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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物價高稅負，丹麥為何走得比美國好

美國是「藏金錢財富於民」，丹麥是「藏人力財富於民」。

美國的醫療教育價格高昂，為什麼資本和人力不湧入這些行業，使價格降低達到平衡呢？

人們往往傾向於相信民選政府是理性的。但現實情況遠比一廂情願的「相信」更複雜。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丹麥，那裡的「高物價」給我留下了特殊的記憶。丹麥許多東西的價格都比美國高，尤其是在飯店吃飯，往往會貴一倍。當我大肆抱怨丹麥什麼東西都比美國貴時，一位朋友提醒我說：「丹麥教育和醫療的價格可比美國低得多。」

朋友的話有醍醐灌頂的效果，使我以後在觀察物價的時候，有了新的視角，而對物價差異將會對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也有了更深層的思考。

兩種不同的物價結構

美國大多數消費品的價格都比較低，尤其是一些名牌化妝品、手袋、牛仔褲等，其低廉的價格常讓中國遊客讚歎不已。「低價格」刺激消費，美國人因此大量 消費這類產品。「高價格」抑制需求，美國高昂的醫療教育價格，使得許多美國人減少對醫療教育服務的消費。這種物價結構，鼓勵了人們多消費「低價」的化妝 品、手袋、牛仔褲，少消費「高價」的醫療和教育服務。

丹麥的物價結構和美國的不同，一般消費品價格高，醫療教育服務的價格低。這種物價結構對消費行為的影響是：減少了對一般消費品的需求，增加了對醫療和教育的消費。不同的物價結構，促成了不同的消費行為；而不同的消費行為，又會對社會發展造成不同的深遠影響。

美國高昂的醫療價格，導致了人們抑制醫療服務的需求，結果是健康素質下降。從宏觀的健康指數來看，美國的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要比許多歐洲國家差， 尤其是那些有全民免費醫療福利的北歐國家，它們的健康衛生指數都遠優於美國。譬如千名嬰兒死亡率，美國是6，丹麥是4（2005年）。

教育費用高昂會抑制教育需求，不利於提高人力資本素質；而免費教育可以擴大教育需求，使人力資本素質升級改進，為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提供條件。丹麥的教育福利制度為丹麥培養了優質的人力資本，使丹麥在高科技產業發展方面表現出色。

丹麥的醫藥業和機械製造業都很發達，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丹麥專業人才，從事了高端的研發工作，使這些產業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帶動了整體經濟 的良好發展。丹麥整體經濟的良好表現突出地反映在三個方面。第一，丹麥的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茅，比美國高。第二，丹麥的失業率一直很低，金融危機前多數 年份是在2%至3%，即使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機重創後的2009年，丹麥的失業率也只有6%，而美國則高達9%以上。第三，丹麥很少財政赤字，美國則赤字嚴 重，以致美國國債評級被下調，當歐洲很多國家深陷債務危機泥潭時，以高福利著稱的丹麥卻沒有發生債務危機的問題。

高福利而無債務危機，這是丹麥整體經濟運作良好的結果，也是丹麥平衡福利和稅負的政策的成功。

兩種不同的「藏富於民」

免費的醫療教育福利，需要用稅收來支付和維持。分析稅負與發展之間的關係，主要有兩條思路。一條思路強調減稅，減所得稅增加可支配收入，減增值稅降 低物價，收入多了，物價低了，可以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另一條思路不強調減稅，而是強調要把稅收用到醫療教育福利上，以提高人力資本素質，為長遠的發展打 基礎。

美國的發展追隨的是第一條思路，自里根政府以來，減稅成為刺激經濟的一大法寶，GDP在減稅的刺激下的確獲得了增長，卻也造成了兩個深遠的問題。一 是貧富差距加大，由於窮人本來繳稅就很少，減稅能帶給窮人的利益有限，富人才是減稅的最大受益者；而且，由於減稅使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一些福利項目被削 減了，窮人無法再獲得這些福利援助。二是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劇增，2011年夏天美國發生「國債危機」，國債評級被下調，減稅是造成如此龐大國債的一個 重要原因。

丹麥的發展追隨第二條思路，丹麥是世界上稅負最重的國家之一。丹麥的增值稅（VAT）是25%，所得稅是43%至63%。丹麥的所得稅採用了向窮人 傾斜的累進稅率，窮人稅率低，富人稅率高。雖然增值稅不分貧富，大家買東西的時候都要繳25%的稅，但由於救濟性福利的受益者主要是窮人，而這些福利又是 用稅收支付的，所以稅負通過福利起到了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丹麥的基尼係數很低，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丹麥的高稅負制度不僅縮小了社會的貧富 差距，而且使政府有財政能力向全民提供免費的醫療和教育福利，通過這些福利丹麥公民的健康和教育素質獲得了提升，根據聯合國公佈的教育指數，丹麥排在世界 最前列。醫療和教育福利為丹麥積累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本，給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源。

如果從「藏富於民」的角度來看，美國是「藏金錢財富於民」，丹麥是「藏人力財富於民」。減稅帶來的金錢財富可讓人及時消費享樂，而高福利增加的人力 財富則可以給人帶來更長遠和更全面的幸福。對比美國和丹麥的下列指數，可以看到這兩種不同的「藏富於民」政策的社會效果。（見圖）

為什麼無形之手沒那麼靈

當我向朋友們介紹丹麥和美國不同的價格結構和社會效果時，有人表示困惑，他們往往會問：美國的醫療教育價格高昂，為什麼資本和人力不湧入這些行業， 使價格降低達到平衡呢？這個疑問中的邏輯源於亞當·斯密的原理：人是自私逐利的，高價格帶來高利潤吸引資本和人力，這些資源的湧入增加了供給，供給多了競 爭大了價格就會降低，這正是無形之手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調節來指引社會資源作優化配置。這是現代經濟學的最重要信條。

市場價格在很多情況下的確發揮了很好的資源配置作用，但由於醫療教育的特殊性，使這只無形之手喪失了正常的功能。

醫療教育的特殊性，既表現在供給方，也表現在需求方。從醫療供給方面來看，美國有兩個重要的供給方成員：醫務人員和醫療保險公司。這兩個成員都利用了特殊性來干擾資源配置，以便自己從中牟利。

