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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材重組樣本

　中國建材（03323.HK）子公司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去年底成立以來，兼併重組動作凌厲，短短數月通過簽定合同及框架協議，產能接近1.6億噸。

　　上述數據是3月27日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透露的。「西南水泥重組速度比當年的南方水泥還要快。去年底，中國建材水泥總產能3億噸，躋身世界第一。」

　　除了正在重組中的西南水泥，中國建材此前在淮海地區、東南地區、北方地區相繼組建了中聯水泥、南方水泥、北方水泥三家子公司。自2006年港交 所上市以來，中國建材的水泥業務從近千萬噸起步，通過一系列兼併收購，重組水泥企業300多家，迅速成為全球產能最大的水泥生產商。

　　中國建材超常規的成長故事，去年被美國哈佛商學院收錄為教學案例。在2009年的一個夏日，宋志平被國資委人事部門意外「約談」，提出讓其同時 擔任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下稱國藥集團）外部董事、董事長。建材和醫藥完全隔行隔山，但醫藥行業企業規模小、行業集中度低等特性，和建材業類似。

　　國資委的意圖十分明確，寄望國藥集團複製中國建材的發展模式。通過大規模的境內外重組，中國建材集團營業收入從十年前的20多億元提高到了2011年的近2000億元，淨利潤107億元。

　　近年來各行業央企都掀起兼併重組潮，並有國家相關的投融資支持。3月23日，財政部公佈了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2012年中央財政預算，其中用於央企兼併重組的專項資金就達80億元。

　　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在最近一次會議上力推中國建材的水泥重組模式，認為其戰略清晰、盈利模式明確，希望央企未來繼續深化兼併重組。

　　目前，在國資委管理的117家央企中，除了能源、電力、電信等壟斷行業，約百家央企都處於完全競爭領域。中國建材究竟如何在競爭行業裡搭建起這 個巨大的水泥帝國，中國建材模式建立在什麼基礎上，未來將如何發展，是否可以在其他央企廣泛複製？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解讀，市場並不全是肯定，爭議仍廣泛存 在。

央企併購兇猛

　　在最近一輪央企改革中，宋志平掌舵的中國建材和國藥集團兩家企業具有一定樣板意義。其基本模式都是先將核心業務資產證券化，再通過資本市場融資展開大規模兼併重組，迅速成長為行業內的「巨無霸」公司。

　　宋志平認為，在過剩經濟環境下，以存量優化為目標的聯合重組，其風險遠遠小於增加產能的新建式擴張。而一些企業在聯合重組中出問題，往往是管理 整合沒做好。過去幾年，央企在發展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兼併做大、重組整合等方面，雖然企業擴大了，但內部管理低效的情況卻普遍存在。

　　和海螺水泥等企業主要依靠自建生產線一步一步發展成為行業領先公司不同，中國建材在五六年前水泥業務規模很小。在2006年的IPO路演途中， 宋志平對隨行工作人員說，「你們聽清楚國際投資者的聲音了嗎？就是水泥、水泥、水泥，規模、規模、規模。」來自投資者的熱情，幫助宋志平堅定了做大水泥的 決心。

　　宋志平說，中國建材的戰略就是做強水泥等主業，不去做別的投機性業務。在他看來，企業若是亂了，肯定會亂在兩點：一是行權亂，大家不知道聽誰 的；二是投資亂，每個層級都在投資，子子孫孫公司多如牛毛，投資管理失控。因此，由數百家企業重組構成的中國建材，集團總部的重點就是抓行權和投資，決策 項下、資本項下的重大決策都由集團公司總部做決定。而所屬企業、工廠均無決策權，只分別擔當利潤中心和成本中心的角色。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向財新記者分析，和海螺水泥等靠一條一條自建生產線，逐步形成的管理能力相比，靠聯合重組而來的中國建材在管理上也面臨著一 定壓力。「海螺水泥能把成本做到行業最低，從生產線的佈局，到現場的管理、採購、銷售等，管理專業規範，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他認為，雖然現在看起來中建材在規模上已超越海螺等同行，但其收購的企業良莠不齊，重組整合頗具挑戰。

　　在宋志平看來，水泥價格偏低是一個重大的結構性機會。近年來，地方水泥企業惡性競爭，價格戰嚴重，水泥整體行業產能過剩與企業分散，而外國水泥巨頭對中國水泥企業虎視眈眈。他認為，作為央企的中建材就應回歸行業主流，引領行業結構調整。

　　宋志平認為，目前中國大多數行業都產生了過剩，結構調整已是產業界的首要任務。在基礎原材料和大型製造業中，「央企生存的價值應生根中國的大行 業、大產業，在這個行業裡能夠執行國家的產業政策，促進行業的結構調整、技術創新、節能減排等，引領和帶動行業的健康化發展，如果央企在這個領域可有可無 的話，最好退出來。」

　　在今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以汽車、鋼鐵、造船、水泥等行業為重點，控制增量，優化存量，推動企業兼併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規模效益。這一表述被水泥行業人士看作一個積極信號。

　　工信部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前十強水泥企業產量佔總產量26.5%，而2005年這一比例是15%；同時實現利潤1020億元，同比增長67％。同屬建材行業的鋼鐵、玻璃卻虧損嚴重。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研究員秦合舫對財新記者形容，中國建材併購是手執央企資源、身背「尚方寶劍」的「兇猛」併購。它趕上了中國這十年的房地產高速 發展時期，趕上了國家清理落後產能的政策。同時，「中國建材併購重組順利，也跟水泥行業相對分散有關，比如寶鋼想整合鋼鐵行業就不行，因為鋼鐵企業在各地 都是利稅大戶；同時水泥行業技術相對穩定，如果電子行業的央企想搞大規模的兼併重組可能就有問題。」秦合舫說。

「江湖」的重組方式

　　在央企的「兇猛」併購面前，小民企招架無力。儘管外界對央企有各種批評，但宋志平認為，中國建材是以市場方式併購重組。水泥行業是完全競爭行業，雖然被中建材併購的企業60%都是民企，但這些民企在價格戰中損耗多於收益，最終是在對等談判中自願加入。

　　中國建材一般以較高溢價實施收購後，不僅給民企留有30%的股份，還聘請原企業主擔任職業經理人。「過去他們可能不賺錢，現在不但擁有股權，還部分兌現了投資收益。」宋志平說。

　　華泰聯合一位分析師告訴財新記者，事實上，中國建材的競爭對手海螺水泥等其他民企也曾試圖通過併購實現規模擴張，但相比中國建材的「大手筆」， 民營水泥企業顯得「小器」很多。上述分析師認為，海螺在併購上拼不過中國建材，一方面是併購需要大量資金，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主要是文化衝突，海螺的人 很強勢，非常懂水泥，出價也不會太高，收購時容易引起被收購方牴觸」。

　　前些年，海螺水泥的擴張戰略主要是自建生產線，出發點是這種方式有利於控制成本和管理。近兩年，國家對水泥行業一系列的限制新增、淘汰落後產能、提升行業集中度等產業政策，也逼著海螺水泥等企業走上了兼併重組之路，但在財力上他們拼不過中國建材。

　　中國建材的併購資金到底從哪裡來？如何降低資產負債率，若出現財務問題，是否國家兜底？

　　宋志平解釋說，「併購前大家打價格戰，把價格打得很便宜，甚至許多地區出現全面虧損，併購後產業集中度提高，會推動價格理性恢復，協同效應大過了聯合重組中的整合成本。」 而通過整合後企業經營業績良好，有充裕的經營活動現金流，一部分現金流又可以反哺聯合重組。他稱，「現在重組西南水泥，很多投資基金都想進來，這說明我們的重組項目具有投資吸引力。」

　　有市場人士批評，央企在信貸融資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像中國建材從「十一五」以來獲得各家銀行授信1500億元。但宋志平表示，央企也要靠三張報表來取得融資信譽，「銀行相信我們講的故事，更重要的是相信我們能說到做到。」

　　中國建材還利用資本市場融來了不少重組資金。公司自2006年3月在香港上市以來，通過四次直接融資，募集資金達110億港元。去年7月，中國建材公告稱擬在A股發行不超過10億股股份，籌資所得資金用於收購項目、償還銀行貸款等，涉資約150億元人民幣。

　　「我們回歸A股IPO的申請現已進入證監會審批程序 。」中國建材副總裁崔星太3月28日在國際水泥峰會上表示。

　　在一位業內人士看來，中國建材回歸A股或主要是為瞭解決負債過高的問題。他分析稱，「香港市場對海螺水泥的估值高於中國建材。譬如3月29日，海螺水泥的市盈率是17.87倍，而中國建材則是12.27倍。」

　　宋志平解釋稱，負債率高主要由企業先收購再融資這種重組方式所致。事實上，中國建材應收賬款很少，現金流也充沛。不過未來也希望通過回歸A股進一步優化資產負債結構。

　　中國建材總經理姚燕曾在集團內部會議上表示，「集團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企業數量和層級偏多，內部整合任務依然繁重。在快速成長過程中，雖然通過資本運作和利潤積累支撐了企業的快速發展，但由於原始資本金不足，企業資產負債率仍然偏高。」

　　事實上，負債率偏高是央企的通病。國資委主任王勇曾在央企負責人會議上要求各大央企「嚴控借貸規模和資產負債率，確保現金流安全。」降低央企負債率、加強風險管控日益成為央企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最近有消息稱，國資委將在「十二五」期間對央企注資，且將主要集中在重組改制和國有企業註冊資本金上，同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將「照顧」部分高負債率的央企，尤其是關係到國家安全、屬於國家經濟命脈的相關行業企業。

　　但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國資委注資央企的方式加劇了市場不公平競爭，可能對民企發展空間形成進一步擠壓，而且也並不利於央企自我加壓，提升自身市場競爭力。

「要不要做寡頭」

　　中國建材迅疾而巨大的併購胃口曾一度讓同業擔心：中國建材是要壟斷整個水泥行業嗎？

　　當前，水泥業全國格局已基本形成。華南有海螺水泥、台灣水泥，華東有海螺水泥、南方水泥，華中有華新水泥，淮海經濟區有中建材中聯水泥，京津地 區有金隅水泥和冀東水泥，西北地區有中材集團、海螺水泥，東北地區有亞太集團和中建材北方水泥，還有正在整合的西南區域，也有海螺水泥、中建材西南水泥等 企業。

　　在宋志平看來，水泥企業最初是通過獨立建廠的模式尋求發展，如今兼併重組興起，主要是為瞭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規模效益的問題，另一個則是解決無序競爭的問題。只有行業整體健康可持續發展，企業才能更好地生存。

　　但是，宋志平也指出，未來不可能由一家水泥企業包打天下。「我們主張三分天下。比如中國建材只在已形成的四大戰略區域做，西北我們不會去，湖北、京津一帶我們也不會去。」

　　宋志平介紹，中國建材的打法是要形成自己的核心利潤區。水泥是短腿產品，只有150公里運距，重組的目的就是在小區域裡增加市場佔有率和議價能力，形成區域供需相對平衡，推動區域水泥行業價值和產品價格的理性回歸。

　　以西南水泥為例，由於交通條件不太方便，區位分割細瑣，更適合於建核心利潤區。「水泥不能分散地搞，要成片地搞，片中還有片，區域中還有區域。在核心利潤區內，中建材『十二五』期間的市場佔有率力爭達到40%。」宋志平說。

　　宋志平認為，這些年，不少人認為央企的崛起主要依靠政府的支持、資源的輸入和壟斷，而對央企進入市場、改革改制、推動精細管理、提升企業競爭力 等方面瞭解不夠。他認為，企業大並不意味著壟斷。像全球前十家水泥企業佔有60%-70%的市場，而中國前十家市場佔比不到30%。現階段中國水泥價格從 歷史和國際上來比較均處於低位，尚不可能構成壟斷。

　　宋志平對財新記者說，「去年6月，我去了一趟俄羅斯，當地有一個很大的水泥公司，還有其他的大企業，這些大企業的法人過去都是國企幹部，後來隨著俄羅斯私有化成了行業寡頭。俄羅斯人問我，中國的改革會把你們做成這樣的寡頭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宋志平認為，無論主張單一的國有化，還是主張全部私有化，這兩個極端都不該是央企的出路。未來的央企，在打造自己核心優勢的同時，應加快推行市場化改革、推行股權多元化等，央企的實力加上民營企業的活力才是企業真正的競爭力。

