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蒙是公眾號新宗教文化中的浮世繪,是對傳統認知方式的一次徹底的造反。
本文由王旭的王(微信ID:wangxudewang)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 。
壹
前天的朋友圈,被GQ雜誌的一篇名為《咪蒙:網紅,病人,潮水的一種方向》刷屏,我認為這是傳統媒體的一次徹底的潰敗,以及繳械投降。
傳統媒體真是越來越不長進了,網紅哪個年代都有,我也沒有見過哪本雜誌會給芙蓉姐姐做人物專訪。尤其還是一本西方傳統時尚大刊的中文版,這選題的路數完全是迎合的味道,而且思路是混亂的。不知道GQ的讀者們怎麽想,一本高端時尚男刊,你給他們看咪蒙?
這篇文章寫得太過狗血,就像咪蒙自己寫的那些大爆款文章一樣,血腥味兒和荷爾蒙味兒交相混雜,看完了之後不過是一地雞毛罷了。
但是其中的一段很有意思,我覺得對解讀咪蒙這個人很有幫助:
被罵最狠的時候,咪蒙通過看書疏解情緒。她連續看了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的三本書,《正見》、《人間是劇場》和《八萬四千問》。那段時間也是漲粉最快、廣告商問詢度最高的時候。有時一天漲粉20萬,五六十個廣告商在 QQ 上詢問價碼,接下來的八月推送了15篇廣告,頻率為全年最高。她承認,這讓她平複了一下心情。
這是這篇報道的精髓,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咪蒙,無論她扮演成什麽樣的知心大姐和婦聯主任,賺錢才是她永遠放在第一位的事情,終究它還是一個營銷號。至於什麽女權主義,那都是騙傻姑娘們玩的。
當然我不反金錢,也不反商業,因為你沒看到人家看的那些讀物嗎,都是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的書,其實就是教你如何去發財。北京朝陽區號稱有三十萬野生仁波切,你以為他們是弘揚佛法呢,他們一樣是幫明星雇主們加持而賺錢的,如果他們不具備這種特質,那麽他們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貳
一個作者經營一個公眾號,僅僅靠自己的所謂價值觀輸出,就可以聚攏上千萬的粉絲,動輒就拿到千萬投資,這本身就是一種荒誕。姑且不論這種輸出的可持續性有多久,但這種一己之力就能達到的量級,一定有其反常規和反智力的特征,尤其是反智力的這一面,則是對公眾心理學有深刻的研究和摸索。
如何去煽動公眾的情緒,是傳播學的一條原罪,而這條原罪特別適用於營銷,因為可以被煽動的是大多數人,他們可以帶來強勁的消費能力。
大多數人是默默無聞的普羅大眾,他們渴望與眾不同又害怕與眾不同,而那些宣揚極端思想的營銷大號,給了他們樹立了一個假想敵,把他們人生中所有的悲劇歸咎到假想敵的身上,這些人終於找到了發泄和釋放自我的機會。這類似於宗教的一個變種,而粉絲與作者的關系,就成了一種信眾和活佛的供養關系。
從咪蒙讀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就可以知道她深諳此道,而她自己何嘗不是千千萬萬冤仇很深的婦女心目中的仁波切。
咪蒙被很多女人奉為女權鬥士,她的作品被當成鬥婆婆,鬥渣男,鬥上司,鬥老公,鬥天鬥地的人際關系寶典。在反男人的道路上,咪蒙已經開宗立教,成為這個領域真正得到公眾認可的仁波切。
新世相的創始人張偉談到成功經驗時說,一個公眾號想成功的秘訣很簡單,那就是把自己做成宗教。越來越多的營銷大號,正在成為宗教,並且影響著數以億眾的信徒,這些受眾更細分、更具有社群性,更具有垂直效應。
相比於明星同仁波切的關系,粉絲同營銷大號們的關系更徹底。明星充其量借仁波切來為自己打造IP,來賺取第三方收益,這實在是太傳統太保守了;營銷號們動輒幾千萬的收益,則完全是粉絲們的血汗錢供養起來的。
叁
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說,人類不可消除的不平等性的一個例證就是分成領袖和追隨者兩個階層,後者占絕大多數,他們渴望一個權威來幫他們做決定,無條件地服從是最大的特征。
尋找一個上師,把自己的心靈收割,然後交給對方,等待豐收的到來。
從市場行為上看,仁波切是一種批量化生產,一個霸道的壟斷市場,無論如何只有那麽多仁波切,善男信女們哄搶都來不及,所以無論什麽質量,來自拉薩、東莞,乃至於鐵嶺的仁波切,都會被買方市場全部訂購。
所以說,當仁波切灌頂收個天價,信徒們不會去質疑;當仁波切要求女弟子雙修,共享師徒魚水之情,後者則會認為這是一種榮耀。
在咪蒙同粉絲的關系上,這個說法同樣是適用的,她之所以如此走紅,也並非偶然。這說明中國式的家庭關系,以及兩性等人格教育層面,這方面多少年來是缺失的,而咪蒙恰恰滿足了這個市場的內在需求,大家沒有接受過這方面常識,自然不知道咪蒙說得好不好,只是覺得她幫自己罵得很過癮很解渴。
從某種程度上說,再來一個咪蒙,市場也能完全消化,跟仁波切一樣供不應求,完全是一個賣方市場。只是這個市場的產品提供者,他們根本就不負責解決問題,也無法提供問題解決方案,只負責幫你擼,讓你高潮,讓你把受的委屈罵出來,你會變得越來越易怒,到頭來不過是一個惡性循環罷了。
在公眾號新宗教中,咪蒙顯然是獨樹一幟的,據說她的頭條廣告都能賣到幾十萬,就連一個助理的工資都有5萬,看到這里有多少還在月工資5千的泥潭里翻滾的公號狗們,忍不住發出淒厲的哀鳴。
這就是宗教的力量,如果你不能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如果你不能放下所謂的尊嚴,那你一定無法像咪蒙一樣成功,形成一呼幾百萬應的效應。在這個成功就意味著一切的社會中,幾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不要臉的,只是每個人不要臉的方式不同罷了。
咪蒙是公眾號新宗教文化中的浮世繪,是對傳統認知方式的一次徹底的造反。
我鄭重宣布,這片仁波切被咪蒙承包了。
回到內心,不是追求外部名利的時候反而最本質。
來源 | 場景實驗室(ID:changjingshiyanshi)
作者 | 張揚 路偉 吳聲
《岡仁波齊》是張揚自2012年《飛越老人院》以來的最新長片,展現了一支十一人大部隊從芒康到神山岡仁波齊,兩千余公里的朝聖之路。
這部安靜的公路片在《變形金剛5》的喧囂中辟出了一條幽徑——半個月內,票房破7000萬。
對於藝術電影,這個成績可以稱得上“大賣”。口碑和上座率持續高走,《岡仁波齊》的院線排片也從最初的1.6%升到了今天的5.9%,但上座率依然是所有在映電影中最高的。
張揚導演說,《岡仁波齊》不是一部紀錄片,只是借助紀錄片的手法,讓影片更具紀錄片的質感。在設想影片的時候,沒有太多戲劇性的東西,更多的是對生活自然流程的記錄,但這種記錄不是我們每天跟在後面被動地拍。十六年前《洗澡》里去聖湖沐浴的片段是個引子,在距離張揚第一次進藏二十六年後的現在,《岡仁波齊》蘊藏著一場二十六年的信仰回溯。
7月4日,吳聲與場景實驗室成員,邀請了朋友們一同包場觀影《岡仁波齊》。觀影後,吳聲老師與《岡仁波齊》導演張揚、電影發行人路偉,一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回答了現場的提問。
| 路偉、吳聲、張揚 現場談話並接受提問 |
1. 像《岡仁波齊》這樣的優質電影,如果能夠在中國電影上贏得一席之地,意味著什麽?
