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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會議制度成型一波三折,牽頭人最終花落央行,如何從信息交流平台突破, 還需一套機制保證落實 ◎ 本刊記者 張宇哲 文zhangyuzhe.blog.caixin.com “防範跨市場、跨行業經 營帶來的交叉金融風 險。”這是國務院辦公廳7月5日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金十條)提出的要求,並指出由人民銀行牽頭。 8月15日,國務院對央行報送的《關於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工作方案的請示》做出批復,同意建立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聯席會議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 在2003年銀監會成立後,曾建立過“三會” (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聯席會議制度。 “由各會主席參加,開過 兩次,都是由銀監會牽頭,只是停留在相互交換信息的階段。 ”一位監管人士告訴財新記者。 2008年6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主持建立了金融旬會制度,加強“一行三會” (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協調配合,推進金融發展、改革、開放、創新、監管和服務。每隔十天左右舉行會議, “一行三會”和外管局的負責人出席。 當年 7 月,國務院辦公廳還下發了央行三定方案,明確央行在國務院領導 下會同“三會”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以部際聯繫會議制度形式,加強貨幣政策與監管政策之間以及監管政策法規之間的協調。 不過,據前述人士透露,由於各監管部委對央行牽頭有不同意見,最後未能實施,保留下來的就是由國務院領導 直接牽頭的金融旬會制度,作為金融監管協調部級聯席會議的替代制度。 如今,新的聯席會議由人民銀行牽頭,成員單位包括“三會”與外匯局,必要時可邀請發改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參加。央行行長擔任聯席會議召集人,各成員單位主要負責人為組成人員。聯席會議聯絡員由成員單位有關司局負責 同志擔任。目前,召集人為央行行長周小川,成員包括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證監會主席肖綱、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外匯局局長易綱。 這是首次明確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由央行牽頭,央行行長擔任聯席會議召集人。 “央行在專業上從宏觀審慎角度、以及對全局的視野,比其他監管機構牽頭更適合。 ”世界銀行東亞與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對此評價。 “從宏觀審慎角度,跨部門協調,央行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針對現在的混業趨勢也是一種進步和探索,但還需要一套機制保證落實。 ”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認為。 接近匯金公司人士亦認為,此舉應 比此前的部級聯席會議制度的權限和功能大一些,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根源是如何打破部門利益, “但現在做不到,在現有分業監管現實下,金融監管協調 的部際聯繫會議制度,是在以前機制上有更多的信息分享和溝通,可能是一種向混業監管發展的過渡安排。 ”多位金融專家認為,從現有安排看,沒有明確的決策機制、議事規則、決策權限等,真正的宏觀審慎的框架做不到,可能實際操作上,仍會只是一個信息交流的平台,缺少機制保證,監管協調的目標非常有可能落空。 “至少,部際溝通會比以前多, ”一位央行人士向財新記者如是表示, “相當于有了尚方寶劍,比之前有推進。 ” 曲折演進 2008年籌措由央行牽頭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時,主要爭議在於交叉監管領域職能的劃分,各監管部委都希望把監管職能界定得更明確、更清晰。 “比如存款保險制度十年來遲遲無法實質性地推動,一定程度上也與這一機構未獲得相應檢查權限有關。 ”一位銀監部門人士稱。 “實際上,隨著混業經營程度越來越高,必然涉及交叉監管領域,金融體系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滲透,很難把業務和機構劃分得一清二楚。 ”前述央行人士稱。 此後,當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升級並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9月,央行成立了國際金融危機應急工作小組,下設金融危機應急處置小組,密切監測國際金融危機發展態勢和國內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積極制定應對預案及時處置突發風險,並開始積極著手推進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建設,加強信息共享防範跨行業跨區市場金融風險。 