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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公報稱將密集探討匯率：不要無序調整要協調！

中國首次主辦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於9月5日在杭州閉幕。面對全球金融市場的變動、大宗商品價格波動、貿易和投資低迷、貨幣政策持續分化，G20峰會公報全面聚焦了各方面的挑戰。值得一提的是，公報強調了要加強政策協調，並重申“有關部門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

其實，在本次“後G20時代”，匯市的潛在波動更值得密切關註——美聯儲究竟是否在9月提前加息?歐洲央行開始購買公司債後，能否逆轉經濟頹勢?日本央行面對暴漲的日元，是否進一步介入幹預?新興市場是否開啟新一輪競爭性貶值?這一切也都將會影響到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

也就在G20峰會閉幕後，“超級行情”將隨即展開。9月6日，澳洲聯儲公布利率決議及政策聲明；9月7日，瑞典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公布利率決議及政策聲明；9月8日，美聯儲發布經濟褐皮書；歐洲央行宣布利率決議；9月9日，韓國央行舉行貨幣政策會議並宣布利率決議；2016年FOMC票委、波士頓聯儲主席羅森格倫(Eric Rosengren)將發表演講。

G20公報聚焦匯市波動

通過對歷屆G20峰會的相關內容梳理，往往需要關註四個重點議題——匯率、貨幣政策協調、貿易和財政政策。

2010-2012年間，G20峰會對於匯率談論較多。時隔四年，匯率問題再次引發關註。過去，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是各界關註的焦點，但隨著中國不斷推進匯改，IMF認為人民幣已經不被大幅低估；對全球而言，更令人頭疼的問題自2015年以來便愈發突出——各國因貨幣政策差異性導致的匯率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

招商宏觀報告表示，歐洲和日本央行采取超常規貨幣政策，推動歐元和日元競爭性貶值，導致20年未見的強勢美元行情。2014 年7月至2015年末，美元指數從 80 升至100，引發新興市場匯率大幅貶值，並加劇資本外流，造成全球貿易量萎縮。例如，2014 年6月歐元區實行負利率至2015 年末，歐元貶值幅一度達 22%。2013 年初日本準備實行量化和質化寬松(QQE)至2015年末，日元貶值幅度超過30%。

歐元和日元的競爭性貶值，影響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穩定。IMF 研究發現，歐元和日元的異常大幅波動，也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較之前也表現出不尋常的波動，如巴西雷亞爾匯率下行近 77%。這些國家匯率的波動已經超過了正常浮動範圍。

公報提及，“我們重申，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金融穩定。我們的有關部門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我們重申此前的匯率承諾，包括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我們將仔細制定、清晰溝通我們在宏觀經濟和結構性改革方面的政策措施，以減少政策的不確定性，將負面溢出效應降至最低，並增加透明度”。

值得註意的是，在這方面，美國和日本已經出現了分歧。面對今年以來暴漲的日元，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顧問濱田宏一近日發文稱，日本應“勇敢”幹預外匯市場，以遏制日元的升勢。然而，美國財長此前卻表示，目前匯率市場並沒有處於無序狀態。他還強調，應避免出現競爭性貨幣貶值，並就此保持溝通。

“後G20時代”匯市引關註

其實，G20公報提及的外匯市場波動將持續成為未來的焦點。就本周而言，美聯儲、歐洲央行、澳聯儲等發布的利率決議或官員演講都可能再度攪動全球匯市。

中信建投宏觀研究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沈寂半年之後，尤其是從8月末美聯儲在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會的表態上看，現有的貨幣政策框架還是會堅持，貨幣政策分化可能回歸。

此前，各界認為，美聯儲將會持續推遲加息時點。然而，鴿派的耶倫在年會上意外作出了鷹派表態——“由於近期勞動力市場表現穩健，以及我們對經濟活動和通脹的預期，我相信，進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在近幾個月有所上升”。

而此後美聯儲二號人物費歇爾更是“火上澆油”，其將耶倫的表態解讀為“9月加息仍然是可能的”。一時間，此前過於自信的市場再度出現劇烈波動。

至於結果究竟如何，將在北京時間9月21日2:00最終揭曉，美聯儲當日將公布利率決議。

此外，日本央行的下一步動作也引人關註。日本央行審議委員櫻井真上周五(9月2日)表示，日本央行可能維持基礎貨幣目標不變，利用現有工具擴大刺激力度，而不會在本月政策檢視會議上大幅調整貨幣政策框架。日本央行在9月政策會議上可能對政策工具做些技術性調整。

易信金融總部中國區首席交易官孫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技術走勢上，美元兌日元本周先中陽線繼續上漲，在周內最高點附近收盤，並重新回到了103上方，承壓格局得到明顯緩解。“匯價趨勢上還是處於明顯的下行之中，但是101目標觸及之後，市場依然存在有震蕩的需求，因此傾向於未來一段時間將在101-107區間內波動。確認打穿101的話則將導致跌勢加劇。”

