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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推廣”是廣告嗎?一場耗時七年半的定性拉鋸戰至今未果

因魏則西之死，百度被推上風口浪尖。（東方IC/圖）

2008年12月、2013年11月，海澱工商、北京工商分別就“百度推廣”“百度知道推廣”是否屬於廣告法調整範圍，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請示，但一直未能得到答複。

在四年多的時間里，田軍偉先後經歷三次工商舉報不予立案、兩次行政複議以及若幹民事、行政訴訟，至今沒能得到任何賠償。

2016年4月12日，21歲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生魏則西因身患滑膜肉瘤離世。生前，他曾在百度搜索“滑膜肉瘤”的相關信息，並到搜索排名第一的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接受所謂“生物免疫療法”。

就在魏則西過世近三周後，一篇題為《“百度推廣”在法律上居然不是廣告，99%不知道的事實》的公號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廣為流傳。北京消費者田軍偉的親身經歷，讓無數網友大跌眼鏡：曾為魏則西“指路”的百度推廣竟然不受廣告法制約。

2011年12月，田軍偉通過“百度推廣”“百度知道推廣”鏈接，從南京鴻歐科技有限公司網站購買了一臺微型攝像機、一支微型錄音筆。在發現質量問題並聯系銷售網站維權未果後，他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舉報了“廣告發布者”百度。

孰料，在四年多的時間里，田先後經歷兩次工商舉報不予立案、兩次行政複議以及若幹民事、行政訴訟，至今沒能得到任何賠償。

田軍偉說原因很簡單，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百度推廣”是否屬於廣告沒有定性。

擰巴的判決

在對微型攝像機維權時，田軍偉選擇了最直接的民事訴訟。2012年上半年，他將百度旗下負責“百度推廣”業務的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百度”）告上法庭。

一審輸了。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不僅駁回了田軍偉要求百度賠償的訴訟請求，還在判決中認定百度推廣服務不是廣告。

從判決上看，這是海澱法院的一貫態度。早在2006年的陳茂蓬訴百度在線網絡技術（北京）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及虛假廣告糾紛案中，海澱法院便論證過競價排名只是一種搜索引擎服務，服務提供者對網絡信息的合法性沒有監控義務，對被搜索到的信息內容無需承擔審查責任。

判決之外，海澱法院似又態度曖昧。在田案一審前後，海澱法院曾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澱分局（下稱“海澱工商”）發送司法建議。建議中提到，百度競價排名具有廣告法第二條規定的“廣告的相關性質”，特建議海澱工商向上級單位請示協調，對百度推廣的定性形成一致意見；此外，還可組織廣告、法律界學者進行研討。

2013年7月，田軍偉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雖然又輸了，但這次的判決令他欣喜。判決中，北京一中院為百度推廣服務定性，稱其是一種有償服務並按效果收費，“是否出現在推廣鏈接位置不完全取決於標題、描述或者鏈接的頁面是否出現該關鍵詞……與純基於信息定位服務的自然搜索服務存在一定區別”。因此，涉案推廣鏈接符合《廣告法》中關於廣告的定義。

對於北京一中院的表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表示認同。“從學理上理解，百度推廣一類的競價排名服務符合廣告的構成要件。”喬新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首先，它以商業推廣為目的；其次，它收取費用；第三，它在客觀上起到了推廣效果；最後，服務提供者與用戶間是一種有意識的商業合同行為。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明也認為競價排名與傳統廣告的法律性質相同。因為二者都是以競價方式來爭奪黃金時段或黃金版面，都是為了讓廣告主在浩如煙海的信息中獲得一個醒目的位置，以便消費者識別。

盡管北京一中院“糾正”了海澱法院的認定錯誤，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此不以為然。2016年4月13日，就在魏則西過世的第二天，北京高院發布《關於涉及網絡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指南》。其中第39條規定，“搜索引擎服務提供者提供的競價排名服務，屬信息檢索服務”，也就是說不屬於廣告行為。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律師徐凱認為，這實際上否認了百度推廣服務作為廣告的責任。

廣東法院對競價排名服務也早有定性。在2008年的臺山港益電器有限公司訴廣州第三電器廠、北京谷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下稱“谷翔公司”）侵犯商標權糾紛案中，廣州市白雲區人民法院、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均認定搜索關鍵詞服務屬於廣告。“正如谷翔公司在自己的網站上所宣傳的一樣，‘關鍵詞廣告’有諸多便捷，例如‘廣告覆蓋面廣，鎖定目標客戶，有效控制花費。’”廣州中院的判決寫道，“正因如此，該種廣告比已有的網絡廣告更具市場競爭力。”