據前述人士介紹,由於彼時未能明確央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當時央行採取的折衷措施,就是協調金融監管部門開展風險監測。為加強金融工作的統籌協調,當年9月,央行牽頭制定了“一行三會”的信息共享暫行辦法,加強“一行三會”的金融信息交流與共享。 四年之後,國務院終於明確由央行牽頭。不過,這一制度能否發揮有效作用以及能在多大層面發揮作用,受訪的多位業內資深人士對此並不樂觀。 自2003年銀監會成立,曾嘗試牽頭建立一個不包括央行在內的部際協調機制。當年6月,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簽署了《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 ,明確了分工合作框架和協調 機制。當年9月,第一次聯席會議召開,並明確例會每季度召開一次。不過,這一制度並沒有實施下去,第二次例會召開時已是次年。此後, “三會”之間的部際聯席會議很少召開。 相較于此次由央行統一牽頭涉及金融監管各方面的部際聯席會議,此前的部級聯席會議多為針對單個項目。 “自2003年銀監會成立之後,部際聯繫會議從來沒有很好地發揮協調作用,流於形式,背後的原因就是缺乏誠意,協調 是不得已的,並沒有真誠協調的動力。 ”一位高級金融專家對此稱。 比如,2007年2月中國銀監會曾組織召開處置非法集資的第一次部際聯席會議。由銀監會負責認定其非法集資的性質,屬於國務院交辦銀監會的法定之外的事項。 “這並不屬於銀監會的職責,這一機制並不順暢,最後的執行仍要落實到地方。 ”銀監會人士坦承。 “協調機制能否最大化發揮作用,其基礎就是各監管部門自身的使命、獨立性、授權是否明確,是否有真誠協調 的動機。 ”前述金融專家分析稱,另外,這些監管部委的負責人並不一定很瞭解具體問題,需要其下屬各司局、處級層 面強有力的專業支持,而且各監管部門之間的司局層面也需要無縫對接,對交叉領域的業務都充分瞭解。 他舉例稱,在國內備受爭議的影子銀行業務,銀監會並不認為信托、銀行理財等業務屬於影子銀行,理由是國外對影子銀行的定義是無監管、高杠杆的金融衍生業務;而國內的信托、銀行理財業務有監管、無杠杆。但在多位金融專家看來,銀監會僅僅從機構監管的角度考慮此類業務,並沒有從市場角度考慮。信托、銀行理財此類業務在行為上既缺乏監管也沒有充分披露,其業務實質屬於影子銀行。 至於實施了四年的金融旬會制度,在業內人士看來,雖然由國務院領導直接牽頭的金融旬會制度在跨部門協調上有一定作用 ;但“往往各監管部委的代表並不一定敢於直言” 。 職責任務重大 此次新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強調,聯席會議重點圍繞金融監管開展工作,不改變現行金融監管體制,不替代、不削弱有關部門現行職責分工,不替代國務院決策,重大事項按程序報國務院。聯席會議通過季度例會或臨時 會議等方式開展工作,落實國務院交辦事項,履行工作職責。聯席會議建立簡報制度,及時匯報、通報金融監管協調 信息和工作進展情況。 聯席會議制度的目標,是為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協調,保障金融業穩健運行。職責和任務包括五大項 :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協調;金融監管政策、法律法規之間的協調;維護金融穩定和防範化解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協調;交叉性金融產品、跨市場金融創新的協調 ;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的協調。 前四大項均涉及當前重要的金融監管協調課題,比如債市的互聯互通及統一監管標準、存款保險制度、信貸資產 證券化、金融消費者保護等。 今年6月的“錢荒風波”引發的銀行間貨幣市場的短期流動性風險,其原因在於銀行前期同業杠杆過高、期限錯配嚴重,這一風險事件就涉及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協調 ;維護金融穩定和防範化解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協調,則涉及地方金融監管機制的探索。 近年民間金融的蓬勃發展,問題也此起彼伏。溫州、鄂爾多斯等多地民間借貸市場利率高息化、全民化現象嚴重,考驗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地方金融穩定。而在農信社、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監管權下放到地方政府後,建立清晰的中央、地方分層金融監管體系框架,已成為不可迴避的現實。 一位省級金融辦主任指出,由於沒有一個統一清晰的地方金融監管框架,邊界不清,在實際操作中,對於一些領域,中央監管部門很想管,但是地方感覺沒必要管。又比如,銀監部門負責監 管農信社,但同時地方政府也委托省聯社負責農信社的高管任命、業務監管等。 而在前四項任務中,交叉性金融產品、跨市場金融創新的監管協調被認為 最為迫切。 近年,跨領域、跨行業的交叉金融領域的監管套利、邊緣業務創新步伐明顯加快,金融創新、銀行業務模式也有了較大的轉變,需要從金融市場的整體戰略框架全盤考慮。 曾剛表示,一是表外業務迅速發展,即通過理財、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信保、銀信證合作等一系列方式,將表內資產向表外轉移。