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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Ｓｉｒ走了！ 易明的生活點滴

　　近年已知曹Ｓｉｒ患上了癌癥，與病魔搏鬥多年，見到相片中暴瘦的曹Ｓｉｒ，已經有點擔心，豈料事隔四個月，曹Ｓｉｒ就走了，享年六十八歲，六十八歲就走，對於現代人來說，未免太年輕了一點！

　　曹Ｓｉｒ晚年熱心公益，於內地搞了一個「農家女」扶貧計劃，相信惠及不少農村的婦女，然而，如此熱心公益的人竟然如此「年輕」就被召回「天國」，老天亦未免殘忍了一點吧？

　　涉足投資市場的人士，誰人不知曹Ｓｉｒ的大名？當年他的《投資者日記》幾乎是市場人士每天必看的文章，曹Ｓｉｒ不少投資金句及理論相信亦深入不少人的心中。

　　曹Ｓｉｒ早年於投資市場上曾經輸剩七千元，其後再重新起步，終於成功翻了身，退休之後更自己搞了一個私人基金，將賺到的錢用來做善事，實在非常難得。

　　據說２００８年金融海嘯之前曹Ｓｉｒ信奉「價值投資」，結果損失慘重，後來改為信奉「趨勢投資」，得以逃過能源股、資源股、金融股及銀行股的股災，更極力推薦學習「趨勢投資法」，在資產價格升升跌跌的趨勢中捕捉機會。

　　曹Ｓｉｒ曾經出版了《論勢》、《論戰》、《論性》及《非富不可：給年輕人的投資忠告》等書籍，將自己的致富之道詳盡地披露，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如今曹Ｓｉｒ走了，幸好尚有一些作品留下來，讓大家可以於其作品中懷念他。

　　曹Ｓｉｒ六十八歲就離開我們，太可惜了！

　　　　　　　　　　　　　　　　　暴瘦的曹仁超

3年走了BAT十年的路，樂視這種通過資本大規模擴張的模式可持續嗎？

李東陽 2016-05-09 11:51

黑馬說：

不久前，樂視創始人賈躍亭公開“炮轟”蘋果、三星、華為等硬件企業，用“博傻”式消費誘導不夠理性的用戶為品牌、渠道、硬件支付天量溢價。而華為某高官表示，業務模式不是核心競爭力，不是護城河，誰都可以抄襲並超越。言下之意，樂視目前並不具備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那生態化反的樂視生態模式長期依靠資本市場來不斷擴張業務，又通過新業務繼續向資本市場要錢的商業模式到底能走多遠呢？

文|李東陽

也許早在3年前，樂視還沒有現在這樣風頭正勁，如今的樂視，已有趕超BAT之勢，就在上周，樂視在矽谷聖何塞的新總部正式啟動。

他們在矽谷的新總部占據了一整座辦公樓，門前是巨大的LeECO標識，旁邊則緊鄰著思科與三星美國總部。在寸土寸金的矽谷，這樣的排場意味著高昂的投入。與去年樂視超級手機在舊金山的發布會一樣，此次剪彩儀式依然是樂視一貫的高調風格，邀請了聖何塞市長和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等政要出席。

高舉著“生態化反”和“顛覆行業”的旗幟，借助資本市場強勢擴張，樂視無疑是過去兩年增長最為激進也最具爭議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在經歷2014年戲劇性的出國考察之後，樂視創始人賈躍亭回國之後帶領著樂視高調擴張至智能手機、電動汽車、自行車等諸多領域，也為樂視制訂了“北京-矽谷-洛杉磯”的全球布局戰略。而作為全球創新與創業的聖地，矽谷無疑在樂視的全球三地布局中占據著關鍵的地位。

樂視在矽谷瘋狂擴張， 3個月員工翻6倍！

實際上，這並不是樂視在矽谷的首次落地。去年4月，樂視在矽谷紅木城租賃了一層50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開始具體籌劃美國的各項業務。那個辦公室可以容納四五十人。但一年時間之後，他們就搬遷到了占地近7500平方米的全新總部，而原先紅木城辦公室也會繼續保留。

此外，樂視（LeEco）正在同雅虎進行談判，打算購買雅虎旗下的一塊地皮。這塊地距離樂視在聖何塞市新設立的美國總部大約3英里。而這塊地是雅虎在2006年買下的，當時買地花了1.06億美元，打算用來修建公司在該市的第二個園區，而如今，樂視要想購得這塊地，價格肯定翻了幾番。

在人員上，今年1月樂視矽谷才只有30名員工，而現在員工總數則是200多人。短短三個月間，樂視矽谷員工總數增加了近六倍。無論是總部面積還是員工數量，樂視美國的擴張速度都令人驚訝。按照樂視矽谷總部的規劃，這種招聘速度還將繼續下去，大量吸收本地的研發人才。今年年底，估計樂視矽谷員工總數會達到600人。

樂視美國業務想象美好，但舉步維艱！

在矽谷這麽大規模的擴張，樂視究竟要在美國做什麽？

除了在矽谷進行諸多領域的研發，樂視還要在美國賣電視、手機、內容、汽車和雲服務。

早在去年年底，樂視商城在美國開始運營，而真正落地要到今年年底。今年的工作重點就是智能終端生態的布局和落地，在內容方面也開始談合作了，互聯網應用和雲產品也開始布局。讓美國消費者知道，樂視是誰，是來幹嘛的，生態是怎樣的？品牌知名度、粉絲活躍量和數量、媒體的曝光量，都是考量的指標。樂視不希望美國消費者和媒體把自己當作一家硬件公司，而是一個包括硬件、應用、平臺、內容的生態系統。

目前樂視美國商城，最主要的產品顯然是超級電視。去年年底的黑五期間，原價799美元的55寸4K超級電視X-3 Pro55以479美元的價格打折促銷。目前樂視超級電視在美國基本是供不應求的狀況。每一次搶購都銷售一空。未來也會以顛覆的硬件價格銷售。但是由於版權問題，體育直播和美劇電影無法在美國播放，因此，從今年年初開始，樂視已經在和美國主流內容服務商合作，構建一個面向主流用戶的、開放合作的內容平臺。

在智能手機這塊，情況明顯糟糕於智能電視業務。早在去年樂視就曾表示，樂視超級手機將會在去年年底前上市，但至今樂視手機依然沒有在美國上市的消息。與公開市場銷售的電視不同，美國九成以上的智能手機都是通過運營商渠道出售的，蘋果與三星占據了超過七成的市場份額。此外，更重要的就是中國手機在海外普遍面臨的專利問題。

內容之上的樂視帝國，其超級電視模式能否廣泛複制？

樂視這一路走來，我們會發現，它成功的起點在於當年在各大視頻網站對於版權還未真正開始重視時，以超低的價格購入了大量的正版影視劇，2012年時的數據：50000多集電視劇、4000多部電影，拿到了國內大約70%的熱門電影、電視劇的獨家網絡版權。

這個積累給了樂視後面的發展最大的動力，在樂視一直所營造的生態“平臺+內容+終端+應用”的收入模式當中，內容就是作為發動機的存在。

在內容上的優勢使得樂視在推出超級電視時，有了一個圓滿的故事可講，內容運營，服務收費，這是樂視一直在強調的有別於包括小米在內的所有電視廠商的地方，拿掉內容，樂視本質與小米並無任何差別。

基於此，截至2015年，超級電視的總銷量達到了500萬臺，終端業務的收入達到了60.89億元，但樂視致新（主營超級電視）卻虧損7.3億元。而以電視為基礎，售出的會員收入達到27.1億元，難怪小米王川一針見血：“樂視玩得一手好資本，通過硬件公司的虧損包裝上市公司的盈利。”顯然，與此相比小米的電視銷量相比較之下有點黯淡無光。

所以，樂視的生態基礎基本是建立在它的內容之上，以內容為核心賣點，通過售出硬件，綁定用戶，再後續收費。這一模式在超級電視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樂視開始廣泛複制，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樂視開始了大踏步式的擴展。

