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士照明12年70倍增长路径：收购补短

補短板和差異化要注意些什麼？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華為了。不久前，它的新榮耀品牌獨立為一個新的事業部，由華為副總裁余承東直接管理，上上下下都對其期待很大。

這個品牌簡直就是在全面Copy小米：市場定位、渠道構成、營銷模式、產品定價、戰略部署幾乎一模一樣。

聯想可能也在學小米。至少，楊元慶最近一直對外強調說聯想要做一家互聯網公司。

在這樣一個年代，當一個「奧特曼」無疑是可恥的。讓這些老牌大公司產生危機感的是，當前的商界環境是無比糟糕的：可供選擇的產品非常多，到處都是競爭者，它們的產品還都越來越好。並且，機會到處都是，但屬於自己的似乎總隔著一層。

人們不得不用所謂的「互聯網思維」去思考的原因在於，技術降低了產業進入門檻，讓市場上的產品快速迭代，一個公司的競爭優勢會快速消亡。這時，扁平化的組織結構，對用戶的快速反應，對大數據的利用，就成為一個公司的基礎生存能力。

這是一個現代公司必須接受的事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你必須變得跟你的競爭對手一樣。

你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精益求精未必導向一個好的結果，它可能的另一個方向是過度服務—而這個服務未必與你的用戶群相匹配，它可能只是浪費了過多的資源，很有可能只是「對手有」，而且贏得了掌聲和關注。於是，在每一個過度成熟的市場，我們都能看到越來越同質化的現象，大家不停地參照對手調整自己的策略，做加法或乘法，調動大量資源補足短板—但我們一點不覺得它們做的事符合最初的品牌和產品定位。

在商業世界裡，沒有什麼比失去差異化的優勢更可怕了。反過來說，你觀察那些成功的顛覆者，把一個競爭得近乎無利潤的市場重新帶入一個新的循環，它們實際上不是在效仿和跟隨，而往往是脫離競爭，逆對手之道而行之。

我們都知道，手機行業就是一個過度競爭的市場。蘋果當年做的事就是用智能化的觸屏手機打開一個新市場

。可短短幾年，觸屏手機已經遍地都是了，仍然還有一些公司能夠勝出，比如小米，通過改變渠道、縮短產業鏈環節、提高資金運轉效率等方式擠進了這個市場並讓大公司重視它的存在。它的粉絲經濟也好，互聯網營銷也罷，是為了繞開傳統手機產業鏈中龐大厚重的到達客戶的渠道，這本來是小米看起來毫無勝算的短板，但對於聯想來說，這是它最大的優勢，即便是華為，它的運營商關係和產品定位也足以支撐起渠道。

任何時候，盲目補短板都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行為，對一個公司如此，對一個人而言，也是如此。因為不管是

一個組織還是一個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只能集中精力在一些必要的事情上。就像德魯克告誡經理人的：你的下屬必然不是完美的，而能夠利用好其優點就是你的成功。對於一個公司而言也是如此，長的那塊板決定了你的產品與市場上其他產品的差異化程度，而不斷地補短板卻會讓你看上去跟對手差距越來越小。

對於華為來說，它的優勢是其強大的專利儲備和技術研發能力，以及對海外運營商渠道的佔有；而聯想，它

在PC領域積累下了強大的做渠道的經驗和資源。而它們的短板不是缺少互聯網上粉絲的關注，聯想缺的是產業鏈控制力，華為缺的是製造高附加值產品的經驗，如果結合資源投入，顯然這些更重要。

所以我們一點也不想看到寶馬變成特斯拉，也不想看到華為和聯想變成小米，騰訊、百度、新浪及網易變成

阿里巴巴；或者，《第一財經週刊》變成一個什麼到處可見的新媒體形式。

我們都在尋找一個不一樣的打法。這很重要。

取長補短 xuyk的博客

    老周是我老同學，股齡十八有余，中短線功夫實在了得！靠工資投入，如今股票資產已達幾百萬。他喜歡與小鮮肉（年輕人）股友交流，說他們思想活躍，沒有條條框框，富有朝氣，勇往直前，敢於重手出擊。他說那些老股民朋友暮氣沈沈，抖抖霍霍，患得患失，從來不敢重倉押註，只拿出點輸得起的小錢玩股，結果長年累月下來，沒看到幾個掙大錢的。

