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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比尔·鲁安(Bill Ruane) 这个名字是在沃伦·巴菲特在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那次著名演讲里。当时，哥伦比亚商学院为了庆祝本杰明·格雷厄姆与戴维·多德合著的《证券分 析》一书发行50周年召开了一个大型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巴菲特为了说明价值投资为什么能够持续战胜市场，列举了9份资金经理人的投资业绩线图，其中 就有比尔·鲁安。
青年时代的鲁安原先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因为对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的教学很感兴趣，于是选修了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课程。1952年鲁安首次遇见巴菲特。当时俩人都在上格雷厄姆的课。从此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巴菲特非常关注着鲁安的投资业绩，心里充满敬慕之情。
1969年，在合伙投资公司成立12年之后，因为股市持续高涨，巴菲特决定关闭了这家公司。而原来一些投资于他的合伙人希望能与另一位券商继续合作，于是 巴菲特邀请他的好友、同学鲁安来管理他们的资金。“我问鲁安是否愿意接手我们的投资伙伴”，鲁安同意了，“于是他成立了红杉基金。”他俩都知道当时成立基 金的时机不对，但鲁安还是硬着头皮上。股市在1969年正分裂成两层市场。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朝着“漂亮50”公司“成长”股云集，价值股被远远地甩在了后 面，成为时代的弃儿。巴菲特说，尽管那时价值投资者的相对业绩在开始时很难看出来，但是他还是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合伙人不仅跟定了他鲁安，而且还追加了投 资，这让巴菲特多少有些惊讶。当然，他们最终均获得快乐的投资回报。
不过，鲁安刚开始时确实很艰难。由于成立基金的时机不对，鲁安说，“曾经有过几年，我们成了当之无愧的亏本大王。在70年代中期创办红杉基金本来就是缺乏远见之举，并连续四年遭受低于标准普尔业绩的类似中国的 水患之灾。”到1974年，红杉基金已比市场落后了令人咋舌的36个百分点。“我们躲在桌下，不敢听电话，心里盘算着风暴是否已平息。”风暴的确已平息 了。“成长”股泡沫破灭后，价值股却大放光芒。到了1976年底，红杉基金在第五个半年期的业绩评估中已超出市场50个百分点。到了1978年，红杉基金 已获利220％，而不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60％。
有人认为红杉基金是一个真正的开拓者，因为这是第一家以集中投资为指导原则进行投资的基金。从红杉基金持股的公布纪录看，它清楚地表明鲁安和他的合伙人里 克·卡尼夫(Rick Cuniff) 管理着一家高度集中、低度周转率的证券投资公司。红杉基金平均拥有6-10家公司的证券，这些证券占了总体投资的90％以上。即使如此，证券所涉及的经济 领域在过去是，今后还将是广泛而多元化的。鲁安曾多次指出，尽管红杉基金是一家集中证券投资公司，但它拥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包括商业银行、制药、汽车和财 产损失保险。
鲁安的投资观点从很多方面讲都在共同基金管理者中独树一帜。一般情况下多数投资管理都是以某种事先想好的投资组合概念作为出发点，然后用各种不同的股票去 填充投资组合。而在鲁安-卡尼夫公司，他们从选择最佳的好股这一观念出发，然后让投资组合围绕着这些选择进行。选择尽可能的好股当然需要做大量高水平的研 究，在这点上鲁安-卡尼夫公司又一次有别于本行业的其他公司。这家公司已经建立起资金管理行业最聪明的作坊之一的美誉。它避而不用华尔街为券商准备的研究 报告，而是依赖本公司自己对公司进行的广泛调查。鲁安认为他不是为公司的头衔而做调查分析，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名片上就会写着“比尔·鲁安——研究分析 家”。这个观点在华尔街也是独特的。他解释说：“在华尔街典型的做法是，人们以‘分析员’的身份开始其事业生涯，但他们不断激励自己，以便能被提拔到更有名望的‘投资券商’的地位。这个地位被认为更独特也更有用。相反，我们一直认为，如果你是一位长期的投资者，分析员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有了正确的分析，资金管理工作就水到渠成了。”
鲁安独特的方略究竟为公司的投资者带来多少好处呢？有人曾经检视红杉基金1971-1997年的投资业绩。在此期间，红杉基金与标准普尔500的 14.5％的回报相比，挣得了平均年回报19.6％的业绩。像其他集中投资一样，红杉基金取得了高于平均回报的成绩，但却有较大的波动。在此期间，市场的 标准偏差是16.4％，而红杉基金为20.6％。有些人将此称之为高风险，但以鲁安-卡尼夫公司选股的细腻和努力，这个传统的定义在此并不适用。
