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我國公有制資產近300萬億 占經濟主體地位

社科院：我國公有制資產近300萬億 占經濟主體地位

一財網 章軻 2015-12-25 10:15:00

我國社會總資產規模達518.13萬億元(不含耕地以外的未開發利用的資源性資產)，其中公有制資產288.99萬億元，占比達到55.78%。

社科院：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縮小 農民來錢速度更快

社科院：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縮小 農民來錢速度更快

一財網 章軻 2015-12-24 15:17:00

中國社會科學院24日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我國各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逐漸縮小，居民收入繼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續快於城鎮居民。

社科院課題組：一線和少量二線城市面臨補庫存難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課題組5日發布的研究成果認為，一線城市和少量二線城市面臨補庫存難題，大多數二三四線城市則需要大力去庫存。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聯合在京發布《房地產藍皮書：中國房地產發展報告No.13(2016)》。藍皮書稱，房地產庫存水平依然較高，但增速明顯下降，商辦物業的庫存比住宅更為嚴峻。房屋新開工面積全線下降，施工面積小幅增加，仍處於庫存去化期。

“近年來，房地產庫存高企一直是社會各界高度關註的話題。”藍皮書說，2015年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再創歷史新高，如果再考慮同期繼續增長的房屋施工面積，短期內全國房地產市場存在嚴重的供給過剩。

藍皮書說，與此同時，房地產市場還存在嚴重的結構失衡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城市分化嚴重，導致區域性結構失衡，其中一線城市和少量二線城市庫存迅速下降，而大多數二三四線城市則需要大力去庫存;

第二，物業表現各異，導致各類型結構失衡，住宅庫存相對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等非住宅庫存受宏觀經濟和產業影響較小，市場表現較好;

第三，貧富差距拉大，導致需求側結構失衡，其中城市非流動人口總體解決了住房困難，而大部分流動人口的住房問題難以有效解決。

“房地產結構失衡困境進一步加大了商品房去庫存的難度，增加了經濟放緩壓力和金融系統風險。”藍皮書分析說，在當前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大的背景下，受庫存壓力影響，全國房地產投資增幅持續放緩和快速下滑，創1998年以來的最低值，加上房地產投資的低迷影響到其上下遊相關產業投資，這已經嚴重影響了短期經濟增長。

藍皮書說，始於2011年的商品房庫存大幅增加，導致市場空置嚴重和供需失衡，表明房地產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能力和運行效率很低，其自身無法形成良好的內生循環機制和缺乏可持續發展動力。

藍皮書說，房地產業屬於資金密集型行業，目前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商業銀行貸款，當商品房長期處於高庫存狀態時，房地產企業將容易陷入開發經營困境和資金鏈斷裂情況，導致爛尾樓或發生企業負責人跑路現象，最終將加大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房屋新開工面積全線下降，施工面積小幅增加，仍處於庫存去化期。攝影/章軻

社科院課題組：深圳房價暴漲緣於政策刺激和信貸寬松

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課題組5日發布的研究成果認為，本輪房價過快上漲加大了居民購房壓力，進一步透支城市居民未來消費能力，不利於房地產市場的穩健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聯合在京發布《房地產藍皮書：中國房地產發展報告No.13(2016)》。藍皮書稱，在諸多利好政策接連不斷的刺激下，2015年全國房地產市場反彈跡象明顯，但城市分化嚴重，個別城市房價上漲幅度遠超其他城市，導致局部市場價格泡沫顯著和風險概率增大，不利於房地產市場穩健發展。

藍皮書以深圳為例說，其房價上漲雖然可以找到一些基本面支撐，例如自住需求、產業支撐、居民收入高等依據，但深究其上漲過程可以發現，深圳房價上漲過快離不開政策刺激和寬松的住房金融支持。

截至2015年底，深圳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為7420億元，同比增長40%，比北京、上海分別高出1200多億元和1300多億元，而這些住房貸款對應的住房(含保障性住房)總數均未超過京、滬的20%。這表明過於寬松的信貸環境為深圳房價快速上漲提供了重要支撐。

課題組認為，個別城市房地產市場價格快速上漲將引發一系列問題：

第一，本輪房價過快上漲加大了居民購房壓力，不利於穩定住房消費，既無助於解決住房剛性需求難題，也難以有效滿足住房改善需求，進一步透支了城市居民的未來消費能力，成為國內內需擴大的巨大阻礙;

