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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店再爬高 墾丁凱撒飯店 總經理武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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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改靴子落地：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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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汇 布丁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香港特区立法会１８日否决了有关修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议案。经过９小时辩论，７０名议员中有４１名议员发言，立法会于１８日１２时许完成辩论，约１２时半开始表决议案，１２时３５分左右表决程序完成。此议案37人出席，28人反对，8人同意，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弃权，未获得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赞成，该议案被否决。

这意味着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将继续沿用1200名选委选举的形式，同时也意味着，政改五部曲中的第二部曲“人大831决定”被香港立法会否决。

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本来这种事不是我等投资人去关心的，但无奈的是这次投票已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深刻影响香港经济、民生的问题，由不得我们置身事外——香港股市最近一路走低，原因众多，但9成原因与此有关。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靴子落地，也不过如此而已。就像希腊人隔三差五穷折腾一番，每次折腾都以为会把欧洲这艘刚艰难从泥沼爬出来不久的大船掀翻。但实际情况是：欧洲这艘大船一直在航行途中。

很 明显，议案被否这个结果是泛民派议员一直在争取的，但是不是他们真心想要的，则真的未必。很明显，政改方案被否，对泛民而言真不是什么好事：中央已经明确 警告过，这是香港获得民主的最后一次机会。指望中央政府在这个事情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实在是一厢情愿。方案不通过，极大可能不会再有新提议。香港民主进程 可能就此陷入原地踏步的停滞状态：既无最优方案，也无次优方案。

本届港府应该是再也不会提普选这事了。2047年前会不会提，以及未来会怎么走，天知道。泛民貌似获得了期望的结果，但会发现失去了再着力的抓手与方向——这就是泛民最大的尴尬是：香港民主制度赋予了泛民否决的权利，但在否决后，却并无能力拿出并落地新的方案。

某种程度上，泛民等于把自己关进了一个作茧自缚的笼子，未来能不能走得出来，似乎已不单是靠泛民自己能够解决的了。

这令我想起一句非常朴实，却又饱含深刻哲理的中国话：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没有丝毫华丽色彩，却被中国这个古老大国的历史一遍又一遍验证的8个字。可惜，议员们看重的始终是自己的政治生命，历史经常是个无关痛痒的名词。

政 改方案被否，于泛民，是得到了一个几乎没有价值的面子，于中央，虽不是期望的结果，但也明显没有坏到哪里去，实际是得到了里子：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 “一国两制”的政策方针，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以及中央政府仍会牢牢掌控香港的政治和经济运行轨迹。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政府，发展永远是核心关切课 题，但任何发展的选项，都必须符合执政阶层的底线。香港一直都是中国的一个试验窗，我唯一期待的是，经过这次事件后，中央政府能高屋建瓴弥合各方分歧，一 如既往支持香港这个桥头堡和试验田。而香港各方在拥有和珍惜否决权的：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一是因为手中拥有拒绝的权利，二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祖国。两者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这 次政改争拗最大的输家，某种程度上是整个香港社会和普通公民。紧张且旷日持久的民主进程争拗已经把香港整个社会拖入了混乱：隔三差五的上街游行、甚至占 中，甚至发展到制造爆炸物等极端行为……经济发展环境受重创，社会和族群撕裂，经济停滞不前，民主原地踏步。现在我们举目见到的，无论是虚拟网络，还是现 实生活，无论是商场街肆，还是家庭居屋，港陆摩擦，甚至家人反目都已不鲜见，这离一个曾经的和谐融洽、彬彬有礼的金融中心形象已经越来越远。

数据也显示，香港不仅往日荣光不再，反而是被整个世界越拉越远。1997年，香港GDP相当于新加坡的177%。从2010年起，新加坡超过香港。2013年，香港GDP仅相当于新加坡的92%。这种速度对比在内地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其GDP相当于内地加港澳的15.6%。2013年，这一比率降至可怜的2.9%。香港GDP在2010年被上海超越，2011年被北京超越。按未来几年香港GDP年增长率约2%而内地中心城市年增长率逾7%推算，2017年前后，广州、深圳、天津等城市GDP也将超越香港。2022年前后，重庆、成都、武汉、杭州等城市GDP也将超越香港。

最关键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毁损希望的折腾，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在香港经济状况堪忧的大背景下（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2015/2016财政年度预算案》中指出，2014年香港受全球经济表现未如理想所影响，全年商品出口实际增长为1%，服务输出实际增长为0.5%，以致全年GDP实际增长只有2.3%，连续第三年低于过去10年平均每年3.9%的增幅。），这对绝大多数香港普通人来说都是一个自身根本无法左右，却又不得不去面对和承受的折磨。

