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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如何跳出融資陷阱？

何明科 2016-08-23 11:30

文章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浩哥說（ID：haogetalks），本文作者何明科

萬科紅燒肉以及汽車之家被強上成為2016年資本市場的熱點話題，創始人如何保持控制權以及維護自己利益的問題，自然成為焦點。

一面網絡聯合創始人何明科寫的《那些年融資里面的坑》系列，討論了可能損害創始人利益的各種坑，並給出了有效的填坑方法。對於想要在融資道路上進階的創業者們，本文是武裝保護自己、不容錯過的融資知識。

作者：何明科

一面網絡聯合創始人

曾在波士頓咨詢、軟銀賽富、58同城擔任高層

微信公眾號：數據冰山（shujubingshan）

一．最傷害創始人利益的坑

投資人畢竟不是黑社會，一般都是“依法辦案”，即使在未來會擠壓創始人利益，也是根據投資協議中的各種條款來執行。下面我對創業者利益相關的條款，按照影響力從大到小排序，並列出相對應的詳細解析。

i.對賭: 對賭失敗很可能會讓創始人的股份比例減少，甚至嚴重到讓創始人失去對公司的控制權，最後從CEO及其他核心位置上攆走。（參見俏江南的案例）

ii.強賣權: 條件一旦被觸發，投資人可以不經過創始人同意，直接把公司以投資人能接受的價格賣給第三方。（參見百度獨自將去哪兒整合到攜程的案例）

iii.章程：章程中會存在一些針對公司的條款，包括各種否決權以及對CEO及某些重點崗位的任免。條件一旦被觸發，投資人可以通過法定流程更換CEO（參見蘋果喬布斯被攆走等諸多矽谷的案例）。

下圖反映了創始人出局的各種情況：

iv.分紅優先權: 當公司準備分紅時，投資人有優先分紅權。即首先根據自己的投資款及IRR從紅利中拿出，再按照各自的股份比例與其他普通股東進行分配，實際上是搶占了其他股東的利益。

v.贖回權：條件一旦被觸發（投資人對條件的觸發有一定的主動權），投資人可以要求公司用現金贖回股份，可能對公司的經營狀況造成影響。不過這個權利，限於執行力有限，對創始人利益的傷害可能並不大。

vi.清算權: 條件一旦被觸發（投資人對條件的觸發有一定的主動權），投資人可以要求公司進行清算並且具有優先分配權，即首先根據自己的投資款及IRR從清算獲利中拿出，再按照各自的股份比例與其他普通股東進行分配，實際上是搶占了其他股東的利益。

二．填坑法寶

面對這些有可能損害創始人利益的坑兒，有以下幾大法寶來填坑：

i.針對以上有殺傷力的條款，創始團隊要認真談判為自己爭取利益，不要在律師以及融資顧問上省錢；

ii.謹慎選用資本類型，比如：不要過早引入產業資本，避免站隊過早；要避免資本里面的“野蠻人”（參考去哪兒及汽車之家的案例等）；

iii.特別註意好自己的控制權，設計有利於創始人的治理或投票結構：股份分級讓創始人有多倍的投票權，著名的A/B股架構；阿里的合夥人制度。但是對於上市之前的企業來說，這種制度往往比較難實施。

下圖總結了應對各種出局情況的防範措施：

iv.做好業務並體現不可替代的價值。這里有幾個正反案例的對比。回歸後的喬布斯，雖然股份少也沒啥條款保護，而且對投資人還橫得不要不要的，但是人牛、產品牛、公司牛，投資人也只有跪舔的份兒。

而也就是十幾年之前，年輕氣盛的喬布斯也是被董事會攆走的。再回到王石及萬科的案例，說一千道一萬，還是以王石為首的管理層不給力，沒有給股東帶來價值，自然引來危機。“你搶年輕人的女人，年輕人就搶你的公司”，一句戲言，也有幾分道理在其中。