醫務人員牟利的一大法寶是有意製造「醫生供給稀缺」，以推高醫療價格。醫療產品有兩大特殊性，一是醫生的培養訓練週期很長；二是醫療服務事關人命， 需要嚴格的准入門檻，以防庸醫混入。准入門檻的設立需要醫務專業人員的參與，正好給了他們機會。同時，他們又利用美國政治結構中的「遊說制度」，來為自己 「逐利」。

美國醫生成立了一個社會團體——「美國醫生協會」（AMA），進行遊說活動。很多年來AMA總是宣傳「美國醫生過剩」，進行各種遊說，以致在 1980年代時，美國停止建立新的醫學院。直到2002年，當醫生短缺的現象變得極為嚴重，AMA才發表聲明說，自己以前關於醫生過剩的評估是「預言的錯 誤」。1980年代，美國二戰後的「嬰兒潮」人口正開始進入四五十歲，很容易預見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的發病率將會增加，會需要越來越多的醫生，但AMA竟 預言「醫生過剩」。

雖然後來美國又重新開始建立一些新的醫學院，但為時過晚，「嬰兒潮」老齡化的步伐遠遠快於漫長的醫生訓練期，致使醫生短缺的現象持續嚴重。

利益集團的干擾

對美國的消費者來說，醫療價格高昂不僅是指看醫生的費用，更是指醫療保險公司的保費。根據美國著名醫療保險公司Kaiser的調研，2009年家庭 醫療保險的平均費用每年是一萬三千多美元（相當於那裡一輛汽車的價錢）。美國醫療保費近十餘年來飛速增長，在1999至2009年間增加了131%，而同 期的一般通脹只有28%。保費的飛漲帶來了保險公司利潤的劇增，在2000至2009年期間，美國十家最大的保險公司的利潤增加了250%。如此劇增的利 潤會吸引趨利的資金，但資金進入醫療保險公司並不意味著進入醫療服務。醫療保險公司不提供醫療服務，它提供的是支付醫療費用的金融服務。當保險公司獲得大 量資金，它們不會去僱用更多的醫務人員增加醫療服務，只會用資金擴展保險公司的業務。

醫療保險公司的業務擴展帶來了兩個重要的相關後果。第一，保險公司僱用了更多的專業人才為自己創造出各種各樣複雜的保險項目使利潤最大化，這些項目 給醫生帶來了巨大麻煩，醫生需要僱用更多人手來處理這些複雜的文牘工作。複雜的分類、複雜的程序、複雜的規章、複雜的計算……稍有不慎出了差錯，醫生就可 能收不到保險公司的付款。有的醫生抱怨說，他只能雇一名護士為病人服務，卻要雇兩個人來應付這些文牘。醫生多僱用人員的費用，自然會轉嫁到病人身上，成為 醫療費用高昂的一個因素。

第二，保險公司利用手中的資金僱用大量人才進行國會遊說，促使國會通過有利於保險公司的立法。2009年當國會辯論奧巴馬的醫改法案時，國會中為醫 藥業遊說的人員大增，正式註冊的遊說者就有三四千人，其中有不少前國會議員，譬如路易斯安那州的前眾議員陶辛（Tauzin）領導了一個為醫藥公司遊說的 團體，他曾在國會工作過25年，有豐富的人脈關係又熟悉操作程序。醫藥業的公司付給這些遊說者高額工資，陶辛的年薪是200萬美金，外加更多灰色款項。付 出的高薪能得到更高回報，醫療保險公司就從遊說中得到兩個重要回報。

第一個回報是迫使奧巴馬的醫改法案取消了「國營醫療保險」的條文。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都有覆蓋全民的國營醫療保險，美國也有部分國營醫療保險，覆蓋 65歲以上的老人和極端貧困的窮人，奧巴馬的民主黨提議擴大現有的國營醫療保險，以覆蓋更多人。但在保險公司的強力遊說之下，國營醫保的條文絕大部分被取 消，為私營保險公司消除了一個有力的競爭者，使它們更容易推高保費價格。

第二個回報是醫改法案規定了所有人都必須購買醫療保險。在法案通過之前，美國有大約16%的民眾因經濟等原因不購買醫療保險，現在他們被強迫勒緊褲帶也要買保險，這就給保險公司送來了一大批客戶，帶來了巨額的生意。

果然，最近幾年來醫療保險公司的利潤節節上升，至2011年底，幾家大保險公司的利潤已連續三年打破歷史紀錄。

「資金-話語權-利潤」的循環配置

美國的國會議員是選舉產生的，因此，保險公司在遊說國會的同時，也要遊說選民。為了打動選民，它們編織了各種理論理由，說明私營保險是最好的，國營 保險是個壞東西。它們使用的一個重要理論是「市場」。它們說，只有私營保險公司才能通過市場競爭提供高效的醫療服務，國營保險效率低，影響資源配置優化。 對於「市場」的信賴本是美國民眾的心理特點，經過保險公司的強勢宣傳，這種心理更被反覆加強了。雖然在辯論醫改法案期間，超黨派的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做了深入調研並提供了大量數據，證明現有的國營醫療保險（65歲以上老人的）比私營醫療保險公司的行政成本低、服務效率高，但保險公司的宣傳仍 能產生「洗腦」效應。

保險公司的一個重要「洗腦」戰略是妖魔化外國的國營醫保制度，它們挑選英國、加拿大等國的一些問題個案，進行片面誇張的歪曲宣傳。由於大多數美國選 民沒有親歷過外國的醫療制度，而且也懶於去做認真的調查研究，很容易被宣傳忽悠。保險公司還進一步危言聳聽地說，如果讓國營醫保進入市場來和私營醫保競 爭，由於國營醫保實力強大，必把私營醫保排擠出局。它們創造出一個「國進民退」的恐怖神話，最終使法案刪除了國營醫保的條文，使國營醫保不能進入市場競 爭，使民眾失去了一種消費選擇。

真實的市場不是抽象虛擬的，資源的流通配置並不像理論描述的那般理想。在美國的真實市場中，大量資金流入了保險公司，使保險公司有了巨大的話語權， 它們利用話語權禁止國營醫保進入市場，使自己的利潤能夠更加穩定地增長，能夠更加吸引資金，能夠更加增加話語權……如此循環往復，如此配置資源。

