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財政部：中國匯率幹預力度減弱 人民幣仍被顯著低估

美國財政部稱中國已表現出“一些新的意願”讓人民幣升值，但重申人民幣“仍然被顯著低估”。

在昨日向國會提交的半年度匯率報告中，美國財政部稱中國對貨幣政策作出的調整仍然十分不完善，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該允許市場在決定人民幣價值的過程中扮演更大的角色。

該報告總結道，今年上半年，沒有一個國家被指操縱匯價。

隨著美國經濟走強，而歐元區、日本以及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卻面臨著經濟放緩，美國財政部重申對全球經濟更加平衡增長的呼籲。報告指出，包括德國在內的國家都面臨著國內需求“持續疲軟”，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刺激國內增長，助力世界經濟發展。

康奈爾大學貿易政策教授、布魯斯金智庫高級成員Eswar Prasad表示：

報告試圖做好這樣一個平衡：既鼓勵增長疲弱、經常賬有盈余的經濟體刺激內需，但又希望它們通過采用財政政策和其他途徑來這麽做。

中國應該“像近期一樣明顯地減少對外匯的幹預，堅持抑制在外匯市場上的活動”，該報告如是稱。（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狼王”Carl Icahn：蘋果是幾十年來最佳股票 仍被嚴重低估

被稱為華爾街“狼王”的激進投資者卡爾·伊坎（Carl Icahn）周三接受采訪時表示，蘋果的股票被嚴重低估了，他之前給出的203美元目標價都有些太低。他建議蘋果進行更多的股票回購。

伊坎將蘋果稱為過去二三十年來最佳投資之一。他認為現在的蘋果就像曾經如日中天的寶麗來和施樂一樣，是行業的統治者。後兩者的股價最高都曾到達過40-50倍的市盈率。而如今蘋果的市盈率還不足20倍。

本周二，蘋果公布了靚麗的財報，公司一財季銷售創紀錄同比激增46%，凈利潤大漲37%至18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財報推動蘋果股價周三漲5.7%至115.31美元，創9個月最大漲幅。

他還表示，自己此前把Netflix賣得太早了。他曾在2012年以58美元的均價買入Netflix股票，在隨後的14個月里，該公司股票翻了五倍。最後他於2013年10月拋掉了所有299萬股股票，凈賺7-8億美元。

而一年前，Netflix的股價大約為386元，而截至周三收盤，Netflix的股價為442.46美元。

對此他感到頗為惋惜：“我當時之所以比較保守，是因為我擔心FCC委員會會對互聯網內容進行新的監管限制。但如今這片疑雲已經散去，我完全同意Brett(伊坎的兒子)和Dave（伊坎的合作夥伴）的看法。我當時要是多買點就好了。”

他的兒子Brett Icahn還補充說：“就像我們過去所說，Netflix現在依然被低估了。”

卡爾·伊坎今年已經78歲高齡，凈資產238億美元，在彭博的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30位。他本人是蘋果公司的股東和堅定看多者，持有超過1%的蘋果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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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反壟斷整改變數多 企業哭訴“仍被欺負”

高通反壟斷整改變數多 企業哭訴“仍被欺負”

一財網 郭麗琴 2015-06-11 17:46:00

時間進入到六月，距離高通接到中國反壟斷相關部門下發的60.88億元行政處罰決定書早已超過三個月。這意味著，高通公司已用實際行動放棄了向中國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

一、高通反壟斷整改變數多 企業哭訴“仍被欺負”

時間進入到六月，距離高通接到中國反壟斷相關部門下發的60.88億元行政處罰決定書早已超過三個月。這意味著，高通公司已用實際行動放棄了向中國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

此前，高通全球公告稱，不會選擇上訴或行政複議來反駁中國國家發改委的處罰，但根據中國法律，這樣的公告並不妨礙它隨後改變想法，選擇繼續上訴。

但這場反壟斷的處罰並未就此終結。

圖片來源：網絡

在反壟斷這個全球舞臺，中國對高通的第一張走到終點的罰單，具有導向性意義。只是，目前這張措辭模糊的罰單，對於全球通信專利及芯片產業鏈中的企業來說，還尚未回答一些核心問題。

這些問題的答案，短期而言，將隱身在高通正緊鑼密鼓與其中國下遊廠商重新簽訂的商業合同條款細節之中。長期而言，則需要回答，中國執法機構或法院將依據何種原則，何時開啟下一個“類高通”的調查或訴訟。

“高通們”的煩惱才剛剛開始。

發改委和高通並無“私下和解”協議

國家發改委今年2月對高通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排除、限制競爭的壟斷行為依法作出處理，責令高通公司停止相關違法行為，處2013年度在我國市場銷售額8%的罰款，計60.88億元。

高通下遊的中國企業，是最先感知到調查案後新規則的群體。

“後高通時代”的行業新規則，體現在按處罰決定書中規定而重新調整的合同細節之中。

這註定是一場規模巨大且艱難的談判。

3月21日，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間隙向論壇嘉賓、美國高通公司首席執行官(CEO)史蒂夫•莫倫科夫(Steve Mollenkopf)詢問，如何執行國家發改委的處罰決定書、如何確定新的業界標準等細節時，他以忙於參加下一場會議為由，拒絕回答提問。

另一些極度依賴高通供貨的手機終端廠商，諸如小米等公司，也稱由於過於敏感，紛紛回避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高通的主要收益來自於兩部分：專利授權和手機基帶芯片(負責無線通信功能的核心芯片)出售。因此，高通在中國涉及到的企業，包括芯片制造企業、智能手機終端企業、設備商、運營商。

手機制造商如果使用了高通芯片，要付芯片的錢及專利費;設備商建基站的芯片如果使用了高通專利，則得付專利費。對於中國的三家運營商來說，一方面需 要采購手機廠商的定制機(比如iPhone);另一方面，還需要采購設備商(包括華為、中興等)生產的設備，得間接付出兩份專利許可費用。

在所有相關方中，中國廣大的智能手機終端廠商，是受本次反壟斷處罰決定直接沖擊最大的一方。因為它們同時使用了高通的芯片和專利。

業內關註的另一個疑問是，在發改委公開的處罰決定書、高通公開的簡版整改措施之外，是否還有一個秘密簽訂的“和解協議”。

對此，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本次反壟斷調查中高通律師團隊負責人吳鵬和一位發改委方智囊人士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雖然從流程上看，發改 委和高通，有著相當的默契，但雙方並沒有私下簽署“和解協議”。高通收到的處罰決定書，與發改委最後在其官網上公布的處罰決定全文核心內容完全一致，唯一 區別是，公布版本去掉了銀行賬戶和高通公司總部地址，並加蓋公章。實際的過程是，發改委對高通做了一個處罰決定，高通針對這個處罰決定，做了一個整改措 施，發改委認為這個整改措施，滿足了反壟斷整改的要求。未來對高通是否整改，還會有進一步監督。

一位發改委方面的智囊人士對本報記者解釋說，你可以理解為，高通給人造成和解的印象，也是為了給自己的全球投資者一個更好的交代。

本報記者從多重核心渠道了解到，在處罰決定接近下發前後，高通公司已經開啟了與下遊公司重新談判的過程。基於發改委的處罰決定書，自身提交的整改措施，高通向其下遊企業發出了修訂後的標準合同。

但一些下遊企業認為，新的合同仍然不能讓人滿意。他們去發改委等部門反映：高通案之後，他們依然處於極為被動的地位，也依然被欺負被折磨。

這些哭訴的根源是，發改委在其官網上公布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中的模糊地帶，到底該如何解讀。雖然，發改委公布的處罰決定界定清晰，指出高通造成不公平 高價的因素包括：“對過期專利收取許可費”;“要求被許可人進行免費反向許可”;“堅持較高許可費率”;“按整機批發凈售價收取專利許可費”。問題在於， 但至於如何整改這些違規行為，並未給出清晰界定。

這其中有雙方博弈的原因。吳鵬對本報記者說，處罰決定書的字里行間，既是發改委的意思，又是高通可以接受的。也是基於這樣一個文字表述，高通不再提起行政複議和行政訴訟。

唯一可能作為參考的行動標準是，高通在處罰公告發出的同期，主動在納斯達克官網上公布了簡要版整改措施。由於高通未公開全文，這給後續商業談判埋下了隱患。

首當其沖的，是影響到所有企業的許可費率問題。高通公布的整改方案簡要版本中的表述是：對於獲得高通3G和4G基礎專利授權，並只銷往中國市場的品 牌設備，高通授權費收取標準：3G設備為5%(包括3G/4G多模式設備)，4G設備為3.5%(包括3模LTE-TDD設備)，這項標準不適用於 CDMA或WCDMA技術，後兩者的專利費率計費基準為手機出廠價格的65%。

多位參與談判的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指出，這其中涉及到的三個數字：5%、3.5%和65%的計算方式，能夠成為未來類似案例或合同標桿的內容，就在這些數字細節之中。

他們認為，“CDMA或WCDMA技術的專利費率計費基準為手機出廠價格的65%”是讓人最難以理解的。

國務院反壟斷法委員會咨詢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曉曄參與了行政處罰決定書最後幾稿的審閱把關過程。給她印象最深的區別是，早期版本是按照最小專 利可銷售單元(零部件)，比如標準基帶來收費，而最後的版本中，“改變以整機計費的模式”沒有作為一個專門的問題列出。她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出了自 己的擔心，由於沒有給定初始費率，雖然分母變成了原有的65%，如果高通將基準費率5%大幅提到20%甚至更高，便可以輕易繞開監管。

吳鵬則對本報記者回應說，保留按整機收取許可費的模式，是高通最終決定放棄行政訴訟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整改方案全文不公開背後

為何不公開整改方案全文，兩方對本報記者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釋，都認為是對方判斷的問題。

吳鵬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高通向中國發改委提交了一份不到十頁紙的整改方案，但發改委沒有公布。

“我們是全文提交給了發改委，至於為什麽沒有全文披露(整改方案)，這是發改委判斷的問題了。”他說，“高通方面認為披露也是沒有問題的，不值得保密。而且一般我們和商業夥伴談判的時候，商業夥伴需要的話，我們是可以向其披露的。應該說，很多公司是見到過這個版本的。”

發改委專家則對本報記者透露，發改委之所以沒有公開，是由於高通書面要求，將整改措施全文保密處理。依照慣例，高通全程提交的所有書面材料都要求保 密處理，最後一次提交整改措施方案時，高通方依然書面要求全文保密。出於尊重行政相對人、保護商業秘密的考慮，發改委尊重高通的保密要求。

“雖然高通新聞稿和其提交的整改措施內容一致，但是新聞稿過於簡要，一些關鍵信息未披露，解釋空間太大。”他說，“我一直呼籲高通方面公布全文。整改方案是高通自己主動提出的，不是處罰決定書的一部分，現在也沒有清晰條款規定要發改委這麽做。”