第二，本輪房價過快上漲的背後是投資、投機性住房需求有所擡頭，在住房交易市場中既有傳統的寬松信貸支持，也有新興的互聯網金融產品推動，例如依托P2P平臺的“首付貸”和房地產項目眾籌，這些做法使房地產投資過度杠桿化，加大了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

第三，本輪房價過快上漲在局部市場會形成房價上漲預期，容易讓社會各界錯誤認為“房價只漲不跌”而忽視了潛在的房價波動風險，不利於改變長期以來各種資源向房地產業集聚的態勢，加大了地方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難度。

藍皮書還對深圳新地鐵開通後的房價趨勢進行了分析判斷，認為深圳新地鐵開通、大型公建項目選址帶動片區價格上行，有望助推部分存量豪宅價格補漲。

藍皮書說，2016年深圳軌道交通將開通7、9、11號線，其中7、9號線連接西麗、上沙、梅林等居住區和華強北、車公廟等商業辦公區，可有效加強原特區內部組團間聯系。11號線連接福田中心區、南山、前海、機場、福永、沙井、松崗等片區，是城市核心區與西部濱海區的組團快線，同時兼有機場快線功能，可加強原特區內、外組團間聯系。深圳“兩中心一館”確定選址空港新城，結合寶安良好產業鏈，將促進空港新城發展以金融、會展、物流等為主的現代服務業，帶動西部片區發展。

“三條地鐵線路的開通及‘兩中心一館’選址，將帶動地鐵沿線和寶安西部片區房地產價格上行。”課題組表示，深圳作為全國經濟中心城市之一，高端客戶眾多，豪宅購買力強。2015年，隨著招商雙璽、華潤悅府、深圳灣一號等具有稀缺景觀品質的高端產品入市，新建豪宅稀缺品質優勢得到體現，價格直達高位。但同時，一些存量豪宅雖有景觀、區位、配套等性價比優勢，但價格優勢尚未與時俱進地體現，甚至在周邊普通商品住宅價格普漲下，部分存量豪宅價格已初現“低窪”，其補漲壓力或有待釋放。

本輪房價過快上漲的背後是投資、投機性住房需求有所擡頭。攝影/章軻

社科院：TPP不能成為亞太地區貿易規則“樣板”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5月4日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TPP對中國的中短期影響有限，但無論中國是否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都可能會受到TPP非傳統議題的影響。

該研究成果認為，TPP不能成為亞太地區貿易規則的“樣板”，中國應加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談判進程，謹防被邊緣化。

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在此間召開的《亞太藍皮書：亞太地區發展報告(2016)》發布會上對記者表示，從貨物貿易角度看，TPP對中國的中短期影響比較有限，但是TPP對不同行業的影響差異較大，對特定產業部門的影響仍比較顯著。TPP的競爭力更多地體現在規則方面。

李向陽說，無論中國是否加入TPP，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都可能會受到TPP非傳統議題的影響。

他分析說，TPP的相關服務貿易條款和投資條款將會對中國的服務業和對外投資等產生深刻影響。從中美BIT負面清單交換情況看，目前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壓力仍然較大，而未來包括金融、電信、專業服務等服務貿易領域面臨的沖擊不可忽視。 此外，TPP代表的知識產權條款對中國的潛在沖擊將比較顯著。分析顯示，中國的制藥行業可能會遭受較大沖擊;目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相關法律的立法和執行仍有改善的空間;包括美國在內的TPP國家高科技企業，利用其先進技術在全球進行技術專利註冊，如果按照嚴格的專利保護，將嚴重影響中國在外觀、設計、工藝等領域的技術模仿和引進。

李向陽認為，TPP推動的競爭政策和國有企業條款等約束性條款，將使得在TPP國家投資的中國國有企業面臨著更為嚴格的國際經營環境，強調公平競爭的國有企業條款有可能會在短期內削弱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中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中資企業將受到因TPP而變得更加嚴格的環境法和勞工法約束。

藍皮書說，TPP所設置的相關非傳統議題中，既有專門針對新興國際合作領域的具體規則，也有針對各國“邊境後”政策的具體議題(知識產權、勞工、環境、國有企業、競爭政策等)，還有涉及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議題。這些議題本身反映了世界各國在諸多新領域試圖形成統一規則的訴求，符合全球化的未來發展方向，其部分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進步性。

