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的工業沉澱，「偷」走了上海市民的黃浦江。三任政府，七區統籌，十年拆建，重築「上海客廳」。一座城市如何重建公共空間，上海黃浦江的改造工程或許能提供中國樣本。
2012年3月18日，好萊塢大導演、美國夢工廠動畫CEO傑弗瑞·卡森伯格在雜草叢生的黃浦江邊徘徊了一下午。最後，他相中了一個破爛不堪、狀似「蒙古包」的水泥均化庫，還有龍華機場舊址遺留下的數個高達三十多米的航油油罐。
均化庫位於徐匯濱江——這是實業大王劉鴻生於1920年創辦的上海水泥廠舊址，該廠生產的「象牌」水泥是近代民族工業標誌之一。2006年，上海水泥廠正式從黃浦江邊停產、搬遷。
在他眼裡，這是未來最酷的劇院群落。8月7日，東方夢工廠正式宣佈落戶上海徐匯區濱江，未來，這裡將以「蒙古包」為中心，形成「夢中心」大都市文化集聚區。
「蒙古包」的變臉緣起是黃浦江的改造，這是中國最繁華都市核心地塊的綜合改造，中國民族工業發祥地的嬗變。這個已進行十年，今後還將綿延更久的「世紀工程」將給予市民更廣闊的公共空間。
讓黃浦江透氣
在很長時間裡，上海儼然一個巨大的建築工地，塵灰飛揚，機器隆隆聲中，高樓像竹筍一樣日夜瘋長，而公共空間卻日顯狹隘，生態環境面臨挑戰。
隨著浦東開發推進，浦江兩岸，不再只是單邊的風景。東西相望，今昔輝映，黃浦江從「城市邊緣線」一躍成為連接騰飛兩翼的「城市中心線」。
從吳淞口到徐浦大橋，黃浦江蜿蜒42.5公里，擁有85公里岸線。可是除了外灘，作為生產、航運之江的浦江兩岸一直被無數的煙囪、塔吊、碼頭、倉庫、工廠佔據著。對於2300萬市民來說，1600多米的外灘是上海僅有的城市客廳。
2001年，上海開始醞釀「黃浦江兩岸綜合開發計劃」，這被視為繼浦東新區後的又一項「世紀工程」。明確的方針是：借黃浦江的改造提升上海的現代服務業；要在沿江邊進行大量的生態和綠化的改造；重視了黃浦江沿岸的歷史文化保護；要創造一個非常親水性的公共空間。
「不是吃一小塊、做一小塊規劃，而是整體謀劃。」上海黃浦江兩岸開發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黃浦江開發辦）副主任許如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 黃浦江流經的7個城區（寶山、楊浦、虹口、黃埔、盧灣、徐匯、浦東新區）中一些項目進行集中梳理，不輕易審批，直到區域詳細規劃出爐，再啟動開發。
該辦公室承擔市級層面的牽頭、協調、管理職能，它還有另一塊牌子——上海市申江兩岸開發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同時被要求以市場化、公司化的運作方式進行兩岸的土地前期開發。同樣，沿岸的7個區幾乎都設有濱江土地開發公司。
但是，這個規劃屬於老區改造，牽涉的利益方非常多。開發前期，最難的莫過於動遷，這些碼頭、工廠、企事業單位權屬複雜，無論央企、地方國企、民營企業，還是居民個人，幾乎哪個都不好惹，哪個都是強勢階層。
「拆不動？很簡單，國企領導下課。」一位當時被拆遷的單位主管概括。
據上海市城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的一名專家回憶，濱江動遷的大戶——上海水泥廠領導就曾多次前來說情，「你們幫幫忙，我們那麼多工人只會做水泥，你們總要再給我們找塊地方，留條活路吧。」
最終的結果是，上海水泥廠的上級--上海建材集團貢獻了1700畝土地用於新址建設，耗時6年，包括水泥廠在內的建材集團下屬八家單位，近一萬員工完成了搬遷調整。
「我們一共拿到60億的補償。」上海建材集團專項工作辦公室主任梁兵說。補償的另一塊交給了建材集團的上級單位上海國盛集團，後者獲得了徐匯濱江160畝文化用地的開發權。
拆和遷的陣痛無法避免，退出也從不平靜。十年裡，包圍了黃浦江一個多世紀的碼頭、倉庫、工廠陸續關停、搬遷。沿江的公共開放空間從2平方公里，增加到現在的23平方公里。同時，濱江的公共濱江環境也從10公頃，增加到597公頃。