在美國的真實市場中，教育的供給也有其特殊性，雖然不像醫療那樣複雜，但在「教授培訓週期長」方面具有共性。美國的教育費用高昂主要是指高等教育， 建立一個新大學需要眾多的科系和複雜的機構，吸引生源還需要長期累積知名度，這和生產簡單產品很不一樣，這就使得無形之手在配置資源時，不能像「牛仔褲漲 價了，資金流入牛仔褲行業，牛仔褲供應多了，價格下降」那樣簡單。

理性缺乏的困境

除了供給方面的特殊性，醫療和教育在需求方面也有特殊性，這也是使無形之手失靈的重要原因。

對教育的需求和對其他許多消費品的需求有所不同，因為接受教育是一件「現時吃苦、未來受益」的事，所以消費教育需要消費者有理性的意志，但是，並非 所有消費者都如此理性，很多人會傾向於及時行樂，而不去寒窗苦讀。教育的另一個特殊性是其「外部性」，即教育有外部影響和溢出效應，因為教育可以使人口的 素質提高，能對整個社會溢出有益的影響。穿不穿牛仔褲對整個社會不會有什麼影響，但受不受教育則對社會的影響很大。正因為教育有這樣的外部性，許多國家的 政府都對教育進行干涉，而不是聽任無形之手的擺佈。譬如美國就有強迫義務教育的規定，年齡未及16、17或18歲（各州對年齡的規定不同）的未成年人，必 須接受教育，否則要受處罰。這樣的強制規定既是為了受教育者個人的未來利益，也是為了社會的共同利益。

理性在教育需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醫療的需求方面，理性的角色更加重要而且複雜。醫療需求的複雜性至少有兩點。第一點是「生病的不可預知性」， 人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生病，也不知道會生什麼病。第二點是「回報的不可預知性」，由於「生病的不可預知性」，人不知道為未來看病儲蓄投資的錢能有什麼回 報。人對教育所作的投資，可以預期有一定的未來回報；人對未來生病所作的投資，回報則很難估計，如果未來不生病，投資豈不白費了？面對這些不可預知性，即 使是理性的消費者也難於做出符合長期理性預見的決定，至於非理性的消費者則更會採取非理性的行動。

個人的非理性行動，牽動了無形之手的非理性運作，導致市場失靈。

什麼樣的政府更理性

在為醫療和教育配置資源時，消費者的非理性造成了無形之手的失靈，因此需要一隻更理性的手來糾錯，政府往往扮演了這只理性之手的角色。

政府是不是都是理性的？什麼樣的政府更趨於理性？

人們往往傾向於相信民選政府是理性的。但現實情況遠比一廂情願的「相信」更複雜。美國的醫療保險公司等利益集團，恰恰是利用了美國的選舉制度來使資源的配置對自己有利而對社會有害。這些利益集團為自己利潤最大化的理性算計，導致了政府政策的非理性。

計劃經濟往往推行全民福利政策，把大量資源配置給醫療和教育。古巴是其中的一個突出而成功的例子，它的醫療體制取得了低成本、高效益的成果，古巴的 多項重要公共健康指數都達到了世界最發達國家的水平，譬如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古巴的水平和美國相同，而古巴的人均醫療支出成本卻還不到美國的二十分之 一，聯合國、世界銀行等都對古巴的醫療制度高度讚揚。（關於古巴醫療制度詳情可參見拙作《在世界邊緣的沉思》）

不過，古巴雖然配置醫療資源表現了理性和高效，但在配置資源進行其他經濟活動時則並不成功。計劃經濟往往產生如下問題：即使教育醫療福利提高了人力 資本素質，但這些人卻沒有「用武之地」，不能在經濟活動中發揮潛能，這是計劃經濟常患的半理性、半非理性的分裂症。這種分裂症導致古巴不能像丹麥那樣，教 育培養出人才，並使其有用武之地，最終對經濟的整體發展作出「可持續」的貢獻。

「高稅負-高福利-高素質」的艱難歷程

當前的歐洲債務危機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很多人認為債務危機是歐洲國家的高福利政策造成的。但只要認真查看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就可以發現，以高福 利著稱的北歐國家沒有一個在債務危機的名單上。北歐的冰島在2008年發生過銀行破產危機，但那是因為銀行私有化後惡性膨脹所致，與高福利無關。（關於冰 島問題詳情也可參見拙作《在世界邊緣的沉思》）

北歐國家之所以能夠避免債務危機，是因為它們的高福利是用高稅負來支付維持的，因此是可持續的。希臘的福利還不如北歐國家的高，但因為全民逃稅，因此陷入債務危機。

高稅負是提供高福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要想能像丹麥那樣，高稅負支付高福利，高福利培育高素質，至少還需要另外兩個條件。一是政府官員要 廉潔，不能貪污納稅人的錢；第二是醫療教育體制要優良，能把稅負帶來的資源有效地使用。如果做不到這兩點，渴望減稅的利益集團就會趁機遊說，顛覆高福利的 必要條件，使一個國家不能走上丹麥式的發展道路，而滑向低福利低素質的境地。

要做到這兩點當然很不容易，尤其對那些腐敗根深蒂固的國家，對醫教體制在迷失中不知所措的社會，需要非常艱苦的改革才可能具備類似條件。因此，擴大視野，在多元化的世界中參考他國得失，以更豐富的維度來思考自己面對的難題，應該是有所補益的。

（作者為牛津大學博士）

到丹麥一週，希望回來時知了不再叫了 東方愚

2012年9月9日-15日到丹麥出差一週，在哥本哈根呆三天。然後會到比隆，全球最大教育玩具公司、「積木王國」樂高採訪，而後去到安徒生的故鄉奧登斯。

最近有些疲憊。全家都生病了。而我的病——耳鳴，令人抓狂。一天24小時耳朵邊都有知了在歌唱，你無法擺脫。

我希望這趟丹麥之旅，能夠調整一下最近焦頭爛額的節奏，舒緩一下自己的情緒。在環境優美空氣清新的異國它鄉，興許知了就飛走了，那將是2012年最令我慶幸的事情之一。

暑假這兩個月。父母在廣州，孩子小，才一歲多。很多時候父母幫我們把孩子照顧得很好，家務也處理得井井有條。但不少時候不少事情，我們依然心累：必須向父母解釋許多東西，關於習慣，關於地域的差異等。父母是敏感的，他們的情緒必須照顧好。

