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搞寬鬆貨幣政策的美國，把台灣列入操控匯率警告名單，當然有點像是做賊的喊抓賊， 但基於現實，台灣必須思考匯率政策路線；然而，這何嘗不是檢討經濟沉痾的好時機？ 貨幣戰爭這個詞，是形容各國競貶貨幣，用低價商品擴張出口。不過，這場戰爭中誰是戰犯？美國顯然很有想法。四月二十九日，「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外匯政策」報告採用了一套新制度，提出貨幣操縱國的「觀察名單」。這份名單上，美國貿易夥伴有五名入列，除了韓國、德國、中國、日本，台灣也名列其中。 這份報告每半年發布一次，過去都只是相對中性地分析美國與貿易對手的數據。但美國國會去年二月通過了《二○一五年貿易便捷與貿易促進法》，今年二月生效，現在更具體設下三個條件，只要符合，就會認定該國是匯率操縱國。在此之下，這份報告變成「抓戰犯」的警告書，並且，後續可以「依法處置」。 三個條件符合兩個 台灣列匯率操控觀察名單 進入觀察名單，要在三個條件中滿足兩個：一、對美國貿易順差超過二百億美元；二、該國經常帳順差大於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三％；三、持續性單方面干預匯率，淨買外匯金額超過該國GDP的二％。若三個條件都滿足，美國就認為該國是「透過操縱匯率取得不公平的貿易優勢，進而傷害美國經濟」。 而按照美國訂的規矩，寬鬆貨幣政策並不算干預匯率，即使是「非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如美國聯準會的大印鈔票、歐洲央行今年祭出負利率，都是各國自主。事實上，日本近年數次進行量化貨幣寬鬆政策，而報告仍認為日本四年來都「沒有干預匯率」。但是，只要央行進場買美元，直接影響外匯市場，就是犯規。 姑且先接受美國對操縱匯率的認定標準，那麼，台灣為什麼被留校察看？美國財政部在報告中指出：「台灣的經常帳餘額過高（符合條件二），同時在二○一五年大部分的時間，都持續淨買入外匯（符合條件三）。 雖然一五年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一四九億美元，並未完全滿足法案所訂的三項匯率操縱條件；然而，台灣仍應限制外匯干預，只在市場極端失控時才執行，同時也要增加外匯存底及干預外匯市場的透明度。」 美國態度轉趨強硬 違者加入貿易協定將受阻 儘管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Jack Lew）強調，觀察名單的用意是促進美國與貿易夥伴間的談話，而不是經濟制裁。然而一旦從「觀察名單」晉升為「戰犯」，接下來「依法」也只有兩條路：和美國談判，或是被美國報復。 法案指出，如果雙邊談判開始一年後仍未達成共識，美國將採取以下制裁：終止對該國私人投資公司的融資、美國政府採購案將排除該國、要求國際貨幣基金（IMF）對該國監督。 至於第四項制裁，對於台灣影響最大：如果該國進入貿易協定，要美國代表同意，美國將考量匯率因素做決定。這也將直接影響台灣費盡心力想加入、卻難上加難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事實上，這些舉措主要是針對中國而來。多次被美國財政部引用資料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名譽主任伯根斯坦就評論，二○一五年的修法，主因來自美國國會不滿財政部一直不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無論這個舉動是不是「做賊的喊抓賊」，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為了保護本國經濟，日後的態度只會越來越強硬。