拆或保，舍和得
眼下，黃浦江的綜合改造工程仍在繼續，「拆或保」、「舍和得」的難題還時而困擾著市、區級的規劃者，顯然，這注定是一個比預想更為漫長的過程。
十年間，上海換了三任書記，具體到各區，也幾乎都經歷了三屆政府。每屆政府上台都有做新項目的衝動。黃浦江邊，這樣的中國難題如何求解？「我們經常和區裡做溝通，不太符合的我們提醒請他們注意，在專家評審和行政審批中很難通過的。」許如慶說。
慎重再慎重，是當時的要求。這樣對各級主體都產生了壓力，規劃不慎，土地隨時可能得而復失。
例如，獲得徐匯濱江160畝黃金地塊的國盛也曾為此悉心規劃。知情人士透露，國盛的方案從世界動漫中心，到結合沿江遊艇碼頭的劇院秀。「概念都很好，但可操作性不強。」方案修改了3年，不擅長文化用地開發的國盛最終讓出了寶地。
不輕易地拆，也不輕易地建，這是黃浦江開發辦一個重要原則，「能保留的儘量保留。」這樣的話已在黃浦江開發辦和沿江各區形成共識。
走過大拆大建階段的上海，越發懷念傳統石庫門的舒適精巧，舊時裡弄的謙卑平和。即便從經濟的角度考慮，上海人發現，老建築穿插於新建築之間，這樣的搭配充實了城市的多樣性，產生了上佳效果。
熟悉規劃的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上海，寫字樓出租率最好的區域是老城區靜安、黃浦，其次才排到嶄新的陸家嘴。適當比例的老建築，能為寫字樓做配套，大大降低了商務成本，而在陸家嘴，白領們難覓經濟實惠的午餐。
黃浦江邊，一段鐵軌，一個車間，一座燈塔，大批的老建築被保留。不過，老建築也發生著「騰籠換鳥」的質變，上鋼三廠的特鋼車間成為世博園區裡寶鋼大舞台，位於北外灘的國棉17廠的舊廠房演變成新的時尚時裝中心。
隨著開發的深入，黃浦江增加了眾多可供活動的公共空間。圍繞著浦江兩岸新辟23公里，涉及7個區的岸線都各自著力打造特色空間。
尋找「引爆點」
在2011年8月，徐匯區委的新書記孫繼偉走馬上任。他是同濟大學建築專業博士，也是英國皇家特許建造學會（CIOB）中國區主席，曾主持領導了多個上海地塊改造的經典案例。
在黃浦江兩岸沿線85公里區域的劃分中，徐匯有8.4公里的岸線，這個地塊是中心城區唯一可大規模成片規劃開發的濱水區域，含金量不言而喻。
前任區長陳寅和湯志平幾乎完成了濱江一期土地的拆遷、儲存。徐匯濱江用地究竟要成為什麼？一些徐匯區政府的官員回憶，當時，製造業央企願意將總部搬 至此，並承諾可以帶進數十億稅收；外資藥企也來過，要將研發中心引入。如果簡單地做商務，徐匯能夠很快就能培育出「月億樓」（稅收每月上億元）。
但孫繼偉說：「第一不能心浮氣躁，第二不能急於求成。城市建設不能實驗，每一次失敗或者錯誤都是永久的。」
比起以經濟效益為上的單核開發模式，孫更期待為一個地塊引入多樣性。作為城市規劃專家，他當然知道高密度、單一開發會引發的問題，國際著名的花園城市規劃者雷蒙德·昂溫甚至為此寫了一本書，《過於擁擠——無利可得》。
「如果每一塊都想發揮出經濟價值，最終肯定喪失特色，做不好，一定是多元混雜的一種狀態，有些地塊你一定要讓它發光，有些地塊發熱，你不可能全部都 發熱，全部都發熱就燒燬了。」孫繼偉說。在他眼裡，城市不同用途之間的互相融合不會陷入混亂，相反，這代表了一種高度發展的複雜秩序。
具體到徐匯濱江的8.4公里開發，孫繼偉看中了文化元素，他認為從整個地區的開發和長遠帶動角度，文化引來的人氣吸引力和知名度，相比單純做商務，影響力更為持久。
「這裡會有辦公樓、美術館、創意園區等等，但如何讓黃浦江沿線在開發中脫穎而出，我們非常希望有一個引爆點。」孫繼偉說。
上海西岸，巴黎左岸
2011年11月，東方夢工廠適時進入了孫繼偉的視野。「我們一得到夢工廠尋找中國夥伴的消息，就決定死死地抓住，因為這對徐匯濱江來說，太重要了，是個最好的引爆點。」孫繼偉回憶。
相比其他地區的主政者，美國人眼中的doctor sun事無鉅細、親力親為。美方最初的想法是在濱江建一個十幾萬平方米的總部大樓，做簡單的展示，孫繼偉告訴卡森伯格，「上海不缺高樓，但有工業遺蹟歷 史、能夠容納公眾參與的、激發人們無窮想像的建築，上海水泥廠的舊址再合適不過。」