一名處理過大量知識產權領域類似案例的資深律師對本報記者分析說，在實際談判中，由於並未公布全文，即便高通拿出了一個號稱全文的版本，企業也無法證實真偽，無法采信。因此，和高通談判的下遊企業，還是只能從現有公開的渠道來獲得信息，逐一分析提出符合要求的新條款。

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時建中教授也認同這種觀點：“如果高通提出的整改措施與處罰決定不一致，當然以發改委的決定書為準。”

“確實(可能)存在歪曲、瞎解讀、擴張的情況。”上述了解後續談判進展的發改委專家對本報記者證實說。

於是，在眾多企業的澄清呼籲下，發改委在3月底的兩周內，分別在北京和深圳兩地召開高通下遊企業內部座談會，參加者包括主要的終端手機品牌廠商、運營商和芯片廠商等。座談會重點解讀了發改委的處罰決定書，與高通整改措施中提及的核心數字之間的關系。

一位參與會議的一線手機廠商代表對本報記者說，發改委解釋的核心意思是，細節數字應該由企業間自行協商確定，談判基礎應以發改委公布的行政處罰決定為準。

“那些數字只是高通單方面提出的參考線，企業完全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根據自身情況，將許可費率談到更低的水平。”他說。

但這只是理想狀況。本報記者將在後文詳述，對於一些甚至已經達到中型規模的下遊企業來說，談判地位都並未得到很大的改觀，很多企業依然被迫選擇接受高通的標準合同。

另外，對於那些大量產品供應出口的企業來說，如何理解高通整改措施中提及的“sold for use in China”(僅在中國銷售使用)這樣的條款，也是一個核心問題。

從中國《反壟斷法》的管轄權來說，此次處罰決定只適用於高通在中國市場(不包括港、澳、臺地區)的行為，以及對中國市場產生影響行為。

對於大量已經進軍海外市場，或者即將進入海外市場的中國企業，簽訂的大多是全球統一合同。如果在中國區域可以明確有折扣的狀況下，高通是否會要求全 球其它地區的合同提價，規避處罰，是他們較為擔心的問題。此外，對於那些在中國生產，但出口至海外市場的產品是否也能享受相應的許可費率折扣，也存在爭 議。

“所有這些合同肯定得全球一攬子談，不能摁下葫蘆起了瓢。”前述參會的國內一線手機廠商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說。

但從另一個角度說，以往一些完全不交許可費的領域，也將成為過去。

比如，讓下遊廠商頗為意外的是，此前調查過程中從未提出過LTE三模手機需要收費的問題。但前述高通整改措施中提及了“包括3模LTE-TDD設備”，因此，也有企業希望通過與發改委的溝通，了解這其中的內情。

吳鵬對本報記者解釋說，高通公司從來沒有放棄對4G三模手機收費的主張。只是之前正面臨著反壟斷調查，在情況不明朗的情況下，於去年中後期發文件說暫不收費。

“鑒於現在已經很明朗了，而發改委也明確支持，保護高通在中國的合法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講，該收費的還是應該收費。”他說。

一位了解發改委內部溝通會的運營商代表對本報記者說，高通之前的行為，可以看成是培育市場初期的促銷行為，現在收費也是大勢所趨，只不過反壟斷這個誘因，讓實際收費的時間，比大家之前預期的時間要提前了。

不過，由於技術的更新換代，在當前動輒“五模十頻”手機的主流市場趨勢下，LTE三模手機本身的市場規模已經很小，大多銷往偏遠農村或欠發達地區。

上述了解溝通進展的發改委專家稱，在新時期，中國的一些企業也必須有清醒的認識。那就是，政府既不可能代替企業去和高通談判砍價，也不可能代替企業去競爭。而且，出於對知識產權的尊重，該交的許可費必須得交。

這對相當多的中國企業來說，也是一個需要逐步調整心態的過程。

數位親歷者對本報記者描述說，上世紀九十年代，CDMA最初進入中國之時，幾乎所有的中國企業都沒有什麽專利儲備，甚至也沒有幾個人懂專利。當時，是中國聯通代表中國企業來統一談許可費率。後來，又曾由TD聯盟負責統一組織企業來談LTE許可費率。

利好華為，已與高通簽署新協議

在下遊產業鏈企業中，由於中國的複雜生態環境，出現了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面臨完全不同談判形勢的分化：大企業的談判重點在於交叉許可，中小企業則面臨全面沖擊的挑戰。

“現在的狀況，就是一灘渾水，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的博弈，才能逐漸明朗。”一位曾深度參與調查的律師對本報記者總結道。

總體來說，由於此類談判，涉及一家公司核心商業秘密，因此，能夠參與談判的必定是既熟悉業務，又有較高層級的少量核心人員。為了減少交易成本，高通一般更傾向於與出貨量大，影響力大，談判條款更複雜的大企業先簽訂協議。

對於手中沒有太多專利儲備的小企業，由於不涉及交叉授權的複雜談判，也可以在大企業與高通敲定費率標準之後，緊隨腳步，將自家許可費率談到一個更有利的水平。

所有前述的複雜因素，都導致重新談判的過程充滿不確定性。達成速度取決於談判雙方迫切程度，或者整體的戰略。又由於所有談判都是一對一的閉門談判， 信息也非常不順暢。其中一位談判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說，“以往，對於高通這樣大部分時候是上門收錢，但又不提供什麽服務的談判，大家積極性比較低，也是可想 而知的。”

正如《第一財經日報》此前的高通系列報道所述，一家配合調查的手機企業與高通簽署的標準合同中，相關條款非常複雜，但大致包含兩大塊內容：每部手機需要支付的費用;一次性支付給高通的許可費。

每部手機需要支付的費用，分有大約十個價位比例檔次;按照賣出手機數量來計算收取比例，算法非常複雜。根據發改委調查的情況，過去，中國企業平均支付的基準比例大致是5%。

一次性付費便是交叉許可，即高通給該企業許可的時候，該企業也要拿出它的專利給高通許可。由於每個企業實力不一樣，所具有的專利重要性不一樣，對高 通的價值不一樣，所需要付給高通的許可費用也有所不同。簡單說，就是A公司有10個專利，B公司有同樣重要的5個專利，那麽A與B之間簽署交互許可協 定，B僅需付給A公司5個專利的使用費用。但是高通強大的原因在於，持有的所有專利是最基礎的專利，因此在談判中，有很強的話語權。

數位業內知識產權律師對本報記者描述說，實際的合同往往更為複雜，幾乎都是夾雜著交叉許可、其他條件(合理條件)。有的公司由於無法預計接下來一段 時間的產品出貨量，也很有可能談這段時期(比如2年)一次性付款的合同。其它的情況可能是，每隔半年，就根據預估的銷量，重新階梯調整一下合同許可費總 額。

簡要來說，決定“後高通時代”的標桿條款包含兩方面，一是，如何重新評估中興、華為等企業所擁有專利包的價值。二是，如何在新的專利合同中體現許可費率的總體降低。

首先，在新的談判中，如何確立新的交叉授權條款，評估中興、華為這類專利儲備較多企業的專利包所占比重，是判斷本次反壟斷處罰是否能夠真正改變高通生態鏈的關鍵所在。

過去，大多數中國企業在與高通的談判中，通過強制免費反向授權，將自身專利無償許可給高通。

免費反向授權是高通維護其下遊生態鏈的方式，避免下遊手機廠商陷入反複的訴訟之中。比如A手機廠商用高通的芯片，就得把他們自己擁有的專利無償反向許可給高通，高通的芯片賣給其他家手機生產商B時，B就不用再向原手機廠商支付專利費了，A也不能去法院告B侵權。

在3G時代，高通的江湖地位使得這個遊戲規則有一定合理性。但是隨著從3G時代升級到4G時代，包括三星、中興、華為、愛立信、阿爾卡特、諾基亞等 廠商已經開始挑戰高通在標準領域的話語權，也將4G標準必要專利池做的更為平均一些。換句話說，高通案的判罰，客觀上，也為這種重新的估值談判，提供了契 機。

對此，發改委在《處罰決定書》中的表述為，當事人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無線通信終端制造商進行無線標準必要專利許可時，不得違背被許可人意願，要求被許可人將持有的非無線標準必要專利反向許可;不得強迫被許可人將持有的相關專利向當事人反向許可而不支付合理的對價。

但如何確定“合理的對價”，還得在談判中，互相評估和博弈才能產生。

一位了解內情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描述說，在過去的模式下，由於高通強制中興、華為等企業將自身專利反向授權給高通公司，導致其它企業一 旦購買了高通的芯片，就相當於購買了所有相關企業的專利，免於訴訟的煩惱。這構築了高通牢固的下遊生態鏈關系，也促進了高通芯片的銷量。

另一方面，過去，中興、華為等廠商，雖然有專利投入和積累，但是強勢的高通方在交叉許可合同中，對他們所擁有的專利包的價值評估幾乎為零。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政府和調查所涉企業多方了解到，在本次調查中，執法人員發現，高通雖然在與中國企業簽署背對背合同時，號稱會考慮被許可方自 身專利包的價值，適當降低對有一定專利儲備企業的許可費率。但實際許可費率的因素主要還是出貨量，不論企業的專利儲備情況如何，經過交叉折算後的許可費率 基本上都是5%左右。

前述了解內情的負責人認為，高通生態鏈模式的核心目的，就是讓下遊企業形成一盤散沙的局面，造成沒有一家可以擁有與之叫板的資格。

“比如，小米剛剛興起的時候，高通采取的是全力扶植、優先供應芯片的模式。等到小米羽翼漸豐，出貨量達到了一定規模，就會控制對其的芯片供應，防止一家獨大。”他說。

本報記者從多重核心渠道了解到，華為公司已於去年處罰決定書發出前後，率先與高通公司簽訂了新的協議。

另幾家同樣在國際市場上出貨量較大的企業負責人則對本報記者說，雖然一直在就新的合同談判，但目前還沒有談成的消息。他們認為，已經達成協議的企 業，可能出貨量和芯片需求較大，導致盡快談成的意願強烈;也可能提前基於對處罰決定的大致信息判斷，認為在那個窗口達成，對自己最有利。由於此類談判的保 密性質，這些同行也無法獲知高通與華為在具體談判中，雙方如何重新對華為擁有的專利包定價。

但負責通信領域專利代理工作的專利代理人常利強對本報記者表示，不論如何，由於高通這樣的平臺對小米這類企業的價值在減少，華為應該可以要到一個更高的折扣。

從策略上說，取消了強制免費反向授權的中興、華為、聯想等公司，在重新與高通達成協定之後，既可以選擇不將自己的專利授權給高通，而與其它的企業談判並收取相應的專利費;也可以選擇與高通談成新的、合理價格交叉許可，以免除一家一家去收費的麻煩。