    談到昨天成交量爆表之事，他調侃道：“股評人士腦子都有問題，只聽他們一個勁地叫嚷：‘大盤就要調整啦！’他們好像只知道什麽‘以時間換空間或者以大幅下跌換時間’之類的教條，就不曾知道巨量換手也是調整！！！因為這可將獲利籌碼於瞬間清洗出局。後浪滾滾而來，什麽阻力位都將被摧枯拉朽！90後小鮮肉帶著金錢和激情將把那些老江湖連同股評專家一起清掃出證券界！叫他們後悔去吧！！！”

    哈哈！老周罵得痛快！

    “哈哈！你說我說得對不對？”老周問道。

    老同學說的有點道理，不過有點偏激與偏頗。我只補充一點：“老股民呢要像新股民那樣，應該根本性地看多股市，提振信心，勇於進取；而新股民呢應該向老股民學習，不要亂買股票，以免倒在高山上，不然，以後必定就如名家徐小明今天博文所說的：現在的新股民‘開始慢慢變老，變成老股民之後，看下一批新股民繼續勇猛。周而複始’。哈哈！希望《新老股友比翼雙飛》，取長補短。”

聶軍：私募最大硬傷為風控缺失 絕對收益投資需取長補短

聶軍：私募最大硬傷為風控缺失 絕對收益投資需取長補短

一財網 趙星巍 2015-10-18 19: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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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發話了：補短板首先要補上“制度短板”

9月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在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加大補短板工作力度。會議釋放的信號耐人尋味。所謂短板，固然有水利、交通、電信等基礎設施的“硬件”之短，也有教育、醫療、養老等“軟件”之短。然而李克強總理更看重的，是比這些硬件更“硬”、也比這些軟件更“軟”的“制度”短板。

本屆政府創新宏觀調控，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與之相輔相成的一點便是註重制度改革上發力。無論是作為“當頭炮”的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還是激發全社會活力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其核心，用四個字概括就是“制度改革”。事實證明，總理最不護的，乃是制度之短。他毫不諱言，我們的經濟發展中還存在相當多的制度性障礙，同時他也堅信一點：恰恰是在這些制度領域，無論對於當下的帶動有效投資穩增長，還是確保中國經濟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都蘊藏著巨大的潛力。

此次常務會上，李克強明確表示，補短板要抓重點。重點即在兩方面，一是抓住一批重大項目，一是加大力度加快進度推動制度性和體制性改革。即便是建設項目，總理也尤其看重制度破題。比如他專門“點”到PPP模式，要求相關部門盡快推出切實可操作的項目，以帶動民間投資。又比如他強調，進一步放開基礎設施領域投資限制，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對民辦與公辦機構在市場準入等方面同等對待，不能停留在嘴上、文件里，而要有實打實的動作。總理說，這些都是“政府不花錢就能辦的事”，這正點透了“制度改革”紅利的要義所在。制度性改革，可以說是諸措之首。制度順了，一順百順，自然就可以調動有效投資向補短板傾斜聚集。

對於補短板所需調動的投資而言，最根本的莫過於進一步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當天會上，李克強特意強調了這一點。他要求有關部門，要盡快出臺依法保護產權的政策措施，加大對各種所有制財產的法律保護。總理的督促可謂切中肯綮。要想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就必須有產權保護制度這顆“定心丸”。惟其如此，社會資本才可能有所想，才敢於有所動。

務必拿出硬措施、排出時間表，國辦要加大督察力度，這是李克強提出的明確要求。總理嚴督下，各地各部門盡早補齊“制度短板”的進度可期!

李克強：要在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加大補短板工作力度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9月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在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加大補短板工作力度，依靠改革開放推動發展升級和民生改善。

會議指出，適當擴大內需，可以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環境，關鍵要通過加大補短板工作力度，既帶動擴大合理有效投資，又增加有效供給，對穩增長、增後勁、促就業、惠民生具有重要作用。要抓住當前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價格較低等有利時機，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聚焦脫貧攻堅、災後重建和中小水利治理加固、重大軟硬基礎設施建設、新產業新動能培育等重點領域，註重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優化政策“配方”打好組合拳。

一要加快推進“十三五”規劃《綱要》確定的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重大工程項目，圍繞著力補短板、縮小城鄉區域差距等，抓緊制定實施方案，合理擴大有效投資，盡快形成實物工作量。推出重大建設項目三年滾動投資計劃，形成項目儲備機制和滾動實施的良性循環，同時積極化解過剩產能，堅決淘汰落後產能。

