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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點看法，供參考 白雲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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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巴菲特是否可學，談點看法 白雲之鄉

談點社會心理學：不要讓機器知道你的行為 橡谷智庫

    先說點題外話。

    中午和妻子散步的時候，經過一個夜場，說被評為陽光示範點。妻子問我什麽意思，我說可能是女孩子不出臺了吧。其實女孩子賣身很多轉移到了網絡。

     這是好事嗎？

     看對什麽人。

     對於警察世界來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地下秩序變的混亂，地上世界也多了很多困擾。比如由於互聯網的長尾效應，眾多單個賣淫女或者賣淫團夥通過網絡交易，導致原有的一個地區黑道控制力削弱，地下秩序失控，無論是黑道還是治安單位都失去了收入。單個的賣淫女和嫖娼者還可能發生治安事件，從而導致治安事件上揚，對警察也不是好事。不過，互聯網世界的傳導，使得小型的團夥和個人得以低成本擴展生意，對於眾多淫棍是一個好事。但地下世界小型團夥的興起，缺乏秩序，會引發爭鬥；治安單位在無法獲得地下穩定收入後，會針對此類事件的打擊，以增加罰款收入，這對淫棍們是個危險。而賣淫女把生意引入家居，也導致社區變的混亂，對正常的社會秩序造成惡劣影響。

     不過，這對一些手持終端陌生人交互社區來說，收入會增加。

     你看到的是一個由於人類本性產生的地下自由市場，在形成一定規範和秩序後，被管控扭曲後，且在互聯網發展下，出現的變化。會非常有意思，經濟學教授有興趣去研究嗎？轉給張五常看看。

    言歸正傳，我最近在啃大部頭的社會心理學書籍，用來解釋一些身邊的事件，對自己起一個指引。

    一個事是提醒大家，盡可能不要參加一些街頭群體行為。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說，群體事件會導致卸責行為產生，尤其在一個所謂正義口號的蠱惑下，群體會百分之一百的產生壞行為，也就是作惡。

    即使是一些普通的群體活動也會產生個人獨處時不會做的事情，比如前些日子某地商場脫光購物的情形，如果是單個人，是絕不會做的。但群體行為時，個人會放棄自我約束，放棄社會規範和道德觀。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種族歧視。

    比如我們如果移民的話，會考慮歐美國家是否還有種族歧視。答案是：是的。

   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種族歧視，人們基於政治正確，在幾乎所有場合都不會說或者做明顯種族歧視的事情。但社會行為心理學家經過一系列的試驗測試後，歐美社會仍舊存在潛意識的種族歧視，從而導致主流社會中其他弱勢種族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悄然的發生壓制。

   我考慮這個問題，是因為如果我們移民，孩子的社交活動怎樣融入他群。由於我的孩子已經產生了主流意識，包括她在閱讀一些資料時，看到中國一些表現優異的地方，會告訴我：爸爸，你看我們中國很了不起。

   這也是一種群體行為的歸屬，無論個人怎樣相處，最終都會把自己歸屬到一個群體。

   或者是某個城市、某個民族、某個國家、某個宗教、某個學校、某個集體.........

   而歐美文化是個人主義，亞洲文化是集體主義，從而把上述演繹的更加強化。這會導致成長到一定階段的孩子，融入當地社會產生文化歸屬的差異，以及遭受當地孩童的種族歧視，孩童是不會加以掩飾的。從而產生欺負弱勢者事件，導致孩子的成長心理受損。

    無論哪個文化，都會強化刻板印象，在潛意識歸類，比如說黑人善於體育，中國人善於飲食，白人善於思考。或者黑人容易犯罪，中國人生性懦弱，白人相對安全等等。

    實際上，各種傳媒通過作者的手來傳導加深這種印象，從而定義各個群落。

    而你會不知不覺的定義你自己的行為，直到形成一個固化的人格和行為模式，無法自拔。

    在互聯網時代的大-數-據時代，這種事情會更加糟糕。

    由於機器在觀察你的行為，從而推導你喜歡什麽，因而屏蔽了其他的物質和精神需求，傳遞給你機器認為你會喜歡的文章、照片、視頻、購物行為等等。而這種機器設定的喜好，你又比較懶惰，不去四處搜尋的話，單一的精神和物質導入，會循環往複，強化塑造你的人格和物格，也就是你的價值觀和生活喜好都會被固化。