在內容上，基於樂視網、樂視新媒體、樂視影業的基礎上樂視購入花兒影視，分拆樂視體育、樂視音樂，以及計劃中可能分別獨立發展的垂直頻道，繼續在內容上拓展。

而在終端上，超級電視之後，超級手機、樂視汽車、樂視自行車、樂視耳機等等一系列可以和內容搭邊的產品相繼問世。

所以，樂視今日雖然看上去業務線無比寬廣，無非就是複制樂視網+樂視致新的模式。而這就是為何樂視一直在叫賣的生態圈概念，但除了燒錢賺吆喝，並沒有實際業績來證明其產業擴張和硬件燒錢的可持續性。

國內最“軟”的公司惹了國內最“硬”的公司

此前，樂視創始人賈躍亭公開“炮轟”蘋果、三星、華為“搏傻”，他認為，工業時代企業幾乎掌控了一切，特別是S、H、I、V、0等硬件企業利用，甚至不惜透支消費者的信任和期待，用“博傻”式消費誘導不夠理性的用戶為品牌、渠道、硬件支付天量溢價。言論一出引發各界爭議。

自華為終端原管理團隊中的骨幹徐昕泉、劉江峰加盟樂視開始，華為和樂視這兩個企業作為一個國內最“硬”的公司，一個國內最“軟”的公司就被人們聯系到了一起，坊間甚至傳言樂視和華為終將會有一戰，樂視戰略上的目標是華為等等。

但手機業務競爭激烈卻是不爭的事實，樂視和華為火藥味已然很濃！

對於兩者的商業模式，華為一位輪值CEO曾經在朋友圈評論道，“昨天SpacX回收火箭成功，今天樂視開始大放厥詞。真正的創新靠的是科技，不是嘩眾取寵的商業模式。免費的，可能是最貴的。將用戶放在中心，層層圓圈都是快刀。”

甚至華為某高官表示，業務模式不是核心競爭力，不是護城河，誰都可以抄襲並超越。所謂競爭力，應該是不可替代性，無法被他人輕易copy。言下之意，樂視目前並不具備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商業模式可以學習，比如BAT可以把小的互聯網業務通吃，比如榮耀在電商上的模式，但核心問題是，業務能否盈利，何時盈利，不盈利的業務靠資本市場長期輸血，是不可持續的。”

華為消費者BG負責人余承東也在近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互聯網手機公司沒有在研發上進行大的投入，而是通過股市圈錢，以生態的名義進入這個行業，遲早會消亡。他沒有明說這些企業是誰，但樂視等似乎都符合他所說的條件。

瘋狂擴張的背後，資本推動增長風險

樂視在矽谷這麽瘋狂的投資擴張，錢從哪里來？

樂視致新（TV）總裁、、樂視控股智能終端事業群首席運營官梁軍表示，資金投入來自不同公司，汽車的是汽車公司，手機是手機、電視會是電視，整個樂視生態都會投入研發資金，並不單一是一家公司。初期肯定是來自資本市場融資，但未來則會通過本地營收來保障持續運營。

但是，樂視這種通過資本大規模擴張的模式是可持續的麽？在美國如此大張旗鼓的擴張、招聘和運營，顯然需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但資本市場不可能取之不盡。

按照現在的投資規模，樂視已經超越了BAT三巨頭在美國的業務規模，成為矽谷最為高調的中國互聯網公司。換句話說，樂視在美國這樣的擴張速度顯然是一次豪賭。

“初期肯定是要靠資本，沒有資本投入不可能搭建這麽大的平臺；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有非常激進的營收指標。如果達到既定的營收目標，那就可以支撐現有的體量。”和其它樂視高管一樣，樂視北美運營負責人、樂視商城全球主管許長虹同樣對樂視的“生態化反”模式充滿了自信。

“我們的戰略布局肯定是對的。到底樂視在這個戰略布局中是不是贏家，不知道，但未來的贏家肯定是我們這樣的模式。與合作夥伴共同努力做好生態，這是可控的，而結果如何則是不可控的。如果失敗的話，肯定是和資金、執行與人相關；但如果成功的話，肯定是與布局和模式相關的。大部分加入樂視的高管都是深信這套模式，我加入樂視之後親歷其中，也發自內心地相信這些。”樂視許長虹如此表示。

生態化反（生態之間產生化學反應）的樂視生態模式目前確實無人看懂，但長期依靠資本市場來不斷擴張業務，又通過新業務繼續向資本市場要錢的商業模式到底能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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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輕輕走了的楊絳

楊絳輕輕的走了

北上廣常住人口增速放緩，超大城市誰走了誰還在？

原標題：北上廣常住人口增速放緩，超大城市人口疏解誰走了誰還在？

早上7點半，家住北京雙井的孫女士擠進了北京地鐵10號線，前往中關村上班，“人都被擠成了照片”。顧不得與陌生人嚴重擠壓的尷尬與苦惱，她很慶幸自己趕上了這班車。她不知道的是，即便如此，實際上，這條北京最繁忙的地鐵線路，在2015年全年減少了近1億人次的客流量。

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廣州常住人口總數達近6000萬人。但隨著這幾個城市相繼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廣等城市隱現“人口拐點”的信號。北上廣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陸續公布的常住人口數據顯示，北京出現核心區人口減少，上海出現人口負增長，廣州出現人口增速階段性放緩。

面對人口疏解，哪些人走了，哪些人會留下，超大城市的人口疏解如何才能找到平衡點?

北上廣人口拐點來臨?

據“新華視點”記者了解，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萬人，但增幅下降，與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萬人。同時，北京2015年末城六區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個百分點。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總數比2014年末減少10.41萬人。這是新世紀以來，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降幅為0.4%。

廣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內，廣州的常住人口總共僅增長了30余萬人，總體看，“十二五”較“十一五”增速出現階段性放緩。

北上廣人口增長的變化是不是一個拐點?對此有觀點認為，中國超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在下降。在上海，有專家根據小學入學人數、公共交通客運量等較為基礎的數據分析，印證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長率的確下降。對於“賬面人口”的變化，也有專家指出，其重要動力是政策的驅動，其中大城市嚴控、疏解人口成為主因。

據了解，在被疏解的對象當中，與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發市場、中低端產業從業與就業者占比較大。在北京中關村疏解低端電子賣場的背景下，僅存的幾家賣場之一--“鼎好”大廈負責保潔的陳先生告訴記者：“我在這里工作5年了。剛開始，鼎好一期加二期保潔員工一共150人左右，現在已經不足100人。”

實際上，北上廣地方政府近一兩年都在大力推進人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層官員的任務壓力陡增，在考核指標上甚至排在GDP之前。“市一級大會上，區級官員談起人口疏解指標都十分謹慎認真，不像說起GDP那樣‘談笑風生’。”一位政府官員告訴記者。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認為，當一個城市經濟仍處於快速增長狀態，人口的增加就是必然的結果，做人口減法比做經濟加法確實要難。

記者在2016年北京地方兩會看到，核心城區都將人口疏解問題列入了政府工作報告。2015年北京某區曝光地下公寓大肆改建群租房新聞後，該區區委書記曾親自查辦處理。

“地方政府設立人口紅線，每年設置人口疏解指標，起碼從‘賬面’上給不堪人口壓力重負的超大城市，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並以搬遷市場、拆除違建、清理群租房等城市管理形式積極推進。”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說。

北上廣不相信眼淚，被疏解者不願放棄機會

在地方政府強力推進人口疏解的同時，北上廣的巨大資源虹吸效應，仍然讓大量疏解目標人群不願輕易離開。

電視劇《北上廣不相信眼淚》曾經讓很多人看到在超大城市奮鬥打拼的艱辛，但實際上，為了能留在北上廣，很多外來人口努力在政策夾縫中尋找機會。

在北京，一直居高不下的房價、房租，證明了高中低各層面外來人口對於這個大城市的剛性向往。一位銀行業內人士對記者說，從銀行給房地產企業和購房者放貸的角度看，地產投資是人口流入流出的風向標，北京、上海地王頻出，恰恰印證了其強大的人口吸引力。

而在非核心功能疏解方面，根據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人口疏解計劃，今年，故宮周邊、百榮世貿商城、永外城文化用品市場、南鑼鼓巷主街、簋街和東華門小吃街等區域都要啟動疏解。但在小店被疏解的同時，僅在北京東二環至東四環沿線，至少有十家大型購物餐飲場所數以萬計的中低端勞動崗位都是剛需。

