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殯葬暴利”、“陰間房地產熱”、“死不起”，近年來，圍繞殯葬業的種種問題，社會上的議論一直不斷。最新研究報告認為，化解“死不起”難題，需要創新墓園建設模式，探索殯葬領域投融資機制，並充分發揮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

25日，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中國社科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在京發布《殯葬綠皮書：中國殯葬事業發展報告(2014～2015)》。

北京工業大學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意研究所教授王國華說，在數千年的殯葬傳統影響下，當下漢民族的主要殯葬形式仍然是追求“一個葬禮”、“一塊寶地”、“一個墳頭”、“一座墓碑”。

調查發現，以北京為例，北京市公墓消費過高，多數居民難以承受。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研究人員曾寒柳介紹，北京92%的市區消費者認為公墓消費過高，農村居民多反映辦喪吃請花費貴。

曾寒柳所做的調查顯示，市區居民中等殯葬消費的公墓消費占整個殯葬消費的87.5%，公墓消費成了壓在居民心口的不能承受之重。

近年來，北京的墓價持續上漲。曾寒柳分析，主要原因為土地資源稀缺，土地價格過高，公墓需求不減等。近年來國家推行的生態節地葬價格不高，選擇的居民卻很少，主要原因是傳統“入土為安”喪葬觀念和“孝”文化影響依然較深;生態節地葬實行時間不長，環境、服務和配套設施還不盡完善。

綠皮書介紹，去年以來，福建、江西、湖南、雲南、陜西等地結合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集中開展喪葬陋習和亂埋亂葬專項整治，清理了交通幹線兩側、風景區、耕地等重點區域散葬墳墓，遏制了亂搭靈棚、治喪擾民等不文明現象。僅福建省就整治了豪華墓224座、大墓1459座、“活人墓”170座。

王國華說，在自然死亡率相對穩定條件下，人口基數的增大必然引起城市人口自然死亡數增加，導致部分城市因制定限制殯葬用地的政策而使墓地緊缺，加上部分城市對於城市的公共資源過度商業化的開發，引發了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以及對於殯葬行業的種種詬病。

王國華認為，傳統的喪葬模式已與時代發展相違背，應當從創新殯葬模式、轉變殯葬觀念的角度入手，從建設全新的現代城市公墓體系出發，將傳統的“一塊寶地”、“一個墳頭”、“一座墓碑”的安葬模式，創新為“人文紀念公園模式”。

王國華解釋說，所謂“人文紀念公園”主要表現為：不留墳頭、不立大墓碑、不占用大面積的寶地、不使用木材花崗巖的自然材料，用綠色草坪和象征性的紀念墻、獨特的安葬儀式、優雅莊嚴的祭奠音樂以及個性化的殯葬服務來顯示每一個逝去的生命個體的價值。

曾寒柳建議，適量新增公墓，科學、合理規劃現有公墓，以新建生態節地葬方式為主，新建小型墓為輔，堅決杜絕超大墓和豪華墓的存在。

而對於網絡祭祀，綠皮書認為“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天堂網創始人黃新武稱，目前大部分祭祀網站都處於虧損狀態，直接影響了祭祀網站的運營維護，處於積極運營維護狀態的網站屈指可數。

黃新武認為，祭祀網站應該以公益為依托，在傳統祭祀文化的繼承與創新上體現社會價值，並可以借助網絡祭祀平臺的影響力打造成為生命教育的互動平臺，為社會提供一個人文關懷的社區。

長期以來，我國殯葬公共服務有效供給不足常態化，難以滿足新時期人民群眾對殯葬改革成效的新期盼、新訴求。

“究其原因，除國家對殯葬公共產品投資長期短缺外，重要的是政府沒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殯葬投融資運營機制，沒有充分發揮好社會資本特別是民間資本的積極作用。”《殯葬綠皮書》主編、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所長李伯森說。

李伯森認為，應探索殯葬服務公立機構分類改革和改制。打破殯葬行業壟斷和市場壁壘，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營造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投資環境，適度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公立殯葬服務機構改革，為社會資本進入創造條件。

對於社會資本對殯葬事業投資方式，李伯森認為，可探索通過獨資、合資、合作、聯營、租賃等途徑，采取特許經營、公建民營、民辦公助等方式，鼓勵社會資本適度參與殯葬公共服務設施建設。

