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開發銀行(下文簡稱“亞開行”)總裁中尾武彥周四表示,不歡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國牽頭成立的另一家區域性銀行。
“我表示理解但不歡迎,”中尾武彥稱。“我也不太擔心。”
據中新社報道,21個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今日齊聚北京,共同簽署了亞投行備忘錄,籌建工作邁出關鍵一步。
中尾武彥此時作出“不歡迎”的表態,與兩家銀行的使命和主導者不無關系。
中尾武彥稱,“外界存在一種誤解,認為亞開行是為了減少貧困,亞投行是支持基礎設施,但這兩個銀行業務的目的主要都是促進基礎設施建設。”不過,他表示,並不太擔心競爭問題,因為成立於1996年的亞洲開發銀行已經有很多員工和經驗。他還淡化了亞開行員工跳槽至亞投行的可能性。
新華社今日援引《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稱,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億美元左右,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20%。亞投行的法定資本金接近亞開行1600億美元的2/3。見聞網站昨日介紹過,日本和美國是亞開行最大股東,分別持股15.7%和15.6%。自1966年以來,亞開行的行長一直由日本人擔任。而亞投行的構想來自習近平主席,由中國主要發起設立。
據路透社報道,中尾武彥今年5月時還曾經表示,“非常願意”與中國倡議成立的一家發展亞洲基礎設施項目的多邊銀行展開合作。”
實際上,不只是日本,此前對加入亞投行頗有興趣的部分歐盟國家、澳大利亞、韓國以及印度尼西亞最近都改變了初衷。《澳大利亞金融評論》今日報道稱,美國國務卿克里要求澳大利亞不要加入中國牽頭籌建的亞投行。
《紐約時報》更是在本月早些時候就報道稱,美國官員“以前所未有的決心遊說”反對該銀行,“極力勸說重要盟友拒絕該項目”。為了擴大範圍,中國已邀請並贏得了一些富有中東國家的支持。但若華盛頓能說服韓國和澳大利亞放棄,就能確保新銀行里的幾乎所有成員都是較小國家,從而削弱中國尋求的聲譽和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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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和蒙古圖格里克。 (東方ic/圖)
由於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使得人民幣信譽良好,在蒙古大受歡迎;但是,蒙古金融業相當寬松的管理,也對國內的人民幣資金管理、中國企業和個人造成了風險。
“人民幣目前在蒙古市場上可謂‘暢通無阻’,無論是在商店還是在餐館,基本上可以直接使用。”前幾天剛從蒙古回來的米先生對筆者這樣說。
由於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使得人民幣信譽良好,近幾年在蒙古一直在升值,加上中國和蒙古國雙邊經貿合作進一步擴大和人員往來日益增多,在蒙古不僅是企業和商家,連普通居民對人民幣也有需求。
這使得人民幣在蒙古大受歡迎;但是,蒙古金融業相當寬松的管理,也對國內的人民幣資金管理、中國企業和個人造成了風險。
米先生是在蒙古國做礦產的,近十余年一直在蒙古生活和工作,對人民幣在蒙古的使用,存儲和匯寄等情況十分了解。
他說,目前,在烏蘭巴托的許多大小商店里,都喜歡收取人民幣。一些個人開的小型商店里,一看你是中國人,特別是剛從國內去的中國人(蒙古人從衣著上能分辨出是在蒙古長期居住的中國人或來蒙古臨時出差或旅遊的中國人),便會首先告訴你,可以用“元”(蒙古人稱人民幣為元)。
米先生說,通常的做法是:售貨員見到中國人進入商店看某一種商品時,一般都會根據這種商品的蒙古幣標價用計算器算出人民幣價格,一些售貨員還能用漢語報出人民幣的價格,不能用漢語報價的售貨員會用計算器顯示出人民幣的價格,並直接收取人民幣。有的商店還備有人民幣的驗鈔機,有的商店的售貨員對人民幣很有研究,根本不用驗鈔機,手一摸,眼睛一看就能確定人民幣的真偽。商店不但收取人民幣,而且還可以用人民幣找零頭。
在蒙古承包建築工程的畢老板向筆者介紹,在烏蘭巴托的百貨大樓,雖然收銀臺不收人民幣,但是在大樓里就設有貨幣兌換點,顧客可根據所要購買商品需要的數額隨時用人民幣兌換圖格里克(蒙古幣)。如果蒙古幣用不完,又不想帶走,還可以用剩余蒙古幣再兌換成人民幣。而且兌換貨幣十分簡單,就是錢換錢,不需要任何證件。
畢老板說,現在不僅在首都烏蘭巴托的很多餐館和飯店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幣,甚至在蒙古各個縣城里吃飯和住宿都可以使用人民幣了。
據他介紹,在臨近中國邊境的蒙古東方省、東戈壁省和南戈壁省的牧區,到牧民家里買羊、買牛奶等,可以直接付人民幣。
他說,有一次在東方省牧區向一戶牧民買羊,牧民問他是用“元”(人民幣)買,還是用“圖”(蒙幣)買,還是用“刀朗”(美元)買?當他問牧民希望我們用哪種錢買時,牧民回答最希望用“元”買,而最不願意用“刀朗”買。當問其原因時,這位牧民說,這里距離中國內蒙古新巴爾虎右旗的阿日哈沙特口岸不到100公里,他的妻子經常通過這個口岸過境到中國,然後去滿洲里購買商品。阿日哈沙特口岸距離滿洲里只有70多公里。我們收“元”,然後到滿洲里就可以直接用來買東西了。
在蒙古開礦的山東公司的郝經理介紹,目前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除了在銀行可以兌換人民幣外,在所有的貨幣兌換點都可以兌換人民幣,而且比價會比銀行高一些。烏蘭巴托目前至少有100家公開的貨幣兌換點。這些貨幣兌換點,有的是公司開設的,有的是個人開設的,有的甚至主要就是為專門兌換人民幣才開設的。
據郝經理了解到的情況,在有些兌換點,人民幣的兌換量基本都超過美元,更超過盧布、歐元和日元。而且,目前在蒙古不論是貨幣兌換點還是大小銀行,蒙幣圖格里克對美元的匯率是依照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的。
郝經理還透露,他公司的一些蒙古雇員以前的工資都是用美元支付的,而近兩年來他們更願意用人民幣向其支付工資,因為人民幣同美元相比近幾年升值了不少,用起來也方便。
郝經理介紹,近幾年,中方人員來蒙古國帶入人民幣金額已不受限制,只要正常報關即可帶入。在中國和蒙古國商人之間的經貿往來中,目前大都用人民幣結算,蒙古部分國際性合作項目也有用人民幣報價和結算的。
在蒙古開過服裝廠、開過礦的王先生告訴筆者,現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的多家銀行都有人民幣的存儲和電匯業務,中蒙兩國人員相互往來不用再隨身攜帶大量現金。近兩年,他的公司就是從國內直接將人民幣匯到他在蒙古銀行開設的人民幣賬戶上,用的時候隨時去取,用多少,取多少。如果想把匯來的人民幣再如數匯回國內,也完全可以,沒有任何限制。
王先生說,人民幣,也包括美元,在蒙古不僅存取十分方便。而且在蒙古銀行存款的利息遠遠高於國內。
喜歡開玩笑的王先生對筆者說,我替你在蒙古銀行開個賬戶,把你家里的錢匯到蒙古,存到蒙古銀行去放“高利貸”,你在國內就不用上班了。
據他介紹,蒙古烏蘭巴托機場的海關對人員往來是否攜帶現金幾年前就不查了。無論是帶在身上,還是放在包里,海關人員基本不聞不問。
在蒙古銀行存取自由,而且利息也高。有的銀行人民幣存款年利率達到10%。利大,問題也就來了。
據筆者了解到的情況,不排除有國內的中資企業以在蒙古投資為名,將美元或人民幣匯到蒙古銀行的賬戶上以獲取高利息;更不排除從蒙古銀行提取現金帶回國內的情況。這給國內、國有企業的資金管理帶來難度,甚至出現“洗錢”的問題。
此外,還有別的風險。
蒙古的銀行除了國家銀行外,其它的銀行基本為私人銀行,而且都是註冊資金不多的小銀行。根據蒙古政府的規定,蒙古銀行的最低註冊資金只有80億圖格里克,約合3000萬元人民幣不到。如果將錢存到這樣的小銀行,是有不小的風險的。因為除了銀行倒閉的風險外,資金周轉也可能會隨時出現問題,導致存款難以取出。此外,還有貨幣貶值的問題。
