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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網路經濟創業為主的「野孩 子」群，是柏林能再起的關鍵。

柏林政府是靠什麼留住這群野孩子：積極的減稅招商？蓋大量創意產業園區？或是像台灣一樣辦App創業選拔賽？

答案，跟你想的很不一樣。

上述事項，柏林政府幾乎都沒做，而且政策推出，也遠比其他人慢。「你也可以說他們是後知後覺，」研究倫敦、柏林創意產業政策的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梅克兒（Janet Merkel）說。以倫敦為例，倫敦在二○○四年就開始談新矽谷或是創意產業，但柏林直到二○○七年，才具體定位出今日的產業發展政策。

然而，柏林卻後發先至。

根據隸屬於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的「創意產業暨創新研究中心」評比，在創意產業公司種類、人均專利所有權數量、創意人才密度和人均影音生產力方 面，柏林都超過倫敦。但是，以政府對創意產業補助來看，柏林每人平均比倫敦少了四十美元，而當倫敦有六四％財源來自中央，柏林卻只有不到一○％。

柏林資源少，政策也是直到發現一群野孩子進入柏林後，才開始制定。但是，柏林抓住了三個重點。

關鍵一：照顧人才，勝過向大廠招商

「要檢視城市的競爭優勢和潛力，能否容納新經濟、新想法及標新立異者，就是指標。」ARC的報告指出。柏林政府不急著到國外到處招商找大廠進駐，反而把焦 點放在這群創業家身上。

「關鍵是怎麼讓人才留下來，」梅克兒說。「他們不會因為你蓋了什麼而來，但他會因為你這裡有哪些人、哪些活動而留下，因為他要的是靈感和合作夥伴，」柏林 市府經濟部官員瓦樂（Ingrid Walther）說。事實證明，當柏林把這群野孩子留下來後，大公司與資金自然跟著來，如Google去年在柏林設了研究機構，因為他們也在追逐全球最好 的創新點子。

關鍵二：傾聽需求，比專家主導還有用

三年時間，柏林政府以走訪方式，了解野孩子的想法，才制定政策，這是個由下而上的過程。

先聽再做，與多數國家先請專家來制定大方向，以搶占產業先機的執行邏輯很不同。如二○○四年開始，倫敦以聚落概念鼓勵創意產業，提供集中的辦公空間，成立 文化協會做為顧問，還成立大量的經紀公司，要讓人才發揮商業價值。

這一切的背後，「是大量的學術研究支撐的，由學者和專家主導，」梅克兒說，倫敦從上而下，由政策主導產業發展。

柏林不僅先聽，聽的方式也不同。負責對外招商的Berlin Partner 創意產業處主任庫平（Alexander Koelpin），本來也是創業家，柏林政府透過獵人頭公司找上他，請他「傾聽」這群新創業家的需求。

我們和庫平的兩次採訪，第一次，晚上十一點，地點是柏林的知名夜店Watergate。穿著皮衣、拿著啤酒的他在這裡加班，因為這是柏林夜店公會和音樂產 業一年一次的大會，到凌晨四點的活動中，有兩百多家夜店老闆、唱片業與媒體在場。庫平邊喝啤酒，邊要盤點，明年度音樂界需要什麼樣的活動？柏林政府該如何 協助夜店老闆賺進觀光財？

第二次採訪，是科技新創公司之旅活動，一個下午拜訪六個團隊。在創投辦公室，庫平不斷請益，「請問你都怎麼發現新團隊？我有固定看你的部落格，你花很多時 間研究趨勢，卻又有時間和團隊見面，怎麼做呢？」

「德國人就是這樣，要花很多時間，直到他們覺得真正了解了，才敢推出政策，」梅克兒說。

關鍵三：政策不用多，但都切中要害

柏林推出的政策不多，但切中要害，如工作簽證的簡化，「因為我最近遇到的新創團隊，大概八成都不是德國人，」瓦樂說。

又如房租控制機制。這些年輕人其實並不渴望在超大創業園區上班，政府選擇將東德時期的國宅開放給新創公司，給予第一年房租減半的優惠。

又如微型貸款。新創團隊甚至是自由工作者，不分國籍，都能用優惠利率跟公股銀行借到新台幣一百萬元左右的創業基金，「一家沒有設備、現金流的公司，私人銀 行怎麼可能借他們，」梅克兒說。

新台幣一百萬元不算多，不少國家甚至直接補助更多的金額，但卻是要透過嚴謹機制篩選。然而，柏林政府給錢不囉唆，每個人一生都有一次機會，「如果失敗了， 就宣布破產，然後就不用賠了，」梅克兒說。

聽起來很荒謬，款項還可能無法回收，投資報酬率太難衡量，但對柏林政府而言，這樣做，才能讓更多種子在柏林生根。關鍵，不是這群野孩子當下能創造多少產 值，而是他們的存在，對整個城市價值帶來的改變。

「至少城市會因為他們變得好玩，觀光業就會起來了！」瓦樂說。從二○○五年到二○一○年，柏林留宿觀光人次成長七％，為全歐之冠。柏林的大學，也因此去開 設跨校創業課程，ARC報告中所指，新網路經濟帶來的微型生產力，會造成整個社會文化的重新建構。

柏林政府抓緊這三個重點，原來是有想清楚，留住野孩子背後的目的。

「後知後覺真的不好嗎？」採訪尾聲，梅克兒丟出了這個思考。

人們總期待政府先察覺產業趨勢然後做出引導，但台灣兩兆雙星的慘劇歷歷在目，現在，面對蓬勃發展的App產業，台灣政府即將在信義路開張的App創意園 區，也看得出仍是舊思維，在其規定中第一條是：「進駐人員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進駐團隊至少一名成員，須於上班時間於本園區進行研 發。」

我想回應梅克兒，後知後覺沒有關係，只要知道目標所在。一個政府，若「知覺」的只是選票與社會期待，而非「新經濟體」的真正樣貌與需求，跑在越前面、投資 得越大，所造成的災難，可能還更可怕！

【延伸閱讀】台灣該不該學柏林路線？

台灣到底該努力招商大公司，或是乾脆學柏林，去養出一批小型創業家？

至少，很清楚的，我們若繼續走招商大公司的路，招來的恐怕跟預期大不相同。

過去在硬體時代，惠普（HP）與戴爾（Dell）等硬體大廠，因為供應鏈就在台灣，所以把研發中心移到台灣，確實有技術擴散現象，也與台灣硬體業者一起達 到技術升級的目的。

現在，新經濟走向以軟體與雲端為主的時代，台灣政府又嘗試把Google、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等網路巨人，引進台灣。四月 三日Google在彰化的資料中心動土，就是一例，但不論是Google在彰化還是芬蘭的投資案，數億美元建置的資料中心，完工後，雇用的全職工作卻都不 超過三十個，其中還包括日常清掃維運人員，看不到任何技術轉移好處，只是消耗大量的水、電與用地資源。

上述事實，官員應該都很清楚，這些網路軟體大廠不可能把核心技術移往台灣，因為那是它們最重要資產。

台灣要轉型，建立起一個可以吸引創新人才的環境才是起點，人才來了，資金、技術，甚至國際網路巨人，都會慕名而來。

但柏林的野孩子路線，費時且難以數字衡量成效，對政治人物來說，忙了半天可能有裡子，卻未必有面子。

問題是，我們到底要面子還是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