而谷翔公司，正是Google中國的運營主體。

“不過中國不是判例法國家，一個法院的判決對其他地區的法院沒有約束力，除非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案例。”喬新生說，對於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法院判決更談不上任何影響力，“它只能發出司法建議，采納不采納，那是行政機關的事。”

舉報的死循環

就購買錄音筆一事，田軍偉選擇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求助。

2012年2月，他以未依照《廣告法》核實廣告主資質為由，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稱“北京工商”）舉報百度，北京工商將案件轉由海澱工商處理。舉報材料轉交的第二天，海澱工商便進行了核查，5天後決定不予立案。

田對結果不服，向北京工商提起行政複議。複議中，海澱工商稱百度“系向公眾提供搜索引擎服務，對鏈接進入的公司所售賣的商品，沒有能力也沒有義務保證產品質量”。當年5月，北京工商在複議決定中明確，百度推廣服務在本質上是一種信息檢索技術服務，並非廣告行為。複議失敗。

緊接著，田軍偉向法院提起針對海澱工商的行政訴訟，海澱法院、北京一中院先後判令海澱工商對田的舉報重新做出處理。

2013年12月，海澱工商再次決定不予立案，理由是2008年12月、2013年11月，海澱工商、北京工商分別就“百度推廣”、“百度知道”是否屬於《廣告法》調整範圍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下稱“工商總局”）請示，但一直未能得到答複。所以，對田舉報的、可能存在的廣告違法行為，只能不予立案。

看到海澱工商第二次發來的答複，田軍偉楞住了。他驚訝地發現，工商部門早就開始了對總局定性搜索引擎競價排名的等待。然而，總局至今未有回音。從2008年12月海澱工商第一次請示起算，時間已過七年半。

又一次行政複議後，海澱工商終於對田舉報百度予以立案，但“正在等待工商總局答複”仍然是該案的處理狀態。“到今天為止，海澱工商對案子進行了四次延期，第三次一下延期一年。現在肯定還在所謂的處理期限之內。”田軍偉說。

處理期限並非沒有規定。依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第57條，一般案件應當自立案之日起90日內作出處理決定；案情複雜的，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延長30日；案情特別複雜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有關會議集體討論決定是否繼續延期。

田軍偉不明白，如果處理期限可以永遠延長下去，設立程序規定又有什麽意義？

由於無法忍受無休止的拖延，2015年7月，田軍偉以不履行法定職責為由再次將海澱工商送上法庭。在海澱工商出具的答辯狀中，南方周末記者看到了經主管局長批準、局案件會審委員會會議批準、局長辦公會會議批準等複雜的延期程序。可無論走過多少程序，對舉報百度的處理依然沒有任何進展。如今，據他最初舉報時，已過去4年。

2015年9月，為了引起重視，田軍偉直接向工商總局舉報百度。對方答複很快，“針對你的投訴舉報線索，我們將轉至相關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處理。”“總局轉給北京，北京又轉給海澱”，田的舉報陷入無解的死循環。

在這條崎嶇坎坷的維權路上，田軍偉越走越遠。2014年起，他開始通過維權貼補家用。對此，海澱工商、北京工商在一份上報工商總局的文件中毫不拖沓地給他定性，從此，他有了一個和王海一樣的標簽——“職業打假人”。

拋開刻板的行政程序，工商系統內部對競價排名並非沒有傾向性意見。

2013年11月，北京工商因田軍偉舉報向工商總局發出“關於‘百度推廣’是否應依據司法判決認定為廣告的請示”。“請示”的邏輯非常清晰：海澱法院已向海澱工商發出司法建議，北京一中院也在判決中認定百度推廣服務的性質為廣告；我局認為，“該服務是一種有償服務並按效果收費，符合《廣告法》關於廣告的定義”，因此，百度對推廣鏈接的直接結果和內容負有審查義務，並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請示”的最後一句十分簡潔：妥否，請批示。工商總局只需批上一個“妥”或“否”，便能輕松解決問題。

“前段時間，媒體曝光工商總局半年沒發出一張商標註冊證，害得有的企業損失慘重，最後工商總局輕描淡寫地回複說‘沒紙了’。”億友公益發起人雷闖說，想到此，工商總局8年不批複百度推廣是廣告的請示,也是值得“理解的”。

監管差異

盡管工商總局在定性問題上缺位多年，但上海在同類案件中確認過競價排名的廣告性質。

數年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東新區分局（下稱“浦東工商”）曾依據《醫療廣告管理辦法》，對在百度上參與競價排名的10家民營醫院做出行政處罰。處罰的理論基礎，在於百度競價排名屬於商業廣告行為。