对 投票结果最满意的无疑是香港股市的投资者：满意的不是结果，而是这个事情终于尘埃落定。投资最惧怕的是不确定性。投票结果出来后，很多基金经理长舒了一口 气：靴子终于落地。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方案没过，但港股走势波澜不惊，只是在下午开盘时小幅下探就迅速拉回，最终恒指只是小幅收跌0.22%（见下图）。这在今天上证指数下跌超过3.67%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难得！

是的，靴子真落地，也就那么回事了。方案没通过，至少泛民不再有理由上街了。经过去年的政治争拗和风波后，香港股市对“政改”话题的消化能力在显著增强，市场参与者对2017年政改各种可能性都普遍接受。

最关键的是，所有的都看到了以下几点：

1、中国的战略转型、人民币国际化（很多人说中澳自贸协定签署是为了外贸，这是真不懂大局啊。不为了人民币国际化，谁会和这个只能帮助我们送铁矿石，但对我们的红酒、乳制品、农产品构成直接冲击的国家去自贸啊）、资本输出的国家大战略无可改变；

2、香港在这个大战略中的桥头堡、中转站的地位无可替代，也无可改变；

3、香港的估值全球最低，价值只会迟到，不会缺席；

4、政改靴子落地，中央可以不再耗费精力在这些事情上，而是可以全力以赴假道香港推进中国的转型之路；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细枝末节的纠结，不应模糊和遮盖战略大方向。厘清头绪，该是众望所归的港股开始踏上征程的时候了！

點睛丨凱撒文化轉型趨勢向好 股東提議高轉增

事件：凱撒文化(002425.SZ)1月11日晚公告，公司控股股東凱撒集團及實際控制人鄭合明、陳玉琴夫婦提議2016年度利潤分配向全體股東每10股派發現金股利人民幣0.5元(含稅);同時以資本公積向全體股東每10股轉增20股。

CBN點評：2016年9月14日，公司中文證券簡稱由“凱撒股份”正式變更為“凱撒文化”，標誌著公司正式向互聯網泛娛樂轉型，公司轉型動態一直受到市場關註。此次凱撒文化實控人提議擬10轉20派0.5元，表現出公司近年來轉型成效顯現，未來發展趨勢向好。

2014年，凱撒文化正式從傳統行業轉型互聯網泛娛樂產業，到2016年初，泛娛樂的全產業鏈布局全面鋪開。轉型速度和力度都可以說是業內領先。公開資料顯示，凱撒文化目前的產業布局集中在網絡文學、動漫、影視和遊戲領域，基本上是圍繞泛娛樂的幾個核心領域進行資源整合。

凱撒文化CEO吳裔敏在此前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目前公司的傳統主業服裝業務已經轉包出去，公司正在全面發力互聯網泛娛樂業務。凱撒文化目前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圍繞IP來進行立項的。2017年，凱撒文化預計將在IP方面和大的遊戲產品方面會有一些大的動作。2018年，公司可能會展開全系列的IP運作，以及更多影遊聯動的精品產品。

凱撒文化在公告中表示，根據向互聯網泛娛樂轉型的戰略規劃，公司2016年上半年完成重大資產並購四川天上友嘉項目，加上2015年完成的酷牛互動、幻文科技二家互聯網遊戲公司的並購，已完成了移動互聯網文化領域——泛娛樂產業鏈中“IP運營(幻文科技)+IP商業化(酷牛互動、天上友嘉)”的布局，構建以精品IP為核心的互聯網娛樂生態體系，持續深化“泛娛樂”戰略並在業務中取得實質性進展。同時，公司已完成對原有主營業務服裝業務品牌授權經營，公司戰略重心已全面轉向互聯網泛娛樂上。

同時，公告顯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公司總股本為508,590,270股，實現營業總收入339,693,518.67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88,721,153.87元，同比增長173.81%。公司預計2016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變動區間為13,957.78萬元-18,003.52元，同比增長72.5%-122.5%

廣發證券認為，公司長期戰略布局有前瞻性，精品IP遊戲項目儲備充足，基於優質IP圍繞泛娛樂全產業鏈布局，IP運作與商業化效果將逐漸體現。此外，凱撒文化已形成母公司+凱撒文創產業基金+國金凱撒產業基金的產業投資架構，可接觸和覆蓋的投資標的來源更廣，為公司外延投資布局提供豐富資源池，同時項目推出將獲得不錯投資收益。國金凱撒產業基金部分投資項目有望在明年推出，帶來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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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資辦醫院： “凱撒模式”如何在中國落地

