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央行高層變動 上海銀行董事長範一飛任央行黨委委員

央行人士調整的大幕已經逐漸拉起，最新的一起人事變動是現任中投公司副總經理和上海銀行董事長的範一飛已經出任央行黨委委員。

根據央行今天發布的一則新聞稿，範一飛為央行黨委委員之一，排在易綱、王華慶和潘功勝之後。

澎湃新聞報道稱，51歲的範一飛正式公開以央行黨委委員身份亮相央行內部會議，意味著其正式加入央行。據了解，其出任副行長為大概率事件。

不過在央行網站的領導人欄目中並未出現範一飛的身影，中投公司官網上，範一飛仍為副總經理。

澎湃還提到，範一飛自1982年起便供職於建行。2001年3月至2002年10月，範一飛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國際經濟學碩士學位。回來後他短暫地在三峽辦工作，於2004年回歸建行，以行長助理身份和當時的建行董事長郭樹清及行長常振明一起，並稱“三駕馬車”，推動建行成為四大行第一家成功上市者。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央行副行長範一飛：綜合經營是金融業融合創新必由之路

範一飛撰文稱，必須承認，金融業綜合經營使得金融體系的關聯性增加，對金融規制提出了挑戰。但不能因為金融創新而采取簡單回歸分業經營的監管“懶政”。客觀看，分業經營是管理規制，綜合經營是行業選擇。

第一，我國金融業要不要開展綜合經營？

客觀看，分業經營是管理規制，綜合經營是行業選擇。我國最嚴格的分業經營可以追溯到計劃經濟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初期的專業 銀行時代，例如工商企業短期流動資金和長期基本建設投資來自不同的金融機構貸款。專業銀行導致了市場人為分割和行政壟斷，形成了低效率和高成本。最初的金 融改革實際上秉承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理念精髓。商業化改革以後，銀行從壟斷轉向競爭，服務從單一化轉向多樣化，產品從信用中介轉向資產管 理，可以說是勢在必行。抓住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一對看似矛盾的現象——為什麽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確立了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體制，但是金融業的 跨業融合創新從來沒有停頓?究其原因，是因為更為根本的金融改革目標是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即“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發展”，以及“安全 性、效益性、流動性”。上述“四自三性”實際上決定了金融機構必須通過降低交易成本、開展服務競爭以贏得生存和發展。而綜合經營往往是金融機構取得競爭優 勢的必要手段——服務更多更全更新，因而更具吸引力。自國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相繼提出“穩步”和“積極穩妥”推進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以來，金融 業綜合經營步伐明確加快。目前，綜合經營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是允許開展綜合經營，還是退回到分業經營，對此有一些不同看法。在我看來，允許金融業開 展綜合經營是尊重市場的現實選擇，而回歸分業經營已無現實可能。

一是從尊重現實的角度看，綜合經營已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客觀存在。目前，絕大多數大中型銀行、證券公司和主要保險公司都 已通過設立、並購其他金融行業的子公司和以資產管理業務為代表的交叉性金融業務，跨行業跨市場開展綜合經營。同時，金融控股公司也在快速發展，投資控股了 銀行、信托、證券、基金、期貨等機構的一些金融集團和資產管理公司等都已成為實質上的金融控股公司，一些地方政府也組建了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在產品方面， 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的資產管理規模達到50多萬億元，與銀、證、保金融業表內總資產相比，比例達到1:4，已成為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貨幣供應 量波動也產生了明顯影響。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使得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的相互交叉和融合更加深化，一些互聯網企業陸續進入金融領域，在支付、小微貸款、 金融產品銷售等方面快速發展，部分企業已構建了涵蓋銀行、證券、保險業的綜合化金融平臺。

二是從提升金融業競爭力角度看，綜合經營是實現收益與風險平衡的創新方向。長期以來，我國金融機構的主要缺陷是業務結構 單一、經營方式粗放、金融服務水平不高，金融產品的深度和廣度難以滿足多元化金融需求。在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背景下，金融業有效管控風險實現可持續增長 的壓力日益突出。綜合經營促進金融機構的業務和收入更加多元化和均衡化，更好地抵禦周期性風險，提升跨周期經營能力。