三．投資人的小把戲

下面結合實戰案例，給大家講兩個投資人的小把戲。這些小伎倆雖然小，往往卻能讓投資人獲益不少。本例證不判是非，只是拆解技術細節。

Trick 1.   投資前增發期權

“在每一輪的融資過程中，投資人基本都會要求公司對員工期權進行調整，而且基本都是要求在融資額到賬前提高員工期權的比例。”上述現象想必大家會很熟悉吧。

經鑒定，這其實是投資人的一個小九九。通過一個案例來解釋。

案例假設：

一個公司當前的股份比例為：創始人團隊、原投資人及員工期權分別為70%、20%和10%，共100%。

本輪需要融資獲得$5Mn，融資後新投資人獲得20%的股權

同時本輪投資人覺得現有員工期權不夠，需要增發到15%

方案1：完成本輪融資後，立即增發期權，保證員工期權到15%。在這個方案下，為了保證員工期權到15%，新投資人的股份最終被稀釋到18.5%。

方案2：完成本輪融資前，立即增發期權到18.8%，保證在融資完成後（新一輪投資人獲得20%的股份），員工期權被稀釋回到15%。新投資人的股份最終為20.0%。

這其實是一道很簡單的數學問題，用數學語言描述就是：

方案1：一個約束條件為員工期權15%，三家（創始人團隊、老投資人及新投資人）等比例攤薄。大白話是：這三家共同出股份讓員工期權增多

方案2：兩個約束條件為員工期權15%和新投資人20%，兩家（創始人團隊和老投資人）等比例攤薄。大白話是：這兩家共同出股份讓員工期權增多

最後的結果和差異很明顯：新投資人花了多樣多的錢，在方案2中獲得更多的股份1.5%（=20.0%-18.5）,同時保證了員工有一樣多的股權激勵。這個小便宜是由創始人團隊及老投資人提供的。

Trick 2．  董事期權

在創業公司融資的時候，特別是在天使輪、A輪及B輪等早期融資，所有基金都要會要求董事會席位。在此基礎之上，個別基金還會繼續要求創業公司：對於代表該基金成為董事的個人（一般是基金負責該項目的合夥人），給與其董事期權或股份。

基金使用的理由大致如下：

“我們基金項目非常多，基於人性，自然會對給與董事期權的項目更多的服務和照顧，為企業帶來更大的價值和找到更多的資源；

這個期權不是這名董事個人的，而是其為整個基金特別是這個項目團隊代持的。特別是項目團隊中做了許多苦活累活的年輕人（投資經理等基層工作人員），沒有carry，所以這個董事期權可以作為他們的激勵，保護他們的利益。”

依據數據及統計方法計算董事期權所占股份比例，區間分布在0.5%-3.0%，均值為1.12%。

面對這個主張和如此的人情牌，創業者一般很難拒絕，但同時又覺得迷茫：很少聽說這個條件，而且在上市公司中，作為重要股東而擔任董事的人士，也不額外獲得期權或者股份。

其實，投資人打出如此的人情牌道理很簡單，董事期權對於基金的激勵很大，對於基金的管理團隊GP的激勵更大。（GP，可簡單理解為創業者直接面對的投資團隊）

好處一，降低估值的隱晦辦法

比如：A輪用6百萬美元投資一個公司獲取創業公司30%的股份，如果又獲得2%的董事期權，在此情況下估值為18.75Mn (=6Mn/(30%+2%) )。而如果沒有董事期權，估值則直接為20Mn(= 6Mn/30%)。估值差異立刻顯現。

好處二，為投資人個人帶來更大的財務激勵

對於一般的項目投資，GP和LP之間的分成比例大概為20%：80%，即GP從項目收益中獲得20%的分成。然而，對於董事期權，GP和LP之間往往有不同的分成比例，從50%-100%不等，總之遠高於基本的20%基準線。

比如：沿用上面的案例，最後這個投資項目獲得50x的回報退出。如果沒有董事期權，基金的收益為300Mn（=50 x 6Mn），GP的收益為60Mn（=300Mn x 20%）。而如果有2%的董事期權，且分成比例為100%，基金的收益為320Mn（=300Mn + 300Mn x 2%/30%），額外增多20Mn。而GP的收益為80Mn （=300Mn x 20% + 20Mn x 100%），額外增多20Mn。（細心的讀者已經發現，GP收益的增值部分，在相對比例上，遠超整個基金收益的增值部分）

兩種情況一對比，就可以發現2%的董事期權看似只是30%的基金股份比例中很小的一部分，卻因為GP的分成比例從20%到100%的大幅提升，讓GP的個人收益從60Mn大幅提升到了80Mn，按照金融的常用說法，就是使用了杠桿。

最後，基金是否要求董事期權，屬於行業默認的規則，某種程度上確實激勵投資團隊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增值服務。同時，這個主張不涉及任何法律問題，純粹是基金與創業公司以及GP與LP之間的法律約定。

但是當創業者面對基金在董事期權的主張時，要忘記人情債，而更多地從財務和商務看待這個問題，自己把帳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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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尼有望出任國務卿，中途何以跳出大量反對者

