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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那些落寞的手機商

http://past.nbweekly.com/Print/Article/11984_0.shtml

年面世的iPad，9個月銷售200億美元。如果它是獨立公司，以銷售額輕鬆進入世界500強，蘋果完全嗅不到任何寒冬的感覺。但其他手機公司卻沒有哪麼幸運，凜冽的寒風讓他們戰戰兢兢。

南都週刊記者_ 秦旺  實習生_ 雷順莉

2008年11月的一個夜晚，美國長島沃爾瑪綠田超市內，購貨人如虔誠的教徒般，列隊在燈火闌珊處。只為宣傳單上的9美元DVD影碟機和5美元的玩偶折扣。

為了便宜貨，當晚綠田超市到處都是手臂和頭部骨折、瘀傷的人。以至於11月28日的《紐約時報》驚呼：飢餓、抗議的人群幾乎把全美國的保安和值班員 都給放倒了。當天，全美有1億7千2百萬人出動，到無數大型商場狂買生活必需品。那一天是感恩節後的週五，美國傳統的超級打折日，部分商場甚至高達7折優 惠。2007年的那場次貸危機，讓美國人倍感寒冷。

3個月前的紐約第五大道蘋果旗艦店前，也出現過長長的隊列，有人抱著6個月大的嬰兒，大部分人攜帶著睡袋、椅子，只為等待7月11日iPhone3G的發售，隊伍最前列的10餘人，甚至早在一週前就已在這裡安營紮寨。

一台裸機的iPhone3G最低售價599美元，比綠田超市打折銷售的42英吋LCD液晶電視機還要貴一美元。這似乎是一個無法解釋的經濟現象：美 國家庭收入在遽減，昂貴的iPhone和大打折扣的商品，卻同樣引來長長的購買隊伍。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後面竟是風靡世界的蘋果，不僅在美國，日本東 京、英國倫敦、澳大利亞悉尼、中國香港都出現過排隊的場景。

以往，只有少數人才會去搶購蘋果發佈的新品。伴隨次貸危機誕生的iPhone，卻讓蘋果從一個小眾精品升級為全球大眾情人。魔力至今仍在延續，去年 面世的iPad，9個月銷售200億美元，如果iPad是獨立公司，以銷售額計輕鬆進入世界500強，蘋果完全嗅不到任何寒冬的感覺。

但其他手機公司卻沒那麼幸運，凜冽的寒風讓他們戰戰兢兢。2008年年初，諾基亞關閉德國手機製造工廠，裁員2300人；索尼愛立信把三個手機研發部門並成一個，裁員2000人；摩托羅拉裁員3000人……

2008年是一個轉折點。通信領域的大公司們，全沒有意識到新時代已經來臨，在這之前，他們生產的手機，產品分為高中低端，按領域又細分為音樂手 機、商務手機或者遊戲手機。這是一種希望涵括所有用戶的通吃策略，可以稱之為大眾化平民路線。與之相反，新寵蘋果走的卻是精品路線，用小部分的高端份額， 攫取最大部分的利潤。

喬布斯將精緻定義為簡潔，他相信觸摸屏是手機的未來，所以他強行要求iPhone只有一個按鈕，強迫用戶改變習慣適應蘋果；諾基亞、摩托羅拉或者索尼愛立信，無一例外都要求產品適應顧客的需要，所以才會根據市場細分推出不同系列產品，這便是傳統的大眾意識。

精品也符合金融危機後蘋果對普通購買者的心理暗示——我是精品，我是完美無瑕的，我能提高你的生活品質，有我就足夠。所以，即便貴，也值得。這也不難解釋，至今仍有三分之二購買iPad的人，都不知道究竟用這台機器來幹什麼，但更多的人還是願意為它掏腰包。

其他手機廠商，都沒能看透這個變化。諾基亞早在2006年就試圖向互聯網轉型，做地圖導航，推出軟件商店，制定免費音樂下載服務，但沒有一樣獲得成 功。摩托羅拉再也設計不出「刀鋒」那樣的創意產品，索尼愛立信的音樂手機沒有了後台服務支撐，再好的音質對購買者而言也喪失了吸引力。在蘋果面前，這些老 牌手機廠商好像完全失掉了魂，不知道什麼樣的產品才能吸引用戶。他們沒意識到這個新時代裡，大眾意識已經讓位於精品和個性。

最後，雄霸手機市場10多年的諾基亞被迫投入微軟懷抱，而原來以諾基亞為追趕目標的摩托羅拉、索尼愛立信、三星、LG們，則無一例外選擇了 Google的安卓這棵救命稻草。這些曾經無限風光的公司，如今留下的只是落寞的背影和深深的惋惜，他們的時代已經遠去，現在的手機隊列中，領跑的是那個 封閉、個性、精緻、高端的蘋果。

事實上，沒有蘋果、沒有那次金融危機，這些傳統大佬也終會老去，就像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他們或死於外因，或困於內患，蘋果的iPhone、谷歌的安卓又或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一個加速王朝更替的導火索罷了。

同樣，沒有誰能始終一統江湖，下一個10年，蘋果也未必能一直領跑，因為代表著多元、開放的谷歌的安卓同樣兇猛。

NOKIA：迷失

它迷失在移動互聯的森林裡，近20年來這個手機霸主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2006年年底，芬蘭赫爾辛基諾基亞總部，公司前任CEO康培凱已清晰提出，互聯網與手機的未來將融合在一起，諾基亞要「站在這一新時代的前沿」，成為一家移動互聯網公司。

那一年，蘋果的iPhone尚未誕生，人們還不清楚未來智能手機長什麼樣，但諾基亞多媒體事業部總裁Anssi Vanjok卻敢斷言：「未來移動計算的主流設備將是手機，而非傳統計算機。」即使現在看來，5年前的這些構想都是極具前瞻性的概念。

這家誕生了140多年的老公司，最早只是一家木漿加工廠，中途做過橡膠、機械和電纜等生意。1992年才轉型去賣手機的諾基亞，卻引領了手機行業 20年。對現在的諾基亞人來說，那是一個足以讓人留戀的年代，它的份額曾經一度高達40%，諾基亞就是那個時代的代言詞。移動互聯時代的到來，它決定再次 轉型。

不過問題也隨之而來，手機變身移動終端，就會面臨屏幕尺寸問題，2006年，手機屏最大2英吋左右，很多計算機應用根本無法展開。對這個問 題，Vanjok的回答是，在辦公室或住所這樣的固定環境，可以通過外接顯示器來彌補。後來者蘋果的想法顯然更有創意價值，iPhone直接將手機屏幕尺 寸從2英吋擴大到了3.5英吋。蘋果沒有為大尺寸增添任何累贅，他們採用了全觸摸屏設計。直到兩年後，諾基亞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於2008年發佈了公司的 第一款觸摸屏手機5800。

立志轉型移動互聯服務的諾基亞，從2006年開始，先後收購了全球最大的數字音樂發佈商、全球最大的手機數字地圖開發商，以及手機導航軟件開發商等 網絡公司。但習慣了賣手機的諾基亞明顯不是一個好的互聯網服務商，也不知道集成的含義，所有服務都想自己做，並且還是按硬件的思維經營互聯網業務，甚至按 功能不同劃分為不同的服務體系。

儘管在2006到2007年，諾基亞對在線業務的投入就高達100多億美元，但不停變動的在線業務，一會是N-Gage遊戲平台，一會是在線音樂商店，一會又是郵件服務平台，簡直無法讓用戶對諾基亞的互聯網形象形成記憶。

相反，喬布斯寧願減少產品的複雜功能，也要盡力做到簡單和易於使用。所以，人們明明能免費搞到一首歌曲，卻願意花費1美元去iTunes購買。

今年1月，諾基亞CEO斯蒂芬·埃洛普在備忘錄中提到，今日的困境「部分原因要歸結於諾基亞內部，未能獲得足以團結和引導整個公司前進的責任感和領導能力的結果。對一系列事務，未能迅速作出創新，內部也未進行充分整合」。

事實其實比埃洛普描述的更嚴重。諾基亞前高級經理Juhani Risku在新書《新諾基亞》中舉例說，一位負責塞班用戶體驗的人突然表示舊流程不管用了，所有人問她新流程是什麼，她卻沒說，於是200多人就這樣無所事事度過了半年。