在無數的面談、電郵、電話之後，卡森伯格和總裁科爾曼被孫繼偉打動了。終於在2012年3月，東方夢工廠的框架協議簽訂，項目確定落戶徐匯。
最終議定的夢工廠項目分為兩部分，一是影視產品及其衍生產業；二是位於徐匯濱江的大都市文化集聚區——「夢中心」。後者未來將匯聚一系列劇場影院群 落、文化創意企業、會展觀光景點、餐飲商業設施等等。東方夢工廠CEO黎瑞剛並不掩飾他的雄心，他說，未來夢中心就是像百老匯+倫敦O2+洛克菲勒中心。 這都是世界頂級的文化中心。
最吸引黎瑞剛和孫繼偉的，正是洛克菲勒中心中的媒體元素，在徐匯濱江，除了東方夢工廠，還包括西岸傳媒港，這裡將引入國內外一流的傳媒企業。
在這一系列令人咋舌眩目的世界級標準背後，先期的投資是30億美金。而持續帶動的開發資金將超過1200億元人民幣。
而在「夢中心」，這裡將有數條綠色通廊、濱江廊道、步行道串聯起若干廣場和綠地，成為市民的親水公共空間。
「上海西岸，巴黎左岸，他們的想法是把西岸做成像巴黎左岸那樣世界知名的文化地標。」一位落戶徐匯濱江的美術館館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但要想打造世界級的文化地標，上海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他舉例說，上海目前的75座創意產業園區，最早來自藝術家在弄堂中開掘出來的品位獨特的空間。但它們裹挾在滾燙的房地產中，很快將人們的注意力吸引 到房屋的增值上，甚至被戲稱為「二房東」。日益攀升的成本，將這些地方變成了盈利能力強的廣告公司、飯店和咖啡館的集中場所，而不是真正的創意產業園。
不過，8月7日，當南方週末記者問起卡森伯格項目需要的回報時間，他一貫嚴肅的神情馬上露出粲然笑容，「very soon！(很快)」。
萬頭死豬浮出黃浦江水面，沉在底下的，是上海周邊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門、跨界污染的協調乏力。這都已是中國河流的舊病沉痾。
一開始是幾十頭，然後是幾百頭，當10164頭來自各地的死豬，從黃浦江上游的河道中被陸續撈出時，上海松江區泖港鎮居民頗感無奈。
這個偏處上海西南的小鎮，靠近松江自來水廠在斜塘港的取水口，正是上海四大水源地之一。「我們已經再不敢用江裡的水了。」當地村民說。為了保障沿河居民的用水，當地鎮政府不得不專門為村民運來了一星期的儲備用水。
死豬事件業已引發媒體的關注。死豬的大部分正被質疑來自上游的浙江嘉興市。
問題才剛浮出水面。亂象背後，上海周邊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門、跨界污染的協調乏力，都已是舊病沉痾。
豬鄉前傳
「死豬最後都去了上海，區別是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車』。」嘉興一名養豬戶指著死豬肚皮，告訴一位來自上海的記者。
直到最近兩年，河道里的死豬才漸漸增多。「過去死豬有人收，沒人會丟到河裡。」嘉興的多位養豬戶不約而同地提起一起轟動嘉興的收購死豬案。
涉及17名被告人的這樁案件，在嘉興家喻戶曉。在2012年11月的宣判中，領頭的3人被判無期徒刑。
這是個典型的豬鄉故事。鳳橋鎮三星村村民董國權等三人合夥開了一家非法屠宰場，開始了死豬收購生意。「他們收的價格很便宜，平均才每斤一元左右。」三星村一位養豬戶說，病死的小豬一般不到50斤，大的也不過百來斤。
但這並不妨礙董國權們的生意。嘉興中院的判決書認定，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董國權等人收購、屠宰的死豬竟達到7.7萬餘頭，銷售金額達865萬餘元。這些死豬，大多來自於南湖區鳳橋鎮、新豐鎮等地。
「這批人被抓了以後，村裡就再沒人敢公開收死豬了。」在以供港豬聞名的新豐鎮竹林村，57歲的村民郭岳（化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但是，扔在河裡的死豬多了。在上海松江區，松江的環保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次事發，他們從松江事發水域溯源而上，一路巡查至嘉興平湖水泥廠上游，一路行來，途經航道幾乎處處可見死豬的蹤影。