　　所謂產權多元化，即央企控股的多元化股份制。「產權單一化不利於企業經營，不僅是央企，家族企業也是如此。」宋志平說。目前中國建材國有股佔40%，社會資本佔60%。

　　此外，還應有規範的公司治理結構和職業經理人制度。宋志平認為，自己的「雙料董事長」身份，就是國資委的一項試點。職業經理人、董事甚至董事長，都可以從市場中來。

　　在宋志平看來，以央企為主的大企業是中小企業存在的一個重要依附，大小企業互為依存，共同形成產業鏈條。

　　「這也可以看出央企的一個發展思路，從之前的完全擁有到現在的強調控制力，並與民營企業進行優勢互補，實現不同所有制的共同發展。」秦合舫對此分析。

　　「未來，國家在央企中的資本或許能實現可進可出，流動起來。」宋志平認為，長期來看，央企應該逐漸走到這條道路上去，國家用資本說話，逐漸淡化直接管理的行政色彩。

失控的借貸：徐州民間借貸樣本調查

行走在近日的江蘇徐州街頭，關於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的傳言和議論隨處可見，賓館電視的開機畫面上兩行醒目的大字，提醒當地居民——「遠離非法集資，拒絕高利誘惑」。

徐州位於江蘇省北部，是江蘇省第三大城市，蘇北第一大城市，被稱為「中國工程機械之都」。如今，這座重工業名城卻因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事件頻發而備受關注。

談起自己借給馮玉法的2220萬元，做電廠工程建設生意多年的丁立（化名）除了嘆氣還是嘆氣。「如果當時我對他有哪怕一絲懷疑，我都不會把錢借給他。」

2011 年底，做鋼鐵貿易生意起家的徐州商人馮玉法及其妻子王孝玲、兒子馮雪源、女兒馮晴晴開始頻繁拖欠債權人利息。面對債權人的頻頻質問，2012年1月，馮玉 法召集部分債權人宣佈資金鏈斷裂，一場民間債務危機就此浮出水面。因債務人在當地知名度較高、涉及金額巨大，該事件迅即在當地引發震動。

此後，馮玉法的子女不知去向，其本人也與外界切斷聯繫。

多次嘗試追討債務未果後，2012年3月12日，部分債權人向徐州市警方報案，要求追究馮玉法等人的刑事責任。5月16日，徐州市泉山區公安分局經偵大隊負責人稱，馮玉法一事已於5月4日正式立案偵查，當地警方正在調撥警力進行偵查。

據本報記者調查，馮玉法事件呈現出多層次集資鏈條，數家投資公司作為中間環節捲入其中，另有部分債權人以個人身份扮演中間人角色。經債權人不完全統計，馮玉法高息借貸事件涉及直接債權人100多名，借貸金額在6億元以上。還有部分債權人出於種種考慮，不願登記債務信息。

瘋狂借貸終失控

債 權人丁立稱，2011年8月，馮玉法經朋友介紹與他取得聯繫，並稱，其名下的徐州福瑞士電池技術有限公司正在投資一個生產汽車鋰電池的新能源項目，政府還 為此批了130畝地用於廠房建設，而投資一條生產線大約需要2000萬元。「馮玉法想跟我借2000萬元，說項目投產後可以直接交給我一條生產線。」

為打消丁立的顧慮，馮玉法向他介紹，其名下有數十處房產，名下房地產公司還有十餘棟在建別墅，另外還有洗煤廠、物流公司、鋼貿公司等多家公司。

收到過類似承諾的並非丁立一人。接受記者採訪的多位債權人表示，2011年7月至11月間，馮玉法曾先後找到他們投資汽車鋰電池項目，並許以高息回報。

「當時對他真是沒有半點懷疑。」丁立稱，馮在當地雖稱不上徐州首富，但也是排得上號的大企業家。「早就聽說馮玉法有幾十處房產，七、八家公司，這樣雄厚的實力犯不上騙我那兩千多萬。」

丁立隨後與對方先後簽訂了數份借款及擔保合同，累計金額2200萬元。合同甲方為丁立，乙方為馮玉法、馮玉法的妻子王孝玲、女兒馮晴晴、兒子馮雪源，擔保方為馮玉法名下的兩家公司——徐州鑫美國際房地產公司、銅山縣中聯煤炭洗選公司。

但令丁立頗感意外的是，自己看重的是鋰電池生產線的發展前景，對借款利息並無太多訴求，但馮玉法還是為他開出了按月支付4%月息的借款條件。當他就此事詢問馮玉法時，得到的回應是，「我跟人借錢都是這個利息，按規矩來。」

合同簽署後的頭幾個月，馮玉法均按時支付利息。然而12月初，當月利息未能按時到賬，丁立幾番催問，馮玉法均以各種理由進行推脫。丁立開始感到事態不妙。幾乎同時，多位債權人都發現，馮玉法開始拖欠利息。緊張和憤怒之下的債權人，紛紛要求馮玉法立即償還本金。

面對巨大的償債壓力，馮玉法在2012年1月召集部分債權人召開會議，宣佈資金鏈斷裂。

多位參會債權人表示，參會人數之多令人咋舌。在馮玉法大規模拖欠利息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債務總量，相當數量的債權人甚至以為他只向自己或少數幾位親友借了錢。「如果知道他跟這麼多人借過錢，我肯定不會借給他。」一位債權人說。

此 後，部分債權人自發組成債務處理小組，統計債權人信息，並交由馮玉法最終核定。一份債權人明細表顯示，參加登記的債權人超過百人，所登記的無抵押貸款約 4.9億元，抵押貸款約1.6億元，合計約6.5億元。其中金額最大的8338萬元，最小者僅為4萬元。還有部分債權人出於種種顧慮不願登記債務信息。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多位債權人表示，自向馮玉法借錢至今從未收回過利息和本金。因為每年臨近年末時，馮玉法會主動召集債權人重新核算本金及利息，更新借條，並承諾只要提前十五天告知，可隨時一次性提取本金和利息。

「看他生意做得好，房子那麼多，還錢不成問題，自己手頭也不缺錢，不如一直放著，需要用的時候再一併提出來。」一位債權人稱。

該債權人向本報記者展示的借據顯示，自1994年至2010年底，馮玉法累計向其借入本金及利息合計為220萬元左右。至於本金和利息各佔多少，「因陸續借過很多筆，現在已經算不清了」。該人士稱。

一位與馮交往密切的人士稱，此類長期未償債務或是造成其資金崩盤的關鍵因素之一。「累積這麼多年，利息已比本金高出幾倍。」就在債權人紛紛向馮玉法開始追討本金之後，後者仍在繼續四處舉債。多位債權人證實，2011年底，馮玉法開出的月息已高達5%甚至更高。

幾近瘋狂的借貸鏈條，終於失控。

織就龐大借貸網

馮玉法，徐州市銅山縣柳新鎮蔣樓村人，1955年生，初中學歷；早年曾參軍當過砲兵，退伍後在銅山縣供電局柳新供電站擔任會計。

與馮玉法有過接觸的多位人士對其人際交往能力的印象是「憨厚老實」、「擅長與人交際」、「很容易讓人產生信任感」、「有些話別人說出來一聽就是撒謊，但他一說別人就信。」

1986年，馮玉法主動辭去旁人眼中的「鐵飯碗」，從事鋼鐵、木材貿易，從東北運輸鋼鐵、木材賣給徐州當地的煤礦和電廠。

一位與馮結識近三十年的人士稱，馮玉法從事鋼貿生意的第一筆約一兩萬元的啟動資金，大多是從熟人處所借。「從一開始做生意到現在，他一直都在跟人借錢。」

自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起，多位債權人便開始持續借錢給馮玉法，至今已十餘年。

而在馮玉法長達二十多年的借貸經歷中，2000年前後是一個關鍵節點。

數位長期債權人稱，2000年前，馮玉法借錢的金額並不大，「每筆大概一兩萬，有時甚至只借兩三千。」而2000年後，無論是借錢的金額還是頻率，都大幅增加。

一位與其關係密切的人士稱，馮玉法此前從事鋼貿生意，主要依靠在供電所當會計時結識的人脈，向當地電力系統銷售鋼材。但至2000年左右，當地電廠基建已基本完善，馮的鋼貿生意也就此告一段落。

此後，馮玉法將目光轉向了房地產。短短數年間，他接連買下徐州市云龍湖西岸天齊別墅區及銅沛路、和平路等市區核心地段的數十處房產。

本報記者獲得的一份債權處置意見徵求書顯示，馮玉法目前名下共有天齊別墅區別墅房產14130.85平方米，市區房產4122.69平方米。

失控的借貸

事實上，鋼貿生意賺取的利潤並不足以購置如此數量的房產，馮玉法開始依託自己過去十餘年間構建的人脈網絡，四處借貸。

隨著徐州房地產市場的日漸升溫，馮玉法名下房產的價值也一路飆升。一位居住在天齊別墅區的人士稱，根據不同的購房時間，馮購置這些房產的價格大約在2000元/平米—5000元/平米之間，而目前的價格則在15000元/平米—25000元/平米之間，增值數倍。

但目前的價格仍未達到馮玉法的心理預期，一位債權人稱，去年下半年，他曾提出以30000元/平米的價格購買馮的一套別墅，被對方拒絕。「他的心理價位是35000元/平米。」

手握大量房產不願出售，而為購房所借的錢又得及時付息，馮玉法不得不繼續借新還舊，而這些房產正好成了他的說辭，令債權人對他的還貸能力深信不疑。

如此不斷借新債還舊債的同時，其借貸網絡也越發龐大且難以控制。

此外，繼大量購入房產後，2008年起，馮玉法及其家人名下的公司數量也迅速增加，且涉及多個行業。工商資料顯示，馮玉法及其家人目前名下擁有各類公司近十家。

有債權人認為，馮玉法瘋狂擴張公司數量，其目的正是為了「拉大旗扯虎皮」，進一步增強人們對他的信任感，借到更多的錢，以填補此前埋下的資金漏洞。

工商資料顯示，馮玉法擔任法人代表的公司包括徐州鑫美國際房地產公司、銅山縣中聯煤炭洗選公司等四家；其子女名下也各有公司數家。馮玉法還曾以香港秋實國際物流公司董事長的身份公開參加過社會活動。

多位債權人指稱，馮玉法名下的中聯煤炭洗選公司「從沒洗過煤」，而馮雪源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徐州福瑞士電池技術公司沒有固定辦公地點。有債權人提出參觀汽車鋰電池生產廠房，也被馮家拒絕。

債權人的博弈

馮玉法借貸危機浮出水面後，部分債權人自發組成債務處理小組，嘗試解決債務問題。但債權人的利益訴求並不一致。

一份「債權人共同承諾」稱，債權人達成一致共識，此事暫不走刑事解決方式，儘量走自行解決方式。

也有部分債權人對此「共同承諾」持有異議。他們擔心，馮家及其名下公司的資產可能隨著時間的拖延被轉移。

況且他目前的全部資產，也不能滿足所有債權人的賠償要求。

記 者曾實地探訪徐州福瑞士電池公司的辦公地點，公司大門緊閉，空無一人，也無辦公設備。執勤的保安稱，這塊辦公場地即將出租。記者隨後來到鑫美國際房地產公 司名下的在建項目，發現其已停工。部分反對自行解決的債權人質疑稱，債務登記過程過於簡單，對債權人借據真實性的審核不夠嚴格，不能排除部分債權人虛報債 務的可能。

更令他們擔心的是，馮玉法迫於償債壓力，有可能選擇「跑路」。「據說其子女已經跑了，馮玉法也好久聯繫不上了。如果他也跑了，不知事情何時才能解決。」一位債權人說。

記者多次撥打馮玉法及其子女的手機，均未能接通。

也有部分債權人並不希望此事通過刑事訴訟方式解決，因其資金是多方籌集而來，擔心警方立案後自己會捲入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債權人名單中出現了數家當地投資公司的身影。

一位當地企業家稱，2010年起，徐州多家銀行的信貸額度持續收緊，中小企業融資需求通過銀行渠道難以得到滿足，只好將目光轉向民間。在此背景下，過去兩三年中，數以千計的投資公司在徐州遍地開花。

徐州市政府網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4月，徐州市共登記抵押貸款信息諮詢服務機構及涉及此類業務的經營單位已達2400餘家。

「正規的擔保業務基本沒人做，都是放高利貸的。」一位當地投資公司人士稱，當地各類名目的投資管理公司大多沒有多少自有資金，都是通過高息吸收民間資金，再以更高的利息外貸出去，從中賺取利差。

正因如此，涉入馮玉法事件的幾家投資公司顯然也希望走自行解決的方式。此外，馮玉法向部分債權人借款時曾簽署了房產抵押協議，這些債權人也不願警方介入。

債權處置意見書顯示，天齊花園房產共計14130.85平方米，其中9435.39平方米共26套已抵押；市區房產共計4122.69平方米，其中19套已抵押，共3809.35平方米；抵押房產總價約1.32億元。

各方債權人意見相持不下，最終未能達成一致。3月12日，20餘名債權人向徐州市泉山區公安分局經偵大隊報案，要求追究馮玉法及其家人的刑事責任。

5月16日，記者以債權人身份前往泉山區公安分局經偵大隊詢問此案的立案事宜，該大隊負責人稱，已於5月4日正式立案，當地警方正在調撥警力進行偵查。

在此之前，已有部分債權人向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該院相關負責人稱，徐州市主要領導對於當地近期發生的民間借貸案件高度關注，指示應盡快定性，依法處理。