路 偉:中國電影發展到今天,有更多高品質的觀眾欣賞高品質的影片,不僅是商業片,藝術片也有了細分,譬如不同的分線發行和分眾銷售方式。很多藝術電影,特別是像《岡仁波齊》,欣賞門檻是很高的。專業的電影人說《岡仁波齊》是紀錄式劇情片。在中國電影史上,這種類型的電影幾乎沒有,而在世界電影史上,這種類型也很小眾。
像《岡仁波齊》這樣優質的電影,能在中國電影上贏得一席之地代表的是一種場景的變革。譬如,曾經眾籌就是一個很好的引爆點,一下能增加幾百個核心用戶,同時今天的“包場”也是一個把很多人拉入一個共同場景里,讓每個人參與的有效方式。那麽,如何建立一個觀影場景,讓觀影場景的共性變成共情,帶著同一種情緒看一部電影,發揮電影的社交功能,就是藝術電影所需要達成的目標。
| 經幡——《岡仁波齊》海報 |
吳 聲:的確,張揚導演的《岡仁波齊》到底是不是高門檻,是不是意味著高品質,我們暫且不論。但是這個時代,凡是優秀的產品就不會缺少精準連接和精準分眾。所以從某種意義上,“包場”看電影這個動作並不是包場本身,而是通過包場的行為去放大、篩選超級用戶,連接用戶的精準觸達,形成口碑。
我自己並不在意電影是不是情懷、文藝,或藏地文化的獵奇,我在意的是作為互聯網產品,有沒有產品自信,以及這種自信能不能找到擁護者。觀眾觀影後自發的認可進一步傳播的過程,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流量,同時是重要的票房來源。不要在意票房結果,也不要在意影院的排片量有多高,因為這只是一個路徑和結果,流量自然的溢出,要在意的是產品自信能不能完成在商業模型上的建設。
張 揚:作為導演,能否做出好的電影,把你內心對世界的認識通過電影傳達,最重要的就是自信。當然,電影總是分大眾、小眾,大家對電影也有不同層次的認識。作為導演來說,很難猜測觀眾到底屬於哪部分,某部電影的觀眾有多少數量。所以,導演也不能簡單地為觀眾拍電影,導演不需要為觀眾拍電影。
曾經,大家都認為來電影院是應該看充滿特效,飽含概念的商業片,而藝術片從網上下載,在家里看就行了。但其實藝術電影才應該在電影院里看,因為它真的有一種讓你安靜下來的儀式感,安靜恰恰是因為電影院環境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在家里觀影隨時可能跳走,被幹擾,沒有靜下來觀看它的能力。
| 張揚 導演 |
2. 97年張揚導演的《愛情麻辣燙》,很成功地賣了三千萬,相當於現在十來個億票房。按理說,張揚導演應該特別懂市場,但好多年前他離開了所謂的北京電影中心,去了大理開客棧,拍電影成了順便的事了。“向外看容易,向內看難”,一個人如何才能向內看更加清晰,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麽,或者知道自己走向哪里?
張 揚:行業內的人會知道,只要從事了電影行業,名和利是都跑不掉的東西。你的電影總是要面對觀眾,面對市場,甚至還要面對電影節。我之前的一些電影還算成功,商業上不虧錢,口碑也都挺好的,我就被定義為商業和藝術結合比較好的導演。但反過來,有一段時間我反思自己,商業和藝術是不能完全平衡的,因為平衡意味著妥協,想要更商業就要和大眾的口味盡量貼近,甚至電影表現的法都要接近大眾口味,但想更藝術,想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就要在電影語言上、電影整個的題材選擇上要走另一種極致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是非常矛盾的。這是導演自己必須想清楚的東西。
從我的角度,覺得向內那一部分,也就是你內心的一部分,會越來越占優勢。電影是唯一我從來不去考慮任何商業的回報,只想就踏踏實實做出來的東西;但是反過來市場、觀眾通過口碑,通過票房回饋了你。也就是說,你並不在意的事情,有時候反而能夠回饋你。以前我總是在兩邊猶豫,越猶豫票房反而越一般。回到了內心,不是追求外部名利的時候反而最本質。
| 朝聖之路——《岡仁波齊》|
3. 無論從是票房、受眾,還是營銷,怎麽對《岡仁波齊》進行判斷?
吳 聲:新一代審美習慣的崛起,標誌著新時代對於極高的審美素養與人文關懷,明確的社交態度與道德水準,這樣一種形態開始主流了。以前我們經常劣幣驅逐良幣,影院有了驅力性的要素,觀眾也有了判斷能力和欣賞能力,而且判斷能力和欣賞能力因為互聯網形成了一種民主性,在這種民主性下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岡仁波齊》將會破億。
第一波超級用戶開始向更加廣闊的渠道邁進,通過社交網絡和朋友圈大規模滲透是第一個節點。我們會看到更多的人像張揚導演一樣更加忠實自己內心的召喚,他們原來知道不需要向外而求,只需要反求諸己,做最好的自己,一定會遇見最對的人。所以這個時代是產品崛起,品牌崛起,它表現在消費升級中的文化形態。
最後一個判斷是,像《岡仁波齊》等火熱的現象會催生、倒逼產業鏈要素的成熟。在未來,多樣性會成為更加主流的審美形態和文娛形態。一方面消費升級表現為消費升級,另一方面消費升級也會表現為消費降級,越買更好,越會發現其他的也是你的菜,所以你發現LV已經不能滿足你,但是LV和Supreme的聯盟則會成就你。
這個時代是令人發燒的時代,也是令人思考的時代,《岡仁波齊》給我們的絕不僅僅是又一部好看的電影,還讓我們找到了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回到內心,不是追求外部名利的時候反而最本質。
來源 | 場景實驗室(ID:changjingshiyanshi)
作者 | 張揚 路偉 吳聲
《岡仁波齊》是張揚自2012年《飛越老人院》以來的最新長片,展現了一支十一人大部隊從芒康到神山岡仁波齊,兩千余公里的朝聖之路。
這部安靜的公路片在《變形金剛5》的喧囂中辟出了一條幽徑——半個月內,票房破7000萬。
對於藝術電影,這個成績可以稱得上“大賣”。口碑和上座率持續高走,《岡仁波齊》的院線排片也從最初的1.6%升到了今天的5.9%,但上座率依然是所有在映電影中最高的。
張揚導演說,《岡仁波齊》不是一部紀錄片,只是借助紀錄片的手法,讓影片更具紀錄片的質感。在設想影片的時候,沒有太多戲劇性的東西,更多的是對生活自然流程的記錄,但這種記錄不是我們每天跟在後面被動地拍。十六年前《洗澡》里去聖湖沐浴的片段是個引子,在距離張揚第一次進藏二十六年後的現在,《岡仁波齊》蘊藏著一場二十六年的信仰回溯。
7月4日,吳聲與場景實驗室成員,邀請了朋友們一同包場觀影《岡仁波齊》。觀影後,吳聲老師與《岡仁波齊》導演張揚、電影發行人路偉,一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回答了現場的提問。
| 路偉、吳聲、張揚 現場談話並接受提問 |
1. 像《岡仁波齊》這樣的優質電影,如果能夠在中國電影上贏得一席之地,意味著什麽?