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不計前嫌”考慮提名他最嚴厲的批評者——201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為國務卿之後，共和黨內有多位重量級人士紛紛表示，羅姆尼不適合被提名為新一任的美國國務卿。

眾議院前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2016年共和黨總統大選候選人哈克比(Mike Huckabee)等共和黨人在周三表示，羅姆尼缺乏代表特朗普所主張的那種“強硬的，美國第一的外交政策精神”。

“我能想出至少20個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觀點相當的人。”金里奇說。

哈克比和金里奇的共同觀點是，羅姆尼的主要問題還在於，他在競選期間對特朗普所進行的“竭盡一切可能的抨擊，不僅是在政策方面，更主要是對特朗普的個性和品德方面所進行的攻擊”。哈克比更是指出，這也將引發關於羅姆尼對本屆政府忠誠度的質疑，更會冒犯那些在競選中對特朗普一直忠心耿耿的選民們。

羅姆尼的“外交幹預者”VS特朗普的“美國不應該當世界警察”

“羅姆尼會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國務卿人選。”得克薩斯州共和黨主席鮑肯(Tom Pauken)表示，“羅姆尼的外交政策觀點同特朗普的完全沖突，並且他也會把錯誤的人選帶進國務院。選擇他能夠給特朗普帶來的傷害會比好處多得多，並且會釋放完全錯誤的信號。”

作為共和黨傳統外交理念“幹預理論”捍衛者的羅姆尼，基本沒有對特朗普的“美國第一”的“改革派”外交理論核心做過任何評論，只是一再批評特朗普在外交領域缺乏經驗和常識。

“羅姆尼會重新啟用那些讓我們卷入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和主張海外戰爭的‘好戰派’分子。”美國前駐瑞士大使維特利(Faith Whittlesey)表示，“他將徹底摧毀一切特朗普所主張的‘美國不應該去當世界警察’外交理念的支持者們。”

特朗普提名羅姆尼會是政治正確的決定？

共和黨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挑選羅姆尼會為特朗普內閣廣納共和黨內賢良人士打開一扇大門，也會打消很多人對進入特朗普內閣的疑慮，即“連羅姆尼和他都能握手言和，其中必定有可取之處或者可取之人”。

“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不喜歡(提名羅姆尼)，但特朗普的這個舉動會發出一個非常強硬的信號，就是特朗普在挑選內閣成員的時候只挑選最合適和最優秀的。”新罕布什爾州共和黨策略專家格瑞文(Partrick Griffin)表示，“羅姆尼身上所具備的穩重、嚴謹和總是有備而來的品質，能為特朗普內閣帶來巨大的可信度，我想特朗普也是知道這一點的。”

但是，也有共和黨策略專家稱，對於新內閣需要“穩定並給人安全感”來說，羅姆尼無疑是一個非常合適的人選，但是，羅姆尼同特朗普之間仍然存在兩個嚴重的障礙：一個是特朗普是否真正信任羅姆尼可以為他推進外交綱領，另外就是兩人在對待俄羅斯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特朗普主張改善同俄羅斯的關系，而羅姆尼則一直主張對俄羅斯強硬。

“如果這兩個障礙可以克服，那麽羅姆尼確實有很大幾率成為國務卿。”共和黨策略人士奧康奈爾(Ford O’Connell)表示，“對特朗普來說，忠誠固然重要，但是你不會對所有人都知根知底，有的時候，你只能去選擇那些最合適的人為你工作。”

跳出校園貸的“輪回”

洪言微語 2017-06-20 18:18

來源 | 洪言微語（ID：hongyanweiyu）

 作者 | 薛洪言

近日，中國銀監會、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下發通知，要求未經銀行業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機構禁止提供校園貸服務，同時，現階段一律暫停網貸機構開展校園貸業務。

2009年7月，銀監會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信用卡業務的通知》，明確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應遵循審慎原則向學生發放信用卡，向學生發放信用卡必須滿足兩點要求，一是滿18周歲，二是第二還款來源方書面同意承擔相應還款責任，進而變相叫停了校園信用卡業務。

市場空白——萌芽——繁榮發展——監管叫停，看來，無論是十幾年前的銀行還是三年前的分期&網貸平臺，都陷入到這樣一種“輪回”。所以，癥結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