但人就是在不斷磨合和溝通中成長的。我覺得我已經夠幸運夠幸福了。今年有另外一條事情始料未及，給我很大壓力。但一切總會過去，勇敢面對往前走就是。

30而立。2012對我而言果然不同尋常。我不知道怎麼樣就算「立」，但直觀上來講，兒子肯定比我有出息，他年初的時候剛會坐，後來會爬，不久前會扶著走路，再過兩個月他老爸生日的時候，他一定會走會跑、立得很穩，不是嗎。

今年最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是我找到了事業的方向，什麼是方向。你愛一個人，朝思暮想，有的時候即使TA就在你身旁，你也想把TA攬在懷裡或是捧在手 掌心裡。事業也一樣，人會有無數個好的idea，不是每一個都值得、都可以去嘗試，但其中總有一個，讓你能夠吃飯睡覺都興奮，過了一週一個月依然興奮不 已，沒錯，你的方向就是它，做減法，專注於此吧，值得的。

本職工作方面有條不紊地進行。儘管傳媒環境變得很糟糕很糟糕。沒有任何一個時間像現在一樣如白色恐怖般讓人窒息，沒有任何一種舉措，像現在一樣如看 門狗得了天花和霍亂般看起來歇斯底里。但總得往前走，做事最重要。偶爾會慶幸自己的領域是財經與商業，情緒不那麼容易受到傳染。

這些天老是做夢，很多夢很是稀奇古怪，比現實還要夢幻。有一天我甚至夢到自己開始寫小說了，小說名字叫作《知了叫了三十年》，內容是三代人，年齡分別差30歲，他們分別在30歲的整數倍的時候面臨的窘境、內心的召喚，和耳朵裡那個強加給你的知了聲。

「我的秘訣是陰陽理論」——丹麥首富家族成長路徑 東方愚

2012年9月中旬，樂高樂園（LEGOLAND）在馬來西亞開張。除了過山車等娛樂設施外，運營方用超過3000萬塊積木搭建了許多全球知名建築的微縮模型，包括中國的萬里長城等。

正在加快亞洲市場開拓力度的丹麥樂高集團是世界上第三大玩具製造企業，也是全球最大的積木玩具生產商。它催生出一個首富家族——克伊爾（Kjeld Kirk Kristiansen，企業內部員工習慣稱他為「KKK」）於2008年成為丹麥新首富並蟬聯至今，其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的財富為60億美元（約380億元人民幣）。

但在2004年的時候，樂高集團差點倒閉了。這是怎樣的一間北歐家族企業，其成長路徑和管理方式有何特色，又是怎樣絕處逢生，並如何在亞洲特別是中國跑馬圈地的？

危機後退居幕後

「你們被解僱了。」克伊爾表情嚴肅，大步流星走進辦公室，對樂高公司「二把手」的首席運營官，以及產品開發部門的負責人說。

這是2004年1月的一天。按道理，聖誕剛過，歡樂應該尚留餘溫。但作為全球知名的玩具公司，樂高卻籠罩在陰鬱中——2003年，樂高出現第三次虧損，營收下降25%，全年虧損額達到史無前例的2.3億美元（約合19億元人民幣）。

樂高怎麼了？這家創辦於1932年的丹麥公司，靠著小小積木，到1990年成為世界十大玩具製造商之一，1999年被美國《財富》雜誌評為對人類生活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世紀玩具」，它到底得了什麼頑疾？

「樂高最大的問題是其產品，它必須想出新辦法吸引孩子們玩積木，或者利用這個強有力的品牌來開發新遊戲。」當時的丹麥《商報》這樣評論稱。

是樂高變得老氣，在科技時代有點不適應了嗎？顯然不是。2002年樂高還和好萊塢電影公司合作，以《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戰》為基礎開發遊戲，吸引孩子們用積木建造「酷角色」。

「樂高偏離了它的根基，耗費過多精力到銷售哈利·波特公仔之類的文化衍生商品上。」出生於1948年的克伊爾這樣解釋樂高「敗走麥城」的原因，他是家族企業的第三代掌門人。

一家玩具公司生產銷售一些衍生商品就算偏離了主業？聽起來有些怪。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教授羅森維（Phil Rosenzweig）反駁道，「樂高又不是進入了銀行業！通用電氣在20世紀80年代出售了小家電等傳統生意並大舉進軍金融服務業，結果它的業績很好，今天通用電氣40%以上的利潤來自於此，可是沒有人說它偏離了主業！」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2012年9月13日，樂高集團CEO揚（Jorgen Vig Knudstorp）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回憶道：一來，此前樂高在美國、德國和英國建造了規模宏大的主題公園，耗資大、收益低；二是，樂高全球擴張的速度很快，而克伊爾在「統一他們的步調，不讓他們向不同方向自由發展」等方面的掌控力以及溝通協調能力不盡如人意。

揚曾在國際知名諮詢公司做高管，2001年被克伊爾「挖」到樂高任職；2004年10月，克伊爾向樂高補充了1億美元的個人資金，並向管理層力薦揚接替他任CEO，他自己則從此退居幕後。

北歐家族企業的傳承大都選擇經營權交給職業經理人，家族只擁有所有權。而克伊爾在CEO的位置上幹了25年。這樣來看，對玩具這一祖傳產業有著濃厚興趣的克伊爾有些「另類」，他把生產玩具的樂高作為自己鍾愛的玩具，不願讓「別人」過早「插手」，直到有一天他不得不這樣做；回頭來看，此次危難亦是契機，克伊爾得以讓樂高進入一個全新時代，而自己有機會體驗另一種角色的人生。

在樂高集團現在的架構中，監事會成員有7人，其中只有兩人是克伊爾的家族成員。理事會以CEO揚為核心，他有絕對的話事權，與CMO、CFO、COO等一起負責企業日常運轉。

一下子從一線退居幕後，克伊爾有些難以適應，一開始，他頻繁和工人、設計師以及其他中高層聊天，想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做什麼。他太愛樂高了，「現在他仍然會來，只是不那麼經常。」樂高總部的一名設計師站在白色的創意屋（Idea House）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而作為老闆和職業經理人，克伊爾和揚之間的關係也頗有意思。