在蒙古做貿易多年的馬老板說,由於蒙古銀行的利息高,他把國內家里的人民幣都匯到蒙古銀行存了起來。因為蒙古銀行蒙幣的存儲利率更高,所以他又把人民幣兌換成蒙幣存入當地銀行,不久蒙幣貶值,結果他一下子虧了很多。
還有,蒙古的社會治安不太好,特別是針對中國人的暴力和搶劫時有發生。
馬老板說,有一次他從銀行取錢後開車離開時,從後視鏡中發現有一輛車在後面尾隨,他將車開往繁華地段,通過幾條街道之後,才把那輛車甩掉。
澳大利亞國債迎來四年來最好開年,澳大利亞國債以AAA級國債中最高的收益率吸引了大量投資者。
據彭博新聞社數據,2015年的前11天,澳大利亞國債上漲0.4%。去年,澳大利亞國債上漲了10%,而其它發達國家國債基本持平。
以下四個圖表顯示出,澳大利亞國債與AAA級債券之間的息差、日本投資者大量湧入澳大利亞債市、澳洲聯儲正面臨降息壓力以及澳大利亞下跌的通脹預期。
東京三菱UFJ資產管理公司首席投資官Hideo Shimomura向彭博新聞社表示,
對收益的欲望將會繼續支持市場對澳大利亞國債的需求。
Shimomura在2014年正確下註了澳大利亞國債。
Shimomura表示,隨著通脹維持在低位,澳大利亞10年期國債收益率可能於今年年底跌破2%,較上周2.61%的歷史低點進一步下跌。
圖1
澳大利亞10年期國債與其它AAA級國債之間息差為1.6%,低於1年前的2.07%,這意味著投資者願意接受更低的收益率,持有澳大利亞國債。(其它AAA級國債包括德國和加拿大等其它7個市場)
圖2
基於日本財政部數據,日本基金經理已經連續13個月買入澳大利亞國債,創下2010年來最長買入周期。
圖3
澳大利亞5年期國債收益率為2.24%,低於央行目標隔夜拆借利率26個基點。這種倒掛的局面顯示出投資者正購買債券來鎖定收益率,以免日後降息。
圖4
澳大利亞五年期通脹互換本月下跌至2.23%,創下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新低。通脹互換允許投資者用固定收益換取和CPI相等的回報。澳洲聯儲的通脹目標為2%-3%。澳大利亞是鐵礦石和煤炭的出口大國,而鐵礦石和煤炭價格也跌至2009年12月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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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系浦發銀行金融市場部高級分析師曹陽,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要點總結: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後,全球經濟增長停滯、通縮風險增加,這使各國央行通過寬松貨幣政策來刺激增長和降低失業率。此外由於通脹率較低,也為寬松貨幣政策留有較大空間。金融市場風險增加是央行采用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另一原因。央行承擔的最後貸款人職能穩定了風險資產價格,防止了投資者單方向賣出導致的“市場擠踏”。此外央行政策寬松承諾的可信性使投資者對於市場預期較為穩定,降低了利率波動。
但是,發達國家量化寬松並未解決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全部問題,我們理解制約量化寬松政策效果的因素在於三個方面:
首先,匯率競爭性貶值抵消了各國貨幣擴張政策的有效性;
其次,央行註入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未能轉化為有效信貸擴張;
最後,私人部門消費、投資意願不足也拉低增長前景,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難以通過貨幣政策解決。
展望2015年,各國經濟增長趨於分化:美國經濟增長內外均衡,其中消費、政府支出和投資均將增長平穩,受益於能源獨立、出口商品競爭力提高,貿易逆差也將收窄。歐元區結構性問題依然,但仍將出現周期性經濟反彈,主要動力來自核心國家經濟轉好,外部經濟複蘇和匯率貶值的拉動;日本經濟下行風險較大,實際工資下行和消費者信心回落拉低消費、資本支出和出口情況也難以樂觀。
我們理解各國去杠桿的程度、經濟複蘇力度變化將使各國貨幣政策出現分化,其中最重要的主題在於美聯儲加息漸行漸近、歐洲信貸條件變化,日本QQE政策效果能否達到政治家和市場預期等事件均會增加市場波動,此外政治選舉和地緣因素也增加較多不確定性。基於以上,我們對於大類資產看法如下:
在外匯市場中看多全年美元指數走勢,預計2015年升值至95,預計上半年美元升值較快,日元匯率在120位置雙向大幅波動的可能較高,建議在此位置做多日元匯率平價波動率。看淡受資本流向影響大的新興市場貨幣、受油價下跌影響的 MENA貨幣;
在權益和債券市場中,看多有盈利支持的標普指數,對於日本、歐洲市場看法謹慎;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縮過程中,融資交易模式會受到挑戰,因此發達、新興國家的主權債、高等級債券表現將好於高收益債,油價下跌將帶來做空能源高收益債的事件性交易機會;
在商品市場中,美元匯率升值對於所有以美元計價商品價格均有壓力,但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下降,因美國經濟複蘇,而中國經濟有望在下半年探底。預計工業金屬、鐵礦石等資源品價格仍將疲弱。我們認為黃金價格仍有下行空間,但仍會受到地緣政治和金融市場動蕩風險因素支撐,預計黃金價格在2015年將以區間波動的形態為主,中軸線在1200美元左右。
報告正文:
2008年後,發達國家大多面臨增長停滯、通縮風險上行壓力,各國央行競相推出不同形式的量化寬松政策(QE)將長期利率壓制在低位。同時央行引導長期低利率的預期,由此帶來投資者風險偏好上升,這帶動股票、商品等資產價格走強。但我們預計這種情況將在2015年出現改變,各國經濟、政策分化將加大資產價格波動,地緣政治危機、尾部風險增加也會沖擊市場。
一、發達國家央行趨同的寬松貨幣政策,壓低資產價格波動率
(一)發達國家央行推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背景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後,全球經濟增長停滯、通縮風險增加。2009年G10國家出現了3.7%的經濟衰退,當年失業率達到8.39%,而通脹率僅持平於0%,此後各國經濟複蘇也是較為滯緩的,2013年經濟增長僅為1.25%,失業率仍高達8.19%,這使各國央行通過寬松貨幣政策來刺激增長和降低失業率。此外由於通脹率較低,也為寬松貨幣政策留有較大空間。
金融市場風險增加是央行采用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另一原因,盡管各國央行使用寬松政策的目的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國、雷曼公司倒閉後,CDO等有毒資產難以市價估值,銀行間市場流動性枯竭風險增加,美聯儲在2008年11月推出1.75萬億的QE1來購買國債、機構債和抵押債來穩定金融市場。在歐洲,2011年7月希臘債務重組進行的“hair cut”增加市場動蕩、2012年夏的主權信用危機蔓延至銀行業,疊加政治選舉帶來的動蕩,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銀行業股票大幅下挫,兩國10年期長期收益率一度達到6%—7%,這倒逼歐洲央行在2011年下半年采用LTRO來為銀行業提供資金緩沖流動性壓力,並通過購入主權債壓低國債收益率,截止2012年12月歐洲央行資產規模最高達到1.03萬億歐元。
以2008年定基數據來看,美聯儲、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資產規模最大擴張了4.8、2.3和2.6倍。從推行QE原因來看,各國央行有所不同,但美聯儲、歐洲央行量化寬松政策作用依然是積極的,比如降低流動性風險溢價,緩解了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央行承擔的最後貸款人職能穩定了MBS等資產價格,防止了投資者單方向賣出導致的“市場擠踏”。同時,央行政策寬松承諾的可信性使投資者對於市場預期較為穩定,降低了利率波動。此外,從資產組合效應來看,央行購買了國債等無風險資產後將其他投資者資金擠壓到風險更高的市場,壓低了整體風險溢價。從金融資產價格表現來看:高風險、高貝搭資產表現更好。其中美元計價的高收益債自2010年初上漲了56%,標普指數同期漲幅達到184%。