陽光融和醫院。（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7月6日《南方周末》）

在這種模式下，參保方（客戶）通過購買保險的方式成為凱撒醫療集團的會員。就醫時，會員只需按照疾病種類負擔一小部分費用，按照所購買保險的不同等級享受不同的醫療保健服務，其他均由保險公司承擔。

“只有擁有自己的醫院，才能實現對客戶比較精準的定價，這種精準定價有兩個作用，一個是幫助保險公司做醫療產品，第二個是為將來的拓展提供一種參考。”張維功解釋。

一年前，陽光保險與濰坊人民醫院合作成立的陽光融和醫院正式開業。這家醫院坐落在山東省濰坊市國家級高新產業開發區，占地面積950畝，開放床位2000張，總投資高達30億元。

其實險資辦醫院已經不是稀罕事。泰康人壽就已戰略投資南京仙林鼓樓醫院，中國人壽也註資了淄博市中心醫院。

但陽光融和醫院是國內第一家由險資主導管理的醫院。陽光保險集團旗下的陽光人壽目前持股51%、濰坊當地最好的三甲醫院濰坊人民醫院持股49%。

險資紛紛湧入醫療行業，源於政策的變化。

2014年5月，國務院頒布《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4年重點工作任務》，明確支持社會資本創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同年8月，《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幹意見》發布，政府鼓勵居民購買商業健康保險作為基本養老的補充。

資本、醫療、保險各自的位置明確了，恰逢家鄉濰坊成為全國第一批新醫改試點城市，陽光保險董事長張維功抓住了這個機會。

開業一年來，陽光融和醫院究竟與傳統醫院有何差異？它的保險業務與醫療業務如何銜接？

“凱撒模式”

在陽光融和醫院成立前，陽光保險健康事業部總監張劍敏曾造訪美國凱撒集團總部學習。在美國，凱撒模式已經成了“保險+醫院”的代名詞，這是一種將保險公司、醫院、醫生集團三者集中一體化的醫療管理模式。

在這種模式下，參保方（客戶）通過購買保險的方式成為凱撒醫療集團的會員。就醫時，會員只需按照疾病種類負擔一小部分費用，按照所購買保險的不同等級享受不同的醫療保健服務，其他均由保險公司承擔。

張劍敏在考察凱撒集團時發現，凱撒建立了一種特殊的付費方式和完善的客戶監督機制——保險公司將整體保費包幹至醫院後，通過獎金制度激勵醫生和醫院控費的主動性，以此減少治療費用、降低保險賠付率。按患者人頭計算醫生收入，並按患者滿意度對醫生進行排名，讓醫生自覺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治療和服務。

凱撒集團還采取整體式健康醫療機制，醫生在患者未患病的時候對其提供健康教育的服務，以此有效預防疾病發生，進而減少未來可能發生的診療費用。

“從世界的潮流來看，商業保險和醫療產業的結合是先天性的，商業保險是醫療費用的主要承擔者和管理者。而且在當前醫療改革環境下，也需要一些新生力量來註入新的元素和活力。”張維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但凱撒模式這樣的閉環式體系，在中國的醫療環境下很難實現。

海外盛行商業保險制度，而非傳統醫保，保險公司對醫院有很大制約能力。而國內保險公司被隔絕於醫療體系之外，對醫院幾乎沒有話語權，無法對醫院的醫療行為實施有效的監督，更無法對患者客戶的醫療費用進行管理。

此外，凱撒模式下的保險只支付會員在凱撒醫療系統內的開支，換言之，會員只有在凱撒集團旗下的醫院就醫才能獲得保險賠付。但在中國，優質醫療資源仍掌握在大多數公立醫院手中。

在目前的大環境下，險企想要介入健康醫療領域，自己辦醫院是比較可行的一條出路。因此陽光融和醫院采取的是“雙軌制”，類似做加法，無論患者運用醫保或是購買任何一家保險公司產品，都不會對其在陽光融和醫院就醫產生影響。

如果購買了陽光保險為醫院特別研發設計的專屬醫療保障產品，只要在保險責任範圍內，基本醫保範圍內的自費部分可報銷100%，醫保範圍外也可100%報銷。患者通過醫院的“直賠式”服務，不需要自己向保險公司進行報銷，而直接讓險企和醫院實行實時報銷結算。

“只有擁有自己的醫院，才能實現對客戶比較精準的定價，這種精準定價有兩個作用，一個是幫助保險公司做醫療產品，第二個是為將來的拓展提供一種參考。”張維功解釋。

“在體制內難以辦到的事”

