復活。事實上，無論表現為冤假錯案和肉體摧殘的「鬥爭」，抑或表現為侵犯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發展」，其實 質都在於踐踏黨紀國法和暴力刑事犯罪。並且，暴征強拆分子並沒有意識形態動機而以利益掠奪為目的，無涉權爭而是針對和平居民，因此其作為公權力犯罪甚至比 「文革」分子更具有反人民的性質。

以國家法治權威嚴懲地方公權力犯罪

認清了謊稱為「經濟發展」的暴征強拆和謊稱為「路線鬥爭」的「文化大革命」相同的公權力犯罪本質，其發生原理和危害性也就可以獲得生動的理解。鄧小 平在1980年代從「文革」的教訓論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時已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 反面。」從鄧小平對「好制度」在國家戰略中決定性地位的肯定，到當今領導人對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可能導致「文革」悲劇重演的擔憂，足見政治家層面的感悟和理 性與民生層面的體驗和反應是一致的。事實上，在暴征強拆橫行的部分地區，一些沒什麼文化水平但經歷過「文革」的老百姓的確是把徵地拆遷、強迫農民上樓稱為 「又是一場運動」的，只不過迷惑於如何命名罷了。也就是說，在同樣原理的公權力犯罪意義上，「文化大革命」以「徵地拆遷運動」的形式在地方局部復活了。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指出：「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 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現在，《人民日報》則發表評論質問：「人沒了，人沒了尊嚴，發展還有什 麼意義？」

對於過去的「文革」分子來說，奪權陞官就是「革命」；而對於當今的那些腐敗分子來說，佔地倒賣就有「意義」。時代不同了，但它們的危害是共同的：在 本來應該是政治共同體的國民國家製造「階級鬥爭」或官民對立式的社會分裂。這種狀態使社會秩序混亂、道德淪喪，甚至造成國家能力低下。

殷鑑不遠，「文革」後期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而當今暴征強拆造成的社會後果也正在從「自殺式抗爭」向「群體性反抗」過渡。傷天害理的暴力「徵地拆遷運動」已經把一些地方的基層政治敗壞到崩潰的邊緣，現在是嚴懲基層公權力犯罪、徹底制止暴征強拆的時候了。

「黑強拆」的發展趨勢表明，敢於以公權力組織犯罪的地方腐敗分子視國家法律如「無法」，需要中央政府給以「天」的政治介入才能遏止，即需要中央政府承擔起人民民主政治領導和法治監察責任。

暴征強拆的橫行，也再次證明了「文革」終結後及時、有效地進行全面的經濟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因此在懲治表現為暴征強拆的基層公權力犯罪的同時，以建 立切實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法治國家為目標的制度建設必須著手。而且，中央政府以法治權威嚴懲地方的公權犯罪，本身也能成為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制度建設的切 入點：把公權力置於民主監督體制之下，保障法定不可侵犯的公民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利。

總之，正視暴征強拆的公權力犯罪性質，並由中央政府與司法權威依法嚴懲，挽救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政治倫理底線，恢復人民安居樂業的正常生 活生產秩序，是改革、發展、穩定之國家戰略的前提。有了這個前提，有從這個前提出發的改革，那些執迷於徵地拆遷的地方政府才可能從偽發展的唯GDP偏執和 腐敗的土地財政毒症中解脫出來，民生、產業、文化遺址、耕地資源才可能免於暴征強拆的恐怖主義威脅，和諧社會之以民為本的真發展、人民民主的真穩定才可能 實現。

品牌授權轉收購：衡點的另一種玩法

另一種歐洲

　6月的波蘭 ，天氣向盛夏衝刺。2012年歐洲盃，讓波蘭全民進入節慶氣氛。

　　首都華沙最高建築科學文化宮一改沉悶肅穆的面孔，「華沙歡迎你！」巨幅宣傳畫向球迷們發出邀請，環繞科學文化宮設置的球迷區人頭攢動，動感音樂 挑逗所有人的運動神經。華沙的標誌美人魚出現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右手托起足球，左手盾牌被漆成各個參賽國國旗的顏色。肖邦、哥白尼也被穿上了足球服。 「Polska! Polska!」（波蘭！波蘭！）年輕人臉上塗著波蘭國旗紅白兩色的油彩，唱起口號。這個時刻屬於他們 。