    這就類似電視時代，各頻道固定輸出商品和精神價值觀，塑造你的精神世界。

    如果你想保持你的心靈開放，就不要讓電腦知道你的行為。

    否則，這個世界會回到1984。

    easy。

    而我肯定，世界各國、各大公司都在往這方面努力，大-數-據開啟了地獄之門。

【兩會特別報道】“少談點成績，多談些問題” 解放軍在兩會上關註哪些話題

2016年3月4日，北京，兩名解放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外交流。當日，2016年全國兩會在北京舉行，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於上午11時在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東方IC/圖）

一身戎裝的軍隊人大代表，也有著廣闊的社會視野，不僅局限於傳統的軍事安全。許多老提案、老議案頻現兩會，見證著相關領域改革的重要性與艱難。

今年兩會，軍隊改革是解放軍代表團的共同話題，“組織讓你去哪就去哪”幾乎是每位與會者的共識，盡管“這種調整帶來的沖擊並不小”。

2016年3月5日下午，北京西四環附近的鴻府大廈會議室內，幾十位來自軍隊的特邀組政協委員召開了小組會議。“少談點成績，多談些問題。”一改以往冗長的開場白，發言直奔主題。

政治話語的背後，蘊含著更為樸素、實質的內容。在國防科技大學原政委徐一天委員眼中，“政協委員的發言是要存入檔案的，政協委員的聲音要經得起歷史檢驗，必須嚴肅認真對待國家和人民給予的話語權。”

2015年，僅軍隊政協委員的提案就高達260余件，不少提案還得到相關部門肯定。南方周末記者初步統計，提案內容涉及軍事、政工和技術三大領域，這也與代表委員們自身的職業分工吻合。而在今年兩會上，軍隊改革是解放軍代表團共同關註的話題。

“組織讓去哪就去哪”

來京參會前，火箭軍某旅技術營班長王忠心還在參加實戰演練，同戰友一道鉆深山、進陣地。

“今年是我當兵的第30個年頭。按照士兵服役相關政策制度，我已經達到士兵服役的最高年限。這是火箭軍更名成立的元年，但對我而言，這或許就是軍旅生涯的最後一年。”佩戴著嶄新的“火箭軍”臂章，王忠心覺得很榮幸，能夠親歷這場“大變革、大發展”。

這名一級軍士長手把手帶出的戰士都已“出徒”。甚至，王忠心所在旅的不少領導也是他的“徒弟”。

2016年2月28日下午，從雲南省某營區出發前，王忠心認真記下戰友們的意見建議，“一定帶到北京去。”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以來，“兵王”的關註點也都與基層官兵的利益息息相關：2013年以前，工資待遇吸引力不足，多數士官還面臨著婚戀、看病、住房等現實困難，王忠心提出《關於保留士官人才方面的建議》，不遺余力地推進士官職業化；2014年，王忠心關註的依舊是軍人醫療保障問題。

軍人薪酬待遇近兩年已大幅提高，無需再為“五鬥米折腰”。2015年兩會開始，王忠心的眼光轉向《推動強軍目標向基層拓展延伸》，包括修訂與基層建設有關法規、推行軍人職業教育、加強基層幹部骨幹帶兵建連能力的培訓、建議領導和機關幹部下連當兵住班常態化。“兵王”的關註點與當前的軍隊改革步調一致。

個人的命運前途也在改革中流轉。來自空軍某試驗訓練基地的張葦代表介紹，該部地處西北大漠深處，許多官兵都是從內地轉來邊疆，輾轉多個單位最終來到大西北，大家都把適應新崗位放在第一位。