“但由於美國是TPP談判的主要推動者，其談判能力、規則制定能力明顯高於其他談判國，因此最終TPP非傳統議題相關條款具有鮮明的美式價值體系特征。”李向陽說，美國推進TPP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其地緣利益和經濟利益，這決定了其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從建立一套亞太地區普遍可適用的規則出發推進TPP談判。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激烈博弈下，各個議題的具體條款最終只會是各方利益妥協的結果，遠遠不能成為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相關貿易規則的“樣板”。

藍皮書說，TPP談判並沒有包括中國，RCEP談判也沒有包含美國，這對亞太經貿區域整合是不利的。TPP談判的順利展開給RCEP帶來很大壓力，特別對中國，其有可能會考慮在談判中加強與東盟的聯系，以加速談判進程，防止被邊緣化。

李向陽對記者表示，RCEP談判進程的快速推進不但有利於消除TPP協議達成後貿易轉移對中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促進中國和相關國家的貿易投資合作，也有利於鞏固中國和東盟的經貿關系和睦鄰友好，加速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對中國來說，RCEP組建符合中國實施的‘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政策，RCEP不但將顯著改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還將使得中國在區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和引領作用更為突出，為構建更穩定、互利、合作的國際經濟關系奠定堅實的基礎。”李向陽說。

社科院稱特朗普當選可能有助中國周邊安全局勢改善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最新研究成果認為，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應可繼續相對穩定低速地增長，發生衰退的可能性較小。

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在京發布《美國藍皮書：美國研究報告(2016)》。

藍皮書稱，在政策方面，目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決策面臨著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維持經濟和就業增長與抑制通貨膨脹過快上升之間的權衡變得更為困難。

藍皮書認為，2016年利率保持在上升通道的方向基本確定，但增長的脆弱性對貨幣政策調整的節奏把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從而給2016年美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相當的政策風險。這也是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最大的不確定性。

在消費支出方面，消費支出2016年的增長面臨許多因素的影響，最終情況要看這些因素的具體變化。不出現意外的情況下，其增長態勢可能與2015年的情況較為類似。

在工業生產方面，美國工業生產尤其是制造業生產是否能在2016年穩步增長仍具有不確定性。而這與2015年下半年企業利潤減少的情況結合，可能對企業投資增長形成障礙。

藍皮書說，從美國官方和主要國際機構的預測來看，2016年的美國經濟將保持增長。IMF預測認為美國經濟2016年增長率為2.4%。核心通貨膨脹率繼續保持低位，原因是進口價格仍將偏低。2016年的失業率將持續2015年的改善趨勢，可能在下半年降到4.8%以下。住宅產業應該能維持增長態勢，住宅價格有望保持上漲。貿易加權美元2016年可能在上年基礎上繼續升值，美國的貿易赤字可能繼續惡化。

藍皮書稱，近期的聯邦財政政策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支出都是擴張性的，將對經濟增長提供一定的刺激。綜合來看，在依然寬松的金融條件以及不斷加強的住房和勞動力市場支持下，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應可繼續相對穩定低速地增長，發生衰退的可能性較小。

“美國總統選舉撲朔迷離，分立府會最具可能。”藍皮書說，2016年大選因其對美國未來四年內外政策走向的風向標意義而備受關註。作為後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產生新總統的大選，兩黨各自黨內都出現了“反建制派”浪潮，並湧現出了“反建制派”參選人。

藍皮書分析，作為一次開放式的總統選舉，2016年大選肯定是一場頗為激烈的選戰，其結果難以預估。但在國會參議院維持多數存在一定壓力的判斷，未來的府會關系將以分立府會最具可能性，即便民主黨維持了對白宮的控制，也肯定會遭遇共和黨主導的國會的制衡。

藍皮書說，美國大選後中美關系開局可能“走得更低”，任何一黨的新總統上臺都較為可能出現在對華政策上示強的局面。分析顯示，在2016年大選的兩黨陣營中都存在對華持負面立場的參選人。作為亞太戰略的始作俑者之一，希拉里在中國事務上素來強硬，且多次操作人權事務，其上任後勢必繞開以往新任總統的所謂“學習曲線”，立即著手強化亞太戰略，就南海、網絡等議題對中國施壓。