路 偉:中國電影發展到今天,有更多高品質的觀眾欣賞高品質的影片,不僅是商業片,藝術片也有了細分,譬如不同的分線發行和分眾銷售方式。很多藝術電影,特別是像《岡仁波齊》,欣賞門檻是很高的。專業的電影人說《岡仁波齊》是紀錄式劇情片。在中國電影史上,這種類型的電影幾乎沒有,而在世界電影史上,這種類型也很小眾。
像《岡仁波齊》這樣優質的電影,能在中國電影上贏得一席之地代表的是一種場景的變革。譬如,曾經眾籌就是一個很好的引爆點,一下能增加幾百個核心用戶,同時今天的“包場”也是一個把很多人拉入一個共同場景里,讓每個人參與的有效方式。那麽,如何建立一個觀影場景,讓觀影場景的共性變成共情,帶著同一種情緒看一部電影,發揮電影的社交功能,就是藝術電影所需要達成的目標。
| 經幡——《岡仁波齊》海報 |
吳 聲:的確,張揚導演的《岡仁波齊》到底是不是高門檻,是不是意味著高品質,我們暫且不論。但是這個時代,凡是優秀的產品就不會缺少精準連接和精準分眾。所以從某種意義上,“包場”看電影這個動作並不是包場本身,而是通過包場的行為去放大、篩選超級用戶,連接用戶的精準觸達,形成口碑。
我自己並不在意電影是不是情懷、文藝,或藏地文化的獵奇,我在意的是作為互聯網產品,有沒有產品自信,以及這種自信能不能找到擁護者。觀眾觀影後自發的認可進一步傳播的過程,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流量,同時是重要的票房來源。不要在意票房結果,也不要在意影院的排片量有多高,因為這只是一個路徑和結果,流量自然的溢出,要在意的是產品自信能不能完成在商業模型上的建設。
張 揚:作為導演,能否做出好的電影,把你內心對世界的認識通過電影傳達,最重要的就是自信。當然,電影總是分大眾、小眾,大家對電影也有不同層次的認識。作為導演來說,很難猜測觀眾到底屬於哪部分,某部電影的觀眾有多少數量。所以,導演也不能簡單地為觀眾拍電影,導演不需要為觀眾拍電影。
曾經,大家都認為來電影院是應該看充滿特效,飽含概念的商業片,而藝術片從網上下載,在家里看就行了。但其實藝術電影才應該在電影院里看,因為它真的有一種讓你安靜下來的儀式感,安靜恰恰是因為電影院環境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在家里觀影隨時可能跳走,被幹擾,沒有靜下來觀看它的能力。
| 張揚 導演 |
2. 97年張揚導演的《愛情麻辣燙》,很成功地賣了三千萬,相當於現在十來個億票房。按理說,張揚導演應該特別懂市場,但好多年前他離開了所謂的北京電影中心,去了大理開客棧,拍電影成了順便的事了。“向外看容易,向內看難”,一個人如何才能向內看更加清晰,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麽,或者知道自己走向哪里?
張 揚:行業內的人會知道,只要從事了電影行業,名和利是都跑不掉的東西。你的電影總是要面對觀眾,面對市場,甚至還要面對電影節。我之前的一些電影還算成功,商業上不虧錢,口碑也都挺好的,我就被定義為商業和藝術結合比較好的導演。但反過來,有一段時間我反思自己,商業和藝術是不能完全平衡的,因為平衡意味著妥協,想要更商業就要和大眾的口味盡量貼近,甚至電影表現的法都要接近大眾口味,但想更藝術,想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就要在電影語言上、電影整個的題材選擇上要走另一種極致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是非常矛盾的。這是導演自己必須想清楚的東西。
從我的角度,覺得向內那一部分,也就是你內心的一部分,會越來越占優勢。電影是唯一我從來不去考慮任何商業的回報,只想就踏踏實實做出來的東西;但是反過來市場、觀眾通過口碑,通過票房回饋了你。也就是說,你並不在意的事情,有時候反而能夠回饋你。以前我總是在兩邊猶豫,越猶豫票房反而越一般。回到了內心,不是追求外部名利的時候反而最本質。
| 朝聖之路——《岡仁波齊》|
3. 無論從是票房、受眾,還是營銷,怎麽對《岡仁波齊》進行判斷?
吳 聲:新一代審美習慣的崛起,標誌著新時代對於極高的審美素養與人文關懷,明確的社交態度與道德水準,這樣一種形態開始主流了。以前我們經常劣幣驅逐良幣,影院有了驅力性的要素,觀眾也有了判斷能力和欣賞能力,而且判斷能力和欣賞能力因為互聯網形成了一種民主性,在這種民主性下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岡仁波齊》將會破億。
第一波超級用戶開始向更加廣闊的渠道邁進,通過社交網絡和朋友圈大規模滲透是第一個節點。我們會看到更多的人像張揚導演一樣更加忠實自己內心的召喚,他們原來知道不需要向外而求,只需要反求諸己,做最好的自己,一定會遇見最對的人。所以這個時代是產品崛起,品牌崛起,它表現在消費升級中的文化形態。
最後一個判斷是,像《岡仁波齊》等火熱的現象會催生、倒逼產業鏈要素的成熟。在未來,多樣性會成為更加主流的審美形態和文娛形態。一方面消費升級表現為消費升級,另一方面消費升級也會表現為消費降級,越買更好,越會發現其他的也是你的菜,所以你發現LV已經不能滿足你,但是LV和Supreme的聯盟則會成就你。
這個時代是令人發燒的時代,也是令人思考的時代,《岡仁波齊》給我們的絕不僅僅是又一部好看的電影,還讓我們找到了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來源 | 一席(ID:yixiclub)
文 | 張楊
大家好。我是電影《岡仁波齊》的導演張楊。
這個題目《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其實是我寫的一本書。可能在下一部電影《皮繩上的魂》上映的時候,書也會同時出版。今天主要就是聊一聊這兩個電影是怎麽拍出來的。
真正的緣起可能是1991年,我上大學四年級。那時候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是五年制,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有三個月的時間實習。我自己就決定去做一次一個人的背包旅行。
那時候父母還是非常支持,給了3000塊錢。我一個人就背著個大包,從青海到新疆,從新疆南疆一直坐車到西藏。那次旅行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改變了我很多人生態度。
那3000塊錢,我用了1200塊買了各種紀念品回來,實際上真正花在路上的可能是1800塊錢。這1800塊錢,每天基本上就是住在最便宜的小旅店里面,那時候可能就是四人間、五人間這樣的小旅店。
除了長途汽車以外,主要就是搭各種順風車,比如運糧食的車、運鹽的車、收棉花的車。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變成你最主要的旅行的方式,當然徒步也是一個常態。
其實這個過程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感覺。我帶了幾本小說和十幾盤磁帶。那個年代流行的是walkman,我以前比較喜歡搖滾樂,所以就帶了十幾盤磁帶。每天基本上坐在長途車里面,聽著walkman開始想自己內心的一些事。
我覺得一個人的旅行給我的一個最大的感受,是你有非常多的時間去和自己對話。所以會提出那樣非常大的問題:我到底要選擇什麽樣的生活?我到底是一個什麽人?我將來要怎麽樣?
