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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省發改委年會 主任們有什麽共識？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401本文由微信公號“掃雷小組”（saoleixiaozu007)授權華爾街見聞發布
國家發展改革工作會議於去年12月12日召開，此後各省陸續召開同類會議。據掃雷小組統計，截至1月20日，至少有17個省份召開了全省（區、市）發展改革工作會議。這類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總結2014年的工作並部署今年的發展改革工作，因此梳理這些會議後可以發現一些新的風向。
1、“新常態”的地方擔憂：支撐產業面臨青黃不接的風險
1）“新常態”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考察河南時提出，並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從速度、結構、動力三方面闡述，習闡述時註重積極的方面，但地方層面有一些擔憂。
2）河北和吉林兩個省份在談到新常態時的一個共同擔憂是支撐產業面臨青黃不接的風險。其背景則是兩省的工業、經濟數據不樂觀。
去年前三季度河北、吉林兩省分別以6.5%、6.2%GDP增速名列全國倒數第三、第四位。吉林的支柱產業汽車、石化工業增速由2013的兩位數滑至2014年前三季度的個位數，河北的鋼鐵產業同期下滑嚴重，裝備制造業下滑3個百分點。吉林還提到，經濟新常態下還面臨著房地產、政府債務、銀行呆壞賬的挑戰。
2、穩增長的關鍵仍在投資
1）2014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51.2%，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但各省對消費的強調並不多。
2）消費方面重慶提出強化消費在穩增長中的基礎作用，同時突出強化投資在穩增長中的關鍵作用。類似的，投資的提法幾乎為各省份采用，而消費則相對提及較少，這說明地方政府的投資拉動經濟的傾向依然很重。
其中，湖南和河南兩省已在會議上明確今年的投資規模，河南的目標是1.5萬億，湖南則是1萬億。
3）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投資的地理範圍已不局限於國內。國家發改委稱，要發揮投資走出去的帶動作用，重點是產業和裝備走出去。這一定程度上能消化國內鋼鐵等行業的過剩產能。
3、區域戰略作用顯現
1）本屆政府推出的三大區域戰略是：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三大區域戰略涉及的省份數量占到總數的三分之二，多數省份的發展改革會議都提到上述一個甚至兩個戰略（如四川）。
2）其中，河北發布的數據稱，在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推動下，河北2014年從京津引進資金3940億元，占河北省引進省外資金的50％左右。京津地區的資本占據較大比重。
3）新疆則著力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新疆於去年11月成立了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啟動相關規劃編制工作。蘭新高鐵開通後，中新網報道稱新疆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端倪已現”。
4、投融資方式變化
1）企業債發行降低30%-53%，市政債增加。浙江省發改委披露的數據顯示，去年該省發行企業債券35只，累計募集資金426億元。今年確定的目標則是200至300億之間，相比下降30%—53%。這說明浙江省發改委對今年企業債的發行並不樂觀，而這基本上是大勢所趨。
去年國務院43號文印發後，國家發改委對城投債的審核趨嚴。市政債成為另外一個改革方向。湖南省發改委提出優化政府投資，增加政府債券和專項債券額度。掃雷小組註意到，政府債券此前已經存在，專項債券作為新的品種很可能在今年推出。
融資平臺改革方面，浙江省發改委提出推動政府融資平臺整合、做大，打造一批符合市場規律的融資平臺。因此，一些沒有經營性現金流或者經營能力較弱的平臺很可能在今年被撤銷或者整合。
2）其他一些投融資方式變革是PPP、資產證券化、設立投資基金等。
3）民間投資的比重可能提高。民營經濟大省浙江發改委披露的數據顯示，去年全年該省民間投資增長18%，占全部投資的比重同比提高約1個百分點。今年浙江號召浙商回歸重大項目建設，目標是民間投資比重再提高1個百分點。但這並不代表全國的趨勢，而其他省份未發布同類數據。
掃雷小組 | SWEEPING ANALYSIS 是一個開放的中國政府信用研究群組。小組提供基於城投平臺、PPP、地方債券、財政部門動向、開發性金融等系列數據庫的輕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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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與歐元區達成共識 延長貸款四個月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478周五，希臘和歐元區財長們就延長希臘援助計劃四個月達成協議。希臘需在下周一前遞交改革和預算方面的具體計劃。四個月低於希臘向歐元區申請的六個月時間。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奧地利財政部長Hans Jörg Schelling表示，希臘和歐元區財長們就延長希臘援助計劃四個月達成有條件的協議，條件是希臘需在下周一前遞交改革和預算措施方面的具體計劃。此後，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進行審議。
此前，希臘向歐元區申請延長救助六個月，歐元區最終批準的時間為四個月，這意味著未來希臘債權人在協商中或將處於更優勢地位。
希臘現有貸款將於本月28日到期，四個月援助將使其能在今年春天償還應給IMF的款項，但不能覆蓋7月和8月應償還給歐央行的近70億歐元款項。
如果希臘本次不能獲得救助延期，希臘政府可能於數周內耗盡資金，這意味著希臘政府將無力支撐公共服務業，無法在春季還債給IMF，希臘面臨退出歐元區的風險。
希臘與歐元區達成救助協議過程坎坷，市場上對於希臘退歐的擔心越來越多。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報道，德國周刊《明鏡》稱，獲悉歐洲央行為希臘退出歐元區做準備，正進行內部模擬測試。歐元區成員國馬耳他的財長表示，以德國為首的歐元區國家到了願意讓希臘退出歐元區的狀態。
儲戶擔心希臘政府可能於近日實行資本管制，恐慌情緒升溫，希臘銀行存款加速外逃，在過去兩天里，希臘銀行業存款外流超過10億歐元。這無疑給希臘新政府巨大壓力。
希臘與歐元區財長們達成共識的消息一波三折。周五早些時候，據彭博社報道，希臘官員稱目前看已與歐元集團達成共識。不過此後僅8分鐘，希臘政府發言人就否認了這一消息，稱還未有協議達成。幾個小時後，奧地利財長證實了達成協議的消息，稱希臘在滿足一定條件後，可將債務延長四個月。
受希臘和歐元區財長們達成協議提振，標普500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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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紅：最大的危險是共識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605|