軍隊改革不可避免地觸動一些人的利益。今年的兩會上，軍隊代表委員集體表態支持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

“命令一旦下達，每個人都是組織讓去哪就去哪。”北部戰區副政委兼北部戰區空軍政委白文奇代表說。改革調整中，原濟空部隊轉隸3個戰區，機關幹部也調整到3個戰區近10家單位，近千人遠離駐守多年的營區，奔赴新的崗位，“這種調整帶來的沖擊並不小。這些幹部當中，有的才分了房子，有的家屬隨軍沒多久。”白文奇代表的職務也在快速地調整之列。去年7月，他從海軍北海艦隊政委調任原濟空政委。半年後，又被調到北部戰區空軍任職。

重塑解放軍的領導指揮體制、重新劃分戰區只是邁出了形成聯合作戰能力的第一步。中部戰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鳳彪代表認為，未來還有大量的挑戰性工作：制定聯合訓練規則、理順聯合指揮關系、創新聯合訓練內容方法、構建聯合訓練環境條件、培養選拔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等。

“越是這樣，就越要有鐵一般的擔當，決不能等靠觀望。”李鳳彪代表說。

新老提案、議案同臺

近年來，非傳統安全的重要性日漸明朗，解放軍更加頻繁地走向海外執行任務，這也成為軍隊涉外工作人員以及高層將領的關註重點。

“目前，我軍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以外的海外軍事行動時，部隊的遠程輸送、武器裝備的運輸過境等事宜，一般只能通過外交渠道一事一商。”駐埃及大使館原武官戴紹安代表建議，通過加入或簽署公約、條約、備忘錄、協定等雙邊、多邊法律文件，為推進軍隊海外軍事行動的常態化發展提供法律保障。

今年，海軍潛艇學院核潛艇電工教研室主任李丹妮代表帶來三份建議，包括《關於加強海外軍事行動法規建設的建議》。為此，她還提前一天來到北京，希望和其他代表多交流，不斷完善建議的內容。

兩會上，多位高層將領高度關註對外非軍事行動領域的立法。圍繞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維護國家戰略利益，國防大學校長張仕波代表提出多項意見建議；西部戰區副政委兼西部戰區空軍政委舒清友代表則系統地闡述了空軍如何服務“一帶一路”。

“‘軍人優先’為啥多次成為微信朋友圈熱議的焦點？說明我們在落實上還有不少問題。”南部戰區陸軍某銷毀站工程師陳雪禮代表認為，軍人軍屬權益保障滯後的問題持續多年。

經過兩年多的調研，湖北省軍區原司令員汪金玉代表撰寫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人軍屬權益保障法》，共8章59條，幾乎涵蓋從退役安置、隨軍家屬就業安置、撫恤優待、涉軍案件糾紛處理等軍人職業的方方面面。

汪金玉代表還建議，國家專門制定因公犧牲（包括因公致殘喪失勞動能力者）獨生子女軍人父母的贍養辦法，解決獨生子女及其父母的後顧之憂。2015年的兩會上，原總參某部政委李愛平和軍隊人大代表、火箭軍某部政委梁曉婧等136人也曾分別提出議案，建議制定軍人權益保障法。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現有公開資料發現，有關軍人權益保障法的建議至少可以追溯到2003年。老提案、老議案頻現兩會，見證著相關領域改革的重要性與艱難。多年來，軍民融合議題也頻頻出現在每年的兩會上。

“（軍民）融合的決心很大，問題把得準、措施很實在。”北部戰區陸軍副司令員胡修斌代表曾有裝備戰線工作經歷。他對今年的軍民融合議題很樂觀，“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這些舉措都有助於打破利益的藩籬”。