三是從更好地滿足實體經濟需求看，綜合經營是實現金融結構調整、培育發展新動能的必要措施。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 實“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任務，金融業肩負著以金融創新推動企業去杠桿、補短板的重大使命。從去杠桿看，一直以來我國金融體系發展結構失衡，融資方式以銀 行間接融資為主。“要發展找貸款、要貸款去銀行”造成企業債務持續攀升，杠桿率高企。在經濟上行期，資產負債水漲船高，企業效益掩蓋了債務壓力;當經濟下 行壓力加大，高杠桿則凸顯為經濟金融領域的突出風險。去杠桿需要創新思維。資產證券化和市場化債轉股等必要手段客觀上要求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密 切配合，聯動創新。從近年來綜合經營的效果看，一些金融機構整合不同行業子公司的優勢，通過交叉銷售、合作營銷、聯合投資等方式，滿足了部分企業的多元化 融資需求，有利於改變融資過度依賴銀行體系的狀況。從補短板看，我國企業長期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土地和資源取得比較優勢，但企業科技創新能力不足，小微企 業發展缺乏後勁。補短板同樣需要新思維。針對科技創新企業和小微企業高風險-高收益的特殊性，各類金融機構應該共同采取采取投貸聯動、股債結合等方式，多 渠道支持科技企業發展;引進大數據技術，在高效率管理風險的前提下補足銀行在長尾客戶服務方面的短板。實踐中，部分金融機構也已通過綜合開展銀行、信托、 金融租賃、投資銀行、保險等業務，在拓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保障房建設、扶持中小企業、支持縣域經濟與“三農”等方面改進了金融服務。然而，受制於創新 能力不足和現行監管約束，我國金融機構開展綜合經營總體上還停留在追求金融全牌照的層面，不同金融業務的相互補充和聯動仍然有限，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子 公司之間的協同效應還沒有充分發揮，儲蓄資金向股權投資的轉化十分不足。金融業通過綜合經營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還需要大幅提升。

實踐表明，金融業綜合經營增加了金融產品、服務供給的多樣性和競爭性，使企業和消費者有了更多選擇，促進了社會經濟發 展，也助推了金融業自身的改革開放，提升了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能力。雖然其間也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尤其是監管體制不相適應的矛盾日趨嚴重。但總體來 說，繼續發展綜合經營符合金融業風險和收益平衡需要，也是當前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尊重規律，敬畏市場，因勢利導，應作為改革的基本 原則。

第二，國際上金融業綜合經營的步伐停滯了嗎？

從世界範圍看，綜合經營一直都是金融業的主要經營模式。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導致了美國銀行業與證券業的嚴格分離， 但與此同時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國家一直實行全能銀行(Universal Banking)制度。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英國進行金融大爆炸(Big Bang)改革，提供綜合化金融服務的金融集團廣泛出現。受其影響，日本也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通過立法，由此也帶動了韓國、臺灣等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金 融業綜合經營。1999年，美國頒布《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允許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開展綜合經營，標誌著綜合經營在全球範圍內徹底取代了分業經營。這背 後的驅動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金融結構更加市場化，資本市場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商業銀行很難完全不介入證券業務中;二是金融機構有追求規模效應、範圍經 濟從而降低經營成本、提高盈利能力的內在動力。目前，主要發達經濟體和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均允許金融機構開展綜合經營。從具體模式看，相當多國家主要通過 控股公司結構實現綜合經營，同時，銀行、證券、保險的業務和產品交叉情況也很普遍。

從最新發展趨勢看，後金融危機時期全球金融業總體方向是優化綜合經營、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危機爆發後，有人認為金融業綜 合經營使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過於複雜，加劇了金融風險的識別和管理難度，是危機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應限制金融機構的規模和經營範圍。但國際社會經過不斷 反思，認識逐步由淺入深，由直觀轉入理性。一些觀點和做法值得我們借鑒與討論。

一是理性認識分業經營、綜合經營與危機爆發的因果關系。2009年5月，美國國會授權6名民主黨成員、4名共和黨成員組 成了“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目的是調查美國本次金融危機的成因。該委員會走訪了700余位證人，舉行了19天聽證會，給出的危機成因是：監管失敗、系統 重要性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失敗、過度借貸和高風險投資、應對危機準備不足與政策前後不一致、問責缺失、住房抵押貸款門檻過低、衍生品失控、評級機 構失靈等八大原因，其中並無綜合經營。實踐證明，在金融危機的暴風驟雨中，相比單一化經營，綜合經營具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據麥肯錫公司統計，中小型單一 業務銀行占了金融危機中失敗金融機構的絕大多數，在危機最嚴重的2008年和2009年，美國149家失敗金融機構中綜合經營集團只有3家。