二要進一步推進改革，更好調動社會資本積極性。持續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抓緊修訂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以及企業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條例。除跨地區、跨流域、跨境項目外，企業投資項目核準能放給市場和地方的一律下放。進一步放開基礎設施領域投資限制，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對民辦與公辦機構在市場準入、職稱評聘、社保定點等方面同等對待。出臺依法保護產權的政策措施，加大對各類所有制財產的法律保護，增強市場主體創業創新動力。

三要創新融資方式，統籌盤活沈澱資金。發揮政府投資引導作用，按照市場化運作和可持續的要求，以易地扶貧搬遷等為重點科學合理使用專項建設基金，加大中央預算內投資對水利薄弱環節、城市防澇設施建設等投入。註重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再向社會集中推介一批有現金流、有穩定回報預期的項目。推動中央企業增加農村電網、電信基礎設施等短板領域投資。鼓勵開發性、政策性銀行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引導商業銀行建立健全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特點的信貸管理和評審制度，對各類市場主體在中長期貸款投放、市場利率等方面一視同仁。支持企業通過債券、股權等方式籌集建設資金。

四要制定進一步擴大開放利用外資的措施，加快複制推廣自貿試驗區試點新經驗，出臺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和促進加工貿易向中西部轉移的政策。

五要建立補短板項目推進獎懲機制。各地區、各部門要制定重大任務實施時間表，加強督查考核，對成效顯著的地區在重大政策、重要改革創新試點等方面給予傾斜，調動積極性；對工作不力、進展滯後的要予以督促問責。以真抓實幹推動補短板取得更大成效。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北京城管委主任：城市管理既要補短板 又要有“戰略忍耐”

11月26日，在由浙江大學、中國區域科學協會聯合主辦的“2016中國城市管理學科發展年會”上，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主任孫新軍稱，當前的城市管理非常複雜，面臨末端施力、“九龍治水”等難題。對城市管理者來說，缺的不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而是如何解決問題。

他認為，在大城市，“大城市病”都是顯而易見，甚至是反複出現的，而且又跟老百姓非常接近，但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卻很難，甚至個案解決了，也並不代表著可以全局複制。針對這些難題，在實踐探索中，城市管理者既要補短板，還歷史欠賬，又要有“戰略忍耐”，對歷史有敬畏，對後人有期盼。當然還需要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人文情懷和素養的管理隊伍。

城市管理的難題

孫新軍說，城市有規劃、建設、管理三道程序，但到了城市管理部門這邊，木已成舟。至於如何管理，就只能末端施力了。

他表示，如果規劃、建設部門“改規劃亂建設”，管理部門面對“已經端上餐桌的飯菜”，就只能“亂管理”了。比如供暖，北京每年竣工幾千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不論如何，城市管理部門都不得不硬著頭皮將暖氣接進去。他認為，當前城市管理面臨“緊平衡、缺彈性”的困境，因為對於城市管理部門來說，沒有辦法阻止，但又不能不管。

此外，城市管理還面臨著“九龍治水”的難題。他說，城市管理可以理解為無所不包，在老百姓看來，出現問題就都是管理問題，這導致城市管理部門每年會接到數百萬起投訴反映問題。現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成立，才將過去分散於多個部門的職能綜合了起來，最後進行指揮、協調、監督、考核，才起到“九龍治水、一龍當先”的“龍頭”作用。

孫新軍還提到，由於城市管理部門的所有工作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開展，躲無可躲，藏無可藏，一有矛盾馬上就會暴露出來，這給了職能部門一種無形的壓力。而且每年還會接到大量的上級批示，所以在城市管理領域一定要能夠忍辱負重，否則會扛不住巨大的壓力。

面對城市管理難題，他認為，從研究角度來看，重在提出棘手的問題，但在城市管理者看來，缺的不是要提出問題，而是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更困難的是，甚至個案解決了，也並不代表著可以全局複制。

城市功能疏解要多“留白”

孫新軍稱，之前，北京曾做過一項關於影響居民舒適度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影響居民舒適度的因素，排在首位的是交通，而且是停車難，並非開車。由於停車資源不夠，導致居民下午4點就無心上班，而要回去搶占車位。其次才是擁堵。第三是霧霾，“這是誰都躲不過去的。”

