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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思考：因股施策 閒來一坐s話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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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手活中，如果你是領導者，你應該知道因地施策，因為不同地域的實際情況是有差異的，做決策必須要從實際出發。如果你是個管理者，不管是機關事情單位還是企業個體經營者，你應該懂得因人施策，因為你管理的人的性格、修養、經歷、學識等等是不同的，因此需要結合每個人的特點發揮其長處，而制約其短處。其實股市投資也如是，需要因股施策，因為我們投資的對象(股票)也是不同的，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而採取不同的買賣策略。

  比如價值投資，如果再細分還可以分為價值股投資、成長股投資；比如趨勢投資；比如週期股投資、弱週期股投資，如果我們不分對象，而只採取一種策略，從哲學上講，就容易犯形而上學的錯誤；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條道兒走到黑」、「一根筋」，其結果自然就容易受到懲罰。

  讀美國投資大師彼得.林奇的書，本人除了佩服他是個「勤奮的兔子」、從業餘生活中選股的觀點之外，最感覺「有用」的是它的靈活策略，比如它根據企業的不同，分為緩慢型增長型企業、穩定增長型企業、快速型增長企業、週期型企業、困境反轉型企業、隱蔽資產型企業，並提出「不同類型股票區別對待」。自己認為這真是十分聰明的策略。

  正如文中開頭所說，啥事也需要結合實際，這種靈活的策略需要結合中國股市的實際進行具體的運用。

  比如，對於緩慢成長型的企業，如本人界定它利潤年增長率低於15%以下。或者我們知道它的確定性有，但是成長性不足，我們可以不投，如果非要投的話，應該將股息率放在首位。這一點，在有些公用事情單位股票中體現較為充分，如旅遊股票，鐵路股票、港口股票、機場股票等等。

  對於穩定增長型企業，如本人界定它利潤增長率在20%左右，對於此類企業，如果我們能夠找到，自己認為找到個合適的價位鑽進去，耐心持有就是了。需要警醒的只是它有一天會變成緩慢型成長的股票。

  對於快速成長型股票，如本人界定它利潤增長穩定在30%以上，如果穩定型增長股票是普通火車的話，那麼這種快速增長型股票更像是高鐵，買入時在市盈率等條件上可以適度放寬些（根據72定律，20%的增長3.6年翻番，30%的增長2.4年翻番，40%的增長1.8年翻番，當然對市盈率要求不一樣）至少不能以緩慢型對待，持有這種類型的股票你就先享受那種「坐轎之樂」好了（有時可能是演變成趨勢投資了）。當然，需要警醒的是，它突然有一天增長放緩，造成成「估值殺」。

  對於週期型、困境反轉型、隱蔽資產型股票買、賣策略也會不同。而且自己一向認為，如果你只是個普通的業餘投資者，沒有投資它們的能力，那就乾脆只選穩定增長、快速增長的股票好了。

  或許理論上的事好說，而實際操作起作可能不易，所以不妨以實證論述。

  如以本人目前持有的組合為例：格力電器，本人內心是以價值股、進入成熟期而介於緩慢增長型與穩定增長型股票之間來對待的（其實它近些年的成長總是超預期）；對於貴州茅台，也有點「價值股」的成份，當然預期它未來還是穩定增長；對於云南白藥、天士力則是以快速增長型股票而對待的，只要它保持在30%左右的增長速度，就耐心持有，如果有一天突然大幅放緩，要小心它們的「估值殺」，甚至是擇機退出。對於同仁堂，則是以穩定增長型股票對待，它只要保持20%左右的增長速度，就先放心持有好了。張裕呢，當然是將它當成困境反轉型股票來對待。對於這種困境反轉型的股票需要有自己的鑑別力，如果拿捏得準可以下重手，否則，最好是輕倉，或者是遠離。東阿阿膠則是穩定增長型的面大，而同時它現在又兼具困境反轉型的味道。顯然，什麼樣的投資策略，均是股票本身的質地所決定了的。