二是優化綜合經營格局。危機後，美國“沃爾克”規則、英國“威克斯規則”、歐盟“利卡寧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在商業銀行的 儲蓄業務和高風險業務之間建立防火墻，目標是提高商業性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水平，並非禁止或限制綜合經營。特別是，由G20引領、IMF和FSB等國際金 融組織推動的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更好地優化了金融業綜合經營的頂層設計。危機後，一些金融機構也全面優化了綜合經營格局。如花旗集團將保險、證券經紀等集中 納入旗下的“花旗控股”，以減輕資本金壓力。摩根大通仍然保持多元化業務結構，大力發展交叉銷售和業務協同，降低投資銀行經營成本。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在轉 型為金融控股公司後，重新樹立起在投資銀行領域的優勢地位，摩根斯坦利還由此進入商業銀行業務領域。目前國際前20大銀行集團、前20大保險公司都擁有多 元化的業務結構和經營模式。在此可以做一個比喻：假如洗澡水是風險管理失控，嬰兒是綜合經營優勢，倒洗澡水而不扔掉嬰兒就是各國興利除弊的良好實踐。

三是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危機後，各國並不否定金融業的融合創新，而是從如何解決監管失敗的角度構建著力防範系統 性風險、有效管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新框架。宏觀審慎管理制度隨之建立並不斷完善，在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審慎監管方面正在構建一套更加清晰而嚴格的監管 規則，金融業綜合經營將遵循新的監管要求進一步規範發展。

第三，在承認金融業綜合經營是大勢所趨的前提下，怎樣建設良好的制度環境？

我們面臨金融業融合創新的道路選擇。綜合國際實踐經驗、我國實體經濟需要和金融業發展現狀，發展金融控股公司是穩妥推進 金融業綜合經營的基本方向。可以按“集團綜合經營、金融控股公司管理股權、子公司分業經營”模式設計並規範我國的金融機構跨業發展基本框架。這就要求我們 全面完善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和組織架構，落實風險管理主體責任，減少套利投機，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及內控機制和信息數據平臺，提高持續的風險管控能力。

我們面臨金融業融合創新的規制選擇。必須承認，金融業綜合經營使得金融體系的關聯性增加，對金融規制提出了挑戰。如：金 融控股公司監管真空導致層層控股和整體杠桿率上升，單體風險傳染至整個系統，跨市場監管套利活動以及複雜而難以管理等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金融創新而 采取簡單回歸分業經營的監管“懶政”。建立面向所有投融資行為的功能監管以保證監管全覆蓋，建立立足嚴格的消費者保護的行為監管以確保創新負作用最小化， 建立穿透式監管以確保杠桿率保持在合理水平，才是合理的規制選擇。同時還要建立良好的監管問責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明確指出，“近年來，我國金融業發展明顯加快，形成了多樣化的金融機構體系、複雜的產品 結構體系、信息化的交易體系、更加開放的金融市場，特別是綜合經營趨勢明顯”。為此，明確要求我們“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要統籌監管系統重要金融機構和 金融控股公司”。積極響應總書記的號召，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通過不斷的融合創新積極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和“三去一降一補”，努力防控風險，是我們應該而且 必須堅持的方向。

剛剛結束的G20杭州峰會的主題是“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可以說，不論是經濟還是金融，長遠發展的 動力都源自創新，良好的體制機制都立足於鼓勵創新。綜合經營作為一種制度創新，在設計合理的政策環境下，我國金融機構必將藉此實現由大到強的轉變，成為全 球金融體系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流砥柱!

