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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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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樣本 從田裡拔出腳,變成一個商人

第二篇 安徽樅陽:貨郎走天下(2)

布匹利潤在50%以上

當錢橋區的吳福貴外出賣布受挫,白雲區的張文龍挑雞蛋四處販賣時,在義津豐樂小學教書的殷愛法從學校離職,開始在義津老街上擺攤賣布。

1983年初,殷愛法作這個決定時,得益於哥哥曾經做過挑貨郎,走街串巷獲得的商業信息。「那時候,義津老街的整條街上,除了原來的商戶,很少有個 體擺攤戶,經常擺攤的也就三四個人。」擺攤主要銷售布匹、棉紗、毛線,以及針頭線腦、肥皂等小百貨。「那時候商品緊缺,尤其是布匹,利潤基本上在50%以 上。」

肚子能吃飽了,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穿衣問題。1983年底,樅陽縣內布票停用,結束了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憑票購布的歷史,也意味著布匹買賣可以私人自由進行,義津老街的布匹銷售成了最熱門的生意。

在家家會紡紗織布的錢橋區,吳福貴在1981年包產到戶前,只有一套冬裝和一套夏裝,沒有換季衣服。那時候,大人一般穿藍色或者黑色老咔嘰布,土布 做裡兒。給小孩買棉衣的外面布料是洋布,需要憑布票購買,一般是一人一年6尺的定量。那時最常見的情形:一套衣服,老大穿過,縫縫補補給老二穿;老二換了 新衣服,舊衣服再縫縫補補給老三穿。許多衣服都像是家裡的傳家寶。

但到1983年以後,只要家裡攢點閒錢,社員們都會到義津老街,給家人添點換季衣裳。

義津老街的裁縫朱朝貴記得,1983年,他已經開始單干,帶著2名學徒,從蘇州、杭州、常熟等地進貨,一邊賣布,一邊做衣服。

那時做衣服,一套衣服,需要一丈多布。做一套滌綸,光布料都需要13元左右,一般人做不起,只做上衣的比較多。最好賣的是一種叫做「的確良」的化纖布料,大家都搶著買來做衣服。

商販活躍老街新生

義津老街很快興盛起來。

裁縫朱朝貴說,原來全義津50多名裁縫組成的合作社散了攤子,很多下設的門市部紛紛成立個體戶。

老街商戶陳秀蘭從1981年開始在街上賣早點,到1983年時,老街各種商戶超過200家,服裝、鞋子、雞蛋、魚、米、山芋等農副產品應有盡有,「沒有買不到的東西,也沒有賣不掉的東西。」

此時老街上,各種個體戶也紛紛成立,租用老街門面經營各種商品,還有人在沿街空地擺地攤,銷售土特產和農具,吸引了遠近幾百里地的客商,比如:遠在 菜子湖對面的桐城縣孔城鎮人都來義津進貨;還有廬江的商戶,也都通過水路過來;有時也能見到從南京、上海來的客商。每天人流量超過2000人。

棄文從商的殷愛法從1984年開始,經熟人介紹承包了義津區勞動服務公司(集體性質)。他幾乎跑遍了南京、上海、徐州、宿遷、淮陰、紹興等周邊鄉鎮 企業發達的地區,組織緊俏商品的貨源,然後承包鄰近一些區、縣的百貨大樓櫃檯,讓當地百貨公司幫助銷售商品,利潤由他和百貨公司七三分成。

再後來,殷愛法積累了資本,在義津老街買了房,更花了5.9萬元在紹興柯橋鎮的中國紡織城買了個13平方米的門面房。義津有150多人之後跟隨殷愛法遠走柯橋。

張文龍在賣雞蛋之餘,開始販賣煤油票、糧票、布票、糖票;再後來,開始收廢品,賣小鴨、賣毛線。到1984年,他自己總結出了生意規律:1月2月賣雞蛋;3月4月販賣小鴨;5月6月賣蚊帳;7月8月賣毛線;8月9月賣膠鞋。

