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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文文對話“矽谷教父”皮埃羅：創業更多來於非商業追求

i黑馬 2016-10-18 08:17

10月17日下午，由創業黑馬與中關村創新創業季組委會聯合主辦的“中關村創新創業季2016暨黑馬公開課——當代中關村與百年矽谷發展論壇”今日在北京舉行，黑馬學院國際導師、《矽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羅·斯加魯菲來到活動現場發表演講（見附文）。

身為“矽谷精神布道師”，皮埃羅1983年就來到矽谷，見證了矽谷30多年來的興盛歷程。皮埃羅的演講讓創業黑馬董事長牛文文頗受啟發。牛文文告訴皮埃羅，不只北京中關村，中國很多城市，都把矽谷作為學習的對象，中國的很多創業者都把矽谷的創業者當作人生的樣板。大學、風險投資機構、大公司，都在想著如何變得更“矽谷化”。

皮埃羅介紹，其實矽谷一開始既沒有原創技術，也沒有豐富的資本，很多東西在別的地方已經發明，比如萬維網，谷歌、Facebook等全球一流的互聯網公司卻誕生在這里。

“那些年輕人來到矽谷，是因為他們願意來這里，一個自由的地方，一個能夠反叛的地方，一個跟藝術相關的地方。”牛文文說，矽谷的創業者告訴我們，創業並不是一開始就要想著改變世界，改變生活方式，很可能是創業者自己對現狀不滿意，很可能是年輕人的非商業追求，會更好地導致創業成功。

牛文文觀察到，中國很多創客開始創業旅程時就想著創業成功，“中國的創新是不是跟商業、跟成功太近？是不是歷史的視角太短？”中國改革開放30年，是一個非常短的時間，牛文文建議中國的創業者，“還是往前多看一點，不妨從容一點。”

作為本次活動的主要承辦方，黑馬學院一直以來都在為中國創業者提供專業化、實戰化的創業教育服務。8年來，“不端不裝有點二”的理念也匯聚了眾多懷揣創業初心的黑馬在這里共同成長。

黑馬學院希望通過本次活動，讓更多中國的創業者意識到思想、戰略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其實此前黑馬學院已相繼開展了矽谷、以色列和德國遊學活動，越來越多的創業者跟黑馬學院“走出去”，多維度地了解、學習國際先進的創業理念；更有大批創業者，不僅“走出去”，還大膽地將國外前沿技術應用到國內市場，甚至通過投資建立起跨國創業橋梁。

以下為皮埃羅的演講內容摘要，經創業家&i黑馬刪減：

早期的矽谷基本上就是一個荒漠，一開始做的也都是與軍事相關的事情。

當時這個地區的發展主要是由政府來推動的，灣區50%的技術都來自這里，例如無線電技術等。在二戰期間，更多的科學家來到矽谷，開發包括像原子彈、計算機這樣的技術。

上世紀50年代，灣區開始出現很多瘋狂的藝術家，中國工人以及來自於日本、歐洲的人都相繼進入這個地區，灣區變成了一個大熔爐。當時這個地方是比較自由的，大家可以嘗試不同的東西。因此各行各業的人開始在這里找到自己的起點，建成第一家電影學院、第一家專業芭蕾公司、伯克利大學、第一個電子合成器等。

到了60年代，灣區吸引了很多年輕且受過教育的人。當時掀起有名的反技術運動。因為技術意味著原子彈、大型技術，意味著神秘古板的公司。與此同時，灣區離美國首都華盛頓非常遠，法律相對寬松，在其他城市想要開展某項工作很難，在這里很容易。種種的因素為矽谷的誕生播下了種子。

許多用於軍事的技術在到達灣區之後，就被拿來做其他的事情，逐漸發展成為人人都可以應用的技術。不同的思維方式和新興技術的融合，共同創造出了一些新的行業和產業。

如今，全世界都是由網絡公司所控制，這些是從矽谷開始的，但矽谷不是發明（網絡）的地點，只不過是第一個去實驗在網絡上做廣告賺錢的地點。那個時期，很多東西都不是在矽谷發明的，但當這些技術來到矽谷之後，逐漸被轉換成了大眾可以使用的東西。

2000年，矽谷迎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機。很多公司都搬出矽谷，只剩蘋果等公司留在這里。但後來矽谷又重新活過來了，甚至變得比以前更好。

2000年之後美國產生了很多的泡沫，比如生物技術等，矽谷也變成了泡沫誕生地。大家要不要擔心這些泡沫呢？其實，我們現在已經不擔心了。因為我們知道，什麽樣的情況會發生泡沫。泡沫仍然會破裂，但在矽谷，這可能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在下行的時候會發生好的轉折。我們每次覺得矽谷有危機的時候，它總會恢複過來。