央行副行長範一飛：貨幣政策將適時微調 為降杠桿營造適宜政策環境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今日(10月10日)下午3時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就如何營造有利於降杠桿的貨幣政策環境等問題回答記者的提問，範一飛表示，為了積極穩妥實現降杠桿的目標，貨幣政策還是應該做到松緊適度。如果過度寬松，會造成全社會的債務規模在高位繼續攀升，降杠桿很難實現。如果過緊又可能使經濟增長滑出合理區間，同樣不利於降杠桿。因此，貨幣政策將繼續堅持穩健的基本趨向，保持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為降杠桿營造適宜的貨幣政策環境。

以下為文字實錄：

中新社記者：請問範行長兩個問題。第一，如何營造有利於降杠桿的貨幣政策環境。第二，降杠桿和債轉股會怎樣影響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央行會相應做出哪些安排?謝謝。

範一飛：剛才連副主任已經簡要介紹了這次降杠桿的主要舉措，降杠桿過程中需要適當的貨幣政策環境。為了積極穩妥實現降杠桿的目標，貨幣政策還是應該做到松緊適度。如果過度寬松，會造成全社會的債務規模在高位繼續攀升，降杠桿很難實現。如果過緊又可能使經濟增長滑出合理區間，同樣不利於降杠桿。因此，貨幣政策將繼續堅持穩健的基本趨向，保持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為降杠桿營造適宜的貨幣政策環境。

範一飛：你剛才問到在降杠桿過程中，由於企業兼並重組、實施市場化債轉股，包括銀行業加大不良資產處理力度等，這些都可能會減少存量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出現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下降並低於預期的情況。如果用還原的方法和可比視角來測算，也就是說在計算貨幣信貸增長時，把債務清理、債轉股部分還原考慮，將看到貨幣供應量增速、信貸增速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可以保持基本不變。發展股權融資的確也會在不增加合理信貸投放的情況下，增加社會融資總量，但是要看到，總量變化的同時，隨著股權融資增長，社會融資結構會更加優化。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我們也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融資規模統計，以更準確地反映總量和結構上的變化。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由於債務結構優化、存量資產盤活，會提高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實際上相對慢一些的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也能夠滿足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

範一飛：總之，我們在制定和實施宏觀審慎政策、調控貨幣和信貸供應總量時，會充分考慮降杠桿的需要及其影響，既要為降杠桿創造必要的貨幣政策空間，又要用還原方法和可比視角來計量貨幣信貸變化，更加精準地把握貨幣信貸調控力度和節奏。

範一飛：支付行業發展要兼顧安全和效率

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推動我國清算支付行業進入了快車道，但是近期敏感信息泄露和電信詐騙事件頻發，新興電信詐騙手段頻出，給行業發展敲響警鐘。

10月20日，第五屆中國支付清算論壇在北京舉辦，"安全和效率"成為來自監管機構、金融機構以及行業專家們強調的重點。

該論壇由中國支付清算協會舉辦，該協會是中國支付清算服務行業自律組織，主管單位為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在論壇中表示，安全和效率是始終貫穿支付行業發展的主線。從支付的本質和特點來看，可以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如果犧牲一點安全，必須有相應的風險防範措施，有足夠的風險補償能力，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

農業銀行副行長林曉軒表示，在看到支付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行業蘊含的風險因素也在不斷地積累，支付創新所帶來了紅利以及風險的隱蔽性，使得一些從業機構形成支付風險的積累和對市場秩序的破壞，一旦經營環境發生了變化，之前積累的隱藏的風險可能會集中的爆發，危機從業機構的生存，損害行業的信譽。

具體而言，一是新興支付的安全性需要高度的關註。互聯網支付、移動支付等新興的支付業務在開放環境當中，目前全行業尚未形成一個穩定、完善的安全論證的體系和風險管理的體系，場景與支付的深度融合，使得基於支付的關聯平臺和各類的應用日益的多樣性和複雜。由於這些多樣性更複雜，也便於不法分子實施欺詐等犯罪手段層出不窮，成為支付風險的高發地帶。在過去假卡、偽卡基本上以線下為主，現在假卡、偽卡這些欺詐70%左右目前已經轉移到線上去。

二是客戶信息的安全問題需要高度重視。個人身份、賬戶密碼等敏感信息的泄露、竊取事件時有發生，犯罪分子利用這些信息騙取民眾的信任，安全的危害百姓的人生和財產安全。

三是信用卡的安全問題。由於價格體系不同，銀行卡刷卡手續費價值機制調整以後，仍然保留了行業的差別，形成了價格剝離的空間，對市場形成潛在的沖擊。同時，市場上虛假商戶套現等違紀違規行為高發，給不法分子實施犯罪活動下了隱患。