本周四，歐洲央行也將公布利率決議，“現在市場預期至少會延長購債的時間，如果宣布繼續降息則是超預期。”中信建投預計。

孫宇告訴記者，“慮到用5年期通脹掉期衡量的歐元區中期通脹預期仍接近於歷史低位，我們不能排除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這次釋出更多鴿派措辭的可能。不過，該行也意識到，諸如商業活躍度和CPI這種歐元區數據至少已經企穩了。從歐洲央行角度來看，經濟下行的風險並不高。還有必須註意的是，英國退歐公投後，經濟數據已經複蘇了，這也是個積極信號”。

人民幣匯改持續推進

就人民幣而言，盡管此次公報並未特別提及，但習近平主席在B20開幕演講時強調，“將在有序開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開放國內資本市場的同時，我們將繼續推動人民幣走出去，提高金融業國際化水平”。

此外， G20前期，人民幣波動不斷，但美元/人民幣始終處於6.7之下，因此各界也開始熱議“6.7底線思維”。不過，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G20峰會前夕表示：“這一段時間以來，一直有美聯儲加息的預期，又有英國公投脫歐的沖擊，人民幣相對於其他儲備貨幣是比較穩定的，人民幣的波動率比較小，相對於其他新興市場貨幣而言穩定性更強。”

易綱的表態並不乏數據支撐。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過去一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幅為4.96%，而英鎊對美元的波幅為14.19%，日元為13.55%。

較為主流觀點認為，6.7可能接近今年美元/人民幣的均衡點。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近期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會對人民幣構成一定壓力，人民幣仍有貶值預期。但加息預期往往會提前透支，且加息對美元指數的推動作用有限。中國經濟增長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人民幣將於10月1日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深港通政策有望落地，監管層有能力保持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針對跨境資金流動和外匯的宏觀審慎管理仍將繼續發揮作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逐步被市場接受，人民幣貶值幅度可控。”

發改委：到2020年基本形成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9月7日，據發改委網站消息，發改委近日印發《關於貫徹落實區域發展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指導意見》。《意見》要求，打破地區分割和隱形壁壘，推動形成全國統一市場。到2020年，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基本形成，區域發展差距進一步縮小。

《意見》提出目標，到2020年，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基本形成，區域發展差距進一步縮小，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更加完善，區域開發秩序進一步規範，區域一體化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和全國統一市場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得到解決，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水平明顯提升，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全國各地區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果。

《意見》要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打破地區分割和隱形壁壘，推動形成全國統一市場，促進各類生產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優化配置;加強區域發展戰略、規劃、政策的制定實施和優化調整，不斷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保障。

《意見》還提出，堅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尊重基層首創精神，支持重點地區先行先試，打造和依托必要的改革開放平臺，努力探索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新路徑新方式。統籌國際國內區域合作，深入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構建合作機制與交流平臺，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

加強全球經濟協調 關註貨幣政策溢出效應

當前全球經濟增長呈現分化趨勢，一方面美聯儲的加息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日本和歐洲選擇了負利率，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明顯，這給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穩定帶來很大不確定性，加劇了投機套利。

9月23日中央財經大學主辦的第七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圍繞“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如何處理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帶來的分化”這一主題，就如何加強相互間的溝通與協調、如何更多的利用財政政策和其它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空間、世界各國如何應對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國內外知名經濟學家展開了討論。

加強全球經濟政策協調

在主題發言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George Pardee and Helen Pardee經濟學講座教授Barry Eichengreen闡釋了雙平衡的理論，一國的政策會對其它國家產生影響。海外政策會對自己的國家產生影響。因此，央行要考慮到外國金融形勢，從而做出自己最佳的選擇，這是全球最佳的平衡。

以美國為例，2012年，美聯儲如果采取政策，使得美國經濟放緩，從而對其它經濟體產生更不好的影響。2013-2014年，這可能會造成通脹和美國金融不穩定，從而對全球經濟產生不好的影響。

相反，從新興國家的觀點，印度缺少相應的政策手段來把美聯儲政策的影響拒之於國門之外，量化寬松使得大量的資金流入印度，對制造業的影響是非常不利的。另一方面，如果減少利率會更加嚴重地造成新興市場的通脹，從印度的角度來看美聯儲的寬松應該是適度的。

法國巴黎銀行亞洲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興動表示，應該全球加強貨幣政策協調，否則貨幣政策上的分化會更加明確。關於資本市場，貨幣政策QE帶來的天上掉餡兒餅的效應是更加負面的，而不是積極的效應。它對不同新興市場經濟體產生的溢出效應是不同的，理想是應該加強區域性的合作而不是全球性的合作。

Barry Eichengreen則強調，全球協調不僅僅是宏觀經濟政策，還包括其它層面，特別重要的是信息的共享，這也是一種全球協調的內容。經濟政策的協調包括的不僅僅是財政和金融的政策，而且包括信息共享和監管的一致或協調，這些都是國際合作的方式。

對於不同國家之間的貨幣政策協調問題，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原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院長Masahiro Kawai研究認為，從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GDP比重來看，新興市場的比重在上升，美國GDP比重稍有下降，雖然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很大，但世界對美國還是有影響的。因此，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之間，相互依存度變的更強。