在硬件配置上，陽光融和醫院與中國其他民營醫院相比可謂頂配。

耗資億元引進的國際最先進靜音PET/MR一體機，世界最高級別的惡性腫瘤、神經系統、心血管系統等疾病的早期診斷設施。有最新款GE全球唯一後超高Revoluiton CT，最高端影像檢查CT。還有美國雅培A3600全自動生化免疫流水線、3臺價值百萬的奔馳120“移動醫院式”救護車等等最先進醫療設施。

這樣的大投入帶著張維功本人的情感色彩。20年前，張維功的父親因司機肇事逃逸車禍去世。打開醫院太平間門那一刻，慘不忍睹的畫面令他永生難忘。

張維功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那次經歷讓他開始思考人在去世時應有最後的尊嚴，這讓他第一次有了辦醫院的念頭。在創辦陽光融和醫院之後，他特別設立了不同宗教信仰的祈禱室，希望家屬從中獲得精神安慰。同時，他先後考察了很多國家的醫院，“把急救中心的墻拆掉，讓救護車可以直接開到治療的地方，這樣可以節約十幾秒救一條命。”

雖然有了強大硬件，但陽光融和醫院院長周玉東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傳統醫院的種種痼疾。他行醫30多年，曾先後擔任地方衛生局幹部、鄭州人民醫院院長等職務。

周玉東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國內醫院的硬件基礎不比國外差，而且中國人口基數大、疾病種類多，醫生臨床機會更多，因此國內專家臨床水平也高，但民眾對中國醫療卻很不滿意。

醫患關系緊張、高額藥價、過度醫療、醫療回扣等現象早已屢見不鮮。“這些問題背後折射出的這些都是現有社保保障模式的矛盾。”他說。

這一矛盾主要體現在醫療費用的“進”和“出”上，一方面要加速醫保費用的籌資速度，另一方面也要對醫療費用支出進行嚴格控制，而這正是當前醫改的重中之重。在這一背景下，人社部在2016年將醫保支付制度改革列為醫改重點工作，意欲通過改變醫保支付結算方式來達到總體控費的效果。

但在目前醫保結算按照總額限費、項目付費的前提下，總額限制和超額罰款作為醫保控費的主要措施，實際上依舊無法約束醫院的過度醫療行為，醫院、醫生很難形成主動控費的習慣，甚至導致醫院年底因社保額度不夠而推諉病人、有病不治的現象。

為了讓醫院、醫生主動控費，醫院股東對陽光融和的管理機制進行了大幅改革，采取“管辦分離”（經營權由獨立法人掌控），周玉東作為院長享有充分的經營自主權、人事管理權和薪酬分配權。

同時醫院還打破了一些傳統分診的界限，將部分科室的內外科室合二為一（如腦科、心臟科），避免了同一病種的患者在醫院內部多次轉診造成的資源浪費。醫院還從上到下對所有醫護人員薪酬體系進行改革，采取多勞多得制，將藥物控制量、患者滿意度等指標納入個人績效考核，杜絕傳統公立醫院的“大鍋飯”制度。

周玉東對目前的實行效果還算滿意，單就藥占比（藥物費用占整體醫療費用比例）這一指標來看，陽光融和目前的數字僅為24%，遠小於公立醫院平均40%左右的數字。

改革最終的效果尚不得知，但周玉東坦言，至少“這些都是在體制內難以辦到的”。

“按照自然規律去做”

“醫療行業的複雜程度是難以想象的。”陽光保險集團董事長張維功坦言，醫院依靠的是耐心經營，“就像褚時健種的褚橙，按照自然規律去做，追求質量而不是產量。”

作為第一家姓保的醫院，陽光融和也走過“彎路”。醫院創立初期，曾高薪聘請了臺灣某知名院長坐鎮醫院，但由於對內地醫療政策不熟悉，醫院各項工作遲遲難以展開。

雖然陽光融和已經拿到了綜合性醫院的牌照，並納入醫保定點範圍，但在已有數家三甲醫院、醫療資源較為豐富的濰坊，生存仍是醫院的第一要務。

“新的醫院，只要發生一起事故、醫鬧，就會對醫院產生很大影響，甚至面臨吊銷牌照的風險。”周玉東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為此，周玉東將個人電話張貼在醫院各個科室，方便患者隨時與他溝通。周玉東解釋，“患者知道醫院院長能夠親自過問、關心，自然而然就會表示理解，幫助問題的解決。”

盈利壓力仍然是民營醫院繞不過的門檻。

2017年4月19日，濰坊人民醫院以7.3億元價格，在山東產權交易中心掛牌轉讓陽光融和醫院29%股權。掛牌公告披露的財務報表顯示，醫院在2016年前7個月實現營收1805.67萬元，凈利潤-5089.99萬元。今年前兩個月，陽光融和實現營收3591.72萬元，營業利潤與凈利潤均為-2904.16萬元。