諾基亞白白錯過了打造一款成熟手機操作系統，以及依附於其後生態系統的機會。2009年5月，等諾基亞終於把所有在線業務都集中到Ovi Store上時，蘋果和安卓已經深入人心，而且Ovi的運行速度、兼容性、本地化都慘不忍睹，完全是個人網站級別的使用體驗。

今年2月，放棄了自身開發幻想的諾基亞，轉而與微軟合作，使用後者的WP7系統，一個耗時兩年，花費了微軟5億美元研發和測試費用，一個微軟總裁鮑爾默自誇為精品的新玩意。

不過，現實是，諾基亞隨後發布聲明，未來仍要銷售1.5億部塞班系統手機。對一個習慣了開發大眾產品的公司來說，是做利潤更高的精品還是做客戶更多的大眾，仍然是一個難以取捨的決定，也許這注定了諾基亞在很長時間裡仍會處於矛盾之中。

MOTOROLA：賭博

以往的各條戰線並舉策略如今變成重兵齊聚高端路線，陷入頹勢的摩托羅拉要孤注一擲，押寶智能手機和谷歌的安卓系統。

在很長很長的年頭裡，美國的摩托羅拉一直都被認為是霸主諾基亞最強勁的對手。

2006年的冬天，摩托羅拉銷售了6570萬部手機，同比增長了47%，當時，其全球市場份額達到23.3%。那一年，甚至有預測機構認為，摩托羅 拉將很快超越芬蘭巨人成為世界第一。這也是這家美國公司距離冠軍諾基亞最近的一次，因為此前的強勢競爭者德國西門子、荷蘭飛利浦、法國阿爾卡特、瑞典愛立 信都已先後「消失」了。

時任摩托羅拉CEO埃德·桑德爾，在2003年提出要公司擴大產品品種，第二年他們推出了經典機型刀鋒RAZR，這款手機給市場帶來了一股超薄「時 尚風」，RAZRV3更是創造了7500萬台的銷售神話。超薄纖細的身影，不僅有效拉動了摩托羅拉的財報收入，也讓其迅速擊敗了三星、LG，並得以向諾基 亞的霸主地位發起強有力的衝擊。

誰也沒料想到，2006年年底，它的運氣竟似乎全部用完了。2006年最後一個季度，雖然處於美麗光環籠罩下，但摩托羅拉卻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手機銷售收入78億美元，增長了19%，但利潤只有3.41億美元，同比下降49%。

原因是摩托羅拉將超薄低價的元素，融入到各條產品線裡，桑德爾太過於注重市場份額的佔領。但後來其他廠商紛紛倣傚，三星推出的超薄型SGH-X820手機，甚至比RAZR還要薄40%，低價也不再是競爭利器，諾基亞豐富的產品線，讓其降價策略更為有效。

桑德爾的大眾路線面臨著搖搖欲墜的危險，但他依然對分析師說：「你們不必為目前的不佳狀況擔心，公司將很快擺脫這種不利情況。」他自然沒能兌現諾 言，2007年上半年開始，靠吃老本的摩托羅拉手機開始了驚人墜落，手機業務每季度虧損約3億-4億美元，市場份額從2006年年底的23%下降到 2008年3月的13%左右，市場第二的排名也落入三星之手。

這一年，桑德爾依然維持了他的「刀鋒之道」，V3、「明」系列、K1等機型，都妄圖複製超薄的輝煌，他錯誤地認為，消費者還會選擇這一類手機，因為 此前他們賣得最好。就在那一年，iPhone和黑莓相繼提供面向第三方開發者的開放平台，連諾基亞都公佈了自身N-Gage在線遊戲服務平台。

同互聯網的應用相結合，才是一下代智能手機的趨勢。與諾基亞不同，摩托羅拉沒有感知到這股春風，過往的大眾思維，讓摩托羅拉變成了懷舊的企業，降價戰略在金融危機面前，帶來的更是可怕的紅色赤字。

萎靡不振的摩托羅拉，也被迫在2008年3月宣佈，公司將會分拆成兩家獨立的上市子公司，其中一家主營移動設備業務，另一個負責寬帶和移動解決方 案。同一年，新任CEO桑傑·賈宣佈將轉型開發Google的安卓，並停止對其他任何業務的投資。陷入頹勢的摩托羅拉似乎要孤注一擲，押寶智能手機。

這也是一個賭博，以往的各條戰線並舉策略，如今變成重兵齊聚高端路線。2010年年中，摩托羅拉在闊別刀鋒之後，終於又迎來一個重量級機型——Droid，上市第一天就賣出了10萬部。

2011年CES展會，摩托羅拉再次絕地反擊，發佈了雙核CPU的4G手機Atrix 4G、平板電腦Xoom，這兩款基於Android的智能終端被評為「最牛」產品，配置甚至超過了人氣之王iPhone4和iPad。

今年美國橄欖球聯盟的年度冠軍賽中，摩托羅拉甚至高價買下這個美國廣告收費最貴的時段，他們借用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的環境設定，一名手持 Xoom的男子在大量身穿白色衣服的果粉中特立獨行，意味著要打碎蘋果在平板機領域的獨占身份。1984年，蘋果曾做過類似的廣告，名字就叫 《1984》。

想打碎蘋果甚至超越蘋果，並非易事，原因很簡單，目前摩托羅拉倚重的安卓仍有兩個方面無法超越蘋果，一是應用數量；一是軟件與硬件的整合度上。

蘋果的精品路線已經迷倒了全球越來越多的用戶，人們像期待iPhone4一樣期待iPhone5。摩托羅拉Droid也在做升級硬件和軟件的工作， 但摩托羅拉並非推出一款型號的手機，而是不同價位段的安卓手機，在這種大眾策略的牽扯下，摩托羅拉還得靠Google升級解決系統和軟件問題。

對80多年歷史，發明了「大哥大」電話的摩托羅拉來說，挑戰第一的主動權已不在它的手裡。2010年，摩托羅拉的出貨量已跌至世界第七，僅僅三年前，它還是坐二望一。

SONY ERICSSON：重生

因為Google，索尼愛立信又有了爭霸之心，只不過是回到初創時期的中高端精品戰略上，而且只在安卓陣營。

2001年，索尼與愛立信雙方決定各出資50%，成立索尼愛立信。以電信起家的愛立信，在GSM手機市場發展初期，不僅比諾基亞更早開發出輕薄短小機種，1996年更與諾基亞、摩托羅拉同為全球手機前3大廠商。

而索尼又擁有豐富的設計和娛樂影音資源，所以成立之初，雙方原本樂觀地以為在第一年即可出現盈利。誰知成立後第二季度出現盈利後，隨即進入長達5個季度的虧損。

因為成立六個月之後，索尼愛立信才推出了六款以「索尼愛立信」為品牌的手機，而此後長達一年之久的時間之內基本沒有新產品推出。在大眾策略為王的時代，這樣的表現根本撐不起一個巨頭的表現。

以至於當時還有人討論，索尼與愛立信何時分手。2003年，兩家再次分別投資3億美元，以延續這項合作。轉機出現自索尼的井原勝美手裡。他瞭解到公司資源不能與諾基亞及摩托羅拉等大公司相比，所以想出了一個「聚焦」的主意。

井原勝美的「聚焦」是放在多媒體領域，當時彩色屏幕、易於使用、設計新穎、藍牙技術等功能的手機產品，正在成為手機市場的新寵，於是他調集公司資源，先集中攻取某些功能的手機。

索尼愛立信母公司索尼雖不擅長通信業務，但卻擁有豐富的消費性電子運營經驗，對索尼愛立信推廣產品具有推波助瀾之效。2003年年中至2004年， 井原勝美抓住照相手機發展的先機。2005年下半年之後，他又抓住音樂手機熱潮。過去，索尼的Walkman曾是紅極一時的隨身聽產品，井原勝美將 Walkman打造成「隨身」概念的產品手機結合，成為索尼愛立信出貨量增加的重要推動力。