記者日前在北京市東城區某危舊房改造後的新型社區看到，盡管小區里每套房子都價值數百萬元，但在樓房不起眼的入口下面，一條條長長的、坑窪不平的通道盡頭，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僅1.5米寬的狹長走廊兩旁，每個出租屋門口都堆放著鞋子、水桶、垃圾袋甚至還有自行車等各種雜物。走廊的盡頭是公共洗手間，擠滿了忙著洗漱和方便的住戶。空氣中飄散著油煙、香煙和發黴的氣味，隔著墻也能清楚地聽到出租屋內電視機的嘈雜聲。據“二房東”介紹，這類地下出租屋內多住著從事餐飲行業的服務員和廚師以及其他外來務工人員。

今年4月北京市職業介紹服務中心發布的“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資源市場供求形勢分析”顯示，北京市上半年服務業用人缺口高達17.6萬人。而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公布的數據也顯示，上海市今年一季度餐廳服務員、廚工的崗位缺口與求職人數比高達9：1。

在這種情況下，被疏解的人口只得一層層向外轉移。位於北京朝陽區與順義區交界處的孫河鄉，截至2014年底的戶籍人口2.2萬人，而流動人口達5.6萬人。記者多次在孫河鄉沙子營村調查，2016年，隨著產業調整、清理違法群租房等措施，該村外來人口從高峰時的1.6萬人減少至七八千人。離開的七八千人中，一部分返回了老家，還有數千人搬到了位置更遠的順義、昌平等地。

胡剛表示，外來人口集中居住在城鄉接合部，違建遍地，在傳統村莊外形成了外來人口聚居的“村外村”。

人口、資源與利益的平衡點在動態中不斷調整

除了北上廣面臨的虹吸效應與功能疏解之間糾結，大城市還面臨人戶分離帶來的戶籍人口機械遷入與“拖著不走”的問題。據了解，在城市核心城區，由於教育、醫療資源相對集中，不少人青睞將戶籍遷入，給城市人口管理帶來很多弊端，也與人口疏解的大方向相悖。

記者從北京市東城區、西城區拿到的統計數據顯示，兩區戶籍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約20萬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人戶分離是北京人口疏解面臨的重要問題。而且在北京人戶分離的很多是高端人士，包括國外定居、調離北京、異地交流任職、經商人群等等，這些人“人不在戶籍還在”。

不管是哪一類城市常住人口，當下超大城市受限於資源與環境壓力出臺的人口疏解政策，都將繼續在實踐中尋找平衡點。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尹德挺指出，人口疏解不能傷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視對部分行業勞動力的剛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已成為北京黃金年齡段的就業主體，如在北京16-19歲、20-24歲、25-29歲的常住就業人口中，流動人口分別約占92%、70%和54%，部分行業對流動人口的剛需增強。

上海社科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周海旺表示，對於大城市的人口調控，更應該註重人口結構、素質和合理布局。

除了人口疏解問題本身，其帶來的整體城市功能規劃問題也需要一些新思路。在城市配套服務上，北京市政府提出，要註意批發市場疏解以後菜價、肉價的波動，不能說批發市場一走，菜價一下就上去了，要做好供應。

而對於大都市圈的整體規劃，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帶來的交通、教育、醫療等問題，也需要統籌協調解決。張車偉認為，在人口調控中應重點解決中心城區人口過密問題，也要統籌都市圈的產業布局、經濟活動和公共服務，引導人口合理聚集。

這兩年受到高度關註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也與此相關。據了解，通州預計還能承接大約40萬人口。未來，通州將吸納城市核心區的優質醫療、教育資源，全面建立起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相匹配的三級醫療、教育服務體系。

Paytm和支付寶走了相反的路 卻幹了相同的事

滴，這個聲音出現在日常生活場景中的頻率越來越高，不管你身在何處。金融城上海，在全家便利店買完早餐，收銀員拿掃碼槍對著手機上的二維碼讀取，滴一聲，錢從用戶的支付寶賬戶里劃走。

離開上海往西南方向5000公里，是印度最大的金融城市孟買。這里的市民在街邊店買咖啡時，也拿出手機，打開“印度版支付寶”Paytm付款。與上海不同，當地的商店沒有掃碼槍，用戶是用手機掃商戶的付款碼。

再從孟買到世界金融中心紐約。這里的人在街邊店更喜歡直接刷信用卡，或者用ApplePay近場支付，但花的還是信用卡里的錢。傳統支付與移動支付的博弈展示了3個金融城的用戶使用習慣。美國是個信用卡使用習慣深入骨髓的國家，線下零售業非常發達，路邊店買瓶可樂都喜歡刷卡。因為慣性，移動支付App在美國線下市場發展得反倒不算快，沒有給支付領域帶來變革式的席卷。

印度市場卻像一個久未開墾的處女地。印度最大的支付工具及電商平臺Paytm創始人Vijay Sharma近日來到上海，他對第一財經記者描述，印度超過12億人口中只有2000萬張信用卡，借記卡有3億張，但用於刷卡的機器只有120萬臺，很多人沒有去過銀行，也沒有銀行賬戶。現金交易是主流，即便是電商，也主要是貨到付款。

沒有像美國那樣深厚的信用卡市場，恰好給了移動支付App“越級”發展的機會。2014年10月，阿里巴巴剛剛在美國上市，Vijay Sharma來到杭州，見到了馬雲、張勇、彭蕾和井賢棟，他來取經，想做印度最大的移動支付平臺。隨即有了阿里巴巴2015年連續兩次註資Paytm，雙方開始了互派訪問學者式的緊密合作。

當時Paytm對外宣稱用戶數2000萬。2010年，Paytm從在線手機充值起家，慢慢覆蓋繳納水電燃氣費等生活場景;2014年推出電商平臺，去年開始涉獵旅遊和在線票務，並向線下的小賣部、咖啡店、加油站、突突車（當地的一種交通工具）等場景鋪設;現在又拿到印度的支付銀行牌照，未來將開展存貸款和保險業務。

Paytm是先有支付工具，再發展起電商。支付寶的路徑恰好與此相反，先有電商平臺，買賣雙方擔保需求催生了支付寶，支付工具之外衍生出貨幣基金、理財、保險等業務，再開拓線下移動支付場景。

兩條相反的路徑下，雙方的目標都是普惠金融，線上線下“通吃”。另一個不約而同的做法是，Paytm去掉了原來名字(Paytm Wallet)中的“錢包”一詞，表明已經甩開了印度當地其他30多家電子錢包，向支付平臺發展;而支付寶也將原來名稱中的“錢包”去掉了。

Vijay Sharma承認，印度落後的金融環境給了移動支付App跨越式發展的契機，但這個紅利之外最大的障礙是國民對互聯網金融的接受程度以及互聯網基礎設施普及速度。技術、金融知識、網上個人信用安全保護，這些內容反複通過網絡視頻、移動端文章、報紙等渠道灌輸給國民，用戶教育需要很長時間。顯然，Paytm還沒有學到中國市場瘋狂的“紅包教學”經驗，不管是線下移動支付、出行、外賣，都是砸了真金白銀去教育用戶的。

另一個困難是基礎設施，在印度有手機或電話的約有10億人，其中2.5億人使用智能電話，只有1億人的手機連接互聯網，盡管也有4G網絡，但城市里3G都沒有完全普及。另外，在電商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支付寶經歷過海量交易並發的排山倒海，並由此練就出了阿里雲，Paytm顯然還不具備這個量級的基礎能力。

Paytm在未來3年內不考慮盈利和IPO，重心還是放在線下場景和用戶數的拓展上。與支付寶合作一年半，Paytm用戶從2000萬增長到1.35億。線下部分從去年11月布局以來發展很快，目前線上線下支付比例已基本平分秋色。

Paytm享有另一個利好是印度監管層的態度，因為這也是政府解決金融覆蓋問題的一種途徑。拿到牌照後的Paytm除了開展在線金融業務，還會開設類似於銀行的線下網點，這倒是和支付寶純線上的網商銀行思路不同，因為中國的銀行網點已經足夠多，更要緊的是提升效率。