吳鵬對本報記者評論說，中國公司現在已經擁有不少專利儲備，比如華為公司在4G的專利非常多。取消了強制免費反向授權後，它將來交的專利費可能遠遠低於收的專利費。

對於中國龍頭企業華為來說，除了已與高通簽妥協議外，《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還從核心渠道了解到，基於歐洲市場基本飽和，該公司已於去年底調整戰略，決心重新開辟之前被迫退出的美國市場。

發改委密切跟進高通整改

相比華為這樣的大企業，另一個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群體，面對的狀況則要複雜尷尬得多。

2014年，中國智能手機行業已經進入高速發展的頂點。從《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多方調查的狀況來看，發給高通的罰單，更像是大佬們重劃勢力範圍的遊戲。大量缺少核心技術積累的中小企業，依然在未來，不可避免地深陷“紅海”，面臨生死考驗。

這里指的“中小企業”，其實都是高通產業鏈中有一定出貨量和影響力的企業。單純看數字，規模已經不小。因為，對於一些以仿制為主的白牌手機，由於本 身規模較小，如果高通向這些企業提起訴訟，成本將遠遠高於能收到的費率。有些企業的總人數可能僅幾十人，由於連找政府辦理入網許可證的預算都沒有，一直處 於監管之外。

目前，大量企業在處罰決定書公布後，才開始與高通啟動談判。他們依然在焦慮地從字里行間分析出更有利的條件，開始新一輪議價的艱苦征程。

本報記者從數位知情人士處了解到，以往，在與中小企業合作中，處於強勢供應商地位的高通公司態度較為簡單粗暴。通常是在接到談判請求後，直接向這些企業發來標準合同，愛簽不簽。在平時的售後維護中，態度也不太積極。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這些標準合同很長，僅專利清單部分就長達數百頁。以往，高通雖然將專利清單發給了這些企業，但並未告知這些企業到底用了清單中的 哪些專利。即便大部分企業實際只用到其中的幾個專利，也同樣被發來長達幾百頁的專利清單，被迫交整個專利打包的價錢。大部分的中小型企業並沒有足夠的人力 資源來讀懂這些合同，又懾於高通的強勢地位，只有被動簽字的份。

現在，面對新的合同，這些中小企業仍是進退兩難。

根據處罰決定書的規定，當事人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無線通信終端制造商進行無線標準必要專利許可時，應當向被許可人提供專利清單，不得對過期專 利收取許可費。理論上說，由於65%的折扣，會省下一筆專利費。由於專利包中剝離了一部分過期專利和非標準必要專利，這也會使得專利成本下降。

但現實狀況複雜得多。

“其實這次發改委的處罰帶來了商機，這種標準合同在美國是可以根據處罰重新逐一來談的，但目前似乎很少有中國企業會選擇這麽做。”一位來自美國知識產權領域的資深律師評價說。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很多中小企業有著自身的考慮。由於能力(人力資源)有限，過去的標準合同看不懂，現在新版本的合同，依然看不懂。更不 要說讓這些企業去評估專利，重新來談條款了。一些企業試圖尋找外部資源來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但一個現實問題是，聘用能看懂此類合同並有能力談判的外部律師 的費用都相當昂貴，很可能大大高於通過談判節約下來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企業選擇放棄分析條款，盡快簽約。

正如前述，對於這部分中小企業來說，未來可能必須要向高通之外的華為、中興、三星等更多的專利權人繳納許可費。如果與高通重新談判降下來的費用，遠遠低於高速增長的專利訴訟費用和交易成本，一些積累過少的企業可能被洗牌。

但一位擁有較多專利的企業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該企業並不一定會向其他企業發起更多的訴訟。“我們的風格不太激進，總體是防禦。訴訟策略取決於企業總體的戰略選擇。”他說。

激進的訴訟案例中，最為典型的是蘋果對安卓陣營手機廠商們發起的訴訟。2011年10月，喬布斯去世以後，蘋果在7個國家對三星和摩托羅拉等發起了數十起訴訟。

美國亞太法學研究院執行院長，北京大學訪問教授孫遠釗對本報記者分析說，如果選擇激進的專利訴訟運營方式，往往由於企業處於利潤大幅減少的下行期， 或者由於為了壓制對手過快的份額增長。蘋果與谷歌在操作系統領域競爭激烈，但蘋果無法直接起訴沒有實體產品的谷歌，就只能抓住使用安卓操作系統的手機大 戶。那段密集起訴的日子，也是蘋果未能推出新品、較為低迷的時期。

一位知識產權部門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比如過去，中興、華為雖然在海外多次就知識產權領域對簿公堂，但在國內，這一情況極少發生。“很多層級很高的政府領導會來勸和。”他說。

但他同時認為，隨著中興、華為的訴訟開始慢慢出現在國內，政府逐漸開始看淡這種狀況，未來此類訴訟有可能大幅增加。

華為副總裁宋柳平也在4月末的一次公開論壇上表示，華為絕大多數的專利運營收益都在海外，在國內的收益極少。但他也提出了國內專利訴訟的收益與成本不匹配，大環境還有待提高。

通信領域資深專利代理人常利強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國的中小企業如果沒有意識到專利風險，或者心存僥幸，也可能選擇不向這些新的專利權利人繳費，這樣 總體費用甚至可能會比過去高通時代減少或與之持平。“當然，如果後來的專利權利人擁有更強議價能力，費用增加也有可能。”常利強說，他預計，未來如果手機 企業想要進入正常流通市場，大致得要交納出廠價的10%作為專利成本，如果還想要出口，這個比例就會上升到20%。

業內知情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目前高通的許可費率在行業內一枝獨秀，大多數其它類似企業基本許可費率都是1%左右，或者遠小於1%。

本報記者從多方了解到，吳鵬的團隊和高通公司，正與發改委團隊保持密切通暢的溝通，定期匯報提交簽約狀況和相關詳細材料。發改委也將通過對後期的商業談判結果監督，確保高通公司整改到位。

謝冠斌是北京立方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也是深度參與高通反壟斷調查、發改委的智囊律師之一。他對本報記者說：“原則上，任何已經被調查過的企業，如果未來還被發現有新的壟斷行為，下遊企業依然可以繼續舉報，不排除執法部門會繼續發起調查。”

高通反壟斷危局全球蔓延

在中國，高通仍面臨相當多的後續問題。

一個頗為微妙的狀況是，2014年以來，高通公司的全球CEO繼續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國家領導人密集出現的高端會議場合，並參與一些座談會。

圖為高通CEO史蒂夫•莫倫科夫 圖片來源：網絡

正如中國領導人所強調的，反壟斷調查所涉及到的企業，外國企業只占到10%，這說明並不是針對某個方面企業的。中國推進的包括反壟斷調查在內的事中事後監管是依法、透明、公正進行的，這些舉措有利於中國擴大開放，讓更多外資、外國產品願意和敢於進入中國。

5月27日，高通宣布其中國子公司與中國貴州省政府簽署諒解備忘錄，將成立一家面向服務器芯片市場的合資公司。新的合資公司研發芯片產品面向中國市場銷售。去年7月，中國芯片代工廠中芯國際也獲得了來自高通的部分代工。

此前，高通給中國業界的普遍印象就是進場收錢，但極少在本地投資。吳鵬說，這些投資方案也是高通案最終能夠在後期的處罰方案談判中，並沒有被“沒收違法所得”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中國《反壟斷法》規定，在罰金之外，還需沒收此前的違法所得。

解決了中國市場的價格壟斷問題之後，高通目前還面臨著來自中國商務部的另一項經營者集中方面的反壟斷審查。高通公司去年10月同意以25億美元收購 英國藍牙無線技術領域領先的CSR公司，以布局物聯網業務，同時也能降低被反壟斷調查的基帶芯片占總體業務的比例。目前美國、德國都已通過此項審查。

一些高通公司的員工反映，由於年初中國反壟斷機構開出的巨額罰單，為了節約成本共渡艱難時期，高通中國公司已經取消了年終獎。

鑒於高通在其提交的整改措施中提及，對為在中國境內使用而銷售的手機，按整機批發凈售價的65%收取專利許可費。王曉曄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高通案結束後，高通產業鏈下遊的企業完全可以據此去法院要求民事損害賠償。

她解釋說，高通自己提出了65%的折扣，股票卻還在漲，說明還有利潤空間。那麽之前多年積累中，高通肯定是多收了錢。“至少原來多收了1/3，如果原來交了10塊錢，就可以拿回來3塊錢。(高通的整改方案)已經可以作為法院舉證的證據。”

業內數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對本報記者說，忌憚於高通強勢的供應商地位，高通又處於整改過程中，最近兩年內這些訴訟並不一定會發生。“畢竟生意還是要做嘛，得罪了強勢的供貨商，對自己又有什麽好處呢?”

但是，如果高通公司在接下來的合同談判或者後續合作中繼續過分擠壓下遊利益，這些企業很可能會透過各種渠道重新主張這些損害賠償。

與此同時，高通公司的反壟斷危局，已經明顯開始在全球蔓延。

謝冠斌對本報記者指出，基於國際通行的“公平、合理、無歧視”(FRAND)原則，如果高通公司對中國企業改變了計費方式，則在其他國家也可能面臨同樣的問題。

韓國反壟斷機構5月6日發表聲明，將與歐美相關機構合作，調查高通公司。去年11月，高通公司公布財報時，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已經對其專利許可業務展開調查，而歐盟則對其基帶芯片組業務開展調查。

本報記者亦了解到，高通的全球團隊，也正在處理向美歐韓蔓延的反壟斷調查。

主要客戶的撤單，投資方借機施壓要求將主要業務分拆、改變目前的商業模式，也讓高通陷入了一些麻煩。

4月3日，高通最大的客戶之一三星宣布，即將推出的最新旗艦手機Galaxy S6，將全面放棄使用高通的新型處理器，改用其自行研發的中央處理系統芯片，通訊上的調制解調器(moderm)也將全面改用自家產品。預期將會對高通的財務底線造成相當大的打擊。

4月中旬，高通又受到最大的投資方之一Jana Partners公司的施壓，要求它考慮將公司的芯片業務從專利授權業務中剝離出去。因為Jana認為，芯片業務在高通目前的市值中沒有價值。如果分拆出去，可以提振目前疲弱的股價。

而“芯片+專利授權”的組合模式，正是高通能獲得如今市場地位的核心商業模式。這也正是高通公司在中國發改委調查過程中，拼盡全力才保住的核心模 式。在這種模式下，芯片制造能將其專利技術轉化成產品，產品的強勢供應地位，也確保了高通能從手機終端企業那里收到高額的專利授權許可費用。

前述發改委智囊人士對本報記者描述說，高通把自己掌握的移動通信技術固化在一個芯片里面，授權芯片廠商生產，手機廠商再向芯片廠商購買芯片以制造產 品。在高通模式下，如果是在高通合法的許可人名單，就能在高通芯片廠商那買到貨，否則買不到貨。這樣造成的結果是，真正的手機廠商沒有專利清單，不知道許 可的專利是什麽，直接去芯片廠商買芯片就好。芯片廠商把高通專利技術固化到芯片上，也不需要關心這個技術。