一身戎裝的軍隊人大代表，也有著廣闊的社會視野，不僅局限於傳統的軍事安全。南疆軍區副司令員哈里木拉提代表提出各種舉措，以促進南疆貧困地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海南省軍區政委劉新代表則一直在呼籲，“大力推進海上民兵建設”。

“改革不是改向，變革不是變色”

今年兩會上，“四鐵”是軍隊代表委員的高頻詞匯，而關註者大多來自政治工作領域。3月7日，解放軍代表團在京西賓館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時，代表們就重溫著“四鐵”：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的過硬部隊。

鍛造鐵一般的信仰，被認為是“四鐵”之首。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研究員陳舟代表認為，“我軍就是靠信仰起家，靠信仰成長壯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信仰之旅”，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立新中國是“信仰之勝”，堅守上甘嶺是“信仰之戰”。

“改革不是改向，變革不是變色。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必將進一步鑄牢堅決聽黨指揮這個強軍之魂。”海軍潛艇學院核潛艇電工教研室主任李丹妮代表說，“在這個根本政治原則問題上，不能有絲毫的差池。”

腐敗，則被認為是威脅“四鐵”的最為可怕的因素。京西賓館的討論發言中，多名代表都痛心疾首地談到，要全面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厚案件流毒影響。原總參陸航部政委陳向東代表說，“為什麽管靈魂的出賣靈魂，管反腐的帶頭腐敗，管幹部的帶頭賣官鬻爵，講艱苦奮鬥的帶頭貪圖享樂？”“這原因那原因，歸根結底還是信仰出了問題，信仰之鐵變成了易碎的玻璃瓶。”

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也被視作一場戰爭。火箭軍某部政委梁曉婧代表描繪說，別看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沒有硝煙，但殺傷力有時比真刀真槍還大，因為它試圖將我們的信仰連根拔起。“對軍隊來說，這比一場戰爭失利更可怕。”

軍事科學院原院長劉成軍代表認為，關鍵是把好政治信念“總開關”。“紅色資源”“互聯網+”都被認為是打贏這場意識形態之戰的槍支彈藥。陸軍第13集團軍某師偵察連指導員顏建剛代表提出，“要用好紅色資源，開展‘紅色基因代代傳’工程。”陸軍第40集團軍工兵團某營教導員謝正誼代表也認為，“要保留好我軍光榮傳統的紅色種子”。當前，部隊調整改革之時，也應註意保留“老虎團”“鐵拳營”“尖刀連”等紅色種子部隊，即使合編部隊時也要融“百家之長”為“一家之長”，推動老傳統孕育新精神。

全球軍事技術領域，“互聯網+”“班長的戰爭”早已打響。與會代表委員們認為，這一模式也可移植到政治工作中。早在2014年的兩會上，空軍指揮學院政治工作系教授苗潤奇代表就提出《關於切實做好信息網絡大背景下的政治工作》，較為系統地提出“互聯網+”的政治工作模式。而在今年兩會上，原總參某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王輝代表也認為，要把軍隊政治工作緊緊地與信息網絡聯系在一起，打造“互聯網+”政治工作新模式，用“數據鏈”加固“生命線”。

兩會也見證技術幹部的成長

兩會間歇，南部戰區陸軍某銷毀站工程師陳雪禮時常拿起電話，詢問部隊彈藥銷毀作業的進展，細細地叮囑安全註意事項。

他累計參與銷毀彈藥上千噸，不止一次地與死神擦肩而過。作為軍隊技術幹部中的骨幹，2013年以來，陳雪禮每年的提案都離不開他的本行：要麽建議高度重視基層人才的培養工作，避免出現“裝備等人才”現象；或者敦促提高機械化操作水平，讓官兵的生命安全更有保障。

每年的兩會，也見證著大批技術幹部的轉型與成長。

2014年兩會上，“特等狙擊手”賀源代表回到房間後心里還咚咚跳，他對與會的總部首長提了一些意見：官兵的作戰靴每兩年才配發一雙，隨著實戰化訓練力度增大，官兵一年要穿壞兩雙作戰靴。戰士自掏腰包買鞋，一雙作戰靴卻要270多元。能否給基層部隊官兵多配發一雙，或者采取以舊換新的辦法解決？南方叢林野外訓練中，著現配發的夏季迷彩服，與環境條件有一定的反差……