馮玉法事件因債務人知名度高，金額巨大在當地備受關注，但這並非近期徐州唯一引發熱議的民間借貸事件。

4月9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刑拘在逃的江蘇鼎億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鼎億」）副總經理徐傳林在長沙被警方拘捕，次日，在廣州被抓獲的鼎億董事長兼總經理胡大勝也被押回徐州。

《時代週報》報導稱，據債權人不完整統計，鼎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涉及3000多名債權人，涉案金額在3.28億以上。

前述投資公司人士表示，鼎億案浮出水面後，當地投資公司明顯感到了擠兌壓力。

「最壞的時候還沒到。」他擔心，當地民間借貸風險可能會進一步擴大，部分借貸資金鏈的鏈條過長，牽涉人數眾多，當中任何一個環節斷裂，整個鏈條都有可能崩盤。「更糟糕的是，如果資金鏈斷裂情況密集發生，民眾產生恐慌情緒進而紛紛擠兌，將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本報記者史進峰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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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推廣自行車一樣推廣電動車」

酷似奔馳Smart的康迪「小電跑」，或將成為浙江省推行新能源汽車戰略的新寵兒。

在2012年8月10日杭州新能源汽車展開幕前，總部隸屬金華的浙江康迪車業有限公司正頻頻向媒體推銷一項龐大的新能源汽車商業計劃。

「和中航鋰電（洛陽）有限公司的合作意向協議已經簽訂。」7月27日，康迪車業副總經理應進鋒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協議核心內容，即要在新能源汽車國家級試點城市杭州推廣2萬輛純電動汽車。選擇的車型正是外表靚麗的康迪「小電跑」，其中中航鋰電負責生產鋰電池。

「它的（康迪的推廣）模式，會跟杭州的公共自行車有點相似——打個電話，叫個車，刷卡，開到固定地點後再還上。」浙江省經信委機械辦主任朱因加透露。

2萬輛的推廣意向正好與杭州設定目標吻合。清華大學汽車安全與節能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陳全世透露，一年前，杭州市分管領導曾雄心壯志提出這一目標，由於難以實現，「今年的目標修正到了4000輛，明年1.6萬輛，加起來2萬。」

如果計劃順利實施，2萬輛無疑是個誘人的數字——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2011年，全中國銷售的新能源汽車也不過8159輛，而其中的純電動汽車只不過5579輛。

不過，光鮮的計劃背後，罕為人知的是，受人追捧的康迪「小電跑」在主管部門工信部的登記中，竟跟五菱貨車同屬一類——「廂式運輸車」。「康迪小電跑看起來，有點山寨電動車的味道。」一位購買者在使用後說

7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純電動乘用車技術條件》國家標準為「山寨電動車」上了緊箍。該標準指出，純電動汽車最高車速不低於每小時80公里，續航大於80公里，據陳全世介紹，這一標準已經照顧了中國國情。國外電動汽車的最高時速跟轎車是一樣——不低於每小時120公里。

若按這一條例，浙江、山東等地生產的低速電動車，要麼沒有被列入工信部的《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要麼達不到標準要求。但就是這些山寨電動車卻市場火熱——不僅得到地方政府默許生產、上路，甚至可以獲得補貼。

鉛酸蓄電池車竟獲補貼？

康迪就是獲得補貼的車企之一。

自從2011年6月，康迪車業所在的金華市成為浙江省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試點城市後，使用鉛酸蓄電池驅動的康迪KD5010XXY型純電動汽車，一直享受著浙江省和金華市在銷售時給予的特殊財政補貼。「原價4.3萬的裸車價，財政補貼就有3.2萬元。」

「省裡批覆同意補貼的時候，沒有區分電池的問題，具體的政策由金華制定。」浙江省經信委機械辦主任朱因加說。

由於鉛酸蓄電池生產和回收過程的污染，國家規定的國家試點城市新能源汽車的財政補貼政策，一開始就將鉛酸蓄電池排除在外。工信部的新能源汽車目錄也根本沒有鉛酸蓄電池「乘用車」。

事實上，這些以鉛酸蓄電池作為動力的低速電動車最高時速，往往都在每小時40公里到70公里。康迪小電跑的72公里最高時速正好接近這一標準。人們懷疑，這個在金華試點中獲得大規模應用的純電動汽車，面目疑似此前被否定的「低速電動車」。

「我們認為，在電池技術沒有大突破的情況下，做微小型車是正確的方向。」應進鋒坦陳自己的商業思路。不過，他否認自己的企業與山東的低速電動車企業有任何瓜葛。「和山東的企業比，我們具有汽車生產資質。」他強調，公司之前更將同類產品出口到美國。

作為美國納斯達克上市企業「康迪科技」控股的全資子公司，康迪2008年在美國獲得退稅補貼的故事，早被廣為傳播。不過，知情者指出，美國當時的補貼並不區分電池，「這些補貼現在都已停止」。

一位購買者在使用後說，雖然從外表看新車整體外觀造型像極了Smart，很是時尚，但外觀件和內部構造卻十分粗糙，讓人難以忍受。

「工具箱蓋沒法關；煙灰缸關不到底；座椅靠背調角器太重；雨刮器刮雨範圍不能覆蓋開車視角，雨刮片運行發跳；玻璃升降器運行不平穩；頂棚粘貼不平整……」購買者們在網上發帖質疑康迪說。

「放上插板是貨車，抽掉就是轎車」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發現，浙江康迪車業有限公司的生產資質其實只有電動高爾夫球車、全地形車、廂式運輸車三種。而這三種「生產資質」，並不在我們普通人理解的「乘用車」裡面。

「我們拿的是廂式車的批號，只在吸收歐洲國家先進的兩人座汽車的理念上，做了一些創新。」應進鋒提供蒐集的數據說，城市裡的五座轎車，65%的時候都是一個人開，實在是過於浪費，「在停車和道路資源都很緊張的情況下，兩座車是最實用的。」

不過，看過康迪車型的金華市經信委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處處長陳琳坦承，「康迪其實就是廂式運輸車，中間有一小隔離板，放上去就是廂式，抽掉就是轎車。」顯然，這更像是打了個擦邊球。

金華的購買者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外形類似奔馳Smart的「康迪小電跑」，車輛行駛證上登記的類型正是「微型廂式貨車」，繳納的交強險，也是按「非營業貨車2噸以下1200元」的標準計算。

不過，杭州車管所牌證科科長黃志堅答覆南方週末記者時稱，目前康迪這樣的純電動廂式運輸車，只要按照工信部的公告目錄執行，上牌並無問題。「它只在道路通行上有區別，作為貨車，很多地方是不能走的，如果要推行計劃，可能要出台一些消除交通管制的措施。」

朱因加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兩年，一直有浙江的企業向他打聽，浙江是否會像山東一樣放開低速電動車。但出於謹慎，浙江省一直採取嚴控措施。「一旦讓他們上路，速度跑不起來，會直接拖垮本已緊張的城市交通。」

「無論是低速電動車，還是鉛酸蓄電池汽車，它們都與國家鼓勵的產業政策相反。」國家863「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重大項目監理諮詢專家組組長王秉剛說。

「試點成敗，主要看消費量」

雖然康迪在杭州的龐大租賃計劃尚未最終敲定，不過，在浙江金華它已收穫頗豐。

金華市經信委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金華已推廣純電動汽車520輛，這其中，除了15輛「眾泰朗奧」和5輛「海馬」純電動汽車外，私人購買最多的依然是康迪推出的純電動汽車。

陳琳稱，為了擴大規模，金華接下來將向浙江省建議，將試點擴大至整個金華市。作為浙江中部著名的汽摩配生產基地，金華早已形成汽車整車企業和汽摩配兼備的完善產業鏈——青年汽車集團在做混合動力，眾泰汽車在做純電動，康迪做小電跑，「從微型、一般乘用車到客車都有」。

2011年6月，金華獲批省級新能源汽車試點城市。其中省財政每年補貼1500萬元，金華當時預計，2011年推廣鋰電池純電動汽車30輛以上，每輛補貼8萬元。同在金華的青年汽車集團的純電動公交車，推廣目標則是50輛。

不過，由於公交公司不願意購買，青年汽車的銷售幾乎為零。眾泰純電動車的目標也沒完成，因為無法上牌。

根據國家政策，只有被列為國家級的試點城市，才能銷售、上牌以鋰電池為動力的電動汽車。由於金華只是浙江省的試點城市，只能銷售、上牌鉛酸電池的電動汽車，「眾泰沒辦法在金華上牌。」相形之下，4.8萬的康迪「小電跑」反倒成了政府的寵兒。

「每個試點都有新能源汽車推廣數量的要求，但財政補貼有限。」要求匿名的官員分析說。正因此，只要違法得不那麼明顯，他們顯然歡迎康迪這樣價格更低的車型。

對於正全力爭取「國字號」試點的金華而言，半年內500輛康迪汽車的推廣業績無疑更關鍵，「試點成敗，主要就看金華市場的消費量」。

知情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8月2日，浙江省副省長毛光烈專門召集浙江省發改委、經信委等部門開會，要求匯報浙江省新能源汽車規模化推廣應用情況，這其中就包括康迪車的試運行問題。

「（租賃）這是企業間的事，不過，現在最後的方案還沒確定。」杭州市經信委汽車處副處長魏兆宏在答覆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

團購猝死樣本：舉手網上線半年倒閉

城中村改制困境之餘家頭樣本 被豔羨的金條，受質疑的分錢

發金條的余家頭村並非外界想像中那樣皆大歡喜。相反，許多村民，甚至村幹部，都有諸多不滿與苦惱。這個村莊，與無數因土地而暴富的城中村一樣，深陷改制困境。

2012年8月27日，武漢市余家頭村為紀念村慶20週年向1001名村民分別發放一根價值3.6萬元金條，這讓余家頭村一夜成名，坊間紛紛冠之以「中國最富村莊」等稱號。

不久，湖北余家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余家頭公司）監事會主席胡小清收到來自美國的短信，一位朋友問起這事，他才意識到，「全世界都知道了」。

很快，公司便對發金條的事諱莫如深。9月4日，南方週末記者剛提到「金條」二字，余家頭公司一名財務人員就大聲抱怨，「村裡窮的時候沒人理，（發金條）消息一出，稅務部門就來了。」

對余家頭公司來說，金條帶來的麻煩並不只有外界的圍觀。更糟糕的是，余家頭村內部因城中村改造引起的多年利益糾葛，因為金條而再次浮出水面。

從種地到賣地

之後三次「發錢」，皆是在村裡賣地之後。

余家頭村地處武昌、青山、洪山三城區交會處，是典型的城中村。因為城中村改造，多數人搬走了，另一些人，則躲在那些等待拆遷的房子裡。村裡隨處可見廢墟和老舊的店舖。

2005年，因城中村改造，余家頭村改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村集體資產量化到個人，一千多村民作為公司股東持有100%股份。

鄧訓才便是余家頭公司股東之一，持有近10萬股。他年過七旬，最近一些年什麼也不用做，每月可從村裡領取1050元生活費，全年還有近3萬元的旅遊與過節費。

早些時候，他在村辦企業工作，月薪150元。由於地緣優勢，余家頭村民一直以蔬菜種植為生。蔬菜直供市區，收入頗豐。

自有村子以來，這一直是村民們營生的主要行當。但很快，隨著城市的發展，許多菜地上長出來住宅或商廈。

1992年，全體村民籌資，在村子臨街建商業門面，一年創收三百多萬元。

一年後，村裡「武漢和平家庭用品大世界」投入使用，當年的銷售額便高達1.2億元。

同年，余家頭村投資一百多萬元，建成武漢市第一家大眾專用維修中心。隨後，金屬材料市場、家具城等相繼建成。

據《長江日報》報導，余家頭公司的前身是行政村的幾個工廠。最初產值不足800萬元，後發展成為總資產達4億元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銷售收入超過7億元。主要收入來源即為房屋出租、土地經營。

村民們先前靠種地或自家房屋出租過活，有的租為商舖，有的租做倉庫，這些人掙的錢要多過現在領取的生活費。

鄧訓才屬於改制的受益者，有的人則「越改越差」。村民姜還榮家房子近1100平米，其中倉庫300平米，家庭收入主要是房租，一年收入十四五萬；而改制之後，房子被拆，還建房只有800平米，公攤面積佔27%，姜算了筆賬，家庭年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二。

改制後，村民最大的受益來自公司「分錢」。

鄧訓才回憶稱，2005年改制以來，除了生活費，他領過4次錢，合計約24萬。

第一次是改制時，村民可用3萬股換3萬元現金。也就是說，村民以每股1元的價格「套現」自己所持有的余家頭公司的股票。

當時「套現」了的人沒有預料到，一場靠賣地發大財的財富盛宴即將拉開序幕。

之後三次「發錢」，皆是在村裡賣地之後。

「村裡歷經兩次大的賣地。一次是城中村改造，賣地所得13.48億元。另一次是二七長江大橋徵地款，款項不明。」村民、股東范建明說。

武漢市土地交易中心文件顯示，城中村改造13.48億的賣地款中，有6.45億用於安置補償，7.03億用於還建房建設。有股東多次申請二七長江大橋徵地款項明細，相關部門告知還未出台。

