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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6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交《競爭條例草案》，正式展開本地《競爭法》的立法程序。 很奇怪，自從去年10月立法會開始審議《競爭條例草案》，我們絕少聽到大財團和大地產商的反對聲音。取而代之是一群所謂代表「中小企」的議員和商家，高調地跑到台前，質疑《競爭法》的內容，擔憂中小企的利益會受到損害。 不錯，政府提交的草案，仍有一些不足之處須要在正式法例中，作出具體說明和清楚闡釋，避免企業誤墮法網，或者無故被競爭對手指控。例如「市場」一詞如何界 定？市場份額要有多少才算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market power）？如何判斷哪些政府機構及法定團體應受到《競爭法》所規管？政府如何決定豁免及豁除某些私人協議和行為，免受《競爭法》規限？百分之十的營業 額罰則是否過嚴？ 《競爭法》的制定，目的是為了預防及制止濫用市場權勢的行為，禁止企業透過協議及經協調做法，去妨礙、限制或扭曲市場競爭，確保各市場參與者可以在一個對等和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競爭。 既然《競爭法》是要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便不應偏袒，或者針對某一特定行業和某一特定企業。現時政府的競爭政策，只針對特定行業引入類似《競爭法》的條款， 當中包括電訊業和廣播業，要求持牌公司不能作出某些反競爭行為。到近10年，公眾不時關注本地油價「加快減慢」，質疑油公司是否串謀操控價格，要求政府立 法規管油公司。油公司的回應是，政府若要立法，必須一視同仁，引入跨行業的《競爭法》。 《競爭法》亦不應單單針對私營企業，而豁免其他政府機構及法定團體，免受《競爭法》規管。香港不時被人視為一個自由市場，政府很少干預市場運作。但實情是 政府的「有形之手」無處不在，介入不少行業，從房屋、教育、醫療、交通、食水等市民基本服務，到旅遊（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及西九文化區）、創新科技（數 碼港和科技園）、物流航運（機場及郵輪碼頭）、會議展覽（會展中心及機場展覽館）等經濟產業，都見到政府積極參與。現時共有500多個法定團體和60多個 政府部門，若完全不受《競爭法》的規管，肯定嚴重扭曲市場的運作，製造不公平競爭。 此外，《競爭法》不應單單針對規模較大的企業，而豁免中小企。企業規模擴大，市場佔有率上升，佷多時候是因為投資者眼光獨到，經營有道，而非出於反競爭行為。《競爭法》要防止的不是市場權勢，而是濫用市場權勢，損害消費者和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 中小企若然合謀抬高產品價格，損害買家的利益，或者投標時互相串通，壓低入標價格，損害賣家的利益，都應受到制裁。過去傳媒便不時報導這些行為，只不過因香港還未有《競爭法》，被控告的中小企才能夠脫罪。 因此，《競爭法》理應跨行業而非針對個別行業；涵蓋所有市場參與者，不論是私營公司抑或是政府機構和法定團體；亦應對大中小企業一視同仁。現時眾多立法會議員和商界人士，突然同一口徑，擔憂《競爭法》對中小企不利，希望是出於良好動機。 倘若他們擔心中小企受害，何不爭取立法後初期，《競爭法》只適用於大型上市公司，營業額或利潤超越某個水平的公司才受到規管。筆者真希望這些為中小企請命 的人士，目的不是為了拖延立法，令今屆立法會會期（直至2012年7月）無法完成立法程序。到明年由小圈子選出的新特首，便可以把一切立法工作推倒重來， 變相幫大財團一把。
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 ||||||