獲大量民眾支持 Uber變卦決定呆在澳門不走了

9月10日消息，據路透社報道，本計劃退出澳門的Uber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彎，最終決定留下。據悉，Uber態度發生轉變主要是因為得到了大量澳門民眾的支持。

Uber在公司網站上發表一份聲明稱：“經過慎重考慮，Uber決定繼續為澳門的乘客和司機提供服務。因為在過去數周，我們得到了大量澳門民眾的支持。”

聲明中指出，Uber已獲得超過2.3萬位民眾以示支持的網上簽名。聲明中也對支持Uber服務的司機、民眾和立法者表示感謝。

Uber稱，“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策制定者對創新持漸進的支持態度，我們希望澳門特區政府未來能夠效仿他們，並認可打車服務在推動澳門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

而澳門特區政府的立場極為強硬，保安局局長黃澤思(Wong Sio Chak)稱，Uber的服務違反了澳門法律。

此前，據路透社援引澳門當地媒體報道稱，Uber將於9月9日退出“賭城”澳門，司機們已經得到通知。Uber司機在短時間內已被罰了總計1000萬澳門元(約合125萬美元)。

Uber亞洲區總經理麥克·布朗(Mike Brown)在寫給澳門立法會議員區錦新(AU Kam San)的一封信中表示，該公司計劃從這座城市退出，並稱自從在澳門投入運營以來，Uber司機在短時間內已被罰了總計1000萬澳門元(約合125萬美元)。議員還將這封信上傳到自己的官方Facebook賬號上。

據澳門當地媒體TDM報道，Uber在澳門共有大約2000名全職和兼職司機。由於人口只有60萬，澳門的市場規模並不大。

除了澳門，Uber在中國臺灣市場也面臨著巨額罰款。臺灣地區政府今年8月曾表示，Uber需要支付銷售稅才能在臺灣繼續經營。據當地媒體預計，這筆稅金可能高達640萬美元。此舉有可能會迫使Uber退出臺灣市場。

國際肺癌日：霧霾研究，我們走了多遠？

深藍DeeperBlue 2016-11-17 10:29

*本文由深藍DeeperBlue（ID：deeperbluetech）授權i黑馬發布。

霧霾橙色預警又來了，

關門關窗戴口罩收衣服啦～

但你以為這就夠了嗎，

霧霾會死人的你知唔知啊！

11 月 17 日是國際肺癌日，而這一天，北京又開始重度霧霾了。而霧霾導致肺癌的憂慮，在這一天顯得格外敏感。

深藍DeeperBlue 選擇在這一天刊發我三年前的舊文，有點意外。因為作為一個至今沒有買凈化器的頑固分子，我依然相信吸煙對於肺癌的貢獻率更大。

禁煙一度是個難題，而今北京和上海已先後禁止在公共場合吸煙，這兩個國際大都市的空氣質量卻未能與國際接軌，甚至距離中國的標準還有很大距離。

這麽說來，空氣汙染的治理難度不僅不亞於禁煙，好像還大得多。而且，我們可以拒絕暴露在煙霧繚繞的房間里，卻很難拒絕暴露在霧霾中。

暴露，這個不經意間寫出來的專業術語也是在我那篇報道之後重要的新進展。2014、2016 年，環保部先後發布了中國成人、兒童環境暴露行為模式研究成果。到底什麽是暴露？唔……你是不是想歪了……環保同行馬天傑曾有一段形象的描述：

“‘暴露行為模式’ 就是從 ‘環境很糟糕’ 這個前提得到 ‘人民很苦逼’ 這個結論的中間環節。比如今年北京空氣汙染居高不下，但北京人民的健康到底受到多大影響？這得取決於人們到底吸進去了多少霧霾。了解市民每天呼吸量很關鍵。”

“環境很糟糕” 體現為：空氣、水、土壤以及食物中的汙染，“人民很苦逼” 則是因為這些汙染你咳嗽了、哮喘了甚至得肺癌了。幾年前流傳過段子，說一個在北京跑步的外國人 8 個月後得肺癌死了。這是媒體很愛的標題，類似的還有 “複旦新研究：霧霾可使鮮肺 6 天變黑肺”。

環境-健康之間的因果關系非常難建立，不能如此武斷說霧霾就導致了肺癌。有點欣慰的是，這些扭曲的新聞近幾年再沒被炒作過了，至少在我老家親戚的朋友圈沒有看到。

可是環保部這項研究結果看上去也很（不）晦（性）澀（感）：

城市居民平均每天室外活動時間為 3 小時、每日每公斤體重呼吸量為 250 升；

兒童室內的空氣綜合暴露系數是成人的 1.1 倍- 2.5 倍， 26.8% 的兒童暴露於固體燃料做飯或取暖帶來的室內空氣汙染，比如吸煙、烹調油煙、家裝汙染、打印機等辦公材料的使用等。

我對於環境暴露行為模式研究很感興趣也做了采訪，但沒有寫稿，因為研究剛剛開始，到 “人民很苦逼” 還有很多路。不過，這並不妨礙大牛學者們進行後續的研究。來看看 2013、2015 年的全球疾病負擔報告（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¹，迄今為止最大和最全面的衡量全球流行病水平和趨勢的項目 ）的結論，媒體盆友們是不是興奮了，可以用來做標題了：

室外顆粒物汙染是導致中國居民早死的第五位原因

2010 年，在中國，室外空氣顆粒物汙染導致 120 萬人過早死亡；2013 年為 91.6 萬人

清華大學 ²、南京大學 ³ 的研究不僅列出了中國的數字，還細分到了來源、地區。

燃煤排放是環境中 PM2.5 的最重要的來源，2013 年，這在中國導致 36.6 萬人過早死亡。 

PM2.5 汙染相關的心血管死亡率最高的三個城市是石家莊、濟南和天津；PM2.5 汙染相關的呼吸系統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三個城市是成都、合肥和長沙；PM2.5 汙染相關的肺癌死亡率最高的三個城市是成都、上海和濟南。

我相信你與我一樣，對於這些數字已經麻木了。為什麽 2010 年是 120 萬人過早死亡，2013 年就成了 91.6 萬了呢？是空氣變好了，還只是計算的某個參數、方法變化了？ 

對於 PM2.5 健康危害，我最認可的還是來自美國哈佛大學和美國癌癥協會經典的隊列研究：PM2.5 的年平均濃度每增加 10 微克/立方米，全病因死亡率、心血管病死亡率和肺癌死亡率分別上升 4%、6% 和 8%。

這個研究最終導致了 PM2.5 被列入美國的國標，之所以權威是因為采用了跟蹤人群的隊列研究，在 2013 年的那篇報道中專家也呼籲在中國建立。現在中國到底有沒有隊列，我很久沒跟進了，不知道是否有，但即使有，研究結果也不會很快出來。

回到最初的 “暴露” 話題，中國人和外國人的生活習慣、體質不一樣，不能完全采用美國的研究結果，類似於暴露行為模式、隊列研究等基礎研究尤為重要，也任重道遠。

好吧，嘮叨了這麽久，我不是讓大家不相信現在研究報告的數字，而去等待更精確的結論。在科學的不確定性和周邊環境的不可控下，我們個人力所能及的，就是自己保護自己，除了空氣汙染，還有那麽多影響健康的因素——吸煙、吃得太鹹、水果吃得少、運動少……嗯，所以在北京工作的時候我一直沒給自己買凈化器，因為我不勤吃水果也不多運動少熬夜，有什麽臉只靠凈化器維持健康！！！

——南方周末 汪韜 

在 2013 年披露的全球影響疾病負擔因素的報告中，“室外顆粒物汙染” 從第十六位升至第八，在中國的排名竟升至第四。

2013 年初，幾場霧霾的倒逼，國人才幡然醒悟呼吸之痛。中國三十余年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起步幾與世界同步。然而，三十余年後，為何卻是捉襟見肘、難孚眾望？

1.大氣汙染對健康有什麽危害？

中國至今尚缺乏擲地有聲的系統性研究，特別是針對有 “中國特色” 的大氣汙染。原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現為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何興舟在三十多年前就負責了一項全國研究，然而時至今日，已屆耄耋之年的老先生依然在念叨：“要加強基礎資料的積累。”