  當然，任何策略也說不上完美，甚至有時這只股票究竟是哪種類型的股票也不好界定，有時也會轉化，但是心中有這麼個大概，自己認為投資或許會變得更靠譜些。

中國債務總量整體可控 有序去杠桿要分類施策

今年3月，美國兩大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普先後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此舉曾經引發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關註。

中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率到底是多少?這些債務的風險有多高，會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系統性風險或者區域性風險，應對這些債務和風險有哪些應對舉措?基於此，日前，國務院信息公開辦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共同舉辦第25次文津圓桌閉門研討會進行研討。

債務總量持續增長但整體可控

數據顯示，以廣義信貸總量的指標，到2016年一季度末，廣義信貸為134萬億，廣義信貸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個百分點。以各項貸款比GDP的指標，到2015年底這個指標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個百分點。這說明這些年我國債務總量在持續增長。

不過，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國鋒稱，相對債務總量增長，債務結構的問題更加需要引起關註。

何國鋒強調，值得關註的是，社會整個融資體系結構不合理，長期依賴銀行體系。他說，近年來，直接融資尤其債券融資這塊發展比較快，但股票融資占比比較低。2015年末債券和股票融資總量在社會融資規模占比14%左右，這導致實體經濟融資壓力和風險過度集中在銀行體系，銀行業承擔了大量本來應該由資本市場解決的一些金融服務，像科技創新、大眾創業、兼並重組這些應該由股權融資來做更好一些。

就整個銀行體系來看，中國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率仍較低。何國鋒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5%，同時整個貸款損失準備也比較充足，目前商業銀行貸款撥備有2.4萬億，今年以來還在增長，撥備覆蓋率175%，貸款撥備率3.06%，對於不良貸款仍有充足的撥備。

此外，企業債市場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業債券存量規模4.17萬億元，占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余額的四分之一左右。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財政處處長關鵬表示，發改委管理的企業債券最大的特色是與投資項目直接掛鉤，服務於國家重大戰略、重大規劃和重大政策，資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較優質的資產，能夠產生穩定的經營收入，是債券還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業債券在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的各品種中違約數量最少，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另外，財政部預算司債務處處長尹李峰也提到，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當前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尹李峰說，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兩項合計全國政府債務26.66萬億，占GDP的比重為39.4%，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也低於當前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從地方政府債務來看，目前債務風險也總體可控，以國際通用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指標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國際通行警戒線。與一些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不同，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了大量與債務相對應的優質資產作為償債保障，加上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增長，也為債務償還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過，針對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總體有所下降、局部地區的債務風險有所上升、地方政府違法或變相舉債擔保情況仍有發生、一些地方還有一些不規範的PPP模式等新情況和問題，尹李峰稱，有關部門正在督促地方和相關部門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從居民負債來講，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提到，2013年中國達到55.5%，美國為113%(2007年為143%)，日本是130%。相對來講，中國的居民部門負債率還是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曹紅輝說，消費的貸款在中國是兩倍於經營性負債的，占到整個居民負債的32%，其中居民負債中，80%是用於購買房產，其次就是汽車和信用卡的貸款。另外，中國的居民人口結構中，40歲以下占53.71%，這說明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並非是造成中國居民負債增長的一個顯著制約因素，今後還有比較大的增長空間，人口結構沒有成為一個約束。按照美國15%的居民負債的邊界來看，大概我們可以新增40.69萬億的居民負債空間。

綜合舉措解決結構性債務問題

在論壇上，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表示，全球債務同樣在增長不能光拿中國說事。他說，從全球來看，2000年開始全球債務87萬億，2007年是142萬億，2014年是200多萬億。在2007年到2014年債務危機債務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萬億美元。債務對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絕對值和相對值都在上升。到現在為止這種持續上升的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逆轉，但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

雖然總體負債水平上升，但相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GDP負債水平還是處於一個比較低位的水平。