把一個小眾市場做大，究竟是誰之過？

從結果上看，校園貸行業出問題，以高不良、以及由高不良引發的非法催收等為主。在歸因分析上，分析高不良的產生，一步一步就回溯到大學生群體，沖動消費、炫耀消費、信用意識淡薄等等，似乎是大學生的沖動使得校園消費金融的業務模式走入死胡同。

問題來了，在行業的萌芽期，大家之所以進入這個行業，看中的恰恰也是大學生這個群體。在那個階段，大學生群體受教育程度高、是社會未來的中流砥柱、是金融機構最優質的潛力客群，把握住了大學生群體，金融機構似乎就提前鎖定了未來十幾年的發展基礎。

所以，最初的幾年，第一批吃螃蟹者占據了最優質的大學生群體，嘗到了甜頭。引得同行競相進入，齊力把這個小眾的市場做大，為何此時無人意識到這個客群有“問題”？只有一個解釋，那便是並非客群的問題，若是客群的問題，這個問題應該貫穿行業發展始終才對。

行業何時開始集中出現問題？恰恰是在大家齊力把行業做大的時候。也許，問題就出在“做大”二字。

過猶不及。硬是把一個百億市場朝著千億規模去做，怎麽會不出問題。先來看個鋼貿行業的例子。

2011-2014年間，鋼貿行業是很多商業銀行的噩夢。據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至2013年銀行不良資產的增加主要是鋼貿企業的不良貸款所致。2011年，僅上海地區鋼貿貸款余額就一度高達2500億元，之後不良暴露，銀行收貸，不良批量暴露，大批鋼貿商在2012年陷入流動性危機，跑路、自殺等惡性事件屢屢曝出，隨之而來的是銀行起訴、法院判決和執行等無休止的糾纏，在這個過程中，數不清的銀行高管引咎離職，鋼貿行業也令銀行聞之色變。

銀行在總結原因時，鋼材價格的下降（2013年鋼鐵行業平均每噸鋼材僅賺0.84元，一噸鋼的盈利只夠買一個雞蛋）、鋼貿商在供應鏈的弱勢地位（營運資金經常被生產商、終端客戶兩頭占用，資金鏈緊張）、聯保模式（初衷是一家出問題，所有聯保企業共同還款，結果是共同玩完）、資金的違規利用（鋼貿企業從銀行拿到大筆信貸資金投向房地產、證券等市場）、內外勾結、倉儲企業的不作為等等都是理由，卻恰恰忽視了自己。

鋼貿行業毛利低，銀行事先不知道嗎？鋼貿行業的盈利水平能支撐起多大的貸款規模，銀行的內部測算模型算不出來嗎？聯保模式的隱患，銀行不清楚嗎？都知道。

根本的問題在銀行自己，問題出在“做大”二字。看一下當時一家媒體對行業資深人士的采訪：

2009年市場註入‘四萬億’流動性的時候，因為看好鐵路、房產等基礎建設，銀行信貸業務員幾乎是跟在屁股後面要‘塞錢’給鋼貿商，因為貸給鋼貿行業的‘潛規則’利率可以上浮30%~40%，不少下遊項目又有地方財政兜底。一些鋼貿商就是利用銀行‘賺快錢’的心理，以鋼材作為抵押品，將貸款套取出來，投入當時滾燙的股市、樓市，直至最終問題爆發。

校園貸也是個典型的小眾市場，撐不起放貸機構的巨頭夢

據教育部發布的《中國高等教育質量報告》，2015年中國大學生在校人數達到3700萬，大學生消費市場規模超過4000億元。

根據以上數據，我們可以得出計算出大學生年均消費金額約1萬元，若假設大學生的消費均來自於可支配的生活費，即大學生年可支配生活費為1萬元。對於理性分期的大學生而言，其互聯網分期金額必然小於其可支配生活費，大學生消費類型主要為餐飲、娛樂和購物，以線下為主，線上分期以3C產品為主，因此不妨假定參與互聯網消費分期的大學生人均分期金額為3000元（一部高端國產手機或舊款蘋果手機的價格）。

消費分期在大學生群體中的滲透率有多高呢？曾有機構調查顯示，2014年，使用過分期支付的大學生數量約在100萬-200萬人之間。以200萬計，消費分期在大學生群體中的滲透率僅為5.4%，市場規模約為200萬*人均分期金額3000元=60億元人民幣。所以，既便在分期平臺的努力下，消費分期在大學生群體中的滲透率提升至20%左右，市場規模也僅僅222億元而已，背後對應的從業者是三大電商巨頭、持牌消金公司、數百家分期平臺、數千家網貸平臺。