正是基於此，Masahiro Kawai表示，美聯儲正在關註它的政策對世界其它國家的影響，以及世界其它國家的政策對它的影響。由於現在全球經濟低迷不振，美國采取比較謹慎的做法，美國本身經濟增長不是很穩固，但全球的經濟也是處在萎靡不振中，美聯儲支持未能加息的原因。

“選擇協調機制是非常重要的問題。”Masahiro Kawai表示，如果需要金融規則，明確進行央行之間的協調，需要選擇一種制度，維持各國之間的穩定。全球之間幾十年之間存在著政策協調。

至於如何現實地進行政策協調，Masahiro Kawai表示，美聯儲即將到來的加息需要加強政策協調，通過七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對話，而避免以鄰為壑的政策，而且要考慮本國政策對世界其它國家產生的影響，以及其它國家對它產生的影響。

對日本和歐元區而言，應該各自努力實現通貨膨脹目標，中國應該避免人民幣的貶值，更加努力的去產能，改革國有企業。海外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則應該加強宏觀經濟的基本面，增匯率的靈活性。在金融安全網方面，新興市場經濟體應該改善這方面的情況。希望美聯儲和一些比較脆弱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達成雙邊互換。日本和韓國的雙邊貨幣互換，也是另外一種加強安全網的措施。

貨幣互換增強流動性

一國央行貨幣政策將對本國經濟金融乃至於全球金融市場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重要央行的貨幣金融政策對其它國家有嚴重的溢出效應。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張斌表示，應該關註貨幣政策溢出效應，金融市場是一體化高度融合的，雖然中國的資本賬戶還沒有完全開放，但中國的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非常受其它國家的影響，全球在高度一體化的世界中，互相之間都有影響。在一段時期內，是負面的溢出效應，有時候則是正面積極的溢出效應，需要對它進行考慮和甄別。在全球層面避免這些有害的政策需要改變制定政策的程序，這樣才能有改善的空間。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處長謝懷築表示，全球債務危機與美國貨幣升貶值存在關聯關系，如果美國是上升趨勢會對新興市場經濟產生壓力，影響政策的分級和資金的流向。

對於政策分化的影響，謝懷築表示，眼下全球金融形勢非常不穩定，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危機。比如人民幣的貶值，或者美聯儲推遲升息都會引發危機，現在環境非常脆弱，單一危機會傳導到世界其它地區，而且傳導很快。

Masahiro Kawai還表示，貨幣政策是不能解決結構問題的，但貨幣政策可以創造條件，使得解決結構問題相對容易，更加容易的進行結構改革。貨幣政策對政府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可以幫助政府進行結構改革。

從全球央行合作的案例來看，開展本幣互換是一個美元互換的標準。全球都依賴美元的流動性，美聯儲提出的美元互換對韓國、墨西哥、巴西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關鍵時期發揮重要的作用，促進市場的信心，加強這些國家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

對此，Masahiro Kawai表示，出現危機情況的貨幣互換，這個問題是國際流動性需要得到支持，任何情況都需要支持國際流動性。特別是出現危機的時候需要支持，比如“911”國際金融危機、英國脫歐等危機爆發。美聯儲以及其它央行都進行了共同的努力，提供國際流動性。  

中國應謹慎推進資本項目開放

今年10月1日，人民幣即將正式加入SDI貨幣籃子，現在中國國內觀點分為兩種：一種觀點認為人民幣加入SDI籃子，中國應該加快資本賬戶的開放。另一種觀點認為，現在全球面臨不穩定性、金融市場波動很大，中國面臨的是敞口風險的壓力，國內金融體系是有不確定性的，BIS對中國債務問題提出了警告。

陳興動表示，世界經濟將會進入更複雜、更不確定性、更有波動性的金融市場波動時期。原本需要更好的政策協調，卻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同時，世界各國都還在苦苦應對自己的困難，協調與穩定是關乎很多國家的事情，需要各國一起通力合作，中國希望發揮更大的作用。

Masahiro Kawai指出，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對新興經濟體而言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因為美聯儲曾經說過緩慢退出寬松所帶來的影響，給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通貨膨脹水平比較高、經常賬戶赤字高的新興經濟體尤其受影響。這些新興經濟體需要做很多工作，從而管理通貨膨脹降低經常賬戶赤字，而且降低對短期資金流入和短期資本流入的依賴，改進匯率穩定性也是很重要的。

對於資本項目開放的步伐， 陳興動認為，中國應該慢慢走，需要謹慎去除資本項目的管控，應該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采取非常穩健的措施確保資本項目安全。

“目前情況下比較理想的方式是中國應該更加謹慎推進資本賬戶自由化，需要非常認真地研究才能采取措施，方向不變。現在情況太複雜，中國需要更加謹慎的面對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  陳興動說。

中辦國辦：加快研究建立空間規劃體系，協調推動全國國土規劃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建立健全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實施機制的意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意見》提出，以主體功能區規劃為基礎統籌各類空間性規劃，加快研究建立空間規劃體系，協調推動全國國土規劃，協調推進市縣“多規合一”和省級空間規劃改革；要確保主要指標順利實現，各有關部門要在2016年10月底前，將《綱要》中可分解到地方的約束性指標落實到各地；推動重大工程項目加快實施，簡化《綱要》中重大工程項目審批核準程序並優先保障規劃選址、土地供應和融資安排；推動重大改革政策盡快落地等。