張文龍後來涉入樅陽縣城承包建築工程,並盤下縣城邊的一塊土地,自建了巨龍賓館。

義津老街上還有幾十名商戶,先後去了安慶市繼續做小商品生意,並形成了現在以縣名命名的市場——樅陽門市場。

去蕪湖賣布失敗的吳福貴,乾脆留在家裡種那1.4畝水田和0.2畝旱地,年純收入約1000元。

這些農村走出來的小販,經歷過那個時代,雖各有各的不同,結局和貧富不一,但都一樣精彩。

樣本意義

安徽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鋒地。20世紀70年代末,在時任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下,安徽率先探索實行包產到戶,小崗村一舉成名。安徽民間一時有「要吃米找萬里」之說。

樅陽縣,屬安慶市,為清末民初安徽省會所轄地,地處長江北岸,承徽人經商傳統,歷來為商賈云集之地,「揚帆繫纜,車馬往來」。沿水路在此出發,後200公里可至九江,前180公里可抵蕪湖,再100公里就到了南京。

然而中國即將進入改革開放之際,從樅陽縣內的義津鎮觀察,商業實屬已近凋敝。以吳福貴、張文龍、殷愛法為典型的一批當地農民,由此發端,借助長江中 下游通達的水運條件,外出各地做起了小販,推銷自織的土布和雞蛋等農副產品。在國家全面掌握資源、需要憑票購物的年代,他們嘗試尋求個體商業的空間和自身 生活的改善。

這批小販不但成為農業大省安徽較早外出謀生的農民工,樅陽義津鎮也因為他們的帶動,恢復了往昔的商業繁榮。

鳴謝樅陽縣委宣傳部、檔案局、縣史志辦。(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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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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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樣本 摘農帽做工人

第四篇 山東桓台:揮瓦刀斬窮根(1)

「瓦刀一揮除窮根」

1979年1月2日,桓台縣委傳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

1980年春天,荊家鎮東孫村黨支部副書記孫樹福帶領上百個建築工匠,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大張旗鼓地開進了省城濟南。

他打聽到濟南電子局要蓋樓房,而一家國營建築公司擔心三年建不成。「俺保證一年建成交付使用。如誤一天,我承擔法律責任!」孫樹福向電子局的領導拍了胸脯。可這支建築隊當時除了人手一把瓦刀、錘子外,連根腳手架都沒有。

東孫人的施工進度令對方大吃一驚:不到五個月,完成了主體工程,次年4月18日,工程高質量地全面竣工交付使用。

濟南電子局除了贈送他們錦旗外,還獎給他們一台大彩電。這項全優工程,打響了東孫的品牌。

這一年,桓台縣新陳公社也組織了480人進城搞建築,一年收入86.4萬元,平均每人1800元,後來《淄博日報》對此進行了報導,標題是「瓦刀一揮除窮根」。

但孫樹福和伊若新開始在建築行業賺錢的時候,桓台大多數農民還在遲疑。

20世紀80年代已經開了頭,但是「左」的思維依然禁錮著桓台人的思想,導致了農民對建築業持觀望態度,「村看村,戶看戶,很擔心政策會退回到以前。」

直到1982年,政策的暖風吹遍,桓台縣邢家公社實行包產到戶。

伊若新家裡人均分到了1.5畝土地,但因為入社是貧農,沒能分到任何生產工具。「工分多的家庭折價分到了馬車、牛或別的東西,我也只能眼饞。」

其實,後諸葛村的人更加羨慕這個30歲出頭的年輕人。

這一年,邢家公社建築隊搖身變為鎮建築公司,伊若新被委任為第一任總經理。

幾代貧農坐上凱迪拉克

這時候的建築公司還是土裡土氣的。一位公務員曾對縣建築總公司經理李佑書說,他們「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收破爛的,仔細一看原來是搞基建的」。