顯然，這是個典型的小眾市場，大家分食之下，撐不起任何一家放貸機構的巨頭夢。

但放貸者不管這些，2014年，校園分期市場同比增長200%以上，2015年，要實現更快地增長。擴展隊伍（很多平臺都有數萬校園代理）、攻下一個又一個的學校、一層一層地下指標，總之，增長、增長、增長，恰恰沒註意到這是個典型的小眾市場。

在小河渠里開大船，不擱淺才怪。

後面大家看到的各類問題，裸條也好、暴力催收也好、債務纏身也好、甚至是個別同學的悲劇事件也好，都只是表象而已，是放貸機構驅動的“增長”——這頭怪獸的受害者。

克服“天性”，方能走出輪回

理論上，任何一個金融機構都有增長的天性，任何一個市場也都有飽和的一天。所以，當追逐“增長”的金融機構遇到一個容易“飽和”的市場，搞事情，搞著搞著便會出問題，整個行業就壞掉了。

市場本身是無辜的，金融機構的增長“天性”才是需要約束的。只是，在很多機構看來，天性是用來釋放的，而不是拿來壓抑的。所以，金融機構才會有強監管的存在，銀行尤甚。

其實，仔細去看，銀行業的監管，根本上就是在壓抑其放貸天性，通過資本約束來達到這一目的。只不過，資本充足率約束的是行業整體的增長天性，控不住行業在某一特定領域的增長饑渴度，所以，我們看到了十幾年前的校園信用卡案例、看到了三五年前的鋼貿事件，既便是現在，很多銀行還沒有走出因“增長饑渴”帶來的後遺癥。

銀行尚且如此，幾年前幾乎不受監管的分期平臺自然也選擇盡情釋放自己的天性，其結果便是，自己吞噬了自己。

分期平臺和網貸平臺並非放貸機構，定位為信息中介平臺，自然沒法用資本充足率等約束放貸機構的手段去約束。放任不管顯然不成，怎麽辦呢？業務暫停好了。從根本上講，這才是對天性問題的終極解決手段。

現在，銀行成了這個市場中的主流玩家。現階段的銀行對這個市場充滿了疑慮，還很小心翼翼。但，幾年後，銀行增長的天性會不會在這個小眾的市場重新釋放，並再造一個校園貸風波呢？

其實，這真不說好。不要考驗天性，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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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史學者約翰·戈登： 人類在“跳出框框思考”上要比機器好得多

某數據中心機房，提供雲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服務。（新華社記者 金良快/圖）

人工智能會不會最終替代分析師、交易員們成為華爾街的主要勞動力？人工智能概念崛起的幕後推手是誰？揭示了怎樣的資本邏輯？

南方周末記者近日專訪了美國知名金融史學者約翰·戈登（John Steele Gordon）。戈登出生於1944年，從事美國金融史研究已有40余年，著有《偉大的博弈》、《美國國債的興衰史》等書。戈登家族是地道“華爾街家族”，其祖父和外祖父均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簡稱紐交所）經紀人。

他在《偉大的博弈》一書中提到，無論是早期股票自動報價器和海底電纜對股票交易的推動，或是通信衛星技術對交易成本的減低，又或是“全球外匯實時報價系統”幫助實現了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在華爾街的發展史中，科技一直扮演著助推的角色。

從計算機、到互聯網、再到人工智能，相似故事在華爾街不斷重演。在戈登看來，人工智能“走紅”，背後折射出的是資本與科技兩股力量的相互影響和緊密合作。

“後臺”的危機

資本為何如此看好人工智能？戈登將這形容為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技術力量能夠幫助華爾街擴大市場規模，資本的投資反過來助長了技術進步。

戈登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這種合作模式誕生於一場“危機”。

“計算機受到華爾街的重視是在1960年代後期。當時投資交易量的劇增造成了交易所和經紀公司的‘後臺危機’(back office crisis)，交易所文員根本來不及處理股票上漲產生的交易文件。”戈登說。

1960年代之前，證券交易依舊依靠喊話與紙筆完成。證券的買單和賣單指令都是通過電話傳遞至大廳的交易員，再由他們記錄後交由經紀人去執行，交易價格則標註在自動報價機吐出的紙帶上。

