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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G稱新興市場催生越來越多的超級富豪

FT的最新報導顯示，亞洲新興市場強勁的經濟增長催生全球私人財富達到創紀錄的高點——百萬富翁和超級富豪的誕生變得越來越快。

根據BCG提供的數據，在過去的一年中全球私人財富增長7.8%達到135.5萬億美元。家庭財富達到100萬美元的家庭總數達到1380萬，而超過1億美元的「超級富豪」家庭數目則上升到12000。

個人財富的不斷增加意味著在亞洲經濟引擎的幫助下，全球經濟已經逐步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

BCG如此表示。

除日本外的亞洲國家一躍成為發展最快的地區，個人財富較2011年大幅增長17%至28萬億美元，而這個數據預計將在未來五年內接近翻番，達到48萬億美元。

「隨著越來越多百萬富翁和超級富豪的誕生，看上去世界已經把金融危機拋在腦後，」BCG MD兼合夥人 Brent Beardsley說，「雖然可能還會有其他波折，但看起來確實在逐漸恢復——股票市場不斷上漲，新興市場保持增長。」

BCG對2000年以來的報告做了彙總，統計了超過130傢俬人銀行和財富經理提供的數據，還抓取了政府公開信息中的數據。報告稱，那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積累財富的速度比以往更快。

BCG預計截至2017年全球私人財富將會增長至171.2萬億美元，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由除日本以外的亞洲國家貢獻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財富中所佔的比重正在逐漸趕上發達國家。

在排名方面，美國毫無疑問依然是最富有的國家，日本和中國緊隨其後，英國和德國並列第四。卡塔爾則是富豪密度最高的地區，每1000戶家庭就有143戶百萬富翁。

股票市場自去年7月開始的強勁反彈推動發達國家富豪們的財富暴漲，而新興市場富豪的財富積累則得益於強勁的經濟增長。

報告稱，那些新興市場的大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中，2007年僅有中國入圍全球最富有的15個國家；此後，印度同樣躋身中國的行列。BCG預計到2017年，中國將會取代日本排名第二，而印度俄羅斯將會分別位列第九和第十一。

報告統計了財富經理管理的資產規模，結果是較上年增長13%——亞太地區增長驚人，同比增長23%，緊接著是拉丁美洲，達到18%。

有意思的是BCG對於離岸財富的統計，報告顯示全球離岸財富在2012年同比增長6.1%達到8.5萬億美元——中國人熟知的瑞士毫無懸念地登頂最佳目的地。

BCG：商業醫保風口來臨 報銷型醫療保險或“逆襲”

BCG近日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消費者對報銷型醫療保險的興趣與日俱增，這為渴望在中國拓展業務的本土及海外商業醫療保險企業開啟了全新的市場機遇。當商業保險在龐大的中國市場中站穩腳跟後，生態系統中的其它參與者，包括私立醫院，亦將緊跟這一步伐。

中國商業醫療保險市場自2010年以來飛速增長，年均增幅高達近36%，截至2015年，市場規模已達到2,410億元人民幣(367億美元)。重大疾病保險(人壽保險公司銷售的損失補償型產品)占據市場主導地位。重大疾病保險的常見模式為：當投保人被診斷為事先約定的一系列疾病中的任何一種時，將會獲得一筆一次性的補償款。此類保險通常是壽險的附加產品，易於設計和銷售，因而備受青睞。然而，重大疾病保險的覆蓋範圍十分狹窄，僅包含預先定義的少數幾種病癥，如特定種類的癌癥等。其結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投保人需要接受長期治療，此類保險無法為之提供持續的費用補償。想要獲得此類保障，消費者必須購買更純粹的報銷型醫療保險，無論被診斷為哪種疾病，均可獲得相應的保障與賠付。

中國報銷型商業保險的市場規模還很小。盡管中國各大壽險公司紛紛推出重大疾病保險，但提供報銷型醫療保險的為數甚少。毋庸置疑，中國壽險市場的盈利性遠遠勝過醫療保險市場。每售出1元商業醫療保險(包括重大疾病保險和報銷型醫療保險)，就能售出超過5元的人壽保險。

報銷型醫療保險市場在中國發展不足的原因有許多。例如，中國消費者對此類產品的裨益缺乏認知，保險公司缺少強大的消費者銷售渠道。此外，由於報銷型醫療保險的覆蓋十分有限，銷售此類保險的保險公司很難和醫院以及其它或許能提供有關患者和治療結果數據的機構達成緊密合作。這讓商業保險公司無法很好地設計產品並為之定價，以及進行賠付管理。這一局面所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報銷型醫療保險的賠付率極高且難以預測。在中國，只做報銷型產品的醫療保險企業幾乎很少能盈利，導致了保險公司沒有動力進一步開發報銷型產品，以及在這一領域內繼續投資。