　　這個時候的足球賽，對其他歐洲國家或許是苦中作樂，對波蘭卻是錦上添花。作為惟一在近年的經濟危機中保持正增長的歐盟國家，波蘭越來越習慣於接 受讚賞的注目禮。近一個世紀來，波蘭從國家的分裂到統一，從委身於外部勢力到成為獨立國家，從歐洲的貧困區到冉冉升起的經濟和政治新星，波蘭需要這個「加 冕禮」。

　　「把大家動員到這樣一個大項目來，對整個國家的社會心理很重要。」波蘭智庫歐洲戰略中心（demosEUROPA – Centre for European Strategy）主席施韋博達（Paweł Świeboda）說，「我們已經經歷了23年的轉型，這個過程基本上完成了，但人們需要感覺到，有一個象徵，有一個大項目能夠把這段歷史總結起來，用一種具體、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來表達這個國家的成就。」

　　歐洲盃讓波蘭獲得了大量歐盟基金，進行其經濟繼續發展亟需的交通與市政基礎設施。這對波蘭政府是巨大的考驗——許多項目的建設都不能順利進行， 直到6月8日開幕前幾天的最後期限才完工。「部長恨不得拿起鏟子自己去修路！」在智庫工作的Ania說，這屆政府對通過成功舉辦歐洲盃贏得民眾信任心情殷 切。

　　「波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努力的結果。」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首席經濟學家伯格洛夫（Erik Berglof）將波蘭今日的成就歸功於其改革 。

　　因為改革，波蘭吸引的歐盟基金沒有像希臘那樣付諸東流，轉化為真正的生產力。波蘭沒有像其鄰國那樣積累起巨大的內部與外部失衡，逐漸壯大的內部 市場、槓桿率較低的銀行體系、受到遏制的信貸和房地產泡沫等，都讓波蘭避免了這次危機中危害許多其他國家的病症。很早就開始金融體系的改革和開放，也讓波 蘭今天有了中東歐範圍內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場。2011年，華沙股票交易所吸引了全歐洲47%的首次公開募股（IPO）。

　　波蘭為何能夠取得比其他中東歐轉軌國家更為耀眼的成績？慶祝之時也是回顧之時。

有摩擦，無倒退

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加財政審慎——四個月實現市場經濟，穩固它則花了20年

　　「排隊買東西的現象消失了。」那一刻，巴爾采洛維奇（Leszek Balcerowicz）確信自己的改革計劃會成功。

　　他的名字已經深深嵌入波蘭23年改革史。1989年9月臨危受命擔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時年42歲的巴爾采洛維奇定下目標：四個月內，也就 是1990年1月1日之前，要實行市場經濟——市場定價、自由競爭、私有化。在1989年末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他帶領同事快馬加鞭地準備法案、爭取議會 支持，趕在聖誕節前風馳電掣地通過了一系列立法。「巴爾采洛維奇計劃」決定性地將波蘭經濟從過往的中央計劃拽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

　　「那是一個『非常』時期。」巴爾采洛維奇很清楚自己要推行如此激進的計劃，需要跟時間賽跑。他對財新記者回憶，「這是歷史給我們的禮物，在這段時期內人們願意接受困難的措施。這種民意不會永遠存在下去。」

　　全民一心的理想狀態的確很快就消退了。改革首先打擊的往往是那些讓改革成為可能的人，波蘭也一樣——沒有廣大工人支持的團結工會運動，就不會有波蘭的劇變；但在私有化過程中，工人失業，為遏制通貨膨脹而採取的工資控制措施也壓縮了工會的勢力。於是，罷工和抗議不斷。

　　波蘭真正開始有自由的選舉，包括1990年的總統選舉和1991年的議會選舉，是在巴爾采洛維奇計劃開始實施之後——1989年那次選舉只是部分放開，仍為原執政黨統一工人黨保留了席位。競選活動讓反對改革的聲音放大。「巴爾采洛維奇下課！」成為一些政黨的競選口號。

　　巴爾采洛維奇不是不知道改革的社會風險。但此前十幾年對別國改革經驗的研究讓他非常確信，社會風險較小的方案不是沒有，但那樣的改革將無所作為。任憑各種指責，他至今毫無悔意。

　　 「有些政治家要麼是不理解這個方案，要麼是故意批評（該計劃）來建立自己的政治資本。」直到現在，巴爾采洛維奇仍對此不以為意。「這就是政治。」他對財新記者說。

　　但巴爾采洛維奇得到了關鍵的支持。從團結工會領袖成為波蘭首位自由選舉產生的總統瓦文薩（Lech Wałęsa）， 從「階級感情」也好、政治姿態也罷，從未在言語上正面支持巴氏的計劃，卻用實際行動表達了態度——1991年他任命改革派的別列茨基（Jan Krzysztof Bielecki）為總理就是一個例證。