但是搞基建的人越來越令人刮目相看。

1983年,邢家公社前離大隊僅建築業就收入80.3萬元,全村人均639元,成為全縣的「建築村」;起鳳公社建築業收入960萬元,人均200 元,全社出現了96個萬元戶,66戶主要靠建築業;荊家公社東孫大隊,15個光棍漢都進了建築隊,每人每年收入不下兩千元,到1983年他們都娶上了媳 婦,而且有十幾人蓋上了磚瓦到頂的新房。

到了1994年,伊若新斥資上千萬建起了生活小區,三級工以上資質的工人住上了100平方米的樓房,這在當時是副縣長以上幹部才能享受的待遇。伊若新本人和他手下的施工隊長們則住上了別墅。

伊若新回憶,那時候鄉鎮幹部一年收入也就五六千元,而建築公司裡大部分農民工的年收入已經上萬元了。上溯幾代都是貧農的伊若新還坐上了凱迪拉克轎車,他跟相濡以沫的妻子說,「結婚時只有牛車坐,現在你也享受一下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吧。」

桓台縣建築總公司首任經理李佑書形容由農民工起家、後來擔任邢家鎮副鎮長的伊若新:「進了建築門,成了幸福人。」

(原桓台縣委宣傳部幹部王發昌對此文有特殊貢獻,特此感謝)

樣本意義

桓台縣位於山東半島中部,魯中山區和魯北平原的結合地帶,屬淄博市所轄。桓台農業生產發達,自晚清以來,素有「山東不壓桓」的美譽。

建築業是桓台縣的傳統副業。至1937年,桓台縣在國內外設立的營造廠達140多家,其中在濟南有70多家,建築工人5000餘人,一度形成了坐鎮濟南府,涉足國內18個省、市及海外的壯闊局面。

「文革」後至1978年,建築業遭受重大打擊。大批世代相傳的工匠,被迫放下瓦刀,扛起鋤頭,從事單一的農業生產。

在政策的重壓之下,以伊若新、孫樹福等為代表的桓台人渴望改變窘迫的生活,他們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冒險零星外出從事建築業。到1978年前後,全縣各公社幾乎都成立了建築隊。

20世紀80年代初期,建築工人中的先行者紛紛成為建築公司的帶頭人,帶領更多農民工外出。人數最多時,桓台縣從事建築的人員達到5萬名。其中尤以伊若新最為傳奇。父母早亡、四處借糧維生的他,憑藉一身建築本領,開上了凱迪拉克轎車,做到了桓台縣邢家鎮的副鎮長。

如今,桓台已經位列國家百強縣,其中作為桓台人第一大經濟支柱的建築業功不可沒。

1985年8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視察桓台之後,為他的祖籍地題詞「建築之鄉」。(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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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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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樣本 走天涯,闖世界

第七篇 福州長樂:偷渡美國討生活(2)

操舟為業與移民網絡

長樂市鄭和研究會會長石金秋把長樂人骨子裡既有的海外謀生衝動和冒險精神歸結到一個歷史人物身上——鄭和。他已成為長樂的文化象徵、精神基因,乃至海洋文化信仰。

從1405年開始的28年間,鄭和先後七次從福州長樂出發下西洋,足跡遍佈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時長樂太平港正是鄭和船隊遠航的基地,也是鄭和所用巨艦的主要製造地之一。鄭和駐舶長樂,還在當地招募水手隨他遠航。這造就了長樂人「以海為田,操舟為業」的傳統。

清末設福建船政學堂和馬尾造船廠,很多長樂人到此學習和謀職,從事航海者更不計其數。長樂由此號稱「海員之鄉」。

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中國內地與美國不通航運,在香港地區、新加坡的船運公司任職的福州籍海員,通過「跳船」方式,開闢了移民美國的渠道。第一批長樂籍的美國移民,基本上曾是香港海員。他們隨公司商船到美國後,「跳船」留居美國,設法獲取合法留居身份,然後通過親屬移民簽證,將家眷遷移到美國,再通過其定居美國的各家庭成員,啟動親屬連鎖移民。