2013 年初幾場霧霾的倒逼，國人才幡然醒悟呼吸之痛。國家主要領導過問，全國兩會熱議，甚至連杭州市長在京病逝也被網民嫁接到霧霾的危害上。然則，中國霧霾危害究竟幾何，仍無準確答案。

雖然霧霾的危害沒有準確答案，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防範和重視霧霾。

三十余年征途，盡管部分研究已具國際影響力，但專家們終究仍是在自己的研究領域繪制精致的片段，全幅的圖景依然模糊。孤軍奮戰，左右掣肘，難掩無奈。

這是一個科學難題，但困難遠在科學之外。

2.最需要的，卻是最缺乏的

“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國家關註得晚了一點。” 潘小川嘆了口氣。

這位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在本科時，就開始研究大氣汙染和肺癌的關系，三十多年里，他本已偏離這一領域。如今他又被霧霾 “刮回來了”。

2012 年底，他與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聯合發布了針對 PM2.5 健康損失的研究報告。結果顯示，2012 年北京、上海、廣州、西安四城市因 PM2.5 汙染造成的早死人數將高達 8572 人。近日，他正在計算 1 月份北京霧霾導致的超額死亡人數。

室外空氣汙染導致的死亡。

類似的健康研究也在中國疾控中心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所（以下簡稱環境所）緊張開展。2013 年 2 月，農工民主黨在衛生部組織召開了環保、氣象、衛生部門和高校的專家研討會，委托環境所結合已有工作對 1 月份的霧霾做回顧性分析，第一份風險評估報告將於 3 月底完成。

“這個問題太大了，需要一層層剝開。” 被問到大氣汙染對健康的危害時，環境所副所長徐東群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全球影響疾病負擔因素的定期報告中，2000 年，“城市室外空氣汙染” 排在第十六位。最新的報告是對 2010 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報告尚未公布，據接觸報告的專家透露，這個指標改名為 “室外顆粒物汙染”，升至第八。

圖為 NASA 2010 年發布的 2001-2006 年全球 pm2.5 汙染地圖，紅到發黑的就是 pm2.5 超過 80 的。

中國尤為嚴重。這一指標在中國的排名竟升至第四。

在各類空氣汙染物中，粒徑小、組分複雜的顆粒物 PM2.5 目前最受重視。PM2.5 的危害可分為急性和慢性效應。前者如 1 月份霧霾導致的咳嗽、眼睛刺激、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病癥狀加重。我國目前絕大部分研究集中於此。

後者是 PM2.5 的長期健康危害。長期暴露於高濃度 PM2.5 中，健康人群也會增加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系統疾病和肺癌的患病風險，風險遠大於短期健康危害。

研究慢性影響需慢工出細活，跟蹤大量的人群，長期監測，這在學術界被稱為隊列研究。對 PM2.5 最經典的隊列研究來自美國哈佛大學和美國癌癥協會：PM2.5 的年平均濃度每增加 10 微克/立方米，全病因死亡率、心血管病死亡率和肺癌死亡率分別上升 4%、6% 和 8%。

空氣汙染與心血管疾病關系。

隊列研究是長期的工作。在我國，至今僅有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開展了一次回顧性隊列研究。然而，因為僅有 TSP（總懸浮顆粒物）數據，研究者根據 TSP 乘以 0.5 變為 PM10，再乘以 0.6 得出 PM2.5 濃度。

這也正是中國目前最急需的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業內已經呼籲了多年。“目前為止，我還不知道國內有人在做。” 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闞海東說，“一般國家自然基金只支持三四年，但隊列研究通常需要跟蹤十年以上。”

3.保密的歷史，造假的數據

2013 年初，在香港舉辦的 “中國環境保護四十年高層學術論壇” 上，當潘小川展示了幾張發黃的書頁時，在座嘉賓唏噓不已。

這來自 1980 年代初的一項全國性研究《我國二十六城市大氣汙染與居民死亡情況調查資料匯編（1976-1981）》。“以前監測歸監測，健康歸健康，那是第一次（將二者結合起來的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 當年主要負責人何興舟說。

當時的研究方法還略顯粗糙，比如沒有分開吸煙等混雜因素，可是這本數百頁的報告從未公開過。經何興舟同意後，潘小川才在會上展出。

“那時候，什麽都保密。” 何興舟說。這正是中國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的歷史側影。

流行病學是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這是一門遺憾的學科。” 潘小川在德國留學時曾聽到這樣一句話，“只有人死了、得病了，數據才拿過來做統計。” 其數據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健康效應數據，比如門診率、死亡率。另一部分則是環境監測數據，比如 PM2.5 濃度。兩者對應分析才能得出相關結論。

作為研究之本的數據是影響研究質量的第一道坎。

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後，我國就開始監測名為 “飄塵” 的顆粒物濃度，也就是粒徑≤ 100 微米的總懸浮顆粒物，後來變為 PM10、PM2.5。在這個類似於從西瓜到蘋果再到櫻桃的過程中，國內研究並不比國際慢，但一直是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早期數據保密且量不足，後來則是可信度低。

1970、1980 年代，發達國家在相關研究上沒有里程碑式突破。到了 1990 年代，新方法的出現促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國外對於環境健康資料不保密，而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獲取數據非常困難。” 陳秉衡記憶猶新。

看到國際上不斷湧現新成果，當時在世衛組織工作的陳秉衡想起了 “走一圈，白襯衫領子都會發黑” 的沈陽。和當地的合作研究結果發現，沈陽每年由於室外大氣汙染，大約超額死亡 3000 人。研究的方法已與國際接軌，可環境監測數據卻極不完整：僅有 1986-1988 年及 1992 年 4 年間斷的數據，平均一年的數據也只有 170 天。

供暖季一開始，東北多地就會迎來六級嚴重汙染天氣。2015  年 11  月 8 沈陽市 pm2.5 均值一度達到 1155（微克/立方米），局地霧霾指數一度突破 1400（微克/立方米），屈當日中國重點城市空氣汙染首位。

1990 年代末期，我國環境監測體系逐漸完善，但數據質量依然堪憂。由於藍天數量與官員考核掛鉤，有些地方環境監測數據造假已非秘密。一名專家發現 “分析結果很奇怪”。課題組只能拋棄這些數據。為此，該專家還在內部會議上呼籲過：“達標率能不能不要和政績掛鉤？”

4.15分鐘的寶貴發言

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的結果可為公眾和政策服務，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為制定空氣質量標準提供科學依據——在什麽樣的濃度下，可以保障人體健康。

殊不知，在本土研究捉襟見肘之際，PM2.5 列入美國標準之前，我國專家也曾為美國的標準制定出了份力。1990 年代初，為論證是否需要修訂標準，美國增加經費開展研究，被稱為 “天然的暴露箱” 的中國也成為合作研究對象。1993-1996 年，兩國環保部門在廣州、武漢、重慶、蘭州四城市的八所小學開展了調查。結果顯示，兒童患感冒咳嗽、感冒咳痰、感冒氣喘、支氣管炎與 PM10 和 PM2.5 的濃度呈顯著正相關。

數據顯示蘭州和廣州局部地區的 pm2.5 值均不達標。

這項研究由美方出資，但在我國卻因經費不足，後續乏力。“呼籲過繼續研究，國內覺得這個事情還沒有那麽突出，就沒有申請上。” 時任中方首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魏複盛回憶起來還有些惋惜。

2001 年北京申奧成功後，空氣質量標準才逐漸引起國內重視。

北京承諾奧運期間空氣質量將達到我國空氣質量標準和世衛組織空氣質量指導值。但令北京措手不及的是，2005 年，世衛組織發布了更加嚴格的空氣質量指導值，納入了 PM2.5。陳秉衡是唯一參與指導值修訂的中國專家。

當時，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嚴重與公共政策脫節。陳秉衡並不知道北京的承諾。

在世衛組織的研討會上，按照議事守則，專家不能為本國謀求利益。可是陳秉衡覺得，當時我國無論如何都達不到如此嚴格的指導值，就提出為發展中國家設定過渡目標的要求。但有的專家認為指導值是基於純科學研究提出，不能考慮經濟發展階段。經過激烈爭論之後，這個指導值終於設定了三個較為寬松的階段性過渡目標。