　　 「很多政治家在公開場合會批評巴爾采洛維奇，但私底下他們都會說，就得這樣辦。」《選舉報》的烏伊慈克說。

　　1992年4月24日，10萬名工會成員發起了改革以後的最大示威遊行，反對對國有企業工資增長徵稅、抗議生活成本的上升。

　　瓦文薩說：「我很想參加這場示威，但作為總統，我不能。」這是這位傳奇人物的常用句式，已經變成今天波蘭政治揶揄中的經典。

　　巴爾采洛維奇還很幸運，他沒有因為曾在美國求學、改革政策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支持，就被斥為「西方走狗」。 這種事在其他轉型國家可並不少見。

　　1991年大選，多達100多個政黨參加了競選，近30個政黨進入議會。這時巴爾采洛維奇的改革受到了挑戰，新產生的以奧爾舍夫斯基（Jan Olszewski）為總理的政府宣佈要與前兩屆的親改革政府劃清界限。

　　巴爾采洛維奇也在當年12月離職，因為對他來說已經很明顯，在這屆政府中，他將不可能繼續保持對政策足夠的影響力。

　　然而，巴爾采洛維奇改革之初就已經確立了的中央銀行獨立性，對政府產生了制約，奧爾舍夫斯基未能偏離巴爾采洛維奇計劃太遠，只是基本停止了大型國企的私有化。

　　1992年6月，奧爾舍夫斯基政府解散，新一屆政府即蘇霍茨卡（Hanna Suchocka）政府，則在很大程度上繼續了此前啟動的那些改革。這屆政府也未能持久，到1993年被議會不信任票投倒，新政府放慢了一些制度性改革， 特別是在權力下放地方政府和私有化銀行方面，但還是保持了財政紀律。從此，波蘭開始了共產黨背景政黨和團結工會背景政黨間鐘擺式的左右交替，但左右都很溫 和。

　　「沒有什麼激進的轉變，起碼沒有重新國有化。」巴爾采洛維奇總結這二十幾年，「他們維持了財政政策紀律，只是改革速度有所不同，比如一些政府放慢了私有化。」

　　從1990年後半年開始，頻繁的選舉導致了民粹主義升起，民眾期望升高，對經濟參與者的行為產生了不利影響，反映在工資壓力重現、國有企業不再那麼願意採取艱難的重組決定。所有這些，都讓波蘭的改革比捷克、匈牙利等鄰國更為艱難。

　　多黨政治是不是增大了經濟改革的難度？「這個問題我們在80年代就討論過了。」1991年擔任總理的別列茨基說，「我們看過拉美的經驗。我們決定，民主變革必須與經濟轉型同時進行。」

　　 「一開始非常困難，因為波蘭政治不穩定，每年都要換政府，政黨輪換很快。」別列茨基說，「但不管是來自左還是右，波蘭政治家們從未質疑國家的主要目標，首先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然後要重新融入西歐。」巨大的磁場，讓波蘭保持了改革的動力。

　　巴爾采洛維奇也總結，波蘭經濟改革最大的特點是，不僅採取了相當激進且全面的自由化，還向嚴格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紀律邁出了堅實的步伐。1989 年12月的改革系列方案就納入了央行獨立性，並在1991年再次得到加強。1991年實行了證券、股票交易所、外國投資自由化、個人所得稅，以及財政政策 方面的立法改革。

　　這種政策組合迅速遏制了通脹，使得私人部門快速成長。國有企業得不到補貼，如果在與私人企業競爭中失利，就只能出售資產，這種「資產私有化」也為私人企業的成長提供了食糧。

　　 「值得一提的是，波蘭1997年就在憲法中引入了債務閘門，這在今天的歐洲，乃至世界都是一個獨特的安排。」歐洲戰略中心的施韋博達說，這個債務閘門規定，公共支出佔GDP比重不能超過60％。否則，下一年就必須平衡預算，且有關官員還要受審。

　　民主或許讓改革路途中多了一些摩擦成本，但並沒有讓改革倒退。「在任何國家，財政紀律都會有鬆懈的時候，但良好的社會可以制約國家的擴張。歸根結底，政策是社會力量制衡的結果。」巴爾采洛維奇說。