鹹魚翻生的索尼愛立信，從中高端手機建立口碑後，自2005年開始，又走向了一條產品線佈局的道路，他們連續推出多種產品推出全系列產品，希望能涵蓋高、中、低端不同領域的市場。

以中國市場為例，索尼愛立信半年就發佈16款全新手機產品，產品覆蓋了各個價位區間。站穩了腳跟，索尼愛立信的目標自然是諾基亞和摩托羅拉。當時不斷有跡象表明，2007年，這家公司打算以相當大量的機海戰術來與諾基亞一決勝負。

當然，災難就在那個時候埋下了。沒有能力和意願對低端大量投入的情況下，2008年，索尼愛立信的市場佔有率卻大幅下滑，全球第4名的位置也被LG 搶走。他們手機平均售價，雖然因為經濟不景氣下降到191美元，但依然是全球五大手機廠商中價格最高的，比價格最低的諾基亞高66美元、比三星高45美 元。

這使得他們在精品iPhone橫空誕生後，日子過得異常難受。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索尼愛立信陷入了連續6個季度虧損的泥潭，2009年全年虧損高達11.8億元。

當然，與摩托羅拉一樣，Google的安卓成了索尼愛立信的救星。同樣是在安卓發力的2009年，索尼愛立信的第一款安卓手機X10上市，當時的 CEO伯特·諾德博格還辯稱，是谷歌最初找到了索尼愛立信，希望為其製造首款智能手機Nexus One，但被索尼愛立信拒絕，理由是怕影響到自己的品牌。

然而到了2011年世界移動大會舉辦前夕，伯特·諾德博格語氣卻發生了變化，他們想坐基於安卓手機的頭把交椅，今年，他們打算投入市場的安卓手機，將達到去年的兩倍。理由自然是區區4款採用Android系統的手機，就保證了索尼愛立信全年盈利。

因為Google，索尼愛立信又有了爭霸之心，只不過是回到初創時期的中高端精品戰略上，而且只在安卓陣營。

消失

德國西門子，荷蘭飛利浦、法國阿爾卡特，這三個曾經一度響噹噹的手機品牌，在被收購之後，有的徹底消失，有的雖未死，卻無異於消失。

名模呂燕代言的Xelibri系列共推出8個型號，個性前衛，但可惜生錯了時代，只維持了短短1年的壽命，第二年就宣告停產。

PHILIPS 飛利浦

飛利浦曾是世界第五大手機公司，自1998年第一款828c上市後，歷經9@9系列的輝煌，到2003年卻陷入六年的低谷中。2004年，飛利浦力圖重振雄風，在與中國的合作夥伴CEC重新理順關係後，按照平均每年12款的速度推出新品，其中像9@9系 列的王牌產品更是推陳出新，從單色屏到彩色屏，從電子音到和弦鈴聲，從直板式到摺疊式，一口氣推出了十二款新品，但由於競爭日益激烈，2006年10月， 中國CEC公司正式收購飛利浦移動電話業務，成為繼台灣明基收購西門子、TCL收購阿爾卡特手機後的國內第三樁跨國手機收購案。而被中國企業收入囊中的飛 利浦品牌，儘管至今仍在生產銷售，但它的品牌號召力卻從此日薄西山，如今的影響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SIEMENS 西門子

西門子曾是老牌手機生產商，旗下SL10手機是世界首部滑蓋手機，顛覆了手機外形設計的傳統理念，而SL45手機，則是第一款MMC插卡式設計的帶 移動存儲器的手機，帶有可更換的32MB MMC卡。在2003年之前，西門子的黑白手機一直都保持著不錯的銷量，正是那一段鼎盛時期，積累下了不少西門子Fans；進入彩屏以後，西門子這個德國 巨人好像迷失了方向，由於對市場把握出現偏差，導致新品上市遲緩，已推出的機型在市場上缺乏明顯優勢，銷量下滑，至2004年出現虧損。

儘管採取了一系列諸如在上海建立西門子最大的手機研發生產中心等舉措，但並未能就此扭轉局勢。最終西門子於2005年將手機部門轉讓給中國台灣的明 基公司，並同意明基繼續使用西門子品牌生產和銷售手機。一年後，由於種種原因，明基宣佈放棄手機業務，西門子公司遂收回品牌使用權，該品牌手機隨之終止生 產銷售，退出市場。

ALCATEL 阿爾卡特

法國手機品牌阿爾卡特的設計理念是「One Touch」，注重的是手機的實用性，但過分追求實用主義讓阿爾卡特始終被動地追逐市場的潮流，落後於時代。2002年，阿爾卡特手機開始進入轉折點。上 半年憑著OT310和OT512，阿爾卡特還能在市場上佔有些地位，但2002年下半年，手機世界正式進入彩屏時代，那年的高端商務手機——有著超大四灰 度級的液晶屏、超強商務功能、GPRS和PC同步功能、橫向視角切換等強大功能的OT715，最終還是淹沒在眾多彩屏手機的海洋中。2004年4月，阿爾 卡特和TCL簽訂諒解備忘錄，組建手機合資公司（簡稱T&A）。2005年5月，阿爾卡特將其持有的T＆A45%的股份全部出讓給TCL，至此， 阿爾卡特的手機業務正式終結。如今作為TCL業務之一的阿爾卡特手機雖仍在生產銷售，但早已淪為三線品牌。

Wintel的背影

http://www.nbweekly.com/news/business/201109/27565.aspx

已經30年穩如泰山的微軟—英特爾聯盟，在9月13日這天突然有了鬆動：這一天英特爾CEO保羅·歐德寧，將手伸向谷歌 Android主管安迪·魯賓，微軟CEO斯蒂夫·鮑爾默則破天荒地手持了一部非英特爾芯片的平板電腦，展示最新的Windows8系統。整個IT行業似 乎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變局。

上市八年，首次預虧——國美背影

對手們一個接一個越過國美，家電連鎖模式日暮途窮。國美在經歷種種內部波折之後，仍然抱持著對擴張戰略的迷信，但在電子商務崛起之後，遊戲規則已然改變。

高音喇叭不斷重複播放著促銷信息，但整個賣場幾乎空空蕩蕩。在北京鳥巢以南2公里的一家國美電器門店裡，2011年三季度，這座賣場裡的銷售人員還在忙著接待剛剛遷入新家的客戶，而在最近，他們只能閒散地站在櫃檯邊聊天。

從安貞到北太平莊不足3公里範圍內，有近十家這樣的家電連鎖賣場陷入困境，規模至上的中國家電零售商曾在這片區域開了4家國美和6家蘇寧賣場。而在 整個中國，每個大城市中都佇立著大批此類賣場，它們曾經是消費者購買家電產品的最佳去處。可到頭來，在過度擴張之後，這些家電賣場均面臨著銷售額不斷下滑 的困境。

2012年7月底，國美電器和蘇寧電器給投資者交出了一份難看的半年成績單。蘇寧電器（002024.SZ）半年報顯示，其2012年1-6月淨利 潤17.45億元，同比下滑29.49%。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國美電器（00493.HK）的業績預警，其公告稱由於銷售收入下滑以及電子商務業務虧 損，2012年上半年將「錄得虧損」。這是這家家電連鎖企業在港上市八年以來，首次預告業績淨虧損。

投資者難以相信，這個在過去數年中銷售收入複合增長率一直保持15%以上的明星企業竟會跌落得如此之慘。國美電器股價一路下行跌至0.7港元左右，創出上市以來的新低。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前中國首富黃光裕目前仍在獄中服刑。

隨著中國消費升級趨勢明朗化和電子商務步入爆發期，競爭對手們從未像現在這樣接近全面超越國美的夢想。論門店數量和單店盈利，老對手蘇寧電器已全面 領先，而論電商發展，京東商城已牢牢掌握市場的主動權。在經歷一場連續劇般的內部鬥爭，猶豫不決的國美錯過了戰略轉型的最佳時機。

「如果在去年年初堅持陳曉時代推行提升單店贏利能力的策略，而不是繼續推行黃光裕時代的狼性粗放擴張策略，也許今天就不會面臨著這麼多的問題。」一位從國美電器離職的高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擴張的代價