在平湖的曹橋街道，一艘打撈船的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即使在打撈工作進行了一週後的3月17日，他們一艘小船一天還能打撈二十多頭。
「這兩年每年這個時候都要集中撈豬。」在嘉興新豐鎮竹林村，一位負責打撈的村民說。原本在河道中捕魚的漁民紛紛轉行，幹起「撈豬」工作。
這跟龐大的死豬數量有關。2011年浙江省環保系統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嘉興市生豬飼養量已達770多萬頭，若按一般2％-4％的死亡率估算，全年需處理的病死豬數量達15萬-30萬頭。「如隨意扔放，不僅會帶來大量細菌和病毒污染，還會造成2萬-3萬噸化學需氧量的排放。」
但死豬規範的無害化處理卻遲遲未能建立。包括新豐鎮竹林村村支書陳云華、曹橋街道副主任袁利強、元通街道副主任董躍忠在內的多位官員承認，直到2011年，嘉興市才開始大規模啟動死豬無害化處理池的建設。
但這顯然遠遠不夠。以南湖區新豐鎮養豬第一大村竹林村為例，陳云華介紹，到目前為止，村裡擁有的處理池不過7個，第8個正在建造。
根據多人介紹，一個處理池一般能處理三千到五千頭死豬。而根據嘉興日報此前的報導，在竹林村，僅今年頭兩個月，死豬數量就已達到1.84萬餘頭。其處理能力無疑捉襟見肘。「處理不掉的豬，就只能田間地頭河道，隨便扔。」村民們說。
「病死豬亂扔的現象在我市五縣（市）兩區都不同程度存在著。」嘉興市的一份報告承認。
以嘉興最新統計的730萬頭生豬、3%的正常死亡率計算，即使不出現疫情，要正常處理的死豬，無疑也是個龐大數字。而順著水路縱橫、河濱交錯的江南河網而下，這些來歷不明的死豬，也成為黃浦江飲用水源的禍患。
擋不住的跨界污染
「死豬的問題以往還不嚴重。養殖污染更令人頭痛。」平湖市環保局副局長王玉冰說。位於上海上游的平湖市與上海金山區接壤，威脅河網水質的正是來自上游南湖、海鹽等地的養豬業污染。
「嘉興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就是畜禽養殖的治理。」此前，浙江省環保廳副巡視員許履中在考察嘉興時說。豬糞、沼液加上到處亂扔的死豬屍體，清麗秀美的江南水鄉，現在正散發著陣陣豬臭。
「13萬多戶農民養了700多萬頭豬，一頭豬每天的排泄物相當於6到7個成人的排泄量。」嘉興市環保局副局長余鴻偉舉例說。
「政府現在已經開始控量，希望我們轉行轉產。」陳云華說。為了減少產量，2011年嘉興市出台了規定，竹林全村已被劃入禁、限養區。「計劃到2015年，全市生豬存欄總量從750萬頭控制在200萬頭左右。」而禁養的範圍，則「包括省級河道兩側各200米範圍、區級河道兩側各100米範圍」。
這正是針對日漸惡化的水質。嘉興市環保系統知情人說，即使採取措施，但2012年浙江省環保廳對全省跨行政區域河流交接斷面水質進行評價時，點名批評六地，嘉興市和嘉興市區就佔據了兩席——二者的水質均是劣五類。
這是黃浦江來自上游地區的污染威脅。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振樓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來自黃浦江上游的農藥化肥等污染源，一直威脅下游水質安全。
夏天，在黃浦江打撈水葫蘆早已成了人們熟悉的一景。上海市甚至一度建立了水葫蘆打撈辦。
作為依賴過境水源生存的城市，為了保護水源地，上海市政府可謂絞盡腦汁。「為了保護黃浦江，上海市很早就制定了《上海市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條例》，在國內可算第一家。」陳振樓說。
2010年《上海市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頒佈實施，上海確定了青草沙、黃浦江上游、陳行、崇明東風西沙等4個長期保留的水源地。同時又建立生態補償機制。