(二)央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
但是,發達國家量化寬松並未解決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全部問題,如歐元區失業率依然高達11.5%,銀行對企業信貸出現1.8%的負增長,日本央行的貨幣擴張導致日元在2012年7月後累計貶值了27%,但對於出口拉動有限,實際出口指數反彈僅為5%。即使是經濟複蘇情況最好的美國,最新11月的PCE價格指數僅為1.2%,遠低於2%水平。我們理解制約量化寬松政策效果的因素在於三個方面:首先,匯率競爭性貶值抵消了各國貨幣擴張政策的有效性。如歐洲央行采用QE時,由於投資者對金融市場前景預期樂觀,加上美聯儲也在推行同樣貨幣政策,導致歐元匯率一直被高估;其次,央行註入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未能轉化為有效信貸擴張。比如積壓商業銀行體系的超額準備金達2.35萬億,占到美聯儲資產規模的52%;最後,私人部門消費、投資意願不足也拉低增長前景,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難以通過貨幣政策解決。
當然,由於大宗商品價格下行,私人部門通脹預期穩定和各國較大的產出缺口使央行寬松貨幣政策成本很低,一度程度上“成本最小化”成為政策決策的底線。以瑞銀彭博工業、農產品和能源價格指數來看,從2011年起累計跌幅在30%以上,從美國、歐元區5y-5y通脹互換來看,目前僅分別為2.3和1.7個百分點,顯示市場通脹預期穩定,此外IMF統計的發達國家產出缺口在2014年底依然高達2.5%,以上數據均說明各國央行量化寬松成本較低。
從彭博目前的經濟預測來看,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2.8%,僅比2014年增長0.4%,主要經濟上行來自美國、歐洲邊緣國家,此外市場對於日本經濟複蘇預期也較強,同時德國、中國、俄羅斯成為全球增長的拖累因素。我們理解各國去杠桿的程度、經濟複蘇力度變化將使各國貨幣政策出現分化,其中最重要的主題在於美聯儲加息漸行漸近、歐洲信貸條件變化,日本QQE政策效果能否達到政治家和市場預期等事件均會增加市場波動,此外政治選舉和地緣因素也增加較多不確定性。
二、2015年各國經濟和貨幣政策將趨於分化
(一)美國經濟複蘇可持續性更強,加息步伐漸行漸近
2015年美國經濟複蘇將更為穩健和持續,財政、貿易赤字的收窄在實體經濟層面支持美元匯率走強。截止2014年9月,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占GDP比例僅為2.2%,相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4.7%收窄了2.5個百分點;隨著經濟複蘇,美國財政赤字亦收窄至2.8%。
我們預計美國經濟增長更為均衡,從2014年3季度GDP來看,主要分項對經濟的貢獻均較為正面:內需方面,消費、政府支出和投資分別貢獻了2.21、0.8和1.2個百分點,外需貢獻亦達到0.8個百分點。向前看,我們預計這些正面因素在2015年依然存在。在消費方面,“就業增加—收入回升—消費增長”的正向循環仍將延續。12月密歇根消費者指數大幅攀升至93.6,11月新增非農就業達到32萬人,這些因素均利於消費上行;投資方面,信貸條件寬松帶動企業投資意願回升。從高級貸款官員調查數據來看,大企業、中小企業貸款需求明顯回升,兩者在9月末達到30.7和25的高位。其中房地產市場出現量價齊升,新屋開工在2010年4月觸底後持續回升,這將拉動地產投資反彈。外需方面,最大的亮點來源於能源獨立,截止2014年11月美國頁巖氣生產達到19億立方米,同期原油進口逆差大幅收窄至152億美元,僅為2012年逆差的50%。此外美國出口產品競爭力有所增強,以實際商品出口來衡量,該指數在2014年達到123.6,相比2010年末增長了30%。同時高頻的PMI出口訂單指數也一直處於高位,在11月達到55。
2014年下半年後,美國經濟開始加速,2、3季度GDP增長分別達到4.6%和5%,失業率和U6廣義失業率下行顯著,目前分別僅為5.8%和11.4%。美聯儲加息將漸行漸近,在12月議息會議上,美聯儲表示閑置勞動力逐步減少,油價因素消除後,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改善會使通脹回複至2%的中樞,但依然表示在貨幣正常化前會保持足夠耐心。耶倫在記者招待會中強調了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指出未來政策取向將根據經濟數據而定。盡管海外經濟和國內金融市場波動可能是美聯儲考慮的因素,但我們預計美聯儲將在一季度開始與市場就加息節奏進行溝通,並去掉“保持低利率相當長時間”的表述。我們預計美聯儲首次加息時點將在2015年9月,從聯邦基金期貨的引申利率來看,2015年6月和9月加息概率分別為31.9%和67.6%,後者與我們判斷基本一致。
(二)歐洲經濟取決於信貸條件改善,或出現底部反彈
我們認為歐洲央行先前QE沒有解決歐元區經濟的結構性困境,高債務率、高失業率現象依然存在。比如希臘、葡萄牙、意大利的債務占GDP依然高達175%、127%和133%,歐元區整體失業率高達11.5%,相比2013年3月12%的高點僅減少了0.5個百分點。
當然從周期性因素來看,2015年歐洲經濟反彈動力依然存在,這主要來自核心國家經濟轉好,外部經濟複蘇和匯率貶值的拉動。首先,歐元區整體經濟在9月達到低點後可能出現小幅反彈,11月綜合、制造業和服務業PMI分別達到50.8、51.9和51.7。同時,核心國家德國經濟將出現回升,如12月末的Zew景氣指數達到34.9、IFo信心指數為105.5,均出於持續上行態勢,德國經濟好轉也會對邊緣國家經濟形成拉動;其次,美國經濟好轉也對歐元區經濟有正向的“溢出效應”,因前者對全球需求拉動顯著,模型顯示美國經濟每增長1%大約拉動下季度歐元區經濟0.72個百分點;最後,我們預計歐洲央行與美聯儲貨幣政策取向分化將促使歐元匯率走低,預計實際有效匯率走弱也將拉動歐元區出口反彈。
我們理解2015年歐元區經濟能否改善的重點在於貨幣條件變化,但這並非由歐洲央行單獨決定。2014年10月,歐元區企業和家庭部門信貸增長為-1.8%和-0.4%,均顯示信用條件偏緊。從數據來看,2014年10月各國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分化明顯,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與德國貸款利率的利差分別高達340、274和476個基點,其中西班牙和愛爾蘭兩國與德國的利差還在上行。從原因來看,我們傾向於認為商業銀行壞賬是制約信用擴張原因,西班牙對外銀行、意大利裕信銀行的2013年壞賬率分別高達7.6%和16.6%,相比2012年的5.7%和14.9%再度增加。因此即使先前歐洲央行多次進行LTROs,但更多商業銀行在解決流動性困難後,大多開始歸還資金。
盡管如此,從3季度後,歐元區信貸恢複的積極因素也有所增加。第一,企業信貸需求出現一定回升,根據歐洲央行銀行借貸調查情況,企業貸款需求自6月後回升明顯。第二,從歐洲央行TLTRO來看,12月參與銀行達到306家,申請金額達3060億歐元,相比9月的255家、放款2550億歐元有所好轉;第三,歐洲央行在11月後開始購買ABS資產,在12月達到15億歐元。根據德拉吉表態未來歐洲央行資產負債表將回到2012年中3萬億歐元的規模,這意味著未來的資產購買將達到1萬億,從而既有助於降低區內風險溢價,也有助於壓低歐元匯率,改善歐元區貨幣條件。
(三)日本經濟下行風險增加,央行的QQE效果面臨挑戰