改革黏合劑

「民意壓力、自由媒體。這是預防權貴資本主義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大體成功了」

　　「我還記得1990年12月的總統大選後兩個月，罷工一天接一天。我上任勞工部長後，每天都去跟抗議的工人見面。」現任行政與數字化部長的波尼（Michał Boni）說。

　　58歲的波尼20年前就活躍在政壇，曾在1991年別列茨基政府和1993年蘇霍茨基政府中分別擔任勞工與社會政策部長和副部長。「團結工會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需要理解民眾的期待和心聲。」

　　如果說巴爾采洛維奇是波蘭經濟改革不可否認的主角，這出歷史大戲中還有許多不可或缺的配角，他們的作用有時事關成敗。

　　「巴爾采洛維奇拿出的主要是自由化方案，然後又有庫侖尼（Jacek Kuroń），他的想法則主要是社會對話和社會力量參與。」波尼說。他向財新記者憶起20年前的情景——當時，他曾與時任勞工部長的庫侖尼一起去說服國企工人，以求得他們接受私有化。「社會對話很重要。」

　　「一方面是經濟的自由，另一方面是社會、人本層面的對自由的感受，這個組合非常重要。」波尼強調。

　　庫侖尼已經於2004年去世。他參與孕育了後來的團結工會。在1989年的選舉中，庫侖尼當選下議院議員。即便成為議員、部長，他仍然喜歡穿一 件工裝夾克。這樣一個人不會有巴爾采洛維奇那種經濟學家式的理性思維。他支持前者的經濟改革，認為別無他法，但他無法忽視改革的社會代價。

　　「我很抱歉，我搞砸了。」庫侖尼曾公開說。

　　「90年代初，我們考慮，那些65歲以上的人怎麼辦？他們為市場經濟的轉變做好準備了嗎？我們準備了一個提前退休的計劃。」要為那些更難以應對轉型挑戰的社會群體提供幫助。波蘭有個詞叫「庫侖尼湯」，指的就是庫侖尼擔任勞工部長任上發起的失業補貼。

　　「我想波蘭轉型成功，一方面是執行市場經濟規律的決心，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意願和決心來滿足社會抱負，特別是中青年的參與，還有那些社會對話和社會辯論。」波尼對財新記者說，「如果沒有社會支持，我們不能取得這些經濟改革的成果。」

　　在越來越融入歐洲之時，波蘭的政策導向也越發朝向歐洲社會模式靠近。「波蘭現在更像歐洲，而沒那麼像美國。」波蘭政治評論電台TokFM的記者利赫涅羅維奇（Agnieszka Lichnerowicz）說。

　　「你看波蘭現在的意識形態，」波蘭公共事務研究所執行董事會主席庫哈赤克（Jacek Kucharczyk）同意這種看法，「90年代我們把美國當做一個好社會的典範，那種快速的增長、那種對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對市場的強調，但今天我們更多看的是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沒錯，你需要市場，但你也需要對社會弱勢群體有所保護。這是一種觀念上的轉變。」

　　「波蘭憲法中有一個概念叫做『社會市場經濟』。」現任波蘭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帕夫拉克（Waldemar Pawlak）也說，「社會市場經濟可能更偏向市場，但也非常重視社會和市場間的平衡。」

　　或許，在今天的思潮中，巴爾采洛維奇對經典自由主義的堅持顯得有些不合時宜，被他的反對者批評為教條主義。就連當年在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都承認過那樣的方法有失考慮，巴氏本人的看法仍未有改變。

　　改革的公平問題同樣困擾過波蘭。轉型之初也出現過所謂的「黨官私有化」（nomenklatura privatization），即國有資產的私有化主要讓原來的統一工人黨黨內幹部得了利益。

　　這類現象逐漸淡化，一則是因為引入完全市場競爭後，很多這類企業不能適應競爭已經被淘汰，二則是因為波蘭媒體的嚴格監督。

　　「我還記得90年代的時候，每天媒體都在報導政客中飽私囊。」《選舉報》的烏伊慈克說。

　　「民意壓力、自由媒體。這是預防權貴資本主義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大體成功了。」巴爾采洛維奇也將此列為波蘭未出現俄羅斯寡頭階級的原因，「從 一開始，我們就在政治和經濟之間進行了嚴格的分離，預防有政治特權的商業企業的出現。我們的政治行為是允許私營經濟成長，但我們不讓政府來挑選企業家。允 許平等競爭。」