事後，浦東工商的蘭蓉還以“對一起搜索引擎競價排名廣告的認定”為題，將查處經驗發表在工商總局主管的專業性刊物《工商行政管理》上。

文章稱，浦東工商調查發現，參與百度競價排名要先交納3000元以上預存款成為百度推廣客戶，並獲得百度提供的管理賬戶。通過管理賬戶，客戶可提交競價排名方案，具體包括購買關鍵詞、為關鍵詞出價、編寫與關鍵詞對應的“廣告內容”、鏈接網址、發送地區等內容。

客戶提交的所有信息，在經過百度審核後，會以搜索結果的形式出現在百度頁面上。且“所有推廣信息都會排在自然搜索的結果之前”，標有“推廣”字樣；而自然搜索結果則標示出“百度快照”字樣以示區分。

依文中所稱，南方周末記者在百度首頁輸入“鮮花”進行搜索，顯示結果的前4條信息為“推廣”。推廣信息與自然搜索結果均采用相同的白色背景，“推廣”兩字為字號較小的灰色字體。

魏則西事件以來，百度已大量刪除了推廣信息，尤其是與醫療相關的推廣鏈接。而對於一些較為敏感的關鍵詞，頁面顯示方式也得到修改。2016年5月3日微信公號“三網打漁”截圖曝光了百度中“證券”的搜索結果，背景顏色、布局與“鮮花”類似。“三網打漁”稱，搜索結果前8項中，至少有4項是非法證券機構；推廣部分的8家機構中，至少有6家為非法證券機構。但5月4日南方周末記者再次搜索 “證券”時，僅在頁面最上方出現了3條推廣信息，且背景為粉紅色，背景右上角統一註明“推廣鏈接”字樣。這與自然搜索結果的白色背景區分明顯，一目了然。

署名“蘭蓉”的文章還指出，競價排名服務的提供者通過推廣鏈接的點擊次數計算、收取費用，鏈接每被點開一次，廣告主在百度的賬戶余額便會扣除相應費用。且相同情況下，對同一關鍵詞出價越高，搜索結果排名越靠前，被點擊的概率也就越高。

無獨有偶，2011年8月，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也曾認定“騰訊搜索推廣”的內容屬於網絡廣告服務。在那起案件中，騰訊鏈接的一條推廣信息侵犯了他人的註冊商標專用權。作為發布者，騰訊也因違反《廣告法》受到行政處罰。

無論百度、騰訊搜搜或者其他搜索引擎，所有推廣信息都要經過網站的事前審查。但是要想做到100%的控制，幾乎不可能。據一名內人士透露，很多搜索引擎每天都在和推廣信息客戶進行著“貓捉老鼠”的遊戲，比如一個關鍵詞為“鮮花”的推廣鏈接，白天是正常的鮮花網站，晚上就變身成人網站；還有的在北京打開是鮮花網站，到了其他省份可能就是成人網站。類似的小心機，比比皆是。

“但最大的問題在於，如果競價排名的性質不屬於廣告，那麽百度或其他搜索引擎就不用承擔《廣告法》中的義務。”

田軍偉舉了一個例子。如果一家機構聲稱可以治療糖尿病，卻沒有依據《醫療廣告管理辦法》獲得“醫療廣告審查證明”，它在新浪、搜狐等網站宣傳療效，那些網站一定會被處罰。但如果一條一模一樣的鏈接，以競價排名的形式出現在百度或其他搜索引擎里，這些搜索引擎極有可能不必承擔責任。

這就是二者的區別。因為推廣信息的性質不同，廣告發布者承擔的義務、責任，差異巨大。

模糊的法律

就中國現行法律而言，2015年9月起實施的新《廣告法》第44條規定，利用互聯網從事廣告活動，適用本法的各項規定。徐凱認為這句話很寬泛，有海納百川的感覺，同時也很模糊，仍然沒有明確界定“百度推廣”之類的行為是屬於利用互聯網從事廣告活動。

而2015年7月，工商總局發布了《互聯網廣告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辦法》）並公開征求意見。其中第3條寫道，“本辦法所稱互聯網廣告，是指通過各類互聯網網站、電子郵箱、以及自媒體、論壇、即時通訊工具、軟件等互聯網媒介資源，以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及其他形式發布的各種商業性展示、鏈接、郵件、付費搜索結果等廣告。”

“從目前的實踐來看，工商部門對第3條中其他形式的廣告查處了很多，只有付費搜索結果這一條懸而未決。”田軍偉表示，原本指望《辦法》出臺後，可以將競價排名正式定性為廣告。怎奈征求意見結束已有9個月，《辦法》至今未能公布實施。

“退一萬步講，只要工商總局認定競價排名不是廣告，我們就可以向工信部或網信辦求助，要求他們監管百度或其他搜索引擎。”可惜，工商總局的姿態始終懸而未決，切斷了其他部門監管的後路。田軍偉沒辦法，只好等著。