盡管2014年10月末日本央行加碼了QQE,將每年基礎貨幣擴張從60萬億增加到80萬億日元,同時增加資產購買並拉長日本國債購買的久期。年度購買量增加至80萬億日元,拉長持有國債平均期限至7-10年;分別增加ETF和房地產信托J-REIT的年增加額至3萬億和90萬億日元,但是我們認為2015年日本經濟下行壓力遠大於上行風險。具體來看在於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實際工資下行和消費者信心回落將增加消費下行風險。根據日本內閣府數據,2013年日本儲蓄率出現1955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達到-1.3%。由於名義工資增長停滯,但通脹上行,最新實際收入減少了4.3%。此外消費者信心指數在2014年10月回落到37.8的低位。結合以上,即使日本的量化寬松能夠減緩通縮,但工資停滯和負儲蓄顯然對消費造成負面影響。
第二,日元匯率貶值對於出口拉動比較有限。盡管2012年7月後美元兌日元從78的底點升值了50%,目前接近120的高位,但日本實際出口指數從最低點也僅增長了9%。匯率貶值對於出口拉動有限的原因在於兩點:一方面,諸如消費電子、平板電視、汽車等日本傳統優勢領域受到韓國、中國企業挑戰。以電視市場來看,三星和LG的全球份額從31%上升至41%,中國創維、TCL、海信的份額上升4個百分點至15.8%,而同期期索尼、松下、東芝和夏普的市場份額從28%下滑至20.6%,我們理解出現日本產品市場份額下降這一趨勢在於從成本、市場和消費體驗來看,中、韓產品均有優勢;另一方面,以科技類產品來看,QE帶來日元貶值對企業盈利提振的效果可能不大,因為全球化後,日企生產外包增加,比如電子產品生產者的外包比例高達70%,貨幣貶值後進口成本可能提高,反而擠壓毛利。
第三,日本企業資本支出難有明顯上行。在2014年2、3季度企業設備投資分別拉低了GDP2。8和0.2個百分點。目前野村制造業PMI指數持續走平,Sentix 企業信心指數自1月份的高點持續回落,考慮該指標的領先性,預計未來制造業投資也將走弱。
12月安倍使用擴張的財政政策,以35萬億日元來支持中小企業、區域經濟的同時,基於兩方面原因,我們預計2015年日本央行甚至仍有加碼QE可能。其一,油價下滑對日本影響正面,既減緩了日本貿易收支壓力,也為寬松政策創造了空間;其二,通縮預期有再度加強可能,如在2014年5月CPI達到3.1%高點後開始回落,最新11月數據僅增長2.1%,回落到日本央行2%的通脹目標值,同時通脹預期指數亦大幅走低,當月該值均為-12.38,再度滑落到負值區間。
三、2015年各國經濟與政策或將增加資產價格波動率
我們預計2015年主要風險資產波動率將大幅提高,這既來自於各國經濟增長、貨幣政策走向分化,也在於投資者對於經濟、政策變化的預期差修正。此外地緣政治、各國選舉帶來的沖擊也值得關註。
(一)影響資產價格的短期沖擊和長期因素
在金融市場中,驅動資產價格波動的因素在於兩個層次:
第一,基本面因素的沖擊,這將引發估值體系重估,帶來資產價格趨勢性變化;
第二,暫時性因素沖擊,如流動性變化、供給沖擊,這容易引發資產價格超調,隨後出現均值回歸。
對於前者較為典的是美國90年代,高增長與低通脹的組合,貨幣政策相對穩定帶來股票市場走牛,標普指數從1993年底的466點上漲至2000點的1498點,複合增長率達到16%;後者比較典型的如2011年3月中東、北非局勢動蕩、日本福島核電事件沖擊,布倫特油價一度大幅上漲至120美元高點,但在此後3個月迅速回落至90美元。我們傾向於認為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和2011、2012年的歐債危機是經濟層面上結構性因素疊加周期性調整,在金融層面流動性沖擊共同作用下放大了資產價格波動。由於央行通過量化寬松來解決市場流動性問題,超調的資產價格很快出現短期恢複,但由於人口老齡化影響、加上各國缺少結構性改革和有效創新,資產價格的估值卻難以提升。我們考察了標普指數1990年以來的估值變化,在1993年後標普估值經歷了長時間的擴張,從18倍大幅擴張至1998年末的28倍,但即使是08年多次量化寬松,目前的估值依然在17.6倍的中樞水平。
(二)2015年影響風險資產價格的主要因素
展望2015年,我們認為影響資產價格趨勢性變化因素和短期沖擊因素均存在,這無疑會放大資產價格波動。
首先,美聯儲加息可能是影響全球資金流向的最大主題,這對於全球資產價格的影響可能是趨勢性的。從彭博經濟預期指數來看,美國持續出現向上的超預期,而歐元區僅持平於零附近,日本則再度下行。美國和其他國家貨幣政策分化將引發資金回流,這增加了貨幣、股票等資產波動率。從數據來看,G7和新興市場貨幣波動率自2014年7月後大幅增加,目前幾乎持平於2013年上半年美聯儲首次趨於鷹派立場時期的水平。
其次,投資者對於經濟、金融市場預期差的修正也導致資產波動的因素,其中日本市場最值得關註。目前市場對於日本在2015年的經濟增速達到1%,相比2014年高出0.7個百分點。而根據我們前文分析,日本內需和外需的回複可能並不盡如人意,因此一旦預期下修可能沖擊金融市場。從高頻的經濟和通脹意外指數來看,經濟下行和通縮風險同時發生,這種組合無疑會令投資者擔憂QQE的政策效果。從金融市場來看,盡管5年期國債收益率從9月0.187%大幅下行至12月末的0.046%,但同期限CDS已經持續走升,在當時的41個基點擴大至66.5個基點。
最後,政治動蕩和地緣政治因素也會在2015年增加市場波動,其中歐元區、俄羅斯、中東等地區局勢值得關註。
在歐元區,各方關於量化寬松政策仍有分歧,其中來自德國的阻力較大。比如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委員、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明確反對債券購買計劃,認為油價下跌有益歐元區經濟,且資產購買出現的可能損失會損害納稅人利益,德國財長Schaeuble也敦促歐元區加強結構性改革,而非僅是貨幣擴張。此外邊緣國家的政治動蕩也可能增加市場尾部風險,如未來希臘議會選舉中左翼聯盟(Syriza)當政,希臘新政府和債權人在救助和結構性改革的分歧可能再度引發希臘脫離歐元區的風險。由於3月份、二季度末希臘分別有拖欠IMF的14和25億歐元債務到期,此外7月份對於歐洲央行需要償付42億歐元,因此僅就再融資風險也會受到投資者關註。
在俄羅斯,油價下跌和地緣政治風險也會階段性增加市場壓力。在經濟層面,根據08年後的回歸數據顯示油價下跌10%會導致俄羅斯GDP下跌1.1%。烏克蘭問題上,美國、歐洲均表示在金融、能源和國防領域對俄羅斯進行制裁,這種地緣政治危機也會引發市場恐慌,增加了拋售壓力;最後,俄羅斯金融體系本身較為脆弱,如短期債務占GDP比例達到34%的較高水平。
我們預計2015年上半年,國際油價仍將維持低位:
一方面,2014年後,全球原油供需關系出現逆轉。3季度全球供給和需求分別為9.36和9.06億桶,超額供給達3000萬桶。從美國商業原油庫存來看也是如此,9月後出現反季節性大幅增加,目前達到38萬桶,相比5年歷史平均高出8.5%。考慮OPEC國家沒有減產計劃,而中國等新興國家需求仍在放緩,預計油價難有很大反彈。
另一方面,根據IEA測算,當油價在60美元以上時,82%的頁巖油企業會獲利,替代能源的使用增加也會抑制油價反彈高度。考慮油價難以有效反彈,俄羅斯在明年經濟衰退加劇,金融市場存在再度動蕩的風險。
從中東地區來看,油價下跌對原油出產國的沖擊也可能成為2015年的風險點。以IMF測算的財政、經常項目維持平衡時需要油價水平來看,目前60美元的油價使不少中東、北非國家面臨壓力。比如伊朗達到經常項目平衡油價水平需要在130美元,利比亞、巴林和也門等國家需要達到內、外均衡的油價水平更高。低油價可能導致經濟衰退,也可能增加國內的政治動蕩風險。
四、我們對於2015年資產價格的主要看法
(一)外匯市場的看法:
我們看多全年美元指數走勢,預計2015年升值至95,預計上半年美元升值較快。主要的驅動因素在於兩個地區在經濟和政策層面的差異增加。美聯儲在一季度將改變對加息方面的措辭,而歐洲央行同期可能開始資產購買計劃。此外,歐元區政治動蕩的尾部風險依然存在,如希臘政治選舉的不確定性使其離開歐元區可能依然存在,因此預計歐元在上半年下跌可能較大,底部位置或在1.15。
我們預計日元匯率在120位置雙向大幅波動的可能較高,建議在此位置做多日元匯率平價波動率。盡管從經濟和政策層面來看,經濟疲弱和政策寬松使日元延續貶值風險依然存在,但我們認為2015年日本金融市場動蕩風險較大,因國債收益率與CDS價格背離,反映海外投資者風險偏好情緒回落,這增加以日元為融資貨幣的“套息交易”平倉風險,並帶來日元匯率階段性升值。