意見全文：

關於建立健全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實施機制的意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編制，已經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準。為更好發揮《綱要》引領和約束作用，確保各項目標任務有效落實，把規劃藍圖變成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實效，現就建立健全《綱要》實施機制提出以下意見。

一、總體要求

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緊緊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開放和創新發展為動力，最大程度地激發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在各級黨委（黨組）的堅強領導下，更好履行政府責任、提升政府效能，建立健全《綱要》實施機制，形成全體人民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生動局面。

（一）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該放的全部放給市場，把該管的切實管好。推進全國統一市場建設，促進公平競爭和要素自由流動，最大限度提升經濟運行效率；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強化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治理、環境保護等責任，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合理配置公共資源，保障《綱要》目標任務順利完成。

（二）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堅持“全國一盤棋”，正確處理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關系。建立《綱要》實施橫向縱向協調聯動機制，強化對全局性、戰略性及跨區域、跨領域目標任務的統籌協調。發揮地方各級政府的積極性，尊重基層首創精神，鼓勵地方因地制宜推進《綱要》實施。

（三）堅持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堅持系統設計和辯證思維，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在整體推進中實現重點突破。在抓好《綱要》各項目標任務落實的同時，圍繞關鍵領域、重點環節和難點問題，著力在優化結構、增強動力、化解矛盾、補齊短板上取得突破，不斷提升發展的整體性和協調性。

（四）強化《綱要》統領和約束作用。《綱要》是黨的主張、國家意誌和人民意誌的有機統一，是指導未來5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各地區各部門要切實維護《綱要》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把推進《綱要》實施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各類規劃、計劃、政策的制定實施要服從和服務於《綱要》實施。

二、明確實施責任主體

（五）明確目標任務工作分工。各地區各部門要根據有關職責分工，制定《綱要》涉及本地區本部門的主要目標和任務實施方案，明確責任主體、實施時間表和路線圖，確保《綱要》各項目標任務落地。

（六）強化領導責任和實施職責。各地區各部門要將《綱要》重大任務落實情況和下一年度實施計劃列入黨委（黨組）和政府會議年度重點事項，主要負責同誌為第一責任人，班子其他成員按照分工抓好主要指標以及重大工程、重大項目、重大政策（以下簡稱“三個重大”）的落實工作。

（七）加強重大事項的統籌協調。充分發揮已有國家級重大規劃戰略、重大改革舉措、重大工程項目協調機制作用，加強協調與合作，形成更加高效的工作推進機制。

（八）發揮群團組織凝聚社會力量的重要作用。群團組織要積極搭建廣大人民群眾有序參與《綱要》實施的交流平臺，積極推動落實《綱要》各項保障職工、青年、婦女、未成年人、殘疾人權益的目標任務，動員各方面力量推動《綱要》落實。

三、抓好重點任務落實

（九）確保主要指標順利實現。各有關部門要在2016年10月底前，將《綱要》中可分解到地方的約束性指標落實到各地，並加快完善相關指標的統計、監測和考核辦法。要加強對預期性指標的跟蹤分析和政策引導，確保如期完成。地方各級政府要將《綱要》章節指標納入工作分工、監測評估、督查考核範圍。

（十）推動重大工程項目加快實施。要加大對《綱要》中重大工程項目的推進力度。國家發展改革委定期將建設工程項目實施進展情況在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上發布。要簡化《綱要》中重大工程項目審批核準程序並優先保障規劃選址、土地供應和融資安排，具備條件的重大工程項目不再審批項目建議書。中期財政規劃和年度預算要結合財力可能，統籌安排《綱要》中重大工程項目所需財政支出。

（十一）推動重大改革政策盡快落地。要做好《綱要》提出的重大改革和政策舉措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年度工作要點、年度政府工作報告的對接工作，加強督促檢查，確保按時保質完成任務。創新推動《綱要》提出的試點示範任務，及時跟蹤進展、總結經驗。要建立健全重大政策決策咨詢協調機制，提高政策制定的系統性與協同性。

四、健全相互銜接的規劃體系

（十二）年度計劃要充分體現《綱要》年度實施重點。國家發展改革委負責將《綱要》提出的25個主要指標納入年度計劃指標體系，並做好年度間綜合平衡。《綱要》主要指標的年度實現情況以及上一年度《綱要》總體執行情況和下一年度實施重點，都要納入年度計劃報告，按程序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十三）專項規劃要細化落實《綱要》特定領域目標任務。各部門要根據《綱要》重點領域的發展任務和戰略部署，做好專項規劃編制實施工作。各重點專項規劃均應在2016年年底前出臺實施。各部門另行報批並印發實施的專項規劃要加強與《綱要》和重點專項規劃的銜接；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負責做好跨“十三五”時期專項規劃與《綱要》的銜接工作。

（十四）區域規劃要細化落實《綱要》特定區域目標任務。相關部門和地方要根據《綱要》明確的重點區域發展任務和戰略部署，做好區域規劃的編制實施工作。規劃期到2020年的區域規劃須於2016年年底前出臺實施。規劃編制主體要按年度監測評估重大區域發展戰略規劃實施情況。