如今的矽谷，如果把它算作一個獨立的國家，它的GDP能在排在世界第22位。在這里已經誕生了4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億萬富翁的數量也非常可觀。但是這些價值的創造者，一開始並不是因為有技術，並不是一心為了財富，這些人都是奇怪的業余愛好者，都是憑自己的興趣來做自己的事，用不同的思維來思考改變世界，這些對於他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矽谷到底發明了什麽呢？我們把它稱之為顛覆性的思維。矽谷把偉大的發明重新應用，矽谷接受失敗，反對大企業情緒，矽谷喜愛休閑的工作環境和T恤衫。矽谷的大學、孵化器、創業企業是矽谷精神的真實體現，就像開源，很多的創新是來自開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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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中國企業走出去 非商業風險或決定投資成敗

中國企業走出去，除了商業風險外，往往還會面臨其它各種各樣的非商業風險。

日前，在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與聯合國糧農組織總部主辦的“中國、印度、南非在非洲跨境農業投資國際研討會”上，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徐秀麗提醒稱，企業要是不了解這些風險的話，可能在海外的投資就會完全泡湯。

徐秀麗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企業奉行“在商言商”，講究純粹做生意。但如今，當他們走出去，到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等“非發達”國家，會發現需要學習處理很多非商業領域的事情。

在國內，政府在企業投資之前，就已經將前期的基礎設施、社區談判等工作做好，而且招商引資進來的企業還會獲得非常優厚的條件。但是在非洲、拉美，企業就需要自己考慮如何解決移民、跟NGO組織合作等問題。

企業“走出去”面臨的風險

近年來，徐秀麗及其團隊通過對中國主流媒體上公開發表的國內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所遭遇挫折的報道進行觀察研究，盡管只是局部的觀察，但是仍然給出很多啟示。

所謂“非發達”，徐秀麗解釋說，指的是這些地區社會結構、政治狀況、人文環境並不是建立在現代的法律、規則基礎之上。這導致中國企業在這些地方投資的時候往往會遭遇到很多意外狀況。

她發現，如果當地政局不穩，也許企業的投資就會完全泡湯。此外，企業可能對當地政治形勢不了解，跟執政黨簽了合同，但等數年後，在野黨可能會變成執政黨。而且在國外，工會擁有很強大的力量，會主動要求企業給員工漲工資，NGO組織對環境還會嚴格監管保護等問題。所有這些情況基本上都是企業在國內進行經營的時候所很少遭遇的。

無法找到合適的勞工也是一大問題。相較於中國，非洲人的工資雖然不算高，但實際上他們的管理成本非常的高，這些管理成本包括與工會的協商、工人家庭成員的管理、工人健康教育等社會事業的關註，以及對於當地文化習俗的關照等，都會成為企業在當地日常經營中的非市場成本。

此外，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能力不足。“非發達”地區當地還存在著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且非常強大。

徐秀麗認為，資本對外投資雖然看上去是一種經濟現象，但更重要的是一種社會現象，但是在當地會有很多比如勞工組織、非政府組織、媒體、學術研究等，還有當地迥然不同的文化、語言和社會組織形態等，都可以被視為一種平衡外來資本的力量。對國內企業來說，這股力量非常陌生，那麽他們就要在當地學習。

舉例來說，今年夏天中國企業在肯尼亞修建鐵路，中國員工在沖突中受傷，通過媒體的深入分析，發現盡管企業雇傭的大部分工人都是當地工人，但當地是由不同部落組成的，雖然雇傭了很多A部落的人，卻沒有雇傭B部落的人，也就導致了此次的打鬥事件。

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

面對這些風險，該如何應對呢?企業應該承擔起與VGGT相應的社會責任。

所謂VGGT，具體是指全球在土地治理領域推動負責任投資實踐中應遵循的原則和標準方面達成的全球共識——《國家糧食安全範圍內土地、漁業及森林權屬負責任治理自願準則(VGGT)》。自2012年5月在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簽署以來，VGGT的落實得到了包括聯合國大會、G20、G8等廣泛支持。政府和不同的利益相關方需要使用VGGT的原則來制定戰略、政策、立法及相關活動。

針對國內有些言論稱，國際上這些關於社會責任的規則是為了限制國內企業走出去，徐秀麗認為，事實並非如此，這些規則恰恰是為了減少風險。作為一種工具，企業社會責任可以讓企業跟其它國家不同文化的人民來進行多元有效的溝通，解決非市場領域的挑戰，構建不同夥伴關系等。

徐秀麗認為，從這個角度來講，讓企業承擔起社會責任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不過，需要將國際上達成共識的原則這些抽象的東西，轉化成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夠理解的語言。

她說，在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舶來品。隨著GDP增加，中產階層崛起，國內北上廣等大城市的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知度越來越高，但中國大部分省份地區對國際上的這些社會治理規則了解有限。不過，由於中國在海外的企業越來越多，海外投資的環境也發生了變化，從而刺激企業重新認識自己的角色，解決當地社會問題。在這一方面，中國也制定了很多的條例，比如環境保護、社會交往、勞工保護，文化交流等。

此外，她建議，當中國在跟非洲或者跟“一帶一路”其它國家進行文化融合的時候，要想避免遭遇文化上的沖突，需要培養國際化的管理人才。而且，由於中國企業在海外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態，應該向美國學習建立一個平臺，在官方和企業之間，按照行業、所處產業鏈的不同位置，進行充分的溝通、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