這本該是一個險些實現的復仇故事。

2008年11月，國美電器創始人黃光裕因經濟案件被傳訊；隨後於2010年8月因內幕交易等罪名被北京市二中院二審宣判入獄14年。在黃光裕入獄 的2010年8月，接替他出任國美電器董事會主席的前永樂電器創始人陳曉和黃光裕家族就國美電器控制權發生了內訌。這場連續劇般的內部鬥爭，以2011年 3月陳曉離職結尾。

種種因素的疊加，迫使經歷了一個內訌及「失去的兩年」後的國美電器，線下連鎖店的數量在當年就被蘇寧電器趕超。而截至2012年第一季度，在中國家 電連鎖市場曾獨領風騷的國美電器，其當季營業收入僅為蘇寧的三分之一強。不僅如此，在單店盈利乃至電商發展上，相比蘇寧，國美均已全面落後。

在經歷了陳曉的「政變風波」後，國美電器董事局主席更替為黃光裕盟友張大中，但實際上其守業與開拓的重擔，壓在了黃光裕妻子杜鵑肩上。彼時，杜鵑更 是向南方週末記者首次清晰闡釋國美新五年戰略規劃和佈局，闊別國美董事局主席的權力魔椅兩年後，「杜氏」國美將重回狼性擴張路徑——480家門店的年度擴 張目標、重點拓展二三線城市、重新改造門店、20億-30億元的電子商務銷售目標及到2014年至2400億元的銷售目標。

長期以來，國美在瘋狂開店和單店經營間艱難平衡，是依靠以業績為導向的超強執行力，這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國美兇猛的狼性氣質。但在陳曉掌權的2009年及2010年，這種氣氛被淡化了。

陳曉更崇尚精耕細作、利潤至上，確立了國美未來五年的發展規劃，試圖緩解與供應商的緊張關係。在其火線上任之初的2009年1月，在國美內部下達的精神中，「提升單店效益」的要求，就開始遠壓過「開店數量」的指標。

「我跟黃光裕的經營理念有分歧，我認為他賴以成功的舊有增長模式會阻礙國美未來健康發展。」陳曉曾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他在2007年年初到國美時 曾提出過十大目標，但到了2008年幾乎一個目標都沒有落實。在他看來，那時國美就已錯過轉型的最佳時機，「假如說那時候十大目標都完成的話，今天的國美 應該也不會滑入深淵的。」

2009年開始，陳曉果斷關掉了大批業績不佳甚至虧損的門店，僅2009年，國美上市公司部分就關店達189家，果斷關店的陣痛換來了國美門店效益的大幅提升，2010年國美電器甚至在單店銷售額上略超蘇寧。

不過在陳黃控制權爭奪最激烈的時候，陳曉此舉被視為經營公司層面上的最大敗筆。「陳曉的業績，是通過喪失市場份額達到的，我們因此失去了核心競爭力之一，比如對供應商的議價能力。」杜鵑稱。

內訌平息，行業格局已變，蘇寧電器、京東商城潮水般地漫向國美曾經的腹地，國美則再次來到了十字路口：要規模，還是要單店效益？杜鵑掛帥的管理層決心通過一場史無前例的開店力度，向二三線城市及電子商務作防守反攻。

在和南方週末記者的交流中，杜鵑會以幾乎無懈可擊的邏輯來論證：中國家電零售市場，仍處在跑馬圈地的粗放階段，包括百思買、國美乃至沃爾瑪在內的零售商，其核心價值仍在於網絡的規模效應，等客戶忠誠度形成了，方可以優化網絡。

國美的執行力在此後體現得淋漓盡致。僅在2011年三四月，國美就新開150家門店，這是國美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擴張，最終其全年淨增門店390家，即便在下半年家電產品銷售出現明顯頹勢的情況下，國美電器依然在積極開店，不少門店依然開在本來已經嚴重飽和的一二線城市。

但市場最終給予國美電器重重一擊。

大賣場的好日子到頭了？

在2012年7月24日的業績預警公告上，國美電器把八年來首次業績淨虧損歸結為兩點：銷售收入下滑和電子商務虧損影響。這的確說出了實情，但沒有涉及國美電器眼下的大麻煩──也是中國家電賣場的頭等大事：成本過高，賣場模式盛極而衰。

國美電器和蘇寧電器，這兩家企業幾乎是中國家電連鎖企業的代名詞。北京中怡康時代市場研究有限公司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家電市場零售總額為12085億元，國美、蘇寧佔中國家電市場零售總額份額的約18%，兩大企業業績下滑，象徵著中國家電賣場美好時代的結束。

中華全國商業信息中心公佈的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全國百家重點大型零售企業家用電器類商品零售額同比增長2.4%，與2011年全年 16.9%的增速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截至2011年末，中國的家電銷售曾連續5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中國政府實行的「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 等補貼政策已在2011年末結束，加上經濟增速放緩，使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在出手購買家電時相對謹慎。

實際上，以國美電器為代表的、以線下連鎖店形式為主的傳統家電專門企業，一直都遭遇著包括場地、人力資源成本上升的擠壓。國美電器2011年年度就 需要支付26.2億的零售店面租金，家電零售行業的普遍情況是，租金一般每兩年或三年就會遞增一次，但京東商城和其他在線零售商根本不必擔心這類成本。

為了獲得盈利，國美不得不將這一成本加入到產品之中，推高了產品的售價，從而將消費者趕到了網上。這並非新問題，但在在線零售商壯大後，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令人擔憂。

投資機構高盛在2012年7月24日發佈的調研報告稱：由於租金、營銷和人力成本的上升，國美電器上半年的虧損在預料之中，高盛預期2012年全年國美電器同店銷售收入將同比下降25%，2013年將繼續下滑2%。

在發佈預虧公告後，國美隨即決定關掉表現欠佳的店舖及削減經營面積，目標是2012年底經營面積減少10%至15%，涉及門店170到250家。其關店參考的指標是資金銷售比，這與2009-2010年陳曉主政期間關店的標準幾乎一樣。

「我不知道黃家是怎麼想的。我們最早做的戰略規劃，國美在三五年前就不應該這樣發展了，在北京、上海、廣州好幾條街道，隨便走走都能看見五六家國美 賣場，你看哪個國家需要這麼多門店？沒有清晰穩定的戰略，靠壓榨供應商掙錢不是長久之計。」一位2011年年底離職的管理層向南方週末記者感慨。

持續燒錢的電商

在過去幾年，黃光裕在電商領域多次下註失誤。國美原常務副總裁助理、現任江蘇新日電動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胡剛稱，從2003年開始黃光裕即籌劃做在線零售平台，但不久即告夭折，「根本沒有做電商的思維」。

2009年，國美重新祭出電商規劃，但囿於股權之爭，直到2011年4月國美網上商城上線，國美電器的電商佈局才徹底浮出水面。

如今的國美更像是在追趕時間。相比較蘇寧易購的高速增長（上半年銷售收入達59億元），而剛剛成立滿一年的國美電器網上商城顯然掉隊不少，2012 年上半年僅實現10億元的銷售收入。國美不得不採取多管齊下的政策，不僅擁有國美網上商城和庫巴網兩個線上平台，還與噹噹網展開了戰略合作。

有消息顯示，黃光裕希望用價格戰的方式對電商市場進行徹底洗牌。上半年國美重整了高層架構來衝刺電商領域，在人員組成上，瀋陽國美原總經理丁東華接 任了國美收購的庫巴網CEO一職，同時還兼任國美電器網上商城主要負責人，山東國美原總經理韓德鵬繼續擔任國美網上商城總經理。2012年3月，國美還與 噹噹網攜手合作，噹噹網銷售的大家電將由國美網上商城供應，不排除未來噹噹網全品類的家電產品均由國美網上商城操刀。至此，國美電商發展至三個平台。

「儘管都是做零售，但電商面對的群體偏年輕，賣場面對的群體年齡偏大，面對的客群不一樣，電商並非導致國美電器虧損的最直接原因。」韓德鵬這樣稱。

國美總裁王俊洲則稱，2012年國美商城要實現中國線上最大的家電零售商、未來兩三年實現中國網購市場份額15%的發展目標。

根據國美電器此前的公告，2011年其旗下兩家電商網站庫巴網和國美網上商城的合計淨虧損達到3.9億元。這意味著國美電器的虧損數據，或將隨著電 商規模的擴大而放大。對於國美及所有傳統零售商來說，這都是個兩難問題：像京東商城那樣大把燒錢做電商，投資者不答應；不加大投入，作為後來者難以在市場 立足。