對於工商總局為何一直不做表態，田並不知情。但他知道，競價排名背後是巨大的利益鏈。每拖延一天，百度等搜索引擎運營商的獲利空間便多了一天。

據媒體公開報道，有百度前員工透露，醫療類推廣占百度總收入的40%以上。而一旦將競價排名類服務認定為廣告，將有相當比例的醫療類推廣會因為違反《廣告法》而被下架。“而且還會引發很多問題，比如行政罰款、民事訴訟索賠，百度等網站的成本會直線上升，”田軍偉說。

如今，田軍偉手中還有兩起相關案件的二審程序沒有走完。針對海澱工商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行政訴訟，他認為二審肯定能贏。

可贏了又有什麽用？還不是要回到原點、回到那個跳脫不出的死循環？

花5千萬耗時4年，他做了一件99%的人不會做的事

i黑馬 2016-05-24 11:02

假的！

這是4年來最令彭習華苦惱的字眼兒。被人不假思索的否定，讓他覺得憋屈。

2012年，彭習華離開奮鬥了15年的上海，回到了江西老家。一頭紮進了“茅草高過人”的荒地——他張羅著要在這建一座有機農場。這個決定在他父母看來，“愚蠢至極”。

18歲那年，彭習華參加了第一份工作，在家鄉當小學老師。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努力走出這個小村莊。而20年後，他又堅定了一條回鄉的路。對於彭習華而言，29歲到39歲是奮鬥與收獲的10年。複旦大學畢業後，他成為上海一家大型國企里蟬聯7年的優秀員工，負責營銷的中層主管。買房、買車，成家立業。

但十年如一日。他唯對家鄉有特別的依戀。

八十年代，他隨父親割豬草、幹農活，期盼豐收帶來生活改善。春播，夏耕，秋收，冬藏。童年的記憶深入骨髓，土地的感情融入血液。

鄱湖晨暉創始人彭習華

回到家鄉的彭習華，在山清水秀的鄱陽湖邊，租賃田地、建立農場，取名“鄱湖晨暉”，開始搞起了有機種植和養殖循環農業。

4年時間，他建起了標準的生產流程和循環體系。“豬是圈養和散養結合，糞便通過大型沼氣池發酵後產生果蔬種植所需的有機肥，雞全部散養在幾百畝的山林中。黑土豬要飼養1年，雞在林中自由覓食和追逐12個月，每只雞一年產蛋不超過80枚。”彭習華說。

他希望自己的農產品，能像鄱陽湖清晨的陽光一樣，給人帶來安全與溫暖。但他面臨尷尬是社會信用體系的缺失。

“我真心做事，但別人見了你的東西第一句話就說是假的，不假思索，”彭習華說，“信用體系還要慢慢建立，不能一蹴而就，但總要有人先邁出第一步。”

建設前的種養基地

“這就是人性”

彭習華與母親在飯桌上的一次對話，引起了他的思考。母親告訴他：“你孩子胃口不好。是城里的東西不好吃，菜沒菜味，肉沒肉香。”自從他的孩子出生（2007年）以來，家庭食材的采購和吃飯成了最大的難題。

“其實為人父母，我們經常會遇到同樣的情況。我們幾乎使出渾身解數，變著戲法兒弄吃的，希望孩子能夠胃口大開、營養充足。但往往期望與現實相差甚遠，孩子吃飯問題成了諸多城市家庭長期存在的頭疼問題。”

其中，飲食安全是最關鍵的因素。彭習華的妻子尤為在意。從懷孕開始，她每次買菜回來，都會將蔬菜反複浸泡，肉禽蛋也只能到超市采購所謂的“大品牌”。“太累了。”彭習華說。他希望能從源頭去解決這個問題。

回家考察，彭習華的第一感觸是：農村人都不願意種地了。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耕種人員呈現出了“青壯打工去、婦叟留下來”的局面。

“他們認為打工比種地賺錢更快更多。”彭習華深刻地認識到如今的農業現狀——農業生產已經完全被工業化和標準化，成為了一種規模供應的流水線模式。

他則要走一條完全相反的路。在工作出差期間，彭習華曾了解到歐盟的食品安全標準，以及歐洲人對國家食品安全體系的信任——“超市里買的胡蘿蔔拆開包裝直接吃”。

“什麽叫幸福？人只有不設防的時候才最幸福。”“他們為什麽敢這麽吃？是社會信用體系建立起來了，社會把他們慣成了這樣。”