本帖最後由 鹿愚 於 2015-5-19 15:16 編輯 梁紅：最大的危險是共識 作者：梁紅 這是第一次回到北大的講臺上，做過那麽多演講，從來沒有在北大做過。 我常常想，我們這些投行的經濟學家是幹嗎的？搞宏觀經濟研究，但又是市場的經濟學家。有的時候別人說我們高大上，對政策有影響等等，但我們常常問自己我們看家吃飯的本領究竟是什麽？我自己覺得這應該是運用經濟學框架和理論對經濟和市場未來的變動做出前瞻性預測，或推測的能力。因為如果我們的主要任務是關註過往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做歷史學家，可以做研究學者，在對歷史的研究中建立自己的學術口碑。但是在市場上我們需要不斷的提出前瞻性的觀點才有價值，而且前瞻性的觀點一定是可以被未來發生的市場活動檢驗對錯的。 就我個人而言，首先就非常不喜歡用泡沫這兩個字。因為我認為，如果我用泡沫來解釋市場等同於是表示我其實不知道發生了什麽。這兩個字可以讓我們逃避解釋和理解的責任，因為我不能告訴大家泡沫是什麽時候起來的，為什麽會起來，也不能告訴大家泡沫到了哪個階段，它會什麽時候、以什麽方式破裂。 以前我曾說過，經濟學家們因為定義不清的爭論可以給自己找到很多的工作。比如2003年我剛加入這個行業的時候，一開始的討論就是中國經濟是否過熱，但是沒有一個經濟學家給出一個清楚的定義到底什麽叫經濟過熱。因此大家可以隨意爭論，最後似乎都可以說自己說對了。然後後面就討論中國經濟會不會硬著陸，但是又從來沒有定義過什麽叫硬的，什麽叫軟的著陸。現在很多人熱衷討論新常態，大家可以自說自話，然而到底什麽叫新常態呢？又不是一個很清楚的概念。現在A股市場大幅上漲之後，有些評論者開始各種關於泡沫的評論，在我看來，很多人在用“泡沫“兩個字來掩飾“其實我不懂”，或者“我不想搞懂”。 今天講在我們的職業里，我們怎麽掙飯吃。一個合格的宏觀分析師需要一個好的理論框架，分析的框架，他還需要不斷學習，不斷修正自己的認知。但最難的是通過這個理論思維框架去提出一個清楚的、可檢驗的、可能對也可能錯的、前瞻性的觀點， 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的時候比錯的時候多。剛才講了泡沫這個東西是無法清晰定義的，也就無法清楚地檢驗。 另外，我們也不能提一個不可能錯的觀點。我以前常講最簡單的正確觀點叫人都是會死的，這個觀點很對，但在市場上沒有任何價值。市場需要的有價值的判斷是這個人可能會什麽時候死，因為什麽死。我們需要產生這樣的可被市場檢驗對錯的前瞻性觀點，這是我們做宏觀研究，做市場經濟學家最難的任務。 首先我們自己要相信事務是有邏輯的，有規律可循的，可以闡述的。第二，這個框架和邏輯是可以用過去發生的事情來檢驗的，即至少能用這個框架來解釋過去，然後才可能用這個框架來推測未來。如果它不能有效解釋過去，這個框架就是錯的，而且是一票否決，即一個反例就能推翻結論。 所以市場的分析師需要一直從理論中、從市場中學習。最難的學習是兩樣東西，歷史和中國的現狀。首先歷史的參考系夠不夠長，我看到我們這行的朋友犯的最多的錯誤是拉一條五年的時間序列，然後說可以得出結論了。那如果我們把時間序列拉回去十年、二十年，這些結論還成立嗎？一百年，兩百年呢？我們要對曾經發生的事情有非常深的了解和理解才行。 第二是對中國和對世界的了解。我常常發現在我的同行里，有的對中國很了解，但對外面的世界不了解。比如2008年和2009年的時候，國內的分析師當時犯了很大的一個失誤，就是因為低估了美國發生的事情對中國的影響。同樣，很多時候觀察海外，我們有沒有想過把中國的變量加進去會是什麽樣的結果？中國不小了，在過去十幾年里，邊際上一直是影響世界經濟的第一變量，當然美國也不小。怎麽把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得出對的時候比錯的時候多的推測是經濟學家們面臨的挑戰。 如果不用泡沫，又應當怎樣解釋A股發生了什麽？我們在2013年底的時候，對2014年的中國股市提出了三個判斷：第一，2014年A股和港股都會在四年之後第一次在指數上有兩位數字的正回報。第二個判斷，中國的A股和港股會四年之後第一次跑贏其他主要的股票市場。第三個判斷，相對跑贏的板塊是傳統經濟中的大盤藍籌國企股，即在此之前四年大家竭力規避的舊經濟板塊，也就是所謂的屌絲逆襲。事後看市場其實比我們推測的走得還遠。如果沒有最後一個關於板塊的判斷，可能有人還可以說我們是拍腦袋拍出來的，但是在這些推斷背後其實是有很深的想法的。 在我看來，在分析投資的風險和收益時，有一個很簡單的視角：即大家都認為對的，共識時間很長的東西是非常危險的。為什麽提這個問題？我今年4月份參加一個高層論壇，有一個美國教授講經濟學家如果從幾十年的長度來看，在重大的問題上都出現了一些判斷的失誤。這個失誤不是量上多少的問題，是方向性的錯誤。 跟剛才講的短期國債的判斷失誤不同，他指的是更長期的方向性的錯誤。他說現在的世界跟七十年代末的時候很像，那時候很多經濟學家都相信三個事情。第一，通脹是下不來的。第二，世界石油資源不夠了，油快沒了。第三，人太多了，出生是個問題，糧食是大問題，所以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宣傳計劃生育。 但是到今天看現在的世界什麽樣的？我們剛才討論的是通縮的問題，是石油產量過剩，油價下跌的問題，糧價太低的問題。那時候甚至還提出了以後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現在不是糧食太少，而是太多，國有糧庫存糧問題成了中國特色。孩子不是太多，而是出生率太低，這是全球的現象。 那麽判斷錯了有什麽問題呢？判斷錯誤的最大的代價是會讓整個社會把精力集中到錯的問題上，而沒有去關註真正應該得到解決的問題。很多的擔憂，比如像農產品和油的供給，要相信科學技術，相信市場的力量，其實它們不是真正的問題。問題在更深的地方，包括我們現在談論的全球為什麽這麽多年利率一直下降，背後的東西到底是什麽結構性的因素。在這些問題的判斷上，可能我們又在犯一些方向性的錯誤。 回到中國，這個討論讓我想到中國經濟過去的30多年，在大的市場變化、經濟變化的時候，應該說很多分析師也是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的。第一次應該說是在80年代末，第二次是在90年代末。90年代末我想舉個例子，在2002年的時候全球有一本非常暢銷的書，叫做“中國即將到來的崩潰”，這書在海外非常有名。作者是一位海外華人章先生，他認為中國經濟很快就要崩潰，因為銀行系統不好，因為銀行有很多的壞賬。 1998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當年增長那麽強勁的亞洲四小龍，包括韓國這樣的經濟都能夠因為銀行系統的壞賬崩盤。當時官方承認的銀行系統的壞賬率都是25%，怎麽可能不崩盤呢？這個結論說實話，在西方的觀察者內從來就沒消失過。但是我覺得有意思的是這本書是2002-03年的暢銷書，那可是上一撥向上的大周期正在起來的時候。這就是方向性判斷失誤的問題。 那麽回過頭來想想當時看中國銀行有大量壞賬，這個是對的。但是他忽視了什麽？沒看到什麽？我認為他沒看見因為亞洲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之後的經濟困難，中國政府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重塑經濟。這里包括對外開放，WTO的談判，國企的改革，城市住房的改革，還有包括大量的基建，在經濟增長困難的時候，建了很多的公路和港口。這位章先生忽視的也包括當年第一撥互聯網的沖擊，即這樣的技術進步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可能帶來什麽樣的跨越式進步。即便是銀行本身，2002年的時候中國銀行已經恢複了發放信貸的能力，信貸發放已經開始加速。這位章先生在這里沒看到什麽？他沒看到其實中國政府從1998年就開始了銀行的壞賬處理和對銀行的註資，即許多政策已經在處理過去積累的問題了，而改革紅利已經逐步形成和顯現。 今天我們討論新常態，討論經濟增長的時候，增長率已經從以前的每年10%掉到7%了，很多學者預測增長率還會接著往下很快跌到6%、5%。這樣的推斷有沒有可能犯2002年那位預言中國即將崩潰的章先生同樣的錯誤呢？ 有意思的是，這位章先生在2012年又出了“中國即將崩潰的第二版”，以此書過往的預測記錄，中國“熊”們要小心了（一笑）。 因為今天中國在全球的重要性，有大量的中外投資者都盯著這麽大的一個資產， 所以不會再有2002年到2005年那樣長的一個時間，讓大家慢慢解讀中國，慢慢感知、分享中國的改革紅利。 大家知道2002年的時候A股的股票構成還不代表中國經濟，好的企業都送到香港上市了。2002年的時候H股是2000點，2008年金融危機跌的最低的時候也有6800點，我們現在是14000點，所以有人說股票市場跟中國經濟沒關系，那你要看是哪個市場了。2002年的時候海外投資者對H股關註不夠，市場用幾年的時間慢慢重估。但是以現在全球對中國的關註度應該不會再給投資者那麽長一段時間來發現這里有個機會，這里有個錯誤的定價了。 有人講泡沫，有人講中國政府非常希望股市能起來，所以我們才有A股的上漲，我覺得這些都沒辦法解釋為什麽市場會在去年突破向上。政府希望這個市場活躍起來已經很多年了，一直沒有效果，所以政府的期望應該不是一個能解釋A股變化的因素。 在我們看來，這個市場最危險的策略是什麽？我們知道的一種情形是市場下跌的時候大家都甩貨出逃，那大家有沒有想過相反的情況，包括完美的逼空。我覺得A股去年12月就演繹了一次完美的逼空，今年4月份在港股也是完美的逼空。就是當這個市場起來的時候大家的倉位都太低，然後被“逼”著一起加倉。我們去年一再提醒大家，中國的股市已經是四年的相對和絕對的跑輸了，很多最悲觀的預期已經在股價里了，投資者表達這種悲觀預期的方式是想賣的、能賣的都賣了，剩下的持股人就剩“鐵桿粉絲”了。那麽當一部分人的預期邊際發生變化，開始想要加倉，尤其是想買深度低估的大盤股時，就一定只能以“高價”從“鐵桿粉絲”們手中購買了。 什麽叫完美逼空？為什麽去年是老經濟、大藍籌的屌絲逆襲？其實看看機構投資者誰還有銀行，誰還有券商，誰還有保險公司就明白了。我們是做賣方研究的，我知道買方都很久不看這些板塊了。基金公司還有多少人有鋼鐵、港口，有色板塊的研究員呢？他們一般都有一個很大的團隊在看TMT，看醫藥，但傳統行業里幾乎沒有什麽研究員了。為什麽共識是最危險的？共識時間長了，表述的方式是什麽？有些股票大家都很少持有了，人員也不投入了。