這些變化將會挽救不斷下沉的國美嗎？對國美的股東們來說，也許還不夠。投資機構美銀美林稱，行業面臨週期性放緩和結構性挑戰，國美和競爭對手差距拉大，其領導層的執行管理能力「也讓人關注」。

市場也正在用腳投票。2012年8月8日，國美電器股價僅為0.73元。伴隨股價暴跌，作為國美電器戰略投資者入股的貝恩資本更顯尷尬，其賬面虧損已達30%。貝恩投資亞洲董事總經理竺稼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電話採訪時說，「現在我真不想就國美說什麼。」

「2009年貝恩資本進來之時，管理層都沒有想到，中國家電連鎖市場變化會如此之快，電商挑戰會如此之大。」上述從國美電器離職的高管如此指出。

一個體制內VC背影，深創投總裁李萬壽黯然離職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導，深創投總裁李萬壽已在4月初離職。而在4月下旬深創投的內部幹部大會上，公司宣佈推選由原集團副總裁孫東昇繼任。而該報還稱，據深創投內部人士稱，李萬壽離職為其個人原因，而新去向可能是中國中小企業協會。

雖說「體制內」的崗位變換，在官場上通常最正常不過，但作為該VC創始階段，便位居籌備組副組長的李萬壽來說，或多或少有些黯然神傷。
離職原因眾說紛紜

在《第一財經日報》的報導中並未提及李萬壽的離職原因，而在當時的微博上，雖然大家的紛紛表示「這是一件金融圈的大事。」但可能是由於身在圈中，最終對此事並未出現太多的「知情人士」。

不過還是有幾位口風略鬆的投資人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其一，一山二虎論。天使投資人桂曙光在微博中說道：「這算一山不容二虎,打算單干?」這或多或少是在調侃深創投公司內部管理體系的問題。而此前亦曾有一位業界大佬曾經在閒談時透露，體制內VC的隊還是要站好的。

其二，業績論。此前有報導統計在證監會財務核查風暴中，一向以穩健專業著稱的深創投翻了船。在截至今年4月3日，被證監會終止審查的166家企業中，深創投遭遇6個項目終止審查，2個項目中止審查，可謂傷得最重。而這8個項目佔據了今年深創投排隊IPO項目總數的40%。而在最新的「抽查中」，深創投所剩餘13個的排隊IPO，又有2個項目被抽中。被抽查意味著什麼，大家心裡自然有個數。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離職，李萬壽或多或少會被猜測與之有關。

其三，僵化論。正如漢理資本董事長錢學鋒調侃時說的：「節前發生的。PEVC行業應是最需市場化、專業化滴。」

改革，體制內永遠搬不動的大石

「體制內」的特點是安逸，即便VC也是如此，因此即便業績有所波動，幾家有官方背景的VC也少有主動裁員。但體制內另外一個特點便是「過於安逸」，在一口大鍋飯下，雖然大家吃的熱熱鬧鬧，但是否能論功行賞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一位業界的資深投資人士，曾講過一個笑話，「當時有一獵頭問我想不想看體制內VC的機會，說三年工作背景，底薪8000，當時我就震驚了。而且業內有段子該VC的一位合夥人跳至到美元基金後，薪水漲了10倍，如今一直還在被人傳頌。」

溫水必然煮蛙，但「青蛙們」並非沒有挑戰過，「據悉深創投曾經在內部做過一次改革，主要目的是決策體系、激勵體制、人員待遇、退出分配等向美元基金看齊，但在最後一個環節功敗垂成，導致管理層心灰意冷。 」

畢竟鍋還是有些深的。

在看完本文後，北大經濟學院金融系教授何小鋒感慨：「曾經有國企控股的PE管理公司老總對我說，最大的壓力是來自許多上級領導要求聘用有背景的子弟，平庸者留戀位置，人才留不住，公司變成有本事者的培訓機構，平庸者的養老所。」

幫中國人起訴日本 民間對日索賠二十年的背影

編者按：2015，抗戰勝利70周年，南方周末派出記者，探訪那個深刻傷害過中國，最後傷及自身的國家。

本期刊發的這一篇，我們選取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二十年來的日本背影，作為觀察的角度。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們對日本毫無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樣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70年來，中日兩國民眾一直在攜手治療那場侵略戰爭造成的創傷。這種治療是互助，也是自救。

明天，又逢“9·18”國恥日。

從1995年第一起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花崗勞工訴訟”起，中日聯手進行的對日索賠運動已經走過了二十年。

這二十年，無論中方原告，還是日方律師、歷史學者和民間活動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變成了白發老人。

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究竟起到了多少溝通兩國民眾、撫平戰爭創傷的“橋梁”作用？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看法。在中國和日本這對離不開的鄰居之間，它從來都有說不清的微妙位置。

2015年9月1日，77歲的旅日華僑林伯耀興奮地從日本來到天津，來參加一個儀式——“花崗事件紀念園”的開園儀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為彌補勞動力不足，將四萬余名中國戰俘和普通百姓強行擄往日本從事重體力勞動。其中被強擄到日本花崗的中國人不堪屈辱，進行了自殺性的暴動，震驚了整個日本。

用5年時間建成的“花崗事件紀念園”坐落於天津烈士陵園中，西側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名錄墻上，鐫刻著6830個死亡勞工的名字，作為永久紀念。

這個紀念館是由日方——當年使用勞工的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出資修建的。1995年開啟的“花崗勞工對日訴訟”，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案，最後以和解收場。林伯耀帶著幸存勞工遞交起訴狀的日子——6月30日，就是當年暴動的日子。

然而，對這起索賠案的結局，中國民間評價截然不同。贊揚的人說：它開啟了中國民間索賠之路；批判的人說：它背叛了受害者。這些都是林伯耀的心結。

同一天，一頭銀發的日本女律師大森典子來到山西盂縣，這是她每年必來一次的地方。多年來，她都要探望自己當年的委托訴訟人——6名在二戰中被強行擄為日軍性奴隸的“慰安婦”。

第一次來盂縣是17年前。當時，這里的貧困令她震撼，從而堅定了為這些受害女性討回公道的決心。“她們就是在這種貧窮的山村里，帶著屈辱的記憶生活了50年。這時，我才真正理解了她們的痛苦。”

不過，這一次她能見到的只是原告的後代——6名中國慰安婦都已相繼辭世。這座縣城更關心的事情也不在此。作為山西唯一一個擁有高鐵的縣，它正在考慮如何充分利用現代化科技和國家建設帶來的“高鐵福利”。從北京到這里乘高鐵只需兩個小時。

在二十年的時間里，中國民間對日訴訟案件風起雲湧。中國勞工對日訴訟、細菌戰訴訟、731人體試驗訴訟、慰安婦訴訟、大轟炸訴訟等訴訟一次次將戰爭的罪惡推到中日兩國民眾的眼前。激發的民族情緒，與激發的對和平的熱愛一樣多。

作為推動者，來自日本的律師、歷史學者、社會活動家，承擔著來自兩個國家的猜疑、憤怒和感激。二十年來，他們貫穿在每一起中國民間的對日索賠案件中。

鬼子進村了

“現在，到了總結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歷史的時候了。”長談之後，王選對南方周末記者感嘆。

這位63歲的浙江女性，已經擔任了18年的“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原告團”的團長。描寫日本細菌戰的著作《死亡工廠》的作者、美國作家謝爾頓·哈里斯如此評價她：“只要有兩個王選這樣的女人，就可以讓日本沈沒。”

然而，1995年，她帶著日本律師來到曾經遭受日軍細菌戰殘害的家鄉——浙江省義烏市一個叫崇山村的村子時，從村民們那兒得到的評價是：“王選帶著鬼子進村了！”