想在方興未艾的中國報銷型醫療保險市場上占得先機，保險公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吸引潛在的富裕階層和中產階層客戶來購買他們的產品，以及在產品運營過程中實現盈利。BCG認為，商業保險公司必須培養或強化六大關鍵能力，分別是高級客戶細分、差異化主張和產品設計、渠道開發和拓展、高效理賠和運營管理、構建醫院和醫療保健服務商網絡、以及健康管理。

BCG：2020年公司銀行業務占比降至50%以下 投行、交易銀行和互聯網金融模式成轉型方向

11月17日，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發布報告的《完美公司銀行2020:危中有機、轉型發展》認為，公司銀行未來仍將是中國銀行業的基石，到2020年貢獻銀行業收入46%，需要打造差異化的業務模式，並主動建立轉型的八大能力。

公司銀行粗放增長的時代一去不複返

BCG報告指出，公司銀行業務是傳統銀行業務中的基石，其資產、收入、利潤貢獻達到行業一半。預計銀行業總體收入將從2015年的4.7萬億元上升至2020年的7.7萬億元，公司銀行業務收入占比將從2015年的47%微降至2020年的46%;絕對值將從2015年的2.2萬億元上升至2020年的3.5萬億元。

BCG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何大勇表示：“公司銀行粗放增長的黃金時代將一去不複返，面對宏觀經濟承壓、不良持續暴露、客戶需求分化、金融科技沖擊這一系列複雜的因素，公司銀行的寒冬很快就要來臨。如何在寒冬中積極調整，通過存量資產的管理、盤活，增量業務的探索、創新，為寒冬之後的複蘇做好準備，將是未來幾年公司銀行轉型的主題。”

何大勇還表示，塑造公司銀行轉型四大因素，包括轉型中的宏觀經濟新常態、嚴峻的金融市場、分化的公司客戶需求、強勁的科技創新機遇。公司銀行要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建立差異化的業務模式，打造轉型八大能力。

轉型三大方向：八項基礎能力必備

BCG認為，結合當前市場和監管環境，交易冠軍型、投行服務型和互聯網金融模式是各大銀行發力轉型的三大重點方向。”何大勇表示。

上述報告還指出，交易銀行和投資銀行將成為新的利潤增長點。

對於交易冠軍型的興起，何大勇解釋道，很多企業在服務傳統信貸型的時候，積累了大量中型企業、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的客戶，利用原有的客戶開展交易銀行的業務，拓展服務範圍，從而具有綜合化端到端的服務能力。

所謂交易冠軍型銀行，是在提供信貸支持基礎上，銀行相當一部分收入是來自於現金管理，來自於供應鏈融資，來自於國際計算，提供支付、結算、現金管理、貿易融資等服務。

何大勇表示，這種模式的好處在於，在經濟下行期和經濟波動期的時候，交易冠軍型的銀行業務受到的波動影響很低，所以它的收入是比較平穩的，風險是相對比較低的，另外對經濟周期不敏感。

對此，BCG報告建議，要打造交易冠軍型銀行有賴於四大方面能力建設，即建立跨區域的網絡覆蓋模式、打造卓越的產品能力、前端以數字化產品和服務提升客戶體驗、在中後臺構建規模化的IT系統和基礎設施。

另一種重要的業務模式是投行服務型，主要業務為投資銀行、資產市場、資產管理業務，滿足大型企業的直接融資需求。

對於投行服務型業務，上述報告還分析指出，結合國內外經驗來看，國內投行業務正呈現市場空間大、輕資本占用、高利潤回報的特點，有巨大戰略價值。比如傳統信貸業務的平均收益受到利率市場化、基準利率下行等宏觀環境的影響處於下行階段，投行業務特別是股權類業務可以幫助銀行拓展另類資產，提升自身的利潤回報。

在何大勇看來，“更多的是在客戶群上的上移和下移，往上移就是投行服務型，往下移就是互聯網金融型。”所謂互聯網金融型主要通過線上渠道、自助流程實現服務的交付。

BCG報告還指出，全球各領先銀行對交易銀行業務的發展日趨重視，成為一大戰略轉型重點。從客戶關系來看，交易銀行有助於銀行與公司客戶建立強黏性客戶關系，為交叉銷售打下基礎。從風險收益來看，交易銀行擁有結構性優勢，經濟周期性適中，資本金需求較低，還可以為銀行貢獻低成本的資金和流動性。