曹紅輝說，2001年到2014年，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達到49.7萬億美元，新興市場為14.2萬億美元。從全球來看，數量眾多的邊緣化國家的負債率在下降，少數重要的經濟體的負債率卻在快速上升，這其中存在結構性差異。比如，美國2001到2014年負債率從53%上升到100%，日本從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桿的過程中，美英兩國效果最為顯著，但其他發達國家的居民債務水平不減反增，比如加拿大、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債務持續膨脹，荷蘭、丹麥、挪威的杠桿率大大超過了美國的峰值。

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萬喆說，中國的債務狀況總的來看有三點，一是赤字總體比較小，二是經濟增速仍然全球領先，三是中國政府掌握了很多生產性資源，不大會出現資不抵債的狀況。整體來說，債務水平和狀況應該是可控的。但問題是，既然債務實際可控，為什麽坊間、尤其外圍對中國的債務問題會有這麽大的恐慌呢?

她說，這其中有一些問題值得關註，比如債務總體不透明，除了過去不願意主動公開債務情況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債務都是直接顯性的債務，有一些直接隱性和間接的債務沒有談到，隱性債務如何清算出來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另外，政策的不連續，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轉向特別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層後出現異化，再有可能一些可執行的程度不是那麽高，這容易招致質疑。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前副所長何帆也認為，中國的債務問題是結構性的。總體來看，中央政府的債務水平並不高，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增長速度比較快，企業負債水平較高。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願意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是希望地方多花錢，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並沒有明確劃分清楚。第二，企業負債很高，跟依靠貸款的粗放增長方式，跟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都有關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資超過了自己的需求，錢到手之後轉手倒給中小企業，自己還能賺一筆錢，導致負債率越來越高。如果看這些指標，只能說中國經濟處於亞健康狀態，但並沒有到了馬上就要出現危機的地步。

何帆預測，如果真的出現危機，肯定反映在流動性方面。政府債務的騰挪空間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業的負債，企業到最後還不上錢了。只是目前來看，企業的盈利狀況大體來講還比較穩定，沒有出現明顯的惡化，另外，企業的資金仍然主要用於日常經營，尚未出現企業資金大量被占用還舊債的情況，也沒有出現明顯的還債擠占了投資的情況。

何帆認為，債務問題是必須盡快解決的。不過，中國還遠遠沒有到了馬上就要爆發債務危機的時候，不必過分擔心。有時候，債務危機是自己嚇出來的。

何帆建議，應該密切關註債務指標，同時盡快做好預案準備。各種解決債務問題的政策措施很可能會有一定的副作用。解決債務問題，需要“雞尾酒療法”，各種藥效需要配合，劑量需要斟酌，對潛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慮。

何國鋒也表示，要實現經濟有序去杠桿，把債務盡可能的降下來，還是應區別對待，分類施策。從銀行信貸角度，總的思路還是應該通過信貸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對不同行業或不同產業采取不同的措施。從銀行監管角度來看，企業負債整體較高，同時企業債務風險已經有所暴露。當前，主要以央企作為突破口來研究怎樣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和企業債務鏈，緩解企業相互拖欠資金的問題，同時穩妥處置僵屍企業的信貸風險。對僵屍企業，現在主要還是盡量推動其進行兼並重組、債務重組，盡量少實施破產清算，對於必須要破產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貸怎麽退出來，包括信貸退出的方式、節奏，包括影響，盡量不搞大規模一刀切退出。

住建部：完善樓市調控 堅持分類調控因城施策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9月6日在其官網發布了貫徹《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的實施方案。

在方案中，住建部表表示，將完善房地產宏觀調控。根據房地產市場分化的實際，堅持分類調控，因城施策。堅持加強政府調控和發揮市場作用相促進，使房地產業與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居住需求相適應。建立全國房地產庫存和交易監測平臺，形成常態化房地產市場監測機制。實施住宅用地分類供應管理，完善和落實差別化稅收、信貸政策。建立公開規範的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進住房公積金提取、使用、監管機制，支持居民合理住房消費。