我們看淡商品貨幣,尤其是與中國需求相關的澳元、與油價聯系緊密的MENA地區貨幣。對於前者,中國需求走弱、鐵礦石出口下跌將壓制澳元價格;對於後者,油價低位將增加各國平衡財政、經常項目平衡的壓力,此外地緣政治風險增加貨幣貶值壓力。
新興市場貨幣可能仍將在2015年表現疲弱。美聯儲貨幣收緊、資本流出風險將使貨幣承壓。其中經常項目逆差較高,短期外債占比較大,如巴西、印尼等國家貨幣貶值壓力更大。
(二)權益和債券市場的看法:
2015年全球股票市場的驅動因素將或估值切換到增長,預計有EPS支撐的國家股票市場仍可看好。考慮到標普指數估值仍在歷史中位數,且美國經濟增長加速,美股仍將延續上漲。考慮5%的名義增長率,使用2000年後企業盈利和GDP彈性關系模型,我們預計美股仍將有12%的漲幅。對於歐元區、日本等發達國家來說,考慮日經指數、斯托克估值水平已經達到21.4和21.2倍處於歷史較高水平,且盈利存在下行風險,預計難有好的漲幅。我們認為日本金融市場的尾部風險較高、歐元區的政治動蕩因素使兩地區股票市場存在大幅波動風險。
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縮過程中,融資交易模式會受到挑戰,因此發達、新興國家的主權債、高等級債券表現將好於高收益債。此外,我們推薦做多德債、做空同期限希臘等邊緣國家債券的交易,因歐洲央行再度量化寬松,而邊緣國家財政情況改善有限。此外,因國際油價難以反彈,我們看空高收益能源債。
(三)商品市場的看法:
美元匯率升值對於所有以美元計價商品價格均有壓力,但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下降,因美國經濟複蘇,而中國經濟有望在下半年探底。預計工業金屬、鐵礦石等資源品價格仍將疲弱。我們認為黃金價格仍有下行空間,但仍會受到地緣政治和金融市場動蕩風險因素支撐,預計黃金價格在2015年將以區間波動的形態為主,中軸線在1200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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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歐央行行長德垃吉表示,歡迎希臘改革方案獲得通過,但將密切關註希臘是否履行承諾。德垃吉講話表明,希臘必須堅守改革提案中的承諾。
據路透社報道,德垃吉在給歐元集團主席Jeroen Dijsselbloem的信中指出,盡管希臘當局提出的一些改革計劃有待豐滿,當前改革方案足以使希臘獲得歐元區進一步援助。
周二,歐元集團已批準延長對希臘的援助,希臘暫時擺脫了違約風險。Dijsselbloem表示,在最後的兩天里,希臘政府表現出誠意,非常努力配合工作,對未來幾個月也很樂觀。
德垃吉指出,希臘提交的改革方案包括一系列廣泛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審查圓滿結束的有效起點。
德垃吉對希臘改革方案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歐央行在給希臘銀行業提供資金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果歐央行恢複希臘債券作為抵押品時可享有的信用評級豁免權,則希臘銀行業可以更容易地從歐央行那里獲得資金。此外,歐央行對希臘銀行業可獲得多少緊急流動性資金,也有最終話語權。
2月初,歐央行曾宣布,將暫停希臘債券作為抵押品時可享有的信用評級豁免權,這意味著希臘債券無法作為合格抵押品。當前希臘國債為垃圾級,低於歐央行要求,希臘依靠“評級豁免權”獲得歐央行廉價融資。
德垃吉對希臘改革提案表示歡迎,不過謹慎指出,希臘政府應履行承諾。德垃吉稱,希臘當局列出的承諾與現有承諾在一些地方上不盡相同。在這種情況下,歐央行將評估,不為當局所接受的措施,是否以相同或者更好的措施來替代。希臘當局還應采取迅速行動,穩定支付傳統,阻止一切單方面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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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意大利米蘭世博會自5月1日開幕至今開館已達20天。中國展館部分包括麥浪造型的中國館、以“中國種子”為理念的中國企業聯合館和盤龍造型的萬科館。中國館客流保持在16000人次/天,是本次世博會最熱門的場館之一,其它兩個館保持在5000人次/天。
中國館
米蘭世博會中國企業聯合館是中國第一次在世博會將中國各領域優秀企業代表集體亮相,也是中國企業海外參展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集體展示。
中國企業聯合館
米蘭世博會中國企業聯合館總代表魏建華剛剛在中國貿促會例行發布會上對在場記者介紹說,這次是貫徹“一路一帶”國家戰略,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搭建合作交流平臺。米蘭參展中國企業聯合館的企業包括寶鋼集團、中國航天、中國商飛、中國南車、中國電氣集團、世茂集團等標桿企業,這些企業不僅在科技創新方面已經擁有世界級水平,同時在呼應國家“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推進全球化發展道路上也是行業先鋒,與歐洲或者意大利都有實質性的合作與交流,此次參在中國企業聯合國,是期待與歐洲公眾近距離接觸。
他說,不同於傳統的大紅燈籠高高掛這樣的傳統中國元素,這次三個場館都是使用整體鋼結構、現代建築語言。整體造型外方內圓。很多參觀的小朋友說,以前對中國的印象就是文明古國,這次發現,中國還是一個科技大國。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托斯卡納大區、威尼托大區、比埃蒙特大區、佩魯賈市、蒙紮市等10余個意大利大區、省、市和中國企業聯合館簽訂了友好合作協議。
萬科館
這次萬科還單獨設置了萬科館。萬科館館長丁長峰介紹說,這次主要的理念來自王石,要向歐洲公眾展示,中國能帶給這個市場的是資源整合能力、效率管控能力。
目前,萬科已經將業務轉型到城市配套服務上,國際化,並實踐李克強總理提出的“互聯網+”。未來整體戰略肯定是加大國際投資,結合全球資源。
他說,原先認為意大利經濟表現在整個歐洲並不強。從投資戰略上,在歐洲肯定選擇倫敦,但通過萬科館建設發現,意大利資源豐富,本土企業在設計能力、建造細節能力方面都很優秀。萬科也開始重新思考是否加大與意大利設計界的合作力度。
中國貿促會副會長、2015年意大利米蘭世博會中國館政府總代表王錦珍介紹說,截至5月20日,中國館共接待了25萬位觀眾,成為世博園區內熱度最高、排隊人數最多的展館之一。在中國館開館儀式後首播了習近平主席視頻歡迎辭。
此次世博會以農業和食品為主題,中國也是第一次在世博會設立中國館餐廳,成為中國展館的重要組成部分。開館以來,中國館餐館谷香九號一直受到遊客歡迎,許多人慕名而來,午餐和晚餐經常排起長隊,晚十點後仍有觀眾前來品嘗。
自5月1日開館後,中國館接待了比利時、盧森堡、韓國、芬蘭、法國、英國、泰國、柬埔寨等國家、國際組織,學術機構和企業的貴賓團組共計41個,包括聯合國經法組織秘書長古里亞、比利時副首相兼外交與歐洲事務部部長迪迪埃·雷德爾斯、盧森堡副首相施耐德、芬蘭前首相埃斯特·阿霍等。意大利倍耐力集團總裁普羅維拉、百時美施貴寶總裁安德雷奧蒂等企業高管也先後參觀了中國館,表達了進一步開展中意企業務實合作的積極意願。
滬深兩市融資融券余額在“十四連跌”之後,終於在強勢反彈中止跌企穩。7月9日與10日,兩融融資余額均保持1.44萬億規模,融資盤也現小幅凈流入。市場預計,兩融余額未來常態或維持在1.5萬億左右。
面對融資交易占比在反彈中迅速回升,多位分析師均強調,監管層仍應繼續嚴格監管杠桿資金,避免市場在杠桿融資幹擾下再現暴漲暴跌。
兩融止跌企穩
在歷經前所未有的急跌後,兩融余額終於在大面積強平風險爆發前,止跌企穩。
7月6日起,大盤開啟了連續三天的恐慌式下跌,兩融余額則迅速從1.77萬億跌至1.46萬億。隨後的兩個交易日,市場暴漲反彈,兩融余額穩定在1.44萬億元。連續以千億元出逃的融資盤,9日凈流出已縮窄至181億元,而10日更獲得2.43億元的凈流入。