最初，彭習華只是希望能夠解決自己和身邊朋友家庭的吃飯問題，“沒想過要做這麽大”。但當他開始關註食品安全問題的時候，“滿腦子就都是食品安全問題了”。

有機證書

如今，鄱湖晨暉已經獲得了80個產品的有機認證證書。依托環鄱陽湖區域良好生態環境，規劃3000畝種養基地，產品結構包含有機和生態的黑毛土豬肉、林地散養土雞、林地散養土雞蛋和有機果蔬等，並實現農場到廚房的直送服務。其有機肉禽蛋產品主要面向孕、產、幼、弱等剛需人群，以及有健康意識與消費能力的人群。

彭習華創業源自於不安分，他認為，每一個創業者的不安分又都來源於有想法，如果還沒做出行動只是因為條件尚未成熟。

“總有一天，你會去努力實現你心中萌動的想法。”“這就是你，這就是我，這就是人性。”

“我們做到了”

鄱湖晨暉模式逐步成型的背後，是農場一路走來“理應死一千回”的探索與堅持。

農場建設的前期投入高達5000萬元。光早期的土壤凈化和培育，成本就達到了幾百萬。彭習華不僅面臨著資金的風險，還面臨的運營經驗缺乏帶來的壓力。其中，有經驗不足導致用戶質疑，還有產品運輸和儲藏不當造成的巨大損失。

“我們從未懷疑過自己或是放棄初心，”彭習華說，“我們有一千回都應該死掉了，過程中我們交了很多學費，但是初心一直沒變。我相信只要出發點是正的，路徑就不會歪倒哪里去。”

目前，僅依靠朋友圈的口碑推薦，鄱湖晨暉就賣出了400多萬元的農產品。除了C端用戶的購買外，還包括諸多企業，如韓後、茵曼、外教社、平安集團等。

早期由於產能不足，農場還一度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2014年中秋節前後，雞蛋供貨出現了缺口，當時大家都很著急，有員工提議去外面采購，農場再做把關。被彭習華即刻否決。

“因為我們之前有承諾客戶產品標準，如果不能兌現承諾，那就是欺詐了。”當時，彭習華親自去給顧客解釋產品暫時無法供應的原因。這一舉動也讓他們得到很多忠實擁躉。

建設後的種養基地

令彭習華印象最深的客戶是一位來自浙江省國家生物實驗室的博士。他曾對鄱湖晨暉的產品持懷疑態度，認為在當今魚目混珠的環境里，能夠沈下心來做產品的農業企業很少，大多是說得好做的差。為了印證他的判斷，他對鄱湖晨暉的農產品進行了類似SGS標準的200多項檢測。結果出來後，他在用戶群內留言說，這家的東西（農產品）沒有造假。

“當別人一開始不聽你解釋，就否認你產品的時候，你是最憋屈的。但現在我們做到了，我可以說我們做到全國99%的人沒做的事情。”彭習華說。

“農業永遠是風口”

農業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話題，如今也受到了資本的追逐。

近幾年，火熱的生鮮電商們希望通過低價補貼引流，形成客戶粘性，在擁有一定數量的用戶後，期待通過管理提升、增值服務等方式實現盈利。但這種消費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在農業實踐上收效甚微，目前幾乎沒有很成功的案例。

“現在很多投資農業的資本，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懂農業，缺乏農業情懷。”彭習華毫不避諱地說，“資本所追逐的平臺，只是在做農業的生意，而不是做農業。資本本身也是在尋求快速增值和套現的機會而已，似乎缺乏耐心和韜略。”

在彭習華看來，農產品首要屬性是安全，這是不可折中的原則要求。快速引流和成長當然重要，但核心還是要做好品控，否則都是浮雲。只做中間環節的平臺，將會面臨供應和售後兩端的壓力，導致的尷尬處境是：不補貼引流，無法快速成長；花錢搞促銷，供應端不穩定，品控不到位，售後差評會如潮水般湧來，客戶買一次怨一次，最終難以為繼。

“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做好供應鏈”，彭習華說，“農產品質量掌握在誰手里，誰才能真正擁有生鮮電商這片藍海的未來。”

彭習華計劃在全國各地選址來複制鄱湖晨暉的生產模式，擴大規模，穩定供應。不僅如此，為了增加用戶信任，他們通過溯源系統讓用戶清楚地知道產品的種養過程，還通過遠程監控系統讓用戶參與到生產監督過程中來，用戶只需登錄APP，就可以隨時看到農場勞作的場景。

曾有人質疑，在以價格為導向的市場里，去賣價格高昂的有機食品能否走長遠？彭習華認為，成熟的市場都是血流成河的，而不成熟的行業需要教育成本。“培育市場需要代價和耐心，未來5年肯定是健康產業爆發的5年。”

馬雲曾在一次演講中表示：“生意越來越難做，越難做越是機會，關鍵是你的眼光，你的眼光看到今天，你做今天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十年以後，你做十年以後的生意。所以生意關鍵在於眼光。”