近期國務院印發了關於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在此之前，人民銀行還發了《關於加強支付結算管理防範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有關事項的通知》(銀發〔2016〕261號)，進一步規範我國支付清算行業的管理，這標誌著支付產業已經進入規範發展和優化調整階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保障金融市場安全高效運行和整體穩定，我國《十三五規劃綱要》要求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在支付產業發展中，安全和效率是矛盾的兩個方面，既對立又統一，需要我們科學認識、正確處理。”範一飛稱。

範一飛介紹，將安全和效率的關系體現和落實在業務和決策之中，也是政策制定和發展導向的一個重要考量。比如，人民銀行實施銀行賬戶和支付賬戶的分類管理，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

據了解，在分類管理措施實施以前，支付機構由於作業方式的限制，在開立支付賬戶時，難以達到與銀行一樣的審核要求。另一方面，網絡銀行等新興業態在開戶上也難以達到傳統銀行的審核要求，如果簡單從安全角度出發加以限制，那麽對銀行和支付機構的業務創新和生存發展會產生很大影響，而如果只註重便攜和效率，賬戶實名制根基可能發生動搖。因此，人民銀行對個人銀行賬戶和支付賬戶實施了分類管理。

與此同時，範一飛也指出，安全和效率的平衡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支付行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甚至在某些特殊情況發生時，不同的行業主體、社會群體對安全和效率的需求都是不斷變化的。

範一飛：全國已清理239家無證非法從事支付業務機構

3月10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就第三方支付監管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範一飛指出，第三方支付產業經過快速發展已經取得了一定“業績”，但同時也積累了一些問題，其中客戶備付金成為當前風險的重災區，部分機構將客戶備付金用於炒房、炒股、個人賭博等用途。與此同時範一飛強調，未來將進一步加強監管。

針對當前行業積累的問題，範一飛表示，共集中於兩方面。第一，由於市場參與者眾多，導致目前總體而言市場供給和需求存在失衡狀態，供大於求的情況較為嚴重，由此競爭過度也存在於行業之中;第二，包括機構內部內控薄弱、風險管理放松等原因導致對消費者保護力度不夠。

在第二個問題中，範一飛進一步闡釋到，具體表現為兩個突出的現象。一個是消費者個人隱私，特別是關於支付的敏感信息被泄露，甚至出現一些信息公開在網上買賣的情況;另一個則是，用戶備付金被挪用的情況一度還較為嚴重，部分機構將客戶備付金拿來炒房、炒股票、甚至用於個人賭博，最後導致損失嚴重。“往往一個機構出問題可能牽扯到多個地區，消費者人數可能數以萬計。”範一飛說。

周小川對此補充到，部分支付機構的動機不純，並不是想用新的網絡科技手段做好支付產業，而是盯著客戶的備付金，想要通過資金賺取利差甚至打起個人算盤，例如自身缺錢時從中挪用。“我們支持的支付產業是真正把心思撲在通過科技手段提高支付系統的效率、安全和客戶服務至上，而不是在備付金上打主意。”周小川表示，對支付產業的相關政策和激勵機制也要實現這一點。

範一飛表示，針對上述問題近兩年在整頓方面做了多件事。

第一，針對前期累積的風險進行化解和處置，盡量幫助消費者挽回損失，為此央行和地方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

第二，強化基礎設置建設。目前，整個非銀支付產業的發展尚屬新興事物，起初對該行業作一些觀察，包容行業的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對客觀規律認識清楚後再加以規範。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2015年底，央行公布了《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自2016年7月1日起實施。在強調堅持支付賬戶實名制的同時，建立支付機構分類監管工作機制，個人網絡賬戶分為三類；，2016年央行下發了《非銀行支付機構分類評級管理辦法》，對支付機構實施了分類評級；2017年年初，央行印發《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關於實施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工作要求，支付機構應將部分客戶備付金交存至指定機構專用存款賬戶，首次交存的平均比例為20%左右，最終將實現全部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

央行支付清算司有關負責人曾指出，目前，支付機構將客戶備付金以自身名義在多家銀行開立賬戶分散存放，平均每家支付機構開立客戶備付金賬戶13個，最多的開立客戶備付金賬戶達70個。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267家支付機構吸收客戶備付金合計超過4600億元。同時，許多支付機構通過擴大客戶備付金規模賺取利息收入，偏離了提供支付服務的主業，一定程度上造成支付服務市場的無序和混亂。