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老早就在他的《政策改革書》表示，當選後會宣布中國為匯率操縱國；而民主黨的希拉蕊日前在愛荷華州一場會議中也表示，應該在TPP中，納入對匯率操縱國嚴懲的條款。 警訊一：別再干預阻升 被看破手腳 應思考新模式雖然真正的目標是中國，且美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台灣對美貿易順差過去從未超過標準，也與台灣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相差甚遠，不太可能真的被美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但伯根斯坦認為，財政部的認定標準太寬鬆：「美國應該降低雙邊貿易順差的標準，現在就和台灣開始談判。」美國國會是否認同伯根斯坦的意見，在未來採取更嚴格的抓戰犯手段，不得而知，但是從這次的觀察名單事件，台灣有兩個更急迫的問題需要面對。 首先，在美國列出十二個貿易夥伴中，台灣是唯一被美國財政部認定「持續並單方面干預匯率」的國家；根據美國財政部估算，台灣央行淨買入外匯占GDP比率是十二個美國主要貿易往來國的最高，達二．四％。 美國財政部同時也檢視過去十五年的數據，發現「在過去十五年，台灣和中國每一年的匯率干預都超過標準，韓國則在其中幾年超標。」到底有沒有干預？台灣與美國各說各話，但是央行資訊的透明度欠佳，則是不爭的事實。 美國財政部過去兩次報告中都指出：「雖然台灣不是IMF會員國，但台灣其他部門的經濟數據，都有按照IMF數據公布特殊標準（SDDS）揭露。自從中國採取SDDS後，台灣已是亞洲主要新興國家中，唯一一個沒有按照標準公布外匯存底資料的國家。」同時，台灣央行不公布外匯干預的資料，私下進行市場操作，也讓美國很感冒。美國財政部去年十月的報告指出：「從公開資料上來看，台灣顯然在金融帳及國際收支帳上，都有阻升的干預跡象。」「從日間交易數據上來看，一五年的前七個月，有七五％的交易日，央行顯然在收盤前的一個小時賣出台幣，藉此發出訊號，告訴市場央行對該交易日的目標收盤價。」對此，央行回應，美國財政部的報告與事實不符。但無論如何，這次美國用明確手段警告，就像在對台灣央行放話：「別再躲躲藏藏，我看破你的手腳了！」基於國際現實，台灣顯然已不得不重新思考過往慣有的匯率調控模式。但更大的問題是，即使沒有美國施壓，台灣過去十五年來央行不斷干預匯市，以「低匯率救出口」的匯率政策，還能走多久？ 警訊二：貶值經濟學末路 降經常帳順差、擴大內需 其實，台灣那高得不成比例的經常帳順差，正是台灣經濟真正的問題所在。按照美國財政部資料，台灣經常帳順差占GDP比率，過去三年仍不斷擴大，增加了五％；但是同時，我們的出口已經連十四個月衰退。這代表台灣經常帳順差增加只有一個原因：進口衰退的幅度，以及國內消費投資的減少，比出口衰退的速度還快！這就是刻意壓低匯率，追求經常帳順差的惡果。 事實上，央行在一○年就曾摘譯IMF的報告，標題是「減少持續的經常帳順差以得到適當的平衡」。文中指出，政策引導的經常帳順差減少，雖然出口下降，但整體經濟不一定變差：「匯率升值是經常帳順差減少的關鍵因素，但在升值的同時，採取擴大內需的經濟政策或結構性改革，能夠得到最佳的結果。」台灣若要改善經常帳順差這個長年累積的大問題，勢必要迎接更有彈性的新台幣。新政府在制定未來的經濟政策時，不能再只把重點放在出口、不重內需；也同時要改變央行偷偷阻升台幣的習慣，讓台灣匯率波動正常化。 雖然央行貶值救經濟鞠躬盡瘁，連美國財政部都「認同」，但是當出口已連十四黑，美國也點名台灣，台灣的匯率政策也要重新思考，不能永遠只有兩個字：貶值。 撰文 / 楊卓翰 | ||