1988—1997年是長樂人偷渡美國的「黃金十年」。盧志中回憶說,閩江邊一度停靠著各式的偷渡船,蛇頭就在船上扯嗓子喊:「有出去的沒有?」一些人背著簡單的行李,在岸上和親人告別,然後上了船,天才濛濛亮。

1990年,盧志中和猴嶼的鄭家璧等6人,重新出發。他們沒有選擇慣用的海路偷渡,而是採用了更為隱蔽、安全的方式——「換人頭」。

他們正月初八離家,到福州火車站搭乘前往昆明的列車。為了物色一個「好蛇頭」,他們足足在昆明等待了45天。按照鄭家璧的說法,那邊的蛇頭都是泰國人,「好蛇頭」可以買通緬甸軍隊和入境官員,讓偷渡者一路暢通無阻「壞蛇頭」則全無保障。

福清市高山鎮西山村的村民林華該和10多位村民通過緬甸偷渡去美國時,不但要防止被抓,在熱帶雨林裡經常感到缺氧窒息,還要提防有毒蚊蟲的叮咬。林華該在寫給家人的信裡說,他在緬甸沿路見到多具沒有掩埋的偷渡者屍體,三個月的旅程每天都活在死亡的恐懼中。

在拿到一本台灣地區護照之後,盧志中一行每個人輕輕地把護照上原有的照片揭下,替換上自己的頭像。此後,他們將開始頂著一個陌生人的身份在外謀生。

蛇頭一路帶領他們翻山越嶺,跨過中緬邊境,隨後潛入泰國,一路都有緬甸兵持槍護送。然後,從泰國坐飛機前往新加坡,由新加坡直飛紐約。抵達紐約的時候,已經是7月份。

盧志中和鄭家璧分頭投靠紐約唐人街的親戚。2萬美元的偷渡費在人到紐約的那一刻,由猴嶼鄉的聯誼會或同鄉會代為籌集付清。盧和鄭所要做的,就是先在同村人經營的中餐廳裡洗碗或者炒鍋,慢慢還清欠債,積攢資本。

身為僑領的陳清泉對20世紀90年代初洞頭村的一次集體偷渡印象深刻。接獲蛇頭領人的通知後,陳清泉帶領幾個餐廳老闆上前接洽。「一共20幾個年輕人,每個人偷渡費1.8萬美金,總共30多萬。」陳清泉等人代墊了這筆巨額費用。隨後,每個餐廳老闆根據經營能力,分配到3—5個同村偷渡者,讓他們在自己的餐廳內做事,每個月工資1700美元,扣留1000美元,作為偷渡費償還,實發700美元。

「只要一年半時間,這批偷渡者就能把債務還清,可以開始攢錢寄往家鄉,準備蓋房子了。」「我幫助過的老鄉有多少,我也記不得了。」陳清泉說,最關鍵的是,長樂人在美國搭建起來的關係網絡從根本上解決了初到者的心理恐慌和工作著落等現實問題。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院長莊國土介紹,互助網絡包括安排新來者的居住地、提供有關居留美國的信息和工作機會,乃至提供赴美費用的無息借貸等。在美國站穩腳跟後,陳清泉等人利用關係網絡和經濟實力,讓親戚朋友等人具有了赴美打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1984年以前到美國的長樂人,平均每人牽引出去的親朋好友大約是80人。

留下的人又出去了

來到紐約的鄭家璧隔著重洋,用小學的文化水平給留守老家的妻兒寫信,告訴他們紐約多麼繁華,洗碗的工資高得離奇,「美國幹一月等於家鄉干三年」。他慶幸自己39歲了,還作出了出國打工的重大決定。

但是沒有出去的農民,也在尋找自己的出路。

當潭頭、猴嶼、營前湧現海外打工先行者的時候,曾經走私猖獗的金峰鎮開始了農民本土創業。長樂籍作家黃國楨曾這樣描述金峰鎮的轉型過程: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長樂海上走私猖獗,全國各地商人、遊客擁向長樂,就為了購買緊俏的家電商品和紡織品,不少長樂人積累了第一筆財富,走私被禁絕後,長樂農民搖身一變,又成了加工各種輕工產品的廠長、經理。