上述央行支付清算司有關負責人進一步表示，目前，人民銀行正在指導中國支付清算協會組織建設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通過該清算平臺的支撐，未來支付機構只需開立一個銀行賬戶即可辦理客戶備付金的所有收付業務。

第三，加強監管。範一飛表示，監管共分為兩方面。一方面，當前市場上除持證機構外，還有大量的機構無證從事支付業務。範一飛披露，截至2017年1月份，全國共清理出239家無證即非法從事支付業務機構，對此進行了清理、整頓，部分已經移送給公安部門處理。另一方面，對持證的支付機構加強監管，對違規行為敢於“亮劍”，進行處罰。

經過多方面努力，支付產業並沒有停滯，而是仍在快速、健康地發展。範一飛給出的“數字成績”顯示，自2013年至2016年，支付機構年處理業務量從371億筆增加1855億筆，金額從18萬億元增加到120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分別達到71%和90%。其中，網絡支付業務增長更快，2016年支付機構業務量和金額同比分別增長102%和87.6%。“我國支付業務的產業規模、普惠程度在世界主要經濟體里都是比較好的。”範一飛說。

周小川進一步表示，央行認為科技的發展可能會對未來的支付產業帶來巨大的改變，央行高度鼓勵，同時也和業界合作，共同推進金融科技發展。特別強調的是，網絡科技以及數字貨幣的發展，其中包括區塊鏈等新技術會在未來產生一些當前人們不易想象或者預測到的影響。

範一飛：有些機構拿備付金去炒房炒股票 甚至個人賭博

3月10日消息，在今日央行關於金融改革的記者發布會上， 針對“第三方支付產業問題”央行行長周小川認為，科技的發展可能對未來支付業務造成巨大改變，例如數字貨幣區塊鏈等，既要鼓勵發展也要防範風險。

副行長範一飛表示，支付市場供需失衡。非銀行支付機構這幾年確實累積了一些問題和風險，供大於求的情況比較嚴重，機構內部內控薄弱，風險管理放松，對消費者的保護不夠。備付金有被挪用情況，有些機構拿去炒房炒股票，甚至個人賭博。

中國證券報記者:

我的問題提問給範一飛副行長。近年來，第三方支付產業發展非常迅速，人民銀行也采取了一系列監管措施，包括收緊牌照發放、備付金集中存管等，這些舉措是否限制了這個行業的發展?目前第三方支付產業的整體狀況怎樣?下一步人行還會采取哪些監管措施?謝謝。

範一飛:

支付產業關系到千家萬戶，是一個基礎性的產業，近年來發展很快。隨著產業規模不斷做大，創新產品越來越多、越來越豐富。從廣義和狹義來看支付產業，廣義的支付產業包括非銀行支付機構和銀行業，狹義的支付產業主要指非銀行。我理解你剛才的問題，主要是講非銀行支付機構一塊。

這幾年隨著行業的發展，確實累計了一些問題和風險，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因為市場參與者眾多，總體而言市場供給和需求有一些失衡，供大於求的情況比較嚴重，所以行業也存在過度競爭的情況。

第二，由於各方面原因，包括機構內部內控薄弱、風險管理放松等原因，對消費者的保護不夠。兩個突出問題：一是消費者的個人隱私特別是關於支付的敏感信息被泄露，甚至一些信息公開在網上買賣。二是備付金被挪用的情況一度還比較嚴重，有些機構把客戶的備付金拿來炒房、炒股票，甚至用於個人賭博，最後導致損失。往往一個機構出問題可能牽扯到多個地區，消費者的人數可能數以萬計。

針對這些問題，近兩年主要做了幾件事。

首先，對前期累計的風險進行化解和處置，盡量幫助消費者挽回損失，為此央行和地方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

二是強化基礎建設，把我們領域的基本規矩建起來，這也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因為整個非銀行支付產業的發展是一個新興事物，一開始我們對它作一些觀察，包容它的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以後，對客觀規律認識清楚了，我們再來努力加以規範。這些年我們出臺了網絡支付辦法，推行了賬戶分類制度，對支付機構也實行了分類評級。剛才記者提到對備付金實施集中存管，當然制度已經出臺，第一次存管馬上就要進行。