他說，做城市管理，要兩條線作戰，一個是彌補歷史欠賬，另一個就是，要做讓老百姓滿意的事情，政府不能想當然的去做一些事情，要做到點子上，更多的體會他們的需求。

還有，在城市功能疏解方面，他認為，城市要多留點“沒用”的地方，即所謂的“留白”。騰籠換鳥要“多騰不換”，要換也換一些綠地、基本設施，把空間留下來，要清醒地認識到歷史局限性，有些事幹不了先別幹，要對歷史有敬畏，對後人有期盼，這也是一種“戰略忍耐”。有些事情暫時解決不了，也別著急，能控制住不惡化可能就是功勞。比如北京的停車難問題，目前正在努力解決，但這不是一兩天可以解決的。

除此以外，孫新軍認為，未來的城市管理離不開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人文情懷和素養的管理隊伍。不管采取何種策略，應用什麽樣的新技術，都離不開情懷，因為城市管理需要精細化管理。只有重視老百姓的感受，為人民服務才能把這事做好，否則只有冷冰冰的技術是不行的。

地方新建柏油路遭掩埋：財政透明還需補短板

本屆政府執政以來，一直力推動政務公開，年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關於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將財政預算位列全面推進政務公開第一“重點”，對“財政透明”重視程度可見一斑。財政部亦多番強調要“最大力度公開”，助力透明財政。

不過，部分地方延續此前財政決預算模式，在執行透明財政上打折扣的案例並不鮮見。近期媒體報道的河北省沙河市掩埋新建柏油路一事，即引發了關註。

近日有媒體實地走訪沙河市，發現本地一開發區有一條寬廣的柏油路，只是已經鋪好的路面上，大部分都被或薄或厚的泥土掩蓋住。而在一些泥土掩埋較深厚的地方，如果不留意的話，這條柏油路很難被發現。

媒體報道中的被掩埋道路

為什麽要把建設好的途徑用泥土蓋起來?

針對這一不尋常的現象，很多本地人對媒體的說法是：建設這條途徑的土地是耕地，雖然路已經建好，但還未獲得建設用地指標。國土部人士則稱，用於道路建設的土地屬於建設用地，各個地方都有一定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農地未轉成建設用地時，不得未批先建。而開發區方面與沙河市相關部門則對於被掩埋土地的使用途徑和土地性質上說法各不相同，難以統一。

不論是這條柏油馬路是未批先建，還是違規占用耕地，都逃不過一個問題：建設柏油路的財政預算和支出，緣何之前不曾公示或者沒有經過廣泛征求意見?當地政府在撥款修建柏油路時，是否也缺乏充分驗證和有效手續，以致只能通過“掩埋”手段來規避？

應該看到，柏油路建城之後進行掩埋，不能發揮效用，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財政資金的浪費。中央力主推行透明財政，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防範此類事件的發生。

實質上，雖然經過中央和財政部數年的推動，但透明財政在政府執行中仍有完善空間。根據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2016中國財政透明度報告》，2016年中國政府財政信息公開進程取得了進步，財政信息公開的透明度指數從去年的36.04分(滿分為100分)提高到了今年的 42.25分;如果與本項目剛啟動的2009年的21.71分相比，則提高了將近一倍。但同樣值得反思的是，調研的31個省市中，僅有的2個超過及格線，財政透明還有不短的路要走。

而財政透明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其不僅是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是強化政府受托責任、建設廉潔高效政府、提高政府治理績效、遏制權力尋租和腐敗現象、促進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基礎性制度安排。

總之，沙河市掩埋柏油路事件，雖然其中緣由難以明確、需要繼續追問。但地方政府這種對於財政資金安排不透明，甚至有浪費之嫌的行為，值得反思與警惕。同時也預示著，中國財政透明還有不短的路要走。

報告：上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著重“降成本”、“補短板”

上海多家研究機構21日稱，在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過程中，上海與全國其他地方相比，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方面的問題並不突出，最突出的問題是“降成本”與“補短板”。

當日，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科研處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2017年上海經濟形勢分析報告會，並發布了《上海經濟發展報告(2017)》。

上海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表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的重大舉措，是解決經濟發展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必然要求。上海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先行者，肩負著實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探索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和科技進步道路，為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新舊增長動能轉換先行先試的任務。

課題組認為，在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過程中，上海與全國其他地方相比，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方面的問題並不突出，雖然這些問題在某些範圍也存在，如產能過剩是局部性的，房地產過剩僅限於商辦樓宇方面，金融風險以外部輸入為主，但上海最突出的問題是“降成本”與“補短板”。

課題組表示，一線大城市面臨著越來越高的地價、持續攀升的融資成本和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等壓力，許多企業利潤率下降，不得不向二、三線城市轉移。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就必須切實幫助企業降低各類成本。