她冷靜務實、善於謀略，下棋時，將對手17步以內的反應全都納入計算， 她在國際刑事法庭成功起訴國家元首，她是第二屆唐獎法治獎得獎人阿爾布爾，法界的奇女子。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晚上，本該是輕鬆的周末，路易絲．阿爾布爾（Louise Arbour）端坐在辦公桌前，仔細地檢閱手中文件，輕薄的紙上，每個細節都再三斟酌，因為這不僅關乎一個國家的命運，還牽涉許多人命。 她此時的職位是聯合國審理南斯拉夫戰犯的國際刑事法庭（ICTY），與盧安達國際戰犯的國際刑事法庭（ICTR）的共同首席檢察官，難以一口氣讀完的超長職稱，有著相應的分量，她的工作是要將發生於南斯拉夫與盧安達的種族屠殺戰犯，繩之於法。 她手中的這份文件是對時任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的起訴書，阿爾布爾接手檢察官前，國際刑事法庭成立四十年來，幾乎名存實亡，當時對這個單位的嘲笑可多了，如「kangaroo court」（非法法庭）、「法律秀場」等等。 國際刑事法庭聲譽如風中殘燭，阿爾布爾的這份起訴書，可能是翻轉人們對國際刑事法庭觀感的轉捩點。一旦她送出這份起訴書，而ICTY法官也簽名核准，米洛塞維奇就從一國總統淪為通緝要犯。 直搗歐洲火藥庫 說服安理會強權背書 阿爾布爾解釋，「將總統定罪需要相當謀略，畢竟《國際法》沒有警察行使調查權，還能逮捕罪犯，所以必須很有策略利用國際政治資源，才能落實法庭權力。」有個笑話是這樣，「如果殺一個人，你的命是國家的，但如果能殺一千萬人，國家就是你的。」阿爾布爾話說得清淡，事實上，當時的情況是，她要緝捕的戰犯們不是手握重權的政治家，就是軍火充足的將軍，有時，他們的軍火甚至比駐守當地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維和部隊還強大。 以米洛塞維奇為例，他被稱為「巴爾幹屠夫」，煽動國內民族主義，為達成「大塞爾維亞」目標，實施種族淨化，造成逾二十萬人死亡，三百萬人無家可歸。但他是在位總統，要將這樣手握重權的屠夫定罪，談何容易？ 阿爾布爾當時需要的奧援，除了北約軍隊，還包括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美、俄、法、德、英等。阿爾布爾回憶，當時情勢極端緊繃，不比一般法庭，任何一步出錯，不僅僅是起訴失敗，也會打亂當地政治驚險的平衡，更會讓在塞國境內調查的下屬送命。 她在公開起訴前，先行知會上述安理會成員國領袖，她笑著說，整整四十八小時，領袖們給她的回應是，「完全的沉默。」畢竟這些強權可不想隨便打草驚蛇，擾亂巴爾幹半島這個歐洲火藥庫的和平；而阿爾布爾若少了這些強權背書，她的起訴不會有影響力。不過，各國最終願意正視米洛塞維奇的劣跡，勉強同意她的激進作法。 在召開記者會前，抗壓性超強的阿爾布爾還有心情開玩笑告訴下屬們，「別擔心，我不是要辭職。」等到發布起訴後，經過兩周緊繃對峙，她成功將米洛塞維奇緝拿到案。 阿爾布爾一生從事法律，在監獄人權、國際衝突預防上，皆有傑出表現，但能突破國際政治現實，成功起訴米洛塞維奇，是她一生最具指標性的成就，也使她成為第二屆唐獎法治獎得主。 恐怕沒人想到這位留著蓬鬆捲捲頭，筆挺衣領常常蓋住大半脖子，笑起來溫柔和藹的大媽，在處理國際事務上，膽識比任何人都猛，法學專攻的也是最冷酷的《刑法》。訪談間，她再三強調，無論什麼策略，「有效」以外，還要兼顧「合法與道德」。 深諳紙牌、棋局 計算對手17步內反應 她毫無疑問是理想主義者，但另一方面，她冷靜務實、善謀略，私底下愛好紙牌、棋局的她，曾形容自己「將未來十七步的策略都想好了」，她顯然從不被理想沖昏頭，而總是根據現實，謀定而後動，或許就是這樣「最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性格」，才能成為翻轉國際棋局的操盤手。 阿爾布爾越洋接受《今周刊》電訪，談到過去這段步步驚心的過程，她呵呵地笑，「是啊，這件案子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都是我這輩子經手的案子中，最複雜、最困難的一件，真的很像電影情節。」