巴菲特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9名资金经理人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全都是格雷厄姆—多德理论的追随者，如果要玩投掷硬币的游戏，我们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都能 让硬币的人头一面朝上，这一点我们很确信”。巴菲特这样一番有理有据的陈词让现场的所有人相信，他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凭借 所谓的运气，这其中自然包括了比尔·鲁安。
从1969年至今40多年来，鲁安一直是鲁安-库尼夫投资管理公司的总裁，经营着庞大的红杉基金，同时他还担任《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在巴菲特收购政 府雇员保险公司其余的下属公司之前，也曾担任这家公司的董事。因此鲁安开玩笑说，他自己和巴菲特之间惟一的区别在于成亿美元的财富和智商上的100点。
邱永漢，在日本國內被譽為「賺錢之神」，縱橫企業界、投資界和出版界，2012年5月16日在東京停下人生長跑，享壽88歲。他留下超過400冊著作，包含散文、小說、投資哲學以及給創業者的忠告。
「我平時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自己，必須掌握時代潮流，跑在最前面！」在晚年的作品《如果東京不行，還有上海》中，邱永漢寫出對自我的要求。出於這個信念，他對投資中的「實地考察」特別看重，直到耄耋之年，還每年搭機上百次，穿梭在東京、台北和中國大陸間。
上世紀60年代初期，邱永漢看好日本經濟起飛。他在雜誌上推薦的三四線股票接連漲停，為他累積了人生第一筆財富，由此還獲得「股神」的稱號。
1989年香港房地產市場跌入谷底之際，他帶領日本投資者大舉投資，至1997年房市泡沫時全部釋出，估計獲利3倍以上。緊接著，他將眼光轉向中國大陸，2005 年買入上海新天地的房子，當時每平方米價格2萬元人民幣，目前已升至逾10萬元人民幣。
他也曾經多次失手，2006年在旺角東京銀座商場的投資失敗即是一例。他在書中的自白是：「勇於面對挫折——如果連這種勇氣與決心都沒有，想在接下來的時代乘風破浪，成功幾率我看微乎其微。」
這種性格上的執著，或與邱永漢的成長背景有很大關係。1924年他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家族是台灣南部的望族，父親是台灣人，生母是日本 人。他有機會進入日本學校就讀，但台灣人遭遇到的身份歧視，使他開始意識到殖民地人民的處境，「從小我就認為世間本就是不公平的」，於是他下定決心，「比 其他人還要努力幾倍」。
自幼學習成績優異的邱永漢，後來順利前往日本東京大學經濟系就讀。他曾因在試卷上批評日本帝國主義，差點被要求退學；也曾被懷疑是「間諜」而關 入警局，其間他開始思索自己的身份認同。「在高等學校聽過歷史課的台灣人幾乎都受過這種洗禮，那是要踏上『反抗者之路的起點』。」
這段自我探索的過程，為邱永漢日後的寫作累積了豐沛的能量，並在多部報告文學、小說中精彩呈現。其中，《濁水溪》的主角近乎是邱永漢的投射，全 篇用第二人稱寫成，講述日據時代台灣青年的處境。在戰亂時期，當主角面臨前往日本繼續求學，或留在台灣繼承家業的抉擇時，他望向濁水溪——台灣最長的河 流，想著祖父輩是如何越過台灣海峽，拿出生命做賭注。「我的體內一定流著開拓者的血。」小說的主角最終選擇搭上開往東洋的大船；現實中的邱永漢，也在面臨 人生幾個重要關卡時，多次離開熟悉的故鄉。
1946年邱永漢學成歸台，原以為會看到日軍撤離後國民政府欣欣向榮的景況。沒想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令血氣方剛的他與朋友一起投入台灣獨立運動，寫信要求聯合國讓台灣公投，後遭政府通緝，不得不來到香港。
在香港，他邂逅了後來成為他太太的邱雅蘭。兩人同品美食，完成了《食在廣州》這本暢銷書，其中除了介紹美食，更融合中華烹飪的歷史及文化故事。 他還以友人偷渡的窮狀，寫成《偷渡者手記》在雜誌上連載。文學領域之外，他借經營香港與日本的小生意，為自己的商業之路奠下根基。
後因女兒生病需要治療，舉家從香港轉往日本，邱永漢的人生再次出現了重大轉折。1955 年，他的《偷渡者手記》修改後，以《香港》為題獲得第34屆「直木賞」，讓他成為文藝界的名人。緊接著，他展現經濟方面長才，在雜誌及演講中推薦新的投資方向，並撰文預測股市動態，由於屢試屢中，「賺錢之神」稱號不脛而走。
1973年台灣當局與美國斷交，邱永漢又受蔣經國之邀返台。他引進日本的資本和技術，為台灣經濟注入活水。直至今日，台灣多處加工出口區都有他留下的投資；許多台商更感念他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帶領大家返回大陸尋覓商機。
邱永漢的腳步和著作，見證了半個多世紀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日本的實力消長。一位曾跟隨邱永漢四處考察的台灣企業家這麼形容：「他永遠充滿好奇心與活力，時時刻刻在觀察。」
他的長女邱世賓說，父親生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今後亞洲將面臨嚴峻的局面，看來是不好應付，但那也蠻有意思的。」
作者唐家婕為本刊特派台北記者，舛友雄大為本刊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