當共識發生轉變的時候，就容易發生“踩踏”。 最後，從另一個角度看，去年一二季度宏觀數據不好，但是股市都沒有往下走多少，再次印證了股價里已經隱含了非常多的悲觀預期。這時候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上漲可能有50%以上收益，下跌相對有限的市場，也就是風險收益比很不錯。 這麽大的A股資產市場在一年里面漲了100%，那如果我是一個評論家我可以隨便說，這是泡沫、不可持續，但是如果你要是一個投資人呢？你是繼續買呢，還是賣呢，還是找點別的便宜的買呢？今天的市場下，找便宜可能是風險收益比更好的選擇，最大的便宜在哪兒呢？很簡單，是香港的國企股。港股的很多投資人還在不斷在後視鏡里看中國，所以還有系統性的機會。在板塊中，最便宜的是大家依舊有很大分歧，普遍悲觀的銀行和地產。 我以前的老板告訴我說，在一個盲人的世界里，有一個眼睛的人就是國王了。所以我們這些分析師和很多投資人，都希望自己是至少有一個眼睛的國王。有許多事情我們也看不懂，但是我們能看到這個市場的估值重估的核心是什麽。 這個核心是什麽？從2013年底我們看多的時候，包括我們去年10月份推測今年股債雙牛的時候，我們認為這個市場估值重估的核心是銀行和房地產板塊，尤其是銀行。 大家看今天銀行的估值，你們覺得貴嗎？應該離貴還遠吧。但為什麽沒有多少人看好銀行呢？銀行板塊的利潤是國內產生的，和原材料是不一樣的。所以如果銀行的利潤下來，其他的板塊是會收益的。銀行在去年這個時候全部是破凈的。國內是0.7倍，海外是0.8倍，0.7倍市凈率是什麽意思呢？就是市場認為中國是會破產的，中國的銀行系統有很深很重的壞賬，要破產了。而且，因為銀行還有大量利潤，還有很高的分紅，所以0.7倍的市凈率意味著中國的銀行體系很快就要出很大的問題了。去年此時中國股市上有大量的大國企基本上都在1倍市凈率以下，在市場上可以找到很多股息高於PE的公司。 如果大家看三中全會的文件，那里提出的60條改革目標和措施，即使做到一半，中國也不會破產的。 所以我們去年提出銀行估值應該從整體上先回到1倍市凈率，更別說現在連地方債置換都開始了。中長期看，三五年來看，投資者是不是應該比以前槍口擡高一寸？至少我們在股票的估值中要給改革可能取得相當大的進展放入一定的可能性，而把中國很快會出很大問題這種可能性大幅度降低。 地方債置換開始提出後，我們認為現在銀行可以重估到1.5倍市凈率了。現在A股是1.3倍，香港股大約是1.1倍。大家常說大盤搭臺，成長唱戲，在我看來這里的角色關系也是隨時可以轉換的。為什麽我們強調一定要在指數層面上有明顯的回報？因為如果股票作為一個大類資產對投資者有吸引力，就一定需要有很多人賺了很多錢，而不是只是一小部分人賺錢但更多的人是虧錢的。比如2013年很多小盤、成長股是有正收益的，但是股指是負收益，也就是持有股票的人虧錢的比賺錢的多，所以股票作為一個大類資產仍然沒有吸引力，大家繼續遠離毒品，遠離股市。 如果講大標的的資產有較大的正收益，此次股市估值重估講的就是改革紅利的故事。代表新經濟的成長股中，那些優秀企業的優異表現反映的是中國經濟在轉型、在改善。但是這些新的企業不創造就業嗎？不創造收入嗎？如果它們有這麽大的發展，那舊經濟會那麽無可救藥嗎？比如銀行的資產質量會有那麽壞嗎？我覺得在投資中，可能最難的，或者我們在做分析的時候，最難的一件事情就是反向的邏輯思維。我們在2013年底的時候看到股票市場有系統性的機會，因為我們覺得市場系統性的低估了改革可能帶來的、顯著的邊際改善，低估了改革紅利的潛在能量。 今天市場起來以後大家又開始擔心最終的市場調整會在什麽時點，以什麽方式調整。如果我們用邏輯推理，股票市場的趨勢性調整基本上是由兩個因素推動的： 一個是央行收緊貨幣供應，提高無風險利率。央行這樣的政策調整的前提一定是經濟增長加速，收入上升，通貨膨脹壓力在邊際上上升。這樣的情形與今天大家對經濟前景的預期還有很大差距。 第二個因素是因為股票市值過高，邊際買家逐步消失，賣家增多，估值自己不堪重負掉下來了。這個在成熟市場上先例比較多，在中國歷史上也發生過一次，即2001-2005時市場開始對股票全流通產生預期。 就是突然說這個遊戲不再是股票供給是有限的籌碼了。從這個角度看，股票發行註冊制的真正推行，會對今天那些因為供應有限而交易在“天價”上的股票產生系統性的壓力。 高估值對監管力度的加強也很敏感。香港最近有一個股價短期內上漲幾十倍的股票，監管只是說去查查各家的交易記錄，這個股票就幾天跌了百分之幾十，打回了原型。監管還沒有說哪一方有任何錯誤，只是要求看看交易記錄。在海外，任何股票在短時間內快速上漲就會自動落到監管要“看一看”的範圍內，不需要什麽大數據的幫助。我們這個市場上應該有不少股票是經不住監管“看一看”的。監管看不看，什麽時候看，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知道他們經不住看，在“天價”的位置上，風險遠遠大於收益。 我們只能把我們能看懂的東西跟大家交流，我們看不懂的東西就不交流了。看得懂的東西就是去年的A股可以說是遍地黃金，長了100%後，肯定不是遍地黃金了。但我們知道這個市場中還有一部分比較便宜的、大標的的資產，因為在這些東西上大家的觀點還有明顯的分歧，所以還有機會。而在另外的一些部分，今天怎麽看都是上行的風險很小，下行的風險很大，最終一定是一地雞毛的結局。 剛才交流了一些方法論的東西，也講了一些對市場的判斷，不知道完成主持人的任務沒有。謝謝大家。（來源：阿爾法工場） 格隆匯聲明:本文為格隆轉載文章，不代表格隆匯觀點。格隆匯作為免費、開放、共享的海外投資研究交流平臺，並未持有任何關聯公司股票。 |
人物專訪 過去三年 新團隊如何帶領台達電轉型？ 海英俊、鄭平有共識
2015-06-15 T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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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要有兩位數成長！ 創辦人退休，新領導團隊上台，面對各部門的質疑，台達電董事長海英俊和執行長鄭平，必須在最短時間建立新的決策機制，一做錯，代價是寶貴的機會成本。接棒的這幾年，他們如何領導台達電成功轉型？ 撰文•林宏達、陳前康 從創辦人鄭崇華手裡接下棒子，台達電董事長海英俊、執行長鄭平，必須一次解決兩個難題。第一，如何讓公司再成長；第二，經驗豐富的創辦人不再主導，如何建立新領導機制？ 這是台灣許多大企業現在都在學的一堂課，六月四日，《今周刊》在台達電總部專訪海英俊和鄭平，暢談過去三年新團隊帶領公司轉型的心得： 談挑戰 ﹁運作模式與人員磨合都要跟著成長！「《今周刊》問（以下簡稱問）：轉型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海英俊答（以下簡稱海答）：現在的challenge（挑戰）像是鄭平講的，IT這邊的營收掉得很快，我們最大的挑戰在於其他的東西是不是跟得上來，不只補得上來，還要補得更多，因為還要成長。 鄭平答（以下簡稱鄭答）：在一、二年前我們的方向就已經訂出來了，方向訂出來要怎麼去執行才是重點。以往是先把產品做出來再說，看到產品才行。（現在）做 solution（指提供客戶的解決方案）的時候牽涉的單位非常多，裡面的技術重點其實有滿大的差異。不光是產品技術，還有運作的模式、組織、舊人與新人 之間的磨合，最後要大家能夠接受，成果能夠慢慢展現出來，其實這是我最大的壓力。 問：你長期的經營目標是什麼？ 鄭答：若以（內部討論的）長期成長目標來看，我們希望每年能有兩位數的成長。 談目標 ﹁每年成長一○％，連續五年是很大的數字！「這個是複合成長喔！因為如果每一年要成長一○％，連續五年那是個很大的數字！這是我們內部的目標，如果沒有做到這個，我就覺得我做得還不夠好。 問：很多大公司都被自己過去的成功打敗，找不到新的成長動能，你如何讓大家願意合作，讓新業務成功？總公司的角色是什麼？ 鄭答：我從二○○九年開始就做很多專案，就在建立新的功能、新的能力、新的流程、新的系統，讓大家可以在這上面（指新的平台）一起來合作，然後包含incentive（獎勵），合作你要算他（員工）的功勞，如果沒算到他的功勞，他怎麼要合作？ 問：舊的系統不好嗎？ 鄭答：舊的系統就是你賣多少錢，然後你賺了多少錢，由這樣來算incentive（獎勵）嘛！他不會花很多的精神來合作。合作剛開始要吵來吵去，很多東西要談，如果這些東西（指合作協調的部分）不把它訂到新的獎勵裡面去，即使還沒有結果，你就要給這種過程，要給獎勵。 問：做新事業的挑戰是什麼？ 鄭答：創造新事業，剛開始都是虧錢的，如果不給他獎勵，他怎麼會願意去做？新事業很辛苦，那要從頭去了解清楚，（對陌生的領域）也不熟悉，那（新事業）花錢會影響到它舊的（事業的利潤）。 以往的獎勵是我賺一百元，可以拿一八％出來，一半交給corporate（總部），一半給自己分。現在我要做新的商業模式，一百元我得要拿十元來做新的投資，我不要啊！那我如果用原來的獎勵，當年的紅利就少很多啦！為什麼要做？ 問：就像打籃球大家都想自己得分，沒人助攻？ 鄭答：對，所以很多獎勵都要改變，以往我們要求營業額不能落後，用賺的錢來當獎勵。現在，我們要把成長率當一個很重要的指標。賺錢賺多沒有用，你不成長，那只能拿三分之一，另外的錢就要給別的單位去成長，整個獎勵的架構都改變了。 談管理 ﹁不斷且小範圍地嘗試，練成了才能動大範圍！「問：你怎麼看鄭平這幾年的表現？ 