彭習華信奉這句話，更看好安全農產品的未來發展，“農業一直都在風口”。現在，他只需靜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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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級耗時致第三方支付續牌延遲 未來牌照減少已箭在弦上

第一批第三方支付牌照續牌千呼萬喚始出來。2016年8月12日，央行正式公布市場期待已久的首批27家非銀行支付機構《支付業務許可證》的續展結果，結果顯示首批27家無一例外，均獲得了續牌資格，但是部分支付牌照業務被收縮。

對於此次業務收縮，在業內人士看來，存在著多種信號，一是監管趨嚴的表現;二是支付行業發展趨勢、業務格局轉變的結果;三是未來市場存量牌照將逐步順應市場需求，有可能數量減少的前期鋪墊。

在首批支付牌照續牌落地後，本月31日第二批13家第三方支付機構牌照的存續期到期日也接踵而至，第二批能否按時順利續牌也成為市場關註的重點。

緣何延遲78天？

8月12日，距離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應有的續牌日已經整整遲到了78天。在這78天中，市場上包含支付寶、財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巨頭均處於裸奔狀態。

緣何遲到了78天，成為人們關註的焦點。

一位順利續牌的首批第三方支付機構高管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16年是第三方支付的監管元年，從政策出臺來看，2016年4月，密集發布了一系列監管及自律政策。在這些政策之中，央行於2016年4月19日向支付機構下發《非銀行支付機構分類評級管理辦法》(下稱《評級辦法》)成為此次未能按時續牌的最大“阻礙”。

“央行在續牌時碰到很尷尬的問題，即續牌要等到根據《評級辦法》打分、評級落實才能夠發牌，如果評級尚未落實，就實施續牌動作，一旦某機構打分結果並不理想，央行就處於很被動的狀態。”上述第三方機構高管人士對記者表示，打分評級是一項複雜的工程，涉及到監管層面的多個部門，包括支付結算司、央行條法司、央行科技司，最後歸口至央行支付司，8月份能夠順利續牌，已經是打分速度比較快的體現了。

此前，央行下發的《評級辦法》指出，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分類評級指標包含監管指標和自律管理指標兩項。監管指標共包含6項，具體為客戶備付金管理、合規與風險防控、客戶權益保護、系統安全性、反洗錢措施、持續發展能力。自律管理指標則由支付清算協會制定。

綜合各項指標評分後，支付機構被分為5類11級，包括A(AAA、AA、A)、B(BBB、BB、B)、C(CCC、CC、C)、D和E類。其中，D類代表支付機構潛在風險較大，E類則代表著機構風險隱患嚴重。如果機構發生重大風險事件或連續多次評級為D類或E類，則監管部門將采取相應的措施，直至撤銷牌照。

從時間來看，該《評級辦法》的下發時間為4月19日，而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的到期時間為2016年5月26日，僅僅相距37天，想要在37天內完成27家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打分評級流程似乎並不可行，而評級結束並非是續牌的開始，從8月12日央行續牌落定後針對支付機構的業務調整可以看出，部分支付機構發生了業務“合並同類項”，此外部分機構還主動退出了某些業務市場，對於這些業務的調整也需要時日。

由此，延遲續牌成為了當時的“必然”，

針對續展延期，央行相關負責人也指出，一是調減存在嚴重違規行為、核準支付業務事實上處於停滯或出現嚴重萎縮的機構支付業務範圍，凈化市場環境;二是規範整合部分隸屬同一集團或股權重合的支付機構業務範圍，優化牌照資源，減量增質，促進市場進一步規範化、規模化發展。“央行將以續展工作為契機，對機構是否繼續具備支付業務經營資質、所從事支付業務是否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等進行審查，審慎作出續展決定。”該負責人說。

牌照減少在路上

續展延期，業務整合，固定電話支付業務退出歷史舞臺，種種跡象都表明央行的監管“緊箍咒”正在不斷收緊。

記者梳理了《27家非銀行支付機構<支付業務許可證>續展決定》(下稱“《續展決定》”)發現，共有2家機構被暫停了異地銀行卡收單業務，分別為易寶支付有限公司(下稱“易寶支付”)和上海匯付數據服務有限公司(下稱“匯付天下”)，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則主動暫停了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天津五省市的銀行卡收單業務。此前，易寶支付和匯付天下均在2014年初因為預授權違規事件，在當年4月受到央行處罰叫停發展新商戶，並分別退出7個省份和15個省份的收單業務。

此外，快錢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和平安付電子支付有限公司則主動終止了預付卡發行與受理的相關業務。

業務整合和業務收縮顯而易見，隨後而來的究竟是不是牌照回收?