在加強監管方面，住建部表示，將加強市場監管機構和隊伍建設，加大對建築、房地產等企業和人員的監管，依法查處和曝光違法違規行為。健全新建商品房預售許可管理和現售備案制度、商品房買賣合同網簽制度、商品房交易資金監管制度。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多部門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制度。

自今年3月份全國兩會以來，這是住建部首次公開談論房地產市場調控問題。近期，為了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一些城市出臺了新的樓市調控措施。

綜合施策調房價，不能單靠房地產稅

定調2017年經濟工作，不久前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備受關註，其中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又是焦點。

外界註意到，在官方簡短的新聞通稿中沒有直接提到房地產稅。但會議提出，“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部教授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雖然此次會議沒有明確提出房地產稅，但里面提到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需要“財稅”手段，其實就包含了房地產稅。不要指望單一的房地產稅就能降低房價，調控房價還需要結合土地供應、信貸資金等綜合施策。

上海財經大學不動產研究所執行所長陳傑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按照上述會議表述，“房地產稅立法進程可能有所放緩。”陳傑說，房地產稅的殺傷力比較大，現在房地產市場其實很微妙很脆弱，一有風吹草動容易引起很大震蕩，因此中央對房地產稅很謹慎。

馮俏彬透露，官方已經設計出幾份房地產稅草案，但對方案內容未形成共識。對於房地產稅推出的時間，各方預期差別較大，但一致認為2017年不可能推出。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18日在上海公開表示，房地產稅設計複雜，估計5年內難推出。房地產稅是此輪財稅改革的重頭戲，按照2020年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總目標，馮俏彬認為2020年左右可能推出房地產稅。

抑房價不能單靠房地產稅

房地產稅立法在2013年被正式提出，當年11月份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到完善稅收制度時，首次談到“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

目前我國與房地產相關的稅種種類繁多，包括增值稅、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城鎮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契稅、印花稅和個人所得稅。而房地產稅與現行征收的房產稅僅一字之差。

到底什麽是房地產稅？2014年時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求是》撰文提到房地產稅構想，總的方向是，在保障基本居住需求的基礎上，對城鄉個人住房和工商業房地產統籌考慮稅收與收費等因素，合理設置建設、交易、保有環節稅負，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使房地產稅逐步成為地方財政持續穩定的收入來源。

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現在居民在住房保有環節免稅，房地產稅將增加保有環節稅負。

通過房地產稅來對住房征稅被視為調節房價的“利器”。

住建部原副部長仇保興今年9月公開表示，影響整個房地產趨勢的有兩把劍，第一把劍是房地產稅，第二把劍是房產的續期問題。而這兩項政策的出臺並非易事，其中夾雜著太多的敏感地帶與利益博弈。

馮俏彬表示，學界對房地產稅已經討論了20多年，在房地產稅控制房價方面基本達成共識，即房地產稅能在調控房價上起到一定作用，它的目的是增加持房者保有成本，會一定程度上改變購房者預期，持有多套房的稅負難以承受時，會選擇賣掉。2013年大家預期房地產稅即將出臺，那時候房價就很平穩。但是房地產稅不可能對房價調控起到決定性作用，不是“定海神針”，房地產稅必須結合土地供應、貨幣政策等綜合施策，才能真正調控房價。

單一房地產稅通過增加居民持房成本並不能控制房價。一個明證就是上海試點了4年居民住房征收房產稅，但房價調控效果幾乎可以忽略。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當前賣方市場下，房地產稅推出不大可能降低房價。

“由於房地產稅是保有環節征稅，而非交易環節，因此賣家不容易將稅負轉嫁給買家。”馮俏彬稱。

房地產稅草案已有

房地產稅立法得到重視，目前內部已經有立法草案，尚未正式向公眾征求意見，立法進度低於預期。

2015年8月，房地產稅正式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房地產稅還在2015年和2016年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當年立法工作計劃，屬於立法預備項目。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劉修文透露，房地產稅法由預算工作委員會和財政部牽頭研究，調整後的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已將房地產稅法列入第一類的立法項目。