二是表內業務結構調整,負債方面,更多地依靠批發性資金來源(主要是同業資金) ;而在資產 配置方面,也有更多資金流向金融市場和同業。 前述第一類業務即業內統稱財富管理領域的大資管業務。自2012年上半年開始,證監會、保監會頻出新政,各自發力為其監管的券商、基金、期貨公司、保險公司的資管業務放鬆管制、降低投資門檻、大大拓寬投資範圍,擁有越來越大的創新空間。這些業務橫跨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主要目的在於規避監管,而產品結構漸趨複雜,且信息不透明。 這些資管業務其實都在運用信托關係進行財富管理,但各家有各家的監管尺度,監管套利特徵明顯,業內早已呼籲應統一監管標準,實施功能監管,而不是現在的機構監管。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在公開場合表示,財富管理產品大多具有跨行業、跨市場和跨業務的特點,產品風險發展迅速,發展過程中容易出現異化。 隨著綜合經營,交叉經營的不斷擴大,財富管理跨行業、跨市場、跨業務的情況持續增加,需要探索和完善一些基礎性的制度安排。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認為,近年中國整個金融體系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成為銀行主導的高度複雜的金融體系,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美國也曾經歷這一過程。 “現在中國已說不清是直接融資為主還是間接融資為主,因為大量交易在金融機構之間進行。 ”曾剛進一步分析認為,不管上述創新和調整的動機如何,事實上造成了銀行對金融市場的依賴度提高,進而導致了流動性風險特徵的轉變。由於市場波動較大,銀行的流動性也會更加脆弱,考慮到金融市場參與者衆多且信息傳遞速度較快,也更容易引發系統性動蕩。 曾剛強調, “這就意味著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對決策執行的效率要求很高,如三五個月才協調出台一個監管條例,而金融市場瞬息萬變,市場已經更新套利方式了。 ”曾剛也指出,如阿里小貸這些生長在現有分業監管框架之外的邊緣金融創新越來越多,留下的監管空白也很多,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就是監管滯後;邊緣金融創新與正規金融體系之間形成的風險傳遞,也需要從大的監管框架下考慮;雖然這種創新有積極意義,但當其發展到一定階段,監管應該跟上,“否則市場都去套利了,沒有人願意規範地做業務” 。 監管協調難落實 一位銀監部門人士直言,協調監管的必要性衆所周知,但難度也不言而喻。由於各主管部門的價值取向和風險偏好不同,協調監管難度比較大。 在接近匯金公司人士看來, “前四項任務很難在這個聯席會議上拿出真正的東西,因為這些都是需要報國務院拍板,雖然這一安排明確了央行牽頭,比當初‘一行三會’的部級聯席會議制度的權限和功能大一些,但很可能最後還會成為一個信息交流的平台,而不是監管的協調。 ”按照此前的程序,一般是央行收集各監管部門的意見,報給國務院,國務院決策後批復給“一行三會” 。有監管人士指出, “現在可能增加了溝通成本。 從現有安排看,沒有明確的議事規則、決策權限,如果在這個協調會議上,對於協調結果,有一個部委堅持不同意,是少數服從多數,還是央行同意了就算 過?” 一位央行人士亦坦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主要解決的是各部委之間信息共享、日常溝通的問題。對實質性重大分歧的協調,還是在國務院層面解決。 前述匯金人士指出, “這個聯席會議制度設在人民銀行辦公廳,就相當于辦公廳發個會議通知匯總一下,並不意味著可以開展實質性的金融監管協調工作。 ”以2012年4月成立的公司信用類債券部際協調機制為例。這一部際協調機制召集人是央行行長周小川,成員為央行、發改委和證監會的負責人,該債券部際協調機制的目標是打破傳統上幾龍治水的局面,著力推進債券市場統一准入條件、信息披露標準、資信評級要求、投資者適當性制度和投資者保護制度。 在此基礎上,幾方將進一步促進場內、場外市場互聯互通,逐步建設規範統一的債券市場。 不過,據財新記者瞭解,成立一年多以來,這一部際協調機制發揮作用有限,前述三個監管部門僅僅在信息共享方面合作密切。 “主要是中國人民銀行、發改委、證監會彼此提供各自監管的債券交易數據。 ”一位銀行間債市交易商協會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至於市場成員呼籲多年的推動債市深化改革最為核心的“互聯互通、建立統一的准入、監管政策” ,遠未觸及。 “互聯互通並無明顯推進,因為這 屬於分歧比較大的重大制度,坐在一起協調很難協調一致。 ”前述央行人士稱。 其實,債市的互聯互通及統一監管標準、存款保險制度、信貸資產證券化、地方金融監管體制的探索都已糾結多年、懸而未決的老生常談,前三大問題 由於涉及多個部門的監管協調,都已糾結近十年至今未能突破。 中信證券董事總經理劉威表示, “目前市場已發展到從監管放鬆的創新到自主創新,有序、有力的監管部門的協調 必須跟上。 ”有業內人士指出, “最關鍵是問責 機制,一旦出了全國性或地方性金融穩定問題,是追究這個部際聯席會議的責任,還是追究原有監管機構的責任。 ”也有觀點認為,明確由央行牽頭部際聯繫會議制度,這也相當于給予了央行更多的權力,意味著未來金融監管體制可能回歸央行統一監管的體制。 “從國際經驗看,金融危急後,從宏觀審慎角度,中央銀行的最後貸款人角色意味著其發揮的作用比監管部門重要得多,因為涉及誰出錢救助問題銀行。 ”曾剛認為。 至於是否會走向混業監管,曾剛表示,混業監管的優點是部門之間便於協調、避免監管真空,但缺點是專業性會削弱。在此前人民銀行的統一監管時期,其監管的專業性不強、不夠獨立是最大弊端。 美國一直是高度分散的分業監管體制,設有聯邦和州政府兩級監管機構,有五個主要的監管機構,大多數銀行由不止一家監管機構負責監管,但其協調 機制很有效。美國的金融監管體系異常複雜,橫向縱向、分散的監管都有,是高度分散的分業監管體制。 美聯儲監管其成員集團、控股公司等,財政部下的 OCC(貨幣監理署)負責監管在聯邦註冊的商業銀行,FDIC(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負責監管對其投保的金融機構,其餘是州一級的監管,橫向縱向、分散的監管都有,監管協調不可避免。 “協調可以減少監管套利,並且在具有共性的業務領域統一監管標準。 ”王君強調,美國各監管機構通過協調制定統一規則、標準和程序,並自覺遵守。 如果拒不協調或者對其他監管機構隱藏信息是可恥的,並且也要承擔法律責任。 所以說,有效協調的基礎是首先需要有願意真誠合作的意識。 本刊記者溫秀、霍侃,見習記者吳紅毓 然對此文亦有貢獻 |
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全國一次性減少協調機構13萬余個。鄭州市西瓜辦10月24日回應,西瓜辦已經解散,可應用微博為農服務仍在繼續。 (西瓜辦微博截圖/圖)
西瓜辦、饅頭辦、生豬辦、禁止午間飲酒辦......近年來地方上各種領導小組和協調機構迅速膨脹,而據新華社消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全國一次性減少協調機構13萬余個。其中,一些省區減少各類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成效顯著”,僅湖南減少1.3萬余個,江蘇、內蒙古分別減少8472個和8081個。
值得註意的是,其實對於這些協調機構針對性的清理已非首次。安徽亳州早年就一次性撤銷109個市級“領導小組”,被稱作挖掉“文山”之根,截斷“會海”之源,可是近年來一些新的領導小組又“雨後春筍”般重來。
據東方早報消息,近幾來頻現各種“奇葩”的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如“西瓜辦”,2006年成立,全名為“鄭州市西瓜銷售服務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2014年5月28日,鄭州市“西瓜辦”的官微正式開通,目的是規範西瓜有序銷售,因為在西瓜集中上市的季節,大量中牟縣的瓜農會就近開車到鄭州市區賣瓜。
而“饅頭辦”,主要是對饅頭生產實行審批制,生產饅頭,須到市“饅頭辦”或區“饅頭辦”辦理“饅頭生產許可證”。
除了各種”食物辦”外,休閑娛樂的協調機構也令人無語。
2012年4月3日,有網友發布一張圖片,畫面中是一組河南省商丘市寧陵縣政府機構的牌子,其中一塊寫著“寧陵縣禁止午間飲酒辦公室”,直指政府協調機構膨脹。
2006年,陜西鹹陽專門成立“推廣足療保健工作領導小組”,市領導掛帥親任“小組長”,下發紅頭文件嚴禁公安進入檢查,要求執法行動必須由總工會牽頭,並且各縣區、鄉鎮街道,也紛紛成立領導小組。
有業內人士介紹,領導小組的設置,地方政府掌握的靈活性更大,甚至有時只需發個通知就可成立,在一些突發性事件上,幾乎成為應急的“萬能鑰匙”。
對此,前述新華網消息,上海交通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樊博,現代政府是責任政府、法治政府,涉及比較複雜或重大、跨區域的問題可設立相關“協調機構”,其他要慎之,防止冗員。部門若都守土有責、盡心盡責,就無需成立徒有虛名的“領導小組”,真正做到“權隨事設、責隨事定、人隨事走”。
不過,據澎湃新聞消息,10月23日,鄭州市供銷社辦公室主任、@西瓜辦官微負責人之一的鄧德鄰表示,目前還沒聽說要撤消這個部門,明年應該會繼續組建“西瓜辦”。
鄧德鄰指出,鄭州周邊的中牟縣年產西瓜就達30萬噸,每年都是同一時間集中上市,占道經營會造成衛生問題和交通擁堵和其他治安問題。為了加強協調這份工作,成立“西瓜辦”,鼓勵瓜農賣瓜,方便市民買瓜,加強市政管理,提高城市品位,十年間的工作頗具成效。
10月24日早上六點,西瓜辦官微正式表示,西瓜辦已經解散,可應用微博為農服務仍在繼續。西瓜辦是季節性的臨時協調機構,任務完成即解散。但今年首創開通的@西瓜辦官博沒有下線解散,服務將繼續。
深陷債務危機三個月之後,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下稱“佳兆業”,01638.HK)頭頂高懸的數百億元巨額債務,可能正在一步步贏得轉機。
3月2日,佳兆業提出債務重組計劃,建議債權人縮減其480億元境內債務的利息,並延長還款期限。《第一財經日報》從多家債權金融機構獲悉,雖然對上述方案尚未形成定論,但債權人已達成盡快恢複佳兆業經營正常,以降低貸款損失的初步共識。
按照佳兆業公布的債務重組方案,縮減後的利息將不低於央行貸款基準利率的70%,而不可避免地對債權人利益造成沖擊。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已有金融機構對上述方案表示明確反對。這意味著,即便在已取得一定共識的前提下,佳兆業的債務重組也註定不會一帆風順。
“佳兆業目前沒有償還能力,而方案也不是說不還,只是改變了償還方式。”某金融機構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盡管重組仍面臨挑戰,但曙光已經出現。
債權人初步達成一致