海答：鄭平的中國經驗很重要，他管過中國區。 鄭答：（管理中國區時）大概七萬人。 海答：可以說是軍團司令啊！他管過中國區，所以對於管理，是以整家公司的功能重新建置。做助攻的人若不強的話，就算是Kobe Bryant（科比．布萊恩）再厲害也被人家圍死了，所以在整個的infrastructure（基礎建設）上花很多力氣。另外就是在R&D（研 發）部分，對鄭平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以後台達電要永續經營的話，五年、十年後，現在就要做準備。 問：你們很重視持續改善的力量？ 鄭答：我們比較不prefer（偏好）把原來的東西都推倒、丟掉，然後說有個創新。那樣太天真，一定是不斷地不斷地嘗試，即使你真的要把原來的東西推掉，你也必須用一個很小的範圍，先去試新的東西，把它練到某一個程度以後，你才能去動整個大的。 談交棒 ﹁集合大家的能力，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問：你認為公司要交棒，怎麼樣比較容易成功？ 鄭答：大家一起來討論，然後有決策管理委員，集思廣益啊！那當然就是最上階的這些人，大概不出十幾個人。這個時代很難再找到一個hero（英雄），大家都聽我的，我帶著大家走，我覺得我沒有這樣的能力，但是集合大家的能力，這就是我們的文化。 問：要決斷的時候，誰來拍板？ 鄭答：拍板我們至少有四個人，董事長（海英俊）、副董事長（柯子興）、我、還有營運長（李忠傑），至少四個人是最核心的決策中心。 問：你覺得你是決斷力強的人嗎？ 鄭答：我覺得我很堅持啦！可是不是很尖銳的。 問：可以舉一個例子嗎？ 鄭答：這應該是滿多的。你要做創新的話，你就要有這個精神嘛！做一個專案，顧問來講一講怎麼做，你就照抄，一定會有很多人質疑。 如果大家質疑你，你無法證明，譬如說我們做這個創新，真正重要的是最後要workable（可以運作）。如果無法運作，大家會挑戰你，或者會一直質疑，你 一直紙上談兵，要一直去修正！或者要去做一些所謂的pilot（試驗性）的案子，從一個小的地方先來試run（運作），慢慢去調整，讓大家看到有實質的效 果，大家就會來跟，不能說大家質疑一下，它就不見了。如果大家不接受，我就換一個方向的話，那這樣就做不起來了。 海英俊 出生：1949年 現職：台達電子董事長 經歷：台達電子副董事長、執行長； 奇異融資台灣區總經理 學歷：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 國際企管碩士 | ||
中美已就美西部快線高鐵項目等三個項目達成重要共識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9/4687248.html中美已就美西部快線高鐵項目等三個項目達成重要共識
新華網 靳若城、韓潔 2015-09-17 15:18:00
在17日舉行的中美經濟合作有關項目情況媒體通氣會上，中央財辦副主任舒國增介紹，一段時間以來，中美兩國企業圍繞重點領域，積極開展項目合作，目前已取得三項實質性重要成果。
中美經貿合作是下周習近平主席訪美之旅的重頭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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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日舉行的中美經濟合作有關項目情況媒體通氣會上，中央財辦副主任舒國增介紹，一段時間以來，中美兩國企業圍繞重點領域，積極開展項目合作，目前已取得三項實質性重要成果。
一是由中國鐵路總公司牽頭的中方聯合體與美國西部快線公司合資建設美國西部快線高速鐵路。中方聯合體在美國註冊成立的中國鐵路國際(美國)有限公司與美國西部快線公司13日在拉斯維加斯市簽署協議，雙方將組建合資公司，建設並經營“西部快線高速鐵路”。該高鐵從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到加州勝利谷和帕母代爾，最終到洛杉磯，全長370公里。預計工程於2016年9月底開工。
二是由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與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共同開發的非洲清潔能源項目。中國機械工業集團公司下屬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與美國通用電氣公司16日在北京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將共同開發非洲地區清潔能源項目。雙方約定把肯尼亞凱佩托風電項目作為合作示範項目，該項目擬在肯尼亞大裂谷省的凱佩托地區建設60座1.7兆瓦的風力發電站，總裝機容量達102兆瓦，計劃投資3.27億美元。
三是由中美企業共同投資設立的建築節能基金項目。在中央財辦和美國保爾森基金會共同推動下，中美相關企業正發起成立中美建築節能基金，投資於中國的建築節能項目。中方企業包括中國建築總公司、中國工商銀行、萬科集團、浙江寶業集團、鼎暉投資等公司，美方企業包括華平投資集團、陶氏化學、通用電氣、霍尼韋爾國際、高盛、黑石集團等公司。
舒國增說，中美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礎。經貿關系始終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和“推進器”，開展關鍵項目的合作，則是推進中美兩國經貿務實合作的基礎和支柱。習近平主席即將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中美關系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也是國際社會共同矚目的焦點，中美兩國合作共贏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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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很難，“多談幾次比少談幾次好”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443
不回避敏感議題展開討論，香山論壇對中國促進多邊軍事外交正在發揮積極作用。 （耳聞/圖）
“這是一個多邊論壇，並不想要、也不可能讓與會者只聽中國的。中方在闡述觀點、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軍隊認識的同時，主要是想聽好的建議和方案。”
中國軍方開始對中美軍事關系的建設主動進行頂層設計，而不再是等待美國方面發出聲音再做回應。
2015年10月17日上午，俄羅斯副防長安東諾夫終於得以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和美國派出的退役高級軍官面對面坐下來聊，而不用像四個月前在新加坡那樣，只能對著空氣抱怨。
這個“戲臺子”的名字叫香山論壇，由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和中國國際戰略學會兩個來自中國軍方的智庫主辦。
自2014年升級為“一軌半”（半官方半民間）並更改為每年舉辦一次（此前是2年一屆）的國際性活動以來，香山論壇創下史上最高規格和最大規模——49國、5個國際機構的500名政府相關人士和專家學者參會，16國派出了國防部長。
（李伯根/圖）
“想聽好的建議和方案”
這次香山論壇開始前，新加坡等國媒體質疑中方是否會設置針對中國的敏感議題。後來事實證明，有關南海等議題都被放到了臺面上講。
就像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談到《南海各方行為準則》時說的那樣，“談比不談好，多談幾次比少談幾次好”。
10月17日上午，中國中央軍委副主席範長龍上將在主旨演講中用一段話闡述了南海島礁建設的立場——以民事功能為主，像我們承諾的那樣不會影響南海航行自由，且會為南海航行和生產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
在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上，態度則是“決不輕言訴諸武力，力避擦槍走火，始終堅持通過與直接當事方的友好協商解決分歧爭端……”與會學者分析，這是中國軍方高層面向有疑慮的區域國家，“做出保證”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以“讓外界放心”。
“我想這種表態（指範長龍的講話）不只是對南中國海有關國家，同時也是針對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強調和平崛起。”參會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說。