反觀共和黨陣營，特朗普的外交立場對中美關系的確存在頗多不確定性。一方面，特朗普曾多次毫無依據地公開抨擊中國。另一方面，不同於傳統共和黨人，特朗普不主張在亞太地區保持強勢存在、不主張為保護日韓等盟友安全進行資源投入、不主張介入釣魚島爭端等一系列立場，也可能將有助於中國周邊安全局勢的改善。

藍皮書說，這樣看來，任何一黨的新總統上臺都較為可能出現在對華政策上示強的局面。在總統政治周期意義上預估，中美關系可能會延續所謂“低開高走”的傳統走勢，甚至此次開局可能會“走得更低”。

社科院蔡昉：農民增收近八成為何不來自農業？

6月4日，在2016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稱，2015年山東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6.3萬億元，按當年平均匯率計算人均超過1萬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大概兩到三年之後，就會達到一萬兩千美元，這是當前世界銀行所定義的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和高收入發展階段的門檻。在全國經濟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全國要到2022年才會達到這一門檻。也就意味著，山東很顯然會在“十三五”完成之前，就可以領先於全國跨過這一門檻。

他說，實體經濟越是走向高端，城鄉越是形成中等收入群體占主體的一種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金融發展和財富管理的需求也就越強烈，也就越會以"會當淩絕頂"的姿態得到率先的發展。財富需要土地、勞動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以及創新這一財富湧流的終極源泉。

蔡昉認為，中國農業發展出現問題的根源在於農業生產方式，在於土地規模太小。目前國內的農戶平均農地規模是0.6—0.7公頃，只相當於世界銀行所定義的小土地所有者(農場規模低於兩公頃)1/3的水平。

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農業超小規模的現實讓彼此間的差距更大。他舉例說，日本和印度都是以小規模土地為特征，但是中國只相當於他們土地經營規模的一半;跟美國大農場相比，只相當於其平均規模的0.4%;跟非洲國家大體上平均水平比，相當於其1/4—1/5;跟拉美國家相比，大概相當於1/10。而且土地規模不僅小，而且細碎，地塊又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面對當前勞動力大規模向外轉移，中國農業經歷向機械化邁進的過程，機器在逐漸替代勞動。蔡昉說，在替代勞動的過程中，很快會到達一定的階段，非常狹小的經營規模就會制約投入的回報，遭遇資本報酬遞減。

以農業中的投資回報率為例，蔡昉提到，最近做過計量的研究，通過2007年到2013年的平均水平和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1984年的平均水平進行比較，發現糧食中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也可以看成資本的投資回報。

其中，粳稻下降了35%，這說明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是大幅度提高的，但是回報率在下降。玉米下降了34%，小麥下降了24%。最近以來，這個下降的趨勢更明顯了，也就意味著，到了這個發展階段，不能擴大經營規模，投入雖然是好事，但是投入之後沒有效益，導致的結果就是農民要增加收入，和農業本身無關，和農業經營本身無關。

蔡昉說，從全國的情況看，大約農民2/3的收入是和農業沒有關系的。在增收的成分中，每年的增量中大概78.5%是和農業無關的，是非農產業的工資性收入的。這就得出結論，農業要強就要采用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而沒有規模經營就沒有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這都對金融服務提高了要求。

他透露，目前參加的全國人大立法工作，正在積極推動農村金融法的制定，將會根據這個法律的推進結果，於法有據的推動農村金融的改革。

在勞動力這一要素，蔡昉說，傳統概念下普通勞動力的供給，2004年進入劉易斯轉折點，出現了勞動力短缺。雖說數量不足要用質量來代替，但是當勞動力總量不增長的時候，也就是說每年沒有很強的新增勞動力群體的時候，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會放慢，新增的人力資本總量也會減少。這是由於新增的勞動力比存量的勞動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

他舉例說，大概做了一個測算，2011年—2020年期間，每年新增的人力資本總量是以每年1%的速度遞減，而不是遞增。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教育和培訓更大的發展和改革，人力資本是不可能支撐經濟發展的，也是不會支撐經濟結構的轉變的。