http://www.21cbh.com/HTML/2011-4-22/xMMDAwMDIzNDIx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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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年半導體業成長五％，ＮＢ產業成長僅九％，尋找下一個高成長產業是投資人當務之急的功課，而生技產業成了投資人的新焦點。《今周刊》專訪三大創投，教你如何看生技股。 撰文‧賴筱凡 「幾 乎所有國家談新成長產業時，一定會提到生技，而且只有生技產業比較具體，所以，你的投資組合裡一定不能缺少生技。」浩理生技管理顧問公司執行長李世仁，觀 察生技產業數十年，之所以如此看好，其來有自。「整個台股市值約二十五兆元，六成是半導體，最近的成交量大約是四○％至五○％；生技族群市值約僅占台股 一％，可是成交量卻有四％至五％。」李世仁一語道破生技族群今年題材不斷的關鍵，也帶動投資人對生技股的興趣，「如果投資人想要挑一個基本面還不斷有高成 長的產業，生技無疑地名列其中。」同樣最近因為投資生技而大賺的生華創投董事長，也是前中華開發總經理胡定吾，靠著一檔生技投資案，讓他把整個創投的股本 都賺了回來。「現在會對生技投資沒信心的人，都是以前被『燙過』的人。」他不諱言，以前金控投資生技，在沒有章法、邏輯及知識背景支撐下，十個案子九個 賠。 投資前先搞懂遊戲規則 然而，這樣的情況開始扭轉，從一位生技大廠董事長口中就聽得出端倪，「最近，蔡明忠 跟吳東亮都在問，到底還有哪些（生技）案子可以投資，他們要的是十億元以上的大案子。」從醫療本業轉入創投業的台灣工銀生技創投協理羅敏菁就認為，生技投 資是有一套遊戲規則可依循的，「大家都認為生技產業是高風險投資，我倒是覺得，做生技投資就像一場接力賽，沒有人可從頭撐到尾。」過去，投資生技要從頭盼 到尾，不用十年也要五年，從開發新藥、臨床實驗，到買家上門，一家生技廠的資本額可能已經燒掉二、三個，「可是，你要投資人等你三、五年，投資期拉到這麼 長，又遲遲看不到獲利，投資人一定會不耐煩。」所以，羅敏菁認為，新藥廠老闆一定得考慮到投資人的感受。 她以在興櫃市場頗受注目的新藥公司中裕為例，中裕興櫃掛牌價約十六元，第一輪投資人進場，股價從十六元漲到三十元，承銷商、創投都先賺了一筆，隨著中裕的二期臨床新藥授權給國際藥廠，第一輪投資人可說是豐收退場，再吸引第二輪投資人接棒。 「對比有些生技廠一掛牌就是五、六十元，中裕這樣的作法，才能讓每個階段的投資人都賺到錢。」羅敏菁說，每個階段進來的投資人，不用撐到新藥做完，都能獲利出場，由下一輪投資人接棒。如此一來，便打破生技產業是投資回收期長的迷思。 而 台灣生技產業一直以來，多數是學術掛帥的教授轉進產業界，這一類生技廠的無形資產價值很高，相對的，創業團隊開口要求的技術股也會非常高，「要求三、五成 的，大有人在，可是，技術是有市場的，不是每個創業團隊都該享有這麼高的技術股比重，只要創業團隊技術股超過一五％，我就不投資。」搞懂遊戲規則後，再來 就要挑，投資哪些類型的生技公司，比較有前景。 攤開生技產業，大致可粗分為新藥、原料藥、學名藥、保健食品、醫療器材、醫療服務等，光分類 名目就把投資人搞得一頭霧水，但國際知名生技創投維梧（ＶＩＶＯ）合夥人孔繁建認為，「其實也沒那麼難，從『市場』開始看起，哪裡有利可圖就往哪裡去。」 新藥看利基，醫材看營收「醫材選小而美，原料藥廠挑有接單的公司，因為有訂單就有營收進來，保健食品有穩定營收的公司，也可以看。」李世仁給了一個簡單的 大原則。 羅敏菁進一步用電子業來作詮釋，「醫材就用電子代工廠的投資法，看每月營收就很好估計接單狀況；原料藥廠則像碩禾、達邁這些材料 廠，是價格的決定者；真正讓大家看不懂的，其實是做新藥的公司。」新藥百百款，羅敏菁認為，台灣較有發展利基的是單株抗體，「二○一六年，全球前十大新藥 都將會是單株抗體，因為它藥效直接、副作用少。」新藥研發廠有機會逆向讓美國替台廠代工。 但面對新藥廠三不五時就有技術突破、專利授權消息，投資人如何判別？「這時，你就必須看買主是否為『大咖』公司，是的話，授權金拿到後，就看新藥商品化上市，新藥廠才能跟著有收入進帳。」李世仁說。 此外，孔繁建也提醒，投資人現在也得把大陸生技廠一起納進來看，因為當美國生技廠不斷在裁員時，大陸生技廠卻不停地把這些人找去，所以他挑選投資標的時，先看他們的大陸布局策略，因為未來的生技產業不再是美國一家獨大，台灣也會有很多機會！ 三大創投教你聰明挑選生技類型 浩理生技管理顧問執行長 李世仁： 醫材首選小而美，有接單優勢的原料藥也可看、保健食品廠從穩健營收找投資機會。 台灣工銀創投協理 羅敏菁： 做新藥公司要挑利基，單株抗體藥是明日之星；醫材公司看營收，能衝量壓低成本者較優。 VIVO創投合夥人 孔繁建： 投資生技並不難，挑對「市場」就有獲利，有大陸布局策略的公司，優先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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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消息，中國消費者協會今日發布消息稱，中消協將監督三星公司做好SM-N9300 Galaxy Note7手機召回工作，消費者退機或者換機時，三星公司不能以手機有損，包裝或附件不全、有損為由拒絕召回。消費者如持有合約機，應享有同等的被召回的權利，且三星公司不應在合約機與話費之間的計費標準上做出不利於消費者的規定。