這樣的表態得到了一些國家的正面評價。比如印尼防長里亞米紮爾德說：“印尼對中國在南海島礁建設以民事功能為主表示尊重，且贊賞中國在此問題上堅持公開透明。”
“中國政府說，南海島礁建設是為了海洋研究和作為公共產品為這一地區提供服務，那麽時間最終會證明中國的意圖是什麽，在證明之前，我們要接受中國政府的解釋。”馬來西亞武裝力量司令穆罕默德·金則表示會冷靜地觀望。
盡管如此，某些與會外賓對中國南海行動還是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一場臺上臺下的爭辯亦不可避免。
當美國前海軍作戰部長加里·拉夫黑德上將發言中說到南中國海近年出現爭端時，他提出：“沒有必要把這一地區軍事化。”
隨後的互動問答環節，軍事科學院中美防務研究中心主任姚雲竹少將追問拉夫黑德：“如何界定軍事化這個詞？”“在該地區軍演是否算軍事化？派軍艦駐守南海是否算軍事化？”
拉夫黑德回答說：“我認為某一事物的特點和性質是用於軍事目的的話，就應該是軍事化，比如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是為了確保軍事目的，那就是軍事化。”
“中國在南海建島，有人說這是‘軍事化’。但事實上目前連軍事設備都沒有，又怎麽能說是軍事化呢？”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在次日的大會發言說。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中國研究部主任戴維·邁克爾·蘭普頓在分論壇討論中表示，“（美國）‘抵近偵察’對中國來說是糟糕的戰略信息，讓中方惱怒，因此，減少摩擦就應該減少抵近偵察的頻率，各方都要自制。”
自2002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以來，南海各方行為準則一直處於談判階段，一些輿論開始懷疑中國推進準則的意願和誠意。論壇期間，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史文等多位海外學者，就南海地區現存各項機制無法有效解決主權爭端的現狀向中方發難。中國軍方學者趙小卓大校並沒有充滿火藥味地在這個問題上據理力爭，而是也作為發言者，向來自美國的海洋法專家請教，根據現有局勢，南海地區什麽樣的倡議最有可能成為現實。
“這是一個多邊論壇，並不想要，也不可能讓與會者只聽中國的。中方在闡述觀點、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軍隊認識的同時，主要是想聽好的建議和方案。”趙小卓說。
中央軍委副主席範長龍上將向與會代表闡述中國的立場。 （姚憶江/圖）
搭臺：盡管“共識很難”
“我們東盟和亞太地區主要力量必須建立完善交流機制，在這一點上我和中國中央軍委副主席範長龍上將的觀點是一致的……”10月17日十點左右，第一個發言人馬來西亞防長希沙姆丁為自己的演講結尾。俄國防部副部長安東諾夫和美國前海軍作戰部長加里·拉夫黑德上將、柬埔寨國防大臣班·迪以及新加坡防長黃永宏，正坐在臺上松軟的白色沙發上。
排在第二個發言順序的安東諾夫緩緩起身，地處高緯寒冷的斯拉夫民族在國際多邊場合向來不掩飾自己的直接和咄咄逼人。以至於在西方主場的“香會”，俄羅斯代表總是被安排在大會最後一日發言，和會議頭一天上臺演講的美國防長只能隔空打打嘴仗。
現在終於可以面對面了，安東諾夫的講話大約進行到一半，就毫不客氣地出現了“華盛頓”三個字。
“為保證在敘利亞飛行安全問題上達成共識，俄羅斯提出要進行廣泛的合作，可遺憾的是，華盛頓方面顯然還沒有做好合作的準備。”在打擊敘利亞境內極端組織中，安東諾夫認為俄羅斯是“熱臉”貼美國的“冷屁股”。
“恐怖主義也是美國的敵人，由美國主導的六十多個國家組成的反‘伊斯蘭國’國際聯盟，最近一年開展了空襲等一系列打擊。但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只有共同努力、攜手合作，才能解決反恐問題。我們向美國提供了很多合作方案，但目前還沒有明顯進展。現在俄美只有一個有關保障敘利亞上空飛行安全的協議正在準備之中，此外就沒有其他合作了。”
而關於這份協議是僅適用於美俄，還是適用於俄羅斯與美國主導的所有反ISIS聯盟成員國，美俄之間也有分歧。
從9月30日起，俄羅斯應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邀請，針對敘利亞境內“伊斯蘭國”發動空襲。相關統計顯示俄羅斯戰機在敘利亞已進行669架次飛行，摧毀“伊斯蘭國”456處設施。但西方認為俄空襲敘利亞的真實目標是敘利亞的政府反對派。據稱，北約國家飛行員接到命令，如果面臨生命威脅，可在伊拉克空域與俄羅斯相遇時向其開火。
安東諾夫認為這很荒唐。“它（文件）是雙邊的，但我們的根據是美國領導的‘打擊伊斯蘭國’聯盟的成員國都將遵守它。如果我們與每個國家進行這種談判並簽署協議，那將是不正確的。美國代表反恐聯盟，我們希望其它國家支持俄美協議並且在敘利亞上空進行作戰飛行時遵循該協議。”
緊接著他又隱晦地說了一句話：“一些國家爆發的顏色革命是某些國家對主權國家進行幹涉的後果，通過幹涉解決內部政治問題，非法推翻合法政治，顯然這樣的行動會導致悲劇。”代表美國官方發言的前海軍作戰部長、拉夫黑德上將的回應，平淡又言簡意賅，他說：“美俄在打擊敘利亞境內極端組織方面仍存在很多分歧，美方也希望可以通過和歐洲合作來消除與俄方的分歧。”
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楊恕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俄美在打擊敘利亞境內極端組織中的低層次合作，歸根結底是因為俄羅斯支持巴沙爾政權，美國支持巴沙爾政權反對派。對這兩個國家來說，政治訴求不一樣，難以進行合作。“共識很難，涉及原則問題”。
造勢
雖然南海是論壇熱點議題，但有媒體報道，此次香山論壇上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是“反恐”。
馬來西亞防長希沙姆丁發言呼籲全世界聯合起來共同打擊恐怖主義，“任何一個國家的力量是弱小的，如果不重視反恐，恐怖的戰火隨時可能燒到家門口”。
除此之外，柬埔寨、印尼、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伊朗、埃及等地區國家的軍政官員和智庫學者，都在大會發言和分組討論環節對恐怖主義話題進行了探討。
以至於俄羅斯副防長安東諾夫說了這麽一段話：“經歷了‘9·11’事件後，世界才開始重視恐怖主義問題，但是不要忘記，莫斯科此前就發生過恐怖襲擊。那時候，俄羅斯提出要和其他國家一起合作解決恐怖主義問題，但當時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無論哪個國家，無論這個國家多麽強大，都有可能遇到恐怖主義的問題。”
安東諾夫的話有些許憤世嫉俗，但確實道出了冷戰後美國在國際議題設置上的表現。“9·11”恐襲後，美國通過外交影響和大眾傳媒動員，令一國反恐問題登上了整個國際社會的外交議程桌上。一個有力的證明是，在2011年亞太經合組織上海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發表了反對恐怖主義的聲明——然而眾所周知，亞太經合組織的主要議題應該是經貿合作。
奧巴馬第一任期時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一次研討會上就曾說，美國的話語權就在現行的各類國際組織和機制之中。
一個更足以佐證美國國際議題設置實力的故事，則是近年來對中國周邊外交話語權的某些削弱。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話語權遇冷的標誌是2005年以來的東亞峰會。為了平衡中國崛起的影響，更多域外國家加入東亞峰會，議題開始從最初的東亞一體化向分散轉向。而2008年金融危機只有中國突出重圍，更成為中國周邊外交環境陡然嚴峻的分水嶺。硬實力的增強並沒有順勢帶來軟實力的提高。
而今年的香山論壇，打擊恐怖主義成為各方共同訴求——面對亞太地區紛亂的安全形勢，中國也在試圖引導本地區的議題設置，迫切需要把本地區普遍關註的傳統安全按地緣政治焦點和“勢”引導到關註經濟或者其他議題上，並期待塑造本地區新的安全機制。而這也是自戰後就一直主導國際體系和國際機制制定的美國對華戰略猜疑和防範的主要原因。
新輿論場
在為期兩天一夜的論壇上，各國代表和學者七嘴八舌表達了各自的立場，了解了對方的想法，但爭端依然在那里。
“美國現在揚言要把軍艦開到南海12海里，表明南海問題不是通過溝通就能解決的。習近平主席在不久前才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如此高層的會見溝通都無法阻止或改變美方的舉動。”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認為，最重要的還應該是達成相關協議。
在10月18日上午的全體大會上，他和馬來西亞武裝力量司令穆罕默德·金的觀點發生了一些碰撞。
“要贏得信任，首先得建立信任。”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穆罕默德·金認為，南海爭端現狀，根源在於各聲索國未能達到一定高度的互信。在他眼中，相互信任才是能辦好事情的第一步。