但對中國而言，這依然非常嚴格。陳秉衡回國後趕緊向有關部門匯報，但應者寥寥。“那時候，我和環保部門還沒有接觸。”

幸運的是，2006 年底的一次會議上，她 15 分鐘的報告引起了臺下原國家環保總局科技標準司領導的註意。此後，她應邀去環保總局演講，“在座的不僅有專家，還有真正關註這個問題的領導。” 回想那個上午一百多人參加的報告會，在此領域研究了二十多年的陳秉衡仍然十分感慨，“研究能為政策服務，這開創了我們今後科研的方向。”

環境標準終於放在環保總局領導的心上，而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標準，工作之一便是要系統地開展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2008 年，環保總局資助闞海東和陳秉衡的研究團隊開展了全國研究。

研究發現，將 PM10 分成 PM2.5 和 PM2.5-10（2.5 微米≤粒徑≤10 微米）兩段，健康效應主要是 PM2.5 造成的，PM2.5 需要列入標準；但研究沒有發現 PM2.5 在多少濃度之下，不會產生危害。

北京奧運再度成了助推器，北京大學多項對易感人群（如有心血管病既往病史的老年人或兒童）和高暴露人群（比如出租車司機）的研究發現，奧運期間，PM2.5 濃度降低時，對健康的不利影響都降低了。

這為 2012 年我國修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提供了幫助。雖然國內研究只提供了 “間接參考作用”，但陳秉衡覺得安慰的是，“不只是完全參照世衛組織的研究，而是我們開始有了自己的資料”。

5.“趕上好契機了”

環境健康所近日多了一份 “額外” 工作：每天從中國環境監測總站上抄寫汙染物濃度。“數據滾動刷新，還是圖片格式，不能下載。” 徐東群有些無奈。

開展霧霾人群健康影響評估、預警工作需要空氣汙染監測數據、氣象數據、患病以及死因監測數據，但部門間數據共享機制尚未建立。

2013 年 1 月，全國 74 個城市、496 個監測站點開始按小時公布 PM2.5 等汙染物的濃度。這讓研究者們喜出望外。但數據的獲取依然困難。接到對 1 月份霧霾進行回顧性調查的任務後，徐東群滿以為環保部門會給出 1 月份的空氣質量監測數據，但沒想到環保部門只提供了一個監測總站的網址。

不過，徐東群仍然覺得，“百姓和政府都這麽重視，趕上了好契機。” 空氣汙染的影響是慢性、長期的，不容易引起重視。2011 年 PM2.5 風波和 2013 年的霧霾後，蟄伏多年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終成為顯學。

紀錄片《穹頂之下》宣傳海報，主講人柴靜從 2013 年冬季，中國大陸東北以及華北地區的大面積霧霾說起，討論中國大陸的空氣汙染、相關治理以及存在的行政不作為情況。一度引起廣泛關註。

雖然長期的隊列開展仍需呼籲，建立數據分享機制甚至加強公眾參與，都會促進有效的短期研究。

據一位研究者透露，如果能夠獲得既有的 PM2.5 觀測數據，配合幾年前人群病死率數據，即可立刻開展回顧性的隊列研究，這相比起前瞻性的隊列研究省時省力。

PM2.5 的另一個研究熱點是將它們層層剝開，探究不同的組分產生怎樣的影響，比如來自揚塵的組分就不如來自機動車的組分危害大，廣州和北京的 PM2.5 危害也不同。我國已在西安開展類似研究，但全國 PM2.5 的監測網尚未建成，分析和比較 PM2.5 的組分還有待時日。

一項名為 “暴露艙” 的方法則是另一條路。誌願者在一間充滿 PM2.5 不同組分的 “暴露艙” 里隨意活動兩小時，暴露前後測量血壓等指標變化即可。可招募這樣的誌願者也不太容易，北京大學曾經開展過這樣的實驗，即便暴露艙里汙染物的濃度和馬路邊差不多，全過程結束後還可以拿到一筆酬勞，可是此項實驗沒有招募到誌願者，課題組的同學被迫成為自己的實驗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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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窮人而戰的古巴“硬漢”走了，卡斯特羅傳奇永訣

當地時間11月26日淩晨，85歲的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在午夜時分通過電視宣布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後，哈瓦那的歡笑樂舞戛然而止——這一夜古巴無眠。

許多派對緊急叫停，原本車水馬龍的街道頓時空無一人。睡夢中的人們被家人叫醒。

“失去菲德爾就像沒了爸爸，沒了導師，沒了革命的明燈。”42歲烘焙師父羅德里格斯(Michel Rodriguez)當時還在店里，從收音機聽到了卡斯特羅去世的消息。

極富傳奇色彩的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於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5日晚10時許逝世，享年90歲。

菲德爾·卡斯特羅被認為是“20世紀革命的活化石”，“最後一位世界革命領袖”。在與切·格瓦拉一同領導拉美及亞非大陸火熱的革命，和約翰·肯尼迪與赫魯曉夫在古巴危機中短兵相接，又在被美國制裁了近半個世紀後看著在美古斷交那年出生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古巴，推動美古複交。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徐世澄認為：“卡斯特羅的逝世，對古巴的革命事業無疑是一個重大損失。對於整個拉丁美洲左翼運動也是一個重大損失。”

革命者的一生

聽到卡斯特羅去世的消息時，20歲的洗車工迪亞茲(Marco Antonio Diez)參加完派對正要回家。“我回家搖醒大家，跟他們說：‘菲德爾死了。’我媽非常驚訝。”

82歲老婦門德斯(Aurora Mendez)說：“我能說什麽，卡斯特羅比我的命還重要，我一直希望比他早死。”她回想起卡斯特羅1959年革命前生活困頓的往事，“菲德爾總是一馬當先，為了被踐踏的人們、為了窮人而戰。”

卡斯特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1926年8月13日，卡斯特羅生於古巴奧爾金省比蘭鎮，1950年畢業於哈瓦那大學法律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曾做過律師。1949年，卡斯特羅加入古巴人民黨。1953年7月，卡斯特羅領導發動反對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武裝起義，攻打蒙卡達兵營，失敗後被捕，並在法庭上發表了著名的自我辯護詞《歷史將宣判我無罪》。1955年，他流亡美國、墨西哥，在墨期間創建“七·二六運動”。

1956年，卡斯特羅回到古巴，創建起義軍和根據地。同年1月，他率領起義軍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總理(後改稱部長會議主席)和武裝部隊總司令。1962年起，卡斯特羅擔任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第一書記。1965年該黨改名為古巴共產黨後，他擔任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卡斯特羅1976年起任國務委員會主席。

2006年7月27日，卡斯特羅因腸胃出血接受手術，當月31日把權力暫時移交給他的弟弟、古巴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勞爾·卡斯特羅。2008年，勞爾·卡斯特羅當選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和部長會議主席，此後卡斯特羅極少公開露面。

2016年4月19日是卡斯特羅生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卡斯特羅出席古巴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並發表講話。當時，他已經有很濃的道別的情感，“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在這里發言”，但仍然堅持“古巴共產黨的思想將長存”。

古巴對內改革的機遇期

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去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落幕，也標誌著後卡斯特羅時代的正式開始。但實際上，在十年前，後卡斯特羅時代的過渡期就已經開始了。

《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泰德(Ted Piccone)認為，卡斯特羅去世後古巴最大的問題是，在古巴共產黨的領導層中，最忠於卡斯特羅的派系是否會繼續在減緩或阻礙經濟政治改革中發揮巨大的影響。事實上，他們的影響力已經充分地展現在4月的黨代會上，也就是奧巴馬歷史性訪問古巴後的短短一個月，一系列溫和且漸進的改革被加以阻撓，革命派保持了強壓狀態，並壓制了黨內爭論。此後，改革進程停滯，一部分是由於政府打擊新興私營部門增長的決定，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經濟臨近衰退。