「克伊爾對現任管理團隊很放心。我們倆的性格不太一樣，但我們相處得很好，經常一起出差，把對方看作朋友或家人。」揚向南方週末記者如此描述。他講述了他們之間一次記憶深刻的衝突——那是在揚加入樂高不久時，在對樂高主題公園的處理事宜上，揚認為應果斷「斷臂」以償還債務，且主張將之完全出售，而克伊爾主張自己一定要成為管理樂園的新公司的股東。最後，樂高在主題公園的新公司中佔有36%的股份，處於控股地位。「現在看來老闆是對的。要知道主題公園是消費者可以盡情享受我們產品的地方，如果完全失去控制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揚說。

現在，克伊爾和揚的見面頻率仍不算低，一週一次，只是聊天氣氛比較輕鬆，就像朋友一樣。有時揚要出差到一些「充滿憧憬的市場」，譬如中國，克伊爾也跟著一起去。

揚沒有辜負克伊爾的信賴。2005年樂高即扭虧為盈。2012年上半年的營收為91億丹麥克朗（約合91億元人民幣），相比上一年同期增長24%，淨利潤為20億丹麥克朗（約合2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5%。

代際傳承

丹麥是「安徒生童話」的故鄉，樂高讓全世界的孩子們用積木搭建各種童話世界。事實上，當克伊爾做木匠的爺爺——樂高集團的創始人奧勒（Ole Kirk Kristiansen）——於1932在丹麥比德隆小鎮的一間雜貨舖做出第一件木製玩具時，他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自己正開始締造一個家族的商業傳奇。

彼時歐洲經濟不景氣，奧勒的鋪子接不到訂單，只好辭掉工人。也是這一年，奧勒的妻子去世，留下四個孩子。但是他並沒有喪失生活的勇氣，一次得到行業協會的建議，決定將未來的方向定位為生產孩子們玩的玩具。兩年後，他給自己的公司起名「LEGO」，取自丹麥語「Leg-Godt」，意思是「玩得好」。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丹麥被德軍佔領。丹麥政府禁止進口玩具，也禁止在玩具中使用金屬和塑膠，這對樂高的木製玩具而言皆為利好。正當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時，一場火災使工廠付之一炬。但奧勒在家人和僱員的幫助下，決定從頭再來。

直到今天，奧勒的這股韌勁，依然充斥在樂高的企業文化當中。克伊爾對產品質量近乎苛刻的管控，也來自上兩代人的言傳身教。奧勒在亂世當中發戰爭財，有人建議他賺錢第一，但奧勒拒絕這樣做。一個至今在樂高集團內流傳甚廣的故事是，當年奧勒的兒子兼幫手哥弗德（Godfred Kirk Kristiansen，即克伊爾的父親）有次在給一批木鴨子玩具噴漆的時候，原本應該噴塗三次，他只塗了兩次。事後他向父親「表功」稱節約了成本，未料到當場遭到呵斥，「趕緊去取回那隻鴨子，塗上第三次漆後再給客戶送過去。」

在樂高在丹麥比隆德總部的工廠裡，南方週末記者從一台機器的機身上看到一張關於製造工序及規格的示意圖，上面標明顏色要經過四次噴塗，而尺寸的誤差容忍範圍是「±0.2毫米」。

樂高玩具從1948年進入塑料時代，十年後樂高顆粒誕生，即不再生產現成玩具，而是提供無限拼砌可能。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劃時代的產品，孩子的想像力得以釋放。也是在這一年，奧勒去世，哥德弗接班。

奧勒時代的樂高玩具主要是鴨子、小貓、小雞、猴子，以及拖拉機、卡車等「農耕特色」風格的造型;而到了第二代，各種奇特的跑車玩具成為主要產品，這是由於彼時歐美汽車工業飛速發展，而哥弗德本人也是「愛車一族」;到了克伊爾這一代，樂高積木已經非常成熟，玩具種類、造型完全由想像力主導。

一些成年人甚至也成為樂高迷。BBC（英國廣播公司）主持人詹姆斯·梅（James May）曾按照1:1的比例，用330萬塊樂高積木搭建起一個高6米的兩層小樓，裡面有客廳、臥室、衛生間和浴室，且皆可正常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迄今已有80年歷史的樂高，從未進軍過主業之外的其他行業。即使樂高與好萊塢眾公司合作密切，華納兄弟甚至在拍一部以積木為主題的電影，但樂高至今也無意成立自己的電影公司；對於未來是否會進軍影視娛樂業，南方週末記者向樂高集團幾位高管發問，得到的答覆都是「NO（不會）」。

樂高現在是「兩條腿走路」，一條即為樂高玩具，另一條為樂高教育。樂高教育是一個獨立的子公司，以積木為依託，在全球開展一系列關於想像力建構的培訓和活動。樂高教育董事長雅克布（Jacob）對南方週末記者稱，「樂高機器人大賽」如今同樣讓中國的無數青少年著迷；樂高教育中國負責人陳誌慶稱其還與中國教育部合作，啟動了「技術教育創新人才培養計劃」，這些業務皆由樂高教育中國總代理北京西覓亞科技有限公司操盤。

「中國是建功立業之地」

2004年上半年，當樂高上下都在自我檢討時，其「生化戰士」系列玩具剛剛進入中國，總代理商是廣州智樂商業有限公司。這是一家代理兒童品牌的貿易公司，1994年即開始代理樂高玩具。

「生化戰士」玩具在中國的大賣，使得中國玩具協會向其頒發了「2004年度『玩具之星』大眾獎」，但忙著給管理層換血和大裁員的克伊爾不可能有時間專門研究中國市場——樂高的全球前兩大市場分別是美國和德國，三大生產基地分別設在丹麥、奧地利和墨西哥，2004年中國市場的收入在總收入中的佔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一直到2009年，樂高才在中國內地設立了辦事處。一方面是由於樂高業績重回高點，管理層得以繼續推進全球戰略，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俄羅斯成為了樂高的第三大市場，給克伊爾以及揚等人以不小的刺激。「這使人們更加關注發展中國家市場。」揚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樂高中國區負責人姚思鵬（Esben Stark Jorgensen），他是丹麥人，被派到中國後入鄉隨俗起了這個中文名字。其位於北京三元橋一間寫字樓裡的辦公室的牆上，貼著樂高中國辦事處剛成立時代理商送的字畫「一帆風順」。2012年10月15日，他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不斷提及「中產階級」「80後家長們」等字眼。如果現在再有人送他字畫，或許「鵬程萬里」更合適些——過去三年樂高中國的銷售收入年均增速超過50%，在樂高集團內部備受矚目。