“官方總是說‘加強溝通、促進理解、增強互信、加強合作’，這四個說法都很有道理，但次序有點問題。不能使‘沒有互信’成為不合作的理由。”閻學通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官方強調互信為基礎的合作，是為合作達不成找臺階下，“把‘合作’擱在了最後，難道沒有互信就不能合作了嗎？二戰時期，美國和蘇聯、蘇聯和英國沒有互信，不照樣合作，因為利益使然”。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各國不願意討論低層次的合作，把合作目標定得太高，使得合作難以開展。”閻學通反問與會者，各國都不希望發生戰爭，這不就是利益共同點嗎？“利益交匯點不在於獲得什麽。避免什麽也是共同利益。可以先從防止損失角度入手。”
“香山論壇是以中國軍事外交為代表的一項嘗試。”軍事科學院研究員江新鳳參加了歷次香山論壇。2006年創辦伊始，與會國家十幾個，人數只有幾十人，參與者定位在智庫和學者，是二軌性質（民間），且活動並不公開對媒介開放。2014年，論壇中開始出現軍政領導和國家領導人的身影，邀請海內外媒體公開報道，性質也開始出現了大的轉變。江新鳳認為，如今，香山論壇可以說是我國主導的亞洲安全和防務對話平臺，對促進多邊軍事外交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已經成為中國軍隊對外開展交流的一個重要品牌。
這個跡象似乎可以說明，中國軍方開始對中美軍事關系的建設主動進行頂層設計，而不再是等待美國方面發出聲音再作回應。
過去，中國軍隊往往帶有中國傳統文化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思維定勢，現在看來，這個定勢在被打破。希望看到中國軍隊在今後的軍事外交中：少一些退讓，多一些主動出擊；少一些辭令化，多一些實證化；少一些被動，多一些主動。
（年終特刊）滕泰：供給側改革重新凝聚改革共識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33007.html（年終特刊）滕泰：供給側改革重新凝聚改革共識
一財網 王玉鳳 2015-12-30 20:07:00
滕泰認為，在這個時間點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最近幾個月以來，“供給側”這個經濟新名詞頻見報端，中央層面也多次提及供給側改革。有觀點稱，這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思維已經出現重大轉向。
供給側改革強調從供給環節發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動力。那麽，供給側改革的內涵是什麽?如何為解決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提供新的思路?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中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滕泰。
滕泰認為，在這個時間點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他說，供給側改革旨在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應該放開金融抑制，對企業大規模減稅，增加企業的活力，並且打破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
未來在五大“軟財富”領域
第一財經日報
：對於不少人來說，“供給側”還是個比較新的概念。供給側改革的內涵和推行路徑是什麽?
滕泰：
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這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微觀理論基礎，也是供給側改革的基本出發點。
未來的新需求和新供給在五大“軟財富”領域，即知識財富、信息財富、文化財富、金融財富以及其它的社會服務業。
這五大軟產業的主要財富源泉不是地球資源，而是人類的思維和活動，這代表了未來發展方向。這五大軟產業在美國整個產業中占79%，而在中國只占49%，差30個百分點，未來我們大有可為。
硬財富的制造業也要通過轉型升級，培育更多的軟價值。全美國的公民都開著底特律生產的汽車，但是底特律的經濟一片蕭條，而與底特律汽車相關的產業，比如說汽車裝潢、汽車4S店、汽車金融、汽車廣告都在賺錢。
不過，奔馳和特斯拉這兩家汽車商是賺錢的。因為與傳統汽車制造業不同，這兩家企業與其說賣的是交通工具，不與說是藝術品，是環保和時尚，這就是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案例。
針對產能過剩的現狀，有效的做法是通過“放松供給約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打破生產銷售僵局，讓市場通過成本價格傳導機制快速消化過剩產品，在較短時期內恢複均衡，並通過要素轉移更新供給結構。
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不僅在宏觀上是恢複經濟均衡的必然循環，在微觀上也一樣。比如iPhone手機，在喬布斯創造出iPhone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機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一旦資本、資源、勞動開始向新供給集中，老產業的產能過剩將自然消除，整個經濟不但恢複均衡，而且將開始新的增長。
日報
：近期，中央層面頻頻提及供給側改革。在你看來，在此時間點強調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有哪些?
滕泰
：這是扭轉經濟頹勢、重聚改革共識的戰略選擇。2008、2009年兩年，中美兩國的經濟都比較艱難，但為什麽在2010年以後，美國和中國的經濟走勢出現了明顯的不同：美國經濟迅速走出衰退，中國經濟卻連續五年下行。
實際上，盡管美國搞了量化寬松，但真正推動美國經濟走出衰退的，是以蘋果產業鏈為代表的新供給、新需求、新動力。2010年以後，以蘋果手機為代表的智能產業和移動互聯進入全面的新供給擴張階段，帶動了美國消費、投資的複蘇以及出口比較大的反彈。所以2010年以後，美國經濟逐步走出了衰退，走出了危機，進入一個上升周期，重新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反觀中國，2008年推出了以“4萬億”為代表的需求擴張政策。雖然2009年短暫快速反彈，但是2010年以後就進入了持續5年的經濟下行周期。中國經濟欲振乏力的原因是太多的產業處於供給成熟和老化的階段。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大家對改革充滿了期待，但是搞了兩年以後，很多人對未來改革的方向有一點迷茫，改革的深度和力度都沒有達到市場的預期。無論是土地流轉，還是人口戶籍制度、科技創新體制、金融體制的改革，或者壟斷行業的改革，都沒有達到兩年前的預期效果。
這個時候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也能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放松供給約束，打破壟斷
日報
：供給側強調從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以解決中國宏觀經濟遇到的問題。中國當下的供給處於什麽樣的情形?如何改變?
滕泰
：當前中國經濟受到三大供給約束：高行政成本、高融資成本和高稅收成本。
2013年上半年，我們重點呼籲放松高行政成本約束，主張讓政府減少行政審批，放松壟斷、放松管制。新一屆政府近年來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大力降低企業居民生活和創業的行政成本，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在放松壟斷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3年“錢荒”以後，新供給主義的政策主張重點轉向降低融資成本。2014年5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來降低融資成本，11月份真正降息。不過，從今年3月份到7月份，才開始看到融資成本有所降低，但與國際比較的話，仍然偏高。
此外，應該大規模減稅，放松高稅收成本約束。在李克強總理的座談會上，我提出減稅3萬億，減輕企業負擔，激發投資和消費活力;同時發債3萬億，吸納社會閑置成本，解決現在資產配置荒的問題;同時還可以在未來還債時降低經濟過熱，熨平宏觀波動，可以說是“減稅發債，借力未來，一箭三雕”。
日報
：供給側改革如何破解備受關註的就業、房價和醫改等難題?