（十五）地方規劃要細化落實《綱要》涉及本地區的目標任務。地方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要與《綱要》密切銜接，貫徹落實《綱要》涉及本地區的目標任務和重大工程項目。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要加強《綱要》實施的動態監測，及時發現問題和風險，並通報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國務院相關部門，每年年初將上一年度《綱要》主要指標和“三個重大”落實情況，以及地方總體規劃實施情況送國家發展改革委匯總。

（十六）加快構建有利於國土空間合理開發和高效利用的空間規劃體系。充分發揮主體功能區作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基礎制度的作用，以主體功能區規劃為基礎統籌各類空間性規劃，加快研究建立空間規劃體系，協調推動全國國土規劃，協調推進市縣“多規合一”和省級空間規劃改革。加快完善主體功能區政策體系，落實好《綱要》關於生態屏障建設、有效保護耕地、節約集約利用土地、優化城鎮空間布局等重大部署。

五、營造《綱要》實施的良好氛圍

（十七）營造良好輿論環境。加強規劃編制、實施、監測評估、監督考核全過程的輿論宣傳，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各地區各部門要創新和豐富宣傳形式，及時報道《綱要》實施新機制新做法，充分反映新進展新成效。加大《綱要》實施國際傳播力度，準確解讀中國發展形勢、經驗與成就，廣泛贏得國際社會理解和認同。

（十八）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創新服務和監管方式，提高行政效能。推廣“互聯網＋政務服務”，將《綱要》實施情況作為政務公開重要內容。著力清除市場壁壘，促進商品和要素自由有序流動、平等交換，積極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和有利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良好環境。

（十九）強化規劃法治保障。積極推進發展規劃法立法工作。研究制定國家級專項規劃管理辦法。加快研究制定規劃研究起草、執行落實、監測評估、督查等各環節工作制度和辦法。各地區各部門要強化依法合規意識，加快推動薄弱環節和領域立法。

六、強化《綱要》實施監測評估

（二十）加強動態監測分析。密切跟蹤國內外形勢變化，根據需要適時調整《綱要》實施重點、政策舉措及保障機制。加大對困難地區、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針對可能存在風險的地區和重點領域，制定工作預案，防範系統性風險滋生蔓延。創新和改進統計工作，充分利用各類信息和數據資源，提高《綱要》實施監測分析的及時性、全面性和準確性。

（二十一）建立年度監測評估機制。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建立《綱要》跨年度滾動實施機制，組織開展重點任務實施情況年度評估並向國務院報告。各有關部門要針對本領域重點問題，適時開展專項評估。各地要切實做好地方總體規劃年度監測評估。逐步將重點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等各類規劃實施情況納入年度監測評估範圍。充分發揮國家“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工作機制作用，根據需要可委托開展第三方評估。

（二十二）完善中期評估和總結評估機制。《綱要》中期評估和總結評估結果要按程序報批。地方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地方總體規劃實施情況中期評估和總結評估工作，完善向本級人大常委會或財經委員會的報告機制。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等各類規劃都要開展中期評估及總結評估。要充分借助智庫等專業資源，全面開展第三方評估。

（二十三）健全動態調整修訂機制。基於《綱要》監測分析及評估結果，確需調整時，由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方面提出調整方案，按程序報批後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各地要嚴格規範地方總體規劃調整修訂機制，未經法定程序批準，不得隨意調整主要目標任務。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等各類規劃的編制主體負責向審批主體提出修訂調整建議。

七、完善監督考核機制

（二十四）強化人大監督作用。要依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綱要》實施情況和中期評估報告，自覺接受人大監督，認真研究處理審議意見，及時報告整改結果。要高度重視人大代表的意見建議，鼓勵人大代表跟蹤監督《綱要》實施情況，充分發揮代表建議和代表專題調研、集中視察對《綱要》實施的推動作用。

（二十五）完善社會監督機制。各實施責任主體要及時發布《綱要》實施進展情況，保障社會公眾知情權。暢通公眾監督渠道，更好發揮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對《綱要》實施的民主監督作用。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商會、貿易投資促進機構、智庫等社會力量的專業化監督作用。建立利用互聯網等新媒體監督《綱要》實施的有效機制。

（二十六）加大督查力度。圍繞《綱要》主要目標任務及“三個重大”，強化聯合督查和信息聯動應用。將《綱要》實施情況納入國務院大督查內容，建立《綱要》實施專項督查機制。各地區各部門負責組織開展地方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實施情況的督查。各級審計機關要依法加強對規劃實施情況的審計監督。

（二十七）加強規劃實施考核評價。強化年度評估、中期評估、總結評估及專項評估結果的運用，將《綱要》實施情況納入各級領導幹部考核評價體系，考核評價結果作為幹部晉升和懲處的重要依據。針對各地區各部門實際，研究提出差別化、可操作的考核內容及權重。探索將規劃實施考核結果與被考核責任主體績效掛鉤。

各地區各部門要充分認識推進《綱要》全面順利實施的特殊重要意義，明確實施責任、創新實施機制、狠抓規劃落實，廣泛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不斷開創發展新局面，確保“十三五”時期各項目標任務有效完成，堅決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