中消協要求，消費者選擇退機的，三星公司應在合理期間內提供備用機，供消費者正常使用。如遇到缺乏發票等憑證時，三星公司有義務對應自身銷售記錄、後臺激活記錄查詢確定，履行召回義務，不得以此為由拒絕退貨。
中消協提出，消費者選擇換機的，三星公司對其他型號手機的計價應合理，且應在更換時提供全新的三包憑證，對購買憑證做出明確有效的更正。三包有效期自更換之日起重新計算。
消費者在退機或換機過程中，三星公司應為消費者提供數據存儲轉換服務，並做好保密工作。另外，消費者因配合本次召回所產生的產品郵遞費用等運輸必要費用由三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承擔。
中消協同時提出，三星公司應向發生爆炸問題的消費者致歉，並依法賠償消費者損失。
原文如下：
自 2016年10月11日起，三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星公司)召回在中國大陸地區銷售的全部SM-N9300 Galaxy Note 7數字移動電話機，共計190984臺(包含2016年9月14日公告首次召回的1858臺產品)。本次召回事件涉及眾多消費者的人身財產安全，為了切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中國消費者協會將監督三星公司做好召回工作，並提出如下具體要求：
一、消費者退機或者換機，三星公司不能以手機有損，包裝或附件不全、有損為由拒絕召回。
二、消費者如持有的合約機，應享有同等的被召回的權利，且三星公司不應在合約機與話費之間的計費標準上做出不利於消費者的規定。
三、消費者選擇退機的，三星公司應在合理期間內提供備用機，供消費者正常使用。
四、消費者選擇退機時，如缺失發票等憑證，三星公司有義務對應自身銷售記錄，後臺激活記錄查詢確定，履行召回義務，不得以此為由拒絕退貨。
五、消費者選擇換機的，三星公司對其他型號手機的計價應合理，且應在更換時提供全新的三包憑證，對購買憑證(發票等)做出明確有效的更正。三包有效期自更換之日起重新計算。
六、在消費者退機或換機過程中，三星公司應為消費者提供數據存儲轉換服務，並做好保密工作。
七、消費者因配合本次召回所產生的產品郵遞費用由三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承擔。有關郵遞費用，三星公司應明確有利於消費者的適用方式。
八、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營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不符合質量要求的，消費者可以依照國家規定、當事人約定退貨……依照前款規定進行退貨、更換、修理的，經營者應當承擔運輸等必要費用。”因此，本次召回中，三星公司所承擔的應是運輸等必要費用，不應局限於郵遞費用。
九、三星公司應向發生爆炸問題的消費者致歉，並依法賠償消費者損失。
中國消費者協會將密切關註並受理消費者在此次召回中遇到的問題，督促三星公司及時、有效完成召回。
2015年可謂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在國際舞臺上大放光芒的元年。同年3月12日英國申請加入亞投行後，G7國家紛至沓來，亞投行朋友圈不斷擴容，目前G7國家還有美國和日本尚未加入。
近期，人民網發表了“日本是否加入亞投行態度模糊，或為當初誤判尋找借口”為題的文章，稱代表日本政府帶隊來華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日本執政黨自民黨二號人物二階俊博，在5月15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日本應盡早加入亞投行，“應做好心理準備，不能太落後於人”。不過，也有日本官員有不同的表態。