「中國是建功立業的地方。」樂高集團一位熟悉中國業務的華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據他透露，中國內地市場在樂高整個棋局中所佔份額相對而言非常之小，但「由於增速很大，未來不可小覷」。樂高集團不願透露在華的具體銷售收入數字。

當然樂高在中國不是沒有挑戰。其產品全為進口，價格相對較高；此外在本土化策略、消費者認知度和營銷渠道的創新力等方面皆有待加強。

目前，樂高正在討論未來5-10年裡在亞洲設立生產基地，但是否設在中國，並不確定。不過，有趣的是，由於市場盛傳樂高確定將在中國設廠，他們每週都接到許多電話：「一些中國的地方政府競相邀請，問是否可考慮到他們省市投資。」

如果在中國設廠，揚將信用問題視為他們在中國將會遭遇的挑戰。「生意夥伴、政府部門必須和我們一同信守承諾。每個國家都有官商勾結、商業賄賂的醜聞，我們絕不沾染，這是前提，也是一個全球通用的行業準則。」

但無論如何，中國對樂高來說都是極為迷人的。「我相信終有一天中國會成為樂高最大的市場。」揚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認為，就整體而言，中國市場現在還不足夠大，真正的井噴「還在後頭」。

十年後這一目標會實現嗎？「可能需要二十年，我們做好了奮鬥三十年的準備。」他說。

顯然，這也是老闆克伊爾的理念。如果說他的祖父輩和父輩在產品質量管控和創新等商業原生性層面經歷豐富、建樹頗豐的話，他這一代的成績則同時集中在企業管理理念等「軟實力」的夯實上。

克伊爾的秘訣是什麼？他畫出一張太極圖，稱自己做管理靠的是「陰陽理論」，而樂高的發展由一種「陰陽文化」支配。

這一理論一共有11條原則，分別是：和員工親近，也要保持適當距離；要出類拔萃，但不可鶴立雞群；向員工展示信心，同時讓他們感受到存在感；有容忍心，但要牢記處理事情的方法；對自己負責，同時忠於企業願景；工作要精細，計劃須靈活；勇於自我表達，但要注意策略；要有遠見，同時腳踏實地；關注輿論，但不為其所累；要有活力，但要三思後行；自信而謙遜。

克伊爾最近一次來中國時，除了與揚一起與商業夥伴會面，還跑到大中城市的百貨商場研究入駐的玩具品牌，他們甚至花時間專門到市場上研究山寨樂高的產品。事實上早在2001年，樂高就曾在中國和仿冒者打過官司。

這一丹麥首富家族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繼續生長。幾年前，克伊爾獲丹麥公主頒發的「安徒生大使」稱號時，他說，他以樂高積木像安徒生童話一樣「說著一種全世界人都能聽得懂的共同語言」而驕傲。

啟示一》新局 ── 現代與傳統的攜手並進丹麥豬 締造北歐綠色奇蹟 台灣應該學習的五堂課

丹麥最大養老基金采取措施應對加息

丹麥最大養老基金ATP表示，他們已經開始采取措施，拆分投資組合，增加投資模式多樣性，以應對央行加息可能帶來的風險，並做好了接受防範措施或將導致短期虧損的準備。（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ATP資產總額約1150億美元。其CEO Carsten Stendevad在接受彭博新聞社電話采訪時表示，

“我們將持續采取措施應對（美聯儲）加息，一旦加息，後果將很嚴重。在那之前付出些代價是很正常的。”

一方面，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提升了歐央行準備實施QE的預期，另一方面，美聯儲主席耶倫表示她不會在勞動力市場仍疲弱時加息，美國和歐洲兩大市場的貨幣政策前景均陷入未知狀態。盡管這些政策都拉低了利率，ATP仍表示，與心安理得接受廉價貨幣相比，做好央行徹底改變貨幣政策立場的準備更加安全。

ATP將其投資分成了經營5400億挪威幣養老金的對沖組合，與謀求回報的投資基金。這一戰略催生了虧損。ATP表示，“應對加息的保險策略對ATP二季度經濟狀況產生了負面影響。”

但Stendevad表示，“我們的投資模式高度多元化，以應對潛在風險，包括短期內不會出現的風險。在投資組合中，我們采取了應對加息的保護措施，如果利率開始大幅上調，這些保險策略將帶來高收益。”

瑞郎“海嘯”之後：丹麥克朗會與歐元脫鉤嗎？

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銀行們正幫助丹麥政府，試圖說服海外投資者相信丹麥不會像瑞士那樣放棄與歐元掛鉤。

隨著瑞士央行於1月15日意外取消了施行三年之久的歐元兌瑞士法郎匯率下限後，北歐地區最大的外匯交易商——瑞典SEB銀行（北歐斯安銀行）稱，對沖基金接連致電詢問丹麥是否會是下一個不再釘住歐元的國家。

此前為了平息市場疑慮，丹麥經濟部長Morten Oestergaard於16日表示，丹麥克朗與歐元掛鉤的機制很穩定。

據彭博，SEB銀行首席外匯策略師Carl Hammer稱，自己一直向來電者表示丹麥改變匯率機制的“可能性極低”。

由於外界猜測丹麥可能效仿瑞士央行，斯堪的那維亞地區的銀行不得不向海外投資者解釋丹麥貨幣政策，告訴他們丹麥的匯率制度已經實施30多年，並有歐洲央行支持，這與瑞士央行此前實施的掛鉤機制完全不同。

“顯然，我們認為(丹麥取消匯率掛鉤機制)完全不現實，”Nordea Markets分析師Jan Stoerup Nielsen接受彭博電話采訪時稱。”但這似乎還無法平息外界的猜測。”