對於機器人，蔡昉進行高度評價，認為它改寫了經濟學中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就是資本報酬遞減，有了機器人或許就沒有資本報酬遞減。它對人的替代可能會發生得非常快，超乎我們的預料。

他說，過去經濟學家將機器人歸為資本一類，而非勞動一類。因為它只是人的簡單延伸。但是新一代機器人有了新的特點，也就是說它有更高的智能，可以把體力、智能甚至認知能力，在某些領域甚至非認知能力都融合到一起。因此在這里把它歸為勞動這種要素，也是為了特別強調必須高度關註機器人的發展。

在創新方面，蔡昉稱，創新是財富湧流的終極源泉，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面臨生產動能的轉換，也就是說面對過去人口紅利的收獲期，進入到現在的後人口紅利發展期，相應人口紅利動能一定要從要素投入驅動，向全要素生產力的驅動轉變。

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全要素生產率如何提高?

蔡昉提到，因為過去有一個概念，大家認為創新是用新的技術，政府也就習慣於大手筆給企業補貼，甚至越俎代庖幫助企業選擇什麽樣的新技術、新行業，但是這樣往往帶來政府鼓勵的產業變成了產能過剩的行業，政府覺得無能為力、使不上勁。

他說，其實創新分兩個層次，在企業層面，也就是微觀層面，歸根結底是按照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選擇最有競爭力的技術和最有競爭力的生產方式，這部分是企業的產業行為，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在市場的選擇機制方面，要保持充分競爭的市場，允許進入，也允許退出。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生產率提高的一半，來自於企業的進入和退出，即“創造性的破壞”。對政府來說，真正要做的就是維護好這種“創造性破壞”的機制。

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全球經濟進入長期停滯期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揚18日在京表示，全球經濟進入長期停滯時期，未來十年可能都處於這種狀態。

在出席當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十周年慶典活動”時，李揚作了題為《全球經濟進入長期停滯》的演講。

“衰退還在繼續。從2007年算起衰退已經有了8年時間。”李揚引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嘉德的說法，認為目前的全球經濟是“弱複蘇”。複蘇非常疲弱，起起落落還是起不來，既然是弱複蘇當然就是低增長。

李揚說，其次是“通貨緊縮”和“高失業”。他說，“高失業”並不是說傳統意義的失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提高，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結構上，“失業人口的結構是很令人擔憂的，特別是其中的青年人的失業非常嚴重。”

李揚說，另一個是“高負債”，這次危機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債務危機，如何處置債務是目前非常頭疼的，基本上沒有任何頭緒。

導致全球經濟複蘇如此之艱難，而且還看不到前景的原因到底有哪些?李揚分析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技術進步緩慢。全球經濟特別是其長周期是靠技術進步來驅使的，而技術進步目前還沒有達到能夠把全球經濟從深度危機中拉出來的程度。全世界都在等著一次科技革命，各國都把最優先的政策放在創新上。

第二個因素是人口結構惡化。人口結構惡化其實是在發達經濟體中早已存在了，如今開始向中國這樣的國家蔓延。當前歐洲移民問題背後更深的原因實際上是人口結構惡化的問題，中國也加入了人口結構惡化的隊伍，其他很多國家像東南亞國家基本上都是這個狀態。

第三個因素是真實利率水平。背後反應的是投資率下降，沒有有利可投的投資。“沒人願意投資，因為現在沒有有利可圖的項目讓大家去投資，沒有投資哪有增長?沒有投資哪有結構變化?所有這些問題都在這里反應出來。”

第四個因素是宏觀經濟。經濟這種狀態應當說很長很長時間沒有遇到過，於是政策就難以出臺，貨幣政策是被大家反反複複使用，而且是被過度使用了，到今天政策不是邊際效應遞減而是基本失靈了。

李揚說，目前已經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利率困局”。“有好事者說是5000年，因為自有銀行以來沒有負利率，長期負利率怎麽運行?”他說，當然目前的這種負利率還是在中央銀行和它的客戶，不影響普通百姓，但已經開始向普通百姓蔓延。

“另一個問題是實體經濟，而且是很重要的問題，全球勞動生產率增長下降。生產率下降，利率水平就沒法上升。”李揚在演講中呼籲各國特別是主要國家要持續合作，合作的第一點就是要認識到面臨著百年不遇的經濟周期，“雖然程序化有所倒退但是金融程序化依然在升華，金融政策的外效應非常強，所以不能采取任何以鄰為壑的政策，維護全球匯率的穩定。