各行業板塊均未能幸免兩融的此次劇烈調整。從6月18日的2.27萬億元高點至7月10日的1.44萬億元,兩融規模此次跌幅達37%。兩融余額占比最高的制造業,期間板塊兩融余額從9140億元跌至5756億元;擁有一眾兩融余額規模居前列標的的金融板塊,期間兩融余額從4285億元跌至2713億元。上述板塊的兩融余額跌幅都達37%,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房地產業等板塊的兩融跌幅也超過30%。
前期杠桿資金猛漲所積累的風險,也在兩融余額的此次回調中得到一定釋放。長江證券行業分析師劉俊就舉例稱,銀行板塊在此次暴跌中獲得較大幅的相對收益,板塊股價未大幅調整,但風險已釋放,“此次銀行股股價的調整遠沒有達到強制平倉線,因此兩融余額下降多是市場主動降杠桿行為。金融各細分板塊融資余額下降20%至51%不等,在國家隊資金支持下實現了股價有支撐、市場主動降杠桿的完美模式。”
融資客熱情擡頭
反彈剛開始時,融資客的熱情就已迅速回升。
上周,融資買入額占成交金額的比例走出一道深“V”趨勢。7月6日至8日,融資買入額占比兩市總成交額的利弊跌破10%,最低達5.04%。然而在7月9日政府救市後的首個反彈日,融資買入占比直接拉升至11.88%,達到6月15日至今本輪調整的最高值。10日,融資占比繼續上沖至13.6%,就絕對值來看,7月10日融資買入額為1260億元,超出7月8日最低點560億元的兩倍。
從個券標的表現來看,藍籌大盤股成為了融資客返場後的首選。
Wind數據顯示,在7月8日連續暴跌的第三日,中信證券、中國銀行、中國平安、興業銀行等個股當天的融資盤凈流出達到16億元至31億元不等,凈流出額兩市居首,當天僅有兩只兩融標的獲融資凈買入。但至9日反彈時,中國平安融資盤全天凈流入超30億元,招商銀行、工商銀行、中國中車、中國重工、中國石油、中國銀行和中國建築等融資凈流入緊隨其後。10日反彈繼續,融資盤凈流入額前列排行也多被藍籌股占據。
少數中小創的龍頭在這兩日反彈時獲融資盤的青睞。7月9日,東方財富獲融資凈買入5.05億元,機器人融資凈買入額為1.4億元,在兩融標的同指標中位列第5和第30位。7月10日,機器人、萬達信息分別以2.43億元、2.05億元的凈買入額躋身兩融標的同指標排行的前20位。
國泰君安分析師任澤平對此表示,5000點前後杠桿資金交易額占市場總交易額約10%以上,最高時接近20%,這已遠超歐美發達國家同類市場指標,“市場調整時,杠桿資金過高容易導致市場因賣壓過重而瞬間喪失流動性。目前杠桿交易存在再度加速苗頭,當務之急是務必盡快采取措施,避免重蹈覆轍。”
“我們再也回不去以前沒有杠桿的時代了,杠桿融資將會伴隨著整個這輪牛市以及未來。”興業證券策略分析師張憶東也表示稱,市場將進入信用時代,而股市投資利用信用交易也進入常態;但投資者以賭博的心態期望一夜暴富的心態,卻經常會醞釀風險點。股災結束後的首要任務,應是抓緊監管和整頓杠桿融資。
對於杠桿資金的監管,任澤平還進一步表示,首先應將場外配資納入管理範圍,使其規範透明,“美國、中國香港等地方,杠桿交易非常透明,易於管理。在開立賬戶前,嚴格審查場外配資客戶的資產及信用記錄等”。對於兩融和傘形信托,則應嚴控標的及融資比例。以成熟國家的先例而言,仙股和分單市場股票不能作為融資標的。
任澤平還強調了逆周期調節的重要性,以及發展融券業務的必要性,“杠桿交易和股市存在內生正相關關系。牛市時,對杠桿的需求是客觀存在的;如美國融資的最低配額是2.5萬美元,但是融資利率非常高,兩個條件可以相互制衡。此外,融資融券也是相互制衡的,在美國兩者余額的比值在3:1左右。”
附:7月6日-8日融資盤凈流出榜
證券代碼 | 證券簡稱 | 兩融余額(億元) | 融資凈買入額(億元) |
601318.SH | 中國平安 | 294.54 | -135.70 |
600030.SH | 中信證券 | 264.64 | -64.99 |
601988.SH | 中國銀行 | 67.49 | -58.89 |
601989.SH | 中國重工 | 92.18 | -43.39 |
600837.SH | 海通證券 | 142.05 | -40.98 |
601166.SH | 興業銀行 | 188.07 | -39.46 |
601288.SH | 農業銀行 | 78.62 | -34.32 |
300059.SZ | 東方財富 | 41.56 | -34.01 |
600036.SH | 招商銀行 | 72.22 | -33.52 |
600016.SH | 民生銀行 | 68.19 | -32.40 |
7月9日-10日融資盤凈流入榜
證券代碼 | 證券簡稱 | 兩融余額(億元) | 融資凈買入額(億元) |
601318.SH | 中國平安 | 324.71 | 46.36 |
600036.SH | 招商銀行 | 84.37 | 12.75 |
600016.SH | 民生銀行 | 79.65 | 12.59 |
600837.SH | 海通證券 | 152.56 | 12.56 |
601398.SH | 工商銀行 | 65.35 | 11.58 |
601988.SH | 中國銀行 | 75.96 | 9.65 |
601766.SH | 中國中車 | 81.34 | 9.52 |
601989.SH | 中國重工 | 99.44 | 8.60 |
601328.SH | 交通銀行 | 65.29 | 7.95 |
600030.SH | 中信證券 | 267.17 | 6.74 |
剛剛過去的8月9日,是新加坡獨立50周年的紀念。
作為一個幾乎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國家,新加坡在過去50年間實現了發展的奇跡,成為了亞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最高的國家。
不過,近年來,新加坡GDP增速也有所下滑。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自2010年後,新加坡經濟增速告別兩位數增長。目前僅維持在2.9%。
作為新加坡經濟發展中的支柱,移民群體在50年中迅速擴大,在為新加坡經濟發展貢獻之余,也見證了越來越多的與本地人的矛盾和沖突,甚至引發了新加坡對移民政策的變更。
隨著今年3月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離世,站在50歲關頭的新加坡如何續寫發展傳奇,尤其是如何平衡外來移民與本地族群間的矛盾,成為世人關註的焦點。
渴求高素質人才
洪瀾的新加坡生活始自2000年,這一年,她在報上看到了新加坡招收華文老師的信息,正在上海一所高中任教的洪瀾動了心,“想要到外面去看看”的念頭揮之不去。
“那時網絡用的還是54K的貓,申請表格是委托朋友從新加坡教育部拿回上海,填好後再由朋友‘人肉’送回到新加坡教育部的。”洪瀾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經過新加坡教育部的審核和面試,洪瀾拿著就業準證來到了新加坡。
就業準證是新加坡政府為了吸引外國的專業技術人才而發出的一種工作簽證。在該計劃下,申請者只要找到新加坡本地雇主,就可申請到就業準證,又分為EP、SP、WP不同類別,其中EP相對工資更高,申請永久居留權(PR)也更為容易。
新加坡在建國50年的時間里不斷創造經濟奇跡,並躍居發達經濟體,大量移民功不可沒。
新加坡大規模引入外國華人移民,主要基於兩個因素,一是新加坡本土華人出生率在20世紀80年代後大規模下降。1985年的華人出生率為1.5%,2006年更是降到了1.11%,遠不足以維持人口更替水平,而華人是新加坡的主體族群,出生率的下降也導致新加坡勞動力的迅速減少。
二是新加坡的人才立國戰略。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國家,天然資源奇缺,因此一直鼓勵資本密集型的金融和高科技產業發展,與此相配套的是確立人才立國戰略。
廈門華僑博物院副院長謝美華撰文稱,新加坡多年來一直奉行高素質人才的移民政策,既可解決因為低出生率而面臨的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也可以為資本密集型的金融和高科技產業提供足夠的高素質人才。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加坡不斷提出吸引優質勞動力的計劃。1977年推出國外人才居住計劃,1997年時任總理吳作棟明確宣布新加坡的外來人才政策,範圍包括技工、學者乃至企業負責人。