“撤牌容易後續處置難。”一位第三方支付行業資深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目前央行還沒有想好針對第三方支付牌照最好的退出機制，處置也並非簡單撤銷牌照。

“以收單牌照為例，每一個擁有收單牌照的支付機構背後都綁定著幾十萬商戶，一旦突然註銷，這幾十萬商戶的業務如何接續也是一個問題。”上述業內人士進一步表示，市場上共有267家牌照，立馬撤銷也擔心市場會出現反彈。

市場的樂觀預期似乎並沒有得到央行的印證，在同日的答記者問上，央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樊爽文表示，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機構續牌並沒有出現註銷《支付業務許可證》的情況，不過在後續的第二批，第三批將會出現合並業務的情況，合並後預計會減少8、9家支付機構。

目前距離第二批第三方支付牌照續展的日期僅僅剩下17天。央行相關負責人也指出，一段時期內原則上不再批設新機構。

一位第三方支付機構人士指出，再次確定不再設立新牌照，未來可預期支付牌照價格又將出現上漲行情。“目前市場上多數公司牌照沒有意義，基本上都在做杠桿倒買倒賣。”上述業內人士進一步指出，未來監管層將對牌照買賣市場進行規範，未來買賣牌照將不再是有錢可以解決的問題。

支付牌照業務整合尚存難度

本報梳理《續展決定》發現，除業務收縮外，還存在大量的業務整合，其中共有6家支付機構發生了合並業務，分別是資和信電子支付有限公司合並資和信網絡支付有限公司支付業務;通聯支付網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合並通聯商務服務有限公司支付業務;易生支付有限公司合並上海華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業務;海南新生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合並浙江盛炬支付技術有限公司支付業務;上海付費通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合並上海付費通企業服務有限公司支付業務;上海杉德支付網絡服務有限公司合並杉德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支付業務。

通過合並行為，前者支付機構分別增加了互聯網支付、移動電話支付、銀行卡收單業務、預付卡發行與受理業務中的一項或多項業務。

“原本第三方支付牌照共有七張。”艾瑞咨詢高級分析師李超對記者表示，7種支付業務分別為銀行卡收單、互聯網支付、移動支付、預付卡發行、預付卡受理、固定電話支付和數字電視支付，所謂支付資質即擁有上述7張牌照中的任何一張即具有支付資質。

本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市場上數字電子支付機構僅有2-3家，尚屬於新興市場，而對應的固定電話支付由於硬件設備以及用戶消費習慣變遷等多種原因，未來或將退出歷史舞臺。此前，在上述7項支付業務之外，還曾經短暫存在過貨幣匯兌支付業務，但是由於涉及外匯等原因，如今已經逐步淡化取消了。

從目前合並機構來看，均是業務重合度相對較高的部分，對此，下發兩張牌照實屬畫蛇添足。此外，從合並業務來看，以銀行卡收單為例，假設合並前A公司覆蓋北京、天津、河北，而B公司覆蓋上海、廣州，合並之後並沒有影響，但是合並之後覆蓋範圍有所減少將受到一定影響。

此外，隨著新型支付方式不斷湧現，掃碼支付的市場範圍迅速擴容，而這也代表著第三方支付機構進入了原本僅僅被金融機構分食的收單市場。支付牌照分類的邊界正在被突破。

但是，李超表示，支付細分業務合並也存在一定難度，監管層還無法整合。“支付有很多業務，互聯網金融只是提取一部分屬性，拼成新業務，新業務遊走在很多業務的灰色地帶。”李超表示，如果未來銀行卡和微信結合，那麽牌照應該如何規定?原來銀行卡收單牌照是不是可以直接做所有移動支付業務，原來僅僅做移動支付的牌照是不是可以直接做pos機業務，都有待探討。

企業開辦耗時再縮減！上海立法規範行政審批告知承諾制

為了進一步壓縮企業開辦時間，上海針對行政審批中的告知承諾制度，推出了全國首個創制性地方法規。

4月26日，上海市發布了即將於5月1日施行的《上海市行政審批告知承諾管理辦法》（下稱《辦法》）。這是在總結上海實施行政審批告知承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告知承諾制度進行規範的首個創制性地方法規。

近年來，為了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斷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我國陸續推出了“先證後照”、“先照後證”，到“證照分離”以及“照後減證”等簡政放權的舉措。告知承諾制度正是加大“證照分離”的舉措之一。實施告知承諾，意味著企業承諾符合審批條件並提交有關材料後，就可以當場辦理相關行政許可事項。