“雖然債務重組方案沒有特別照顧到我們,但我們對這個方案並不反感。”3月3日,某佳兆業債權金融機構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說,此前一天舉行的佳兆業債務重組會議上,其所在機構雖然沒有表達意見,但仍然希望佳兆業能盡早恢複經營。
此前的3月2日晚間,佳兆業公布債務重組建議,其債務抵押品及擔保不會出現任何變動,且不削減任何債權人的本金,並隨時間悉數向所有債權人支付本金,貸款利息將予以減少及年限將予以延長,但縮減後的利息不低於央行貸款基準利率的70%;年限延長後剩余年期不低於三年不多於六年,原有債務剩余期限多於六年的,仍然按照原有期限執行。
佳兆業2月16日披露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佳兆業應付計息債務總額高達人民幣650億元,而境內部分亦達到497.7億元,其中包括應付銀行債務約124.17億元,非銀行財務機構債務355.53億元,而2015年底到期的債務本息約在341億元至355億元人民幣之間。
公告信息顯示,在此次公布債務重組方案之前,佳兆業已在2月16日、3月2日,兩次與債權人就此進行磋商,並邀請收購方融創中國代表參加。據數家金融機構人士透露,從兩次會議的情況來看,債權金融機構已經初步達成共識。
盡管如此,如果上述方案最終實施,勢必對債權人利益造成一定損失。而問題在於,眼下的佳兆業,顯然已經失去償債能力。但危機久拖不決,形勢將對債權人更為不利。
“作為收購方,融創提出的方案,不可能讓所有債權人滿意,但現在大家應該把眼前的利益和感情放在一邊,盡最大努力讓佳兆業活下去,否則所有人都跟著倒黴。”曾參加佳兆業3月2日會議的某信托公司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對所有債權人來說,讓佳兆業盡快恢複正常經營,是所有債權人的最大利益。
而在該人士看來,減免利息盡管攤薄了債權人的收益,更多的只是支付方式的調整。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有讓佳兆業通過向市場獲利,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而這也是金融機構的初步共識。
“現在還不能說達成共識,但在大方向確實找到了一些共同點,而且融創方面很有誠意。”深圳某金融機構人士亦稱,由於債權人眾多,融創中國方面也希望成立一個機構與其對接,而未來可能會組成類似債權人委員會的機構,代表債權人就債務重組後續事務與融創中國對接。
《第一財經日報》獲悉,在此次公布重組方案前,融創中國已組建專門團隊,對佳兆業的銷售、收入、債務進行了反複測算,最終算出債務償還期限。上述金融機構人士認為,融創中國“工作比上次更加細致”,就佳兆業的現狀而言,上述方案具備一定可行性。
重組方案仍存變數
“真正的債務重組還早著呢,現在只能說有了可能性,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重組只能一步步來。”上述深圳金融機構人士說。
根據佳兆業此前計劃,預計將在2015年4月完成重組,而眼下時間已經所剩無幾。
重組方案能否得到債權人的同意,將成為決定其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金融機構已有初步共識,但接受上述方案卻並非易事。
在上述公告中,佳兆業並未披露貸款具體期限、利率等詳情。假若其上述今年內貸款全部為一年期或兩年期,按照央行最新公布的貸款基準利的70%計算後,年利率分別低至3.7%、3.9%左右。而公開信息顯示,佳兆業現有信托融資年利率均在8.3%~10%之間。以此作為參考,上述債務重組方案如果實施,金融機構最高可能將蒙受60%的利息損失。
“金融機構肯定都是不太願意的,佳兆業這個方案對大家的利益損害不小。”深圳某金融機構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在3月2日的會議上,債權人並未與佳兆業形成一致結論。從目前情況來看,雙方的利益分歧尚需彌合。
“除非進行調整,否則這個方案很難通過,重組的難度也會增加。”對於上述方案,某股份制銀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如果是破產清算,豁免債務尚有可能,除了延長還款期限尚可通融,但目前只是債務重組,豁免債務很難得到金融機構的同意。一方面,金融機構將會因此產生虧損;另一方面,根據會計準則,上述方案如果實施,將要對財務進行調整,而這都會增加金融機構損失。
在上述業內人士看來,對融創中國來說,收購佳兆業只是一筆生意,必須滿足其股東利益,重組方案才能獲得通過,但債權人利益若得不到滿足,重組方案同樣也難以通過。而這正是相關各方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題。如果各方利益不能達成一致,重組將難以完成。
“方案永遠是方案,而不是判決,需要各方進行協調,只要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點,問題就好解決了。”上述佳兆業債權金融機構人士稱,至於佳兆業的具體償債方案,屬於技術性的細節,在保全佳兆業的共識下,問題便不難解決,反倒是債權人之間可能會出現意見分歧。
盡管如此,佳兆業債務危機仍在一步步贏得轉機。《第一財經日報》從有關金融機構處獲悉,在3月2日的會議上,監管機構也派出代表參加,可能將會協調金融機構處理佳兆業債務重組的後續事項。不過,上述說法未能得到相關機構證實。
區域協調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十三五”期間,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的主要思路是怎樣的呢?