“不管選擇哪一種業務模式，八大基礎能力都是必備的。”何大勇表示，銀行可以業務模式上有差異化，但是一些基礎能力是共同的，是必須都要具備的

這八大基礎能力具體包括：高效的資源配置與組合管理、行業專業化和新金融解決方案、差異化的客戶覆蓋模式、富有彈性的信貸管理能力、基於價值的定價、多層次數字化創新能力、卓越的運營和IT能力、有紀律的變革管理。

BCG董事經理陳本強表示：“下一個五年，差異化的客戶定位、整合的服務能力、多元的業務種類、精細化的管控、快速的市場反應和高效的變革將造就2020公司銀行的領跑者。”

專訪BCG大中華區總經理：中國降杠桿需匹配實體經濟轉型

2017年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也是去產能的攻堅之年。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我國GDP目標增速為6.5%左右，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的結果，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去產能、去杠桿。

在目標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怎樣實現更有質量的增長?如何更多地用市場化而不是行政化的手段去產能?如何解決企業尤其是國企的高負債問題?國企改革等關鍵領域的改革如何突破?在博鰲論壇期間，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了波士頓咨詢公司(BCG)大中華區總經理廖天舒。

第一財經：如何更多地用市場化而不是行政化的手段去產能?去產能的員工安置問題如何處理?

廖天舒：關鍵要看過剩產能產生的原因。過剩產能的產生本身很大原因是行政因素而非市場因素決定的，比如國有企業為主的行業結構，尤其在煤炭、鋼鐵等過剩產能重災區，地方政府保增長、保就業的目標導向，當然也有部分市場因素，比如需求下降、技術進步、金融危機沖擊等，但如果沒有以上行政因素，不會形成長期產能累積。

既然過剩產能很大程度上是由行政幹預導致的，那麽解決過剩產能也必須重點在如何減少行政幹預上作文章，例如調整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標，減少政府行政幹預，推進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同時輔以市場化的手段。

本次去產能的員工安置問題整體可控，未來2年內主要去產能行業需要安置人數約為200-350萬。全國已經構建起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能夠兼顧短期社會穩定和長期經濟轉型的舉措是最佳的員工安置方式，比如內退買斷、創造公共服務、培訓分流、轉型升級創造新機會以及建立人才培養長效機制等。

第一財經：企業尤其是國企的高負債問題引發市場擔憂，國企的剛性兌付神話也被打破，您對此怎麽看?如何去杠桿?

廖天舒：目前中國整體杠桿率較高，從債務主體來看，國有企業的杠桿率不斷攀升，成為 “高杠桿”的主體，主要集中在非金融業。國企高負債的原因在於近年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寬松的貨幣政策、2008年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以及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等宏觀政策措施，都使大型國企和地方政府成為主要的受益者。

實體經濟不振是各類風險的根本原因。中國應通過降低杠桿的手段聚焦解決信貸風險，從而化解債務危機，優化信貸資源分配，使實體經濟重新煥發活力。中國降杠桿一定要匹配實體經濟的轉型，金融杠桿一定要加到先進生產力上。

去杠桿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在企業、銀行、政府三方之間合理分配成本，追求在三方損失均可承受的前提下，合理平穩的清理僵屍企業。落後產能的企業部門“去產能”與“去杠桿”需要雙管齊下，大力度開展僵屍企業的破產清算、兼並重組，以消滅過剩產能和與之依附的債務，客觀推動去杠桿。在非金融企業去杠桿時，出現的損失需要在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之間合理分配，財政政策要發揮底線救助的功能。

第一財經：中國今年要加強國企等關鍵領域的改革，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突破口，您對此有何期待?

廖天舒：中國國企改革歷經三十多年，取得了不菲的成績。然而，問題與成績並存。眾多行業的行政壟斷仍然存在，國有企業的現代化企業制度並沒有真正建立，公司治理機制中各方關系沒有完全理順。發展混合所有制應首先應對國有企業進行系統化“分類管理”。

BCG根據“國資目標”和“行業本質”兩個戰略維度，將國有企業劃分為三大類別：保障類行業、戰略類行業和競爭類行業。保障類領域應維持國有資本的絕對控股，而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重點領域應在戰略類和競爭類。特別是戰略類領域要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競爭類領域實現國有資本的參股或退出。同時，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要循序漸進，並完善相應市場和法制機制。

為建立高效的國企治理機制，長期來看需分離國資委監管和出資人職能，短期來看需設立國資管理平臺。在管理模式上，政府管平臺，平臺管企業都應以董事會建設為核心，保證董事會獨立、專業、高效。在人事管理上，“黨管幹部到平臺，企業聘用經理人”，並建立長效激勵機制。同時要完善公司治理的外部環境，如平等對待所有股東，加強外部監督和信息披露，保護其他利益相關者。

第一財經：中國今年的目標增速將有所放緩，您認為中國如何實現更有質量的增長?