滕泰
：關於房價問題，應該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包括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增加房地產土地供給、改善房地產供給結構，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
就業、醫改等問題的根本解決辦法，是公平分配、打破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要遏制公共權力直接或間接參與財富分配。從未創造任何財富的行政權力參與財富的分配不僅是腐敗的源泉，也會影響到其他要素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要減少壟斷對財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潤豐厚的企業，其實是靠壟斷獲取財富，這也是非常嚴重的收入不公平問題，所以反壟斷、放松管制，促進市場自由化、產權民營化，不僅是“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促進就業的必要措施。
控制利用公共資源過度獲取個體收入的現象。比如對於在經濟制度不健全的階段通過各種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公共設施資源、海洋空間資源等等，應通過以資源稅為代表的稅收政策予以調節，促進公平和效率。
對於創業企業或雇員人數、銷售收入較小的小微企業應大範圍免稅。比如，可以考慮對符合某些條件(如雇員在20人以下、銷售收入在100萬元以下)的創業型企業在一定的創業期限內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稅。只有這樣才能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業成長、做大以後，政府的稅收總額甚至還會增加。
像醫療、教育、能源等供給抑制和壟斷、管制越厲害的地方，供給側改革就越有意義。
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日報：
如何看待及破解制造型企業及其他企業的發展難題?
滕泰
：除了減稅之外，還要放開金融抑制。目前，我們的居民儲蓄和外匯儲備全世界第一，利率卻偏高。有民營企業家以親身經歷比較了中美兩國的制造業成本，最便宜的國內借款成本為年利率6%，是美國的2.4倍。
每個企業都有地租成本，但是現在土地價格高漲，使得很多企業背負了沈重的壓力。有數據顯示，今年三季度末，全國105個監測城市的地價，綜合地價已經達到了240萬元/畝，商業用地447萬元/畝，住宅用地361萬元/畝，工業用地也有50萬元/畝，在北京一般用途的土地價格有很多達到每畝千萬元以上。這麽高的價格，企業很難負擔得起。
此外，企業社保保險等成本偏高。假設企業給員工發2萬元薪酬，可能到他手里只有1.4萬到1.5萬，那幾千塊錢在當期就沈澱下來了。經濟低迷的時候，卻又有大量當期收入沈澱在社保或保險賬戶，變成幾十年以後才能使用的消費，對企業和整個經濟來說都是損失。如何降低企業在社保或者其它方面的繳費比例，也應該進行研究。
日報：
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正在用數量化的貨幣政策代替財政政策，你能談談中國的情形嗎?也有觀點稱，財政政策取代貨幣政策將成為趨勢，你的看法呢?
滕泰
：西方國家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基礎設施完善，呈現“大市場和小政府”的格局，政府的財力有限，財政政策的空間不大。這兩年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和日本，都是靠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
而中國由於有龐大的中央財政，赤字率比較低，所以過去幾年利用財政政策擴大投資比較多，而且西部的基礎設施投資還有很大的潛力。
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屬於擴張需求的政策，不屬於新供給主義的範疇。不過，供給側改革不能同需求側的改革對立起來。我們認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能發揮作用，但是邊際效應正在遞減。
未來要重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也要發揮必要的作用，但是要結合供給側改革做些必要的調整。比如說財政政策的重點是推進中西部基本建設投資和民生工程，而貨幣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數量，而在於如何通過各種方法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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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共識與成果發布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54803.html2016年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共識與成果發布
一財網 王琳 2016-02-27 17:57:00
2016年2月26至27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上海舉行。這是中國擔任2016年G20主席國後主辦的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會議發表視頻講話，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共同主持了會議。
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增長框架、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金融架構、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反恐融資、綠色金融及氣候資金等議題，並發表了聯合公報。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中國財政部獲得的材料顯示，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下稱為“會議”)認為，全球經濟形勢繼續複蘇但並不均衡，下行風險和脆弱性加大。在認識到這些挑戰的同時，會議認為近期市場的過度波動與全球經濟基本面溫和複蘇的狀況並不相符。
會議強調將各自和共同采取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來應對風險、增強市場信心和促進經濟增長。
會議提出將靈活實施財政政策，並確保債務率保持在可持續的水平。貨幣政策將繼續致力於促進經濟增長和保持價格穩定。
會議重申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並同意就外匯市場進行密切討論溝通。
會議同意將繼續研究G20在必要時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長和穩定。
會議同意進一步加強結構性改革議程，包括制定改革的重點領域和指導原則，以及建立一套指標體系以更好地評估和監測各成員結構性改革進展。
會議同意研究應對全球貿易和投資疲軟的政策措施。
會議重申繼續推進基礎設施投資，鼓勵多邊開發銀行制定支持高質量項目的量化目標，加強新老多邊開發銀行合作，並將啟動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
會議歡迎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和治理改革生效，支持在2017年年會前完成IMF第15次份額總檢查，並支持世界銀行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實施股份審議，逐步實現平等投票權。
會議承諾將更好地監測資本流動，及時識別風險，應對大規模資本流動波動挑戰，並強調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網的重要性。
會議支持就研究可能擴大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開展進一步工作。
會議重申將繼續及時、全面和一致地落實已有共識的各項金融改革，按計劃推進其余標準制定工作，繼續密切監測並應對金融體系潛在風險和脆弱性，總結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的經驗教訓，繼續加強對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監管，並繼續加強普惠金融議程。
會議核準了關於全球落實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的包容性框架。中國將建立一個國際稅收政策研究中心，目的是進行國際稅收政策研究和設計，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援助。
會議承諾堅決打擊恐怖融資，加強合作和信息交流。
會議同意研究識別綠色金融面臨的機制和市場障礙，並根據國別經驗就如何增強金融體系動員私人資本開展綠色投資的能力提出方案建議，呼籲及時實施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並重申致力於落實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
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表示，本次會議圍繞G20杭州峰會“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主題，在財金領域為G20杭州峰會進行必要的準備。中方願與G20各方一起，攜手同行推進G20財金渠道盡早鎖定各項成果，為杭州峰會的成功舉辦打下堅實基礎，為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做出貢獻。
樓繼偉表示，深化結構性改革是有效應對全球經濟中長期挑戰的根本手段，核心是矯正各種扭曲，改善資源配置。
樓繼偉表示，中國政府正在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一是簡政放權、放松管制。目前中央政府已精簡幾百項行政審批事項，所有城市都設有行政服務大廳，加快了相關審批事項的辦理，極大地鼓勵了創業和創新。
二是價格改革，如對工商業十分複雜的天然氣多軌價格實施並軌。
三是鼓勵創新，包括通過稅收政策或設立社會資金參與的投資基金支持企業創新。
四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削減低效支出，包括減少不利於環保的相關支出、解決支出的碎片化問題等。同時加大對“去產能、去庫存”的支持力度。