四大板塊三大戰略
3日正式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稱《建議》)提到,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國新辦3日舉行的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說,傳統上是四大板塊,東部、中部、西部加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十三五”期間我國會繼續實施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西部地區主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一帶一路”戰略,為向西南開放創造很好的條件;中部地區承東啟西、連接南北,所以要發揮好產業連接和發展的優勢;東部地區主要是制度創新、轉型發展和陸海統籌;東北老工業基地依然要通過深化改革、轉型升級增強經濟活力。
徐紹史說,從2013年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又提出了“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這些比較完整地構成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格局。
徐紹史稱,如果說還要補充一點的話,就是最南邊沿著珠江和西江流域,由東向西發展的泛珠合作,也就是珠三角,通過珠江、西江流域帶動“9+2”的泛珠三角發展,這對區域協調發展也會發揮積極的作用。
武漢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吳傳清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這幾大戰略體現了我國經濟發展由東向西、由南向北的拓展趨勢。相比過去,現在的區域發展更加註重跨行政區域的、大區域的協調發展。包括京津冀、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等,都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推動資源要素在更寬的範圍內優化配置。
對於三大戰略,徐紹史說,“一帶一路”要實施“五通”。現在測算“一帶一路”沿途相關國家65個,越來越多的國家響應“一帶一路”戰略,紛紛要求對接。二是京津冀協同發展,考慮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通過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和產業發展來帶動京津冀的協同發展。與此相配合的還有環渤海的發展戰略。三是長江經濟帶,要推動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建設、沿江產業轉移和優化升級、長江生態保護。
吳傳清說,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到新常態後,通過跨區域的協調發展,可以在更大範圍內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質量。這三大戰略的實施可以讓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一起發展,共同富裕,從而起到擴大內需的作用。“中西部發展起來後,就可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更大的支撐作用。”
市縣績效考核必須差異化
在實施“4+3”戰略的同時,未來區域發展將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區規劃實施布局。《建議》提出,要加快建設主體功能區。以主體功能區規劃為基礎統籌各類空間性規劃,推進“多規合一”。
《建議》提出,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基礎,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為引領,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發揮城市群輻射帶動作用,優化發展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東北地區、中原地區、長江中遊、成渝地區、關中平原等城市群。發展一批中心城市,強化區域服務功能。
同時,“十三五”期間,我國還要以市縣級行政區為單元,建立由空間規劃、用途管制、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差異化績效考核等構成的空間治理體系。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區域發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避免同質化、重複建設,要因地制宜,根據當地資源稟賦去發展。“不要換一任領導就跟風去換一個規劃。”
“千萬不要一個考核體系就放之四海而皆準,不要一刀切。”彭澎在一些山區縣市調研時遇到當地縣領導訴苦說,(上級)要考核他們的工業指標。“這些地方青山綠水,重點保護好自然環境,發展旅遊產業等就可以了。幹嗎要考核工業化指標?”