　　「在波蘭，政治和經濟能夠相互平衡，而不是合二為一，產生一個與社會其他部分隔絕開來的精英階層。今天波蘭的政客，也因為民意的壓力，都知道不能跟有錢人走得太近，媒體對此很敏感，所以政客會保持距離。」學者庫哈赤克也說。

　　他認為，1993年大選中一些原波蘭統一工人黨轉化而來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上台，他們在保持大部分改革的同時也確保了一些基本公共服務的繼續。「這也是一種良性循環：波蘭的民主制度強健，保證了經濟財富不會直接轉化為政治權力，比如在烏克蘭發生的那樣。」

永未完工的工程

加入歐盟，達到指標，就基本達成民主制度建設——事實並非如此

　　二十幾年來，波蘭政壇也經歷了震盪式的改變，面目全非。當年團結在「團結工會」旗幟下的反對派力量，在獲得政治自由後全面分散到政治光譜中。

　　「今天的團結工會就是一個正常的工會，儘可能幫工會成員爭取漲工資，已經不是當年那樣的一種政治運動：左派、右派、中間派、知識分子、工人，都在這個運動中。」別列茨基說。

　　今天的執政黨也有團結工會的根源，而推行的一些自由化改革又受到團結工會的抵抗，這在別列茨基看來也「很正常」。61歲的別列茨基20年前當過總理，如今是現任總理的顧問團主席。

　　他對財新記者坦言，「一個正常運轉的民主體制中就應該有各種不同的利益相關方，他們表達自己的利益——本地社區的利益、僱員的利益、僱主的利益、工會的利益。民主就該這樣。我很樂意看到有一個好的、好鬥的工會。」

　　事實上，當年團結工會的「戰友」們，早已分道揚鑣。

　　1990年時，瓦文薩就發起了所謂的「頂層戰爭」。《選舉報》創始人之一的吳馳沃（Helena Łuczywo）對財新記者回憶道，直到1989年的議會選舉中，瓦文薩還是絕對的靈魂人物，所有與團結工會相關聯的候選人都在自己的競選海報上放上與瓦 文薩的合照，這保證了他們的勝利——團結工會背景的候選人贏得了那次選舉中下議院開放競爭的所有席位。但選舉之後，這些新議員、新政府就成為國家政治生活 的核心。此後開始的經濟改革，又讓許多人開始批評團結工會。

　　「瓦文薩覺得工人是改革的中堅力量，現在卻要為改革付出代價。問題很大。他開始覺得政府處理得不夠好。」吳馳沃說。

　　團結工會背景的政黨「公民議會黨」（OKP）也迅速分裂為保守和自由兩派，前者的領導人物是萊赫·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以工人為中堅，後者則更多代表知識分子、自由派。1990年的總統大選中，分裂相當明顯：保守派支持瓦文薩，自由派則支持當時擔任總理的馬佐維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這為日後波蘭政壇的分野劃定了基本線。波蘭社會中保守與自由價值觀的裂痕，也越發明顯。

　　卡欽斯基兄弟領導的保守派似乎是堅定地走向了民粹立場。2001年他們成立了「法律與正義」（PiS）黨，將反腐敗與打擊前政權中的秘密警察作 為核心綱領，主張成立中央反腐辦公室，公開政客和重要公務員的財產情況等。它還強烈支持「清洗」，主張公佈所有在前政權中擔任過密探的人的姓名，將登記曾 經服務於前政權秘密警察的範圍，從現有法律規定的公務員，擴大到大學教授、律師、記者、大型企業經理等其他從事所謂公共職能的職業。

　　這些做法令自由派擔心，以法律和公正為名的打擊行動，可能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曾擔任瓦文薩顧問的卡欽斯基兄弟，首先將矛頭對準了瓦文薩。2000年瓦文薩就已經捲入醜聞，他在70年代與當局的一些接觸被曝光，被指控曾為 秘密警察的線人。雖然2000年華沙上訴法庭已經宣判瓦文薩並未與前政權合作，但這一污點沒有完全抹去。2008年，萊赫·卡欽斯基就在一個電視訪談中再 次指稱瓦文薩為線人，後來被瓦文薩訴諸法庭。

　　對瓦文薩的攻擊成了法律與正義黨的重要議題，直到2010年4月10日的斯摩棱斯克空難發生——包括時任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在內的96名波蘭高官、政要、宗教界人士在空難中喪生。