當記者忍不住追問她，當時的心裡感受是什麼？害怕嗎？她立即失笑，「不、不、不，我沒有害怕生理威脅，但我的確非常擔心犯錯，因為這件事影響深遠，坦白說，沒有人知道怎麼做，所以我只能非常小心。」在此之前，她大半職涯都在當教授與法官，理論難不倒她，實際辦案經驗卻不算多，但憑著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膽識，她也無畏接受挑戰。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同時擔任盧安達與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兩地狀況完全不同，處理方針也得因地而異。 不貼通緝公告 突襲、設局 無預警捉嫌犯在塞爾維亞，她最大的難題是，「你知道這些戰犯在哪裡，但他們都被政府保護得好好的。」阿爾布爾前任檢察官，曾大張旗鼓將這些通緝犯的照片貼在大街小巷，希望能對戰犯產生心理嚇阻，藉此改變「北約軍方不想動，當地政府不會碰」的局面；這在國內法庭很理所當然，但在實踐國際刑事法庭卻是「異想天開」。 阿爾布爾上任，一反前任作法，拿下所有通緝犯貼文，一切靜悄悄進行，罪證確鑿後，人力、資源都極少的情況下，只求衝突最小化，避開正面對決，不是直接突襲捉拿，就是設局請君入甕！ 「盧安達的挑戰完全不同，戰犯散布在非洲各地，必須想辦法把他們找出來。」但非洲當地貪汙嚴重，她最常面臨的問題是，「鉛筆用完了」，甚至連影印機、電腦也沒有，犯罪事實無法歸檔，更遑論蒐集證據。物資匱乏以外，甚至面臨當地政府即是戰犯，國際刑事法庭雇員遭滲透，政府掌握阿爾布爾的一舉一動，暗殺事件頻傳，調查寸步難行，她只能設法突圍。 「這份工作說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冒險，也不為過。」回憶這段過去，再理性的人也忍不住發出喟嘆。其實，她並不是從小就習於冒險。阿爾布爾在講法語的魁北克長大，父親是旅館商人，經營兩家旅館，她時常兩處輪居，但父母感情不好，童年根據她自己形容，「失常又慘澹。」從小就讀保守的修道院學校，後來選擇法學院「我根本沒多想，單純是實際就業考量，當時法律看起來是個好選擇。好在我與法律一拍即合，從一開始就表現得很好。」阿爾布爾語氣不無得意地說，她人生膽識即是在每一處的轉折中，只管戮力向前，而不考量太多退路，逐漸累積而成。 除了擅長大頭大腦的法律理論，她也有幽默親切的一面，阿爾布爾聊起自己轉任法官的過程，其時選任法官制度不若現在透明，她是直接由司法部官員挖角，她一口答應，便從法學院教授跳轉法官。 面對職涯劇變，她笑說，「我當時可不知道怎麼當法官呢，還好我看了很多電視，知道應該坐哪裡。」第一次開庭時，她雖然正確坐到法官的位置，卻不曉得罪犯站哪裡，誤將檢察官當作罪犯審問，「你知道，他剛好有一副容易被誤會的長相。」嬉笑之餘，她的本質到底是認真嚴肅的，對於下一代年輕人的徬徨，她給的建議也是一貫「兼納理想與現實」，「不管想做什麼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技之長，但光對社會有熱血是不夠的，累積實力，接受磨練，才能真正達到對社會有所貢獻。」 路易絲．阿爾布爾 （Louise Arbour） 出 生：1947年 現 職：加拿大博歷維律師事務所 資深顧問與駐所法學家 學 歷：蒙特婁大學法律學系事 蹟：聯合國ICTY與ICTR共同首席檢察官、 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國際危機預防組織總裁兼執行長專長領域：《刑法》、《憲法》、《人權法》、《國際人道法》 撰文 / 蔡曜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