賣地，亦成為引發余家頭村資產爭議的導火索。

資產之謎

武漢洪發會計師事務有限責任公司的評估結果是：余家頭村市場價值約1.5億元。然而，《湖北日報》曾報導稱，2002年，余家頭村集體資產達到4.5億元。

2005年餘家頭村實施集體經濟組織改制時，村民們最為關注的是，余家頭身家幾何？

武漢洪發會計師事務有限責任公司的評估結果是：余家頭村市場價值約1.5億元。然而，《湖北日報》曾報導稱，2002年，余家頭村集體資產達到4.5億元。

這便引發了村民們的極大懷疑和不滿。「大家覺得評估的資產嚴重縮水。」股東姜還榮記得，憤怒的村民們彼時要求公開10年來村級財務明細，並罷免村委會主任。

除此以外，村民們還要求公開村裡重點企業收益情況、村裡地產項目的原始合同與手續，以及兩委幹部個人收入情況。

然而，村委會並未回應村民要求，以致2005年村民不斷上訪。

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一份內參調查，記錄了一位村民代表的遭遇。她是城中村改造辦公室成員，她曾提議先公開村裡財務，再考慮資產量化方案，但未被採納；隨後，她的辦公室鎖被換，所有材料包括廢紙不翼而飛，並且受到電話恐嚇。

調查也記錄了當時評估者的回應，「審計是依法進行，我們明確要求村裡提供真實準確的財務狀況。如有隱瞞我們也不得而知。」而時任和平鄉人大主席團副主席魯久烈稱此事是「少數村民借反腐旗號，欲奪取領導權」。

上述調查亦記錄了事件進展，由鄉、村和警察組成8個小組深入村民家中，對資產量化方案進行填票表決。

「小組並不詳細說明方案。簽者發100塊錢，不同意和棄權者也發100元誤工費。最終， 99.2%村民同意該方案。」調查引用魯久烈的話稱。

余家頭公司一名董事會成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對這個評估結果，我們也很迷惑。這是政府指定的評估公司。我們希望評得高，但有些資產屬於國有，不能劃歸到村裡。隨後，政府派駐調查組駐村，也沒查出什麼問題。」

直到現在，余家頭的資產仍是當地敏感話題。

股東們的不滿

余家頭公司至今從沒召開過股東大會。

股東姜還榮的不滿也是從改制開始。當年開村民代表大會商議改制時，很多村民圍在會場外，姜還榮衝進了會場，提議開村民大會表決。

鄧訓才曾當過村幹部，所以被點名參加村民代表大會。「這個會找了些老幹部、黨員及村民代表參加。商討改制，當時並沒有具體方案。只問要錢還是要股份。」他說，「表決時沒人舉手，不了了之，只得宣佈散會。」

沒過多久，改制決定出台，隨即是評估結果出爐。

「改制後，公司依然不公開信息。」姜還榮多次要求提供公司章程、財務狀況、股東花名冊和高管薪酬等，均被拒絕。

余家頭公司至今從沒召開過股東大會。

姜還榮用一紙訴狀將余家頭公司告上法庭。

2011年6月17日，武漢市青山區法院認為姜享有股東權利，判其勝訴，要求余家頭公司自判決起10日內向其公佈相關信息。

即便勝訴，姜還榮稱公司並沒有按照法院判決執行，她去查詢依然吃了閉門羹。

結局頗具戲劇性，余家頭公司找了三名當事人向法院證明「曾配合姜還榮查詢資料」。

余家頭公司一位董事會成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因為考慮到股東人數眾多，公司通過各種方式進行了公示。例如相關資料發送到股東代表手中，由其上傳下達。財務報告交由股東代表大會予以審核，與財務信息一併貼在公司門前公示欄。

「公司的一些財務信息不是個人想查就查，必須通過相關部門來查。要向每個人公開也難，有些股東不知道搬哪了。」這名成員認為，「一些財務信息也不便透露，例如有些錢花了，老百姓不理解，很難溝通。」

至於高管的薪酬，他說都有據可查。儘管此人繫著LV牌子的皮帶，開著價值二十多萬元的日本某品牌越野車，但他向南方週末記者強調，「我的生活費，加上公司兩千多月薪，每年只有幾萬塊。」

蹊蹺的「20人持股代表」

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工商資料得知，余家頭公司100%的股份由董事長鄭大成等20名高管持有。

余家頭的股權量化方案亦是爭議焦點。方案具體是：在職人員人頭股3萬股；其次農齡（村民參加農業生產時間長短，鄉鎮企業員工不享有）一年可獲 2400股；村齡（戶口在村裡的時間長短）一年可獲2000股。村民根據實際情況，最高得股近20萬股，最低5萬股。總數佔淨資產70.5%。

剩下的部分，均分與未成年人或村裡其他人員。其中幹部任職補助股75萬股。

然而，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工商資料得知，余家頭公司100%的股份由董事長鄭大成等20名高管持有。

余家頭村一位知情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由於彼時股東達到一千多人，給辦理股權登記、轉讓及其他手續帶來很多麻煩。因此根據工商局建議，董事會召開會議，並立了一份協議書，決定選擇20個自然人作為持股代表。

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上述協議書顯示，甲方是余家頭公司，乙方即為這20人。協議書稱，余家頭公司前身於1997年辦理執照時，「股東虛設了6個單 位」，分別為余家頭村民委員會（持股75.4%）、余家頭公司工會（持股18.4%）、武漢金鑫傢俬有限公司（持股1.8%）、上海大眾汽車（武漢）長江 銷售服務有限公司（持股1.8%）、湖北新世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持股1.3%）、武漢和平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3%），為省去持股人數超過 1000人且有老人等「麻煩」，20個人作為持股代表，「2007年11月8日在省工商局辦理股東變更轉讓手續，真實股份仍由一千一百多原始股東持有」。

然而，不管真實情形如何，在法律上，這20人才是股東，他們依照法律享有制定公司章程等規則的權力。至於村裡是否另有規定來保障上千名真正的村民股東的利益，則不得而知——協議書中並沒有就分紅等權益分配事宜進行任何說明。

至於上文提及持股2025萬股的余家頭工會，姜還榮表示不解，並曾就此向湖北省工商局詢問。

得到的答案令她一頭霧水：余家頭公司當初註冊資本11008萬元，其中上述六家單位中的五家所持的法人股8983.9萬股，另批准募集個人股 2025萬股。因公司在辦理手續時，募集個人股尚處在待募集狀態，因而暫由公司工會代持。工會代持個人股不屬於工會投資認購的股份，工會不會是投資人，僅 是募集個人股臨時代持者。

湖北旗開律師事務所律師曾俊認為，這個股份的所有者，以及股份的收益流向是股東應該關注的。

另一名余家頭公司知情人提供了一種說法，他強調工會股為虛設，為應對當時公司註冊需要而設，實際並不存在。南方週末記者聯繫多名公司管理人員採訪，截至發稿前均未得到回覆。

2012年9月4日，村民胡德遲沉默地坐在村口小賣鋪。他戴著遮陽帽和墨鏡，看不到表情。問他名字時，便拿出老年證。

在村民們圍繞自己的利益是否遭侵蝕這個話題上，他代表著另一種態度。「村裡讓人老有所依，老有所養。小孩上學可以報銷，很不容易。」他說，老人可以 安度晚年，年輕人拿著生活費，能夠放心在外拚搏。「如果沒有證據還是要相信領導班子，畢竟書記（指余家頭村委書記、余家頭公司黨委書記鄭大成）當了二十多 年了。」

【天下遠見】屋主協會：美國共和傳統的一個樣本

當你去美國旅遊，你只能在大城市或自然風景區浮光掠影領略美國人生活中一些很表面的東西，但當你在美國準備買房定居下來，或當你玩《虛擬人生》遊戲時，你大概就得與屋主協會打交道了，譬如你在美國或在《虛擬人生》中，買下一個公寓單元，發現沒有停車位，你想建一個，屋主協會規約告訴你不能這麼做，太煩人了！

屋主協會，有人把它比作中國的居委會，有人比作業主委員會。其實合起來就對了，屋主協會＝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從經濟學角度看，它是非營利的公司；從政治學角度看，它是一種特殊的共同體。屋主協會的成立者是開發商，當開發商賣出了社區所有的房屋後，協會的所有權就被移交給業主。社區的每一位業主都是屋主協會的當然會員。舊業主賣掉房子就退出協會，而把資格轉移給買入房子的新業主，租客是沒有會員資格的。

業主根據自己房屋在社區所佔產權的比例，在屋主協會享有相應的投票權，選出董事會成員、修改規約和決定社區公共事務等，這和公司根據股權分配投票權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在這個意義上，屋主協會更像一個公司，而不是更像一個政府，美國的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按照數人頭的方式（民主）分配投票權的。由於屋主協會沒有被界定為政府，它的專職人員不受美國憲法的約束。

屋主協會規約最初的版本當然是由開發商定的，當業主取得協會所有權後，可以根據政府法律和業主投票修改規約。屋主協會的運作費用是由業主按比例分攤的。從歷史上看，屋主協會最早出現在19世紀中期，但數量一直有限。從1960年代開始，迎來了大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聯邦住房管理局對大規模住宅開發的推動；對建築外觀整齊統一的文化偏好等。

在美國，你買房子，除了要關心買賣合同外，很多情況下要關心規約，搬進社區意味著會視作你已經接受了本社區的規約。在早期，有些高尚小區會有禁止猶太人或亞洲人入住的歧視性規定，1968年的美國「公平住房法」對此予以禁止。一般規約會規定公共區域的綠化、衛生、設備維修、水電、安全等公共事務，在這個意義上有點像政府。

不過規約對私人物業範圍內的事項也有規定，如不許把衣物晾在院子裡，這就是美國家庭普遍買烘乾機的原因，常見的規定有：草坪草的長度該有多高；什麼花草能種什麼不能種；能不能養寵物，如果能，也有一些規則避免對鄰居造成困擾；能建什麼，不能建什麼，如果能建，需要履行什麼手續，滿足什麼要求等等。當然，規定限於外觀，在屋子內部刷什麼顏色的油漆、鋪什麼瓷磚規約是不管的。這些規定是強制性的，不是推薦性或建議性的，對私人物業的使用有約束，如果你違反了，會被屋主協會處以罰款甚至被起訴，在這方面這就更像政府了。

對此做法，可以有兩點辯護。一是屋主協會規約對私人物業使用的強制性規定，看起來是「侵犯」了私人產權，但你還是有權利選擇購買沒有屋主協會管的房產的；你不喜歡此社區規約中的某些條款如可以養狗，你盡可以選擇別的不允許養狗的規約和社區；如果本社區的規約變得讓你不喜歡了，你可以賣出物業用腳投票。屋主協會是一種小共同體，共同體有強制是常見的，只要這種強制是你自願選擇的，那就不是真正意義上對私權的侵犯，這實際上是美國共和與自治傳統的反映。

二是對私人物業使用的約束，使每位業主的物業看起來整齊乾淨漂亮，對提高私人物業價值是有好處的。如果業主可以自由決定對規約的遵守與否，在院子裡愛種什麼就種什麼，私搭私建，放縱動物製造噪音、威脅鄰居，那勢必影響整個社區的形象和物業價值。如果你的房子被颶風颳倒了，你也只能申請原樣建一個，不能自說自話把獨棟房子改建成六層八層高的大廈，如果你沒有錢，想建一個簡易房屋，那也是不可能的，這樣會降低社區內別的房子的價值。以為地是自己的，想幹嘛就干嘛是不行的。

根據2012年的統計，全美共有32.36萬個社區（屋主協會），管轄著2590萬房屋單位，共6340萬美國人，全美有3億人，超過1/5的人在屋主協會的管轄之下，比2011年的31.72萬個社區、2540萬房屋單位和6270萬人略有增長。

屋主協會像政府，但不是政府，這是業主自治的場所，業主常去開會，能知道本社區一段時間發生了什麼；能加強鄰里關係，有事彼此也可以有個照應；參與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培育了公共精神。修身齊家就從這裡起步，公益慈善就從這裡發軔。這裡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而根據利害關係參與決策，每位業主都是股東。在這裡展現的是一個尊重私權和自由，也尊重共同體價值的美國，它的名字叫共和。公式

【點評者說】當一群人連自己的小區都管不好的時候，奢想能以「民主」方式管好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所在的小區晚上狗吠，養狗者在小區草坪、道路甚至電梯上留下糞便，不僅這些養狗者積極作惡、公共倫理太差，那些沒有去投訴、抗爭以改善小區環境的人消極容忍惡，也欠缺公共精神。管好自己和管好自己的小區，是一個美好國家的起步。

90後電商創業失敗樣本

「你多大?」面對新浪科技的提問，吳幽在電話那頭支支吾吾不肯說。作為一個沒完成學業創業、野路子殺入垂直電商的90後創業者，吳幽很怕別人說他不靠譜，尤其是在他創辦的食品B2C品牌好吃樂hoslent.com失敗後，他希望尋找一份工作。

2011年10月，新浪科技曾收到一封來自吳幽的私信，內容是「一家投資上千萬元的食品B2C即將上線，求關注報導」。雖然投資金額實際僅為200萬元，但這個江蘇徐州自有品牌食品B2C在2012年2月3日正式推出，主營堅果炒貨、蜜餞、糖果等休閒食品。

事實上吳幽滿懷激動殺入電商行業的時間點，正值電商最冷的寒冬，從2011年底開始，大批奢侈品類、團購類、食品生鮮類垂直電商倒閉，作為原創品牌代表的凡客也開始反思收縮，吳幽的「好吃樂」也未能逃過覆沒。

今年1月14日，吳幽給新浪微博上活躍的電商人士龔文祥發去私信，宣告了好吃樂的倒閉，並表達了想找一份與電商有關工作的意願。龔文祥轉發了這條私信，並點評「失敗電商CEO的經驗最寶貴」。

那麼這家定位休閒食品的B2C網站，究竟有什麼經驗和教訓?