這里對“日本人”一詞有著濃重的民族情緒。1940年，日軍731部隊奉命對浙江寧波、金華、溫州等六個城市進行細菌戰，以每平方公里1.5—2公斤的密度，從飛機上撒播感染了鼠疫病菌的跳蚤。崇山村一個村民就這樣感染了鼠疫，被恐懼的鄰人關在二樓，撤掉了樓梯。兒子在樓下，聽著父親一會兒憤怒地吼叫，將被子、椅子砸下來，一會兒絕望地哀求人們救命，終於被活活餓死了。

“鬼子”共有三個。一個老太太指著他們的鼻子罵，他們低著頭，只是工作。

一個日本中學歷史教師帶來了自制的調查表，調查在日軍侵華期間，被鼠疫、傷寒病菌害死的村民。這份表格讓幫忙參與的一位當地退休幹部王培根吃了一驚。他發現：里面要登記受害者墳墓的位置。

“解放後早推平了，不可能找到。”時至今日，王培根仍驚訝得直搖頭，而“鬼子”們又帶來了一堆更詳細的問題：受害者發病的時間、感染的癥狀、治療的藥物、對藥物的反應、受害者臨終的痛苦……

為了配合這次調查，村里特意召集一些老人開了座談會，要對崇山村當年的受害情況討論個說法。有的說死了五百人，有的說死了幾千人。領略了日本人的嚴謹之後，王培根敏銳地領悟到：“這樣的數字說出去只能壞事，不能提供。”

最後，死者數目只能靠日本人自己一家一戶地走訪、登記，他們共統計到了404人。

三個“鬼子”之一，是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這是他參與的第一起中國民間對日訴訟。

一瀨敬一郎祖籍日本西南的熊本縣。戰爭之時的說法是，這里出生的士兵打起仗來最不要命。一瀨的父親就從中國的東部沿海，一直打到了廣西桂林。但戰後，父親卻從不肯多談自己在中國的經歷。

就在一瀨為細菌戰訴訟做準備的時候，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案已經打響。當年6月，11名幸存的花崗勞工及死難者遺屬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交了308頁的起訴書，狀告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在戰爭期間強制奴役中國勞工。訴訟的組織者，是旅日華僑林伯耀和日本律師新美隆。

1942年，由於戰時勞動力緊張，日本政府通過了《關於向國內移進華人勞工事項的決定》，到1945年5月，強行從中國移進勞工近4萬名，包括戰俘、強行抓捕的農民、學生，分散在日本全國135個作業場，從事碼頭裝卸、礦業開采、建築工地等重體力勞動。他們的命運比自己預感的還要悲慘：中國勞工平均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死亡，死亡率最高的作業場超過一半。

鹿島建設公司的銅礦山，就位於東京附近秋田縣的花崗地區。1945年6月30日，700名在這里被強迫勞動的中國勞工舉行暴動，用鐵鍬和鏟子殺死了4名日本監工，想要奪船回國。第二天，兩萬日本軍警包圍了勞工躲藏的山谷，一百余名中國勞工在抓捕和隨後的懲戒中死亡。

“村山談話”——“中國訴訟熱”

戰後半個世紀，經歷了蕭條和繁榮、動蕩和安穩的日本，有意或者無意，人們逐漸淡忘了戰爭，不提、不說、不關心成了時代主流。如果不是出於偶然，人們不會看到曾經的罪惡。

1995年，終戰五十年之際，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發表“村山談話”，這是最受亞洲周邊國家歡迎的一次首相談話。他在談話中表示：日本的戰爭之路，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我將謙虛地對待這一毫無疑問的歷史事實，並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雖然隨後二十年，日本朝野普遍認為，出現一個左翼傾向的首相，發表如此談話，只是日本政黨政治的意外。但以村山談話為契機，1995年前後，在日本出現了“中國訴訟熱”。多達三百余名日本律師自願參與的“中國人戰爭被害賠償請求律師團”成立，代理了11件中國勞工訴訟。

其中細菌戰訴訟團的律師團長，是日本律師協會的會長土屋公獻。這位已於2009年去世的老人生前是日本有名的大律師，律所開在東京最繁華的銀座。二戰期間，他曾入伍與美軍作戰，這成了他反對戰爭的起點。由於他的名望，細菌戰訴訟在日本國內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此前，在日本民間，追究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責任者、反省戰爭罪惡的自發行動，已經發酵了十年。

1985年戰敗紀念日，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了靖國神社，成為戰爭結束後，第一位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包括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在內的戰爭罪魁亦被一並參拜，在日本國內外都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第二年，日本民間組織“銘心會”在東京成立——銘心，就是將戰爭罪行銘記在心的意思。左翼政黨成員、社會活動者、大學教授、普通市民紛紛加入。為了推動對舊日本帝國時期戰爭罪行的研究，銘心會促成了一項影響深遠的運動——通過民間募捐，將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爭受害者請到日本來做證人。

中國勞工幸存者、細菌戰受害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慰安婦……就這樣紛紛來到日本，在日本各大城市巡回講演，通過親身講述，將戰爭罪行推到就快遺忘的日本國民眼前。

作為最初的“銘心會”成員，林伯耀將花崗暴動的幸存者請來日本演講，這成為之後花崗索賠的肇始。

作為出生在日本的華僑二代，林伯耀的日文比中文流利許多。生於1938年，他的整個童年，都夾縫於漫長的中日戰爭，對這個生養他的國家，他熟悉又疏離。

“在戰爭期間，母親背著布匹帶著我去鄉下叫賣。有一戶人家的長子死在了中國，戶主人知道我們是中國人，就放狗來咬。”七十年後，林伯耀依然記得：母親帶著自己滾進了稻田才得以脫身。將兩個人滿是泥汙的外衣洗凈，母親放聲大哭。

大森典子律師也是在銘心會組織的證人會上，第一次見到了來自中國的慰安婦萬愛花。而當她希望去中國取證時，卻未被批準。“當時，外國人要來中國內地做調查很不方便。”她說。

“1990年代已經有了韓國、菲律賓、荷蘭的慰安婦起訴日本政府，作為慰安婦人數最多的中國，卻一個起訴者都沒有，這讓我感到不正常。”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一年9月，在北京召開了世界婦女大會，中日女性律師進行了座談。座談會上，大森典子有些莽撞地問，“有沒有中國律師願意和我們合作，進行慰安婦訴訟的調查？”

北京女律師康健也在座。她記得：當時中方的律師們都楞住了，這超出了會議議程的內容。面對這個事關民族感情的問題，所有人都不敢答話。

當沈默就要變得難堪的時候，她用兩個“不”字委婉地說了一句，“也不是不可以。”之後，兩人開始了長達十余年的聯手合作，成為第一例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的代理律師。

另一位日本律師南典男加入律師團則是出於偶然。上世紀80年代末，他的律師事務所靠近原陸軍醫務所的原址，建築工人在地基里發現了一百多具人骨，經過鑒定，人骨都不是日本人。而陸軍醫務所隔壁，是原日本陸軍731部隊的東京司令部。這支細菌生化部隊因在中國東北使用中國人進行活體試驗，早已臭名昭著。

“人骨和731部隊有沒有關系？”南典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學生時代，他沒有在書上讀到過關於日軍生化試驗的歷史。他發現在日本找不到答案，於是決定去中國東北，尋找731部隊的受害者。在律師團中，他負責化學武器、毒氣彈受害者的對日訴訟。

歷史的複雜面容

“這里不存在施恩與受恩。日本律師和中國受害者之間，是為了追究違反人道的戰爭罪責而攜手的協作關系。”

一瀨敬一郎律師的事務所鄰近東京霞關，這里是日本國的政治中樞：首相官邸、國會兩院、外務省、防務省；隔著一條馬路，就與天皇皇宮相鄰。身處本國政治心臟，他的辦公室內，堆滿的直抵天花板的訴訟文件，卻都是關於中國的。