日本媒體《日經新聞》早在2016年4月15日發表的一篇報道中卻曾提及，中方“曾力邀日本加入亞投行作為創始成員國”，並可以獲得一系列“優惠待遇”，包括“在亞投行管理層給予日方一個最高級別副行長的位職，以及一個專門給日本的董事席位”。更有議論講，中方當時為了爭取日本作為創始成員國加入，是“苦口婆心”。
對此，亞投行高層人士近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於接納新的成員，亞投行的態度向來是開放的，“我們對任何國家的態度從來就是不卑不亢，一視同仁，絕對不會懇求，苦口婆心，私下交易或許諾”。
日本對亞投行態度出現微妙變化
盡管二階俊博等人對亞投行的態度積極，但5月16日，日本財務大臣麻省太郎在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講：“日本(對亞投行的立場)完全沒有任何變化。”當天，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又重申了日本仍然持靜觀其變的立場。
日本政府高官對是否加入亞投行一事近期密集釋放出截然不同的說法，似乎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對此事拿捏未定、模棱兩可的狀態。不過有日本資深媒體人表示，部分日本官員表示願意加入亞投行，可能是一種“讀懂空氣”的表現。“讀懂空氣”是日本的一種說法，意為“感應周圍的人，作出相應的行為”。在亞投行受到全球各國高度認可的同時，日本似乎也讀懂了空氣。
其實，早在2015年中，日本媒體對於“日本叫板亞投行”的報道就躍入大眾視野。日媒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在未來5年內投資1000億美元來用於亞洲各國基建投資，規模等同於亞投行的法定資本。
盡管“叫板”似乎有失偏頗，不過作為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開行”)最大的股東，日本擴大亞洲基建投資的想法並非心血來潮。2015年5月3日，麻生太郎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召開的亞開行研討會上表示，日本政府將攜手民間企業擴大亞洲基建投資，計劃建立日本國際協力機構與亞開行的合作框架，在人才、資金等方面進一步做出貢獻，這會為亞洲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對此，日本《讀賣新聞》認為，日本希望利用“高品質”和“信賴度”等優勢，提高存在感，並用相當於亞投行1000億美元資本金的註資，與倡議設立亞投行的中國展開主導權之爭。
對於財政負債不輕、人口老齡化嚴重的日本而言，複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建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推測1000億美元可能主要不是來自於政府財政，而是一般的商業性融資，因為日本民間擁有巨額的金融資產，政府至多可能是提供一定的利息補貼或融資擔保。”
值得註意的是，日本和美國此前都曾表示，亞投行治理結構和透明度是他們最為關註的。日本和美國也沒有排除未來加入亞投行的可能性。
其實，自從建立以來，亞投行始終強調的就是開放、透明和高效。接近亞投行的人士也對媒體表示，股份分配按照域內域外各25%和75%的比例分配，其中域內75%的股份按域內各個國家GDP比例分配。即使日本當初以創始成員國身份參與，也是按這一原則分配股份，這是非常公開透明的。
此外，亞投行的治理結構，其主要包括三層：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理事會為銀行的最高權力機構，並可根據亞投行章程授權董事會和管理層一定的權力。在運行初期，亞投行設非常駐董事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就重大政策進行決策。亞投行還將設立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落實管理層的責任，並根據公開、包容、透明和擇優的程序選聘行長和高層管理人員。