課題組分析，“成本”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非稅收費種類繁多。非稅收費包括專項收費、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費等多種類型。其中，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中涉及企業收費的有64項，占全部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的50%以上，對企業來說負擔過重。

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高。上海大型國有企業眾多，銀行信貸資金多向大型國有企業集中，擠占了中小企業的信貸資源。中小企業受資產和規模的限制，一般較難符合銀行貸款的要求，只能通過民間融資渠道進行融資，長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

商務和用工成本較高。主要表現在辦公成本高、土地成本高，企業的社會保障負擔較重。

在土地成本方面，數據顯示，上海自2007年開始實施工業用地招拍掛制度以來，工業用地價雖然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出現了波動，但上升的趨勢未變。2012年以後，工業用地價格呈現持續上升態勢，特別是2015年以來，上海每季度工業用地平均價格的同比上升幅度均保持在10%以上。2016年第三季度，上海工業用地招拍掛出讓平均價格已高達每平方米2324元，同比上升10.5%。

制度性交易成本高。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法律、法規、政策等需要付出的成本。比如上海的知識產權保護落實不到位、行政審批手續不夠簡化導致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升高。

課題組稱，降成本的關鍵在於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上海在降成本的過程中，需要采取“組合拳”的方式，通過降低企業稅費負擔、融資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幫助企業緩解成本上升的壓力，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課題組介紹，上海“短板”也有三個方面：

城鄉收入差距大是上海突出的短板。 隨著上海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推進，城鄉差距逐步凸顯。2015年，上海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05元，農村常住居民收入約為城市常住居民收入的44%。上海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大，中心城區小學的年實際生均公用經費投入是郊區縣的1.6倍，每千人執業醫師數是郊區縣的1.5倍，人均擁有公共文化設施面積是郊區縣的1.4倍，上海城鄉之間在教育、醫療、文化資源配置上的差距非常大。

城市環境治理不到位也是阻礙上海發展的短板。課題組介紹，近年來，上海市某些區域違法經營戶增多。2016年1~8月，上海共拆除違法無證建築3776萬平方米，是2015年拆違總量的2.7倍，超過年初預期的3300萬平方米目標。

上海的綜合交通運營管理也存在短板。道路擁堵嚴重，快速路區段、交叉路口常發生擁堵;軌道交通高峰時期擁擠嚴重，包括1號線和2號線在內的10條軌道交通線路在高峰時段經常處於超負荷運行的狀態;地面公交高峰時段平均運營時速低於每小時12公里，換乘等待時間長，乘客滿意度低;路網局部連通性不高，“斷頭路”還沒有全部打通;交通運營秩序不佳，中心城區存在多個秩序易亂的交通集散點，交通違法行為高發。

課題組稱，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強城市環境治理，提升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和運營效率將是上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

課題組建議，上海應控制重化工業產能，為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產業騰挪資源和空間。加快轉移改造傳統制造業，堅持人口、土地、環境、安全“四條底線”，用足用好自貿區平臺，以浦東新區政府職能轉變為突破口，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進一步推進政府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使上海的投資環境更加優化、貿易更加便利化。建立更加透明開放的市場準入制度，破除限制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發展的準入障礙，清理行業準入限制，制定和調整相應的技術規範和標準體系，使各類企業能夠實現更高效率的運營。

此外，課題組建議，通過全面推行負面清單、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使自貿區的權責清單制度與國際貿易和投資新規則逐步對接，進一步劃定政府與市場、企業、社會之間的權責邊界，形成權責清單動態調整和長效管理機制，為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談判提供制度支持。同時，充分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構建以企業誠信為評價內容的監管體制，建立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的人才管理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

飛機準點“補短板” 天空也需供給側改革|姍言兩語

中國民航的航班正常率在經歷連續5年下滑以後，去年終於出現反彈。

今年兩會期間，民航局局長馮正霖透露，去年我國的航班正常率達到76.76%，同比提高了8.4個百分點。

在此之前，我們的航班正常率連年下滑，2011年77.20%，2012年74.83%，2013年72.34%，2014年68.37%，2015年68.33%。

雖然去年的航班正常率有了反彈，但常坐飛機的常旅客們似乎還是不滿意。隨手翻了下2016年11月全球航空公司正常率排名，在統計的全球139家公司，中國排名最高的是西藏航空（第94），而最不準點的10家公司中，中國就占了7家。

為什麽我們國家的航班準點就這麽難？

分析航班延誤的原因，有外部和內部兩種。外部主要是航空公司不可控的一些因素，比如空域限制、流量控制、天氣原因等；內部原因主要由於公司飛機故障、飛行資源銜接等問題導致。