　緣起

吳幽是江蘇徐州人，2008年考入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專業是礦物加工。但吳幽不是一個對專業學習有興趣的人，上大學開始就和幾個同學一起在徐州做服裝生意——給中小企業做制服。

當時他們推出了一個自己的服裝品牌，找小作坊代工，通過當地的親友同學關係找客戶，當時業務包括科技園的員工制服、徐州機場空姐制服甚至大學生的畢業服裝，第一年這個小團地賺了十幾萬，第二年銷售額就達到200萬元，淨利潤超過50萬元，在當地小有名氣。

吳幽大三的時候，徐州有個商人看上他們創業的品牌，出資70萬元提出收購。而這樣一場收購其實並沒有太多法律程序，更多是地方人情：吳把客戶資源都交給他，而吳的團隊10年內不能再做類似的生意。

和吳一起創業的兩個同學，並沒有太長久的創業打算，他們覺得價格合適希望賣掉，而吳當時賺錢賺的有點「心虛」，甚至覺得這是一個皮包公司，三個人一合計就把公司賣了，兩個共同創業的同學選擇繼續讀書，但吳不想上學，而且想做「更大的事情」。

「我是從農村出來的，能賺這麼多錢我特別膨脹，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想做更大的事情。」吳幽說。

由於生長環境離互聯網很遠，吳幽接觸互聯網很晚，還是他的一個朋友在蔓延至三四線城市的「千團大戰」中融到資，才讓他開始開始對電子商務感興趣。就在他賣掉服裝公司後不久，徐州一個做紙類生意的商人李天(化名)找到了他，希望做休閒食品的電子商務。

李天50多歲，紙類生意在環海經濟區做的很大，他並不懂互聯網，就是看到電商的迅猛發展，希望能夠嘗試一下。而選擇做食品電商的原因也很簡單，李天有親戚在做休閒食品生意，有很好的供貨渠道，而當時獨立的休閒食品B2C很少，他認為做原創品牌會有機會。

本來對電商就有興趣的吳幽很快被說服了，他看到徐州悄然興起了一股休閒食品風，並判斷兩年之內徐州線下會有越來越多的休閒食品品牌店開業，「線下發展都這麼迅速，線上發展的速度會更快。」

於是吳投入之前積累的十幾萬元，李天承諾總共投資超過200萬元，雙方在共同朋友的見證下簡單約定，就開始準備做食品電商。他們同時組建了一個20多人的團隊，包括4個技術、4個市場、4個採購、2個美工、1個攝影、1個客服、1個打雜，就這麼開始創業了。

但是緊接著分歧出現。

首先是模式上。吳幽希望做一個休閒食品的電商品牌，然後進駐天貓等電商品牌做分銷，因為他覺得目前的投資做垂直電商遠遠不夠。但李天並不同意，他堅持要做垂直B2C，並且認為沒必要進天貓，「我們要做食品中的凡客」。

這樣一個分歧的解決結果是，資金改為由李天全額投資，吳幽僅僅是技術入股，最終這個「好吃樂」休閒食品品牌還是以獨立B2C模式運行。

第二個分歧則是引入資金的問題。

「好吃樂」2012年初上線後，投放了一些廣告位進行推廣，另外在網站設計上採用具有衝擊力的圖片模式，吸引了不少用戶，銷售最高峰的2012年4月，每天都能夠有200-300單左右。

不錯的開局吸引了VC的目光，一些蘇州創投開始主動約談，但都被李天終止。「在李天的觀念裡，認為我們做的挺好的，為什麼要讓其他人進來分享利益，這還是因為傳統觀點很深。」吳幽回憶說，後來他們達成共識：就用200萬元砸，砸成什麼樣是什麼樣。

　困難

雖然前幾個月銷售額還不錯，但運營「好吃樂」讓吳幽感到越來越吃力。

第一是新用戶的獲取。高峰時期每天200-300單的銷售額，推動力完全來自於廣告聯盟的投放，當廣告投放停止後，用戶量增加就會急劇放緩，每天訂單量也不斷下降。但是平均100元甚至越來越高獲取一個新用戶的成本，讓吳幽感覺到吃不消。

他算了一筆賬：一個月網站倉儲、物流及人力各項開支大概是7萬元，但市場推廣費用就超過5萬元，佔比超過整體開支的40%。

第二是原創品牌供應鏈要求太高。當時給「好吃樂」供貨的，最大的工廠規模3000多人，最小的就是家庭式的小作坊，供應鏈的標準很難統一。當時「好吃樂」設計了統一的食品包裝袋，需要先送到各個工廠、包裝好以後再進入在蘇州租用的500平米倉庫，中間環節非常多，對於一個特別小的公司來說節奏很難跟上。

第三是食品安全問題。去年四月，上海「來伊份」休閒食品質量連續被曝光不合格，也給「好吃樂」帶來了負面影響，尤其相關部門要求「好吃樂」出具很多證明，過程非常麻煩，讓吳幽頭疼不已，並且開始加強食品安全方面的考慮。

而最大的困難，依然是運營過程中與作為投資人李天的意見分歧。

在吳幽看來，「好吃樂」運營初期有很多數據還是不錯的，比如客單價能夠達到150元，高於同行的90-120元，顧客對於食品的評價很好，退貨率幾乎等於零。他還是希望能夠以品牌為主，進駐多個電商平台分銷，這樣可以節省大量市場、技術等費用和中間環節。

儘管吳幽多次向李天提出上述理念，但李天一直不同意。與此同時，李天依然以傳統的思路看待互聯網。「我們考慮過微博營銷，甚至給李天註冊微博讓他體驗，但他覺得微博不靠譜。我還計劃過帶他去見北京做互聯網的朋友，但他都不願意去。」吳幽說。

即使很謹慎的花錢，200萬元最終也在網站上線10個月後燒完，這個時候累計的銷售額差不多也是200萬元。吳幽認為用垂直B2C的思路再做下去實在沒有什麼前途，於是提出來停止網站運營。

對於李天而言，習慣了投資回報率為1：10，很難接受B2C的虧損性投入，剛好約定的200萬元砸完，他也覺得沒有繼續做下去的必要。

目前「好吃樂」的員工已經解散，只有一個開發新項目的員工兼職維護，有訂單就發貨，庫存沒貨了商品就下架。這樣一個轟轟烈烈的電商創業項目，就這樣悄然淹沒在互聯網泡沫裡了。

　反思

吳幽的創業故事就是這樣，他在講述的時候也不斷提到了自我的反思，首先一點就是年紀太輕，對電商理解不是很深刻，很多細節想不細緻，「僅憑一股衝勁和猛勁，很難踏實的把事情做好。」

上述經驗缺乏同樣體現在資本方面，由於對資本市場關注較少，創業初期的資金約定太隨意，容易為日後擴大規模埋下隱患。而由於不懂VC方面的知識，也不太能理解估值，導致當時一些VC找到吳幽時，他和團隊很難用更大的格局來思考。

而在與投資人的分歧上，吳幽則認為自己也過於偏執，溝通的方法和程度還是不夠。

　在具體電商創業的反思上，吳幽則總結如下：

1 不應該剛開始就在品類上追求大而全，過多的品類讓供應鏈越來越重，不是創業初期的玩法。

　　2 做B2C還是需要規模化，休閒食品對供應鏈要求極高，團隊最好有懂資本的人，也有懂休閒食品的人。

　　3 休閒食品還是要做原創品牌，做平台的利潤率很低。休閒食品只要能夠做到個性化，一樣能做高價，可以比線下賣的都貴。

　　4 做原創品牌營銷創新很重要，像微博這樣的新媒體資源應該充分利用。

　　5 做電商跟地區沒有太大關係，有些區域性供貨反而是強項，但人才、市場推廣劣勢比較大。

　　吳幽的電商創業項目只是過去兇猛的電商熱潮中的一個案例，但確有很多值得思考的經驗，比如品類的選擇、比如模式的選擇，以及小作坊式的創業會帶來哪些隱患，希望能夠對有意繼續在電商領域探索的創業者以啟發。

商事登記改革廣東樣本

產融結合的非典型樣本 中石油：金融全牌照之路

即便在監管機構的三條紅線框架下，中石油亦成功參股12家金融機構，掌控了金融全牌照，成為央企產融結合的非典型樣本。

截至2011年底，由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責任、正常運營且金融業為非主業的央企共有177家，59家央企擁有金融子企業160家，其中財務公司60家，商業銀行6家，保險、證券、期貨共計70家，信託公司16家。有11家央企將金融業作為一個獨立的業務板塊，華潤集團和國家電網相繼成立了金融控股公司。

央企對外長期金融股權投資多達八百項，投資金額1000億，賬面價值1600億。地方商業銀行成為最重要的投資方向。

除財務公司外，金融子企業在2010年營收接近400億元，淨利潤40%。央企控制的金融子企業資產總額2萬億。

走得最快的中石油、國電集團、中石化、招商局、中航工業、中海油、航天科技、中化集團，這八家金融板塊佔到整個央企的60%。

近年來，央企參股金融機構成一時之風氣，但國資委對控股銀行始終心存戒備，中石油控股的崑崙銀行，華潤控股的華潤銀行，成為僅存的非典型樣本。

起步參股

融資不是中石油的首要甚至重要目的。

中石油無疑是擁有金融牌照最多的央企，共參股12家金融機構。2008年，中石油集團提出建成世界一流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的目標，打造全方位的金融平台更是關鍵一招。

中石油為何對參股金融機構情有獨鍾？

擺在中石油麵前的有兩個問題：一是先前的積累如何進一步保值增值，二是如何應對所處行業生命週期所帶來的風險，解決方案則是要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此外，央企每年都有經營業績考核指標，主要包括兩項：利潤總額和經濟附加值指標。

在中國，金融行業的牌照尚屬稀缺資源，金融業擁有天然的、遠超實業的高額利潤。

據銀監會發佈的數據顯示，2012年銀行業資本淨利潤率超過20%，而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淨利潤率僅為5.9%。金融機構的利潤貢獻既有利於增加利潤總額，更有利於提高經濟附加值。

中國投資諮詢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孟慶軒認為，中石油在油價不穩、市場波動的情況下，如果要成為永續的一個盈利組織，必須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有靈活快速的切換渠道。中石油進軍金融行業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和能源兩個行業具有互補性，融資不是中石油的首要甚至重要目的。石油和金融結合可以為企業發展尋求更深層次、更大範圍的跨行業協同效應。

央企涉足金融往往從設立內部財務公司開始。

1995年，中石油組建了自己的財務公司——中油財務。中油財務集中了成員單位之間的內部轉賬結算，並且在集團內部吸收成員單位的存款、發放貸款，同時還經營有價證券投資、保險代理業務等。

倚靠中石油的強大實力，管理著集團成員單位的結算、貸款、有價證券投資，中油財務公司已經成為國內資產規模最大、盈利能力最強的財務公司之一。

在中油財務的資金集中管理之下，從1999年到2006年，公司有息債務從1444億下降到698億，資本負債率從40.7%下降到10.55%。

2002年之後，中石油開始參股金融機構。當年1月，中石油與意大利忠利保險公司組建了國內首家中外合資的中意人壽保險公司，雙方在新公司各佔一半股權，註冊資本為13億元。5年後，他們又組建合資財險公司，註冊資本5億元人民幣，還是各佔50%股份。

中意人壽和中意財險的主要業務即是服務大股東中石油集團。

2005年，中意人壽一舉拿下股東中石油39萬離退休工人的200億元的團險保單。憑藉中石油的力挺，中意人壽保費2004年還是3.33億元，2005年即達到199.72億元。

在中意財險，中石油集團貢獻了接近80%的保費。因此這兩家保險公司也被業內視為中石油的自保公司。

2002年2月，中銀國際聯合包括中石油在內的五家大型國企成立中銀國際證券，其中中石油持股21%，位居第二大股東。

保險經紀公司能夠節約大量的費用，證券公司可以為企業改制上市服務，頗有「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