“訴訟，是重現歷史，同時也是中日之間的橋梁。”一瀨今年67歲，眉毛有了白色。但語調一直堅定樂觀。

調查和訴訟，本身是嚴肅的，對戰爭遺留問題的訴訟，首先就是確定歷史事實。這些並非歷史研究者出身的法律人要做的，偏偏是尋找能經受以最嚴苛標準審視的歷史。

在細菌戰訴訟的調查取證階段，首先碰到的問題是當地人記憶的失真。如：崇山村里的老人聲稱他們親眼看見日軍飛機在頭頂撒播病菌——“播撒煙霧一樣的東西”。但無論是日軍的作戰報告，還是當時的疫情調查，都顯示這不可能。事實上，崇山村的鼠疫是從其他遭播撒的地區二次傳播而來。證言和歷史資料抵觸，在法庭上提交的話，會造成矛盾。

1950年代，在崇山村召開了一次針對細菌戰暴行的控訴大會，村民們當年都參加過。會上群情激憤，卻沒有進行科學有序的統計取證工作，記憶也在充滿國仇家恨的控訴中漸漸變形。

“他們在記憶中已經形成了細密的故事。”直到調查結束，一瀨也無法說服老人。 而在湖南常德，與崇山村的受害歷史被反複訴說不同，這里的細菌戰受害者長期處於失語狀態。

東京女子大學教授聶莉莉接受一瀨律師邀請，對湖南常德的細菌戰受害情況進行調查。法庭作證後，一直沈默的日本法官突然問她，之前是否了解這樣的歷史？聶莉莉承認：自己之前從沒聽說過。

“鼠疫在當地叫做瘟，得了是要被瞧不起的，受害者沒有說出來，也沒有人去整理搜集。”讓聶莉莉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即使意外摔斷了腿，也要等著見她，她的父母都歿於日軍播撒的鼠疫。而之後數十年，她從未告訴過自己的丈夫和兒女。

歷史可能沈默，也可能以最複雜的面容出現在調查者面前。

1989年，“花崗受難者聯誼會”在北京成立，有的勞工卻沖出來，罵曾經的花崗暴動領袖耿諄是“漢奸”。林伯耀當時在現場，一下子有些懵。

耿諄，原本的抗日國軍上尉，被俘後成了勞工，擔任勞工大隊長，領導了花崗暴動。但人們一般不知道的是，大隊長並不是普通的勞工，他們不用幹活，有著幹凈的衣服，還可以命令廚師在任何時候做自己想吃的東西。

這源於日本政府當時設計的勞工管理政策：讓中國人管理中國人，不把中國勞工的反感指向日本人。大隊長這個職務，甚至要出手懲戒違反“紀律”、膽敢逃跑的勞工，擁有生殺大權。

二十年來，陸續展開的中國民間對日訴訟，幾乎都有著一樣的過程：中國受害者與日本律師簽訂委托書，日本律師與中方參與者聯合調查取證，訴訟全在日本法庭進行，由日方負責。中方原告和證人出庭作證，日本民間的和平團體則在法庭外進行宣傳造勢。

應不應該跟日本人和解？

所有的案件都敗訴了。

從1995年至今，27件中國民間對日訴訟，法院對於日方加害和中方受害的歷史事實，大多都進行了確認：慰安婦問題、細菌戰、731部隊人體試驗、中國勞工被強制奴役等等，都在法院的判決中得到了支持和承認。

有過勝訴記錄的只有5件，其中4件發生在一審，1件發生在二審。而所有勝訴案件都在隨後的二審、最高法院審判中敗訴。重慶大轟炸是唯一還在訴訟中的案件。在七十多年前，日軍的轟炸中，重慶、成都、樂山、松潘等地烈火熊熊，許多人家破人亡。依據歷史材料，中日兩國的原告與律師，為每一次日軍轟炸都制作了示意圖：包括飛機來襲方向、投彈位置、燒毀情況等。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對中國勞工索賠、細菌戰訴訟、慰安婦問題，分別就相關訴訟進行了終審判決，駁回原告一切請求。“這個判決之後，在日本訴訟的大門基本上就關閉了。”王選說。

然而，敗訴不等於失敗。

日本最高法院在駁回中國勞工一切訴求的判決書附言內，提出：“……希望曾經奴役過中國勞工的日方企業作出救濟。”

庭外和解被擺上談判桌，和解的主體，是中國勞工和日方企業——那些企業多數還在。這也是為何，在其他訴訟相繼消沈的情況下，勞工索賠依然活躍的原因，這也是民間索賠爭議最大的領域。

“後來的和解，基本上是按照‘花崗和解’的模式來推動的。”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教授陳根發說。

從一審打到二審，在勝訴無望的情況下，花崗勞工原告與代理律師接受了東京高等法院提出的“職權和解勸告”。鹿島建設公司一次性支付5億日元，設立“花崗和平友好基金”，用於對所有花崗勞工的賠償、慰靈、遺屬的自立、護理以及後代的教育。

到2015年，花崗和解管理委員會，對記錄在案的986個花崗勞工，每找到一個或者遺屬，就向他們發放鹿島建設提供的賠償金。這實際也是從德國學來的先例。二戰中，克虜伯、法本等公司也使用過猶太人、戰俘等奴隸勞工。戰後，它們在民間組織的追索下支付了類似的賠償，但用的也是“和解”的名義。

“花崗和解是整體解決，之前在日本沒有過一次性賠償這麽多勞工的先例。”林伯耀說。

在日本，這被認為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但在中國，花崗和解引發巨大爭議。鹿島公司在和解聲明中寫明：“花岡和平友好基金”不含有補償、賠償的性質。同時，中方原告接受和解，意味著放棄在任何時候、任何地區對鹿島再次提起訴訟的權利。

“我們被朋友騙了。”中國原告代表、原花崗暴動的領袖耿諄曾長嘆。他指的朋友，就是林伯耀和日本律師新美隆。一種意見認為，花崗“和解”開創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惡例”。

但林伯耀的解釋是：和解的初衷，是勞工幸存者，他們困頓一生，臨到人生末尾，一點補償對他們也不無裨益。許多老人已經等不起了。“我去耿諄家里，向他說明情況。他開始說理解，後來還是反對。”

耿諄曾提出“至少賠償20億日元”的談判底線。當年，許多勞工回國後被認為有特務嫌疑，勞工經歷成為歷史汙點，不僅影響自己，也禍及家人。花崗訴訟開始後，耿諄重新被看成民族英雄。而這或許也成了他堅持更多賠償權利的源頭。

“我和新美隆說，你不要急，中國人會理解你的。”林伯耀回憶：巨大爭議之下，律師新美隆急得大哭，心臟病一度突發。

更多的勞工訴訟案也是以這種“和解”結束的，寫入“謝罪”字樣的極少。而每一次和解，都引發了中國國內的巨大爭議。這些和解到底是“喪權辱國”還是“中日友好”的證據，成了一點就炸的話題。一些勞工索賠團體也分裂成反對“和解”的強硬派與支持“和解”的現實派，甚至到了互指“叛徒”“漢奸”“沒骨氣”的地步。

當時，森田律師曾無奈地表示：“作為中方的受害者，不能明確發出統一的聲音，這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情。”

進入尾聲，還是走向持久？

現今，有兩件民間對日訴訟仍在持續。

一件是“三菱和解談判”。作為曾奴役中國勞工最多的日本公司，三菱材料預備與中方受害者達成全面和解協議，作出賠償和道歉。將向每名受害者支付人民幣10萬元，支付對象共計3765人。

康健律師旗幟鮮明地帶領數十位勞工及遺屬，宣布退出和解。

“將賠償金表述為‘中國勞工及其遺屬的資金支付款項’，避開賠償兩字，似乎可以逃避罪責，如此卑劣的做法，豈容得逞。”康健逐條分析了三菱的和解文字。從曾經的親密戰友，到現在對日本律師最嚴厲的批評者，她對大部分勞工和解都持批判態度。“日本律師老強調日本社會是什麽狀況，我說那要因為日本社會是不容事實真相的社會，我們的受害者就得忍氣吞聲打掉牙咽肚子里了嗎？”

“原本中日雙方協議簽字的酒店都訂好了。”林伯耀說，就如何管理可能成立的“三菱和解基金”，勞工團體內部都是爭議不斷。

另一件是一瀨正在準備的重慶大轟炸訴訟二審。針對日軍侵華時期對重慶地區無差別轟炸的訴訟，2015年2月第一審宣告敗訴。作為代理律師，他正在準備上訴二審。

近十年的一審時間，他向法庭遞交的證據多達上千份，由日方學者和中方學者分別撰寫的大轟炸鑒定報告有上百萬字。讓一瀨驕傲的是，每一次當原告律師舉證完畢，被告方律師從來不質詢。他們也知道，中方的證據無可辯駁。