在城市里的時候,有時候你也許沒時間去想這些事,但反過來在那一條真正的旅行的路上,這樣的問題就會不斷地出現在自己的腦子里邊,也會真的試圖去解答這樣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肯定是沒有答案的,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同時,一個人的旅行它確實開闊了人的眼界。因為我上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在北京,就一個西城區加一個東城區,就這麽一個小範圍,你的生活軌跡好像也都沒離開過這個城市。當你突然走到這樣一個廣闊的天地里邊,給你的感觸震撼是非常大的。
1991年這次真正的旅行之後,離畢業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去拍紀錄片。那時候其實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去選材選題,沒有人規定你拍什麽。
我那時候選的所有題材基本上都是以藏區為主,比如甘南的藏區、青海的藏區、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這樣的地方,包括雲南的怒江,甚至緬甸的佤邦,它就變成了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實際上我那時候拍這些紀錄片的時候就知道,可能早晚有一天,我會去像西藏這樣的地方拍攝我自己的電影。
後來到了1998年,我拍了電影《洗澡》。
《洗澡》是四個關於洗澡的故事,其中的一個故事是跟西藏有關系的。
《洗澡》西藏部分劇照
我們是1998年11月去的納木錯湖,11月份在西藏已經很冷了。那時候我自己覺得還是有經驗的,因為之前去過很多次藏區,知道生病,包括感冒,在這樣的高原還是非常危險的。
我到拉薩的時候就感冒了,當時的想法是趕快休整。我們在拉薩待了三天,然後再去納木錯,我覺得那時候感冒基本上已經好了。到了納木錯,馬上開始選擇第一天要拍攝的演員,第二天要來拍攝。
拍攝主要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埡口進行,要拍一整天。實際上,當地人也很少在五千多米的地方待一天,一般都是經過。因為人的承受力一般在海拔三四千米還可以,到五千多米都會有很嚴重的高原反應。所以我們在那拍了一天實際上是非常難受的。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小的瑪尼堆,可能也就七八米高。
我跟攝影師說,咱們能不能到上面去看看有沒有另外的機位。我們倆就往上走了四五步,結果就同時倒在那兒了。大概緩了10分鐘左右,慢慢地,你才感覺緩下來。我說那算了,這一定是拍不了的,還要把機器往上扛,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晚上住到了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也非常冷。取暖主要靠什麽呢?牛糞餅。牛糞餅一燒起來煙非常大,所以你的呼吸是很困難的。那天晚上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到半夜的時候,可能就要把氧氣給吸上了。因為之前我有經驗,在西藏,一旦吸了氧氣可能就有依賴性;一旦有依賴性,離開這氧氣高原反應就會更厲害。
我當時也知道,但是沒辦法。不吸,頭已經像快炸裂了一樣。吸上了感覺好了,好像還能睡一會兒。到第二天早上,也覺得還行,清醒了。但是同伴突然看到我就說,你這臉怎麽比平時好像大了一半似的。臉就一下子腫得非常大。
我當時也沒在意,覺得還行吧,腦子還是挺清楚的,我們就趕快上車準備到下一個地方去拍攝。結果一站起來,可能出去大概十幾米的距離,兩眼就全黑了,什麽都看不見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出了什麽狀況,就站那緩了一下,過一會兒它慢慢地又能看見了。再往前走幾步又黑了。反複了這麽三次,到第三次已經摸著車了。但是黑的時間特別長,真的有點雙目失明的感覺。
當時我覺得不行,我說趕快給我扶到屋里去。到屋里後有那麽15分鐘,我就開始渾身發抖。我心想,完了,估計還有15分鐘,可能人就死了。真的會有一瞬間,感覺自己瀕臨死亡了。
我們還帶了一罐子的氧氣,趕快把氧氣給我插上。氧氣輸完,半個小時以後,慢慢地就平靜了。我說現在沒別的辦法了,只有一種可能性,開著車趕快往下跑。
當時我們有一個錄音師,他上去的那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後來就讓導演和錄音師趕快坐著車往下跑。我們開了輛豐田4500,那個時候已經是最好的車了。
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地方,其實就快到埡口了,冬天那里全是冰河。
車過冰河的時候,“啪”一下就陷到里邊了,怎麽弄都出不來。當時司機也傻了:有可能今天又得在這完蛋了。
那時候是1998年,1998年埡口的冬天,可能一個星期也不過一輛車。如果不過車的話,這個車完全拖不出去。你往前走也不行,往下邊至少得走一天。所以當時我們一想完蛋了,基本上這點氧氣吸完了你人就擱在這兒了。
老天還是比較有眼。過了兩個多小時,從山上開下來一輛東風卡車,把我們這個車一下子就給拉出來,拉出來以後司機倍加小心地一路狂奔。其實一下到三千多米人就沒事了,高原反應就這麽一個簡單的事。但在那個高度的時候,你可能就會非常危險。
以前西藏公路不好的時候,青藏線上或者很多開卡車的司機有時候沒註意,中午或者什麽時候打了個盹然後就感冒了。感冒了他可能沒有重視,然後就引起肺水腫。如果三到四個小時開不到海拔低的地方,很多人在半路就去世了。
當時我是完全了解這樣的一些背景,知道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所以對我來說,好像有了一個後遺癥,或者說心理上的一種懼怕。
後來到2006年左右,我在香格里拉有好幾個要好的朋友,他們知道我一直想拍一個關於像朝聖這樣的故事。當時我記得我的一個朋友還拿過一個之前別人拍的紀錄片給我看,是羊年的時候去轉卡瓦格博峰的一個紀錄片。
其實很多年前我就已經有這個想法,我當時看完就說,不知道什麽時候我會到西藏去拍一個關於我內心的朝聖的故事。他聽完就說,我有個特別好的朋友叫紮西達娃,他的小說你應該看一看,我覺得你會喜歡。
我馬上回北京就買了紮西達娃的小說。我一看,里邊有那麽五六篇小說特別好,而且非常適合去做電影。我和紮西達娃就在麗江見面,見面以後聊到他的這幾個故事。
有一篇叫《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這篇小說我覺得它的結構,包括整個設置都非常適合做電影。還有另一篇小說叫《去拉薩的路上》,寫一個複仇的故事。
當時我就說,咱們能不能把這兩個小說改編成一個電影。紮西達娃聽完以後覺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也非常有挑戰性。所以當時我們倆一拍即合,決定來做這個改編。
2007年9月份之前,紮西達娃已經改了兩稿了。那時候我在北京,就想把整個西藏都轉一遍。以前去還是某一個局部,或者說去的時間也都沒有那麽長。我這次就想一次盡量多地把所有藏區的地方全部轉完。一方面好像是在體驗生活,另一方面好像又在為《皮繩上的魂》這樣一個電影做選景的工作。
我就跟朋友說,9月1號開車奔西藏去。好多人報名,但是真正到快走的時候,發現沒有一個人響應這事。結果到了30號晚上,才有一個朋友報名。他之前跟我說在拉薩會合,一看我這兒沒人去,就說後天我也跟著你一塊走。等到31號晚上,我們又抓了兩個人,到9月1號四個人一塊上了這條路。
其中有一個人叫杜家毅。杜家毅是以前《洗澡》里的演員,當時是演一個小胖子,唱帕瓦羅蒂的《我的太陽》。我們開了六天左右的車到了拉薩,到拉薩的時候,二毛和紮西達娃就來歡迎我們,坐在一起吃飯。
那一天其實很湊巧,有一個二毛的朋友,是個活佛,叫巴德活佛。他帶著兩個弟子正好磕了七個月的長頭,從青海磕到了拉薩。
巴德活佛就跟我們坐在一起聊,聊佛學,聊他的很多觀點。