伴隨交易量劇增，交易廳內的自動報價機始終“源源不斷”地吐出紙帶，交易員根本無法確認最終的交易價格，交易失敗的情況時有發生。

“比如買賣雙方在成交的股票和時間上存在分歧，買方認為他是在前一天買了100股，賣方則認為是在後一天（因為延遲），交易就失敗了。在華爾街，交易失敗要付出非常昂貴的代價。”戈登解釋。

為了保證會員能夠即時完成各種後臺工作，交易所不得不大幅度縮短每日的交易時間。之後為了應對不斷溢出的交易數據，紐交所更是在1968年開始“每周三閉市”的決定，以便核算當周交易數據。然而此舉無疑於“飲鳩止渴”，不但影響了交易量和利潤，長期限制交易還會導致市場畸形。

此時華爾街從業者們將目光投向了計算機。雖然當時的計算機技術還未完全成熟，但計算機相比人力在儲存和算力上的優勢已經凸顯，能夠將大量的交易數據進行儲存、提取，並在很短的時間內計算出最新的交易數據。

華爾街驚奇地發現，計算機帶來的好處還不止這些，除了能夠確保交易數據無誤外，計算機還能解決交易量受限的問題。

由於計算機可以幫助交易所存儲更多的動態報價，使得交易中的頻繁換手變為可能，相當於市場承載了更多的交易量，股票買賣變得更為自由。

體量更大了，意味著市場的“蛋糕”更大了。“從那以後，計算機就變得越來越重要。”戈登表示。此後計算機取代了自動報價機，並逐步在銀行、保險和經紀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後臺投入使用。

成就“矽谷”

戈登回憶，一些股票經紀公司為了解決當時的後臺危機問題，開始在計算機技術上進行了大量投資。而這正是華爾街歷史上第一次資本對新興技術行業的集體風投。

1971年，英特爾公司推出了第一款微處理器，將計算機微縮到了矽片上。此後這種新型計算機被金融行業迅速而廣泛地應用，交易員們幾乎人手一臺微型電腦。

該產品問世10年後，就將華爾街徹底改頭換面。交易所內不再是井然有序、空曠的空間，取而代之是巨大的顯示屏堆積如山。交易員們不僅能在屏幕上找到各種交易數據，還能與全世界各地交易商辦公室的同行們一同分享交易信息。

華爾街的投資獲得了回報。自此，紐約取代英國正式成為了全球一體化資本市場的中心。

嗅覺靈敏的華爾街又想到，既然科技公司這麽有潛力，為何不為其建立一個交易市場？資本的前瞻性再一次體現，納斯達克的誕生宣告了美國進入了以互聯網為首的新經濟時代，資本和科技的關系進入了更為緊密的時代。

納斯達克一經推出就受到資本的追捧。數據顯示，僅一年之內，納斯達克的交易量就超過了彼時美國第二大證券交易所美國證券交易所，其交易量也超過了所有地區性證券交易所交易量總和。

在資本的幫助下，科技公司大量投入對互聯網的研究，使得這一技術快速走向成熟，成為改變全球經濟格局和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力量。

隨後的幾十年內，納斯達克成就了微軟、蘋果、思科、甲骨文、雅虎、谷歌、亞馬遜等等幾乎所有的科技類知名企業，因此也被譽為“矽谷”的搖籃。

和20年前計算機時代的情況相似，互聯網進一步打破了交易的限制，讓實時交易、全球交易變得可行。投資者只要有少量本金、一臺電腦、一根上網線就可以自由交易， “即時交易者”也由此產生。

戈登形容，這些即時交易者往往會在一天內完成當日的股票買賣，有的甚至每日買賣多達上千次。

在他看來，這一時期科技和資本的結合進入了一種更深層次的合作，使得資本與技術間的相互依賴性更強。而這種合作機制幫助美國進入了一個相對較長的擴張期，並且引領了20世界最後30年新經濟的發展。

新技術對華爾街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戈登始終對此表示樂觀，“就像計算機能讓華爾街的交易更加高效、更準確，除了需要一段時間將新技術整合到系統中外，我想不到新技術會產生任何大的缺陷。”

AI會是下一個嗎？

故事仍在重複：計算機、互聯網，下一個改變華爾街的會是人工智能嗎？人工智能又會對資本市場帶來怎樣的改變？

一個直觀的變化是，如果十年前到紐交所大廳，會看到上千個電子屏幕，交易員忙碌身影川流不息，幾乎沒有一塊能讓人站立的區域。

如今在自動化交易和人工智能被廣泛利用後，交易所和證券公司交易員的數量大幅下降， “你都可以看到紐交所的辦公樓層都減少了。”戈登形容。

他認為，上述擔憂正在變為現實，“很多人肯定都在擔心人工智能會讓他們失業。譬如證券分析就是一項機械性的工作，分析師收集信息、分析塔然後找到趨勢，我相信人工智能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多。”