至於亞投行的采購政策，更是向全球開放，無論相關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是否是亞投行成員，均可按亞投行采購政策確立的公開、公平、透明的標準和程序參與投標。這與日本主導的亞行采購只對其成員國的機構開放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人員招聘，也遵循著同樣的原則。
此外，亞投行在項目所屬地的選擇方面也並不存在地域偏袒。亞投行的首批四個項目總計5.09億美元的貸款，涉及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和城市發展等領域。
亞投行項目穩步推進
亞投行在今年1月16日迎來了開業一周年。在此期間，亞投行建立和完善了組織架構，為7個亞洲發展中國家的9個項目提供了17.27億美元貸款，未來更多基建項目落地可期。
亞投行現有57個創始成員國，其中亞洲域內國家占比達到75%。目前亞投行已收到書面申請加入材料的國家有20多個，預計2017年成員國將接近90個。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世界經濟論壇期間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他表示：“亞投行緊緊抓住基礎設施的主題，例如公路、電力等，”他稱，之所以強調電力的重要性，是因為亞洲國家在過去20-30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就，眾多人口脫貧，“因為生活水平提高，對電力需求自然提高。”
例如，亞投行第一個獨立融資的項目就是孟加拉國電力輸送升級和擴容項目。制約這個國家發展的主要瓶頸就是電力，如果能把輸變電的技術提高，等於多造了幾個電廠。
具體而言，亞投行的“配電系統升級改造項目”正是針對孟加拉國電力系統的問題和現狀設計的，項目的一部分就是對達卡變電系統進行改造，減少系統的配電損失，年節電量大約為2190萬千瓦時，相當於每年減少了16400噸的碳排放。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就引進了新的輸變電技術，效果顯著。現在中國電網建設相當發達，因此亞投行也要在成員國推動電力投資。
此外，交通也是關鍵。亞投行去年的項目中還包括一個印尼的棚戶區改造項目，
“這是亞投行和世界銀行合作的項目，覆蓋了好多城市，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環境，改善了交通、供水、供電。”金立群告訴記者。
值得註意的是，這個棚戶區改造項目目前被印尼政府列為印尼棚戶區改造的示範。頭兩期工程和世行合作，改善了這片區域5635人的生活。接下來，亞投行將和世行攜手，在未來五年對印尼東部的154個城市970萬個貧民窟進行同樣的改造工程。
作為一家銀行，亞投行雖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但風險收益也是考量之一。
金立群對記者表示，“一方面，國際機構對主權國家貸款時，借款國家會提供主權擔保，因此風險很小，除非這個國家陷入了巨大的經濟危機。但是我們也會做非主權擔保項目，即私營部門項目，其意義重大，因為私營部門可以創造很多就業，且不需要主權擔保，這使得主權國家的債務得到減輕，但對亞投行來說存在風險。”因此，關鍵在於控制風險。
“未來亞投行也會參與股權投資，效益可能更好。但亞投行不是以盈利為最大目標的機構，只是要以盈利保證機構的財務健康，確保長期融資能力。”金立群稱，私營部門項目最高為18年，特殊情況也可以延至20年;主權擔保項目的最長期限則可以為35年。
其實，這也是國際機構給借款國家提供的重要支持，因為多數國家不具備在國際市場融資的實力，就算錢借到了，成本也很高，一旦融資成本高達8%-10%，未來要怎麽還呢?通過亞投行貸款就可以降低成本，同時我們可以拉長貸款期限，這樣就能降低邊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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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造2025”政策只適用於國內企業，沒有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中國試飛的C919很多關鍵技術都來自海外，中國只是制造了一個空殼?