1981年,金峰鎮華陽村農民鄭良官在河南推銷手工蚊帳。看到報紙上登了一則經編機的廣告。「這個經編機可以織蚊帳、織布、織裝飾布。我把報紙拿回來,幾個兄弟坐在一起研究,認為這種經編機很先進,於是就跟湖州機床廠聯繫,對方報價一台2.75萬元。」

鄭良官七拼八湊,14個股東湊足了2.75萬元,金峰經編廠悄悄開張了。第一年結賬,金峰經編廠共賺了10萬元,第二年又盈利30萬元。

金峰人都見證了鄭良官的成功,紛紛效仿。20世紀80年代初,金峰人靠集資的方式辦起了100多家經編廠,產業基地初具雛形。

1984年8月13日,福建省第二次鄉鎮企業工作現場會在金峰鎮召開。這個時期,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也來到長樂調研,將金峰鎮以紡織為主的鄉鎮企業命名為「草根工業」。

鄭良官的廠越辦越大,換過多次廠房。他第一次租賃的4間民房,成為了中國「草根工業」的誕生地。

1985年,長樂地區的鄉鎮企業猛增到2046家,鄉鎮企業總產值3.35億元,其中鄉鎮工業企業總產值2.21億元,是1983年的3.56倍,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82.6%。

長樂市鄭和研究會會長石金秋說,金峰鎮的鄉鎮企業家們一樣傳承了長樂人漂洋過海的基因。1995年後,當地很多紡織業老闆開始了資本移民。

從1978年開始,時隔不到20年,長樂人的人生路線就一分為二,平行但相反。

當潭頭、猴嶼人漂洋過海,出外打工的時候,金峰的農民卻「離土不離鄉」,當起了鄉鎮企業老闆。當潭頭、猴嶼華僑回鄉投資尋找機會或者辦公益獲取名譽的時候,早期留在老家辦廠的老闆們卻開始了他們的資本移民征程。

2007年,非法滯留美國長達17年的鄭家璧「告老還鄉」,在紐約刷盤子「刷」出來的自家樓房大廳牆上,看到了母親的遺像。1993年,鄭家璧母親病逝,他從一通越洋電話中得知噩耗,當時他正穿越紐約中央公園,給一戶白人家庭送餐,只記得公園的樹葉一片金黃。

2011年3月,同樣未能獲得合法身份的盧志中得知妻子病重,毅然離開美國。兩個月後妻子離世,他陪她走完最後一程。此前他們已經分離整整21年。

2011年5月,陳清泉、張天密、陳銓俤等僑領相繼返回福州,參加第十三屆「海交會」,他們是早期赴美打工農民的成功典範。而鄭家璧、盧志中等人,則成功地讓他們的兒子順利落腳美國,讓下一代去實現父輩未竟的「花旗夢」。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盧志中」為化名)

樣本意義

中國農民打工的腳步,遠涉世界各地,其中以八閩大地福建省的長樂和福清最廣為人知。

長樂與福清均屬福州市,臨東海。當地流傳兩句話:「世界怕美國,美國怕長樂」,「亞洲怕日本,日本怕福清」,足見這兩個縣級市在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個國家中的影響力。

長樂是鄭和七下西洋的起錨地,長樂人繼承了「操舟為業」的技能和秉性。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長樂籍海員就開始了跳船移民之路。1978年之後,長樂走私潮從側面展現了絢爛的物質生活圖景,第一批海外打工者以「尋親」的名義,偷渡到世界之都——紐約。

現有長樂籍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已經逼近40萬人,而長樂市當前人口也僅僅66萬左右。

福清也是中國著名的僑鄉,當地人素有出海闖蕩的傳統,目前從這裡出去旅居海外的華人近80萬,分佈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產生了一批在海外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商界巨賈。如印尼華裔首富林紹良林文鏡先生便是福清市海口鎮牛宅村人。