李揚說，目前經濟的情況看起來是比較灰暗的，但其實是人類發展到今天進入了一個非常大的調整時期，這個調整不止是經濟調整、金融調整，甚至是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都在調整，“在這樣一個大調整的過程中，中國獲得了歷史性的機遇。”李揚認為，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同時冷靜應對變局，因為變局還會接連不斷地發生。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胡濱：呼籲允許互聯網金融機構接入央行征信系統

作為互聯網金融行業發展最快、最為活躍的業態，P2P網貸始終處於風口浪尖。尤其進入2016年，頻頻爆發的風險事件。據第一網貸最新發布的《2016年上半年全國P2P網貸行業快報》顯示，截至6月末，2013年以來，P2P網貸行業發生停止經營、提現困難、失聯跑路等情況的各種問題平臺累計2077家，占全國P2P網貸平臺5685家的36.53%，為歷史新高。截止2016年6月底，問題平臺率36.53%，環比增加0.45個百分點。

在6月30日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以“風暴中的P2P網貸行業”為主題的學術沙龍上，多位業內專家聚焦互聯網金融話題，分析我國互聯網金融蓬勃發展的積極意義，透視行業亂象背後的原則和監管問題，並就完善金融監管提出了建設性建議。

莫將P2P妖魔化

胡濱副所長表示，在黨中央、國務院先後出臺“互聯網+”行動方案、大數據發展綱要、鼓勵支持“雙創”以及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都對互聯網金融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一度讓中國的互聯網金融產業帶上了奪目的“光環”，這是不客觀的。但在一些負面事件的影響和波及下，當下的互聯網金融不僅走下了“神壇”，更有被嚴重“妖魔化”的趨勢和現象，這更是不可取的。

在胡濱看來，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是中國金融業實現“彎道超車”的機會點。同時，呼籲媒體及社會各界不要用“有色眼鏡”看待互聯網金融，應正視互聯網金融在發展普惠金融和實現共享經濟方面的作用。

風險頻發背後的亂象

在看到互聯網金融在經歷了蓬勃發展的積極現象背後，胡濱也看到，當前行業存在著監管的效率問題、自律的問題。目前有很多跑路的問題，特別是一些線下理財公司，財富管理公司打著互聯網金融的旗號，從事非法集資、非法融資行為，開始出現了一些群體性的事件，出現了局部的重大風險。

對於P2P平臺跑路事件不斷，風險頻發的原因，互聯網創新研究副院長、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分析，一是宏觀經濟因素，經濟下行，影響項目收益、本息對付能力，二是行業擴張的滯後性，在過去的三到四年，一些互聯網金融企業快速跑馬圈地，融資非常的容易，快速的擴張到現在很多的項目集中進入到本息兌現的時候，又加上經濟下行，這種風險才爆發，對於一些企業而言，存在生存和運營困難問題。三是平臺本身是偽互聯網金融，假借了互聯網這種慈善的外衣，從事違法的活動。

對於違法的形式，鄧建鵬總結歸類為三種：一種是先歸結資金，再對接資產端，典型的涉嫌到非吸;第二種是發布的借款項目，平臺沒有盡到前面審核的業務，發現借款項目是虛構的，要麽平臺自己承擔損失，墊付利息，要麽導致投資人成本損失;第三種是完全詐騙，非法占有，要詐騙投資人的資金。

這些現象背後更振聾發聵的本質是目前P2P網貸的風險狀況還沒有本質上的變化。第一網貸報告同時指出，P2P網貸長期存在的四大缺失嚴重，主要表現為標準缺失、信息缺失、中介缺失和預警缺失。至今還沒有多大改變，並導致了P2P網貸跑路風、倒閉潮。

深圳市錢誠互聯網金融研究院理事長胡爾義進一步解釋稱，規範P2P網貸主體行為的法規、制度、標準仍未落地。國家至今仍未出臺一份正式監管文件和明確可行的監管辦法。目前債務人信息十分模糊、P2P網貸平臺的財務信息匱乏、部分P2P網貸信息造假觸目驚心。P2P網貸平臺定位為信息中介機構，但目前P2P網貸平臺並不獨立。借款人不是以會計師、律師、評估師、評級等獨立第三方中介審定後形成的信用成為P2P網貸主體。由於P2P網貸風險監測預警體系缺失，同時，P2P網貸領域的非法集資隱蔽性強，往往披著各式各樣的偽裝，打著依法合規的旗號，監管部門不易發現。