五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包括推進義務教育資源的可攜帶、統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醫療保險、支持農民工進城就業和定居等。
樓繼偉表示，這些政策在短期內已取得較好成效，並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當然，中國也在積極推動更為困難的改革任務。目前看，改革總的效果是好的，經濟結構不斷得到優化。2015年，中國經濟中消費占GDP比重達到66%，服務業超過55%，投資占比大幅減少，但社會投資特別是技術設備投資增長較快。這些改革措施使資源配置得到改善，就業比較充分，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支撐了全年6.9%的增長。今年，中國將保持中高速增長，這也需要通過適宜的總需求管理和推進改革來實現。
樓繼偉指出，基礎設施投資是推動經濟複蘇的重要引擎，並可提升潛在增長率，促進中長期經濟增長， G20各國應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樓繼偉強調應對BEPS的重要性，呼籲G20盡快建立公平和高效的包容性框架，有效落實BEPS相關成果。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介紹，中國經濟已經步入“新常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基本面保持穩健，增長的結構和質量不斷改善，新的增長動力不斷湧現，未來增長空間仍然可觀,並將繼續為全球增長做出突出貢獻。在當前全球經濟複蘇乏力、風險上升的背景下，G20迫切需要改善和加強政策協調，包括共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穩步複蘇，在必要時就相關經濟金融事務進行討論溝通，並運用各自政策工具共同維護金融市場穩定。G20應繼續強化結構改革議程，保持改革動力，為全球經濟中長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奠定堅實基礎。
周小川表示，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對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不可或缺。中國作為G20主席推動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G20可通過重點討論基金組織治理改革、國際主權債務重組體系和債務可持續性、跨境資本流動、全球金融安全網、提高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作用等議題，共同塑造更加平穩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環境。
周小川建議，G20應繼續推動全球金融部門改革。G20可重點討論如何全面、一致和及時地落實危機以來的改革措施，包括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歷次向G20報告並經批準的各項改革，並按計劃推進新監管框架的其余標準制定工作。G20還可探討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在執行中的經驗教訓，關註市場化融資領域的潛在風險和防控手段，並推動加強對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監管。為使金融發展惠及所有人群，G20還可加強普惠金融議題討論，重點關註數字普惠金融和指標與數據。
周小川指出，為促進更加可持續和環境友好型的增長，中方任主席國後推動建立了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以鼓勵各方根據各國國情特點，深入研究如何通過綠色金融調動更多資源用於綠色投資。
按照2016年G20財金渠道工作計劃，今年第二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將於4月14日至15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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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企價格戰傳導至零部件商 應對成本壓力成行業共識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4574.html車市增長放緩，車企和經銷商降價幅度也在進一步放大。
奧迪A6L車型4月平均讓利超過9萬元，寶馬X3上月的平均折扣達到5.4萬元，而沃爾沃XC60的讓利則接近6萬元。來自汽車行業咨詢公司威爾森的最新車市價格分析報告顯示，4月乘用車市場整體成交價格約為14.7萬元，環比下降308元，同比2015年下降1.4%，折扣率為11.9%，折扣金額達到19888元。2016年整體市場價格相比2015年同期走低。
4月部分豪華車型價格走勢
市場價格走低必然會影響車企和經銷商的利潤，從而對前兩者的成本管控帶來新的要求。因此，在今年的全球汽車論壇上，長安汽車總裁朱華榮拋出了自主品牌低價之下的高成本困境這一話題，牽一發而動全身。車市的低速增長已經將壓力從前端傳導到整個產業鏈之上。包括麥格納、大陸、法雷奧等在內的零部件巨頭，也都在探討車市新常態下，零部件企業如何來降低因為車企降價帶來的成本壓力。
上述多家零部件供應商一致認為，中國過去多年來高達10%甚至以上的GDP增速可能將不再重現，而6%這一數字可能會成為常態。車市增速也是如此，當高增速不再重現，價格戰必然會愈演愈烈。從去年開始，車企之間的價格競爭已經從轎車領域蔓延至SUV和MPV這兩大利潤率相對較高的細分市場。長城在2015年首次出現因為價格戰而增產不增收的現象。在自主向上攻的競爭壓力之下，原來品牌溢價相對較高的合資品牌如現代、起亞等也開始放低價格和身段以贏得市場。
車市價格指數
與價格和利潤空間走低相背離的是，中國的人力成本依然逐年攀升，按照德國大陸集團執行董事會成員、大陸集團中國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康睿凡(Palf Cramer)的說法，每年的人力成本增長率在8%左右。如何平衡利潤下降和成本上升，是零部件企業面臨的第一大挑戰。
第二大挑戰來自於，車市低增長可能會讓車企產能過剩的風險暴露。李爾公司副總裁兼中國區總經理Charles Chang在論壇上表示，中國現在有大大小小約100家左右的生產企業，在過去高增長的時代，大家都有生存的空間，加之地方政府的保護，讓這些企業都還能保持運轉。而當低增長到來，車企的產能過剩以及收購兼並以及淘汰將不可避免。而整車廠產能安排、變動也都會對零部件企業的生產效率和成本帶來不可控的影響。
零部件企業面臨的第三大挑戰是，當低速增長來臨，車企很可能會頻繁地推出新車來刺激市場，在新車頻出的大背景下，如何精準判斷並選擇市場前景較大的車型做配套?麥格納國際亞洲執行副總裁Frank Obrien則認為：“我們需要專業的團隊，我們的管理團隊面臨著比以前更大的壓力，因為一旦我們遇到召回，四到五年的利潤會消失掉。”
同樣，Frank Obrien還認為，隨著汽車行業開放度的提升，很多原本不具備汽車經驗的玩家進入，零部件整車廠在與他們接觸和合作時，也會面臨一些無法預料的問題和挑戰。
雖然增速放緩，但中國依然是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新的燃油和排放法規以及當下汽車行業的智能互聯趨勢讓他們對未來依然保持樂觀。
按照國家要求，到2020年，中國的車企平均油耗將達到每百公里5L的標準值，而新能源汽車的地位已經被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另外，在針對中國消費者的調查中，有60%多的客戶認為未來自主駕駛或者是自動化的智能汽車將會成為現實。
“持續不斷的創新是零部件企業化解上述壓力的關鍵點。”法雷奧集團中國總裁畢諾(Edouard de Pirey)表示，法雷奧未來將把年收入的10%作為研發投入;康睿凡也坦言，去年大陸集團的研發投入達到了24億歐元，占銷售總額的2.1%。上述零部件巨頭的研發將集中在節能減排和智能互聯汽車領域。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近兩年來，零部件行業的兼並重組案例頻繁發生。零部件企業變得越來越專註，剝離非核心業務，而將大量的資金和資源投入到垂直化的核心領域，以打造更強的競爭力。
未來物流是什麽樣？行業共識是智慧+共享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6534.html智慧轉型的迫切需求正在逐步將快遞物流這個看似低端行業的信息化潛能激發出來。
6月13日，由菜鳥網絡主辦的全球智慧物流峰會在杭州召開，眾多互聯網、科技界及物流界大咖出席會議，共同探討智慧物流的未來。開幕式上，阿里巴巴CEO、菜鳥網絡董事長張勇表示，全球快遞業經過10多年爆發式增長，已經面臨拐點，需要完成智慧轉型，才能支撐未來電商經濟的持續增長。
菜鳥網絡的願景是幫助中國物流成本下降，希望未來中國社會物流總成本占GDP的比重將從現在的16%下降到5%，相當於每年可以節省出廣東省和江蘇省的GDP總和。
今年適逢菜鳥網絡成立三周年，這場以“重新連接”為主題的全球智慧物流峰會吸引了全球14個重點領域的69位大咖雲集杭州，與會的物流界人士近1000名。世界和中國主流快遞公司、郵政公司的負責人都參加了會議，並圍繞智能、大數據、城市末端、農村、跨境、基礎設施等話題進行了研討。
近10年來，中國快遞業務量的複合增長率超過30%，這樣的速度保持下去，快遞業的能力很快就會難以支撐，價格戰、資源重複建設等也讓行業面臨成長壓力。只有攜手推進共享和智慧物流，整個行業才有可能實現“換道超車”。
來自德國弗勞恩霍夫物流研究院的中國首席科學家房殿軍在峰會上表示，無論是德國的工業4.0，還是中國制造2025，都需要智慧物流體系作為重要支撐。中國的物流網絡體系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但在智慧物流建設方面是趕超發達國家的良好機遇。
為幫助物流業及早轉型升級，菜鳥網絡今年3月份就與物流合作夥伴一起組建了菜鳥聯盟。通過大數據的支撐，菜鳥聯盟提升了物流服務體驗，幫助物流業建立服務分層，擺脫低水平和同質化競爭。運行2個多月來，菜鳥聯盟已經服務650萬消費者，當日達和次日達服務的達成率超過了99%，聯盟當中的很多物流企業已經嘗到了轉型升級的甜頭。
“但這僅僅是物流業向智慧轉型的第一步，大數據和新技術的深層次應用還沒有完全跟上來。”菜鳥網絡CEO童文紅說，通過充分共享和智慧化的物流，可以幫助消費者改善體驗，幫助物流企業提高競爭力，更大的價值是能夠幫助整個社會提高物流效率，節省物流成本。
對於未來快遞形態，菜鳥網絡內部成立的E.T.實驗室已完成了有關末端配送機器人、倉內揀貨機器人等多個項目的研發，並將在今年陸續投入使用。在峰會現場，菜鳥網絡還將牽頭發起綠色聯盟，推動物流業向低排放、無汙染、可循環發展，主要物流企業一致承諾，到2020年，爭取達成行業總體碳排放減少362萬噸，承諾替換50%的包裝材料，填充物替換為100%可降解綠色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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