陳雨露：全球金融協調更重要的是推動制度改革

“本輪金融危機以來，很多研究者認識到，僅靠貨幣政策工具層面的協調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推進制度建設，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超主權貨幣體系、區域金融合作等成為研究熱點。”11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暨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年會”上表示，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學特別是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

在他看來，目前的研究進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策外溢分析從單向維度向雙向維度轉變，二是政策外溢影響渠道的分析更加強調預期因素，三是關於政策協調方式和內容的研究不斷擴展。

危機引發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反思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有八年，危機帶來的沖擊和深刻影響遠遠超過了最初共同的判斷。同時，危機的爆發也暴露出主流經濟學理論和研究範式存在缺陷，宏觀經濟研究的困境推動了發達經濟體經濟學界的集體反思。

“這種反思是多維度的，也持續在進行，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進展。”陳雨露在發言中指出。

這種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要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在本輪金融危機前，在主流宏觀經濟學中，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某些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來表達，但一直未能把金融作為內生變量系統性地納入到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金融因素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危機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發現，金融體系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動態和機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宏觀經濟和金融理論需要在全面納入內生性金融體系的基礎上予以系統重構，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同時包含“金融-實體經濟-政策”相互作用的新的理論框架。

二是重視微觀經濟主體的異質性。危機前，宏觀經濟學模型通常假定家庭部門或者企業部門存在著一個單一的、行為可代表全部主體(家庭或企業)的代表性主體。這當然主要是為了建模和數理推演的需要。但在真實的世界中，消費者是有差異的，生產者是有差異的，面對同樣的沖擊時，不同經濟主體的表現也是有差異的，這表明目前的宏觀經濟模型的微觀基礎存在一定缺陷。最新的研究表明，放松經濟主體的同質性假設，引入微觀主體的異質性行為及其對總需求和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有助於解釋本輪大衰退的持續性及隨後的緩慢複蘇，更好地理解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與效果。

三是關註宏觀審慎問題。宏觀審慎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國際清算銀行(BIS)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過宏觀審慎的理念。本輪危機以來，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以及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 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問題得到了學界的高度重視，關於宏觀審慎管理的制度安排、工具使用、傳導機制和政策評估，以及宏觀審慎政策與微觀審慎監管、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等諸多研究成果湧現。同時，如何為宏觀審慎管理設定可量化、易操作的政策目標以及如何發揮市場溝通策略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作用，也是討論的熱點理論問題。

四是積極探索新全球化理論。全球化一直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研究的重點。近年來，學界在充分肯定全球化促進國際產業分工合作、優化資源配置和增進各國民眾福祉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高度關註由於一些不合理制度安排，現行的全球化模式帶來了收入不平等擴大、風險大規模跨境傳染等負面影響。特別是近年來全球化進程出現了波折，貿易保護主義、保守主義、孤立主義等“逆全球化”力量擡頭。學者們開始反思現行的全球化理論，試圖用新的分析框架來構建新的或者下一代全球化理論，尋找推進全球化的新理念和新動力機制，推動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得到了沿線國家的熱烈響應和積極參與，將為新的全球化理論的構建提供新的思想動能和堅實的實踐基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我國學界和國外同行基本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我們完全有可能提出具有本土智慧的新全球化理論。

宏觀經濟政策需國際協調

陳雨露表示，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是本輪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學特別是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這是具有十分深刻的時代背景的。特別是本輪危機爆發以來，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成為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的重要手段。

“在百年一遇的大危機面前，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升格為G20領導人峰會，並成為國際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的主要平臺。在今年9月G20領導人杭州峰會上，中國充分發揮主辦國的優勢，把握議題和議程設置主動權，就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等一系列重點議題展開討論，形成了一系列開創性、引領性、機制性成果，推動G20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國際社會予以高度評價。”陳雨露說，豐富的政策實踐為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幾年，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研究非常活躍，並在多個層面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是政策外溢分析從單向維度向雙向維度轉變。過去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外溢分析的對象是發達經濟體尤其是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重點研究內容是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一些新的文獻研究發現，在新興經濟體實力增強的大背景下，如果新興經濟體由於外部政策負面溢出效應的沖擊，而觸發市場動蕩和金融不穩定，也可能會通過跨資產、跨市場的方式影響發達經濟體的金融市場。這就是所謂的回溢效應(spillback effect)。回溢效應的存在以及溢出效應和回溢效應的相互作用，進一步提示主要發達經濟體在制定政策時，既要考慮國內的需求，又要考慮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反射效應。這凸顯了國際社會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必要性。

二是政策外溢影響渠道的分析更加強調預期因素。過去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外溢渠道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貿易、投資、資產組合、跨境資本流動等實體因素，而對預期等非實體因素關註並不多。本輪危機顯示，政策的外溢影響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預期渠道“自我實現”的，而市場信心就是“自我實現”機制中的關鍵變量。也就是說，即使一國經濟基本面保持健康，也有可能因為外圍事件的發生而影響本國市場主體的信心，進而陷入壓力困境。由於預期渠道和信心渠道的作用，宏觀經濟金融風險的跨境傳遞不僅在速度上大大快於傳統渠道，在幅度上往往超出傳統渠道，而且更加難於預測。有研究表明，本輪危機至今的金融市場波動中，預期渠道影響大約占到總影響的70%。這對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時效性、透明性和機制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面臨重大沖擊的時候，各國政策當局必須高效采取行動，向外界傳遞明確、一致的信息，提振市場信心，有效阻斷危機的“自我實現”機制。