後卡斯特羅時代的古巴在社會管理方面將面對諸多挑戰。根據劍橋大學《拉美研究》期刊的觀點，勞爾領導下的古巴黨和政府開始了四項變革：改組上層決策機制;將古巴經濟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靠攏;放松社會管制，傾聽更多社會上的聲音;並逐步摸索由第一代革命領導人有計劃地向下一代領導人接班。

泰德認為，在未來的幾周內，要著重觀察勞爾和他的支持者是否會實施甚至加速勞爾在2008~2009年推出的改革進程。因為一開始，公開的哀悼紀念活動，以及民眾對卡斯特羅的家長式統治的感情可能有助於統一群眾，加強黨的控制力。但在這個短暫的階段之後，卡斯特羅的去世呈現出數十年難遇的機會，將古巴轉向一條用正統觀點看待是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即允許古巴人民在能夠影響他們的決策中發出更大的聲音。

古巴還是古巴

徐世澄認為：“卡斯特羅的逝世，對古巴的革命事業無疑是一個重大損失。對於整個拉丁美洲左翼運動也是一個重大損失。”

卡斯特羅是拉美革命的標誌性人物，拉美左翼力量失去了一面旗幟。過去一兩年，拉美左翼式微，右派人物當選阿根廷總統，今年巴西總統羅塞夫被彈劾下臺。

巧合的是，卡斯特羅的去世同時也處於古巴所謂的敵人美國政治變動的關鍵時刻。即將就任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曾經是一位終止古巴禁運的支持者，但在美國大選最後幾星期的競選活動中，特朗普呼籲轉變對古巴的外交關系。《經濟學人》稱，特朗普的商人本能是否會促使他對古巴的政策再次翻轉仍有待觀察。而勞爾則通過宣布軍事演習5天來回應特朗普的勝選。

在卡斯特羅去世後，特朗普發表聲明稱：“今天，世界見證了一位獨裁者的離世。”

泰德等美國智囊認為，華盛頓方面發出了錯誤的信號，他們試圖利用卡斯特羅的死亡加緊對古巴的禁運，而這可能會使得黨內卡斯特羅左翼勢力更加團結。而美國也將重複同樣的錯誤——在冷戰結束後，卡斯特羅政權忙於應對蘇聯補貼的終結時，美國的決策者們曾試圖迫使卡斯特羅政權倒臺，但最終失敗了。美國這種敵對的應對方法很可能會促使古巴方面在困難時期轉向俄羅斯或中國。

泰德建議，華盛頓方面應該認真考慮古巴不斷變化的情境。泰德認為，維持一個更加穩定、獨立和開放的古巴，符合美國國家利益。

但古巴的改變未必會像外界期待的那麽徹底深刻。

中國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長江時學認為，古巴不會因卡斯特羅的離去變成另一個古巴。

勞爾此前表示，他將於2018年辭去主席職位，他推出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作為他的繼任者，卡內爾現年56歲，曾擔任教育部長。

勞爾與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右）

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去世恰逢一個微妙的時點，再度給古巴未來的走向增加了不確定性。拉美大宗商品和能源輸出國經濟困難，曾經革命盛行的熱土開始變得現實並向“右”發展，與美國複交一年多的古巴似乎有了微弱的改革與開放的氣息，但遭受著美國的貿易禁運，盡管奧巴馬已經努力推出了一些政治意味濃重的禁運松綁政策。更不確定的是，奧巴馬努力打造的複交古巴的外交遺產能否在特朗普任內得以延續。目前看，特朗普對古巴和卡斯特羅並不“感冒”，更談不上尊敬。

給中國送牛蛙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26日向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勞爾·卡斯特羅致唁電，代表中國共產黨、政府、人民並以個人名義，對菲德爾·卡斯特羅同誌逝世表示最沈痛的哀悼，向其家屬致以最誠摯的慰問。

習近平在唁電中表示，“菲德爾·卡斯特羅同誌是古巴共產黨和古巴社會主義事業的締造者，是古巴人民的偉大領袖。”“卡斯特羅同誌是古巴共產黨和古巴社會主義事業的締造者，生前致力於中古友好，密切關註和高度評價中國發展進程，在他親自關心和支持下，古巴成為第一個同新中國建交的拉美國家。建交56年來，中古關系長足發展，各領域務實合作成果豐碩，兩國人民友誼與日俱增，這都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同誌的關懷和心血密不可分。”

卡斯特羅與從毛澤東、周恩來以來的中國多代領導人都有密切交往。上世紀60年代，古巴成為南美洲首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當時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對卡斯特羅敢於同美國直接叫板的革命運動精神高度評價。

根據已解密的外交部檔案，當時卡斯特羅經常光顧中國大使館，與當時的中國駐古巴大使申健就兩國文化科技商貿農業合作交談，同時非常喜歡燒得一手好菜的中國大廚。卡斯特羅酷愛的名菜是松花蛋和糖醋魚，非常喜愛桂花酒不說，用起筷子來也是得心應手。

更讓人難以想到的是，至今是湘菜中的經典菜肴牛蛙曾是菲德爾·卡斯特羅贈送給中國的特殊國禮。1962年6月5日，200對共400只古巴牛蛙被裝入十幾只白鐵皮運輸箱，在牛蛙小組的護送下，登上了從哈瓦那機場起飛的航班，6月10日抵達北京，後轉運到全國不同的水產院校和水產養殖點。

前汽車之家CEO秦致談出局：車走了，我站在那兒

源碼資本 2017-04-26 14:00

本文由源碼資本（微信ID：sourcedecapital）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秦致。

與大多數創業者相比，秦致是幸運的，曾親自帶領一家創業公司成功走上納斯達克；他又是不幸的，在與控股股東的博弈中，無奈離開。大起大落後，他對人、對事都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今天醬紫君便與你分享他最新的一次演講。或許，他的這番肺腑之言能夠讓你對創業有更深刻的認知。

4月22日，在源碼資本2017年碼會上，前汽車之家CEO秦致現身會場，與碼會高低年紀同學們深度分享自己的寶貴經歷。以下是秦致在源碼資本2017年碼會的演講全文：

剛上臺還是挺緊張的，有一年沒有上臺了。過去的一年在忙著打架，然後在家待業，現在是待業男中年。今天，我就過去這九年，尤其是最近一年的一些體會跟大家分享，希望對諸位有所啟發和幫助。

創業不是一個人的遊戲

我們所有的創業者在玩一個大的遊戲、創業的遊戲，但是我想提醒大家那還是一個遊戲，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們在遊戲里面肯定要努力，肯定要拼命，肯定要專註。但是退一步想想，遊戲有遊戲的規則，但是遊戲畢竟是遊戲，完了還有後面的事。

企業家很多時候經常講：我們的初心是什麽？我們的初心是想做一些改變，不管是改變自己的生活，改變周遭的環境，改變中國消費者的某一個體驗或者某一個沒有被滿足的需求。這個改變是需要很多人來幫助你的，一個人是不行的。

這就是關系的重要性，你要讓所有人幫你，要讓你的股東方、團隊方、客戶方、合作夥伴幫你。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關系的幾個感悟，分成三個方面：

股東關系、同事關系、客戶關系。

站在股東的立場思考

先講講股東關系。我想我講股東關系的時候，臺下諸位想的更多是我跟現在汽車之家控股股東的關系，錯了，我講的是跟汽車之家前控股股東的關系。

去年6月份打完架，慢慢地塵埃落定了。有一段時間其實我是有怨的，因為在一個自己覺得通向康莊大道的路上，突然下車，車走了，我站在那兒了。這個感受肯定是不好的。當時在怨恨，怨恨跟我搶的朋友。

但是慢慢的我忽然發現，其實是因為我沒有處理好一個關系，即我跟控股股東、大股東的關系。

以前我跟他們關系處理的很好。我是2009年8、9月份在一個合並公司，在我們的控股股東完全控制董事會的情況下，我被選舉變成了整個公司的CEO。那個時候我們是兩個業務：汽車、IT。在所有資格排序里面，我最多算第五，這是股東對我多大的信任，把權交給我，把隊伍交給我。那個時候整體的氛圍可以說是齊樂融融。這個過程中他們換了三個班子，每一任都是挺好的。