不過，對於節簡殯葬的說法，著名作家、中國殯葬協會顧問李寬定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墳塋是個人的最終歸屬，墓地則是眾多逝者的身後家園。“陰宅陽宅都是宅，當然得按藝術品來打造。”

李寬定說，這不僅僅是對逝者的尊重，更是對生者的關懷。“冢塋之地，孝子思慕之處也”。

李寬定說，現代人對過往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墓地考古來實現的。“不知你是否想過，一百年或三百年之後，那個時候的考古會是個什麽樣子?我們這個時代留下去的文化實證又是什麽?如果墓碑上刻的是能表現這個時代民眾生活的文字、版畫和雕塑之類，幾百年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李寬定認為，文字也好，版畫也好，雕塑也好，凡是帶有這個時代政治、經濟、思維方式、價值觀等生活印記的，把它弄上去，那就有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了。

今年6~9月，在短短不到4個月間，從中國到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再到歐美國家市場都發生了劇烈震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再度來襲”一說不絕於耳。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應對經濟增速放緩?“股市巨震”後，中國的各方人士又應該如何重新學會敬畏市場?

在世界經濟論壇2015年新領軍者年會期間，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前主席、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ET)高級研究員阿代爾·特納勛爵(LordAdairTurner)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表示：“中國需要結束依靠信貸刺激、投資驅動、重房產和基建的增長模式。”他認為，上述模式的確支持了2009~2012年的中國經濟增長，但“強心針”不可能一直打下去，產能過剩現象在中國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和基建方面已經十分突出。

然而核心矛盾在於，推動消費是一項長期工作，如果在此期間沒有基建或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速可能便會“斷崖式”下降。對此，特納指出，“這兩種模式不可能馬上切換(投資轉消費)，下一步的重點仍是依賴投資驅動，但要註意的是必須提高投資質量。”他也指出，中國政府不應迷戀具體增長數字，應平心靜氣推動改革。

當談及中國A股市場巨震以及政府“救市”等幹預行動時，特納認為，中國A股市場主要在兩方面存在問題：“過去幾年間，有很長一段時間新股發行幾乎停滯，其借口是股市不振，不希望新股進一步打擊整體股價。其實，一個合理的股市就應該向所有公司開放新股發行通道，而不應該采取配給模式。”另一方面，特納指出，官方不應該刻意鼓勵股價上漲，且無論是推高股價還是防止股市下跌，二者都不可取，“當然如果沒有前因，就不會產生如此嚴重的後果，且大幅股市波動有礙政府信用。”

不過他也表示，“融資總規模在中國債務總量中只占很小比例，且人均持股量遠遠小於美國，因此中國股市的財富效應可能相比美國而言要小得多。”

中國應提高消費率和投資質量

第一財經日報：有觀點認為，當前是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歷過的最艱難的時刻——經濟增速放緩、政府層面對於具體應對措施較為迷茫，部分地區的增速已接近0。如果不采取合適措施，經濟增速下滑可能無法抑制，對此你有何建議?

特納：中國正在經歷艱難的轉折。過去6年，即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經濟放緩，中國以信貸擴張來刺激經濟，且聚焦於房地產、基建、重工業(鋼鐵、混凝土等)等行業，這導致信貸對GDP的占比從130%上升至220%;投資對GDP的占比從當時40%的高位進一步上升到近50%的水平。這一策略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成功的，其支持了2009~2012年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強心針”不可能一直打下去，中國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基建產能過剩已經十分嚴重。

日報：2008年危機前的增長模式——出口驅動增長不可持續，再加之4萬億元刺激政策，二者交織起來加劇了債務的不可持續性。

特納：出口驅動增長的模式的確不可持續，因為這將不斷放大經常賬戶順差。不過此後這一模式得到修正，但修正並不徹底，因為中國經濟仍是由國內投資來拉動，而不是依靠國內消費。我們需要結束依靠信貸刺激、投資驅動、重房產和基建的增長模式。然而困難的是，根據全球經驗，如果不是以經濟放緩為代價，上述模式很難徹底終止。

今後，中國必須要建立一個更平衡的增長模式，即提高消費率、降低投資率。但是，這兩種模式不可能馬上切換，下一步的重點仍是依賴投資驅動，但要註意的是必須提高投資質量，而不是大量在二、三線城市建造大量無用的房產。

IMF報告顯示，中國人均房地產占地面積比日本和韓國都要多，但中國人均GDP卻僅僅是上述國家的1/4，這種過剩產能集中在二、三線城市，而不是如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

日報：有不少觀點認為，中國明年樓市調整可能將會結束，房價會再度反彈。你是否認同這種觀點?