　　這場事件原來有可能成為波蘭和俄羅斯之間關係的新起點。「空難發生後，俄羅斯社會體現出來的尊重和同情，令波蘭人心存感激。」波蘭國際事務研究所主任扎博羅夫斯基（Marcin Zaborowski）說，「但後來變得複雜化。因為我們不滿意俄羅斯的調查，一些政黨開始變得很激進，公開說這是暗殺，這讓俄羅斯又很不能接受。然而，俄羅斯拒不交出飛機殘骸等做法又助長了人們的猜測。」

　　目前仍擔任法律與正義黨領導人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決心在這件事上堅持到底。

　　該黨公開稱，存在俄羅斯政府策劃空難進行暗殺的可能性。這種陰謀論在波蘭找到了土壤，許多人開始相信，俄羅斯政府與空難逃不了干係。

　　俄羅斯與波蘭之間複雜的歷史關係，再加上俄羅斯在波蘭邊境開展軍事演習、俄羅斯能源公司對波蘭天然氣供應的壟斷，並曾切斷供應等，都加深了這種不信任。

　　直到今天，華沙總統府前，仍有人長年累月在抗議。「我們在等待斯摩棱斯克的公道。」展板上寫道，並有全體遇難者的名單和照片。

　　斯摩棱斯克事件使波蘭社會原本就很深的社會分裂更難癒合。

　　記者利赫涅羅維奇講述了她感受到的這種社會割裂的威脅。斯摩棱斯克事件發生後她到現場採訪。作為記者她一直保持了職業的冷靜，沒有被到處渲染的 悲痛所淹沒，卻遭人面斥：「總統是被你們這些媒體殺害的！」因為她服務的電台TokFM與波蘭最大自由派報紙《選舉報》同屬一家媒體集團，而《選舉報》早 已同波蘭執政黨公民綱領黨、俄羅斯政府一起，被列入攻擊名單。

　　聽到這種指責，一直保持職業感的利赫涅羅維奇也忍不住哭了。日後在採訪這類仇視自由派媒體的組織時，她會儘量不顯示自己的身份。「有時他們會啐你。」她說。

　　波蘭公共事務研究所的庫哈赤克說，波蘭人原來以為，只要加入歐盟，達到那些正式的指標，就基本上達成了民主制度建設。事實並非如此，正是在加入歐盟之後的2005年，波蘭產生了第一個民粹主義的法律與正義黨及其更加極端的聯盟黨的政府。

　　但在2007年的議會選舉中，投票率明顯升高，特別是許多一般不熱衷選舉的年輕選民也參與投票，結果法律與正義黨敗選。當時的大選前，波蘭年輕人間盛傳短信：「把你爺爺的身份證偷過來！」就是為了動員更多人前往投票。

　　庫哈赤克說，「人們突然意識到，民粹主義可能是破壞性的，所以他們把民粹主義政府選下台了。這有點矛盾，不是嗎？人們出來投票把那些號稱代表人 民的政黨選下去。人們理解了，要收穫現代民主社會的好處，民粹、排外、孤立、反歐盟、刺激與鄰國的敵對情緒，都不是什麼好方式。」

　　 「過去這20年，我們對於民主的理解也演進了很多，對於民粹主義的危險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庫哈赤克說，「我們學到的主要經驗就是，民主不是單向街，它可 能向前發展，也可能後退，永遠是一個未完工的工程，總有改進的空間，總有可能有反衝力量，可能有排外、民粹主義等損害民主發展的現象，所以你永遠不能把民 主當做想當然的。」

　　庫哈赤克認為，民粹主義在波蘭產生，很大程度上源於「懷舊情緒」，懷唸過去那種因為不參與全球化競爭而「安全」、封閉的小世界，並與民族主義相結合。「他們承諾要重建這種封閉而有凝聚力的社會，但這種社會從來沒有存在過 。」

　　在庫哈赤克看來，今天波蘭社會的主要分野很清晰，就是那些視野更外向、希望國家向前發展、與歐盟和世界都更加融合的人，和那些恐懼外部世界，希望把波蘭從外部世界關閉起來的人之間的分野。