其實，金融行業正向這些人工智能領域“最聰明的腦袋”招手。

2017年5月，原微軟人工智能首席科學家鄧力宣布從微軟離職，加入對沖基金公司Citadel擔任首席人工智能官。在此幾天前，人工智能專家、原百度公司擔任首席科學家吳恩達宣布籌集一只1.5億美元的風投基金，專註於AI投資。

人工智能是否會替代人類在金融行業的地位？

戈登顯得較為謹慎，“大多數的投資交易將轉向計算機，這是華爾街已經預見到的。但對於投資這件事，客戶還是希望方向盤的面前有個‘活人’在。”

他同時認為，人類距離計算機獨立思考的時代還很遠，這也是人類的優勢所在。“現在世界上最好的象棋和雙陸棋棋手都是計算機程序，但這些遊戲都是封閉的系統。資本主義是真實世界中的一個開放性系統，人類在‘跳出框框思考’上要比機器好得多。”

連續14年盈利 新西蘭航空如何跳出價格戰

“我們是一家小而美的航空公司，專註於新西蘭航線的發展，有很強的創新意願和能力，渴望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情。”

新西蘭航空亞洲區總經理施國偉（Scott Carr）近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時的這段話，是對這家新西蘭最大航空公司最好的總結。

雖然100多架的機隊規模，放在中國只能算是中型航空公司，但新西蘭航空的盈利水平一直令人滿意。最新的2017財年（2016年7月-2017年6月）報告顯示，公司的稅前利潤達到5.27億新西蘭元，實現了連續14年盈利。

兩年前，施國偉從日本搬到了上海，擔任新西蘭航空亞洲區總經理，對他來說，日本是成熟市場的代表，而中國則是增長更快的市場。

自2006年進入中國，新西蘭航空是首家開通往返中國-新西蘭直航航線的航空公司，但12年後的今天，這家公司卻依然專註於上海-奧克蘭這一條中新航線，並希望在這條航線上進一步深耕，增加航班密度。

與之相對的是，近兩年中國（尤其是二三線城市）到新西蘭的航線開始出現爆發式增長，供需壓力帶來的價格戰也是立竿見影，施國偉卻不願意跟隨這樣的方式參與競爭。

定位：熱愛高端旅行的遊客

盡管腹地主要依靠人口不到480萬的島國新西蘭，但新西蘭航空的乘客來源卻非常多元。

施國偉告訴記者，公司上海-奧克蘭航線上承運的乘客中，基本上有一半是前往新西蘭旅遊的中國乘客，另外一半則是前往中國的新西蘭遊客以及經由中國轉機的歐洲乘客，一些歐洲乘客會經停上海並在上海逗留幾天。

不過，前往新西蘭的商務客並不多，大概占7%左右，剩下的就全都是遊客了，這其中又有約20%是團隊出行，其余的則是自由行遊客。

因此，對新西蘭航空來說，其目標群體非常明確，就是收入相對較高、25歲到49歲、熱愛高端旅行的遊客，以及他們的父母和孩子。

“新西蘭的消費水平相對較高，前往新西蘭的旅客往往都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所以即使往來新西蘭的商務客群較少，但我們豪華經濟艙和豪華公務艙的上座率依然很高。”施國偉透露，比如執飛上海-奧克蘭航線的波音787-9客機設有18個豪華公務艙和21個豪華經濟艙，它們的客座率常年高於經濟艙，而且常常供不應求，為此，公司還在新接收的787-9客機上調整了布局，將豪華公務艙座椅增加到27個，豪華經濟艙座椅增加至33個。

正是這樣的定位，也使得新西蘭航空在中新航線上的機票價格，一直排在眾多競爭者的前面，這與全球不少旅遊航空的定價策略完全不同。

記者查閱7月中旬成都到奧克蘭航線的票價發現，新西蘭航空中轉一次的價格是5000多元，而南方航空中轉一次的價格會便宜1000元左右，四川航空直飛的價格則比南航還要便宜。

對此，施國偉指出，消費者看到票價的時候，最關心的其實是它是否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我們堅信，越來越多的乘客希望獲得高品質的機上體驗，而了解乘客的需求是航空公司提供優質服務的根本，你需要創造出令消費者喜愛且願意為此買單的產品及服務。”