第一個吃螃蟹的

央企非主業投資項目必須經國資委核准。也就是說，央企控股金融機構要先獲得國資委的批准，才能被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放行。

中石油參股銀行的源頭可以追溯到2004年第一輪銀行改革。國家電網、寶鋼集團和長江電力首開先河，以發起人身份分別擁有了建設銀行股改上市1.55%、1.55%和1.03%的股份。

當時的入股大多是財務投資，加上政府主導的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央企作為投資方只是作為長遠預期希望有較穩定的回報，並未同銀行建立對口的戰略合作關係。

中石油第一次試水參股銀行是在2007年。

當時，總資產50億的珠海商業銀行不良率已經達到53%，屬於122家城市商業銀行中的「第六類行」，急需進行重組。

中石油集團對這樁買賣很感興趣。當時，中石油已經參股保險和證券、中油財務，如果能夠借此機會間接擁有一張銀行牌照，其大財團的架構將更加清晰。畢竟，還沒有一家央企能夠控股銀行。

雖然，中石油旗下的中郵天寶集團曾參股瀋陽商業銀行，成為該銀行的大股東之一，但並不是集團參股，對構建中石油集團金融平台並沒有起到實質作用。

但一直以來，央行和銀監會對於央企控股銀行始終心存警惕。

央行主導處理了德隆系的問題，在其主筆的《2006年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中也提到，當前不宜允許產業集團直接或間接控股多家金融機構，對實現已經存在的控股金融機構的產業集團，應設立獨立金融控股公司負責控股和管理各類金融資產。

監管部門擔心，產業資本控股的銀行很容易規避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如果銀行資金直接用於大股東的項目，項目一旦出問題，將侵害到公眾的利益。而許多實體企業入股金融機構後，激進的經營行為往往導致金融業務的過度擴張。央企組建的金融平台也極易成為市場的壟斷者，進而對原有的市場競爭結構造成破壞和妨礙競爭。

此外，儘管央企在運營財務公司方面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這些經驗對於運營銀行所需要的能力來講尚顯不足。這可能會導致由央企控股並負責運營的銀行的運營風險較高。

即便阻力重重，中石油依然願意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半年後，中石油集團即與珠海商業銀行達成了重組協議。原有的部分股東在珠海市國資委主導下完成了資產置換，股權回到珠海市政府手中，珠海市政府出資二十多億元，剝離珠海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然後進行增資擴股。

中石油集團向珠海商業銀行出資20億元作為資本金，另出資10億元用於處置不良資產。重組後，中石油將擁有珠海商業銀行86%的股份。

但，一樁看似雙贏的收購案卻遭到國資委的反對。

時任國資委主任的李榮融早已給央企重組劃定了「三條紅線」：不符合主業投資方向的堅決不准搞，超出自身投資能力的堅決不許搞，投資回報率太低的堅決不許搞。除了招商局集團之外，國資委旗下央企劃定的主業均未包括金融產業。

但這「三條紅線」並非不能變通，如果利用金融工具和資本市場為主業服務，同時讓金融業務在可控範圍內，加之金融業的較高投資回報率，似乎也說得通。

據接近這宗收購案審批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國資委反對的主要原因在於，中石油與珠海商業銀行之前幾乎沒有任何的業務往來，可以說是偏離了主業。國資委也擔心珠海商業銀行的壞賬殃及中石油，從而造成一定的風險。當時銀監會極力贊成，用意不過是希望中石油能夠出手解救珠海商業銀行。

但是非主業投資項目必須經國資委核准。也就是說，央企控股金融機構要先獲得國資委的批准，才能被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放行。

中石油參股珠海商業銀行最後因為國資委不予批准以失敗告終。

千里姻緣

這是三大國有石油公司進軍金融業邁出的最激進的一步。

中石油並未停止尋找。所謂千里姻緣一線牽，很快它又有了新的目標。

2009年初，改制兩年多的克拉瑪依商業銀行有意引入戰略投資者，新疆銀監局通過了關於克拉瑪依商業銀行增資擴股的方案。

雙方幾乎是一拍即合。

克拉瑪依因油田建市，這裡處處有中石油的身影，就連政府機關也設在一處。

2007年12月，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對新疆油田進行業務整合和重組，克拉瑪依市委即與新疆油田公司黨委為一套班子、兩個職能。新疆油田公司黨委書記任克拉瑪依市委書記；新疆油田公司總經理任克拉瑪依市長。

對中石油而言，此時的克拉瑪依商業銀行資產質量遠超過之前的珠海商業銀行，總資產38.35億，不良貸款率為1.09%，可謂是資產優良，經營穩健。

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克拉瑪依商業銀行與中石油早已血脈相連。當時的克拉瑪依商業銀行的主要股東包括：該市財政局持股22.91%，新疆石油管理局持股11.31%，克拉瑪依市克拉瑪依區財政局5.59%，新疆獨子山石油化工總廠3.61%。其中，新疆石油管理局、新疆獨子山石油化工總廠均隸屬中石油集團。

這意味著，當時，克拉瑪依商業銀行14.92%的股份由中石油間接控股。此外，即便是對大股東克拉瑪依市財政局，中石油也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

而克拉瑪依市更是把金融業作為三大新興產業之首，引入中石油更被當地政府視為發展金融產業的里程碑。

時任克拉瑪依市委書記唐健極力促成中石油入股，他說：「相當於克拉瑪依又建了一個千萬噸大油田，無形中提高了克拉瑪依市的軟實力，作用不可估量。」之後，唐健也兼任崑崙銀行的董事。

就在克拉瑪依商業銀行被批准增資擴股後不久，中石油集團向國資委提交入股克拉瑪依商業銀行的申請。

據接近此次審批的人士透露：中石油在申請中提到160餘萬名職工的住房、工資、補充保險以及企業年金等急需專門的銀行進行管理。此前，中石油集團曾與中國工商銀行、海富通基金等8家企業簽訂年金管理協議，僅此一項，總額就高達200億元。

2009年3月，中石油順利拿到了國資委的批覆。中石油集團投資28.1億，以現金方式獨家認購克拉瑪依市商業銀行新發行的股份。增加註冊資本20.82億，增資後註冊資本變為22.62億，中石油佔股92.01%。

當時有業內人士評價：中石油此次收購克拉瑪依商業銀行的成功是「三大國有石油公司進軍金融業邁出的最激進的一步」。

控股+發起設立

無論是低風險還是高風險，中石油已將這些金融牌照悉數收入囊中。

崑崙銀行的收購，稱得上中石油金融版圖中極為重要的時間節點，中石油做金融的思路由「參股」變為「控股」和「發起設立」。

不久後，原國資委副主任李偉到中石油調研產融結合，並召開了部分央企參加的產融結合座談會。在會上，李偉指出，產融結合是央企培育國際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這次會議被外界視為國資委對央企進行產融結合的一種肯定。從此，中石油全力奔向產融結合的主戰場，在幾個月內形成了「崑崙系」金融板塊的大發展。

同年7月，中油資產管理公司收購寧波金港信託，控股82%，後更名崑崙信託。中石油產融結合的方向顯然得到了國資委的認可。

當時，為了治理整頓信託公司，監管部門對央企投資信託業的審批也較寬鬆，信託公司和地方政府也希望借此機會引入實力雄厚的央企股東。

中石油巨額的企業年金不失為金融機構的試驗田。2013年5月底，海富通基金與崑崙信託聯合發行國內首隻企業年金養老金產品，由海富通基金面向中石油企業年金基金定向銷售的標準化產品，主要投資崑崙信託發行的中石油管道項目單一信託。

2010年2月2日，由中石油集團和重慶機電共同發起設立的第一家具有大型企業集團背景的金融租賃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60億元，在全國同行業排名第二。中石油集團出資人民幣54億元，佔股90%。

2012年，中石油集團獲批成立國內第一家自保公司，總部設在新疆克拉瑪依，中石油集團與中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資50億元。

中石油方面稱，由於石油行業具有高風險和專業性的特點，目前的普通商業保險不能覆蓋本公司的所有業務領域。成立自保公司是為了滿足高風險和海外項目風險管理需求，平衡商業保險支出，提升風險應對能力，確保出險後保險賠付執行效果，以及節約公司整體保費支出。但獨立董事、經濟學家陳志武投了反對票，他希望公司進一步研究其他的保險方式。

自保公司能否實現中石油的上述需求，還有待於時間檢驗。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所長趙昌文按經營風險將產融結合工具分為三類，其中期貨公司、保險經紀公司、財務公司、租賃公司屬於風險較低的產融結合工具；商業銀行、壽險公司、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信託公司是風險較高的產融結合工具；財險公司和私募基金是風險最高的產融結合工具。

無論是低風險還是高風險，中石油已將這些金融牌照悉數收入囊中。

在當前的監管框架下，國資委是中石油集團的直接監管機構，但國資委本身並非專門的金融監管部門，其監管重點為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情況。涉及金融行業的問題，還需要一行三會來進行監管，而一行三會分業監管的模式，是否能夠有效跨行業、跨市場監管，仍令人質疑。

中石油涉足的金融業務幾乎涵蓋了金融業務的所有形態類型，對這樣一個龐雜的金融帝國，到底由誰擔當監管，主責並不明確。

郭敬明的《小時代》：大數據鍍金下的成功樣本

6個月後，《小時代》的數據已不用重複，自從6月26日點映以來，它就是電影院中的絕對主角。據說長春萬達第一天排片率為45%，第二天本來打算排100%，但老闆覺得太扎眼，就改成90%，但第三天沒頂住，還是改成了100%。

獨霸影院，自然引起了一些質疑，特別是當有很多觀眾將此片質量與《富春山居圖》相提並論時。電影人朱三衛發微博稱：「影片上映首週，片方花錢在眾多影院大量買票包場；影院排片達到40%給影院一個點，45%給影院兩個點。能規矩點不？不論影片好壞不能在市場上正常走一遭嗎？」

張昭對此嗤之以鼻：「他根本就不懂電影！本身電影發行就是一個返點的生意。」張昭把院線對《小時代》的超高排片率稱為片商、發行方和放映方「事先張揚的一次共謀」。在張昭看來，樂視影業能夠成功說服院線，給予《小時代》高排片，靠的是今年上半年在兩次全國院線會議上的宣講。

第一次向院線宣傳《小時代》，是在4月初於鄭州舉行的全國院線會議上，樂視影業列舉的具有說服力的數據只有兩個，一是影片主創人員微博粉絲之和超過1億，二是「在過去5年中，有24437000人閱讀過《小時代》書籍」。張昭提出了「兩集電影五億票房」的目標，很多人覺得是天方夜譚，連郭敬明自己都信心不足。參加那次會議的老闆們對張昭表示了「道義上的支持」，但在關鍵的排片率上，大都不發表意見，或者語焉不詳。

別說院線老闆，連樂視影業內部都覺得這個目標過於好高騖遠。參加院線會議之前，4月初，整個樂視集團為《小時代》開了個百日動員會，在會上，張昭剛把這個數字說出來，會場上就響起了一片喊聲：「打倒老闆，打倒張昭！」除了陳肅和黃紫燕等營銷發行方案的制定者很high，大部分人覺得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到了6月3日於橫店召開的第二次全國院線會上，圍繞《小時代》的所有質疑和憂慮，全都一掃而光。

6月的電影市場，比起年初，溫度直線上升，《西遊降魔篇》、《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等5部國產片票房均超過了5億元。截至6月15日，2013年大陸電影票房已突破100億元，全年大陸電影票房可望達到220億元，按照每年20%至30%的增幅，2018年有望突破600億元，與北美持平，甚至可能超過。

電影市場的急速膨脹，讓院線對《小時代》的票房期待驟然升高，他們給了樂視影業跟上一次會議截然不同的特殊待遇：其它公司宣傳影片是在會議室，時間只有半小時，而《小時代》被安排在了放映廳，時間足有兩小時。最終夯實院線信心的，是樂視影業在院線會議上拿出的營銷方案。確切地說，是大數據。

在院線會上，負責宣講的樂視影業發行部副總裁黃紫燕「全部拿數據說話，一點都沒有提電影本身的東西。」

這些數據包括：

《暮光之城》四冊圖書加起來銷量大約1000萬冊，《飢餓遊戲》銷量為500萬冊，而《小時代》銷量超過2400萬冊。

《小時代》前導預告在新浪微博、騰訊微博轉發量過25萬，視頻點擊超過500萬次。

在新浪娛樂熱詞排行榜和新浪微博影視熱詞排行榜中，《小時代》均排名第1。在電影排行榜搜索指數為36,870，列第8位。新浪微博上，#時代宣言# 總微博數達到100多萬條。