彭澎說,對中東部省一級的大區域來說,可以考核工業化指標,但具體到每個縣市就不能強調工業化指標,切忌把工業化指標分解到下面每個縣。“在縣這一級不要太強調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指標。有些縣就適合發展農業、發展旅遊,而不適合發展工業,所以必須要進行差異化考核。”
2016年的地方兩會,樓市再次成為一個高頻詞匯。只不過與過去“房地產調控”、“房價”、“限購”、“限價”等詞匯不同,今年地方兩會關於樓市的熱詞是去庫存。
河南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2016年,河南將以去庫存、促消費為重點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支持繳存職工用公積金貸款改善住房條件,將有穩定勞動關系的常住人口納入公積金覆蓋範圍,鼓勵農民進城購房。建立購租並舉住房制度,鼓勵房地產企業跨界發展。
同時,河南還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證制度“雙落地”,出臺縣級以上城市落戶措施,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早在2010年末,河南省的戶籍人口就超過1億人。盡管有1000多萬人口流向了沿海發達地區,但本省常住人口還有9000萬左右。2015年,該省城鎮化率為46.85%,這也意味著河南約5000萬人居住在農村,城鎮化還有很大的空間,去庫存取得的效果可能會更大。
內蒙古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在紮實有序消化房地產庫存方面,內蒙古將研究住房公積金支持農牧民進城購房政策……鼓勵金融機構向轉移進城農牧民發放購房貸款。
值得一提的是,內蒙古還將探索共有產權等措施,逐步消化大戶型住宅庫存。推動建立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引導房地產企業轉型發展。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政策,釋放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河北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推進以滿足新市民需求為出發點的住房制度改革,穩定房地產市場。廣東省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應該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等手段化解房地產庫存。
廣東省人大代表、時代地產董事長岑釗雄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去庫存是一個很積極的政策,“對政府來說,很需要去解決這麽大的一個存量,這不單是樓市庫存的問題,還有大量的資金沈澱下來,社會的效率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所以肯定要調動起來。”
對於到底如何去庫存,各地“兩會”代表、委員也紛紛支招。例如,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廣東省政協常委溫洋建議,將滯銷房用於建設全國連鎖養老院。
岑釗雄說,去庫存應該企業、政府和消費者三方一起來做。當然政府和企業要稍微多做一點。作為政府來說,對購房者購買層面要提供一系列優惠,包括戶口、補貼、在市政配套設施等方面。比如原來可能整個配套還沒有很完整,很多人就不一定買,現在配套上來就不一樣。“政府做的事情多一點,企業也要讓點利。”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發改委原主任李春洪說,在房子過剩的時候,還不停建保障房,這不是一個資源高效配置的方式。房地產庫存大,政府可以把閑置的房子用起來。這些房子賣不出去,但是可以租,政府用建保障房的錢補貼給這些新市民,讓他們有房子住。
在廣東,去庫存壓力主要是在粵東西北地區。廣東省政協委員、華南師範大學人口資源環境研究所所長鄔錦雯認為,粵東西北大部分屬於三四線城市,長期輸出資源和人力,除自然資源開發外,政府的扶持顯得更加迫切。她建議,應給予粵東西北地區互聯網概念產業的扶持政策,以產業的發展來帶動房地產去庫存。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本報稱,庫存積壓的根本原因是產業結構和人口結構出現了趨勢性的變化,三四線城市產業發展不充分,沒有就業機會,吸引不了人口。所以如果不解決產業發展的問題,去庫存的效果就較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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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集團(G7)峰會即將於5月26~27日召開。在國際討論中,G7峰會被冠上了“無事之事”(non-events)的稱號,即會前大動幹戈,但最終卻無實質成果。然而,本次會議前夕,平靜許久的外匯市場再起波瀾,6月後更是風險事件高發期,且財政政策仍欠火力。G7峰會此次是否會有所突破?
當前,市場似乎逐步揮別了過去兩個月的平靜——美元重拾升勢,人民幣中間價在5月25日的下調幅度再創新低,前兩天在日本仙臺閉幕的G7財長會議也反映了美日對匯率的分歧不斷加大。此外,“英國退歐”的潛在影響仍讓全球市場揪心。
牛津經濟研究所(OE)首席經濟學家亞當(Adam Slater)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2月的G20上海會議助燃了市場各大央行在幕後進行匯率協調的猜測,但我們認為此次最值得關註的是——近期飆升的日元會否使得日本重陷蕭條?各界如何看待人民幣貶值問題?效果不及預期的負利率政策是否應該棄用?還有哪些國家能加大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匯率協調論”再現
當前,上海G20會議的“協調成果”似乎在慢慢消失,各界開始熱議G7峰會能否讓全球的狂歡再持續一會兒。