但對於上海市外的上游污染，上海市卻一直缺乏有效的辦法。按照《上海市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上海應該建立與太湖流域、長江流域有關省市的飲用水水源保護協調合作機制。「跨界的水源地保護，需要水源地周邊省市聯動監管，建立聯防聯控的機制。光靠上海一個地方推動，喊破喉嚨也沒用。」陳振樓說。
王玉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他們曾和上海金山區建立了一個聯動機制，約定每半年開一次聯席會議，有需要再臨時聯動。但在此次死豬事件中，這一機制有無發揮作用，王玉冰則拒絕明確回答：「我們一直在保持溝通。」
「雖然大家都有共同意願，有一定作用，但只是軟約束力。如果想讓機制更好發揮作用，需要更實一些，聯繫得更密切一些。」他補充說。
河道管理，政出多門
「嘉興的河網實在太複雜了，很難做到完全監控。」平湖市水利局副局長任偉良說，僅以平湖為例，在其境內，就有3458條河道，總長度超過2256公里。
事實上，平湖的河道整治早已啟動。從2007年開始，平湖在6年時間分兩次啟動了水環境綜合保持整治計劃。「我們設立了河道保潔所，到2009年，就已實現除航道外的全面覆蓋。」
但「小而散」的養殖方式增大了管理難度。平湖市曹橋街道副主任袁利強抱怨說，在他治下的村莊，實行的大多是房前屋後的養殖方式，點多而分散。「有時真的難以完全管控到位」。
不過七級（指可通行50噸重船隻）以上的航道，由於屬港航部門管理，並不在日常保潔的覆蓋範圍內。「不過我們現在正準備調整，航道保潔，以後將交由交通局負責。」任偉良說。
河道管理政出多門的現狀也正在反思之中。任偉良說，在過去，河道管理的部門有港航、城管、水利、環保等部門，「水上的管理人員，有時眼睜睜看著陸上的拋擲物，也無可奈何。」平湖市正醞釀將條線的管理改為統一的分片負責制。同時為瞭解決跨界協調問題，嘉興市水利局在新豐、鳳橋、曹橋三個分屬不同縣區的街道，建立了河道協調機制，界河分段，確保河道全覆蓋。
但這種努力無法形成與上海的互動。復旦大學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鄭正說，按照現在的監管模式，上下游間容易出現盲區。上海市對上游水域無力監管，「既沒有執法依據，也沒有處罰標準」。
「很多跨流域的污染現在一出現，首先就是推諉。」鄭正說，最後就往往變成一筆糊塗賬。「建立分級的倒推溯源機制就能解決此問題。」鄭正接著說，在河流界面全天候的實時監控下，「只要發現上游過來，就是上游地方政府的責任。至於是哪一個機構，哪一個系統，你自己查去。」
「這樣的機制不應再像10年前嘉興、蘇州兩地的糾紛一樣，要鬧到械鬥邊緣、驚動中央才建立。」陳振樓說，事實上，像太湖流域管理局之類的機構，本可承擔協調的功能，但遺憾的是，「它現在更多是在發揮水資源調配的作用，對於水污染治理，目前並未有太多涉及。」
而此時，作為傳統的水源地——黃浦江上游的水質早已嚴重惡化。「早在2004年，黃浦江上游其他支流水質就已經是V類或劣於V類。」一位參加過2004年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現場會的官員回憶說。
身處水源要位的泖港鎮，看起來是如此脆弱。2013年1月10日，就在死豬事件發生的兩月前，一艘散裝化學品船違規作業導致部分化學品洩入河道，迫使附近的水廠不得不緊急選擇停水。
為了轉移風險，上海市不得不將眼光投向黃浦江以外。「從黃浦江上游的水源地，到長江口建青草沙等水庫，上海正是為了轉移越來越缺乏保障的飲用水風險。」陳振樓說，但長江口同樣不安全，開放式的長江口水源地，其水質變化依然面臨多重威脅。
也正因此，上海甚至已經開始考慮海水淡化等手段。而最新的動向則是向位於浙江的千島湖借水，「每年借取超過20億立方米的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