他說，其實最初，執法機構希望能夠讓高通去找芯片廠商收專利許可費，芯片廠商把芯片賣給手機廠商，手機廠商不再向高通交專利許可費，這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在博弈過程中，高通最終沒能接受這種方式。

因為如果能改變為後一種方式，芯片廠商要向高通交許可費，就會仔細地去評估專利清單，了解哪些技術要或不要，哪些可以找其它技術提供方購買(比如華為)，整個市場才能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地產生一些競爭，了解高通的技術是什麽。

“一塊芯片價錢也就幾十美金，但是手機整體價格高啊，高通找手機企業按比例收許可費比找芯片廠商收，回報肯定高地多。”上述發改委智囊人士稱，“在博弈的過程中，高通接受不了這種方式。”

在這樣的“芯片+專利授權”的組合模式下，由於高通芯片的強勢供應商地位，也能更容易地向手機企業收取專利費。“雖說這是捆綁，但很容易規避，企業如果不交許可費就說芯片賣完了，企業又能怎麽辦?”多位了解此類談判細節的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說道。

反壟斷和商業模式連遭質疑，讓外界對高通未來利潤增長存疑。4月23日，高通公司發布的第二財季財報顯示，當期營收為69億美元，同比增長8%，環 比下滑3%;凈利潤為11億美元，同比下滑46%，環比下滑47%。各方壓力下，高通公司還再度下調了今年的業績預期。與此同時，高通還聲稱，在芯片制造 業務方面的不利局面也將會拖累該公司2015下半財年的營收。

高通CEO史蒂夫•莫倫科夫稱，該公司正在評估可能的削減成本方案，以此來提升公司的運營效率。

三、高通案背後的中美知識產權博弈

誰將是“下一個高通”?是迫近而又待解的懸疑。

由於中國高通案最終的處罰，僅給予了一個示範性的開放結論。因此，執法規則的最終確立，還需要一系列相關的類似案例以及具體的行動指南。這涉及到一個國家未來的總體政策取向，即如何在保護創新與打擊壟斷之間選擇平衡點。

從更高的層面說，反壟斷的經濟學原理之一是博弈論，除了企業之間的博弈，在全球價值鏈中體現出的產業和國家利益也是另一個維度上的博弈。

              圖片來源：網絡

3月末，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政部長雅各布•盧(JacobLew)拜訪了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談及高通調查案之後，中國整體(通信)市場取向如何。

在這前後，參與此案的中方執法團隊成員，也在華盛頓、日內瓦等國際會議上，密集遭遇到了美歐同行們的進一步質詢：未來，中國在知識產權密集領域的反壟斷執法該如何取舍?

交鋒背後的故事是，中美雙方，都在快馬加鞭，制定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的行動指南。

“類高通”訴訟和舉報

三個月前，當60.88億的罰單開出之時，整個行業震動了。高通案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開始顯現。

首當其沖的，是相當多的“類高通”訴訟和舉報開始提上日程。

等待靴子落地的過程中，《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超過十處業界信源了解到，全行業都開始掀起反壟斷舉報熱潮。其中，相當多主流律師事務所感覺到反壟斷合規、舉報和應對審查業務量的明顯提升;同期提升的，還有知識產權類訴訟。

今年3月21日，剛剛履新的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下稱“價監局”)局長張漢東在中國社科院舉辦的內部研討會上表示，對濫用知識產權行 為的反壟斷規制，不同的國家，以及國家的不同時期都會有不同的選擇，我國目前需要在強調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加強對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執法。

這意味著，“類高通”案件依然是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反壟斷執法部門重點關註的領域。

舉報或訴訟的大量出現，除受到了巨額罰單的鼓勵，也是為了應對“高通案”帶來的余波。

沒有了高通這個傳統大佬的制約，在“後高通時代”，可能會有更多沒有產品、僅有專利的非實施實體公司(non-practicing entity，非實施實體公司)，進入市場，收取許可費。如果出現漫天要價的狀況，也可能會給整個產業鏈帶來不利影響。

正如此前《第一財經日報》高通系列報道所提到的，在一個非公開場合，華為一位高層透露說，許可費是實施方最頭疼的事情，因為經常會遇到一個標準中有 很多個權利人來找中國廠商收費。華為制造通訊設備或者手機，用了一個標準，標準里面有5～10個必要專利權人，每個人來找華為的時候，都說我要你銷售額的 1%～5%，最高甚至要7%。如果有10個人的話，可能把產品銷售額的50%都給收走了。“這些權利人應該主要指高通，或是與高通模式類似的公司。”一位 接近工信部的人士說道。

華為不會是唯一遭遇此類情況的手機企業。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步步高、魅族、小米等具備了市場影響力的手機企業，都有可能被某些不做手機的專利權人攻擊。

從長遠來說，“高通案”也會影響愛立信和諾基亞等在中國大陸地區或海外向中國廠商主張專利費的預期，例如愛立信在印度起訴了小米，而諾基亞不再生產手機也就更有動力提高專利費。

這些新的問題和困擾，將是下一步執法的重點內容。誰成為下一個高通，也需要拭目以待。

最新消息是，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執法，中國已經將制定統一的規則指南列入日程。

中國發改委價監局副處長劉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目前發改委正牽頭起草國務院層面的規範知識產權濫用反壟斷規制的指南，並於6月3日召開了第一次籌備工作會。

與此同時，在汽車領域的反壟斷指南也開始平行制定。由於汽車領域足夠複雜，於是把汽車售後涉及的知識產權反壟斷議題納入此項專門指南中。另有核心人 士透露，上述兩個指南的準備工作早已經開始，發改委將和商務部、工商總局，以及知識產權、反壟斷領域的專家，分批組織相關企業討論，力爭一年內完成草案。

值得註意的是，在上述籌備會議中，NPE是各位參會者關註對象之一。此前業內的主流觀點是，由於NPE不生產產品，不好計算市場份額，因此不應該納 入反壟斷執法範圍。但參與上述會議的發改委專家認為，NPE的市場份額計算不是基於制成品，而是基於其擁有的專利技術在相關技術市場的占比。對於擁有標準 必要專利的NPE，相關市場沒有替代技術，NPE市場份額因而高達100%。因此，NPE不生產實體產品完全不能成為其豁免適用反壟斷法的理由，NPE涉 嫌壟斷行為和其他經營者的涉嫌壟斷行為一樣，依法均是反壟斷執法的對象。

由於中國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下設三大執法機關：發改委、商務部、工商總局，多年來業內對於多頭執法一直憂慮較深。頗為微妙的是，在“高通案”接近尾 聲之際，4月7日，國家工商總局公布了業界呼籲多年的《關於禁止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又稱74號文)。這是“類高通”案涉及的標準必 要專利相關的反壟斷執法的指南。

這個指南將於8月1日正式生效，但僅在工商總局層面執行，這也導致該指南未來執行範圍有一定局限性。因為實際操作中，商務部和發改委處理了更多知識 產權相關案例。本報記者了解到，在場官員強調，工商總局已經出臺的規章是很好的探討和基礎，指南內容預期覆蓋目前三個執法機關分管的壟斷行為，即壟斷協 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經營者集中。

下一個反壟斷關註點：制藥?

一些已在美國等國家和地區成熟執法的領域，也有望開始進入中國反壟斷執法視野。

美國亞太法學研究院執行院長，北京大學訪問教授孫遠釗對本報記者預測，另一個深受聯邦反壟斷執法部門高度關註的知識產權密集領域是制藥以及相關的健 康服務。未來，由於整個人口結構的快速老齡化，中國必須把更多的焦點把放在這些更現實的問題上。這一點，《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已經從一些接近決策人士處得 到印證。

5月初，發改委會同國家衛生計生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部門發出通知，決定自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絕大部分藥品政府定價，同步完善藥品采購機制，強化醫保控費作用，強化醫療行為和價格行為監督，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藥品價格形成機制。

不過，從前方反饋來的目前實際狀況是，多位參與前述案件的律師認為，與2013～2014年相比，現在，他們感覺中國發改委接受舉報的評估變得更為謹慎。

“留出一段時間來總結經驗教訓，確實也是有必要的。”其中一位律師對本報記者總結道。

早期的茅臺處罰決定書，僅有不到200字。相比之下，他們認為，雖然高通的處罰決定書，有非常大的進步，但撰寫水平依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間。另外，程序透明度方面也值得反思。

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本次反壟斷調查中高通律師團隊負責人吳鵬的團隊，也正和位於紐約總部的克雷弗斯團隊(Cravath, Swaine& Moore LLP，高通反壟斷全球律師團隊總負責)密切溝通。這支全球隊伍還組建了歐盟、日本、韓國的團隊。他們於5月中旬在紐約舉辦了“反壟斷和知識產權“論壇， 也在總結經驗教訓，以應對未來的挑戰。

中國反壟斷執法“吃牛排”

由於高通反壟斷案的世界級影響力，這些反思也開始同步在國際場合引發激烈討論。

劉健全程參與了高通反壟斷案的調查工作。4月末，他代表中國執法機構出席了在華盛頓舉辦的ABA(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春季反托拉斯法大會。在這個年度全球盛會上，歐盟、英國、美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等競爭機構官員、律師均參與了討論交流。和預期一樣，他遭遇到了相當多的尖銳提問。

劉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自己去參加這個會，目的就是與國際同行交流“高通案”調查。“同行們主要的質疑焦點集中在程序透明和分析不夠上。除一個同行提了過高定價的技術問題，其他人沒有提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他表示。

“一些美國同行問我，中國目前的反壟斷執法機構還是一個嬰兒，好好吃米粥就行了，怎麽能吃牛排呢?”劉健說，“牛排”便是指“高通案”這樣走在全球 前沿的複雜案例。劉健反問說，中國的反壟斷執法機構並不是沒有行動能力的嬰兒，你們為什麽不能把中國機構看成一個茁壯成長的少年呢?另外，知識產權濫用的 執法雖然複雜，有很多地方需要討論，但絕對沒有複雜到不可觸碰地步。

上述歐美機構的評價，在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知識產權領域資深律師看來，也有失偏頗。他認為，跨國專利巨頭會因此有所收斂。

“標準必要專利持有人不向被許可人說明專利清單中哪些專利是標準必要專利、哪些不是標準必要專利，以及把標準必要專利和非標準必要專利捆綁在一起許可的做法，如果在美國，被許可人早就會采取行動，向美國司法部提起反壟斷調查了。”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除了技術討論本身，這類質疑背後的心態頗為複雜。在這些美歐同行看來，中國最初考慮建立《反壟斷法》還是為了加入WTO，“中國這麽年輕的執法機關，就已經開始啃高通這樣的硬骨頭，未免有些幼稚。”