分析師們認為，歐洲央行最近將推出大規模量化寬松，這導致大量歐元流入瑞士法郎，考慮到流入規模之大，維護匯率下限成本過高，瑞士央行最終棄守了匯率下限。

瑞士央行的“意外之舉”已引發歐洲其他國家央行的擔心。丹麥央行很可能是最易受到歐洲央行量化寬松沖擊的央行，因為丹麥克朗與歐元掛鉤。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垮臺後，丹麥貨幣當局於1972年決定，丹麥克朗掛靠歐洲貨幣蛇形浮動體系。從1979年歐洲貨幣體系建立起，克朗就加入這個體系。

在歐元大幅貶值的背景下，丹麥央行必須調整該行的政策以維持丹麥克朗匯率的穩定，並兌現該行確保該國出口穩定性和將通脹率維持在低位的承諾。但如果丹麥克朗出現大幅升值這些承諾將很難實現。

Hammer此前已預測瑞典央行將於2月份把主要利率從零下調至-0.1%，而瑞士央行的最新舉措增大了這一可能性。

此外，捷克央行也對歐元/捷克克朗設置下限，但目前並未實行負利率政策或量化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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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周一降息 克朗會成為下一個瑞郎嗎？

趕在歐洲央行周四的會議前，丹麥央行昨天也降息了。

周一，丹麥央行宣布將存款利率從-0.05%降至-0.2%，貸款利率從0.2%降至0.05%。

就在上周，為了防止QE之後資金大量湧入，瑞士央行也選擇降息，並取消了歐元對瑞郎的利率下限，引發全球市場海嘯。此次丹麥銀行降息，也是為了降低丹麥克朗資產的吸引力。

本周四，歐洲央行將公布最新的利率決議和貨幣政策，市場普遍預期德拉吉此次將推出QE。法國總統奧朗德昨天表示歐洲央行周四將會QE，而彭博預計QE規模將在5500億歐元左右。

分析師認為，丹麥央行的降息在意料之內，而且可能很快會再次降息。《華爾街日報》援引Nordea貨幣分析師Aurelija Augulyte評論稱，丹麥降息是“不可避免的，央行的壓力實在太大了。丹麥選擇在周四歐洲央行會議前降息，是因為實在等不起。如果該舉措沒有效果，他們周四可能會再次行動。”

有了瑞士的前車之鑒，投資者也開始擔心丹麥是否會效仿。華爾街見聞昨天曾提到，北歐地區最大的外匯交易商瑞典SEB銀行（北歐斯安銀行）稱，對沖基金接連致電詢問丹麥是否會是下一個不再釘住歐元的國家。

斯堪的那維亞地區的銀行不得不向海外投資者解釋丹麥貨幣政策，告訴他們丹麥的匯率制度已經實施30多年，並有歐洲央行支持，這與瑞士央行此前實施的掛鉤機制完全不同。

此前為了平息市場疑慮，丹麥經濟部長Morten Oestergaard於16日表示，丹麥克朗與歐元掛鉤的機制很穩定。

即便如此，市場猜測依然難以平息。畢竟瑞士央行去年12月也曾信誓旦旦地說要盡一切努力維持下限，但短短一個月不到就翻臉不認賬。如今央行“意外“頻出，投資者也得多留個心眼不是？

周一，歐元/丹麥克朗匯率徘徊在7.43左右，變化不大。2015年以來，克朗對歐元升值了0.2%，去年全年累計也才升值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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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克朗為何不是“第二個瑞郎”?

本文作者為瑞穗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博士，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歐元區量化放松預期引發的匯率動蕩仍在持續。就在本月15日瑞士央行以外宣布降低活期存款利率至-0.75%並放棄瑞郎對歐元1.20的匯率下限後不久，19日丹麥央行也宣布同時降低存貸款利率，以防止熱錢流入。

但與瑞士央行明顯不同的是，丹麥央行表示不會放棄丹麥克朗與歐元的掛鉤機制，並有“必要措施”來捍衛這一機制“ 。是什麽導致丹麥與瑞士的選擇如此不同？未來伴隨著歐元區量寬加大，丹麥立場能否有變？是否存在丹麥克朗步瑞士瑞郎後塵的可能？

若要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需要深入分析丹麥與瑞士兩國匯率體制、經濟基本面的情況。實際上，在筆者看來，正是出於兩國在匯率機制，經濟基本面方面的明顯差異，才使筆者得出了丹麥克朗不會成為“第二個瑞郎”的判斷。

具體來看，匯率機制方面，丹麥是歐洲匯率機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的正式成員，丹麥央行從70年代起就承擔著丹麥克朗與德國馬克掛鉤的職責。1999年歐元誕生以後，在新的歐洲匯率機制（ERM2）的框架下，丹麥央行首要職責就在於將丹麥與歐元匯率穩定在中心匯率正負2.5%之間。

相對而言，瑞士央行則在相當長時間內采取浮動匯率，瑞士法郎也是世界主要的儲備貨幣之一。只是在歐債危機期間，由於最大貿易夥伴歐元區經濟體的貨幣歐元持續貶值對瑞士經濟構成壓力，瑞士央行才被迫在2011年9月設定歐元兌瑞士法郎不得高於1.2。

可以說，丹麥克朗升值一定程度上需要丹麥與歐元區國家協調一致，而瑞士法郎匯率調整則完全取決於瑞士央行自己。更進一步，當前丹麥經濟基本面遠不如瑞士，克朗需要跟隨歐元一起貶值來刺激經濟或是更深層次的原因。

經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此後的歐債危機，丹麥經濟受到重創。到2009年底，丹麥經濟較2007年四季度的高點收縮了8%。此後，丹麥經濟的複蘇也頗有反複，直至2014年三季度，丹麥的總產出規模仍未能恢複到2007年的水平。近三年，其經濟的平均增速幾乎為0%，經濟低迷導致就業恢複緩慢，當前失業率仍然達到了6.7%，顯著高於2007年的水平。

瑞士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2009年二季度以後，瑞士經濟就從衰退中走了出來，並維持了相對穩定的增長速度。2010-2013年，瑞士經濟增速分別為分別達到3.3%、2.0%、1.0%和1.7%，令大多數歐洲國家羨慕不已。目前瑞士的失業率只有4.9%，在歐洲也屬於比較低的國家之一。