然而，這是一件不被看好的訴訟。

“日本最高法院判決之後，新的訴訟能夠勝訴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王選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她明白一瀨的用意：他想用訴訟，將民間索賠的問題延續下來，不讓它冷卻，被蓋棺定論。

和勞工訴訟原告團一樣，重慶大轟炸原告團內部也出現了矛盾，中方律師團首席律師林剛甚至向一瀨發了一封申明信：“重慶方面受害人內部的矛盾，屬於中國內政，應相信中國人自己解決，希望您不要幹涉和過問。”

林剛對一瀨也有不滿。2012年，他希望將重慶大轟炸納入國防教育的素材，在這年6月重慶大轟炸民間對日索賠聯席會議上，將之寫入了一份《重慶宣言》。沒想到在座的一瀨當即站起來反對。“從日方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但《重慶宣言》，應該是面向世界、包括面向日本民眾，這時候提‘加強國防’，就不大合適。”

四川大學歷史學教授劉世龍見證了雙方的沖突。一瀨拍了桌子，中方也有人揮了拳頭。“我理解他的反對，因為‘愛國主義’這個詞，最初就是日本從西方翻譯的，後來被用作宣揚軍國主義。”

二十年間，雙方的民族身份總是存在微妙的摩擦，通過一次次具體分歧凸顯出來。

這二十年，無論中方原告，還是日方律師、歷史學者和民間活動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變成了白發老人。而老人大多消逝在二十年的光陰里。進入尾聲的對日訴訟，究竟起到了多少溝通兩國民眾、撫平戰爭創傷的“橋梁”作用，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看法。在中國和日本這對離不開的鄰居之間，它從來都有說不清的微妙位置。

還不斷有人想將它持續下去，推向未來。近年來王選致力於江浙地區“爛腳病”老人群體的調查，這有可能是細菌戰造成的後遺癥，但沒有確實證據。有國人對她說：你去告日本啊。

“我們這些到過日本的原告都變了。”曾經擔任細菌戰原告團秘書長的王培根對日本用上了如此的描述：“城市幹凈，市民友好，東西物美價廉。”

他對日本的厭惡與仇恨，悄然轉移到了報紙上、《新聞聯播》里的“日本右翼”身上。在他心中，他們繼承了那些兇惡猥瑣的“鬼子”形象。

王選說：現在，到了總結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歷史的時候了。

備案延期網貸洗牌：平臺轉型和人們退出的背影

自去年監管整治網貸行業亂象以來，網貸平臺退出或轉型案例逐漸增多。近期，網貸平臺備案確認再次延期後，行業分化又一次提速。

“行業已從前中期粗放式野蠻發展態勢拐入精細化規範運營階段。” 新聯在線CEO陳智誠對第一財經表示。

轉型與退出

備案延期對於行業來說是一次洗牌的過程。

“很多平臺撐不住自然就退出了，或謀求轉型發展。有的做私募，有的做分期，有的做消費金融，有的徹底退出。”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在備案延期、監管趨嚴、行業前景尚不明朗的情況下，一些平臺面臨轉型退出。

據悉，紅嶺創投由於存量資產短時間內難以清理，為了符合監管合規，近日宣布將整體轉型電商平臺，打造“紅嶺商城”。

上述受訪者表示，備案延期對於頭部企業來說並非有利。“大家都盼著早日備案，這樣可以清除一批不合規的企業。同時，對一些尚未合規的平臺，又有了更多時間去整改，也有足夠的時間清盤。”

目前，在美上市的互金企業均披露了一季度財報。從披露數據來看，幾家互金企業的整體運營情況並不樂觀。例如，趣店在2018年一季度的用戶量、放款筆數、交易總額均有所下降。

值得註意的是，拍拍貸、趣店、宜人貸等機構都將ASC605會計準則修改為ASC606，在此標準下，提供貸款的未來每個月收取的交易費用會一次性計入當期收入。也有其它互金上市企業表示，將於下個季度會計準則調整為與上述幾家一致。

“美股市場也很關註國內的監管政策，延期帶來的不確定性多少會對公司以及在美上市的互金企業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某美股上市互金企業受訪者表示，備案延期確實讓公司感到陣痛。

互金巨頭也都邁開了轉型的步伐。例如，趣店轉型孵化大白汽車、增加線下場景；樂信宣布不做金融，改做金融服務。擁抱科技化，成為頭部互金平臺轉型的發力重點。

“有些平臺已開始做相關的品牌社會責任活動，為合規後做準備。”上述業內人士稱。

在此次備案確認延期前，一些網貸平臺就已按照監管要求，提交了備案材料。例如，新聯在線已於2018年4月24日正式遞交驗收備案申請材料。

此次延期是否意味著需要重新遞交備案資料，備案標準是否會進一步收緊，是否會實行牌照化管理，成為業內關註的重點。

一位接近監管人士對記者表示，延期雖然留給平臺的時間寬松了一些，但需要整改的問題依舊不少，平臺應一如既往地進行整改備案。

“目前還沒有收到官方進一步通知。”陳智誠對記者稱，平臺在保持正常運營的同時，耐心留意監管部門驗收指引是否存在新的調整情況，以隨時做好資料修訂的準備，“從監管的角度來看，延期更意味著行業秩序收口將更緊縮，備案難度不會降低。並且在行業的未來，嚴監管成為常態化”。

延期讓部分平臺得到短暫的喘息機會，但在受限的市場大環境中，行業同質化的矛盾依然沒有解決。

有業內人士認為，延期會使投資人對行業失去信心，“延期造成很多平臺暴雷或者退出市場，這會讓投資人覺得行業出現問題。選擇平臺很重要，靠譜的平臺還是能留住用戶的。”

陳智誠認為，延期給予投資人更多的時間去考察平臺實力、資產、風控，了解行業發展現狀，衡量投資風險，思考和選擇更適合的理財方式，這是利好的一面。與此同時，政策未定也為投資者制造了一定的投資情緒恐慌，容易滋生對網貸行業的偏見。他表示，平臺需要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包括產品的橫向延伸“組合拳”、資產的縱向深挖“附加值”等等。同時，在細分化市場中深度挖掘開拓，通過品牌文化、企業理念等軟實力，科技手段、業態創新等硬實力，才能構建屬於自己的商業壁壘，從而形成差異化優勢。

行業掀起離職潮

近日，團貸網控股公司鴻特科技收到深交所問詢函，問題涉及業務收入、凈利潤、團貸網備案、員工數量等17個問題。

根據鴻特科技的回複，公司在人力成本方面投入非常大：新增三家金融科技子公司，全國主要城市陸續設立200余家分公司，均招聘大量員工，兩家子公司2017年度合計新增員工14700余人，而2016年同期的數據僅為1965人，大部分員工主要來自同行業其它公司。

“其實去年監管已經釋放了信號，除了資金資產要控制，線下規模也要控制。”某業內受訪者對記者表示。在嚴監管的背景下，大規模招聘非常罕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行業現離職潮，人員流動加速，從高管到其它普通從業者，逐漸掀起離職潮。

上述受訪者表示，“都想去行業內的頭部公司，但坑少”是目前行業的現狀。從業人員的流動加速，但可匹配崗位卻非常少，“我們公司高管都還比較穩定，但下面的普通員工確實流動性非常大”。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互金平臺你我貸此前就曾掀起高管離職潮，該公司首席風控官、品牌公關副總裁、人力資源副總裁等公司高管已相繼離職。還有一種現象是，此前一些被網貸平臺高薪挖走的人，紛紛降薪回到傳統金融機構，也有的去了現在更為紅火的區塊鏈行業。

“對行業而言，延期讓行業處於一個比較特殊的發展周期，隨著平臺的清盤、重組、轉型，行業人才梯隊面臨新一輪重組，人才流動性呈現加速趨勢。” 陳智誠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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