美國是反壟斷法的發源地，1890年7月2日，美國聯邦國會通過《保護貿易及商業以免非法限制及壟斷法案》，簡稱《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美國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整套理論、法律基礎，和國際貿易秩序，歐洲緊隨其後建立了自己的反壟斷司法體系。

“很理解歐美的指責，因為動了他們的利益”

硬幣的另一面，是美國早已經在積極制定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的相關細則。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核心渠道了解到，美國司法部(DOJ)目前確實正在制定標準必要專利和反壟斷交叉的國際標準。與此同時，美國司法部就評估相同行為限制競爭效果所采用的實體性方法和處罰決定，未來，也有可能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在此領域的判決。

劉健的經歷也提供了佐證。在ABA的一個午餐會上，劉健遇到一位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的前任代表，這位代表對他說，美國在反壟斷領域已經領 先世界很多年，現在正在探討的問題，是未來十年到二十年內的重大問題。“我們現在要做的工作，是要影響其他後發展國家。”該代表說。

劉健遭到的質疑，在另一個剛從日內瓦參會歸來、面對過類似狀況的發改委學者看來，非常正常。“我很理解歐美的指責，因為動了他們的利益。”這位學者說。

對於公布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該發改委學者認為，中國的反壟斷執法機關有其特殊的難處，有待時間來慢慢改善。因為作為一個局級的執法機構，其披露材料的透明度，不可能顯著超前於它的同級部門。

聯合國貿發會議競爭和消費者保護處法律專家徐明妍進一步對本報記者解釋說，大型跨國公司處於國際產業鏈高端，後發國家處於產業鏈低端。現在這些公司 主要就是生產知識產權，借此向後發國家收取高額利潤。如此一來，國際貿易產出的附加值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配便是不公的，更為嚴重的是，這種不 公影響了全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雖然走完了全程，但一種普遍的無力感也開始在中國執法者中產生。

“企業自身競爭力強才是硬道理，反壟斷只能修修補補。”經歷了“高通案”全程的多位核心人士對本報記者感慨說，保護知識產權的壟斷性才是普遍的，知識產權的反壟斷(濫用知識產權)只是例外。

在他們看來，不論是電信領域，還是醫藥等領域的深層次問題，其實都已經超出了反壟斷執法者的能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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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顧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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凈利潤仍被“碾壓” 國產手機與蘋果銷量差距在縮小

最新的數據顯示，蘋果公司2016財年第二季度營收為505.57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80.10億美元下滑13%;凈利潤為105.1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35.69億美元下滑22%，這是蘋果公司營收自2003年以來首次出現下滑。同時，作為蘋果的明星產品，iPhone的銷售量更是首次出現下降，作為蘋果近年來極為重視的市場，大中華區下滑比例達到26%。

一切看上去並不那麽如意，但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在財報發布後的分析師會議上卻依然樂觀。他認為，在升級、新興市場和轉換客戶推動下，蘋果將實現營收的再增長，並透露將在中國再開40家店。

但在分析師看來，手機市場未來充滿挑戰，在中國以及更多的新興市場，蘋果最大的競爭對手“本土手機廠商們”仍在發力。

縮小的銷量差距

對於二季度蘋果業績的表現，庫克認為是一個“非常忙碌和具有挑戰性的季度”，“很難進行數據同比”，大量安卓用戶轉投蘋果設備，Mac新用戶數量大幅增加。他同時強調，iPhone對智能手機新用戶吸引力依然強大，特別是在新興市場，印度iPhone銷量同比增長56%。

而在過去，庫克提及最多的增長市場是大中華區。去年，大中華區貢獻了兩位數的增長比例，在中國零售店開幕的現場，也能看到庫克親自“站臺”。

但就是在這樣一個市場，蘋果遭遇了強烈沖擊。

財報中，若按地區劃分，蘋果在美洲、歐洲、大中華區、亞太剩余地區均出現了營收下滑，只有日本市場同比增24%。但下滑最嚴重的是大中華區，同比達到26%，其次是亞太剩余地區25%、美洲地區10%、歐洲地區5%。

市場研究公司KWC發布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期間在中國市場，兩年來蘋果iPhone手機份額首次遭遇下滑，僅22.2%。而華為手機重新成為中國城市地區最暢銷智能機品牌，市場份額為24.4%，並帶動其他國產品牌，中興、vivo、OPPO、金立等也開始沖擊這個價位區間。

華為消費者BG負責人余承東日前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一季度華為的銷售收入同比增長61%，其中智能手機銷售收入同比增長達到了63%。而在調研機構IHS iSuppli的研究總監王陽的分析中，華為智能手機一季度銷量為2839.2萬部，與蘋果5120萬部的差距繼續拉小。在今年，華為對於智能手機出貨量的期待是1.4億部。

“但不能否認的是，蘋果依然是手機行業里最會賺錢的公司，105億美元的單季凈利潤可能相當於一些國產手機全年的營收，利潤差達到萬倍。”手機聯盟秘書長王艷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海外市場，國產手機廠商也在發力。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前獲得的一份IDC手機品牌歐洲市場占比報告顯示，去年二季度開始，兩種形態的中國廠商在歐洲市場表現強勢：一種是以ODM為主做歐洲貼牌的代工廠商，而另一種則是像TCL阿爾卡特、華為這樣的國產品牌廠商，二季度增速均超過40%。

TCL通訊歐洲區總經理AlainPakiry告訴記者，國產手機廠商開始瞄準公開渠道以及電商渠道擴展歐洲市場，順應了市場發展趨勢。

技術上的追趕

“在趕超三星和蘋果的目標中，華為確實已經不僅僅局限在中國市場，現在希望是在兩到三年做到全球第二，五年份額做到第一，因為去年，華為已經是中國市場份額的第一。”余承東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現在華為的產品在工藝上並不輸蘋果和三星，“比如P9的優勢在於，‘水果手機'一半的價格，技術卻領先了半年。”

手機行業的新軍樂視，其CEO賈躍亭甚至炮轟蘋果已過時，丟失了創新精神。

事實上，國產手機的底氣來自於對供應鏈的掌控以及對手機研發產品的持續投入。

隨著近一年來國產手機紛紛轉向中高端市場，上遊供應鏈明星企業不斷冒出，比如做指紋技術的匯頂科技、玻璃加工商藍思科技和伯恩光學、觸控面板廠商歐菲光、電感供應商順絡電子，以及提供鋰電池與移動電源的欣旺達與卓翼科技等。

去年9月發布的蘋果iPhone6S及iPhone6S Plus，最大亮點無疑是全新壓力觸摸屏Force Touch，這塊被賦予壓力觸摸的黑科技或將被蘋果命名為“3D Touch”(3D觸摸)。“在蘋果發布該產品的同時，國內相關供應鏈的相關技術也開始準備量產。”觸控廠商匯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這也讓國產手機在新技術的追趕上跑在了前面。就趕在蘋果發布前，華為的Mate S手機已經搭配了“Force Touch”技術並應用於手機交互。

中興手機負責人曾學忠對記者表示，隨著國產手機自身的進步，蘋果已經不再是這個行業中遙遙領先的超級領跑者，雖然仍處於第一方陣，但已經不再是觸不可及。

“這些能力是什麽，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們都會看到。我們花了這麽大的研發投入，我們的研發投入是國內同行的很多倍，我們主要的投資在未來，所以未來會看到我們的力量爆發驚人。”在此前的采訪中，余承東說，華為消費者業務在未來將有機會沖擊1000億美元年收入。

但他也坦言，雖然這幾年華為利潤持續穩步增長，但如果跟國外的蘋果、三星比還是微不足道。從一季度國產手機公布的財報利潤數據看，有的甚至只有百萬美元，和蘋果差距甚大。

“相信更多的國產手機廠商未來會更關註利潤和品牌，以真正縮小和蘋果的差距。”王艷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匹凸匹“轉移”資產案波瀾再起 增資撤銷鮮言仍被索賠2億

如果不是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下稱“上海一中院”)的送達起訴狀副本公告，外界至今也都不會知道，因為核心資產以增資手段被“轉移”，匹凸匹(600696.SH)將與原董事長鮮言以及子公司一起對簿公堂，向鮮言索賠近兩億元。

對重大訴訟瞞而不報，匹凸匹這一行為則已涉嫌信披違規，對於其中原因，公司方面也難以自圓其說。當訴訟被曝光，隨之而來的卻是公司前後說法自相矛盾。而更為緊迫的是，這家公司經營陷入困頓已有多年，作為僅有的核心資產，荊門漢通置業有限公司(下稱“荊門漢通”)、湖北漢佳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湖北漢佳”)名下擁有的兩塊土地被轉移之後，匹凸匹竟然至今沒有完成財產保全。

訴訟前後自相矛盾

上海一中院官網日前的兩則公告顯示，匹凸匹以“關聯交易損害責任糾紛”為由，將鮮言、荊門漢通、荊門漢達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荊門漢達”)、湖北漢佳等六被告上法庭，要求索賠1.44億元和0.54億元，合計1.98億元。7月14日，上海一中院已正式受理此案，並將於12月1日開庭審理。

而這起近兩億元的訴訟，在立案近兩月後才得以被媒體曝光，隨後，匹凸匹倉皇停牌後補充披露了具體訴訟信息。

按照匹凸匹的說法，今年7月6日，在事先不知情的狀況下，公司突然收到控股子公司荊門漢通的通知，荊門漢通旗下子公司荊門漢達和湖北漢佳已經完成增資事項，並於6月28日完成了工商變更登記。增資對象分別為深圳柯塞威大數據有限公司(下稱“柯塞威大數據”)、深圳柯塞威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柯塞威網絡科技”)，分別增資6000萬元和3000萬元。

這筆增資帶來的直接後果則是匹凸匹的核心資產被轉移，兩家子公司的實際控制權也拱手讓給柯塞威大數據和柯塞威網絡。若增資完成，後兩家公司將分別持有荊門漢達、湖北漢佳75%的股份，而匹凸匹的持股量都將驟降至25%。

實際上，這一場華麗的資產騰挪大戲與匹凸匹前實際控制人鮮言有直接關系。柯塞威大數據和柯塞威網絡均於2016年3月26日註冊成立，註冊資本均為1000萬，“落地”於同一間辦公室，法定代表人都是張求春，同為深圳柯塞威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柯塞威金融”)的子公司，而註冊於2015年5月的柯塞威金融，99%的股份來自鮮言。也就是說，在離開匹凸匹之後不久，鮮言以科威系下兩家子公司為通道，試圖轉移上市公司核心資產。

匹凸匹在9月14日的訴訟公告中稱，就是為避免被告隱匿或轉移財產，公司才延遲披露本次訴訟。但這一說法實際難以自圓其說。

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臧小麗律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作為上市公司，重大訴訟及時披露是法定職責。不管持有什麽理由，匹凸匹也不應不公告。

“上市公司作為原告在起訴被告的時候，如果擔心對方轉移財產，是有應對策略的，也有法定渠道的。”臧小麗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如果擔心鮮言轉移財產，在起訴時匹凸匹可以申請訴訟保全或者訴前保全，而不是隱瞞訴訟。