杜家毅和另外一個姑娘,倆人聽了半小時真的就痛哭流涕的,然後跪下磕頭。巴德活佛也是我見到過的很多活佛里,我覺得學識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普通話很好。所以他的很多道理都是深入淺出,大家一聊就馬上都明白。那一次我們倆就成了很好的朋友。當然2007年那一趟,實際上最重要的就是跟紮西達娃又開始討論劇本、修改劇本。
這個電影里有一個地方叫蓮花生大師的掌紋地,當時,我腦子里想象不出來這個掌紋地到底是個什麽概念。所以我想,也許這樣的一個電影,包括這樣的一個場景,可能最後需要電腦特效、特技才能做出來。
後來我們從拉薩往岡仁波齊走,一直走到普蘭,然後再往札達縣走。到了札達土林的時候,我突然在那個平臺上一看,看到整個札達土林,我腦子里一下子有個聲音: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那個掌紋地,它已經在這兒了。
紮達士林
電影《皮繩上的魂》劇照中的掌紋地
當時我覺得這個電影是可以拍了,但是實際上由於各種各樣客觀的因素,到最後在2008年沒有真正地去拍成這樣一個片子。之後有那麽幾年的時間,中間我拍了一個《無人駕駛》,拍了一個《飛越老人院》。
那幾年可能正好是中國電影商業最紅火的時代,也是一個商業大爆發、大井噴的時代。所以基本上我周圍的這些投資人、朋友甚至導演,每個人聊的都還是票房、明星,那時候可能還沒IP呢。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聊的,還都是一個大的商業電影在市場里的回報的概念。所以,我自己也會不自覺地、或多或少會受到這樣的影響。受到這種影響,你在做電影的時候可能就不像以前那麽單純了。
以前像我們哪怕做《愛情麻辣燙》的時候,其實就很單純。我就想做這麽一個電影,然後一幫朋友在一塊把它做出來了,而且可能跟你最開始的那種想法非常一致。反而到這個時代,做電影有的時候變得沒那麽單純了,一個導演可能想的後面的東西非常多。所以像《無人駕駛》這樣的一個片子,我們當時也是按照一個商業的思路去定位它。
電影《無人駕駛》劇照
當然《飛越老人院》比較特殊,其實題材是很偏的,或者說它是一個更適合藝術電影的題材。
原來是希望有一個非常荒誕的故事,有一個黑色幽默的公路片的概念。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我做了各種各樣的妥協、讓步,它慢慢變成了一個特別溫暖的、特別感人的故事。
《飛越老人院》劇照
《飛越老人院》出來了,其實口碑也都挺好的,也有很多觀眾喜歡它,覺得被感動了。但作為一個導演的初衷來說,跟最開始想的那個東西已經十萬八千里了,離得非常遠。
這兩個電影,我們也可以說其實票房都不太好。《無人駕駛》大概2000萬票房,《飛越老人院》我都搞不清楚是300萬還是500萬票房。
在那個過程中,有那麽兩年的時間,我突然覺得自己拍電影有點不知道該往哪走了,或者說在這個過程里突然覺得有點找不到自我了。怎麽拍著拍著好像離初衷和最開始的那個東西很遙遠了。
這兩個電影的整個操作過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為以前我拍電影都好像很順利,也沒有遇到什麽特別大的挫折、坎坷。所以拍電影本身對我來說還是很有樂趣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
但是整個《無人駕駛》和《飛越老人院》,實施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當時在想,電影對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你非得拍電影嗎?或者說你不拍電影還能幹點什麽?
那個時候正好大理的房子蓋好了,我就把家從北京搬到大理去了。在大理、就是種種花、種種草,收拾院子、收拾房子,跟街坊鄰居串串門。
大家在聊天,其實是不聊電影。換句話說,希望脫離開真正的電影這麽一個概念,靜下心去想一想關於生活本身的一些東西。那個過程我突然就想到,跟我1991年真正旅行時的那個狀態非常像。那個時候你會問自己很多這樣非常大的問題,一些沒有答案的東西。
我突然一個人在大理的時候,有時候坐在洱海邊上,看著蒼山的落日,其實腦子里還是要問自己那些特別大的問題。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就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里面,原來的西藏的這樣一個電影的想法,它又回到了我的腦子里。2014年正好是馬年,岡仁波齊的本命年。我當時想,時機成熟了,這個時候可以去拍攝《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這兩部電影了。
我自己也知道,《皮繩上的魂》是一個常規的電影拍攝方法。但是《岡仁波齊》不一樣,在我很早想這樣的一個概念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將來會采取一個什麽樣的方法去拍攝它。
它更接近於紀錄片的方式,是比較即興的創作方式。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突然覺得,像《岡仁波齊》這樣的一個電影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在什麽地方呢?就是你對電影甚至都產生了一些懷疑的時候,《岡仁波齊》反過來提供給你一種可能性,讓你去重新地認識電影。就是說電影是不是還可以有另外的方法,有另外的思路,有另外的可能性去拍攝。
所以我那時候腦子里已經下定決心,2014年一定要把這樣兩個電影拍攝完畢。當然實際上這樣的電影它是非常難的。難在什麽地方呢?第一,本質上還是兩個藝術片的概念。在大的環境都在風風火火地做各種商業片的時候,你好像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大家老定位說張楊是一個商業和藝術平衡得很好的導演,也能賣錢,口碑也都好。但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在對電影的認識上,我越來越發現商業和藝術是很難平衡的。
商業的訴求是利潤的最大化。這個最大化的概念,就是你要盡量地讓大眾、讓大多數的人看得懂,或者說看得明白。但反過來,你可能在劇本,包括拍攝手法很多這樣技術性的東西上,就要偏向大眾的口味。
但藝術有時候往往是指向比較極端的、個人化的,甚至帶有很強的實驗性的一些東西,所以本身這兩個訴求是完全不同的。當你想去調和這個東西的時候,兩邊都得讓步,然後綜合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在我的理解里,藝術片商業片的中間還有一個通俗文藝片的概念。實際上那種通俗文藝片可能就是這兩個互相讓步的一種產物。
當然全世界也有很多好的這樣的電影,既可以做到口碑很好,同時也可以賣錢。但是對我來說,好像就不滿足於這個東西了。希望還是藝術上可以走得再遠一點,或者說自己也想看看,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還能往藝術的那個方向再走一走。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反而就想,不要這麽搖擺了,或者說不要這麽去調和這個東西了。那你必須得想清楚這個事,想不清楚,你就總是走在中間。
它肯定也可以走向一種成功,但是那種成功是你要的成功嗎?是你真正喜歡的那種電影嗎?所以那時候我想,拋開這些東西吧,去真正做你自己喜歡的和你內心的東西,也就是放棄商業的這麽一種訴求。
我當時跟幾個投資人說,拍這樣的兩個電影是個賠錢的買賣,有可能賠一半,有可能全賠。之前我也說了,當你進入到那麽一個商業體系里的時候,導演的自主權,或者創作的自由,實際上也是受限制的,總是要想到很多關於市場的問題,甚至是不是要用明星,怎麽用明星等等。它最後指向的都是怎麽回收這個成本。
對我來說,就是想能不能拍一個電影,不去考慮這些外在的因素?我們只回到電影本身,去做一個導演真正內在的、內心最想做的一個事。就是說,我能否獲得這個最大的自由?