三是關於政策協調方式和內容的研究不斷擴展。過去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研究主要關註貨幣政策，特別是危機時期的貨幣政策工具協調問題。一方面，危機以來，很多研究者認識到，僅靠貨幣政策工具層面的協調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推進制度建設，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超主權貨幣體系、區域金融合作等成為研究熱點。今年10月，人民幣被正式納入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被普遍認為是人民幣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一步，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們把研究視角進一步擴展到更具難度的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宏觀審慎政策等領域的國際協調問題。從中長期看，解決全球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特別是結構性矛盾，需要更加關註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國際協調的作用。

陳雨露在會上表示，當前全球經濟總體保持複蘇態勢，但面臨著增長動力不足、總需求不振、金融市場波動性增大等多重風險和挑戰，仍需要各國發揚同舟共濟的夥伴精神，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合力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維護金融穩定。從宏觀研究的角度看，也還有一系列問題等待研究者去破題，進行深入、細致研究，為政策實踐提供指引。比如，如何創新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機制和方式，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勵約束機制和成本分擔機制。又比如，如何應對全球經濟走勢分化對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帶來的挑戰。從歷史經驗來看，當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經濟體處在大致相同的經濟和政策周期時，或者面臨的共同挑戰比較突出的時候，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難度相對就會低一些，協調的效率和成效也會相對高一些;反之困難則增大。當前全球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和政策取向出現了分化趨勢，各國政策制定的“內顧傾向”有所擡頭，鞏固和提升各國進行政策協調的積極性、拓展政策協調的空間面臨新挑戰。

“總而言之，現有宏觀理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政策實踐提出的新命題，對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的挑戰，也是難得的歷史機遇。”陳雨露稱。

澳搜尋馬航370航班聯合協調中心：暫停水下搜索

據新華社援引外電報道，澳大利亞搜尋馬航370航班聯合協調中心17日宣布，暫停對該航班的水下搜索。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中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三國政府發表的聯合聲明稱，搜索迄今為止尚未發現能夠確定飛機具體位置的新消息，因此暫停水下搜索工作。

“盡管使用最前沿的科學，最尖端的技術，以及來自高技能專業人士的模型和建議，不幸的是，搜索沒有能夠找到飛機。”聲明表示。

2014年3月8日，馬航MH370航班從吉隆坡到北京的途中失聯，飛機上共有239名乘客和機組人員。

搜尋過程中發現的MH370殘骸

去年12月20日，澳大利亞運輸安全局發布最新馬航370客機搜尋報告，稱先前指定的水下搜索區域不太可能有飛機殘骸，而在搜索區域北部發現飛機殘骸可能性極高。

今年1月6日，馬來西亞交通部長廖中萊稱，現階段對MH370客機的搜索，將在2周內結束。此外，在對12萬平方公里的搜尋區完成搜索並發布最終報告後，將舉行三方會議。

馬來西亞交通部副部長阿都阿茲此前稱，在完成南印度洋12萬平方公里的搜尋範圍後，如果無法找到黑匣子，政府將暫停搜尋工作，直到找到其它有價值的線索，才會繼續展開調查。

樸槿惠遲遲不接受獨檢組當面調查，青瓦臺：正在協調，並非抵制

韓國“親信門”獨立檢察組原計劃9日對樸槿惠進行當面調查的計劃最終流產，有人猜測樸槿惠今後會繼續拒絕接受當面調查。對此，青瓦臺一位負責人9日表示，青瓦臺並不抵制當面調查，只要與獨檢組形成信任就會接受調查，雙方繼續就當面調查事宜進行協調。

據韓聯社9日報道，青瓦臺另一名負責人也表示，接受當面調查是總統已經承諾的事宜，若雙方就調查日程達成一致，樸槿惠將堂堂正正地接受調查，當面調查可能將在不久的將來進行。

日前，韓國一家媒體報道稱獨檢組對樸槿惠的當面調查定於9日，之後青瓦臺方面譴責獨檢組泄露相關信息並提出強烈抗議，拒絕接受原定於9日進行的當面調查。此前報道稱，樸槿惠的律師團還指出經證實是獨檢組的一位檢察官向該電視臺泄露了當面調查日程。

樸槿惠接受獨檢組當面調查的日期一推再推（資料圖）

韓聯社分析稱，若樸槿惠拒受當面調查，輿論的批評之聲會進一步高漲，且會給憲法法院彈劾案審判結果帶去負面影響，因此，樸槿惠接受當面調查在所難免。據預測，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樸槿惠很有可能在下周初接受當面調查。

另一方面，樸槿惠在接受當面調查前不會公開露面，而是在青瓦臺與代理律師就如何應對獨檢組調查進行商討。部分觀點認為樸槿惠接受當面調查後會通過開記者會等形式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但青瓦臺負責人對此表示，正在考慮許多方案，具體事宜尚未確定。