“目前我們正在按照立法規劃和立法工作計劃的有關要求，對房地產稅改革與立法當中的重點、難點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論證，同時做好起草草案等相關工作。”劉修文當時表示，待草案比較成熟，並綜合考慮各個方面的因素後，適時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7月2日，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郝如玉在第十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上表示，目前房地產稅仍在起草過程之中，操作難度很大。

10月11日，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主任劉劍文表示，“目前草案已經有了，到了下決心的時候，要走全國人大的三審制程序，還要有征求意見，如果明年能夠提交全國人大審議，就已經很快了。”

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目前了解情況來看，房地產稅法草案有好幾個版本，但沒形成共識，在房地產稅面積抵扣等細節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未來房地產稅草案公布還需要根據方案可接受程度、時機、征管能力等做出一個政治權衡。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認為，目前立法進度與原來計劃時間表已經不匹配。賈康此前樂觀預計2017年房地產稅可以完成立法，但截至目前房地產稅草案還未征求公眾意見，也未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盛松成對房地產稅推出比較悲觀，認為目前對房地產稅征稅目的等都有爭議，5年內不大可能推出來。

房地產稅是此輪財稅體制改革中重要一環，按照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要求，2016年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馮俏彬認為，2020年左右房地產稅可能正式推出。

稅制細節引關註

作為一個新稅種，未來房地產稅納稅人、征稅範圍、稅率、免征或減征等具體細節受到外界關註，一些學者也有不少建議。

目前與房地產相關稅種繁雜，交叉征稅和稅率不合理問題比較突出。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汪利娜認為，在保有環節開征房地產稅不是簡單的增加稅種和稅負，還要做減法，以改變開發、交易和保有環節稅種重疊、稅負不合理的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曾表示，房地產稅改革要把現有的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合並起來。

中國住房情況較為複雜，按產權性質大體可分為：央產、軍產、單位產權和私有產權房；按取得和交易的方式可進一步細分：原有私房、房改房、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安居房、限價房、自住商品房和共有產權房等。未來征稅對象如何確定將是一大難題。

從房地產稅征稅稅基來看，學界有原價值、租金、量和市場價值計征等多種主張。

上海財經大學朱為群教授表示，房地產稅作為一種財產稅，是按照房地產的價值作為計稅依據的。從稅收公平角度去看，未來房地產稅計稅依據將是以市場價格為基礎。目前上海房產稅計稅依據是按照住房市場交易價格的70%來征收的。

業內普遍認為，未來房地產稅施行後，對房屋價值的評估將成為難題之一。

房地產稅稅率如何確定，也是大眾最為關心的一大問題。目前上海和重慶的試點可以參考，上海實行0.4%~0.6%的差別化稅率，重慶房產稅為0.5%~1.2%。

汪利娜認為，國外房地產稅多實行比例稅率，稅率從0.3%~3%不等。中國的房地產稅正處在起步階段，稅收法定和預算管理制度不健全、依法納稅觀念淡薄，要以調節財富和消費差距為目的，選擇一個公正公平的最優稅率，而不是簡單考慮財政收入，“取之有度”，制定合理稅率，是確保房地產稅推進的關鍵。

目前多數專家認為，房地產稅開征後應該設計免征範圍，只針對超出個人基本住房需求以上的部分征稅。

關於免征範圍，目前市場上主要有兩種觀點，一類觀點支持免稅標準按人均居住面積，比如上海試點房產稅按照人均免稅住房面積為60平方米。另一類觀點認為免稅標準應按照房屋價值確定免征額，因為不同地區相同居住面積的價值可能相差很大，按照人均居住面積免稅，就會有利於高價房主而不利於低價房主。