整個《岡仁波齊》的拍攝對我來說,我確實獲得了這樣的一個自由。沒有劇本,但它又不是一個純粹的紀錄片。它的創作過程,其實很早以前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構想了。
怎麽去拍攝這個電影,甚至這個電影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設置,老人、小孩、孕婦,包括屠夫——我只是需要在真的現實生活里去找到我需要的這些人。
整個過程對我來說也是比較幸運和有緣分。我們在一個叫芒康的普拉村,在這個村子里的四個家庭里邊,基本上找到了跟我最開始設置的人物非常接近的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身份包括年齡層次的感覺非常接近。
對我來說,一旦確立了這個東西,剩下的我就全部要交給真實的生活了。因為之前沒有劇本,我只是知道這條路起點終點在哪。在最開始的預設里邊,一個生和死的事我是知道的,剩下的部分其實不知道。
我的概念,所有的東西來自於真實生活,來自於他們的背景本身的東西。我們就在這個普拉村里生活了大概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在生活中不斷地了解他們,也讓他們了解我們,產生互相之間的信任。
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我們拍攝的所有的內容,他們砍柴,做青稞酒,我們就拍這些東西,無非在這樣的時候加入一兩句臺詞。就是這樣的一點一點地慢慢熟悉了以後,等到真正地上路的時候,我們這些演員們已經開始明白了,熟悉了電影的過程。他們知道自己一方面是在奔著這個朝聖的路去,但是同時也很清楚,自己作為演員要去完成這樣的一個電影。
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它即興的部分。所有的這些東西之前是編不出來的,換句話說你想編你也編不出來。每一個細節都來自於真實生活里曾經經歷過的一些東西。
比如我們同時也記錄了大概七到八組其他的朝聖隊伍。這些人,每一個隊伍里邊都有他們非常有意思的細節。我們就把它們捕捉到,最後變成了電影里邊的一些真正的細節。
整個《岡仁波齊》的創作過程,完全打開了我對電影的另外一種想象。原來電影還是可以這麽拍的:第一,沒有劇本;第二,我們把一個團隊壓縮到了30人左右。《皮繩上的魂》拍的時候大概是130多人,最多的時候有150人的一個團隊。
我覺得電影其實是可以這麽拍。唯一的就是要把時間拉長,要有足夠充分的時間去真正地進入生活,真正地從生活里去捕捉。我現在在大理拍新的兩個電影,已經拍了半年了,還有半年,也是花一年的時間去拍攝。
這個東西來自哪兒呢?就是《岡仁波齊》。《岡仁波齊》給了我一種可能性:你完全可以打破過去既有的對電影的那些認識、那些觀念,甚至把你已經駕輕就熟的那些東西全部扔掉。就從一個新的導演或者第一次拍電影的狀態進入,我覺得完全是可行的。
我們現在大理團隊變成了18人,18個人就更少。少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把成本盡量壓低,把人減少,希望你獲得拍攝的自由。對導演來說,我覺得這是找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
整個《岡仁波齊》從最早的一個種子、一個理想,到最後慢慢實現了。對我來說,它其實只是一個起點。當你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以後,你可能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去嘗試一個新的可能性了。
這就是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它總結了我這些年拍攝電影的一些經驗教訓,同時又開啟了另外一種可能性。
最後,再給自己的電影做一個廣告。8月18號《皮繩上的魂》也上映了,希望大家去看。謝謝。
電影《皮繩上的魂》預告片截圖
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來源 | 一席(ID:yixiclub)
文 | 張楊
大家好。我是電影《岡仁波齊》的導演張楊。
這個題目《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其實是我寫的一本書。可能在下一部電影《皮繩上的魂》上映的時候,書也會同時出版。今天主要就是聊一聊這兩個電影是怎麽拍出來的。
真正的緣起可能是1991年,我上大學四年級。那時候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是五年制,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有三個月的時間實習。我自己就決定去做一次一個人的背包旅行。
那時候父母還是非常支持,給了3000塊錢。我一個人就背著個大包,從青海到新疆,從新疆南疆一直坐車到西藏。那次旅行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改變了我很多人生態度。
那3000塊錢,我用了1200塊買了各種紀念品回來,實際上真正花在路上的可能是1800塊錢。這1800塊錢,每天基本上就是住在最便宜的小旅店里面,那時候可能就是四人間、五人間這樣的小旅店。
除了長途汽車以外,主要就是搭各種順風車,比如運糧食的車、運鹽的車、收棉花的車。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變成你最主要的旅行的方式,當然徒步也是一個常態。
其實這個過程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感覺。我帶了幾本小說和十幾盤磁帶。那個年代流行的是walkman,我以前比較喜歡搖滾樂,所以就帶了十幾盤磁帶。每天基本上坐在長途車里面,聽著walkman開始想自己內心的一些事。
我覺得一個人的旅行給我的一個最大的感受,是你有非常多的時間去和自己對話。所以會提出那樣非常大的問題:我到底要選擇什麽樣的生活?我到底是一個什麽人?我將來要怎麽樣?
在城市里的時候,有時候你也許沒時間去想這些事,但反過來在那一條真正的旅行的路上,這樣的問題就會不斷地出現在自己的腦子里邊,也會真的試圖去解答這樣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肯定是沒有答案的,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同時,一個人的旅行它確實開闊了人的眼界。因為我上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在北京,就一個西城區加一個東城區,就這麽一個小範圍,你的生活軌跡好像也都沒離開過這個城市。當你突然走到這樣一個廣闊的天地里邊,給你的感觸震撼是非常大的。
1991年這次真正的旅行之後,離畢業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去拍紀錄片。那時候其實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去選材選題,沒有人規定你拍什麽。
我那時候選的所有題材基本上都是以藏區為主,比如甘南的藏區、青海的藏區、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這樣的地方,包括雲南的怒江,甚至緬甸的佤邦,它就變成了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實際上我那時候拍這些紀錄片的時候就知道,可能早晚有一天,我會去像西藏這樣的地方拍攝我自己的電影。
後來到了1998年,我拍了電影《洗澡》。
《洗澡》是四個關於洗澡的故事,其中的一個故事是跟西藏有關系的。
《洗澡》西藏部分劇照
我們是1998年11月去的納木錯湖,11月份在西藏已經很冷了。那時候我自己覺得還是有經驗的,因為之前去過很多次藏區,知道生病,包括感冒,在這樣的高原還是非常危險的。
我到拉薩的時候就感冒了,當時的想法是趕快休整。我們在拉薩待了三天,然後再去納木錯,我覺得那時候感冒基本上已經好了。到了納木錯,馬上開始選擇第一天要拍攝的演員,第二天要來拍攝。
拍攝主要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埡口進行,要拍一整天。實際上,當地人也很少在五千多米的地方待一天,一般都是經過。因為人的承受力一般在海拔三四千米還可以,到五千多米都會有很嚴重的高原反應。所以我們在那拍了一天實際上是非常難受的。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小的瑪尼堆,可能也就七八米高。