劉士余周日舉行發布會介紹協調推進資本市場改革等方面情況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將於2017年2月26日(星期日)上午10時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請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士余介紹協調推進資本市場改革穩定發展等方面情況，並答記者問。

胡春華：廣東始終註重解決“協調發展”

3月6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廣東代表團舉行開放日。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在回答關於廣東省區域協調發展的提問時指出，廣東省已經到了“先富幫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的階段，下一階段的工作要始終註重解決“協調發展”的問題。

廣東代表團的駐地位於首都大酒店，會議定於早上9點正式開始，不過從7點半起媒體記者就開始入場。第一財經記者在現場看到，不到8點，媒體席位的三分之二就已坐滿。據悉，當天在場的媒體記者超過200名。

廣東代表團有六個小組、共164名代表，不僅人數較多，“明星”代表也較為集中。其中，胡春華本身就是一位備受媒體關註的官員，知名企業家也較多，如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CEO馬化騰、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小米創始人雷軍、TCL董事長李東生，此外還有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鐘南山。

開放日現場，胡春華僅回答了一個記者提問，是關於廣東區域協調發展的問題，他指出，區域發展不協調(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始終是廣東發展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比如深圳的人均GDP是梅州的7倍。

第一財經記者在現場拿到的《2016廣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廣東省全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7.9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5%。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9.1%，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61.3%。

分區域來看，珠三角地區生產總值占全省比重為79.3%，粵東西北地區占20.7%，東翼、西翼、山區分別占6.9%、7.6%、6.2%。

會議現場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胡春華介紹了廣東省目前正在推進的三項舉措。

首先一項是廣東目前正在做的，是加強粵東西北和珠三角之間的交通連接建設，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機場建設等。在過去4年，廣東新建21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粵東西北。

其次是推動珠三角和粵東西北實現產業共建，將珠三角先進的生產力引入粵東西北。“深圳和河源正在合建中興通訊生產線，深圳和汕尾在建設比亞迪生產線。這就確保從珠三角轉移到粵東西北的是先進生產力。”胡春華表示。

第三是加強粵東西北的公共服務建設。胡春華表示，粵東西北與珠三角差距之一是公共服務建設。以醫療為例，整體上來看，珠三角的醫療資源足夠，而粵東西北面臨著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的問題。廣東省決定在人口多、欠發達的偏遠地區投入500億元，用於建設醫院，初步規劃是建45所，今年全部開工建設。

胡春華還表示，要解決粵東西北貧困人口的問題。按照廣東標準，2016年統計有173萬相對貧困人口，去年解決了57萬。“我們希望把這100多萬人的脫貧問題紮紮實實解決掉，如期實現共同富裕。”胡春華說，廣東還從實際出發，選擇2277個比較貧困的村，將其納入新農村示範村建設，通過示範村建設，讓它們達到中等收入水平。

“要解決粵東西北和珠三角之間的差距，會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有些見效較快，有些則需要時間。”胡春華認為，只要沿著目前思路做下去，粵東西北的發展一定能得到改進。

在今年的廣東代表團會議上，幾位人大代表的發言，主要圍繞著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農業供給側改革、精準扶貧、環保等方面。

比如，廣東省佛山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魯毅的發言主題是“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提質增效升級”，圍繞“佛山制造”，介紹了佛山過去一年在智能制造、轉型升級等方面的經驗。

廣東省發改委主任、黨組書記何寧卡的發言題目則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第一財經實習生熊天琪對本文有貢獻)

周小川：金融監管協調一致還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

3月10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可能在達成一致意見情況下，金融監管協調一致還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這個現在我還沒有做到，所以沒有辦法告訴你。”周小川稱。

對於大金融監管改革市場傳言由來已久，在3月2日，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國新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回應稱，金融監管改革三會合並是謠言。

周小川表示，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實際上在兩年多以前已經初步設置了金融監管協調聯席會議，最近也研究了資產管理的問題。

對於資管統一監管的問題，周小川表示，現在已經就許多比較大的方面的問題在“一行三會一局”包括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外匯局之間達成了一致，進一步細化以後就會做出一些初步的規範。

“規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市場是不斷變化的，現在是對存在的突出問題規範一下。”周小川稱，資管業務存在的問題在於：

一是理財市場有些混亂，包括標準差距太大，套利機會太多，投機性過強等問題。也存在著監管之間通氣不夠，對市場總體觀察和風險把握還不夠好，這方面也要加強。

二是資產管理個體來講，是投機性過強忽視風險，沒有起碼的風險管理的做法。大家所關心的資產管理產品或理財產品嵌套運行，在金融系統一個行業、一個公司到另一個行業、一個公司，再轉回來，在系統里轉。

“我們強調資產管理和其他金融業務著重為實體經濟服務，轉來轉去這個錢沒有到實體經濟，這中間到底有什麽問題，可能有一些是套利，甚至有一些是違規行為。就這幾個問題方面大家對資產管理，究竟這個怎麽定義，都是哪些範疇，存在哪些問題初步達成一致意見。”周小川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