據不完全統計,福清華僑華人總資產不下500億美元,其中資產超1億美元者50多人。福清現在日本打工經商的仍不下10萬人。

重溫閩人到海外打工謀生的歷史,事實上開啟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民工內部遷徙之外的另一求生路徑。歷史厚重的現狀、家庭悲情的別離、個人多舛的命運在他們的身上交織,折射出中國一個時代的不堪回首,和親歷者開闢美麗新世界的心酸血淚。(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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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洪流 RaymondJook祝振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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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視(01137)在短短兩個多月內起死回生,以1.42億港元從中移動香港手上收購於2025年到期的流動電視牌照(透過大氣電波傳送)及其8MHz的無線電頻譜。

集團定於2014年7月1日起提供3至5條頻道的流動及網絡電視服務,可說完全出乎市場意料。有報導說這宗計劃早於今2013年8月初便達成初步協議,從此推算,王維基主席其實一早已定下B計劃,應付最壞打算。失掉免費電視牌照後裁員,焉知非福。事件引起50萬人在社交網上的公開支持及數萬市民上街示威遊行。這段時間,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成為最佳的免費宣傳,香港電視已贏盡口碑及公眾支持,日後正式開台,收視率肯定有所保證。估計廣大市民將不會吝嗇付出數百元買入接收器觀看流動電視節目。

視頻點播公司榮膺股王
隨著科技進步及互聯網普及,傳統免費電視逐漸成夕陽行業。2013年美國標普500指數的股王為透過互聯網絡串流的視頻點播收費公司Netflix(NFLX),股價由年初至今升愈296%,市值達217.8億美元,2013年預測市盈率更高達203.3倍。截至2013年第三季,Netflix的全球訂購用戶已達到4,040萬(包括3,120萬美國用戶)。

Netflix特色是用戶可透過電腦及智能手機,甚至遊戲機如Wii,Playstation3和Xbox360等,隨時點播資料庫內的電影及電視節目。市場願意付出高昂的估值,皆因投資者認同透過互聯網觀看節目是新潮流趨勢,尤其是當上網速度愈來愈快,畫面質素已經達到髙清級數之時。

一般免費及收費有線電視的缺點是節目時間固定,缺乏彈性,並非每套節目皆吸引,後者用戶更需要被迫付出固定月費訂購一些全無興趣的節目組合。視頻點播的強項是觀看時間由用戶控制,付費的皆是欲觀看的節目,所以平均消費應該比一般收費電視為低。

股市必走在廣告客戶前
有分析員認為香港流動及互聯網電視,因觀眾習慣,以至傳送畫面質素及覆蓋率均不及免費電視,廣告收益一定較低,所以質疑香港電視的前景。香港政府甚至認為手持23億港元債券及現金(將降至21.58億元)的香港電視,若獲發免費電視牌照後,財政將出現問題。他們忽略一個最大重點:股票市場一定走在廣告顧客前面。

只要資本市場肯定其商業模式及認同其節目內容能逐漸搶佔收視率,估值便可能在中短期內提升,反映未來潛力。藉著高估值,香港電視便可輕易的從資本市場融資,提供未來發展資金。短線而言,香港電視只需現金流打和,營運便可持續。只要有內容,配合科技進步,流動及互聯網電視收視率必然慢慢提升,傳統免費電視的平均廣告費用必定逐漸下降。此消彼長,新經濟創新者的估值將得以支撐。因還未正式廣播及缺乏實際收視數據,相信香港電視的估值於未來6個月內將繼續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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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視頻,內容創業領域的另一股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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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老鷹基金(微信ID: eaglesfund)授權i黑馬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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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個人而言,短視頻是打造個人IP屬性的不錯選擇。相比較文字、圖片等等其他的表現形式,短視頻往往會更容易產生身臨其境的代入感,更容易引發情感共鳴。人們總有表達和被認同的需要,當短視頻實現了情感的溝通時,用戶將產生很強大的用戶粘性。同時短視頻是更易推廣的傳播方式也將助力個人IP的打造。