人民日報再談“房子不是用來炒的”：綜合施策，讓炒房者知難而退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最近一段時間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這個最新定位迅速成為了海內外各界廣泛討論的話題。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以來，中國一些地區房價上漲過快、投機炒作特征明顯，不僅容易導致金融風險上升，有損普通民眾的幸福感，長此以往，亦不利於房地產業在實體經濟中發揮積極作用。明年，中國將進一步采取綜合措施，因地制宜、因城施策，讓旨在投資投機的炒房者知難而退，最終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炒房不利實體經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任興洲指出，炒房容易使價格短期內暴漲，引發恐慌性購房，形成“房價—地價”輪番上漲的局面。房價如果嚴重背離了其自身價值和當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就會使房地產泡沫不斷積累，不僅擡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且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而對經濟發展產生較大危害。

在任興洲看來，一些炒房者短期內獲得高額收益還將造成不良的示範效應，引導更多資本“脫實入虛”，對實體經濟形成“擠出效應”，從而將對我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提升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很多國家和地區，都不能容忍炒房行為大行其道。近兩年，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我國香港地區都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嚴格限制當地房地產炒作的行為。”任興洲說。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主任金煜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從短期和局部來看，供求決定價格，“低買高賣”可以為交易者帶來差額受益;但從宏觀和整體視角來看，“價格圍繞價值波動”才是更根本的市場規律。如果炒作使得價格與價值顯著失衡，就容易出現“市場失靈”。

“實際上，炒房者的預期一般是：熱點城市生產率高、財富多，大量外來轉移人口將持續遷入。但實際上這個預期一定能實現嗎?一方面，房價過高會提升實體企業的成本，降低當地對企業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國家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追求的是各地區均衡發展，而不是只讓少數熱點城市承擔新增城鎮人口。”金煜說。

熱點城市樓市降溫

事實上，在促進房屋回歸居住屬性方面，各地已經開始出招。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15個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降溫，房價走勢明顯趨穩。與11月上半月比，11月下半月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中，9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下降，降幅在0.1至0.9個百分點之間;2個城市環比持平;其余4個城市環比漲幅也均回落至1%以內。

“炒作大行其道，市場就容易失靈，這時政府的作為就顯得十分重要。就明年來看，中國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將呈現三大特點：一是加大熱點地區住宅土地供應，同時加強不同區域之間土地占補的協調;二是加強信貸監管，提高投資性投機性購房的成本，控制家庭購房杠桿，防控金融風險;三是大力發展房屋租賃市場，盤活現有住宅資源。”金煜說，總而言之，住房回歸居住屬性正日益成為社會共識，未來房地產市場的政策與氛圍也將有助於讓炒房者知難而退。

在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看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相關論述意味著決策層進一步明晰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定位，強調房地產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實現“住有所居”，讓住房回歸其居住屬性。他指出，以前我們把房地產業作為經濟增長點和消費熱點，現在將房地產業定位為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民生產業，有助於擠出泡沫，促進市場健康平穩發展。

防控風險健康發展

專家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目的在於防控風險，使房地產市場回到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避免竭澤而漁，方能常吃常有。

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劉洪玉表示，長效機制建設應當是多方面的：在金融方面，既要為普通購房需求提供支持，也要嚴格控制投資投機性購買者的杠桿水平;在稅收方面，住房投機投資收益要能夠在投資者和社會大眾之間合理分享;在土地供應方面，政府要促進城市低效使用土地再開發，避免因土地供應緊張而導致房價過快上漲。總之，各地應逐步建立包括金融、稅收、土地等政策在內的一套制度體系，同時探索出一套適合新型城鎮化和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模式。

“需要看到，我們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是有基礎、有潛力的。”金煜說，中國正處於城鎮化中期，城鎮化相對於工業化水平而言還比較低，同時，各地在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資源方面的差距，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也是未來城鎮化的潛力。因此，只要把握好房屋的居住屬性，紮實落實中央各項改革措施，房地產業就將為中國經濟的長期繁榮貢獻更多積極力量。

金融委部署化解兩類風險，對網貸平臺分類施策

新一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下稱“金融委”）成立以來，兩度聚焦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8月24日，國務院副總理、金融委主任劉鶴主持召開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專題會議。7月2日，新一屆金融委成立並召開首次會議，也是研究部署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等相關工作。