此外，兩國在房地產市場的差異則更加明顯。金融危機之後，丹麥經歷了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首都地區房價曾較危機前高點大幅下跌超過30%，時至今日，丹麥房地產市場也未能顯著複蘇。

相比之下，瑞士的房價則幾乎沒有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持續高漲。2014年底，瑞士平均房價較2007年上漲超過22%。由於瑞士房價增速和住房貸款規模的增速顯著快於瑞士GDP的增長，瑞士央行不但提示可能存在的房地產風險，還在2014年初將銀行系統的反周期資本緩沖比從1%上調到2%。

因此，當前丹麥克朗跟隨歐元貶值有助於當地房地產市場複蘇，而對於瑞士來說，對歐元升值則可以避免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降低瑞士出現資產泡沫的風險。換言之，在基本面較好地情況下，長期與貶值的歐元掛鉤已讓瑞典央行不堪重負，加之國內資產泡沫的風險，貨幣升值對其是更好的選擇。

總之，丹麥與瑞士的不同選擇源於經濟基本面的差異。放眼2015 年，美元與歐元這兩大世界主要貨幣走勢將出現明顯分歧，考慮到當前大多數實施固定匯率的國家貨幣盯住美元，同時又有二三十個經濟體的貨幣以歐元為錨，在筆者看來，今年盯住歐元的經濟體可能更加幸運。

具體而言，如果經濟表現不佳，歐元貶值將幫助以歐元為錨的國家自動實施經濟刺激，即使基本面較強，面臨的也不過是資產價格上行的壓力。相反，對於基本面較為疲弱又盯住美元的經濟體，美元走強則不得不面臨貨幣貶值與資本外逃的風險，而這也將成為2015年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的不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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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央行火線降息 反擊歐央行QE

本周四，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宣布了1.08萬億歐元的資產購買計劃，丹麥央行為了維護丹麥克朗與歐元的掛鉤，旋即降息。

丹麥央行宣布將存款利率從-0.2%降至-0.35%，維持貸款利率在0.05%不變。這是丹麥央行本周第二次降息。

本周一丹麥央行意外宣布將存款利率由-0.05%調降至-0.2%，將貸款利率調降至0.05%。

瑞典商業銀行（Svenska Handelsbanken）首席經濟學家Jes Asmussen在消息公布後表示，”丹麥央行在歐央行QE之前似乎也進行了市場幹預，不管將來丹麥克朗有沒有升值壓力，丹麥都有望繼續降息。”

降息消息公布後丹麥克朗對歐元匯率小幅震蕩，此前在北京時間18點前後匯價曾大跌，市場有猜測是丹麥央行入場幹預：

自從瑞士央行1月15日取消歐元對瑞郎的匯率下限，丹麥克朗兌歐元匯率上升至2年半來最高，眾多市場參與者猜測丹麥會步瑞士後塵。但丹麥的政界與央行努力打消丹麥可能繼瑞士之後取消緊盯歐元政策的揣測。所以為了維護匯率緊盯，跟隨歐洲央行一起放寬貨幣政策是必要的。

丹麥經濟部長Morten Ostergaard此前曾表示：“固定匯率政策自1982年實施至今，這段期間這個政策對丹麥經濟相當有利，政府將持續堅守現有的緊盯歐元匯率政策，我們全力支持丹麥央行執行此政策。”

丹麥目前是ERM2歐洲匯率機制唯一成員，歐盟許多成員國曾一度將他們的本幣兌歐元維持在一個區間內；ERM2其他成員國如塞浦路斯、馬耳他、斯洛文尼亞及立陶宛等都因加入歐元而退出此機制。丹麥已在1992年決定暫不加入歐元。

基於ERM2，丹麥央行及歐洲央行需將丹麥克朗維持在中間平價匯率的2.25%區間。而在實際中，丹麥央行歷來將丹麥克朗兌歐元維持在更窄的區間，在平價匯率7.46038的上下0.5%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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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央行降息三連發

周四，丹麥央行意外降息，將存款利率由-0.35%調降至-0.5%，維持貸款利率不變。這是丹麥央行兩周內第三次降息。

不到兩周的時間內，丹麥央行三次意外降息：

1月19日，丹麥央行宣布將存款利率從-0.05%降至-0.2%，將貸款利率從0.2%降至0.05%。

1月22日，丹麥央行宣布將存款利率從-0.2%降至-0.35%，維持貸款利率在0.05%不變。

1月29日，丹麥央行宣布將存款利率從-0.35%降至-0.5%，維持貸款利率在0.05%不變。

丹麥央行意外降息後，歐元兌丹麥克朗急劇上漲，後又迅速回落。

瑞士央行1月15日取消歐元兌瑞郎的匯率下限，此後丹麥克朗兌歐元匯率持續攀升，眾多市場參與者猜測丹麥會步瑞士後塵。但丹麥當局稱不會取消緊盯歐元的政策。因此，為了維護匯率緊盯，丹麥需跟隨歐央行一起放寬貨幣政策。

丹麥央行今年的首次降息是在歐央行推出QE之前，那時市場預期歐央行推出QE規模為5000億歐元。幾日後，歐央行QE規模遠超預期，丹麥央行當日緊急降息。歐央行QE後一周，也即本次，丹麥第三次降息。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此前丹麥央行發言人Karsten Biltoft表示，丹麥央行接連降息，反映出丹麥將遵守緊盯歐元的承諾。丹麥有足夠多的工具來調控。1982年以來，丹麥實行固定匯率政策，該政策對丹麥經濟相當有利，政府將持續堅守現有的緊盯歐元匯率政策。

當前，丹麥是ERM2歐洲匯率機制唯一成員。基於ERM2，丹麥央行及歐洲央行需將丹麥克朗維持在中間平價匯率的2.25%區間內；而實際操作中，丹麥央行通常將丹麥克朗兌歐元維持在更窄的區間內。

今年以來，各大央行掀起一波降息狂潮。伴隨歐央行QE，全球央行的貨幣大戰吹響了號角。丹麥、加拿大、瑞士、埃及、土耳其、秘魯、印度多家央行紛紛降息。而如果從2014年算起，全球主要國家中步入降息周期的國家數量更多，僅巴西、俄羅斯和新西蘭由於通脹和本幣貶值等因素的困擾，仍處在加息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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