廖天舒：關註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應過於關註短期增速本身，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的質量，以及十三五規劃中所預期實現的改革目標的實施和進展情況。政府提出持續推進供給側改革、創新驅動、新型城鎮化、去杠桿防範金融風險等，關註點從過去的經濟增量、速度轉移到質量、結構上來。

實現有質量的增長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對現有存量的結構調整、資源整合，淘汰落後產能，避免低質量的增長;二是在已有基礎上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中國制造業2025、制造業升級、一帶一路、“互聯網+”模式等。

當然，平衡存量調整和尋找新的增長動力是很有挑戰的，實現穩健的、有質量的經濟增長任務艱巨。而同時我們也很高興看到政府在兩會中已明確新的一年任務及未來發展藍圖。我們認為要實現有質量的增長背後需要大量的能力建設，包括技術的升級、人才的培養、管理能力的建設、全行業基礎設施的提升等等。

第一財經：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快速增長，但是成功的案例並不是很多。您認為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中應註意哪些問題，如何更好地參與國際競爭?

廖天舒：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一帶一路”建設合作推進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進入發展快車道，中國資本輸出將成“新常態”。在此大背景下，中國企業必須思考為何要進行國際化及如何實現國際化。我們發現很多企業家有非常強烈的走出去的沖勁和願景，但並沒有思考清楚為什麽走出去。 不同的目的、定位會決定走出去的目標市場選擇，以及對企業自身的能力的要求。

目前中國企業很多缺乏跨國管理的經驗，突出表現在：一沒有全球化的組織架構;二缺乏跨國資源整合能力;三不具備全球化思維模式。此外，品牌價值是一個企業綜合實力的體現。如何讓自己的品牌得到海外消費者的認可，是幾乎所有中國企業必須跨越的障礙。

為更好地參與國際競爭，企業管理層需擁有全球性眼光視角，同時要註意企業人才國際化。

企業人才國際化水平低是中國企業出海主要制約因素。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需要7.5萬名具備國際經驗的經理人，而目前中國僅具備5000名此類人才。也要重視當地員工的招募和培育。企業還需對當地法律法規有足夠的了解，對當地市場風險、政治風險有足夠的了解、認知並具備防範風險的能力。必須深入地了解東道國當地的文化，並以尊重、包容的態度融入當地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制定並實施有效的國際化戰略。

BCG：未來電商發展看哪里？當然是中國！

未來購物會變成什麽樣?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世界知名咨詢公司波士頓咨詢(BCG)認為，應該把目光投向中國。一是因為中國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巨大：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消費者在線購物指出高達7500億美元，超過美國和英國的總和;二是和西方市場相比，中國的電子商務市場、技術平臺以及在線購物行為要先進得多。

BCG認為，中國電子商務市場為未來購物的發展方向為全球企業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洞見。目前中國電子商務市場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特征：

1. 2010年至2015年，眾多電子商務市場呈現爆發式增長，將西方市場遠遠甩在身後。

2. 中國電子商務市場的另一個特征是移動性。許多消費者甚至直接跳過了PC時代，直接進入智能手機時代。據行業預測，到2020年，手機購物將占到中國總電子商務活動的74%，而美國僅占46%。

並且，中國電子商務的發展腳步並沒有放緩：未來5年，預計其仍將以20%的年增速高速發展——這個速度是美國和英國的兩倍。而這種高速發展背後的推動力並不僅僅來自於個人支出的增加，還來自於數百萬甚至數千萬來自於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新消費者的湧入。

3. BCG發現，中國的電子商務生態系統高度融合，無縫平臺令購物行為十分便捷且充滿樂趣。中國消費者很少訪問公司或品牌官網進行購物，而是傾向於通過淘寶、微信等在線平臺進行購物。這些應用已經發展成為全功能的“超級應用”，用戶可以在利用它們轉賬、訂外賣、打車、預約醫生、支付賬單、買電影票等。在西方國家，消費者要完成這些動作，需要下載不同的應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