提高監管容忍度 加強協調監管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胡濱表示，對待金融創新，金融監管需適當提高容忍度，采取分類監管的原則，避免一刀切。對待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新型金融業態，應該采取更加包容的態度。在有效加強信息披露和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監管機構應采取分類監管的原則，避免“一刀切”，避免“一管就死”。同時，呼籲允許互聯網金融機構接入央行征信數據庫，並通過互聯網金融協會搭建全社會共享的民間金融信用數據庫。

鄧建鵬也強調，整治互聯網金融工作一定要特別的註重區別的對待，對合法，對違法、違規的機構要有不同的措施。同時，把握監管和創新的平衡點，不能夠因為過分的整治工作，把我國很不容易領先全世界的互聯網金融創新業態扼殺。

針對整治工作，鄧建鵬進一步建議，要有配套的法制建設，互聯網金融專項的整治方案提出要建立整治的長效機制，這涉及到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是修訂法律，第二是嚴格執法。同時，金融行業和法律控本需要新式的法律來加以歸置。

圍繞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剛表示，第一是規範性監管與原則性監管相結合。第二是突出行業自律，減少信息不對稱引發的監管失靈，對於行業自律組織是區域性還是全國性，網絡借貸自律組織與央行互聯網金融協會關系?行業自律通過誰來落實等問題亟需厘清。第三是加強投資者保護。

同時，要加強監管協調，王剛強調，一是進一步加強中央金融監管部門和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的合作，特別是考慮地方金融監管部門人員編制少、監管經驗等問題，明確銀監會派出機構對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的配合和協調，二是進一步理清機構監管與行為監管職責在中央監管部門和地方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具體劃分，三是法律責任部分除規定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的責任，基於權責對等的原則，也應規定中央部門特別是派出機構的職責。

針對當前P2P網貸面臨的銀行資金托管難問題，胡濱建議，對真正服務於小微、服務於普惠金融的網貸平臺，可嘗試性的建立政策性資金托管渠道及清算平臺，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杜絕平臺跑路和資金占用現象。

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判斷經濟發展階段還要看人口結構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今天表示，推進改革要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要把改革的目標定在機制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

蔡昉是在北京舉辦的“2016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上，作題為“新型中國城鎮化”的主題演講時做如上表述的。

“判斷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僅要看人均GDP水平，還要看人口結構——看人口結構是有利於經濟增長，能夠創造人口紅利，還是會產生人口負債，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 蔡昉表示，我國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上達到了比較高的老齡化程度，比較早地喪失了人口紅利，“過去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借助了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未來如果繼續保持，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蔡昉在演講中提到，人口結構有利於資本積累，如果人口撫養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眾”，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同時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資本回報率也較高。目前的非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化趨勢下的新移民，其年齡構成上更具生產力人口性質，有了他們，城市整體的年齡構成會更合理一些，因此變得有利於資本的積累和資本回報率提升。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只有19%的務農人口，其他人都在非農產業。“這部分人正常的年份在二產、三產中，如果在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觀經濟形勢，需要他們退回去，他們又回到農業生產力的蓄水池里。但農業越來越機械化了，這部分人越來越回不到農業中去，他們已經穩定從事非農就業了，這個過程就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是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源泉。” 蔡昉解釋道。

每年新增的農民工被稱為農業轉移人口，這部分16～19歲的農村人口是初中和高中畢業生，沒有務過農。蔡昉在演講中提供的圖表顯示，2014年中國這部分人口數量已經到達了峰值，從去年開始出現負增長，城鎮化有減速的趨勢。蔡昉由此得出結論:“要推動城鎮化，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時的改革紅利，這就證明，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要推進改革，蔡昉認為應該做三件事情：

一是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和增長不是此消彼漲，有此無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二是對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必須作出恰當的制度安排，讓每個人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明確才能推進改革。

最後，要把目標定在機制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它。著眼於真正意義上的資源重新配置，推動城鎮化獲得改革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