事情來了。2012、2013年我們想上市，上市對於每一個創業者來講意味著終於可以證明自己了。這個過程中自然會有一些爭執，那時我們為了爭誰有特別投票權。在那個小屋子里面我說只有你們有優先投票權，這不公平，你們是錯的，如果一定要這樣，我就到香港做仲裁，將這個事情昭告天下。

我想，這個過程當中一定是傷害了對方，沒有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在他們看來，公司最終變成了一個上市公司，從自我保護的反面也要保持控制力，萬一我們再增發股票或者增發期權，他們就有可能失去了對公司的控制。我完全沒有想到那些，我的終級目標就是上市。所以在這個目標驅動下，我覺得我是對的，不同意我方案的人就是錯的。

後來我們其他股東出了問題，需要在上市前用現金全部收購那個股東的股份，才能繼續走完上市的流程。但是那時候公司沒有足夠的現金，最後是控股股東和我們公司一起拿出現金，收購了那個股東的全部股份，汽車之家才得以成功上市。

當然你也可以說大股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投資，保護自己的利益，才幫助公司渡過了難關。但其實，兩三周之前我們剛剛在小黑屋里面吵完架，後來出了問題人家還願意和我們在一起，幫我一起解決這個事情，避免了上市流程的再次拖延。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我缺少了多替別人考慮，缺少站在對方的角度上想他的需求，我做得非常不夠。

所以，在這里我也想給諸位創業者提個醒：其實你們拿到了很多的投資人的錢，你們都有股東，每個人在心態上多多少少都會發生變化。所以，我希望諸位在碰到要跟股東吵架的時候，回想一下你拿到這筆投資時，你是幫了那個投資人一個大忙，還是那個投資人幫了你一個大忙？我認為創業者應該感恩投資人，因為當初沒有他的信任，就不會有你的今天。

CEO是由團隊和夥伴成全的

同事關系。這個里面包括創業合夥夥伴、公司的高管以及我們的員工。做CEO還有一個毛病，總是喜歡批評同事沒有大局觀，他應該站在公司角度想問題，不應該站在部門角度想問題。這其實是有問題的。我們經常有這樣的感慨，會覺得這個公司只有我一個人站在公司的角度看問題。

如果站在公司角度看問題的時候我們希望這個主管帶著他的團隊做犧牲，顧全大局肯定犧牲，讓他占便宜肯定就不叫顧全大局了。你有沒有想過他顧全大局他能夠得到什麽結果？

也許這個企業主管最後跟不上企業的發展而離開。最起碼人家顧全大局，你得跟他說謝謝你顧全了大局，謝謝你照顧了我們公司的未來，謝謝你照顧了我們的需要。

很多時候我們不會說這樣的話，因為我們覺得顧全大局是對的，照顧公司的全局，照顧公司企業的未來是非常正確的，每一個員工都應該這樣幹。

很多時候是團隊成就了我，成全了我，而不是說我們成就了他們。這個事情我們老搞反。這是我們和同事之間的關系。

信任你的客戶，主動往前走一步

再講講客戶關系。原來很長一段時間，在汽車之家有人說客戶永遠是對的，我們都嗤之以鼻的。我們覺得客戶對什麽？我們每個人也是消費者，我們每個人也是客戶，那我們買東西的時候也想要最好的東西，付全世界最低的價格。企業要掙錢，客戶要少花錢得到高品質的服務，也是對的。所以怎麽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體會就是：多替人家想想，多照顧人家的感受，不一定是降價讓價，不一定是在經濟利益上做退讓，更多的是有服務的心態，把他服務好。很多時候你會發現用戶發生了變化，無理的需求反而就沒有了。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相信用戶的故事。2014年底或2015年初的時候，我們有幾臺服務器300萬用戶的信息全被拿走了，別人在系統里埋了後門，我們一直沒有發現，其實還是我們工作做得差。

當時我們幾個討論了這個事情，有這麽幾個擔心：

第一，用戶的信息被泄露以後會不會對用戶真正造成實質的傷害？我們的第一反應不會。因為那個時候汽車沒有真正做電商，所以我們的用戶帳戶里面是沒有錢的，就是一個用戶名和密碼，那個帳戶其實是無害的，只要一次性幫助用戶把密碼改了就可以了。這個時候悄悄的不做聲，把這個事情抹過去就OK了。

當時一個主管確實很智慧、很睿智，他就提出不完全對。同樣用戶名跟密碼很可能在其他的帳戶里使用，其他的帳戶里面可能是有錢的，可能是有個人隱私，可能是有各種各樣的信息。我們應該通知用戶在我們這兒發生的情況，然後去勸他、建議他在其他的帳戶里面把同樣的用戶名和密碼修改掉。

我們內部就發生了一個爭議，第一你跟用戶講了，用戶一發微博，這怎麽辦？

第二，如果用戶在別的地受到了損失，汽車之家承認了用戶名密碼是在這兒被丟掉的，要汽車之家賠償，該怎麽辦？我們當時為這件事情吵了很久，到底應該怎麽辦？人窮就是誌短，有點錢就可以價值觀再高一點。

我們當時做了一個決定，承認然後跟每一個用戶溝通，一般都有手機號郵箱所有這些方式，那個時候我們所有呼叫中心人員每天打電話找這些用戶，跟他們講明白發生的錯誤，然後建議他立刻去別的帳戶修改。

如果這個用戶找我們，做出一些不盡合理的要求，我們會告訴他，我們都是80後為人父母，天天跟孩子講犯了錯誤，承認錯誤還是好孩子。我們會跟那個用戶講，我希望今天晚上還可以跟孩子講一樣的話，而不是我跟孩子說犯了錯誤不要承認，承認了會被打死。

我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相信客戶是對的，承認錯誤一樣是好的。300萬人的問題我們都解決了，沒有任何一個賠償，反倒是很多用戶對我們的看法有了改變，他說從來沒有想到一個企業這麽關懷、愛他們，所以他們願意跟汽車之家繼續走下去，甚至自己有了損失，沒有問題，損失就損失了。這是我們在汽車之家很感動的一件事。

我們在人際關系里面，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考慮自己很多，設立了很多的防範，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活在一個爾虞我詐的環境里面。我們有的時候不敢走出一步，相信我對你好，我相信你不會對我不好。推而廣之不管是股東關系，同事關系，客戶關系，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那件事情讓我們團隊有一個體會：你跟任何人關系的結果其實都是你內心對他態度的一個投射，如果你內心對他非常好，沒有存半點私心，純粹是為了他，而且你也願意接受他對你所有的反應和結果，其實很多情況下這種結果是好的。如果你堅持這樣做的話，就會得到非常好的結果。

給別人留余地，就是給自己留未來

做企業成功往往都是靠運氣，不成功是必然。所以，對我們來講也是剛才這三個關系，我們怎麽去看待別人。不管別人是不是對面的客戶，我們的員工，我們的用戶。我以前的體會是，在這個過程中，不能太多想自己，你把自己想太多，這個事就越做越擰巴。因此需要把自己放下去，想著把這件事做成了，就是對這個社會巨大的貢獻。我們把這件事做成會很好的結果，就會有人幫你。

我有這麽兩個體會：

你越早亮明你的觀點，越早跟所有人講明白你的好惡和你的訴求，就越容易分清敵我，甚至分清競爭對手；

你越不亮明觀點，你周圍的朋友不知道你幹什麽，不知道你的規則是什麽，不知道你的原則是什麽，他們不知道怎麽幫你。

你亮明觀點之後，一定會有一些人願意向你靠攏，因為他們願意跟你在一起，他們跟你相信的事一樣。在企業里面最長的爭論是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但是這些想法到底對不對企業好？

這件事上最好的辦法大家先定義什麽是對企業好？如果定義好再有分歧就容易溝通了。讓自己挑哪件事哪個做法哪個對企業好，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這是我們很大的體會。

我現在的想法是在中國這個社會里面，給別人留余地，就是給自己留未來。你把別人逼的無路可退，最後是兩敗俱傷。

如果我們想改變周邊這個環境，我們能夠考慮別人多一點點，為別人想多多一點，稍微把自己放下，這樣我們跟周遭所有人的關系，一定會變得更完美和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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