不斷湧入的華人
中國內地移民開始大規模進入新加坡,是在1990年中國與新加坡建交後。
因為要大力發展組屋,而新加坡自己培養的建築類技術人員數量不足,於是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和一些民營的設計公司、建築公司從1994年開始在中國大量招聘建築設計人員等。在上海從事設計工作的桓曉明,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於1994年來到新加坡。
組屋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類似於中國的經濟適用房,由政府投資修建,價格由政府統一規定,以低價出售或出租給中低收入階層。目前,超過80%的新加坡公民住進了組屋。
桓曉明當時受聘新加坡建屋發展局,並在工作滿兩年後獲得公司支持遞交了綠卡申請。在來到新加坡2年半後的1997年1月21日,桓曉明拿到了PR。洪瀾則是在工作4年後的2004年拿到PR。新加坡教育部給了永久合約後,洪瀾跳槽到了現在的中學,是新加坡的一所特選學校,“包含初中和高中,新加坡叫直通車學校。”
謝美華撰文稱,新加坡的移民政策非常有效,1970~1980年,新加坡接受的凈移民數僅2.4萬人,但在1980~2009年的30年間,新加坡接受的移民約為164萬人,占2009年新加坡人口總數的近33%。謝美華估計這其中約130萬是華人移民,主要來自馬來西亞和中國。這些移民包括了高端專業人才、留學生、普通技術人才移民、投資移民等。
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往往會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隨時調整。比如桓曉明用2年半拿到PR,洪瀾用4年。而在2006年,由於新加坡移民政策更為寬松,大量移民湧入新加坡,洪瀾說,很多專業人才甚至在工作合約未到期前就拿到了PR。“我們當時是大約要2個工作合約後才能拿到PR。”洪瀾說。
也就是從2006年起,洪瀾發覺中文的使用明顯多了起來,咖啡店、餐館的小妹也都是中國人。在馬路上等紅燈的時候,洪瀾都會覺得恍惚,因為滿耳鄉音,似乎身處中國。而2000年剛來新加坡的時候,外來移民還不是很多。
而在洪瀾來到新加坡的2000年,因為經濟形勢不太好,新加坡的很多企業都選擇不再和來自中國的就業者續約。
雖然已經擁有了永久居留權,但桓曉明並沒有資格購買一手的組屋。1999年,桓曉明從二手組屋市場上購買了一套兩室一廳,花費了12萬新幣(當時1新幣約合5元人民幣)。“按照規定,新加坡公民可以購買兩次一手組屋,也可以幾年後將組屋在二手市場上賣掉獲取增值收益。”而在獲得PR前,移民只能租房或者桓曉明購買的這套組屋,與同地段同規模的一手組屋相比,價格是翻倍的,但同樣會比同地段同規模的商品房便宜30%~50%。
反移民情緒強化
越來越多的移民湧入新加坡,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帶來了強有力的支撐,但隨著近年來新加坡經濟增速放緩、競爭加劇以及人口老齡化,反移民和外來勞工的情緒日益加強。
2011年大選期間,有調查機構曾總結新加坡選民的五大不滿,分別是外來移民增多、通貨膨脹、貧富差距擴大、房價過高以及政治不開放,其中移民問題和社會不公首當其沖。
據新加坡勞工部的數據,截至2011年,外籍工人占新加坡勞動力的比重為33%。很多高教育水平的外籍勞工在新加坡企業中擔任要職。新加坡的服務、建築、制造等行業也對外籍勞工依賴度較高。
此後,新加坡政府再度收緊移民政策,明顯減少了外來人才的引進,勞工準入門檻不斷提高,公民與PR的權益差別也不斷加大。
2013年新加坡國家人口及人才署發表人口政策白皮書,提出為維持人口增長及競爭力,未來將每年輸入1.5萬~2.5萬名新移民,目標在2020年將整體人口提升至600萬,並於2030年達到650萬~690萬水平。
報告引發強烈反響,不少新加坡人認為政府沒有處理好新移民急增所帶來的住屋、交通及環境擁擠問題,國家正逐漸喪失獨立民族性。
對待新移民的態度,也影響了國家的相關政策。2013年,新加坡區分公民與永久居民權益的政策進一步擴大至購屋、醫療保險及學費等領域,平均每兩個月就有一個新政策出臺或宣布。2013年8月,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對PR實施購屋限制,規定外籍人士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後,須等3年才能在公開市場購買轉售組屋,以進一步穩定組屋轉售市場。
新移民努力融入
英媒援引的數字顯示,2014年新加坡外來勞工人數被削減,只剩2.6萬人。這是2011年的1/3。政策的收緊,或許會對新加坡的未來競爭力產生損害。
8月3日的《聯合早報》報道稱,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如果沒有外籍工人,我國的經濟會受到沖擊,進而影響生活。如果我們有很多外籍工人,經濟將表現不俗,但卻會有其他社會壓力,這些非常真實卻無法被接受的社會問題必須嚴肅看待。”
李顯龍說,作為政府,必須處理這個課題,其中沒有簡單的選擇。但是,李顯龍也表示,政府其實也可力求在身份認同、經濟發展和各種需求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每隔幾年檢討並調整政策。
為使新移民更好融入新加坡社會,新加坡政府於2009年4月成立了新加坡國民融合理事會(NIC)。國民融合理事會提出“三開口號”,即“開放門戶、敞開胸懷、開闊思想”,並制定具體措施,協助新移民更好融入社會。
與此同時,宗鄉社團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角色。198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由福建會館、潮州八邑會館、廣東會館、南洋客屬總會、海南會館、三江會館及福州會館聯合發起了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該總會官網顯示,目前已有205個會員團體社團。
2008年,洪瀾和一個新加坡當地人結婚,自己的兩個孩子也都成為新加坡公民,由此開始更深入融入當地社會。
洪瀾說,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很善良友好,大部分新移民也都是努力積極向上,熱愛新加坡也願意為社會做貢獻。“新移民其實很想融入新加坡,但和小時候玩遊戲一樣,一個團體也不會那麽快接受新成員,要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改變。”洪瀾對這些情緒表示理解。
與匈牙利、希臘等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在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和化解危機方面的努力贏得了普遍的尊敬。目前德國政府將難民政策列為國家任務,采取多重措施應對危機,消除極右翼暴力事件的負面影響,德國社會也積極向身陷困境的難民提供人道救援。
而能否成功促使歐盟各成員國達成共同的解決方案,也是檢驗德國團結各國、承擔歐洲領導者角色的試金石。
一、難民危機及其社會後果
1. 難民潮席卷德國
出於對戰爭歷史的反思,德國在二戰之後將難民的政治避難權寫入憲法。1993年,德國收緊了避難政策,申請避難的人數從1992年的40萬明顯減少,2007年降至1.9萬的最低值,此後開始逐年緩步攀升,2013年首次超過了10萬人。
這一趨勢自2014年起發生了急劇變化。由於中東、非洲多國內戰或饑荒頻發,民族、種族沖突加劇蔓延,宗教恐怖勢力日益擴張,冒險偷渡歐洲的難民規模迅速膨脹,而德國成為許多難民的首選。
2014年,德國申請避難人數達到17.3萬,2015年的難民人數估計將達到80萬的歷史新高——德國本身人口在8000萬左右。難民的來源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20世紀90年代還是以波黑戰爭難民為主,而2015年難民最多來自中東地區,在2015年1~6月德國收到的16萬份避難申請中,1/5來自敘利亞,其他還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國,另一個比較集中的地區則是巴爾幹半島,包括科索沃、阿爾巴尼亞和塞爾維亞等國。