對企業而言,是不錯的品牌營銷工具。企業可以借助其用來宣傳自身品牌或者推廣自己產品的途徑。比起微博與微信的文字配套攻略,在短視頻更能更好地實現品牌多維展示。與此同時,短視頻作為具有強娛樂屬性的UGC平臺,其上的相關原創內容,品牌若能善加挖掘,便能輕而易舉地借力傳播。

而從市場情況看來,現今市場上存在著大量泛娛樂領域的內容,美食類節目也在批量化產生,同時也已經有從泛娛樂領域的創作者向旅行、財經、汽車等垂直類領域轉型,以及尋找空白垂直領域的新入局者——處於媒介升級大環境下,眾多垂直領域還未產生頭部IP,這對於短視頻制作者們或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導流催化出更加強烈的變現

截至2016年10月,美拍的視頻觀看量超過79億,美拍的月點贊數達46億次,互動次數達到1.5億次;另一短視頻新貴快手宣布目前平臺上每天有5000萬人使用頻次,平均時長超過40分鐘,這也支撐起其100億元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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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容行業,商業化無非有兩條路徑:流量和IP。對短視頻而言,商業化則往往是前者。相較於長視頻,短視頻較難形成內容的習慣性消費,特別是純UGC視頻因為生產條件和過程的不穩定,可能較難出現IP,內容本身的變現能力並強,流量變現顯然是更好的選擇。

但是做短視頻行業終究還是要建立商業模式,僅為了流量而選擇垂直方向是無法長久的,所以第一步就要甄選門類,選擇容易建立商業模式的門類。

對於短視頻的生產者來說,目前已經有三類變現模式:

變現模式之一,廣告植入。一方面,把品牌活產品功能巧妙地融入到短視頻中,不僅能夠營造清晰的消費場景,還能避免硬廣給消費者帶來的反感情緒。另一方面,由於短視頻制造周期快速,也能夠靈活地配合廣告主的整體營銷調整。

變現模式之二,電商營銷。這是更多的短視頻生產方正在采用的模式。憑借「短視頻+電商」的模式,知名短視頻自媒體「一條」,估值突破2億美元;「淘寶二樓」也曾憑借一條鮁魚水餃制作視頻,在淘寶兩小時賣掉20萬只鮁魚水餃。

變現模式之三,付費觀看。從嚴格意義上看,許多平臺等贊賞功能,並不能成為付費觀看,這種非強制付費,目前並不構成內容生產者的主要收入來源。在短視頻領域,付費觀看還是只是剛剛開始。如果考慮到前期傳統視頻網站培養的付費會員習慣,短視頻的網紅經濟效應使得內容生產者向用戶直接收費成為可能。

對短視頻創業者的建議

內容為王仍是內容創業的真理。對於內容創業者來說,內容為王的捷徑之一是快速建立鮮明的個性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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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形象一般都具有三個特征:有趣、有情、有料。找準獨特的趣味性行業,滿足人們對行業的好奇心;同時將幹巴巴的介紹與情感相結合,進而產生共鳴;在娛樂大眾的同時讓用戶有所收獲。從而打造一個鮮明的個性化形象。

當然個性化的好內容還還需要找到人群吻合、氣質搭調、變現成熟的分發平臺。現階段分發渠道眾多,成為不同人群消費短視頻的入口,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C端流量的分散,平臺型的行業格局未定,未來會有一個較大的流量平臺、分發平臺出現。

短視頻的商業前景是非常可觀的,已經看到一些品牌和商家將投給紙媒和電視媒體的廣告轉移到短視頻上,未來無論是C端的消費還是B端的合作都會往短視頻方向走。

當然最後一點是許多內容創業者難以做到的——堅持。一如電視大師卓別林所說:「時間是一個偉大的作者,它會給每個人寫出完美的結局來。」偶爾的一篇爆款雖然可以帶來暫時用戶量的提升,但是長期來看只有高質量內容的持續性輸出才能真正打造出短視頻行業的IP。