嘉年華搜狗搶票活動中，票只有10000張，但預約人數達到了23萬，僅僅1小時，所有票就銷售一空。

……

這些數據讓院線老闆們變得比張昭還要大膽，「新幹線老總趙君率先上台發言，說你們的策劃做得很好，我看《小時代》票房不止5億，應該有6億，」黃紫燕回憶說，「其他的院線老闆紛紛表示不滿，有的說有8億，還有的說會上10億。」

那次會上，讓張昭印象最深的，是趙君的一句話：「沒想到你們還真做了一個互聯網時代的電影公司。」

2011年，張昭放棄即將上市的光線傳媒股權，來到樂視影業。上任之初，他就確定了樂視影業的發展方向：做一家互聯網時代的電影發行公司。一年之前，張昭曾經接受本刊記者專訪（詳見《中國企業家》2012年09期《「修路工」張昭》），雄心勃勃地向記者描繪他將樂視影業打造成互聯網時代電影渠道之王的藍圖。《小時代》的出現，讓樂視影業得到了一個驗證自己理念的機會。

在加盟樂視影業之前，陳肅負責過熱門電影《失戀三十三天》的市場宣傳工作，《失戀三十三天》爆火之後，陳肅請一位從美國回來的朋友做了一份數據報表，這份報表的主題是以《失戀三十三天》為例，分析新浪微博和電影票房的關係。通過分析各種數據，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和推特能推高美國電影票房一樣，新浪微博的搜索數據也與電影票房成正相關關係。

28歲的陳肅原本對《小時代》不以為意，「不就是個90後的粉絲電影嘛。」得知《小時代》製片方在尋找發行公司後，他隨手上網查了一下《小時代》的微博搜索數，結果令他大吃一驚。當時已經敲定上映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微博搜索數是380萬；同樣是具有廣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新人導演，同樣是根據暢銷小說改編，同樣是青春題材，但《小時代》的微博搜索數量竟然是《致青春》的8倍，達到了3100萬。

陳肅將這個數據擺在老闆眼前，張昭馬上拍板：「這部電影我們一定要做！」

「《小時代》是完全意義上的互聯網產品，」陳肅指出，《小時代》的讀者（或者說粉絲）大都是90後，這代人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就是約翰·帕爾弗裡（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哈佛法學院伯克曼互聯網和社會中心執行主任）的著作書名——「互聯網原住民」。

被這些「互聯網原住民」改變面貌的行業顯然包括電影。公開數據顯示，中國電影觀眾的平均年齡已經從2009年的25.7歲下降到了2013年的21.7歲。對於越來越年輕化的觀影群體，張昭最大的感覺是拿不準。「不像白領觀眾，大家腦子裡有個概念，瞭解這個群體，知道什麼片子適合他們。比如說我知道好萊塢動作片的受眾是男性觀眾，我做《敢死隊》很清楚目標觀眾的消費習慣，知道該怎麼跟他們溝通。」

但年輕人不一樣，統治電影行業的大叔們對年輕人缺乏瞭解，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進電影院，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不進。在張昭眼裡，這些「互聯網的原住民」成了電影院的「游民」。做《小時代》，他將其視為把握年輕一代的一個機會。他希望能通過這次操作，瞭解新一代影迷的消費喜好，開掘一個新的觀影群體，將這些「游民」固定下來。

與《小時代》的合作，很快就定了下來。雖然競爭對手中有一些實力強勁的大公司，但樂視影業最終以後來者的身份在PK中獲勝，陳肅認為，勝利關鍵在於方案，「我們認為它一定是針對互聯網人群的，是針對互聯網原住民的。」在方案中，樂視影業開宗明義，將《小時代》定義為「中國第一部青少年現象級粉絲電影」。

樂視影業為《小時代》設計的一系列營銷活動中，「嘉年華」是重頭戲，也是最能體現其打通線上線下、營銷一體、宣發協同的O2O（「Online To Offline」的簡寫，即「線上到線下」）理念。從5月22日到6月19日，樂視影業通過樂影客，先後和搜狗、360、樂視網和人人網合作，組織了四輪粉絲網上搶票活動，「其它電影預售只提前三天，」陳肅說，「我們提前了兩個月。」

6月26日，《小時代》將在全國60個城市提前上映600場，樂視影業通過地面發行人員，將影院裝點成舞台，鼓勵《小時代》粉絲用cosplay等方式在影片上映前盡情狂歡。通過嘉年華，樂視影業製造了熱點，聚攏了粉絲，同時還推廣了自己的APP產品樂影客，可謂一舉三得。

5月22日，搜狗在5分鐘內賣了5000張票，其它三輪售票也均在一小時內發售一空。據說某電商網站拒絕了樂視影業提出的代售1500萬元票房的提議，結果現在腸子都悔青了。

陳肅把嘉年華的O2O理念總結為八個字：由營到銷，由宣到發。這是樂視影業商業模式的一次練兵。「把我們之前所有做電影市場工作的困惑都解決了，夢想都實現了。」

一部電影的檔期在五週左右，《小時代》剛剛過了首週，和電影有關的數字在不斷刷新，而這些數字大都轉化成為數據，被納入到了樂視影業的大數據系統之中。

這些數據有些來源於公開信息，有些是從調查公司購買，陳肅介紹，樂視影業和艾瑞集團旗下的數據調查公司長期合作；還有一些來自於樂視公司自己的統計。樂視影業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數據中心，目前擁有六七名員工。同時開發APP樂影客的樂視影業全資子公司樂影網絡信息有限公司也會負責一部分數據的收集工作。

以往中國電影業對於數據的應用，大多是像《失戀三十三天》那樣，用於事後推導，但在《小時代》這個案例中，大數據在決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貫穿於電影的整個營銷過程。最明顯的例子是「時代宣言」活動。這個活動的內容是鼓勵網友在《小時代》網絡海報上PS圖片，加上自己對時代的幾句看法，然後發表在微博上。至今為止，「時代宣言」微博已經接近140萬條。「你做了一個話題點、一個預告片或者別的什麼，可以通過互聯網上的數據，比如百度搜索指數來推導出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效果。」陳肅說，「我們會不斷地拋出話題，根據反饋不斷地對宣傳進行調整。」

實際上，不管是大數據還是O2O，都無法取代郭敬明在《小時代》營銷中的作用。「郭敬明是整個《小時代》作品的靈魂。」陳肅說，《小時代》無論是製作還是宣發，事無鉅細，郭敬明都會過問。《小時代》有10個投資方，但他們都得服從郭敬明的意志，他們的想法必須通過郭敬明才能得到執行。郭敬明巨大的影響力，構成了《小時代》一切工作的基礎。在重慶宣傳電影時，郭敬明陪郭采潔看午夜場，凌晨1點鐘，仍有少女粉絲在保安驅趕下逡巡不去。當宣傳人員答應為她找郭敬明簽名後，這位粉絲激動得當即淚下。

另一方面，《小時代》已經站在了互聯網時代的潮頭，即使是郭敬明這樣的「少女之神」，也必須按照互聯網的商業邏輯辦事，比如《小時代》下集是按照原計劃聖誕上映，還是提前到8月份趕上暑假的尾巴？在張昭看來，任何人說了都不算，「我們在做網上調研，通過數據分析來做決定：消費者說什麼時候上，就什麼時候上。」

成功商人郭敬明

無論人們對於郭敬明的作家頭銜有著怎樣的爭議，但沒人會否定他是個成功的商人。他努力工作，享受奢華也極度清醒。這個瘦小的年輕人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偶像，然後利用自己的聲名成就了中國青春文學的半壁江山。

「我很少有失敗的例子。」瘦小的郭敬明穿著純白色的襯衣和深藍色的牛仔褲，一邊用iPhone聊微信，一邊落座在沙發上。

這段時間他密集接受媒體的訪問，目的清晰——多聊自己的新電影《小時代》，而非其他。

「當然有考慮上映時間。」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因為這個題材是年輕人喜歡的，所以暑假是最適合的一個檔期。」今年30歲的郭敬明，這個暢銷10年的青春文學作家，出版公司最世文化的老闆，將自己的商業帝國第一次延展到電影圈。他親自把百萬銷量的小說《小時代》搬上大銀幕。

配合電影上映，原著《小時代》的第一部也被再版，郭敬明在導演該電影時寫下的日記《小時代電影全記錄》也將出版，其主編的雜誌《最小說》最新一期的封面也直接選用了電影海報。這再一次彰顯了商人郭敬明清晰的商業頭腦。但他並不願意事先估計票房，「不曉得，因為說不準。中國的票房，大家都看不懂。」

「有人就是富二代，有人連學費都交不起」

最世文化公司坐落在上海靜安區武定路，兩扇鐵門緊緊地關閉著，除了一個門牌號，別無其他任何標誌顯示這裡就是中國青春文學最成功的「夢工廠」。

郭敬明的助理小春打開了大門，送走了一批記者。這一天，郭敬明的採訪從早上10點一直排到晚上10點。這扇低調的大門內有三棟古樸的小洋樓，分別是公司的辦公樓、圖書館以及郭敬明的住所。該處房產市值過億。

辦公樓一樓休息室，牆上掛著大幅西方油畫，屋內擺設著各種雕塑，8盞高級檯燈只作為陳列沒有接上插座，屋頂懸掛著Baccarat水晶吊燈，房中有KENZO的小桌子，FENDI的沙發和地毯，映襯著進口飲品，唯一不昂貴的東西是一包心相印抽紙。

「在自己承受範圍內，為什麼不可以」。這是郭敬明對奢侈生活明朗的態度。在他的小說或電影《小時代》中也隨處可見CHANEL、Dior、LV、Gucci等品牌，正如他的真實生活。他甚至為電影劇組提供了一些自己的名牌包作為道具。

「最早出道時，還會在意外界的非議。」郭敬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對於這些年網絡上對他的身高諷刺、寫的東西是給中學生看的「酵母」這類，他已經完全不在乎。郭敬明過著明星一般的生活，他經常會用「出道」這個娛樂圈的術語形容自己2003年第一部小說《幻城》的出版。

他與自己的粉絲之間也刻意保持著距離以維護自己的神秘感，「現實中接觸他們幹嗎呢？你在工作，忙自己的事業，不可能接觸到粉絲的。本身也不近，他們買書就行了。」郭敬明說。

2007年在《最小說》上連載《小時代》時，郭敬明作品中所展示的生活就備受爭議。「可能是因為裡面展示了很浮華、很奢侈的生活，但是裡面也有很平民的鄰家女孩，也有家庭很貧窮的人。」郭敬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只是貧富差距分化也比較嚴重。其實在我們這個時代，貧富差距就是這樣子的。有人就是富二代，有人可能連學費都交不起。」郭敬明很清醒，「現實就是這樣。」《小時代》以林蕭、顧裡、南湘、唐宛如四個女孩為主角，同時選取了十幾個處於不同階層，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性格的人，通過他們的群像，去反映這個時代。只不過郭本人更善於描述紅男綠女。對於「屌絲」，他說，「我不太瞭解這個群體。」對於他清楚認識到的社會階層分化，他從不像韓寒那樣發出議論——十多年來他和韓寒一直被相提並論，他認為那不是自己的特長。

採訪近半，最世文化的副總裁痕痕走過來，蹲在沙發邊問總裁郭敬明，「你的專欄要不要繼續開，寫什麼？」「那我繼續寫好了，就寫後期電影宣傳的事情。」郭敬明說。痕痕提醒他，最好是這幾天就交稿，「抽空寫寫」。這段時間，郭敬明每天只有幾個小時的睡眠。

即使如此，郭敬明仍能敏銳地回答每一個問題，幾乎沒有停頓思考。而且他仍會在乎自己生活上的細節，他會突然讓助理從樓上拿下一雙球鞋，在記者面前換掉做工考究的皮鞋。又讓助理幫他找來沙發靠墊。

幫他找靠墊的助理小曹是郭敬明的第三個助理，日常負責電影事務，負責打理他日常生活的小春是他的第四個助理，而此前的助理小葉已經負責去打理郭敬明的房產，小青已調至公關部去打理版權事務。而第五個助理開始進入實習期。

「他想法多，熱衷交朋友，善於把握資源」

郭敬明也沒想到過自己最終會當導演，「雖然我念的是編導，但到大二時我就休學了嘛。那時候並沒有覺得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導演，全部精力都放在寫作上面。」他說。

2001年冬，郭敬明從四川自貢市富順縣出發，第一次出門遠行，到上海參加第三屆新概唸作文大賽的複賽。

「很震撼，因為我的生活環境和上海完全不一樣，第一次感受到這種大城市很物質，很繁華，很讓人迷茫的，就自己很渺小的那種感覺。就覺得這個時代很大，你只是其中一個很渺小的部分。」郭敬明回憶當初的感受。就如同他在《小時代》的開頭也曾描寫著大都市的浮華。

次年他進入上海大學念編導專業。剛到上海，他就認識了一批文友，這些朋友日後成為他創辦的最世文化公司的元老級高層，包括現在的兩個副總裁痕痕、阿亮。

和郭敬明同齡的痕痕坐在自己的獨立辦公室裡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自己算是郭敬明最早期的粉絲，高二時看他的散文集《愛與恨的邊緣》，就很喜歡他的文章。