兩會期間，民航局長披露的統計數據，將天氣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誤排在了第一位，從2015年29.5%的占比，上升到了2016年的56%，而航空公司、機場等內部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誤則得到了控制，2016年都在10%以下。

對於天氣這個原因，一直有人問我，起飛機場萬里無雲，問了下目的地的朋友，說目的地天氣也不錯，為什麽航班會因為“天氣原因”延誤？

其實這里的天氣包括“本場天氣，航路天氣和降落場天氣”三種，這其中一項有問題，航班就別想飛。本場的天氣晴好，不代表整個航路的氣象適宜飛行，比如從廣州飛到北京的途中，要經過長沙、武漢、鄭州等多個區域；即使是本場上空，有些氣象情況也是我們肉眼無法觀察到的，比如側風、風切變等等，若不謹慎對待，很可能有機毀人亡的風險。

同時，如果一架飛機從一天清晨的第一班就遭遇“流控”或雷雨，整個一天都可能遭遇連鎖反應。這是由於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一天要執行6至8個甚至是10個內地航班，航班計劃排得滿滿的，如果前一個航班出現任何疏漏，就可能像滾雪球似的，越到後面的航班延誤時間越長，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而如果正好遇到機組超時（民航出於安全規定，機組飛到一定時間必須下機休息），還需要調配其他機組來執飛。

但是，也有航空公司人士告訴我，減少航班延誤，從內部各環節抓精細化管控，還是有改進空間的，與國外公司、機場和空管系統相比，我們還有不少“短板”可以補。

比如在美國亞特蘭大機場，每半分鐘就有航班起降，在中國，最繁忙的首都機場，航班最密集的時候49秒一班，上海大概是1分30秒一班，而有的航班在起飛前落地後的地面滑行時間就能達到半個小時。

如何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放行速度，需要機場、航空公司、空管系統各環節的密切協作和配合，這還涉及理念、流程、考核機制上的改變和完善。

說到考核，去年一些航空公司和機場已經嘗到了航班正常考核指標和限制措施帶來的“苦頭”。比如航空公司由於自身原因導致的不正常航班數占當月計劃航班數比例高於一定比例且排名後三位的，機場放行正常率連續2個月低於一定比例且排名後3位的，連續3個月停止受理加班、包機和新增航線航班申請。局方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倒逼航空公司和機場“補短板”。

可以說，2016年的航班正常率在經歷連續5年下滑以後出現大幅反彈，與監管部門從以前的原因導向轉為結果導向的考核，建立航線航權航班時刻（這是航空公司的生命線）清理退出和懲罰機制不無關系。

今年年初，民航局又出臺了新的《2017年航班正常考核指標和限制措施》，對航空公司、機場、空管部門分別提出了更嚴格的航班正常考核指標和限制措施。比如對航空公司的約束從之前的僅針對於吞吐量在3000萬人以上的機場，擴大到了2000萬人以上的機場，當月航班離港正常率排名後3位、航班正常率低於50%，且自身原因占比最高的航班，自通報第二個月起取消該航班的時刻。對空管的，由於空管原因（含流量）導致的不正常航班數占當月計劃航班數比例高於8%（含）的，予以通報批評，此前這一比例為9%。

當然，在民航增長需求仍旺盛的背景下，通過內部“補短板”來解決航班延誤問題，依然顯得捉襟見肘。

每每航班延誤，大家經常聽到 “流量控制”這個詞。“流量控制”其實就相當於空中的高速公路車道太少、車太多，警察只好把高速入口攔起來了，隔幾分鐘才放過去一部車。

我們每年的航班量（相當於車流量）都在以10%的速度增長，而航路資源（相當於高速公路里程）就那麽多，數量激增的機動車都要上路行駛，就必然產生擁堵。

目前，中國能夠用於民用大型航空器通行的空域不到20%，這與美國的情況正好相反。現行的軍方主導、條塊分割、固態使用、靜態管理的空域管理模式，已經嚴重制約了我國民航業的發展。

每年兩會，都有作為代表、委員的民航人就這一問題遞交提案議案，今年全國人大代表、東方航空（600115.SH）總經理馬須倫提交的議案，也是建議我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空域管理法》，認為“如何平穩釋放市場需求、合理高效地分配以實現空域資源利用率最大化，已成為空域管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的焦點。”

中國的天空，的確也需要“供給側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