去年3月，賀源由連長升任旅教導隊隊長。賀源代表今年系統化地提出《增強基層部隊實戰化訓練質效》：信息基礎條件、演訓評估標準、自主創新機制的滯後等問題影響部隊實戰化訓練質效；全軍的通信指揮裝備多種多樣，應用中難以融合互通。對此，賀源代表還給出了解決方案，把現有北鬥系統、電臺等通用裝備以及防空雷達等裝備之間信息鏈路打通，讓不同裝備、不同軍兵種在聯合行動時順暢通聯。

來自技術領域的軍隊代表委員的關註點更為專業、具體。今年，原濟南軍區青島第一療養院院長單守勤代表提出，建立“艦載機飛行員特勤療養基地”等多項建議。

“我軍特勤人員的健康維護面臨一系列新問題。”她認為，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深化，軍隊編制體制改革正在調整之中，新型和特種作戰力量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當前軍改正在進行，文中部分總部、軍區、軍兵種或單位等名稱沿用舊稱謂，部分內容據解放軍報、新華社報道。）

B20又G20，企業見政府談點啥？

9月3日下午，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B20）在浙江杭州舉行，來自32個國家的800多名工商代表出席了峰會，其中包括142家世界500強的總裁、首席執行官等高管。

即使沒有這次峰會，500強的CEO們也非行熱衷於來中國。在8月中旬，蘋果首席執行官庫克就前往了重慶，這已經是他第九次來中國。但是媒體報道的庫克的行程，更多地關註在了他跟“果粉”的互動上，他在當地會見重慶市長黃奇帆和在北京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的報道卻只有寥寥數筆。

CEO和政府會面，他們都聊什麽呢？

高層會面，務實少，務虛多，但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尋求雙方的共同關註點，在認識上取得一致。

比如，投資，就是主客雙方都非常感興趣的話題。對外企來說，投資意味著準備在中國進一步打開市場，他們說著千篇一律的“With China, in China and for China（攜手中國、紮根中國、服務中國）”，心里想得是投資的回報周期。對政府來說，投資意味著GDP，而且外企的GDP大多代表著高科技、綠色、可持續的產業，帶動的是中高端的就業，是理想的投資類型。所以雙方安排見面談投資，可謂一拍即合，各取所需。

我自己經歷的大多數的高層會談，也都是圍繞著投資這個話題的。在江蘇南部，一次借著公司在當地的新工廠奠基的機會，我陪著公司全球CEO見到了開發區區長。在開發區管委會，區長指著圖紙上公司剛落成的工廠後面的空曠土地說：“CEO先生，我非常熟悉貴司在中國的發展，你們在中國的未來不是我們今天奠基的工廠，而是這里。這個區域，我都給你留好了，下次你來，我們看看這里今後怎麽發展。”CEO先生明白區長在趁熱打鐵，他沒有流露出半點昨晚在董事會電話會議的時候被責問中國的投資為什麽進展不如預期，到底什麽時候可以看到回報的不快，笑著回答說：“沒問題，我們再見面就談。”他一走就是一年，再回來區長換人了。

在西南山城重鎮，當地市長見我們CEO的時候，也只說了一件事。就是十年前，當年他在上海任職的時候，他如何跟公司前任CEO，一步一步，把幾十億投資變成了今天公司在浦東熠熠生輝的現代化工廠。“現在我在這里，歡迎你經常來我們市看看。”市長說話擲地有聲，我們都聽得明白。