「但那個時候學習也比較緊張，等到高考之後，我就上網去搜郭敬明的信息，搜到他在榕樹下的個人主頁，上面還留著他的QQ號碼。然後在高三暑假就認識了。」痕痕說。

在開學之前，痕痕到上海大學見到了郭敬明，「就覺得很瘦小，皮膚也黃黃的，還染了黃黃的頭髮，洗、剪、吹還加上了燙的那種。當時感覺他還有些土氣。」十年之後，郭敬明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他已經是強勢的老闆，對奢侈品牌如數家珍。「但他還是比較脆弱，比較孤獨。我認識他到現在，覺得他的性格也有比較任性，比較衝動的元素在。」痕痕認為，「他想法很多，善於制定目標，善於和熱衷交朋友，善於把握資源，機遇多，才一步步成就了現在。」

但郭敬明也曾經有過「眾叛親離」的時候。2007年，設計師hansey和作者落落離開團隊，但後來畢竟盡棄前嫌又重回郭的公司。「他和他高中的朋友，大學的朋友，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交集。」痕痕說。

「我和阿亮呢，怎麼說呢，都有被罵哭過。有時當面把我罵哭，有時候我是背地裡哭。」痕痕回憶說，2007年《最小說》的辦公地點還租在楊浦區，開放式的辦公室。一次，已經到了6點下班的時間。痕痕從辦公桌旁站起來，輕鬆地喊了一聲，「哎呀，下班啦！走起！」還在一旁忙於工作的郭敬明，臉色迅速變得很嚴肅，「你要走就一個人走好了，幹嗎要煽動別人？」至今，作為老闆的郭敬明都不希望提醒員工下班，他自己就是個工作狂。

七八年來，郭敬明都沒有給自己放過假，甚至「因為工作太忙了，也沒有時間去談戀愛，也沒有時間去考慮這方面的東西。」郭敬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現在的生活重心就是在工作。」在他看來，這是他實現個人價值的方式。

「郭敬明成功地把他的風格和判斷放大了」

郭敬明很清楚自己是「內容提供商」，而近年來他最大的合作夥伴長江文藝出版社是「渠道商」。2006年，在結束了與春風文藝出版社的合作後，郭敬明開始和長江文藝出版社北京中心合作。

「按照約定分成。我們推廣、發行、銷售，他們負責內容，大家揚長避短。」長江文藝副社長黎波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當初考慮的就是這樣，做《最小說》的雜誌平台，同時給有實力的作者找出路，然後再進一步影響成長的讀者，做系列雜誌。」

最初合作時，郭敬明已經拿出了一個很完整的計劃書，甚至後來的系列雜誌，如落落主編的《文藝風象》和笛安主編的《文藝風賞》也已在預期之中。而目前最世文化簽約的70多個青春作家，有很多也在最早的計劃之列。

事實上，在2006年時，郭敬明還身陷「抄襲案」中。法院認定《夢裡花落知多少》抄襲作家莊羽的《圈裡圈外》。這成為郭敬明履歷上最大的污點，雖然他自己從未對此事道歉。

「他生活非常不規律，有時候睡幾個小時，但對工作非常投入。」黎波評價郭敬明說，「他很聰明，給低齡的青春讀者寫，市場情況會好得多。但不能說給青春讀者寫，就看不起他。」

2009年，郭敬明擔任長江文藝北京中心副總編輯，去年升任總編輯。黎波認為，這是「產業需要」，因為「我們青春文學這一塊做得很有規模了，這邊的領導年齡也比較大，我們現在已經不是把握內容有沒有問題(過審)，而是把握有沒有市場」。

對於市場和銷量，郭敬明有著驚人的嗅覺，「他要對這個市場做一個判斷，三審的稿件他要負責。」當然，這個負責，依舊是判斷內容上是否暢銷。

如今，長江文藝每年的青春文學碼洋超過2億。「比如一萬種青春類書，我們在前100中甚至超過一半。」黎波說，「郭敬明成功地把他的風格和判斷放大了。」《小時代》的責編、長江文藝北京中心的市場營銷部主任趙萌說，「郭敬明真的很適合文化產業。我覺得他不做作家的話，在營銷策劃上也是個非常棒的人。」

事實上，直到2007年，郭敬明成立最世文化公司時才開始了正規化的公司運作。當時《最小說》的銷量已穩定在每月50萬冊。而2004年成立「島」工作室，2006年轉變為「柯艾」公司時，公司還像一個家庭，並沒有太嚴格的制度。「『島』的時候還是很鬆散的，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做。真正到最世的時候，就比較正式。」郭敬明說。

「他的概念裡面，做老闆就是要強勢。包括在長江開會的時候他就說，作為領導，想到的就給他們提要求，我只是需要許願，你們來實現願望。他要求挺高的。實際上，他是一個很挑剔的人。」最世文化副總痕痕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在痕痕的印象裡，郭敬明之前要涉足商業領域，都會看多財經書和雜誌。也會關注與自己同類雜誌的論壇。

2007年前後，郭敬明幾乎每週五都會叫一幫人去他家，一邊看著《快樂女聲》，一邊吃火鍋。如今，痕痕有時候找郭敬明談事時，甚至都要事先問問助理小春，老闆是否有時間，「都不知道他是否在公司。」

去年，郭敬明有計劃將最世文化上市，但最後「因為各種綜合原因」，並未真正實行。

但他畢竟又衍生出了一條電影的生產線，第一次自己擔任導演。「其實在影視方面，我們有一點一點地去開展。比如我們一些簽約作家的作品，有些是適合電影改編的，我們跟電影公司是在聯繫，落落的《剩者為王》，笛安的《西決》影視版權都賣出去了。」據痕痕介紹，公司還沒有正式進軍影視行業，目前只是有公關部的人員在與外界談電影方面的合作。

郭敬明結束了訪問，走出房間，逗了逗自己那條名叫「尷尬」的哈士奇。另外，他還有一條叫「茶杯」的金毛和一條叫「嗶嗶」的泰迪。與「尷尬」只玩耍了兩分鐘，這就是郭敬明的休息時間，「尷尬」回到了助理身邊，郭敬明早已回到房間與新一批媒體記者開始聊起自己的電影《小時代》。

「小時代」會越來越殘酷

《中國企業家》：這部電影會不會對你產生誘惑，成為你進軍影視圈的開始？

郭敬明：我之前做任何事情都會想要去賺錢，但拍電影還真不是。我會有票房分紅，但當時根本不可能預計會賺到多少錢。《小時代》我前前後後有花了一年多的心血，對我來講，如果一年多時間花在寫書以及公司上面，賺的要更多。當時我心裡很想把它拍出來。我接拍電影的時候電視劇也在拍了，那個改動真的太大了，自己也覺得很難過。電影的商業價值是對我們的一種鼓勵。當然，我做好了，有更多票房，收入會更多，這也是對我的一個獎勵、證明，但它不是我的初衷。

以後我會把電影當成一個事業來做，不是玩一下就夠了；接下來再拍，從商業價值來講，我可以提更高的要求，投資方也會願意滿足我的條件。但是對於這一部電影，更多的是夢想超過商業價值。

《中國企業家》：你怎樣看電影與小說這兩個行業？

郭敬明：進入電影這個行業，給我很多新的想法，包括在規劃自己的版圖上。你能看到好萊塢的格局，它對優秀的小說故事是非常飢渴的。現在的好萊塢就是未來的中國，隨著中國的發展，未來肯定也是這樣，好的小說故事的版權越來越值錢。今天我從事小說和電影這兩個行業，之後我會慢慢去打通這兩個行業之間的壁壘。從版權到生產、拍攝，整個產業鏈完全打通，如果能完整地融合兩個領域的話，公司的規模就會大很多。這可能是我接下來會去努力的一個方向。

《中國企業家》：《小時代》這個電影滿足了少女的所有夢想，這些夢想對你而言是真實的嗎？

郭敬明：對青春期而言，每一個人的夢想都是真實的。《小時代》第一部就特別青春美好，很多正面能量，但到後面第二部第三部，隨著他們越走入這個社會，年輕時堅信不疑的事情就開始面臨質疑，殘酷的社會讓夢醒來，碎掉。但我還是希望至少在第一部電影裡建立很純粹很美好的東西，然後再去打破它，才有力量。如果你之前都沒有建立夢想，後面開始殘酷，就沒有差距的美，沒有拉扯的力量。

《中國企業家》：你自己有沒有經歷你小說和電影裡這種夢想從建立到被打破的過程？

郭敬明：當然經歷了，我的成長經歷就是這樣的啊。我從一個很普通的四川男孩去上海唸書，變成普通大學生，變成公眾人物，變成公司老闆，變成導演，面對的生活圈子越來越不一樣，價值觀和看到的世界是一直在變化的。

《中國企業家》：在這個過程中哪件事對自己影響最大？

郭敬明：應該是成立公司吧。以前自己是個文藝作家的性格，處理各種事情都很感性，成立公司之後，很多時候就變得很理性，而且責任感更強了，不只是對自己，而是對公司所有的人。我第一次意識到大家都是靠著我在生活，他們是仗著我在發薪水。我不能再像以前當作家那樣不想寫就不寫了，我可以一年以後再寫，反正又餓不死，但他們不行。我不能說公司我突然丟掉不管了，因為人家也是拿整個青春在跟你奮鬥，人家的職業規劃是放在我的公司裡面的。這種轉變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前幾年也跟夥伴有過爭吵，自己有過很痛苦的時候，現在一切都上了軌道了，不會再有那麼多問題，如果有問題，也可以很冷靜地解決它。但最初幾年真是覺得壓力蠻大的，或者覺得很多事情超出自己的能力範圍，得慢慢去學，慢慢去尋（找答案）。

《中國企業家》：你對世俗的名譽還抱有渴望嗎？

郭敬明：我覺得渴望的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吧。名啊利啊，我覺得只要做好了要做的事情，這些都是順著帶來的，但我現在都不會以它為目的了。

《中國企業家》：你有沒有憧憬過諾貝爾文學獎？

郭敬明：沒有。因為我做的事情太多了。其他的作家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寫作上面，但對我來講，我花了太多時間在別的方面，我心裡特別明白我花在文學上的時間很有限。所以我也不會去要求自己一定要達到多高的高度或者要寫得多好，這也是我覺得很遺憾的一個地方，但權衡下來，我願意去犧牲這個。

《中國企業家》：面對批評你會生氣嗎？

郭敬明：只要不是太離譜都不會生氣。我微博唯一轉發提出異議的也就是周黎明那一條。他的評論有一點脫離電影本身了，你可以講我導演手法不好，你甚至可以講我價值觀不好，但是你不能來惡意抹黑這個電影，說電影說你們這些小孩要過上好的生活就要給老男人做小三小四小五，我電影裡沒有一個女生是這樣為了過上好日子就做小三小四的，他們都是在完成自己的夢想。你惡意把我沒有表現的屎盆子扣到我頭上，我就會有點生氣，我覺得這是在侮辱女性觀眾。

《中國企業家》：你的價值觀呢?

郭敬明：很正面，你看我拍的電影就知道，很多正能量啊。

《中國企業家》：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正能量這個詞是不是有點幼稚了？

郭敬明：我眼裡的世界就是這樣的。

《中國企業級》：你是代17歲的少女看世界嗎？

郭敬明：也不是，我遇到任何一個問題我都不會把它想得很負面。我都是遇到這個問題了立刻去解決，如果解決不了那就算了，我不會為這個事情糾結，也不會去抱怨，不會覺得不平衡或者憤怒。我很難產生負面的情緒。你看我微博也知道，我從來不傳遞負能量的東西。

《中國企業家》：你不會產生那種想要改變些什麼的慾望嗎？

郭敬明：會啊，看到不好的東西也會生氣。如果發生在我身上，第一時間我會去想能不能改變它，如果不能改變我憤怒也沒用，如果能改變我就立刻去做，而不只是抱怨，抱怨是沒有用的。如果我明白一個事情我改變不了，比如說中國是個社會特權，那我就不糾結這個事。我能改變的是什麼？我能讓我的公司的員工們加薪，這是我做得到的。我其實是很務實的一個人。

《中國企業家》：之前你曾說過，企業家最重要的一點是強勢，現在對企業家有沒有什麼新的理解？

郭敬明：我覺得我當時的表達有錯誤。不是說要強勢，而是要有一個很堅定的判斷，認準了就要盡全力去做。但是做這個決定或者是堅持這個決定，可以有很多方法，而不是通過很強勢、很蠻橫的方式去實現。

做導演的過程也是一樣，不是要很強勢地去告訴劇組我要什麼，而是要很清晰地去表達我的聲音，而且要很堅定地去維護我的意見。不能說別人說導演我們其實可以那樣，我就立刻放棄自己的想法去遷就他。這樣就不會成功，你要有自己很清晰的標準，包括你要把你的審美貫徹到每一個細節裡面。這也是強勢的一個部分，就是說你要控制任何層面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