數據顯示,美元指數在上海G20後最大貶值幅度達9%,而5月至今累計反彈近4%,市場也隨之緊張起來。
“我們認為,通過G20或G20實現類似‘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的默契並不現實,盡管弱美元可能有利於美國出口,且新興市場動蕩可以暫時平息,也能減少美聯儲對於海外市場的擔憂,但是美聯儲監測國際動態與其貨幣政策受到束縛完全是兩碼事。”亞當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近日,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Bullard)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也表示:“盡管全球的聯動性加劇,央行獨立性仍至關重要,其不能受到政治或其他因素束縛,否則最終會導致一些問題。”
其實,這一所謂的“協議”最站不住腳的一點在於,並非所有國家都對於2月後的匯市走向表示滿意,典型的例子就是本國貨幣大幅升值的日元和歐元——歐元對美元升值1%,日元更是大漲近4%,這對於以抗擊通縮為使命的日本而言是致命的打擊。
2月上海G20會議前後,G7國家的匯率波動性曲線
無論如何,全球匯市都將在6月面臨更多挑戰,G7峰會更可能的或許是討論如何更好地應對。
當前,美聯儲6月加息預期繼續發酵,美元對歐元升至10周新高;CME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交易員預計美聯儲6月加息的概率為36%,稍早之前該概率為30%,7月加息概率攀升至58%,為今年3月以來首次突破50%;12月加息的概率則飆升至82%。
值得註意的是,面對美元等外部壓力,5月25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也下調191 BP至6.5693,變動率0.3%,創2011年3月以來最低。
“前日美元漲0.41%是表象,背後實際是歐元跌造成的。昨日美元對其余貨幣漲跌互現,並未出現普漲,因此並不是美元自身因素的主動升值,主要原因是占比美元指數權重高達57.6%的歐元大跌0.76%(影響美元指數變動約為0.4%),因此這次人民幣中間價波動的背後其實是歐元。”民生證券海外研究組負責人張瑜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負利率可行性或遭質疑
除了匯率機制,各國貨幣政策也大概率將成為G7峰會的討論焦點。
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測算類似,OE預計,全球經濟增速將在近幾個月繼續放緩,今年增速料僅為2.2%,或創2009年來最低。“鑒於全球低增速持續,G7可能會考慮是否要進一步協調貨幣政策,或要開始反思當前的哪些政策措施‘拖了後腿’。”亞當告訴本報記者。
近期全球央行貨幣政策決定
其實,所謂的“拖後腿政策”就是近期備受爭議的負利率政策。
2014年歐洲央行推出的負利率政策的確打壓了歐元,全球股市大漲,但同年9月再度調降負利率時則效果減弱;同年12月的第三次調降甚至因降幅不足而導致歐元大幅升值,與理想效果背道而馳。同樣的情況也在日本重演,日元自1月29日負利率宣布以來便大幅升值,甚至已經挑戰了首相安倍的底線。
正因如此,上周的G7財長會議上,日本財長麻生太郎認為,近期匯率市場出現了一些投機行為和單向波動現象,這種波動是不可取的,且匯率過度和無序波動將對實體經濟造成損害。但美國當時似乎並不以為意。
近期,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吳曉靈也撰文指出:“負利率政策並非如支持者們設想的那麽美好,有著明顯的負面作用。”
“一是對貨幣擁有者的剝奪。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實施負利率後,商業銀行有可能向存款人轉嫁成本,對存款人收取負利率。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商業銀行對部分機構客戶實施了負利率,這直接侵蝕了存款人財富。財富的縮減有可能導致居民消費需求下降,反而會抵消負利率政策擴大總需求的初衷。”她表示。
此外,負利率也可能會傷害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吳曉靈認為:“如果商業銀行選擇將負利率轉嫁給存款人,那麽會面臨損失存款客戶的風險,”她表示,即使真如央行所希望的,受負利率“逼迫”後,商業銀行將原先留存在央行的資金放貸出去,這部分新增貸款可能會以更高的貸款利率放貸給原先商業銀行沒有給予信用的企業,導致貸款利率不降反升。
財政政策有待發力
正如今年G20峰會的宗旨,鼓勵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三箭齊發”,因此G7峰會也將大概率重點討論各國進一步寬松財政政策的可能性。
相關研究顯示,2011~2015年,G20國家的財政政策立場有所收緊,這也拖累了經濟增速。盡管2015年和2016年財政政策有放松的跡象,但各界預計,2017年起又將收緊。
“收緊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可能是日本。其總負債占GDP的200%,預算赤字為GDP的7%,因此日本此前計劃在2017年再度提高消費稅,以維持財政可持續性,但這很可能會抵消QE產生的寬松作用。”OE指出。
G20國家的財政風險指數熱度圖
亞當預計,此次G7國家可能會提供一些讓日本推遲增加消費稅的理由。“但我們認為,即使日本能推遲到2019年再加稅,這對緩解G20國家2017年財政緊縮狀況而言作用也很有限,預計僅達G20國家GDP總值的0.1%。”
因此,他也表示:“更有幫助的應該是鼓勵各國一致采取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不僅會促進增長,也將鼓勵私營部門投資者加大投資力度。”
然而,這也可能只是一個美好願景。OE認為,阻礙G7加大財政支持的最核心勢力可能就是德國。“盡管德國財政狀況遠好於其他國家,但該國對於財政寬松存在很大的政治壓力,主要因為德國擔心這可能會鼓勵那些在其看來不負責,且仍深陷財政危機的歐元區邊緣國家開始大肆揮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