據醫院內部人士透露，由於當期醫保結算尚未完成，醫院實際盈利情況比這一數字要好一些。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醫療產業資源投入巨大，普通醫院擁有10—15年的經營周期，盈利絕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

這也對民營醫院的股東方提出了嚴苛要求，股東必須擁有強勁的財務能力以及長期投入的決心，才能支撐一家醫院。而這或許正是保險的優勢，作為經營周期長達10-20年，並且擁有充沛現金流的行業，類似長期項目的投資與險企的盈利周期較為匹配，能夠為醫院帶來平穩投入。“大家習慣了抄概念、趕時髦。有些人做醫院是為了IPO，陽光保險是真正在做醫療產業。醫院5-8年不盈利很正常。”張維功說。

據周玉東透露，除去醫院一期30億元的投入，陽光融和二期建設也已在規劃中，除了做大做強特色門診學科，還會在護理、養老等板塊上有進一步投入。

張維功對於陽光融和的設想是，3年當地最好，5年山東最好，10年中國最好，“要讓這個醫院成為中國醫療改革的典型代表，新興醫療模式中最好的那一個。”

美國經驗的本土化

據南開大學保險學系教授、衛生經濟與醫療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銘來觀察，如今醫保改革任務變化的“苗頭”已經出現，歸根結底是醫保資金難以為繼。

“之前醫保改革解決的都是醫保普及的問題，但是在經濟增長放緩、財政壓力加大的今天，這類社保支出的增長目前已達到極限。”朱銘來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此背景下，醫療健康領域對社會資本的需求顯得更為迫切。這可能也是張維功和陽光保險急於介入醫療行業的原因之一。

但要讓凱撒模式在中國落地，仍面臨著政策障礙。“像一些特定類型的健康險產品（比如針對特定類型的手術），只有病人產生需求才會購買，這種需求主要發生在醫院。但是如果保險公司在醫院銷售這類產品，就違反了目前監管不準在醫院賣健康保險產品的規定。”陽光保險健康事業部總監張劍敏說。

更深層次的矛盾在於，類似凱撒模式相當於將“保險與醫院”經營一體化，主要盈利模式是通過控制醫院診療費用從而增加保險的經營收入。這種一體化也意味著保險機構與醫院在經營上風險共擔、利潤共享。

在現有監管制度或法律框架下，無論是保險公司還是醫院都不被允許經營這類交叉業務，保險與醫院間的協同效應便無從談起。

朱銘來判斷，保險辦醫或者凱撒模式仍是少數險企在小範圍做的一些嘗試，很難大面積開展。

首先，保險公司目前還暫不具備大規模收購醫院（尤其是公立醫院）的能力，公立醫院作為國有資產難以被社會資本企及，而一般民營醫院又達不到保險公司期望的程度，所以保險公司的收購目標群體非常有限。

同時，凱撒模式下的控費制度也並非“完美無缺”。醫院基於股東壓力控費可以解決過度醫療問題，提高經營利潤。但過度控費也可能走向極端，導致病患無法得到應有的治療，如何平衡費用和醫療效果的問題也始終困擾著凱撒這樣的醫療機構。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凱撒建立起一套全面的診療評判體系，多方聘請專業團隊對各類疾病的不同治療方案進行評估，以此作為日常診療標準。

“但是凱撒這一診療評判體系的建立花了很多年才完成，而且完全依賴於自己優質的醫療隊伍才能完成，目前民營醫院還遠沒有這樣的資質和能力。”朱銘來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江宇也曾撰文質疑，社會資本介入醫療改革，無論對於醫療的公平性（看病難）或者宏觀效率（看病貴）都沒有幫助，因為私立的保險公司或者醫院，會把風險最小、收入最高的患者挑選出來，只為他們提供服務，而把收入低、風險大的患者留給公立體系。

這在衛生經濟學上被稱作“撇奶油”，其結果就是，優質的專家、優質醫療資源圍繞著少數人服務，而大多數中低收入者的受益水平下降，導致醫療體系公平性下降，同時少數私立醫院會大幅度拉高醫療費。

在朱銘來看來，保險辦醫的“藍海”還未到來。只有政府層面叫停醫保報銷範圍的繼續擴大，同時那些原本“以藥養醫”的公立醫院面臨虧損轉頭尋求險企合作，商業保險和險企辦醫的價值才能真正凸顯。

對此，張維功似乎並不擔憂，“這個醫院要成為中國醫療改革的典型代表，要擁有最好、最新的醫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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