特納：我認為這種反彈取決於具體的城市或地區。值得註意的是，“戶口改革”也將會對房價產生影響。如果改革力度大，如上海、北京、廣州、大連等大城市的人口密集度和房價或將進一步上升。二、三線城市的住房空置率也可能進一步上升，因為政府無法指定人們具體生活在哪個城市，所有人都希望向大城市遷移。

此外，城市之間也可能會形成競爭，認為如果加大力度建設會議中心、體育中心或地鐵線路等，就能吸引全球投資，這往往是誤區，結果產生更多過剩產能。中國真正應該做的是使現有城市更加宜居，並進一步推動消費。

日報：推動消費是一項長期工作，但其在短期仍將維持疲軟，而在此期間如果沒有基建或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速便會出現斷崖式下降。你是否存在這種擔心?

特納：消費模式的切換需要慢慢來，投資端仍應持續，但要確保投資的質量，例如將北京轉變成一個宜居、清潔的城市，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

商業銀行在未來幾年內或需再註資

日報：今年以來，中國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量持續擴大，全年地方債置換規模高達3.2萬億元。這一行動在未來幾年會發揮一定作用，對此你有何評價?

特納：我認為這一置換是正確之舉。中央政府將會吸納大量過去地方政府債務，並進一步加強今後的債務紀律。同時，銀行債務也值得密切關註，尤其是積累了大量重工業貸款的銀行機構，它們可能需要中央政府再註資，這也將擴大今後幾年中央政府的債務比例，但我並不為此而擔心，我認為中國有能力彌補缺口。

此外，更重要的任務仍是刺激國內消費，但前提是，中國要打造更好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體系，讓人們不再擔憂巨額醫療負擔，使其不再預留大量預防性資金。

還需要註意的一個現象是，中國實際工資增速加快，這其實說明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緊縮。相關數據顯示，中國15~30歲人口將在未來十年減少25%，這將使得勞動力承壓，但對於中國經濟平衡而言也有一定好處。

日報：鑒於你說的“困難轉型”以及不良貸款問題，你認為中國最糟糕的時刻是否仍未到來?

特納：我認為中國在未來的兩三年中仍將面臨挑戰。如果中國GDP增速逐步放緩到5%~6%的水平，我完全不會為此而驚訝。如果增速得以持續保持7%的狀態，我反而會為此而震驚。

最大的風險在於，如果中國政府一定要達到今年GDP增速7%的目標，那麽短期只能維持不平衡的增長模式，即依靠投資和信貸推動房地產和基建，這將加劇資源錯配，推高後期壞債規模。因此中國需要深呼吸、平心靜氣，接受經濟增速放緩的事實，並向更平衡的增長模式切換。

日報：盡管你認為中央政府債務水平仍位於低位，但加上企業、個人和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債務水平對GDP的占比已高達約250%，這一水平總體在新興市場各國中處於很高的水平，你是否為此感到擔憂?

特納：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央政府可能都刻意地不將部分債務納入中央財政，但同時又讓銀行系統向地方政府提供貸款。這一過程實為政府刺激，但卻被誤認為是由銀行系統主導的市場化操作，而其操作本身其實並不符合市場化紀律。久而久之，這部分債務最終將會被累計到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上。也只有到那時可能才發現，過去這些基建應從一開始就由中央政府財政來牽頭，而不是通過銀行系統這一繁瑣的程序。

日報：對於企業部門的債務壓力，你有何見解?

特納：我並不清楚這些不良債務具體在哪里，有些大型企業的杠桿水平和現金流仍較為合理，但部分不良債務必定集中在重工業部門，如鋼鐵、混凝土等企業在過去都受到基建、房地產“投資熱”的推動，但在熱度驟降後，上述產業必定積累了規模不小的壞債，而銀行未來很可能將核銷大部分債務，因此中央財政需要對銀行再註資，這也可能對中央財政構成巨大壓力。

其實，這一過程在中國已經發生過。上世紀80至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經歷了幾輪經濟繁榮後，形成了巨額銀行風險和壞賬;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國家對銀行進行了註資、資產剝離和大規模金融整治。

日報：你認為這在未來五年內會發生嗎?