在內容創業風起雲湧的的時候,短視頻作為重要組成也正迎接著風口,在這個風口上究竟如何起飛,誰又將能夠起飛都還是未知,但是這個風口註定將打造出一大批個性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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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爾楊旭:駕馭數據洪流是實體經濟轉型的關鍵

當造車新秀特斯拉的市值超過百年經典通用汽車,這給傳統汽車行業帶來的震撼是巨大的。被別人顛覆還是做主動的顛覆者?作為傳統汽車行業的代表,寶馬做出了選擇——與英特爾、Mobileye、德爾福等合作,推動無人駕駛變成現實,從傳統車企轉變成提供交通出行與服務的科技公司。

“(寶馬)通過重新定義未來的汽車、創新未來的技術,給人們的出行和駕駛體驗帶來完全不一樣的感受,這是朝著‘+互聯網’的方向發展。”英特爾公司全球副總裁兼中國區總裁楊旭在2017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的演講中表示。

在這場題為“釋放數據價值 重塑實體經濟”的演講中,作為科技領袖里一直在為實體經濟吶喊助威的人,楊旭從寶馬的變革談起,分享了他對實體經濟長期以來的思考。

這是一個融合的時代

談到實體經濟的發展,楊旭在演講中鮮明地指出:這是一個融合的時代。“今天處於所有產業融合的狀態,這是幾十年來沒有遇見的現象。以前我們在自己行業里面做事,現在都是在更廣闊的產業融合里面。真的沒有‘界’了,所以我認為產業不是在跨界,而是在融合。”楊旭表示。

正如在談及寶馬時所說的“這是朝著‘+互聯網’的方向發展”,對於互聯網與各行各業的融合,楊旭早在2015年便表示:“所有行業都應該思考如何加上互聯網,通過互聯網手段提供增值服務,完成自己的轉型和增值。”

楊旭也表示:“‘互聯網+’所創造的增值的平臺,是因為更多的設備連接起來了,而且更多的設備智能化了,智能化以後發生了很多的增值,這樣‘互聯網+’也就有更多的增值空間和創新空間。”

與互聯網的融合之說影響深遠,楊旭也不斷深化自己的思考,他在一篇2016年的署名文章中表示:“發展新經濟,光靠‘互聯網+’是不夠的,一定還要在‘+互聯網’上有突破,也就是通過讓實體經濟對接互聯網,抓住智能增值,促進傳統行業轉型升級。”

數據洪流驅動實體經濟轉型

融合、創新與增長背後,都源於數據洪流的驅動。“數據洪流已經來到我們生活中,數據就是新石油”,楊旭在演講中表示,他認為駕馭數據洪流是實體經濟轉型的關鍵,“駕馭好數據洪流,使數據真正實現增值,讓實體經濟在增值過程中發展、創新和轉型”。

我們所處的時代,數據正在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稱之為“數據洪流”。對於數據洪流,楊旭也早已多次闡釋。

“在萬物智能互聯的新時代,面對數據洪流,智能化帶來巨大增值空間,也只有增值才能實現產業轉型升級。”楊旭此前表示。

數據就是智能,“帶來更多的創新和增值, 引發各行各業由此而來的深刻變革”,楊旭在其2016年發表於人民日報的署名文章中寫到。我們必須把數據轉化為切實可行的洞察,從而挖掘它的全部價值。

未來是數據洪流的時代,而中國絕對是數據洪流的發源地,2020年將成為世界第一數據資源大國。面對中國這座數據富礦,楊旭表示:“充分釋放數據價值,將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邁向中高端水平提供充沛的新動能,為中國的實體經濟發展創造增值。”

楊旭在演講中表示,作為一家數據公司,英特爾不斷通過收購和投資延伸全球技術部署,以全新能力推動進一步創新與發展,與中國共馭數據洪流,重點關註人工智能、無人駕駛、5G、虛擬現實、精準醫療、機器人、體育、中國制造2025等八大關鍵領域,為中國實體經濟添薪加柴,做中國的高價值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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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施洪流

1 : GS(14)@2011-06-25 12: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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