除了談投資，CEO見政府官員，不少是去遊說（Lobby）政策的。

凡是看過《紙牌屋》的，一定對里面專業的遊說人士不陌生。在中國，我沒聽說過職業說客（Lobbyist），大公司都設立有自己的政府事務部，任職人員不乏從政府職位下海者。政府事務部門的工作當然不只是陪著高層會面順便隨行翻譯，也不僅僅是幫著CEO準備談話稿，或者了解會面方出席人員的背景資料甚至喜好。他們更重要的職責，是理解中國的行業政策，分析給公司的高層，告訴高層在中國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要怎麽做。因為外企喜歡用方法管理不確定性，最怕沒跟上中國改革的節奏，一腳踏空。

說客是政府事務部的工作，可也有很多時候，CEO們自己就沖過去做說客了。2014年，特斯拉（Tesla） CEO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的中國行，在短短幾天之內接連約見中國政府官員，就是希望政府支持新能源汽車發展。馬斯克為以特斯拉為代表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搖旗吶喊，算沒白折騰，他和市長們試駕了電動車後，不少城市開始建設超級充電站，還承諾開放新能源汽車牌照。

我有一次陪著CEO去見某省長談政策，雙方人馬相當，分賓主整齊列坐兩側。寒暄之後，省長問企業在中國還有什麽需求，話音未落，我們就有一位副總裁從斜刺里沖了上去，遞交了一份關於公司最近遇到的一些問題書面函件，希望跟政府拿到政策層面一起討論解決。其實這個是公司政府事務部早就策劃好的，市長當時就讀了函件，然後又轉給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雖然我們沒有馬上能得到一個馬上可行的解決方案，但是希望市政府重視的目的，達到了。

當然，給公司領導安排和政府會面，對公司里的人來說絕對不是一個輕松的活，會面時間、議題、人員、地點都要雙方無數來回仔細確認，開會時是用礦泉水還是泡茶事先都要說好。可是準備再周全，也總有意想不到的環節。

正因為如此，我有個前同事M，在德國的B公司政府事務部門工作，就跟我說，雖然他平時在公司主要就是安排各種高管和政府的會見，但他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教那些不遠萬里從德國來中國的高管一件事——在中國，是排隊也不一定能見到市長的。

他們B司有個說法，就是德國的公司只要是B開頭的，就是好公司（不信你自己數數，寶馬BMW、奔馳Benz、博朗Braun、巴斯夫BASF。我就不多說了，多說就穿幫了，還是先替B司保密一會兒）。可以想象，這樣的公司外國高管們，都是有點傲嬌的。B司的高層，包括研發副總裁、首席運營官、董事會成員都喜歡來中國，但對不能見市長這個事有大大小小的不理解。因為在B司總部那個只手遮天的百年小市鎮，他們這樣的企業在鎮東頭跺跺腳，鎮西頭都會晃三晃。B司進門的地方有個公司介紹小卡片，上書他們是當地的州第一大企業，每在當地雇傭一個員工，都會直接或間接帶動所在地1.6人就業。這樣的企業，是當地市長、州長經常登門造訪的。

可在中國一線城市，就不要說是一個副總裁級別，哪怕你是全球CEO、董事會主席，想見個市長或者副市長，也是花很久預約都不一定得見的，因為中國的市長太忙了。M說：“你想啊，幾千萬人口的城市，一共才五個副市長，其中分管我們這個行業的就一個。你沒事就來個高管，沒什麽新投資，就來打個招呼，你覺得市長有空嗎？你知道我們市這個行業五百強有多少嗎？人家來的高管也都大著呢。”所以他工作的一大部分，就是苦口婆心，勸他公司的高管不要帶著見政要的期待來中國。

我參加過的政經會面，大部分是企業向政府提出的請求。只有一次，當地市長聽說我們全球CEO來，特意表露了希望跟我們公司會面的想法。但是公司里怕見市長太倉促，準備工作做不好，就委婉拒絕了，連CEO都沒告訴。

（作者為500強公司管理人士，文章不代表本報觀點，歡迎來信[email protected]與作者交流）

談點個人對於股市投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