三是加強監管。又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市場上除了持證的機構以外，還有大量機構無證從事支付業務。到1月份為止，全國清理出239家無證也就是非法從事支付業務的機構，進行了整頓、清理，部分已經移送給公安部門處理。另一方面，對持證的支付機構加強監管，對違規行為敢於“亮劍”，進行處罰。

經過幾方面的努力，支付產業不但沒有停滯，還在快速發展，更為健康地發展。我這里可以給大家一些數字。從2013年到2016年，支付機構年處理業務量從371億筆增加1855億筆，金額從18萬億元增加到120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分別達到71%和90%。其中，網絡支付業務增長更快一些，去年支付機構業務量和金額同比分別增長102%和87.6%。可以說，我國支付業務的產業規模、普惠程度在世界主要經濟體里都是比較好的。前不久我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會上一些同行跟我講，他們也很希望了解中國在支付產業發展和監管方面的做法。

下一步，我們還繼續秉持五大監管理念，把支付行業的監管工作做好。經過這幾年的努力，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已經搭建起來了，下一步主要是做好執行工作。謝謝。

周小川：

我補充兩句。一是人民銀行認為科技的發展可能會對未來的支付業造成一些巨大的改變，這個改變是進步，因為帶來很多新的手段。人民銀行高度鼓勵，同時也和各種業界共同合作，把金融科技的發展搞上去。特別強調一點是網絡科技的發展，還有就是數字貨幣的發展，其中也包括區塊鏈等新技術，這些新技術會在未來產生一些當前人們不容易完全想象或者預測到的影響。

但同時，像範一飛副行長所講的，既要鼓勵發展，同時也要防範風險，健康發展。其中不健康的行為要不斷規範。當然，也不是說從一開始就去束縛人家的手腳，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大家已經看到一些問題，必須進行規範，包括無證經營問題、侵犯隱私問題、支付產品安全性不夠問題。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一部分支付機構的動機和心思並不是想用新的網絡科技手段把支付搞好，而是眼睛盯著客戶的備付金，覺得那個資金可以拿來賺利差，甚至有的打自己的主意，缺錢的時候從那里挪用一些，這就是動機不純。我們支持支付業真正把心思都撲在通過科技手段提高支付系統的效率、安全和為客戶服務上，而不是瞄著人家的資金，在那個資金上打主意。我們的有關政策和激勵機制也要實現這樣一點，這對於將來的健康發展也是很重要的。謝謝。

範一飛：央行科技工作以建數字央行為目標

3月30日據央行網站消息，中國人民銀行科技工作會議在江蘇揚州召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範一飛指出，金融新業態興起需要中國央行加快開發應用各種新的監管技術手段，今後一段時期應以建設數字央行為目標，實現架構轉型和大數據利用兩個突破。

範一飛指出，當前人民銀行科技工作面臨新的形勢與挑戰。一是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沖擊傳統技術架構，深刻改變社會生產和大眾生活方式，為金融領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革。二是金融新業態興起需要央行不斷提升履職能力，加快開發應用各種新的監管技術手段。三是網絡安全形勢嚴峻，中央銀行管理運行的金融基礎設施極其重要，其安全狀況關系人民利益、金融穩定和國家安全。四是經濟新常態要求金融科技進一步助力金融改革開放，更好地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雙向開放、綠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等政策實施。

範一飛強調，今後一段時期，央行科技工作應以建設數字央行為目標，重點打造一支專業型、複合型、學習型、創新型的央行金融科技隊伍;實現架構轉型和大數據利用兩個突破;完善風險防控、科技治理、技術研發三個體系，構建以大數據為支撐的央行決策平臺、以分布式系統為核心的央行服務平臺、以數字貨幣探索為龍頭的央行創新平臺。

範一飛要求，人民銀行科技戰線全體幹部職工要深入貫徹落實人民銀行工作會議精神，堅持穩中求進，堅定不移地加快架構轉型;努力運用大數據提升精準施策能力;狠抓安全生產，建立完善的IT風險防控體系;強化科技治理，建立先進高效的管理、建設與運行體系;加強學習研究，提升科技工作前瞻性和行業指導能力。各級科技部門要在黨委領導下，加強幹部隊伍建設，厘清思路，真抓實幹，努力開創人民銀行科技工作新格局，用實際成績向黨的十九大獻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