難民的迅猛增加給德國帶來了極大壓力,據勞工部長納勒斯估計,到2016年德國至少還需要33億歐元的難民安置成本。具體負責難民收容和安置的地方政府一時難以滿足實際需求,部分難民安置點人滿為患,居住環境惡劣,不同種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混居,例如在哥廷根的弗里德蘭德,設計容納700人的難民收容中心安置了3000人。難民之間由於種族和宗教差異,相互之間也時有沖突,加大了治安隱患。
2. 難民潮給德國的社會治安帶來新挑戰
難民潮給德國社會治安帶來的更大挑戰則是極右翼暴力排外事件的激增。眼下,針對難民安置中心的縱火、攻擊事件出現了增長態勢。2015年全國至今共發生了20多起縱火案件,340多起攻擊難民的刑事案件,尤其是在東部各州。與20世紀90年代直接縱火的方式不同,今年的縱火案件往往都是針對指定為難民收容點、但尚未入住的建築,意在阻止難民的到來。對於難民的種族偏見、謾罵和譏諷不僅出現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樣延伸到了臉書等社交網絡上。
極右翼分子的行動不僅針對難民,甚至波及那些向難民施以援手的人們,以及負責難民安置的地方官員。薩安州特洛格利茨市市長就因多次受到人身威脅而被迫辭職,甚至連政界要人也不能幸免。8月21日夜,薩克森州的海德瑙難民安置點前發生導致數名警察受傷的暴力排外事件,默克爾總理在事發後訪問海德瑙之時,現場就受到數百名極右翼分子喝倒彩、扔雞蛋、被罵叛國的“禮遇”,而副總理加布里爾到訪海德瑙之後,他所在的社民黨柏林總部更是收到過炸彈威脅。
極右翼政黨在這一過程中制造恐慌氣氛,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在東部各州,德國國家民主黨等極右翼政黨在地方層面積累了長期經驗,有些甚至進入過本地的議會,建立起了完備的組織結構。它們印發反對在本社區建立難民安置點的材料,公布難民安置點分布圖,組織示威遊行,教普通人如何印刷傳單,在網上動員成立或支持反難民的倡議團體。8月21日,國家民主黨在海德瑙煽動數百人遊行鬧事,當晚事態就進一步升級。
二、德國采取多重措施應對難民危機
正如德國聯邦議院議長拉默特表示,攻擊難民的行為對德國而言“是恥辱和尷尬的”,影響極其惡劣,而負責難民安置的地方政府不堪重負。難民危機的嚴重性促使總理默克爾打破了不輕易出牌的執政作風,8月31日正式提出將難民政策列為國家任務。
1. 明確避難權前提條件,簡化難民審批程序
由於避難申請激增,德國負責難民身份認定和遣返的聯邦移民與難民局面臨巨大的工作量,上半年審理的避難申請數量已超去年全年,預計在今後6個月內還將審理20萬份申請。為此,聯邦移民與難民局進一步明確區別難民來源地,縮短審理時間,尤其快速審理兩個群體的避難申請,即巴爾幹和敘利亞。
對於德國來說,巴爾幹國家早已不是波黑戰爭時期的沖突地區,馬其頓、波黑和塞爾維亞自2014年11月起被德國界定為安全的來源國,來自這些國家的避難申請幾乎全部被拒絕,並根據歐盟規定的“都柏林程序”加快遣返至首次入境歐洲並進行登記的國家;反之,敘利亞難民由於內戰原因無法保障人身安全,幾乎全部認定避難權。此外,德國明確拒絕給予“經濟難民”以避難權。
2. 修改法律資助難民安置
德國目前正在修改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例如修改建築法規以加速修建更多難民安置點,為難民提供更多實物援助。聯邦政府將2015年全年的難民安置經費翻番至10億歐元,並提前半年將5億歐元救助撥款給各州。9月24日,德國聯邦、各州、鎮將召開專門的難民峰會,討論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德國甚至考慮修改憲法,以便使聯邦可以直接撥款給具體實施難民收容安置工作的鎮政府。
3. 社會治安:以法治國家原則打擊極右翼犯罪行為
為了消除難民潮給社會安定帶來的影響,德國強化了法治國家對待犯罪行為的手段,逮捕肇事者和縱火嫌疑人,加強對於極右翼事件背後可能的犯罪團夥的調查,並加緊禁止極右翼國家民主黨活動的司法審理程序。針對部分極右翼分子利用網絡煽動仇視難民情緒的行為,司法部長馬斯在德國電視一臺發表給臉書的公開信,稱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要求後者刪除惡意攻擊謾罵難民的內容。
4. 加強融入教育及就業體系
作為繼美國之後全球大移民國,德國十分重視移民在語言、教育和就業等方面融入本國社會。雖然對於難民的安置有別於已經取得合法身份的移民,但這一主導思想仍舊延伸到難民的安置上。
根據德國目前的難民政策,尚未獲得避難權的難民生活補貼為350歐元左右,略低於失業金的標準。而一旦避難申請獲得批準,難民可獲得護照、就業權和家庭團聚權,並得到政府在教育、就業等各方面的社會融入促進,包括上語言課,進行職業資格培訓。目前德國有4萬多空余的培訓崗位和50多萬空余工作崗位,專業勞動力緊缺,難民的培訓和就業並沒有搶走本國人的工作,工業界也有意吸收更多通過了語言和職業資格關的難民就業。
在逃亡德國的難民當中有大量兒童,不少甚至是沒有成年人看護的兒童。根據德國法律,在德國居留時間超過3個月的6~16歲青少年有受教育的義務,包括難民兒童。在今年80萬避難申請中,估計有30%~40%都是學齡期兒童。目前德國已有大約一萬民難民兒童入學,盡管在避難申請結果下來之前,他們的避難身份和去留並不確定。各州和地方為此擴充師資,開設語言課等銜接課程。
5. 民眾向難民施以援手
在解決世紀難民危機的過程中,社會力量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面對洶湧而來的難民大軍,多數德國人沒有選擇排斥、戒備或者事不關己,而是寬容和人道。德國多個城市陸續舉行了支持難民、反對極右翼種族主義的遊行,海德瑙在排外事件後一周發起了對難民的“歡迎節”,消除難民繼續居住下去的顧慮。在社交網絡上,同樣有大量聲援難民的聲音。
德國民眾積極向難民捐錢捐物,擔任誌願者義務為難民提供幫助,在火車站歡迎初來乍到的難民,甚至騰出自家的空間來安置難民,對於難民的無私援助與極右翼暴力排外行徑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空前的難民潮分化了社會,光明和黑暗的兩面同時展露無遺,而人道主義的歡迎文化無疑占據了德國社會的主流和基調。
三、難民危機考驗歐洲內部團結
在此,姑且不論難民問題形成的根源,以及誰應當對難民負責的問題。對於歐盟來說,難民大軍洶湧而至,如何化解危機已經成為無法回避的當務之急。個別歐洲國家對於難民事務的推諉使得慘劇一次又一次在歐洲上演:意大利蘭佩杜薩島附近水域喪命的兩千多難民,土耳其博德魯姆通往希臘科斯島海灘上溺水而亡的3歲敘利亞小男孩,奧地利維也納高速公路上窒息至死的71具屍體,穿越匈牙利邊境鐵絲網墻的人群……這些令人無法直視的照片傳遍了全球,也無時不刻在敲打著歐盟的普世價值,歐盟多年以來苦心經營的“價值共同體”,如果不能在危機面前承擔起道義責任,妥善處理好難民問題,必將嚴重削弱其在全球的軟實力。
難民危機考驗著歐洲的內部團結和共同行動能力。事實上,以其5億人口和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強大實力,歐盟目前所面臨的難民潮遠遠沒有土耳其、黎巴嫩這些敘利亞周邊國家的規模大,單單是本國人口不到450萬的黎巴嫩,在2014年就接受了115萬敘利亞難民。只有幾個歐洲國家直接受到難民潮沖擊,它們在難民問題上各自為政,另外二十來個國家則完全置身事外,這導致共同的歐洲難民政策遲遲不能出臺。
目前,德國正聯合法國、西班牙等國,希望出臺歐盟統一的解決方案,包括在歐盟範圍內分攤難民壓力,規定有約束力的難民配額指標,規定統一的避難權條件和安全來源國清單,尋求在難民通往歐洲的門戶設立統一的登記和收容中心,攜手加大對於國際偷渡團夥的打擊力度等等。
(作者為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濟大學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問題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