對於這一訴訟，匹凸匹尚存諸多自相矛盾之處。隨著時間的推移，按照匹凸匹的說法，其起訴索賠的條件似乎已經發生變化，且與其起訴的前提有所齟齬。

匹凸匹在上述公告中自稱，如果在本案開庭審理之前，被告已順利撤銷了2016年6月28日對湖北漢佳的增資事項，公司將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與原告達成和解並撤訴。匹凸匹董秘吳延坤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訴訟的目的不是要錢，而是保全公司資產，要求鮮言賠償僅是一種訴訟策略。

但讓人疑惑的是，實際上，目前這兩筆增資已經撤銷。本報查閱匹凸匹半年報發現，在匹凸匹立案後不久，7月28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荊門漢通召開了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撤銷荊門漢達實業有限公司及湖北漢佳置業有限公司增資的議案》。

起訴目標已經實現，其向鮮言等人索賠的前提，已經不複存在，而且荊門漢達、湖北漢佳撤銷增資的時間，早於其此次披露一個半月。在對方已撤銷增資之後才進行披露，其背後動機委實可疑。

“已經撤銷了就不存在損失，但如果沒有變更回來，就存在不確定性。”廣東環宇京茂律師事務所律師劉華浩向《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在撤銷之後，還要看鮮言等人，有沒有通過增資事項，利用自身地位對上市公司權益進行侵害。

此外，值得玩味的是，在向上海一中院起訴前，匹凸匹已經就資產轉移在湖北荊門相關法院提起了訴訟，並增加了在荊門漢達董事會的席位，糾紛看似已“和平解決”，匹凸匹隨後為何又在上海二次起訴外界目前尚不得而知。

“增資雖然撤銷了，但在沒有落地之前，訴訟還不能撤銷，萬一要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變故，沒有完成撤銷增資，再次起訴很麻煩，不可控因素也會更多。”9月13日，匹凸匹董秘吳延坤對《第一財經日報》稱。

兩個月未能完成的財產保全

經營陷入困頓多年，作為僅有的核心資產，荊門漢通、湖北漢佳名下擁有的兩塊土地，被以增資的手段“轉移”之後，匹凸匹竟然至今沒有完成財產保全。

匹凸匹公告顯示，上述案件立案之後，該公司已向上海一中法院申請了訴訟財產保全，但截至目前，法院尚未完成相關財產保全。但對於未保全的原因，公告並未進行說明。

“申請財產保全，需要很多手續，法院也要經過一定程序。”9月13日，對於至今沒有進行財產保全的原因，吳延坤如此解釋。

事實是否果真如此?本報記者向浙江裕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副主任厲健了解到，對於財產保全，提出申請後，需由上市公司提供擔保並繳納財產保全費(上限5000元)，再由法院結合情況安排保全法官采取措施。匹凸匹立案兩個月財產尚未保全，其中具體原因值得探究。

今年7月12日，因股權轉讓糾紛，欣泰電氣控股股東遼寧欣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遼寧欣泰)被另一名股東起訴，要求凍結銀行存款9000萬元或查封等值財產，遼寧欣泰所持欣泰電氣4766萬股股份迅疾被凍結。

“財產保全一點都不複雜，為了防止保全錯了，侵害到其他人合法利益，只要提供足額的擔保，法院就會保全。”劉華浩說，保不保全的決定權在法院，而擔保並非必需條件，如果保全的財產歸屬清晰，即便沒有擔保，法院也會進行保全。但一般情況下，不提供擔保的保全難度很大。

對此，吳延坤稱，在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時，就已按要求提供了擔保物。

對於匹凸匹上述舉動，有投資者認為，申請兩個月尚未完成財產保全，荊門漢通等撤銷增資之後，該公司仍然堅持起訴，其背後的目的，可能是想通過訴訟的方式，脫手湖北漢佳、荊門漢通名下的土地資產。盡管增資已經撤銷，但工商變更仍未辦理完畢，屆時就可以未能撤銷變更，由鮮言等人履行賠償的方式，實現變相出售上述資產的目的。

“目的不是為了要錢，而是為了保全資產，而且鮮言他們會賠錢嗎?”吳延坤稱，索賠只是一種訴訟策略，要求撤銷增資的訴訟，僅止於增資事項無效，起不到財產保全的作用，律師研究後建議，要實現財產保全，就必須以受到損失為由，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以避免訴訟期間財產被轉移。

而問題在於，涉及荊門漢通、湖北漢佳的財產保全，至今尚未完成，而增資雖已撤銷，但工商變更並未辦理。吳延坤稱，該公司與鮮言等人，在撤銷增資上已經達成一致，但撤銷增資不同於減資、股權轉讓，執行起來相對複雜，法院判決或調解後，出具正式法律文書，工商部門才能正式辦理。

由於安全方面的擔憂 華為仍被美國拒之門外

11月28日消息，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簡稱：華為)的電信網絡設備由於安全方面的擔憂仍被美國拒之門外，華為要想在美國智能手機市場取得成功仍面臨著諸多障礙。

知情人士稱，在美國手機銷售市場占據逾80%份額的美國運營商們不願與華為合作，因華為品牌認知度較低以及存在與其網絡設備有關的安全擔憂。2012年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建議美國運營商不要在其網絡中使用華為設備，因為擔心中國可能借此監視美國人。華為已否認了這類指控，稱該公司的運營獨立於中國政府。

此外，還有與蜂窩標準相關的技術障礙，這將使華為在美國的擴張成本頗高。為了滿足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Z)和斯普林特公司(Sprint co., S)的蜂窩標準，華為必須對其移動芯片進行大規模且成本高昂的修改。據知情人士透露，考慮到美國政府對華為的警惕程度，Verizon和斯普林特也認為將華為設備添加到它們早已擁擠不堪的合約手機備選中的可能性不大。

一位駐美國不願具名的華為經理稱，華為尚未找到掃除這些障礙的方法，公司面臨的挑戰非常大。

華為本月表示，將在美國推出高端Mate 9智能手機。但據知情人士稱，這款在歐洲標價699歐元(約合759美元)的手機可能將只通過亞馬遜公司(Amazon.com, AMZN)等網絡零售商發售。華為尚未披露美國市場的售價和具體的發布日期。

報道稱，華為由軍人出身的任正非在30年前創立，在中國、歐洲、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業務增長推動該公司成為一家大型企業。按發貨量計算，華為是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機生產商，僅次於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 Co.)和蘋果公司(Apple Inc., AAPL)。但據研究公司Canalys，華為在美國銷售低價機型，第三季度美國市場占有率僅為0.4%。蘋果公司和三星電子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分別為39%和23%。美國是華為智能手機全球擴張策略中缺失的最大一塊版圖。Canalys稱，美國是售價500美元以上的高端手機的全球最大市場。打入這一市場將幫助華為實現在五年內超過蘋果公司和三星電子、成為全球最大智能手機生產商的目標。

此外，華為還與T-Mobile Us Inc. (TMUS)存在專利糾紛，因此二者不太可能合作。雖然華為對於與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 Inc., T)合作的可能性充滿更多希望，並與該電信巨頭進行了溝通，但尚不清楚二者是否同意建立合作夥伴關系。美國電話電報和Verizon是美國兩家最大的電信運營商。

深扒一個獨角獸公司標配，但仍被低估的崗位

峰瑞資本 2016-12-29 11:03

本文由峰瑞資本（微信ID:freesvc）授權i黑馬發布，來源Stitch Data，編輯張瀟冉。

美國數據工程概況

目前，LinkedIn 上有 6500 人稱自己是數據工程師。而僅在舊金山，就有 6600 個這樣的工作機會虛位以待。去年，數據工程師的數量翻了一倍，但工程主管們卻仍覺得人才匱乏。

數據人才的旺盛需求源自一個根本性的變化：科技公司現如今都成了數據公司。

像 Uber、Airbnb、Spotify 這些公司都在大力發展數據產品，結果便造成數據系統開發和維護人才的激烈爭奪。

Josh Wills 是 Slack 的數據工程師，在 2016 數據工程大會（DataEngConf 2016）上半開玩笑地說：“我的數據工程師都在會場了，請你們別挖墻角。” 即使 Slack 這樣當紅的矽谷企業，也在擔憂如何留住這些寶貴人才。

我們的研究著重於說明以下幾個方面：

目前市場上數據工程師的數量；

數據工程師的背景和核心技能 —— 這些信息對於主管們研究如何將軟件工程轉換至數據工程特別有用（編者按：以緩解招聘數據工程師的壓力）；

數據工程師的就業信息 —— 幫助你說明為什麽要投資（時間/精力/金錢）到這項昂貴的技能中來。 

從 Stripe、MIT、Looker 的工程主管對數據人才的發現、留任和對數據工程師團隊項目的開發等一系列策略的分享中，我們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答案，使得這份報告清晰地呈現出數據工程的現狀。

關鍵指標：

人數：6500 人在 LinkedIn （領英）上稱自己是數據工程師。

發展：2013 到 2015 年，數據工程師的數量至少翻了一倍。

分布：50% 的數據工程師都在美國。

之前的職務：42% 的數據工程師都是軟件工程出身。

產業：數據工程師主要供職於信息科技與服務產業。

技能：數據工程師前 5 項主要技能是：SQL, Java, Python, Hadoop, 和Linux。R語言甚至都沒進前 20。

分析方法：

本報告基於 Linkedin 上的用戶資料，包括所有公開可見的個人及公司檔案、技能與工作經驗，數據以 2016 年 3 月份的統計為準。

我們根據檔案上的職業標題和頭銜識別出數據工程師，這里只納入了那些可確認公司的數據工程師檔案。

【圖表：LinkedIn 個人檔案總結】

▲ 截止 2016 年 3 月 1 日，Linkedin 上的個人檔案大約 4.3 億，此次參考了 2.6 億例檔案，其中列有至少一項經歷的近 1.9 億， 有一項已認證經歷的超過 1 億，當前經歷已認證的近 8000 多萬。

在這些數據工程師中，我們分析了：

3 萬項工作經驗

8.2 萬條個人經歷

3400 個公司

分析工具：

分析采用 Python, SQL 和 Jupyter。

HighCharts 和 HighMaps 中的交互式可視化效果采用 Python 的制圖包和 Python-highchairs 實現。

數據采用 AWS Redshift 進行存儲和處理。

1、數據工程師有多少

“數據工程師”（所有以某種方式與數據打交道的軟件工程師）的定義仍有很大的模糊性，目前並沒有一個完美答案，我們覺得由這些從業者自己來解讀是最好的方式。

我們發現在 Linkedin 上有 6500 人稱自己是“數據工程師”。

6500，這個數目並不大。

實際上，我們有些驚訝“數據工程師”竟如此之少。而在寫這篇報道的時候，Indeed 上有 6600 個 數據工程師的招聘啟事，這還僅僅是在舊金山和灣區。

薪酬數據也證實了數據工程師很受歡迎。據說，在 Facebook, Amazon 和 Google 這樣的巨頭公司工作的頂級數據工程師工資超 50 萬美金。Indeed 的數據分布更保守一些，盡管如此，薪資也達到了 6 位數。