上海市編辦副主任金躍明表示，行政審批告知承諾，在國外是一種比較常見的管理方式，廣泛適用於商業許可、建設項目審批和市場監管等領域。上海作為國內最早實行行政審批告知承諾的城市，早在1999年，就在對美國、香港、新加坡等部分發達國家（地區）的審批方式進行調查研究和經驗借鑒的基礎上，率先開展了行政審批告知承諾制度的改革試點，在部分行政審批事項中實施了告知承諾的審批方式。

為規範行政審批告知承諾制度，上海在試點的基礎上，於2004年、2009年、2012年、2017年先後出臺了一系列規範性文件。

借助於在上海率先試點的“證照分離”改革，近三年來，行政審批告知承諾制度更是加大了推進力度，共有42項行政審批事項開展告知承諾改革試點。

為著力緩解辦證難，激發“雙創”活力，國務院決定在浦東新區開展“證照分離”試點。自2016年4月起，這項改革試點選擇了116項行政許可事項先行開展試驗。其中道路普通貨運經營許可（貨運出租、搬場運輸除外）、公共場所衛生許可、中外合作職業技能培訓機構設立審批等26項行政審批事項開展告知承諾改革試點。

而在2018年1月，《國務院關於上海市進一步推進“證照分離”改革試點工作方案的批複》又明確，對乙級、丙級建設工程監理單位資質審批、人民防空工程設計乙級及以下資質審批、旅行社業務經營許可等16項行政審批事項開展告知承諾改革試點。

“全市已先後對165項行政審批事項實施了告知承諾，近三年每年通過告知承諾實現當場發證40萬~50萬件。”金躍明說。

上海紅地毯電影院有限公司就是這次改革試點的直接受益者。2016年5月，該公司法定代表人鄭平在浦東新區市民中心提交材料並填寫告知承諾書後，當天就拿到了電影放映經營許可證。而按照原來的流程，拿到這張許可證需要20個工作日。

不過，上海市政府法制辦主任茆榮華表示，在此前的立法調研中也反映了一些具體問題，包括：告知承諾在重點改革領域的推進力度還有待加強，告知承諾的適用領域和事項範圍還需要進一步擴展，對違反承諾的被審批人缺乏明確有效的懲戒手段，事中事後監管缺乏依據和抓手等。

為此，《辦法》明確了告知承諾的事項範圍：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生態環境保護和直接關系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行政審批事項以及依法應當當場作出行政審批決定的行政審批事項外，對審批條件難以事先核實、能夠通過事中事後監管糾正且風險可控的行政審批事項，審批機關可以實行告知承諾。

同時，茆榮華說，《辦法》對告知承諾事項的事中事後監管作了進一步細化和完善，確保放開準入與嚴格監管相結合，真正實現審批更簡、監管更強、服務更優的改革精神。

比如，作出準予行政審批決定後，被審批人在約定期限內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以及行政審批機關在後續檢查中發現被審批人實際情況與承諾內容不符，要求其整改但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後仍不符合條件的，行政審批機關應當依法撤銷行政審批決定。

行政審批機關按照辦法規定實施後續監管時，對違反承諾的被審批人可以給予警告；對違反承諾且造成危害後果的，可處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對違反承諾且造成嚴重危害後果的，可處10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款。

放管服的改革還在繼續深入。

為進一步破解“準入不準營”問題，國務院關於上海市進一步推進“證照分離”改革試點工作方案的批複提出，通過加大制度創新和政府職能轉變力度，有效區分“證”與“照”的各自功能，大力推進“照後減證”，盡可能減少審批發證。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月1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擴大“證照分離”改革試點事項探索形成可複制經驗，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此前在浦東新區形成的“證照分離”改革試點經驗，已於2017年9月6日，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全國其他10個自貿試驗區和具備條件的國家級自主創新示範區等近400個地區，複制推廣。

不斷降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在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助力新動能成長。

在2017年12月舉行的發布會上，浦東新區區委組織部副部長、區編辦（審改辦）副主任金莎曾表示，“證照分離”改革試點實施一年多來，企業“辦證難”問題得到緩解。

根據第三方評估機構開展的企業滿意度調查，認為“證照分離”改革後企業辦證便利化程度高、較高的，分別占到87%、85%。與此同時，市場主體活力有效激發。

金躍明說，實施告知承諾審批方式，改變了“重審批、輕監管”和“重管理、輕服務”的情況。而且使申請人更加清晰了解審批程序和審批條件要求，使審批更具有可操作性、可預見性，使得行政審批更加公開透明，有利於推進廉政建設。

工商總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9月，全國實有企業總量2907.23萬戶，註冊資本（金）總額274.31萬億元，相比2012年9月底的1342.80萬戶和80.15萬億元，分別增長116.5%和242.3%。十八大以來，全國實有企業數量和註冊資本（金）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7%和27.9%，尤其是2014年商事制度改革以來，同比增速邁上新臺階，企業數量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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