特納：我認為在未來幾年中，類似現象一定會出現。

推高股價和防止股市下跌皆不可取

日報：對於企業而言，資本市場這一融資渠道似乎也無法充分發揮作用，尤其是此前的股市巨震打擊了各界信心。你認為中國A股市場存在哪幾方面問題?

特納：中國A股市場主要在兩方面存在問題。過去幾年間，有很長一段時間新股發行幾乎停滯，其借口是股市不振，不希望發行新股進一步打擊整體股價。其實，一個合理的股市就應該向所有公司開放新股發行渠道，而不應該采取配給模式;此外，官方不應該刻意鼓勵股價上漲，並以“牛市”作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一旦泡沫破裂、牛市終結，政府又不得不出手救市。其實，無論是推高股價還是防止股市下跌，二者都不可取，當然如果沒有前因，就不會產生如此嚴重的後果，且股市大幅波動損害政府信用。

當然股市並不是完美的，回想納斯達克指數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也經歷了“過山車”。從1998年10月7日1449.06點起步，到2000年3月12日納斯達克創下5132.52點的歷史最高，到2002年10月10日最低又到了1108.49點。但你只能讓它發生，不能橫加幹預，這只會使情況惡化。

日報：話雖如此，但你是否認為股市快速、大幅下跌會激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特納：股市漲跌很正常，願賭服輸。最危險的是，股市下挫涉及到債務問題，這在中國便體現為融資融券、場外配資、股權質押等創新、加杠桿手段。

不過眾多數據顯示，融資總規模在中國債務總量中只占很小比例，且人均持股量遠遠小於美國，因此中國股市的財富效應可能相比美國而言要小得多。

當前，對中國經濟增速打擊最大的，是以投資、信貸驅動的舊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然而股市震動對於全球市場最大的影響是，外部市場可能會質疑中國政府的管理能力，而股價巨幅波動也令人感到無所適從，摸不清政府的思路。

日報：對於部分券商、銀行，你是否認為應該任憑它們破產?

特納：這取決於其規模，如果其業務只是杠桿融資，那麽就應該讓其遵循市場規則，即破產。但不能“一刀切”地對所有大型銀行采取類似措施，這將影響市場借貸，或進一步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救市取決於具體對象。不過，救市的成本可能還是小於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損失。

日報：各界對於中國政府此輪救市行動頗有爭議，你是否認為即使是在股市暴跌時政府也不應出手幹預?

特納：不能說得那麽絕對，政府對股市的幹預在某些時候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回顧當年中國香港股災之前，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不少新興市場國家苦不堪言。繼泰國在1997年7月率先放棄固定匯率制後，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也相繼放棄，中國臺灣也主動開始緩慢貶值，由於當時港元掛鉤美元，因此中國香港也成為索羅斯等國際炒家的下一個目標。

當時中國香港為了維護港元、打破炒家套利計劃，轉變以往“積極不幹預”的經濟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上做出應對：政府和金管局直接進入股市，金管局直接進入匯市，穩定匯率和利率;限制惡意賣空行為。上述幹預措施的確穩定了市場情緒。

不過，我並不認為現在的中國A股市場像當年的香港一樣受到了很多國際做空者的攻擊。中國的主要問題在於，一開始股價就被推高到了一個與基本面全然不符的水平。

美聯儲12月加息的可能性更大

日報：此前美聯儲加息預期和中國股市持續大幅下跌一度拖累了全球股市，你認為其中中國的因素究竟有多大?

特納：全球股市震動可能並不源自中國A股市場的下挫，而是來自國際市場對於中國實體經濟增速放緩的預期，新加坡、中國臺灣、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的短期增長預期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上一個月發生的一切讓各界意識到，中國經濟的放緩將對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構成很大的打擊，俄羅斯和巴西都處於蕭條狀態。此外，大宗商品價格也大幅下挫。值得註意的是，富時100指數中包含眾多大宗商品類企業，因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中國經濟放緩一度造成了富時100指數大幅下挫。

日報：此前人民幣貶值也引發全球市場波動，各界對於中國開放資本賬戶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存在一定擔憂。你對此有何看法?