我跟攝影師說,咱們能不能到上面去看看有沒有另外的機位。我們倆就往上走了四五步,結果就同時倒在那兒了。大概緩了10分鐘左右,慢慢地,你才感覺緩下來。我說那算了,這一定是拍不了的,還要把機器往上扛,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晚上住到了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也非常冷。取暖主要靠什麽呢?牛糞餅。牛糞餅一燒起來煙非常大,所以你的呼吸是很困難的。那天晚上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到半夜的時候,可能就要把氧氣給吸上了。因為之前我有經驗,在西藏,一旦吸了氧氣可能就有依賴性;一旦有依賴性,離開這氧氣高原反應就會更厲害。
我當時也知道,但是沒辦法。不吸,頭已經像快炸裂了一樣。吸上了感覺好了,好像還能睡一會兒。到第二天早上,也覺得還行,清醒了。但是同伴突然看到我就說,你這臉怎麽比平時好像大了一半似的。臉就一下子腫得非常大。
我當時也沒在意,覺得還行吧,腦子還是挺清楚的,我們就趕快上車準備到下一個地方去拍攝。結果一站起來,可能出去大概十幾米的距離,兩眼就全黑了,什麽都看不見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出了什麽狀況,就站那緩了一下,過一會兒它慢慢地又能看見了。再往前走幾步又黑了。反複了這麽三次,到第三次已經摸著車了。但是黑的時間特別長,真的有點雙目失明的感覺。
當時我覺得不行,我說趕快給我扶到屋里去。到屋里後有那麽15分鐘,我就開始渾身發抖。我心想,完了,估計還有15分鐘,可能人就死了。真的會有一瞬間,感覺自己瀕臨死亡了。
我們還帶了一罐子的氧氣,趕快把氧氣給我插上。氧氣輸完,半個小時以後,慢慢地就平靜了。我說現在沒別的辦法了,只有一種可能性,開著車趕快往下跑。
當時我們有一個錄音師,他上去的那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後來就讓導演和錄音師趕快坐著車往下跑。我們開了輛豐田4500,那個時候已經是最好的車了。
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地方,其實就快到埡口了,冬天那里全是冰河。
車過冰河的時候,“啪”一下就陷到里邊了,怎麽弄都出不來。當時司機也傻了:有可能今天又得在這完蛋了。
那時候是1998年,1998年埡口的冬天,可能一個星期也不過一輛車。如果不過車的話,這個車完全拖不出去。你往前走也不行,往下邊至少得走一天。所以當時我們一想完蛋了,基本上這點氧氣吸完了你人就擱在這兒了。
老天還是比較有眼。過了兩個多小時,從山上開下來一輛東風卡車,把我們這個車一下子就給拉出來,拉出來以後司機倍加小心地一路狂奔。其實一下到三千多米人就沒事了,高原反應就這麽一個簡單的事。但在那個高度的時候,你可能就會非常危險。
以前西藏公路不好的時候,青藏線上或者很多開卡車的司機有時候沒註意,中午或者什麽時候打了個盹然後就感冒了。感冒了他可能沒有重視,然後就引起肺水腫。如果三到四個小時開不到海拔低的地方,很多人在半路就去世了。
當時我是完全了解這樣的一些背景,知道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所以對我來說,好像有了一個後遺癥,或者說心理上的一種懼怕。
後來到2006年左右,我在香格里拉有好幾個要好的朋友,他們知道我一直想拍一個關於像朝聖這樣的故事。當時我記得我的一個朋友還拿過一個之前別人拍的紀錄片給我看,是羊年的時候去轉卡瓦格博峰的一個紀錄片。
其實很多年前我就已經有這個想法,我當時看完就說,不知道什麽時候我會到西藏去拍一個關於我內心的朝聖的故事。他聽完就說,我有個特別好的朋友叫紮西達娃,他的小說你應該看一看,我覺得你會喜歡。
我馬上回北京就買了紮西達娃的小說。我一看,里邊有那麽五六篇小說特別好,而且非常適合去做電影。我和紮西達娃就在麗江見面,見面以後聊到他的這幾個故事。
有一篇叫《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這篇小說我覺得它的結構,包括整個設置都非常適合做電影。還有另一篇小說叫《去拉薩的路上》,寫一個複仇的故事。
當時我就說,咱們能不能把這兩個小說改編成一個電影。紮西達娃聽完以後覺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也非常有挑戰性。所以當時我們倆一拍即合,決定來做這個改編。
2007年9月份之前,紮西達娃已經改了兩稿了。那時候我在北京,就想把整個西藏都轉一遍。以前去還是某一個局部,或者說去的時間也都沒有那麽長。我這次就想一次盡量多地把所有藏區的地方全部轉完。一方面好像是在體驗生活,另一方面好像又在為《皮繩上的魂》這樣一個電影做選景的工作。
我就跟朋友說,9月1號開車奔西藏去。好多人報名,但是真正到快走的時候,發現沒有一個人響應這事。結果到了30號晚上,才有一個朋友報名。他之前跟我說在拉薩會合,一看我這兒沒人去,就說後天我也跟著你一塊走。等到31號晚上,我們又抓了兩個人,到9月1號四個人一塊上了這條路。
其中有一個人叫杜家毅。杜家毅是以前《洗澡》里的演員,當時是演一個小胖子,唱帕瓦羅蒂的《我的太陽》。我們開了六天左右的車到了拉薩,到拉薩的時候,二毛和紮西達娃就來歡迎我們,坐在一起吃飯。
那一天其實很湊巧,有一個二毛的朋友,是個活佛,叫巴德活佛。他帶著兩個弟子正好磕了七個月的長頭,從青海磕到了拉薩。
巴德活佛就跟我們坐在一起聊,聊佛學,聊他的很多觀點。
杜家毅和另外一個姑娘,倆人聽了半小時真的就痛哭流涕的,然後跪下磕頭。巴德活佛也是我見到過的很多活佛里,我覺得學識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普通話很好。所以他的很多道理都是深入淺出,大家一聊就馬上都明白。那一次我們倆就成了很好的朋友。當然2007年那一趟,實際上最重要的就是跟紮西達娃又開始討論劇本、修改劇本。
這個電影里有一個地方叫蓮花生大師的掌紋地,當時,我腦子里想象不出來這個掌紋地到底是個什麽概念。所以我想,也許這樣的一個電影,包括這樣的一個場景,可能最後需要電腦特效、特技才能做出來。
後來我們從拉薩往岡仁波齊走,一直走到普蘭,然後再往札達縣走。到了札達土林的時候,我突然在那個平臺上一看,看到整個札達土林,我腦子里一下子有個聲音: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那個掌紋地,它已經在這兒了。
紮達士林
電影《皮繩上的魂》劇照中的掌紋地
當時我覺得這個電影是可以拍了,但是實際上由於各種各樣客觀的因素,到最後在2008年沒有真正地去拍成這樣一個片子。之後有那麽幾年的時間,中間我拍了一個《無人駕駛》,拍了一個《飛越老人院》。
那幾年可能正好是中國電影商業最紅火的時代,也是一個商業大爆發、大井噴的時代。所以基本上我周圍的這些投資人、朋友甚至導演,每個人聊的都還是票房、明星,那時候可能還沒IP呢。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聊的,還都是一個大的商業電影在市場里的回報的概念。所以,我自己也會不自覺地、或多或少會受到這樣的影響。受到這種影響,你在做電影的時候可能就不像以前那麽單純了。
以前像我們哪怕做《愛情麻辣燙》的時候,其實就很單純。我就想做這麽一個電影,然後一幫朋友在一塊把它做出來了,而且可能跟你最開始的那種想法非常一致。反而到這個時代,做電影有的時候變得沒那麽單純了,一個導演可能想的後面的東西非常多。所以像《無人駕駛》這樣的一個片子,我們當時也是按照一個商業的思路去定位它。
電影《無人駕駛》劇照
當然《飛越老人院》比較特殊,其實題材是很偏的,或者說它是一個更適合藝術電影的題材。
原來是希望有一個非常荒誕的故事,有一個黑色幽默的公路片的概念。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我做了各種各樣的妥協、讓步,它慢慢變成了一個特別溫暖的、特別感人的故事。
《飛越老人院》劇照
《飛越老人院》出來了,其實口碑也都挺好的,也有很多觀眾喜歡它,覺得被感動了。但作為一個導演的初衷來說,跟最開始想的那個東西已經十萬八千里了,離得非常遠。
這兩個電影,我們也可以說其實票房都不太好。《無人駕駛》大概2000萬票房,《飛越老人院》我都搞不清楚是300萬還是500萬票房。
在那個過程中,有那麽兩年的時間,我突然覺得自己拍電影有點不知道該往哪走了,或者說在這個過程里突然覺得有點找不到自我了。怎麽拍著拍著好像離初衷和最開始的那個東西很遙遠了。
這兩個電影的整個操作過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為以前我拍電影都好像很順利,也沒有遇到什麽特別大的挫折、坎坷。所以拍電影本身對我來說還是很有樂趣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
但是整個《無人駕駛》和《飛越老人院》,實施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當時在想,電影對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你非得拍電影嗎?或者說你不拍電影還能幹點什麽?