針對這些外界的疑問，5月24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政策吹風會上，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斌一一進行了回應，並多次強調，“中國制造2025”的所有政策措施是普遍適用於內外資企業的，對於所有企業都是一視同仁的，並不存在限制外商投資的做法。
辛國斌說，無論是“中國制造2025”的制定，還是組織實施過程中，我們始終秉承公開、透明、開放的原則。制定過程中，問計於內外資企業，許多跨國公司也積極做出響應，為“中國制造2025”的制定貢獻了智慧。
他回應稱，在這個戰略組織實施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相關政策措施適用於中國境內所有企業的原則。2017年1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擴大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的通知》，再次公開明確了外商投資企業和內外資企業同等適用“中國制造2025”戰略政策措施。這一戰略實施兩年多來，外商參與了高端制造、綠色制造、智能制造以及設計和創意、工程咨詢、現代物流、檢驗檢測認證等具體項目，應該說也都收到了很好效果。
他還補充說，在擴大雙方合作中，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發達國家有不少技術、設備和產品對我國實行出口禁運和嚴格限制。
對於外資在中國市場競爭當中的問題，辛國斌稱，“中國制造2025”的所有政策措施是普遍適用於內外資企業的，對於所有企業都是一視同仁的，並不存在限制外商投資的做法。關於一些具體的市場份額的表述，實際上很多是一些預測性的，很多是由一些研究機構作出的分析，是一種導向性的指標，它不具有行政約束力，也不是代表政府一定要怎麽樣推進實現這些目標。它更多地是一種預期，而不是真正的市場商業行為。
針對外界媒體、協會發布的一些研究報告提出的擔憂和質疑，辛國斌回應稱，這些質疑和擔憂更多地是對中國的情況不太了解，存在著一些誤解和誤讀。他特別強調高科技產業從來都不是靠保護發展起來的。
他說，高科技產業是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這些領域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投入高、風險大、不確定性強，政府給予一定的引導和扶持是各國的通行做法。但是，技術創新和市場競爭歸根結底要靠企業，政府代替不了，也左右不了。
辛國斌補充道，核心技術是花錢買不來的。既然發達國家對此限制，不讓中國購買，我們就只能自力更生，通過實施重大科技專項、重大工程來攻克這些瓶頸和短板。近期，一些中國企業出於自身戰略考慮，收購兼並了外資企業，這些都是市場行為，也是企業在市場中的自主選擇，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強制要求過，“中國制造2025”也同樣沒有這方面的要求。
不過，在實施過程中，他說，有一些企業在境外也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有一些國家加大了對這些收購、並購的市場行為的審查力度，有一些做法比我們做得還要重、還要多。所以在這方面，希望大家能夠公平公正地看待這個問題。
對於C919核心技術都是國外的問題，工業和信息化部裝備工業司司長李東回應稱，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他提到，當代大型客機是一個高度成熟、高度產業化的產業，全球化、國際化和子系統招標已經成為國際慣例。比如，空中客車實際上是由歐盟多個國家聯合研制的，波音飛機包括導航、發動機等超過50%的配套也是在全球配套。C919作為當代一個非常複雜、先進的飛機，利用全球資源實現突破，是個最佳路線。
其次，C919大型客機作為我國首款完全按照適航標準和主流市場標準研制的單通道幹線飛機，按照“主制造商-供應商”這種當前全球航空普遍采用的模式研制，在總體設計方面，C919飛機的氣動設計、結構設計、系統設計需求均由中國商飛公司提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
李東稱，C919項目，涉及上萬個配套件，同時有數百家企業參與這個重大項目。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把上萬個零部件，包括發動機、配套導航設備，按照科學的規律整合成一個整體，飛上藍天，這里面攻克了飛機發動機一體化設計、電傳飛控系統控制律、主動控制技術等100多項關鍵核心技術，形成了以中國商飛公司為平臺，包括設計研發、總裝制造、客戶服務、適航取證、供應商管理、市場營銷等在內的我國民用飛機研制核心能力。隨著C919首飛成功，以中國商飛為核心，聯合中航工業，輻射全國，面向全球的較為完整的具有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鏈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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