　　環視鄰國，捷克、匈牙利今天都已經沾染上深深的歐洲懷疑主義，只有波蘭——從政府到主流輿論，對歐盟大有好感，為什麼？

　　歐洲戰略中心的施韋博達認為，這是因為波蘭從來沒有對歐盟有過太浪漫主義的想法。「我們很務實。加入歐盟前的談判談得很辛苦，為自己打造了一個比較強的地位。」

　　認準了融入歐盟的方向，波蘭也開始積極發揮國際影響力。此次與烏克蘭合辦歐洲盃， 「幫助烏克蘭成為一個更發達、更透明的國家，是未來幾年內波蘭最大的外交事業。」 施韋博達說。

　　「為什麼波蘭這麼想把烏克蘭帶進歐盟？跟德國想要把波蘭帶進歐盟的原因一樣。」 波蘭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扎博羅夫斯基說，「你不想當歐盟的前線。你會想嵌入在遵守同樣規則的國家中，而不會想成為緩衝帶。」

　　波蘭還沒有定型。在今天波蘭許多城市，還能看到一些外牆完全剝落、失修的建築。這些房產屬於爭議性資產。一些仍然保留著1945年前房契的波蘭 人，正在與政府打官司想收回房產。相當一部分此類建築，又成了被佔居的貧民窟（squat），那些認為自己理應享有居住權的普通住戶，也捲入與政府、與房 契所有人的鬥爭中。

　　在過去與未來的交織點，一個迅速變化中的走向正常的國家，注定寫滿了這些歡笑與憂愁。

普通人的交流比數字更重要：中非關係的另一種視角

數據是人們在描述中非關係時最樂於使用的，但並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滿足於如此「數字化」的成績。在剛剛結束的中非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講話中特別提及，要讓發展成果「惠及非洲民眾」。

「數字化」中非關係的背後

2012年7月19日至20日，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國與非洲的關係再次引起全球矚目。

直到十幾年前，多數中國人對中非關係的印象還停留在傳統友誼、援建坦贊鐵路和「非洲兄弟幫助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等話題上。1999年，中非貿易額僅為64.8億美元。

但隨後的中非關係，尤其經貿關係，以人們難以想像的程度急速升溫。數據是人們在描述中非關係時最樂於使用的方法論，尤其進入2000年以後，中非貿易額畫出的那條耀眼而陡峭的曲線。

2000年中非貿易額為106億美元，2006年已達555億美元，到2011年，這個數字已經是驚人的1663億美元，是10年前的16倍。

中國對非投資也在大幅增長，2001年中國直接對非投資5044萬美元，2005年還僅有4億美元。但2010年中國對非直接投資流量已達21億美元，是2001年的40倍。

2002至2007年，中國對非優惠貸款223.8億美元，政府撥款18.5億美元，債務免除13億美元，佔全體中國對外援助的72%。（數據來源：非洲經濟轉型中心，ACET）

在人們對數目增長津津樂道的同時，並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滿足於如此「數字化」的成績。塞內加爾記者阿瑪杜·希（Hamadou Sy）在參加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主辦的「中非報導圓桌論壇」時發言說：「普通的非洲人可不能拿那些數字過日子，它們不能吃也不能喝。」

剛剛結束的中非合作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承諾，中國將在未來三年內向非洲國家提供200億美元貸款。

在他的講話中，胡錦濤特別提及，要讓發展成果「惠及非洲民眾」，並提出要為非洲培訓3萬名各類人才，提供政府獎學金名額1.8萬個，派遣1500名 醫療隊員，同時為白內障患者提供相關免費治療，幫助非洲加強保護森林、改善引用水等。對此，《紐約時報》的報導稱，「這對中國來說都是新的努力。」

「中國小伙子」，「非洲姑娘」

非洲經濟轉型中心（ACET）的政策顧問巴迪·布魯庫（Buddy Buruku）將中國和非洲的關係做了一個有趣的比方。「非洲就像是庭院裡的姑娘，」布魯庫說，「中國則像是想要她的小夥子。」

2011年，閃亮的1663億美元中非貿易額還不能和同年中美貿易的4467億美元、中歐之間的5672億美元相比。但從非洲方面而言，中國以驚人的成長速度已經連續三年成為其第一大貿易夥伴。

在「中非報導圓桌論壇」上，布魯庫展示了ACET的研究數據，顯示在2009年的中非貿易中，中國從非洲進口的產品，70%為石油、天然氣、煤炭等燃料能源，15%為鐵礦石、銅礦和有色金屬等原材料，而加工品只佔8%；與此同時，中國出口到非洲的產品90%是加工成品。