特納：我認為只有讓人民幣成為國際化的貨幣，才能避免出現資金外流的情況。

中國現在存在很明顯的短期資本流動。在三四年前，我們尚能理解成中國外匯儲備的流動，根據現有賬戶和外匯儲備，我們就可以了解這些“熱錢”是從哪里來的，但最近我們發現有些情況很難解釋。隨著匯率波動加大、資本賬戶越來越開放，有很多外國資本流入，因此事情變得越來越複雜。

對於匯率波動，如果看一下過去15年，歐元和美元之間的變動只有非常少的波動是可以通過利率變化或經常項下競爭力來解釋的，大部分很難解釋，像上世紀80年代時日本的狀況，有大量資金流動，這導致了匯率的波動，簡單用貶值或通脹的理論難以解釋。因此伴隨著中國國際化的進程，必然有這樣的後果，也必須要去接受這樣的後果。

日報：除此之外，你認為美聯儲加息的不確定性是否也助長了全球波動性?

特納：美聯儲做任何決定可能都不會具有根本性意義，因為這在此前早有預期。我認為美聯儲9月加息的可能性僅為25%，12月加息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此次加息的幅度將較歷史而言更弱，我們預計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到2017~2018年仍將在2%~2.5%的水平，而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仍將維持零利率政策，中國的利率則會較現在更低。當前，全球都處於一個近似通縮的時代，各國仍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所產生的債務積壓的影響，中國在過去6年也試圖以信貸擴張的方式極力避免受到拖累，但事實顯示，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確已經失去了過往的動能。

日報：在你看來，IOER(超額準備金利率)或RRR(隔夜逆回購)會否成為美聯儲加息時加以利用的主要工具?

特納：各個央行都有不同的措施將利率引導至它們理想的區間，不論是英格蘭央行、美聯儲，還是其他央行都是如此，但這些技術性操作都只是次要問題。關鍵在於，通過不同技術性操作，央行能夠確保短期市場利率符合其原先設定的理想利率水平。

(編者註：RRR是指美聯儲將持有的美國國債等優質證券作為抵押品，而共同基金等市場參與者將資金出借給美聯儲，和中國的逆回購方向正好相反，是“收”貨幣的一種工具。資金出借的利率就是美聯儲提供的固定隔夜逆回購利率，此隔夜利率相當於為短期利率設定了下限。因為低於該利率市場參與者就寧願出借給美聯儲，而不會出借給其他市場主體。IOER是美聯儲對金融機構存放的超額準備金支付的利率，從2013年7月開始使用，至今超額準備金利率一直為0.25%。IOER與RRP利率都是美聯儲控制短期利率下限的工具，但不同的是，超額準備金不需要美聯儲提供抵押品。美聯儲主席耶倫曾表示超額準備金利率將是主要的緊縮工具之一。)

最近一段時間，火爆的公司債引發市場對其滋生風險的高度重視，從一開始關註公司債的規模出現井噴，到近期主要關註公司債的價格虛高、杠桿過度，容易引發泡沫風險。甚至有業內人士擔憂“資產配置慌”會刺激中國高收益債的發行，不禁讓人聯想到金融危機前美國的債市情況。

與此同時，近期美國垃圾債市場也迎來大量資金流入，長期低利率環境壓低了低風險投資所能帶來的回報，迫使投資者不得不提高風險偏好。10月29日淩晨，美聯儲正如市場預期維持利率不變，這也讓美國垃圾債市場在未來一段時間持續更具吸引力。

全球規模最大的不良債務投資公司——橡樹資本(OAKTREE)聯席董事長霍華德•馬克斯(Howard Marks)10月28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各國央行長期實施的低利率政策以及寬松的資本市場已經驅動投資者偏離應有的風險曲線，從而追求具有吸引力的回報。

中國公司債占GDP比重已超140%

近日，央行發布了9月份金融市場運行情況， 數據顯示該月銀行間債券市場共發行各類債券 2.3 萬億元，同比增長 121%，環比增長 19.8%。

在整體債市持續火爆的情況下，公司債表現尤為突出。數據顯示，自年初以來，交易所公司債公開發行規模已超過3700億元人民幣，其中僅第三季度就高達2334億元，僅一個季度的發行量已經與近年來發行量最高的2012年度總額相差無幾。