【圖表： 舊金山地區數據工程師的數量和薪酬比】

▲ 截止從上圖可以看出，薪酬在 10 萬美元以上的職位超過 80%, 其中 110k-120k， 120k-130k 和 130k+ 的職位都很多，均超過了 20%。數據工程師成為當下的黃金職業！

專家洞見 

Jonathan Coveney，Stripe 數據工程師：“對數據工程師型人才的需求”。

近十年來，Jonathan 都在數據領域深耕，曾在 Twitter、Spotify 等公司建立數據系統。在他看來，有三種主要趨勢在推動著對數據工程師類人才的需求：

公司在對數據和管理數據的人的思考上更加精深。“數據不再是副產品，而是一個公司運作的核心”。

對機器學習愈加倚重。由於機器學習的進步，對專有數據的掌握逐漸成為各個領域的公司最重要的競爭優勢。

公司開始建造數據產品。“以地圖為例，機器學習主要作用於交通路線的偵測與規劃，而地圖的基礎建設則在於管理和組織大規模的數據，這就是數據工程。”

2、數據工程師的數量隨時間的變化

LinkedIn 的簡歷顯示了一個人聲明的自己的職業發展歷史，包括了在各個時間段內的職務。這些數據讓我可以構建出某個職務的不斷演變。

下圖就展示了”數據工程師“這個職務的飛速發展：

【圖表】累計數據工程師的數量（單位：千）

▲ 數據工程師的數量從 2013 年到 2015 年增長超過了一倍。而且基於上文中相關崗位需求的數據，該增長趨勢並不會減慢。

相比之下，數據科學家的數量大約是數據工程師的兩倍（大約 11,400 人），但是數據工程師的增長速度卻要更高：在同一時期，數據科學家數量“僅”增長了 50%。

3、數據工程師從哪里來

數據工程師的瘋狂增長讓人產生了一個疑問：這些人從哪里來？他們之前是什麽職業？

我們通過觀察數據，調查了數據工程師這一職業的 DNA —— 他們之前的職業。

在我們的調查前有以下幾個猜測： 

數據工程師是軟件工程師和數據科學家之間的橋梁：他們編寫了生產代碼來方便數據科學家們進行大規模的運算實驗。因此，我們猜測有很大一部分數據工程師的前身是軟件工程師或數據科學家；

因為數據工程師很大部分的工作都圍繞著運算的規模，他們同時也是軟件工程師和運維開發 ( Devops ) 的橋梁。因此我們猜測一部分人由運維開發轉來；

數據庫管理員曾在一個企業中扮演類似的角色。因而，不難假設一部分數據庫管理員投身到這一更加先進的職業中。

結果顯示，我們的猜測部分是正確的，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數據工程師的 DNA 和軟件工程師最接近 。

【圖表 ：TOP 10 數據工程師的來源】

▲ 數據工程師前職調查，最多依次為軟件工程師、分析師、咨詢師、商業分析師、數據架構師、數據分析師、數據庫管理員、數據科學家、實習生、研究助理等 

4、數據工程師都在哪

50% 的數據工程師在美國。這並不奇怪，因為數據科學家這個稱謂的本身和很多基礎技術都是來自於美國的科技公司和大學。

【圖表：數據科學家全球化】

▲ 大部分的數據科技或是來自於一小部分大學——特別是伯克利大學 AMP 實驗室，或者是來自於全球最大的網絡公司軟件工程團隊。

谷歌、臉書、領英和亞馬遜在領先該產業其他對手很久，就已經開始挑戰大數據，並投入了大量資源。他們不僅創造了很多的數據科技，他們成為了數據人才的培育基地。

然而，這張圖有些誤導。

美國至今有著最多的數據工程師，也同樣在全球有著最多的數據工程師檔案：接近4倍多於排名第二的印度。

為了標準化數據，我們圖中排名前十的國家展開詳細，看他們各自數據工程師人數與在領英（LinkedIn）檔案數的對比，以及與總人口的對比。

【圖表：TOP 10 數據工程師最多的國家】

▲ 這張統計中沒有以色列，以色列是我們此前的參考標準，它曾經在每百萬人中的數據科學家占比排名中排名最高。上文提及，以色列長期被認為是數據科學的起源國度，在以色列“矽溪”有著強勁科技展現。但意外的是，這卻沒能轉化為高密度的數據工程師人才。

5、哪個行業聘用的數據工程師最多

在擴大存儲、傳輸和處理數據方面遇到挑戰的公司對數據工程人才需求最甚。這些挑戰多在科技公司出現，但是像電信、生物科技和保險這些行業呢？難道這些行業不需要數據擴張方面的幫助嗎？

當我們考察數據工程師的工作領域時，我們發現一系列的行業都需要數據人才。

【圖表：TOP 20 數據工程師的行業分布】

▲ 與預期一致，電信和金融服務接近頂端，但是在生物科技中 DNA 的拍字節（Petabytes）的排序卻沒有朝排名靠前的位置發展。

從該表格中，我們不應該認為這些行業之外的領域就不需要或者不聘用擔任數據工程師功能的人才。相反，盡管“數據工程師”在某一個領域內已經流行開來，互聯網科技公司—— 這個特定職位的用法仍處於初始階段。這個領域內的技術、流程和思維方式正在開始延伸到其它的行業。

6、哪些公司聘用的數據工程師最多

當我們看到聘用了數據工程師的具體公司時，他們在科技領域的受歡迎程度就更加明顯了。在前十的公司里，只有兩家公司不是專門從事技術或數據的：一家電信公司（Verizon）和一家金融機構（Capital One）。

【圖表：TOP 50 聘用數據工程師的公司】

▲ 經常在數據大會上分享經驗的 Amazon、Facebook，Netflix，CapitalOne 等公司，都是業界數據應用的非常成功的公司，和其雇傭的數據工程師的人數呈正相關。

很有趣的是，一些公司聘用了不成比例的數據工程師。比如 Spotify（1600+ 雇員）比起必能寶（Pitney Bowes）（16,000 雇員）要小得多，但他們聘用的數據工程師數量相當。

這些數據清晰顯示，現在的一些科技 “獨角獸” 高度重視數據工程師一職。同時，考慮到三藩市目前有 6600 家公司在找數據工程師，這個趨勢短期內似乎不會改變。

7、數據工程師的基礎技能

數據工程師幹的活大體分為兩個部分：

在整個業務流程，讓消費者能接觸到數據

打造 “產品化” 的算法，將其變為數據產品

總體而言，直接與數據相關的技能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另一方面，某些核心的軟件技能也為數據工程師所青睞。

【圖表：TOP 20 數據工程師的基本技能】

▲ 從圖上可以看出用 SQL 來回答分析型的問題、寫腳本來做數據集成、清洗這樣的 ETL 任務和使用Hadoop生態的工具是數據工程師的主要工作。

No.1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結構化查詢語言）：

即便在數據技術領域，很多 NoSQL 倡導者 “欲除之而後快”，但 SQL 仍是數據工程師最普遍具備的技能。

No. 2 Java：

Java 是最受數據工程師歡迎的編程語言。自從分布式系統基礎架構 Hadoop 在 2000 年左右被開發出來後，JVM（Java Virtual Machine：Java 虛擬機）便處於數據處理的中心。

No.3 Python：

不僅被應用於數據工程，還能為分析任務服務——相較而言，總是和 Python 一同出現在新聞里的 R 語言，更專精於分析與統計，這應該也是 R 沒有上榜的主要原因——在數據科學圈，數據工程和分析二者並重。

專家洞見 

Mike Xu, Looker 的數據架構師：“弄明白你想要哪款數據工程師？”

Mike 的職責之一是傾聽開發者的心聲：哪些事情讓他們開心？哪些讓他們不爽？最多的抱怨是什麽呢？嗯，不同的數據工程角色間是有細微差別的，但很多公司卻不懂行。

在 Mike 看來，數據工程師主要有 4 種角色——這也是招聘者應該弄明白的事情：

數據倉庫：專註於為分析來優化數據倉庫，主要是負責數據的讀寫和管理。

工具：總能在一系列數據工具箱里，極其擅長一、兩樣特定的工具（編者按：類似於 Hive, Hbase，ElasticSearch 等）。

架構：才華通透、“端到端” 的思考者，無論是數據收集，還是收集後幫助團隊使用數據，他們需要考慮的事情多而雜，貫穿業務的很多環節。

運維（Ops）：主要把時間花在建立數據庫等事項，還要管理權限、操心數據安全。

8、數據工程師的技能如何隨著公司規模的變化而改變

作為數據工程師，同樣需要認真應對公司和業務的規模化所帶來的挑戰——業務更多，數據集 （Dataset）的規模也更大，所需求的數據能力和工作方式也要隨之演化。

姑且做個猜測：規模越大的公司，對規模化相關的技能越加看重。是否真的如此？我們先查看查看下面的圖表。

【圖表：不同公司的數據工程師之間的差別】

▲ 縱軸表示技能，橫軸則表示相對偏差（Relative Difference：某一次測量的絕對偏差占平均值的百分比）。深藍色、天藍色、橘色分別代表三種公司規模：1-200人、200-1000人、1000人以上。越接近圖表頂部，該技能越應用於較小的公司，反之，位於底部的技能更普遍地出現在 1000 人及以上的公司里。

看完表，我們可以用數據回答先前的猜測：NO。

真實情況是，在規模更大的公司，數據工程師更在意 “企業級” 相關的技能，比如 ETL（Extract-Transform-Load）、BI（Business Intelligence：商業智能）、數據倉庫等，而在較小的公司，數據工程師更多的把心力花在 Python、Java 等編程語言上（編者按：Python 和 Java 作為普通的編程語言，可以用來構建產品，這對於小公司來說屬於核心業務。）

專家洞見 

Will Smith，MIT 的主數據工程師 / 架構師：“數據工程 @大公司 VS. 初創公司”

Will 曾為 Nokia、Warner Bros Games 這種大公司打造過數據技術。在他看來，數據工程師所仰賴的技術，不那麽取決於公司規模本身，而更應該從這麽一種角度出發：你所負責的數據是“寫時模式”（schema-on-write）還是“讀時模式”（schema-on-read）？

他認為，大公司往往在處理數據工程的 BI 方面有所積累，Informatica、Oracle、SAP 都會接觸和使用。這類公司往往在“寫時模式”的環境里工作。

但現如今，很多打造數據科技的公司實際作業的環境是“讀時模式”。“想象一下，公司交給你幾個 TB 的日誌數據，用的 JSON，是關於廣告效果的。數據工程師不知道能從這堆數據中挖掘出什麽，所以你需要開發者寫代碼去做數據發掘，而不是一上來就直接套用 SQL。這和大公司在 ‘寫時模式’ 的環境中做事很不一樣。”