比如對於航空公司來說更賺錢的公務艙，相比於其他航司普遍提供睡衣或香檳等服務，新西蘭航空更註重睡眠質量的改善。2米長、可平躺的座椅，加厚記憶床墊，兩個舒服的大棉枕, 輕便的羽絨被，保暖的襪子，施國偉說，在機上得到充分的休息，是乘客願意選購公務艙的重要原因。

“的確有一些遊客對價格更為敏感，廉價航空也應運而生，但我們必須謹慎對待市場競爭中的價格因素，尤其對於航空業這種高成本行業來說，價格會直接影響成本管理及企業收益。”施國偉說，“現在，航空業衡量業績的數字和指標越來越多，過度地將註意力放在乘客數量、客座率上，卻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利潤。有時候，即使上座率不高，但機票收益可觀，公司也是盈利的，與之相對應的是，當大打價格戰時，即使飛機客滿也不代表航空公司盈利，這是我們比較擔憂的一點。”

應對：如何跳出價格戰

施國偉所說的擔憂，其實與中新市場上的參與者越來越多不無關系。近年來，前往新西蘭旅遊的中國乘客增長迅猛，而增長更加迅猛的是往來中新市場的航線運力。

除了國有三大航在京滬廣三地陸續開通直飛新西蘭更多目的地的直飛航線，四川航空，海南系下的海南航空、天津航空、首都航空等也在開飛從深圳，重慶，青島等二三線城市到奧克蘭的直飛航線，由於這些城市對國際航線的補貼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新進入的中國航司機票價格的競爭力也就可想而知。

施國偉則坦陳，雖然新西蘭政府是新西蘭航空的大股東，但不會給公司提供任何補貼，而要開通國內二三線城市的新航線，需要綜合考慮價格、成本和利潤等多方面因素，並能在當地組建起一支具備新市場開發能力及專業知識的團隊，對新西蘭航空來說，暫時還沒有打算在二三線城市開拓新航線的計劃，目前的戰略重點仍在上海及周邊地區，希望到2022年將航班頻次提升至一日兩班。

“通過上海/香港每日直航往返奧克蘭，我們已經連接了皇後鎮、惠靈頓、基督城、羅托魯瓦在內的20多個新西蘭國內目的地，並可以實現多航點預訂，眼下的目標就是爭取到上海好的航班時刻提升航班頻次，從長遠來看，由上海出發，經停奧克蘭，飛往南美的航線具有一定的市場潛力，因為從地理上來看，這是最完美的路線。”施國偉告訴記者，而對於其他市場，公司也期待同為星空聯盟成員的國航能夠提升航班頻次，目前兩家公司在北京和上海到奧克蘭的航線上進行利潤聯營，共擔成本，共享收入。

盡管面臨價格方面的挑戰，施國偉的關註點，其實一直是如何在在飛市場精耕細作，讓自己的產品和服務更有差異化，比如在上海航線的波音787-9客機上引入“空中沙發”。

空中沙發是新西蘭航空首創的特色產品，支付一定的‘升艙’價格，就能在經濟艙享受平躺服務——同一排相鄰的三個經濟艙座椅就能轉換成擁有平坦表面的“沙發”,並配備墊被、毛毯、枕頭以及特別定制的安全帶包。

“目前，我們每架飛機配備有14套空中沙發，一般情況下我們會賣出4至5套，即使沒有全部賣掉，這些座位也可以作為普通經濟艙使用。”施國偉對記者介紹，空中沙發重新定義了經濟艙的舒適標準，很多夫婦或帶孩子出行的旅客會選擇它。

除了空中沙發，新西蘭航空也是首批引進豪華經濟艙的航空公司，並在奧克蘭機場全球首創通過生物識別攝像頭驗證身份、掃描護照和登機牌辦理自助行李托運。公司還針對獨自飛行的兒童推出Airband?智能手環，空乘在航程不同階段掃描手環，將航程信息通過文字消息發送給至多5名預設聯系人，家長或監護人就能掌握兒童值機情況、飛機起降，以及孩子在目的地是否順利交給接機人等信息。

“類似的創意產品還有很多，包括10多支富有特色的飛行安全視頻，以及娛樂系統中的座位間聊天功能等，”施國偉指出，“我們有首席數字官，還組建了專門的數字創新部門，招募了許多數字化人才，並將各種創新實踐分類，根據不同的創新類型提供所需的資源。創新精神已根植於新西蘭航空的企業基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