24日的會議主要關註兩類風險，一是網絡借貸行業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進展情況，二是上市公司股票質押風險情況。會議還研究了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的有關舉措。

今年我國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放在了三大攻堅戰之首，其中防風險的重中之重是金融風險，尤其是在當下一些宏觀經濟增長指標回落、金融風險顯性化的階段，加上中美貿易摩擦等外部因素。今年4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也顯著走弱，國內資本流出面臨壓力，股市比價疲軟，債市再爆違約潮，加之最近的網貸平臺風險頻發。這種情況下，金融委今年所做的事情將非常多。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中心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稱，今年金融委將緊緊圍繞兩大主線，一個是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一個是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網貸風險處置為第一議題

此次金融委召開會議，在8月下旬這樣的時間節點，把網貸平臺的風險處置作為首要議題，並且會議的目標非常明確，不是泛指互聯網金融，而是網貸平臺。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說明近期各地網貸平臺出現的危機，已經引起了國務院以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關註。

針對網貸平臺的風險處置，會議明確，下一步，要繼續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政策的節奏和力度，處理好短期應對和中長期制度建設的關系，紮紮實實做好工作。

具體來看，工作主要分為三方面：首先是做好網貸風險應對工作，要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各部門間的分工和責任，共同配合做好工作。其次，要深入摸清網貸平臺和風險分布狀況，區分不同情況，分類施策、務求實效。最後，要抓緊研究制定必要的標準，加快互聯網金融長效監管機制建設。

“網貸平臺註冊地是一個地方，但是投資者是全國性的，單純靠地方或者某一個部門來解決是不可能的。”趙慶明對第一財經稱，會議明確了處置網貸平臺的風險，需要中央和地方之間分工協作，做好配合。

尹振濤表示，P2P網貸平臺的風險整治需要經歷三個階段，首先是摸清問題，然後出臺整治方案，最後是驗收通過。從金融委會議的精神來看，目前監管者定性的網貸平臺還處於摸清問題的階段。

會議還提出，要分清情況，分類實施。“從這里可以看出，中央對網貸平臺的態度並非‘一刀切’，說明還是認可一些合法經營的平臺的價值，對於這一類平臺，要建立長效機制，讓其合法生存。”趙慶明說。

在尹振濤看來，所謂的分類管理，並不是根據業務模式分類，而是合規性的分類。即哪些平臺是合規的、哪些是可以通過整改進一步合規的、哪些是需要無風險退出的、哪些是已經涉及違法需要依法處置的。

“根據不同的類別，出臺不同的細則和規定，推進網貸平臺的整改和風險化解，最終實現去偽存真。”尹振濤對第一財經記者稱。

最後，會議提出要設立標準和長效機制。尹振濤表示，實際上這兩者的核心都是營造環境，通過建立行業內、跨行業的標準，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並且形成長效監管的環境。

最近幾個月來，各地P2P網貸風險頻發，成為當下金融領域一個重要的風險點。對此，國家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出臺了一系列的手段，緊急處置和化解風險。其中就包括了應對網貸風險的十項舉措，提出依法打擊轉移資金、跑路等惡性行為；監測資金流向，管控高管人員，引導問題機構良性退出；依法緝捕外逃人員，全力做好追贓挽損；回應和解決群眾合理訴求；嚴禁新增網貸機構等。

早在今年7月，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下一階段工作方案就已出臺，明確了時間節點，P2P網絡借貸和網絡小貸領域清理整頓完成時間，延長至2019年6月，其他各領域重點機構應於2018年6月底前，將存量的違規業務化解至零。

6萬億股權質押

在經歷了近三年的市場整治之後，資本市場場外杠桿大幅下降，目前主要的杠桿就是股權質押融資。根據華創證券統計，目前A股市場上有3400多家公司參加了股權質押，目前股權質押的總參考市值達6萬億元規模，占A股總市值10%左右。

回顧過去五年，2015~2017年是股權質押規模快速上升時期，其中2015年是股權質押規模增量最多的年份，質押市值49302億元，同比增長91%。今年以來共有1693家公司新增11224筆股權質押，股權質押規模8486.25億元。