2011年時，Will 正效力於諾基亞 （Nokia）。盡管當時主要經手 “企業級的數據”，但團隊卻選擇“讀時模式”的思路去開展相關工作。

“現在很多數據工程師都這麽做，比較適合規模化的需求。這樣設計和開發出來的東西，可以消化掉來自於各種來源的數據。傳統老舊的 BI 系統就沒這能耐——主要是因為以’寫時模式’為基礎吧，這種老技術不知道在一堆數據里都有什麽，這麽一來我們這些工程師也沒啥頭緒了。” 

9、數據工程師與數據科學家的技能差異是怎樣的

這個數據集體現了數據工程師與數據科學家之間的明顯的技能差異，由此可以將數據工程師與數據科學家的技能構成看作一個頻譜的兩個對立面。

以下這張圖表顯示了一張數據技能頻譜圖，頻譜圖頂端的技能在數據工程師的簡歷中更為常見，而頻譜底端的技能更常出現在數據科學家的簡歷中。

【圖表：數據工程師與數據科學家的區別】

▲ 從圖表的技能構成可以看出，數據工程師更傾向於掌握 “戰術層面” 的具體數據技能，專註於使數據可用並能夠在生產環境中對數據進行處理，如具體的編程語言、操作系統與數據庫等；而數據科學家更傾向於“戰略層面”的數據技能，如數據分析、數據挖掘、統計分析、機器學習等。

10、數據工程師與軟件工程師的技能差異是怎樣的

數據工程師與數據科學家之間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那麽數據工程師與軟件工程師之間的技能差異又是怎樣的呢？畢竟，正如我們之前所展示的那樣，大部分的數據工程師都具有軟件工程師的背景。

【圖表：數據工程師與軟件工程師之間的區別】

▲ 以數據工程師為中心的最多人選擇的技能是 Hadoop，數據倉庫和 BI——正如你所期望的那樣。與之相反，在軟件工程師端列出的所有技能幾乎都與 web 前端開發相關。最大的兩個例外是 C 語言和 C++ 語言，這是在現代大數據技術棧開發中不常用到的編程語言。

雖然許多數據工程師具有軟件工程師背景，但他們並不是簡單的為了博取加薪而轉換一個新的工作頭銜；他們不得不通過學習新的技能來適應新的角色。

專家洞見 

Ryan Orban，Galvanize CTO：“在數據工程師和數據科學家之間建立更好的關系”

“想一想設計師和前端開發工程師之間的關系，” Ryan Orban 說，“一個角色負責通過想法完成工作，而另一個角色負責將想法付諸實施，這之間可能會導致很多的緊張對立情緒。” Ryan 認為，數據工程師和數據科學家之間的關系與之類似，因此緩解兩者之間的緊張情緒的方法也是相似的。“正如設計師經常被告知需要學習編寫一些代碼，而前端開發工程師也經常被告知要制作一些原型，我鼓勵數據科學家和數據工程師相互學習一些對方所需要掌握的數據技能。”

那麽，數據工程師需要多深入的了解數據科學家的世界呢？

“數據工程師應該對機器學習有一些基本的了解”，Ryan 說，“他們不需要了解所有的數學理論，但是他們應該能夠判斷效率和準確性。相反，數據科學家應該了解架構，以及如何對架構進行擴展，並初步了解生產級的編程語言。”

這種深入了解其他相關學科專業知識的轉變也發生在其他領域。公司習慣於聘請數據科學家來負責市場、產品或者業務分析方面的工作，而聘請數據工程師來完成更廣泛的工程功能。這造成了目標錯位。Ryan 認為這種趨勢正在改變：“ ‘數據團隊’ 是由數據科學家和數據工程師共同構成的這一概念越來越受歡迎。這一如此簡單的改變將很大的改善兩組人員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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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分紅水平未來將維持或提升 A股股價仍被低估

股息分配同比增長41.5%，是中國平安2016年報的一大亮點。中國平安首席財務官姚波在今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平安對未來股息政策維持甚至提升具有信心。

股息水平未來將維持甚至提升

中國平安2016年年報顯示，將派發2016年末期股息每股現金紅利0.55元(含稅)，另外在2016年中期已分配股息每股0.20元(含稅)，全年共計分紅每股0.75元，股息支付率(股息占利潤比例)為22%。

“在過去上市十幾年來，平安利潤穩步增長，償付能力也比較充足，管理層對未來利潤增長和股息派發政策維持目前水平很有信心，甚至在業績等允許的情況下，還可能繼續提升未來的股息水平。”姚波表示。

平安披露的數據顯示，從2004年上市至今，股息分配複合增長率為21.9%。

另外，中國平安副董事長孫建一表示，今年員工持股計劃將按照既定計劃繼續購入中國平安股份。

2015年2月，中國平安發布公告稱，面對核心員工設立為期6年的員工持股計劃，每年一期，由資產管理機構通過專門的資產管理計劃購買股票。孫建一表示，截至去年底，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參加人數為773人，參加人數不斷增加。“我們設定的持股計劃是合資格的員工就可以參加，而目前所有合資格的員工都參加了，這說明對公司未來發展的信心。”孫建一表示。

事實上，中國平安的股價一直被市場認為處於低估的狀態。對此，中國平安總經理任匯川表示：“中國平安是少數A股比H股股價低的股票之一。”

任匯川稱，實際上中國平安專註做零售、綜合金融服務和大健康醫療，中國人口增速和老齡化、人均收入上升、人均金融支出上升三個因素疊加，對保險和金融服務的需求會增加，而產品數量越多，對客戶的粘度也就越大，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平安不僅有現在估值堅實的基礎，更有未來增長的強勁動能。無論是A股還是H股，平安都受到價值投資者的青睞，出現折價的原因是因為國際化投資者的投資取向和結構更傾向於機構投資者，而機構投資者投資藍籌股，長期價值投資的占比會更高。

個人業務還將進一步提升

2016年年報中，中國平安首次發布了個人業務的經營結果。具體來說，2016年個人業務凈利潤408.29億元，同比增長29.5%;客均利潤311.51元，同比增長7.76%;客均合同數2.21個，較年初增長8.9%。

中國平安董事長馬明哲表示，“一個客戶、多種產品、一站式服務”的綜合金融經營模式平安已運行多年，由於嚴格監管、分業經營，因此在前臺客戶端看來簡單的客戶體驗，對於後臺的處理上其實頗為複雜。

馬明哲認為，要支撐這樣的運營模式，制度、流程、文化三個方面是關鍵因素。平安有一連串的產品，對於客戶服務的標準化、流程、體驗的要求很高，因為客戶在一個產品上體驗不好就可能放棄平安所有產品。但一旦客戶買下平安多個產品後，對公司的忠誠度會有所提升。

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平安歸屬於母公司股東凈利潤中，個人業務占比達到65.4%。馬明哲表示，個人業務未來在中國平安中的貢獻還將進一步提升。

近場支付仍被看好 2020年將迎來拐點

全球在線支付服務提供商Worldpay發布的《2016全球支付報告》顯示，雖然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場通訊)支付目前的推廣使用情況尚不及預期，但鑒於蘋果、谷歌手機錢包已被擴展運用在web瀏覽器中、更多消費者獲得具有NFC功能的手機等因素，2020年將成為NFC支付發展的拐點。

NFC支付是指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或服務時，采用NFC技術通過手機等移動設備完成支付。與二維碼支付不同的是，NFC是一種高頻無線通信技術，不需要使用移動網絡，可以直接刷手機支付。

目前已推出的Apple Pay、SamsungPay均支持NFC支付。據蘋果公司介紹，依靠NFC技術植入iPhone中的零部件，用戶設備能夠監測到商戶POS機終端周圍形成的磁場。在驗證完手機和POS機終端後，系統會自動“轉移”用戶憑據和支付數據，商戶支付處理器通過連接支付網絡來驗證用戶憑據，最後完成交易。Apple Pay已與Visa、Master、銀聯等多家機構建立合作。

Worldpay報告顯示，雖然蘋果支付和安卓支付的推出已經將NFC支付推向數以百萬計的用戶，但使用情況卻不及預期，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非接觸式支付的興起突破了傳統卡片支付的局限性。短時間內，人們對使用手機進行NFC支付存在疑慮。其次，手機錢包只支持在最新智能手機上進行支付，使得許多潛在用戶無法使用該技術。再者，由於NFC支付技術的設備門檻較高，許多商家在此項投資上有所猶豫。

然而，到2020年，NFC支付將會出於以下原因而迎來拐點：

·蘋果和谷歌手機錢包已被擴展運用在web瀏覽器中。這意味著所有的在線商家都可以支持這一技術。這也意味著購物者可以在線或在商店里使用NFC支付。

·更多的消費者將獲得具有NFC功能的手機，因為他們舊的手機型號已經過時從而需要換代升級。

·在未來三到五年內，一些商家將陸續更新他們的店內POS終端，使得NFC支付的手機錢包得到更廣泛的支持。

·基於NFC支付的手機錢包將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務，包括支付應用程序內的額外交易信息、預算編制功能等，這些將提高手機錢包對消費者的吸引力。

在NFC支付被冷落的同時，支付寶已經以在全球電子錢包消費中44%的占比，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在線支付方式。而到2020年，這一數據有望達到60%。

這一成功一方面歸因於支付寶的推出時機正好處於中國移動應用蓬勃發展且消費支出迅速增長的時期另一方面也是出於中國龐大的消費群體。2016年，中國的數字旅遊銷售額達到近1000億美元，足可媲美微軟公司的總收入。

目前，電子錢包和信用卡以31%和25%的占比，遙遙領先成為全球電子支付領域最受歡迎的支付方式。而在北美地區，這一結果是信用卡(36%)和電子錢包(19%);在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是借記卡(27%)和電子錢包(20%);在拉美地區是信用卡(53%)和借記卡(12%);在亞太地區是電子錢包(46%)和信用卡(20%)。

Worldpay同時從全球範圍內對電子商務領域未來的支付格局作出預測：

·到2034年，印度電子商務市場將超越美國，位居中國之後，成為世界第二大電子商務市場。

·到2020年美國電子錢包的市場份額將增長7%，達到28%，超過信用卡和借記卡市場份額。

·而作為全球最成熟電商市場之一的英國到2020年，其借記卡仍將保持主要地位，市場份額僅下降1個百分點，達到40%。

·香港市場則相反，信用卡市場份額將下降11%，占整體市場份額的43%。

與此同時，在未來幾年，全球主要的科技公司包括Facebook、蘋果和谷歌會跟隨支付寶的腳步，在培養用戶習慣上互相競爭以贏得顧客。蘋果和谷歌新推出的瀏覽器內部支付，Facebook 推出的應用程序內部轉帳服務都標誌著已經在它們傳遞無處不在的體驗中邁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