那個時候正好大理的房子蓋好了,我就把家從北京搬到大理去了。在大理、就是種種花、種種草,收拾院子、收拾房子,跟街坊鄰居串串門。
大家在聊天,其實是不聊電影。換句話說,希望脫離開真正的電影這麽一個概念,靜下心去想一想關於生活本身的一些東西。那個過程我突然就想到,跟我1991年真正旅行時的那個狀態非常像。那個時候你會問自己很多這樣非常大的問題,一些沒有答案的東西。
我突然一個人在大理的時候,有時候坐在洱海邊上,看著蒼山的落日,其實腦子里還是要問自己那些特別大的問題。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就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里面,原來的西藏的這樣一個電影的想法,它又回到了我的腦子里。2014年正好是馬年,岡仁波齊的本命年。我當時想,時機成熟了,這個時候可以去拍攝《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這兩部電影了。
我自己也知道,《皮繩上的魂》是一個常規的電影拍攝方法。但是《岡仁波齊》不一樣,在我很早想這樣的一個概念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將來會采取一個什麽樣的方法去拍攝它。
它更接近於紀錄片的方式,是比較即興的創作方式。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突然覺得,像《岡仁波齊》這樣的一個電影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在什麽地方呢?就是你對電影甚至都產生了一些懷疑的時候,《岡仁波齊》反過來提供給你一種可能性,讓你去重新地認識電影。就是說電影是不是還可以有另外的方法,有另外的思路,有另外的可能性去拍攝。
所以我那時候腦子里已經下定決心,2014年一定要把這樣兩個電影拍攝完畢。當然實際上這樣的電影它是非常難的。難在什麽地方呢?第一,本質上還是兩個藝術片的概念。在大的環境都在風風火火地做各種商業片的時候,你好像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大家老定位說張楊是一個商業和藝術平衡得很好的導演,也能賣錢,口碑也都好。但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在對電影的認識上,我越來越發現商業和藝術是很難平衡的。
商業的訴求是利潤的最大化。這個最大化的概念,就是你要盡量地讓大眾、讓大多數的人看得懂,或者說看得明白。但反過來,你可能在劇本,包括拍攝手法很多這樣技術性的東西上,就要偏向大眾的口味。
但藝術有時候往往是指向比較極端的、個人化的,甚至帶有很強的實驗性的一些東西,所以本身這兩個訴求是完全不同的。當你想去調和這個東西的時候,兩邊都得讓步,然後綜合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在我的理解里,藝術片商業片的中間還有一個通俗文藝片的概念。實際上那種通俗文藝片可能就是這兩個互相讓步的一種產物。
當然全世界也有很多好的這樣的電影,既可以做到口碑很好,同時也可以賣錢。但是對我來說,好像就不滿足於這個東西了。希望還是藝術上可以走得再遠一點,或者說自己也想看看,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還能往藝術的那個方向再走一走。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反而就想,不要這麽搖擺了,或者說不要這麽去調和這個東西了。那你必須得想清楚這個事,想不清楚,你就總是走在中間。
它肯定也可以走向一種成功,但是那種成功是你要的成功嗎?是你真正喜歡的那種電影嗎?所以那時候我想,拋開這些東西吧,去真正做你自己喜歡的和你內心的東西,也就是放棄商業的這麽一種訴求。
我當時跟幾個投資人說,拍這樣的兩個電影是個賠錢的買賣,有可能賠一半,有可能全賠。之前我也說了,當你進入到那麽一個商業體系里的時候,導演的自主權,或者創作的自由,實際上也是受限制的,總是要想到很多關於市場的問題,甚至是不是要用明星,怎麽用明星等等。它最後指向的都是怎麽回收這個成本。
對我來說,就是想能不能拍一個電影,不去考慮這些外在的因素?我們只回到電影本身,去做一個導演真正內在的、內心最想做的一個事。就是說,我能否獲得這個最大的自由?
整個《岡仁波齊》的拍攝對我來說,我確實獲得了這樣的一個自由。沒有劇本,但它又不是一個純粹的紀錄片。它的創作過程,其實很早以前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構想了。
怎麽去拍攝這個電影,甚至這個電影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設置,老人、小孩、孕婦,包括屠夫——我只是需要在真的現實生活里去找到我需要的這些人。
整個過程對我來說也是比較幸運和有緣分。我們在一個叫芒康的普拉村,在這個村子里的四個家庭里邊,基本上找到了跟我最開始設置的人物非常接近的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身份包括年齡層次的感覺非常接近。
對我來說,一旦確立了這個東西,剩下的我就全部要交給真實的生活了。因為之前沒有劇本,我只是知道這條路起點終點在哪。在最開始的預設里邊,一個生和死的事我是知道的,剩下的部分其實不知道。
我的概念,所有的東西來自於真實生活,來自於他們的背景本身的東西。我們就在這個普拉村里生活了大概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在生活中不斷地了解他們,也讓他們了解我們,產生互相之間的信任。
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我們拍攝的所有的內容,他們砍柴,做青稞酒,我們就拍這些東西,無非在這樣的時候加入一兩句臺詞。就是這樣的一點一點地慢慢熟悉了以後,等到真正地上路的時候,我們這些演員們已經開始明白了,熟悉了電影的過程。他們知道自己一方面是在奔著這個朝聖的路去,但是同時也很清楚,自己作為演員要去完成這樣的一個電影。
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它即興的部分。所有的這些東西之前是編不出來的,換句話說你想編你也編不出來。每一個細節都來自於真實生活里曾經經歷過的一些東西。
比如我們同時也記錄了大概七到八組其他的朝聖隊伍。這些人,每一個隊伍里邊都有他們非常有意思的細節。我們就把它們捕捉到,最後變成了電影里邊的一些真正的細節。
整個《岡仁波齊》的創作過程,完全打開了我對電影的另外一種想象。原來電影還是可以這麽拍的:第一,沒有劇本;第二,我們把一個團隊壓縮到了30人左右。《皮繩上的魂》拍的時候大概是130多人,最多的時候有150人的一個團隊。
我覺得電影其實是可以這麽拍。唯一的就是要把時間拉長,要有足夠充分的時間去真正地進入生活,真正地從生活里去捕捉。我現在在大理拍新的兩個電影,已經拍了半年了,還有半年,也是花一年的時間去拍攝。
這個東西來自哪兒呢?就是《岡仁波齊》。《岡仁波齊》給了我一種可能性:你完全可以打破過去既有的對電影的那些認識、那些觀念,甚至把你已經駕輕就熟的那些東西全部扔掉。就從一個新的導演或者第一次拍電影的狀態進入,我覺得完全是可行的。
我們現在大理團隊變成了18人,18個人就更少。少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把成本盡量壓低,把人減少,希望你獲得拍攝的自由。對導演來說,我覺得這是找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
整個《岡仁波齊》從最早的一個種子、一個理想,到最後慢慢實現了。對我來說,它其實只是一個起點。當你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以後,你可能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去嘗試一個新的可能性了。
這就是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它總結了我這些年拍攝電影的一些經驗教訓,同時又開啟了另外一種可能性。
最後,再給自己的電影做一個廣告。8月18號《皮繩上的魂》也上映了,希望大家去看。謝謝。
電影《皮繩上的魂》預告片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