10月27日，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浦江創新論壇上強調稱，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測算，目前中國公司債占GDP比重已經高達140%至150%，從絕對數量來說中國已經超過了美國。受中國的資本產出率不斷提高、通貨膨脹率降低等多種因素影響，預計到2021年，我國公司債務占GDP比重可能會上升至200%。

“這是非常危險的情況，我們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公司債進一步提高會導致許多企業的違約，利息率的上升、不良債券的增加會導致銀行危機，所以我們必須嚴重關註公司債的問題。”不過，余永定分析，由於中國政府的財政狀況較好，擁有大量國有資產，且並沒有沈重的外債負擔，所以只要政策得力，可以克服挑戰。

總體來看，目前業內認為公司債市場具有的風險，總共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信用風險，即債券可能的違約風險;二是市場風險。

關於市場風險，業內認為公司債的價格過高，發行利率過低，定價存在非理性現象;同時，投資者為了提高公司債的收益率，使用質押回購、結構化安排等手段進行杠桿操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高杠桿現象;此外，當價格高和杠桿操作疊加，如果再受到宏觀經濟或股市向好等因素影響，未來交易所債市可能出現資金面緊張局面，可能出現債券拋壓或去杠桿，從而引發債市泡沫破滅。

對此，有業內資深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輿論關註的新公司債發行利率過低只是個別現象，新公司債的發行利率差異化明顯，定價相對理性;同時在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經濟加速轉型的宏觀背景下，債券發行利率下行是長期趨勢，交易所公司債發行利率是對這一趨勢的先導性反映，近期國債等其他品種利率和銀行間市場利率都在加速走低。利率下行並非交易所公司債市場獨有，同期銀行間市場發行利率也在下行。”

此外，債市的杠桿與股市的杠桿存在本質區別。一方面債市投資者均為機構，投資者結構更理性、成熟。另一方面債券波動率有限。

對於我國債券市場當前是否存在泡沫，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現在提這個說法為時過早。畢竟我們債市的規模，尤其在企業層面上，市場並不大。”

但他同時強調，債市現在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剛性兌付”現象。

“應該有序地打破剛性兌付，一個企業倒閉了或者債券違約本身不重要，關鍵是如何通過示範性作用引入一個更為市場化、公開的破產或者違約機制。”

朱海斌認為，從中長期來看，沒有違約的債券市場是非常危險的，短期的風險我們可能看不到，但是從中長期看來是會影響債券市場發展的非常大的制約因素。

美國債市也瘋狂

最近迎來大受歡迎的不僅有中國公司債，美國的垃圾債市場也吸引了大批高收益偏好投資者的“淘金”熱。

據基金研究公司Lipper的數據，截至10月21日，美國投資於高風險債券的公募基金以及ETF累計流入了33億美元的資金，這一單周流入規模成為自2011年11月以來的新高，也是1992年有記錄以來的次高。

高收益率企業債通常是由信用評級較低的公司發行。由於這些債券風險更高，在發行時必須提供比投資級別企業債更高的收益率才能吸引到投資者。

中信建投證券分析師季偉傑認為，低評級債券受追捧主要是因為在“資產饑荒時期”，投資者沒有太多的其他投資選擇。“我們正處於低利率時代，但投資機構承諾給客戶的回報沒有下降太多，太多關註收益率而忽視信用風險是很危險的。”

馬克斯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第一個實施了規模龐大的刺激政策，這也使其成為第一個複蘇的發達經濟體。但在長期的低利率環境下，投資者進行投資，使得資產價格被推高，因此美聯儲接下來的加息舉措會對這些資產價格上升帶來壓力，投資的收益和回報會有所限制。

再被問及目前美國高收益債券是否存在泡沫時，他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存在泡沫也是整個美國債券市場。

“現在債券是在低利率環境，不存在高收益泡沫，但是我認為存在債券的泡沫，因為所有債券價格都是高的。通常高收益債券的利率回報要比國債高5%，而現在高收益債券的利率水平是6%，相差不足5%。但是6%的收益對於那些希望得到固定回報的投資者而言，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馬克斯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