針對股權質押風險，24日的會議提出，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要創造好的市場環境，鼓勵和幫助市場主體主動化解風險。要通過紮實推進改革開放，創造良好市場預期，維護金融市場穩定。

“目前資管新規等監管角度都出現了一些邊際緩和，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提供一些融資便利的途徑，幫助股權質押方和被質押方協同化解風險。”華創策略首席分析師王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A股市場股權質押風險整體可控，且處於風險逐月下行的趨勢。

他解釋稱，當市場連續下跌時，就會催生股權質押帶來的“螺旋式”下跌風險。可以從兩個維度對風險進行測算，包括高比例質押風險和高爆倉風險。

首先，從股權質押比例分布結果來看，目前A股中質押比例集中於30%~40%區間，質押比例超過60%的公司數量較少，超過70%的僅8家，高質押比例公司可能面臨更多的解押壓力，第一大股東高集中度的股票質押發生風險或給上市公司造成較大流動性損失。

其次，根據測算，以跌至平倉線的下跌空間排名來看，休閑服務（14.53%）、國防軍工（14.08%）、銀行（13.67%）及商業貿易（13.06）下跌至平倉線的“安全空間”較大，在市場調整下股權質押爆倉風險相對較小，而采掘（9.83%）、通信（9.91%）、電子（9.91%）及建築裝飾（10.15%）等下跌空間較小，屬於高爆倉風險行業。

“以采掘為例，如果行業指數下跌10%，股權質押就有爆倉風險。但需要註意，指數不同於個股，而且從年初以來已經下跌了20%左右，再跌10%的概率是相對比較低的。”王君稱，6月、7月單月風險是比較高的，不過近期調研發現，已經有券商和上市公司在交流，共同利用各自的資源關系，協助上市公司補倉降低風險。所以從實際來看，風險也在有所緩解。

據他統計，股權質押的解押時間集中在未來兩年，2020 年以後股權質押到期規模逐漸減少。未來一年（2018.7~2019.6）質押到期規模為1.86 萬億，約為整個A股市場總市值的3%。各月度存在的已有質押壓力呈總體下降式分布，2019年上半年解押壓力逐漸減弱。

進一步深化改革

會議還研究了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的有關舉措。會議強調，要進一步深化資本市場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突出矛盾，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會議指出，要抓緊研究制定健全資本市場法治體系、改革股票發行制度、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質量、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立統一管理和協調發展的債券市場、穩步推進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拓展長期穩定資金來源等方面的務實舉措。

具體有哪些舉措呢？26日的網易經濟學家夏季年會上，證監會主席助理張慎峰已經對此作出詳細解答。他在上述年會發表公開演講時表示，下一步的工作具體包括五個方面。

首先是堅持以改革為主線，夯實基礎制度。積極推進上市公司並購重組，完善發行審核和並購重組監察機制，進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和透明度。抓緊推進股份回購、員工持股等基礎性制度改革。修訂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研究建立上市公司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ESG）報告制度，全面提升上市公司質量。推動落實公募基金參與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賬戶試點。

二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加快推動證券行業放寬外資股比限制政策的落實落地。進一步優化滬深港通交易機制。抓緊推進滬倫通各項準備工作，爭取年內推出。積極支持A股納入富時羅素國際指數。修訂QFII、RQFII制度規則。推動更多的已上市期貨品種對境外交易者開放。

三是規範發展私募基金市場。加快推動出臺《私募投資基金管理暫行條例》，修訂出臺《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進一步健全創業投資基金差異化監管機制，優化創業投資基金發展環境，不斷提升私募基金行業規範運作水平，更好支持創新創業。

四是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範化解工作。在金融委的統一指揮協調下，堅持“穩”字當頭，努力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為服務實體經濟、深化資本市場改革開放提供堅實保障。

五是強化依法全面從嚴監管。加強上市公司和各類證券期貨機構監管，強化稽查執法力度。充分利用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大力提升監管科技化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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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任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