這種貿易結構可能引發的問題在中非雙方間都已引發廣泛關注。

2012年7月19日，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的開幕式上，依次問候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非洲聯盟輪值主席、貝寧總統托馬·亞伊和其他中非領導人之後，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發表了致辭。

他首先熱情地讚揚東道主，稱中國對非洲的承諾「已經通過具體而實實在在的結果得到展現，尤其是在人力資源發展、債務減免和投資方面」。

隨後，祖馬話鋒一轉，表示非洲對中國發展的承諾，已從「原材料、其他產品的供應以及技術轉讓中」得到展現，但「這種貿易格局從長遠看是不可持續的」。

祖馬稱，昔日非洲與歐洲的經貿往來經歷讓非洲「在與其他經濟體簽約合作時需要謹慎從事」。但他隨後補充說，「我們當然相信，中國與歐洲的意圖並不相同。」

胡錦濤則在發言中強調要「積極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更加重視非方優先發展領域的合作，更加重視「改善貿易結構、提高貿易質量」，「幫助非洲國家提高自我發展能力」。

布魯庫向南方週末記者指出，從非洲人的關切出發，也許中國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的領域包括：減少小額貿易，比如零售業領域的擴展，不在當地使用中國工人 做簡單技能的工作，以免讓當地人覺得工作崗位受到威脅；儘量控制中國公民使用旅遊簽證進行非法工作；以及最重要的事，調整與非洲合作的經濟結構。

讓人幾乎無語的問題

所有參加香港大學「中非報導圓桌論壇」的非洲記者和NGO工作人員幾乎都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中非關係更多地是建立在高層的政府與政府之間，而普通人民、社區、媒體、NGO和反對黨之間的聯繫過於缺乏。此外，交流的匱乏也是所有參會者的「共識」。

南非ETV電視台中國分社社長貝力（John Bailey）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一個現象：很多在南非做生意的中國人，似乎缺乏融入當地社區的意願。「也可能是語言問題，但如果當地人走進中國人的商店發 現，中國人一句話也不願意多講，只是用手裡的計算器按出一個個數字，他們會怎麼想？這些人除了賺錢，他們真的尊重我們嗎？」

塞內加爾記者阿瑪杜·希也曾經試圖在當地的一次針對中國社區的抗議示威中採訪一些中國人，但讓他沮喪的是，他走訪了將近20家中國店舖，沒有一個人願意跟他講話。

貝力更加哭笑不得的是，他在北京的外國記者證上，電視台名稱「ETV」被翻譯成了中文，「南非衛星電視五台」。「也許『E'是第五個字母？」貝力說。實際上這裡「E」是「Empowering」的縮寫，意為「賦權」。

莫桑比克最大的私營報紙主編夏拉斯在當地最熟悉的中國人是按摩中心的服務員們。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人們對中國有著各種好奇。有人甚至來到他們的報社問道：「為什麼中國人不死？」

對於這個讓人幾乎無語的問題，夏拉斯好一會兒才搞明白。原來，當地人從來看不到中國人的葬禮，移民部門也見不到中國人的死亡記錄。他的編輯們懷疑， 這在背後可能有利益糾葛：不排除有中國人利用死亡人口的文件和簽證「移花接木」，為非法入境的中國人「洗白」身份。畢竟，莫桑比克的工作簽證或長居簽證很 難獲得，在黑市的價格甚至達到1500-3000美元。部分中國人則利用旅遊簽證入境，從事貿易等活動。

但無論貝力還是夏拉斯，他們都對中非關係的積極進展非常肯定。「中國幫助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綠色技術的轉讓，都讓非洲受益良多——畢竟歐洲的技術太貴了。」貝力說。

夏拉斯則表示，他也要求自己的報紙警惕西方的影響。「為什麼人們要不停追問中國貸款和項目的信息，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是歐洲國家的項目完全沒有質疑？」夏拉斯說，「當然不排除有中國資金缺乏透明的原因，但我也不願意我的報紙太過被西方的因素影響，甚至受到操控。」

對於中非關係中的很多問題和挑戰，布魯庫認為，雙方政府都應當承擔責任。她舉例稱有一些中國援建的醫院，由於沒有考慮到後續醫療資源問題，沒有合格的醫生可以使用那些設備，也沒有足夠的藥品和器材維持運轉，醫院就變成了沒有用的建築留了下來。

「一些中國人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好的形象，這可能在一開始的確達到了目的，但這並不能長久。」布魯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