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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何以反腐

2013-03-11  NCW

香港從貪腐嚴重到廉潔全球知名，獨立于公務員系統的廉政公署功不可沒， 可為內地鏡鑒 ◎ 本刊特派香港記者 王端 戴甜 文wangduan.blog.caixin.com｜daitian.blog.caixin.com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反腐新氣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亦公開表露反腐決心，稱有腐必反、有貪必肅，“蒼蠅” “老虎”一起打，要把權力關進 制度的籠子里。 與內地經濟緊密關聯並曾經經歷嚴 重貪腐階段的香港，對內地的反腐進展極為關注 。 “貪腐的問題得不到解決，社會不公會越來越明顯，一個不公的社會就不會有穩定。 ”香港廉政公署貪汙問題咨詢委員會前主席史美倫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 “這些都需要當局者警惕以及試圖解決。 ”而香港經驗正是近在咫尺的擧示錄。 香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曾一度貪腐嚴重，而今則變成全球知名的廉潔城市。據非政府組織 “透明國際”最新發佈的2012年 《全球清廉指數》 ，香港在176個國家和地區中列第14位，排名靠前。中國內地同期的排名為第80位。 香港的反貪腐體系已成為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核心競爭力。香港人士對內 地反腐的建言中，均提及香港廉政公署功不可沒。這個獨立于公務員系統的機構，一直採取執法、預防、教育“三管齊下”的方式，遵循重執法的思路。這些，內地皆可為鑒。 不過，反貪腐非一日之功，反貪文化更需要經年的積累，內地與香港社會發展程度、體制不盡相同，對於城市反腐典範的香港模式，可改良吸收。 重拳開局 “香港曾經經歷過很嚴重的貪汙和腐敗。 ”史美倫回憶起年少時，如果有居民家里發生火災，救火隊員到現場，是不會先打開水龍頭救火的，除非肯給“勞務費” 。 “在廣東的俗語中， ‘水’即錢的意思，所以 ‘水’不到就不開水。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專員郭文緯對香港的腐敗也曾有過切膚之痛。 小時候，郭文緯家里申請安裝電話，等了幾個月，安裝完的電話卻不能使用，電話部門告訴他， “叫你父親來 一趟” 。父親後來將真相告訴兒子： “他們這是在要茶錢。 ”這正是上世紀70年代以前香港社會的一個側面，各種 “打賞” ，如 “茶錢” “黑錢”等名目繁多，大到偷渡來港者定居、街頭小販營生，小到公立醫院里要護工幫忙，無奈之下的賄賂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貪汙之風在警隊中尤為嚴重，這令香港市民苦不堪言。 上世紀70年代初期，社會上匯聚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公泷人士不斷向香港政府施壓，要求採取果斷行動打擊貪汙。最終的導火線來自一名英籍總警司的貪汙案，令民怨達到沸點。 1973年，時任香港總警司的葛柏被發現擁有超過430萬港元財產而無法解釋合法來源，被懷疑是貪汙所得，但他竟輕易逃回英國。此事使積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發，學生們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集會、抗議，批評政府未能恰當處理貪汙問題。 香港政府不得不出手採取行動。時任港督的麥理浩在立法局會議上，宣佈成立一個脫離于警方的獨立的反貪汙組織。 “我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嶄新的機構，由德高望重的人員領導，以全力打擊貪汙，並且挽回公泷信心。 ”頗受港人愛戴的麥理浩當時說道。 1974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成立。 葛柏案也于廉署成立翌年順利告結，葛柏被引渡回港受審，被控串謀貪汙及受賄，被判處入獄四年。 “內地政府要打擊貪腐，首先也要打幾只 ‘大老虎’ ，以此樹立政府威信和挽回民泷信心。 ”史美倫說，各地方政府的反貪風暴非常重要。 香港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曾擔任智囊機構智經研究中心研究總監的李彭廣也強調“打大老虎”策略的重要性，這樣才可以展示政府的反腐決心。 李彭廣回憶說，當時香港反貪腐的條件比較成熟。一方面是因為社會要求改革的呼聲非常強烈，促使當局認識到改革的緊迫性；另一方面，由於香港的特殊性，港英政府當時空降一些反貪人才，隔斷了與本地人脈的關係，更加有利於反貪的執行。 特赦是非 在抓大案的同時，系統性的反貪腐如何切入？其中一個答案，是備受爭議的特赦。獨立于公務員體系以外的廉署成立之初，也遇到不少阻力， “之後的特赦變成一個權宜之計。 ”李彭廣說。 這指的是1977年的特赦。當時警隊貪腐嚴重，時年10月，廉署在反貪汙行動中抓捕了260名警務人員，引起警隊上下及其家屬的強烈不滿，數千名警務人員遊行抗議，其中一些較激進的人襲擊了廉署總部。 據約翰? 卡羅爾（John Carroll）所著的 《香港簡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一書記載，由於擔心警隊罷工使香港陷入無政府狀態，港督麥理浩頒佈“部分特赦令” ，要求廉署對1977年1月1日以前除極重大案件外的貪腐行為停止追究。 李彭廣回憶說，當時事情很緊迫，總督只有幾個小時來決定特赦具體內容，因為整個紀律部門已經作亂了。後來英國的解密檔案顯示，香港當局當時 用了“兵變”來形容事態。麥理浩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乃至他特赦的決定還沒 來得及通報英國。 郭文緯說，在宣佈特赦之初，廉政公署的骨幹很氣餒，擔心港英政府收回反腐的決心。 不過李彭廣指出，特赦只是作為平衡以及能夠往前繼續推進改革的一個考慮，特赦不是原則的問題，而是策略的問題。 如今，內地是否可以考慮特赦，以平衡反貪腐的各方利益，要做決定並不容易。香港有政治觀察家指出，進行特赦不能事先張揚，因為一旦令外界有了特赦預期，就會使不少人加快貪腐。 具體而言，李彭廣指出，特赦並非指對所有貪腐行為赦免，而是針對過往已有一定年限的某一些程度的貪腐行為作出特殊的赦免。特赦需要有條件以及規定特別範圍，可以用貪腐金錢數目或是財產數額為限。 盡管在一些人看來，特赦可能不公平，但這也是反貪腐過程中不可迴避的代價。李彭廣認為，由貪腐到沒貪腐有個轉軌過渡，不能一刀切，要留出退場的安排。這是為了保持改革往前走的動力，可以說要付一點代價，但這是為了走得更遠。 郭文緯則另有看法，他認為在當下時刻，中央政府不應談特赦問題，否則可能給外界一種剛開始打擊貪腐就出現妥協的印象。相反，目前應該大力打擊，多抓一些大案，讓外界相信中央的決心和能力，然後才可以談有條件的特赦。郭文緯認為，特赦主要是針對中下層的貪汙分子，對高層則不應納入；而且特赦應該附加諸如坦白承認、收益交還政府等條件，才能不再調查追究。 重在執法 內地最近興起的網絡反腐，聲勢浩大。 然而在史美倫看來，反腐應主要依賴于政府的決心，反腐風暴應以政府主導，不應過於依賴民間，因為後者缺乏力度，反貪腐從立法到執法，都是政府的責任和手段。 目前，香港和內地都採用“三管齊下”的方式打擊貪腐——香港是執法、預防和教育；內地則是預防、教育和懲治。在郭文緯看來，雖然都是“三管齊下” ，但區別明顯。 香港的重點放在執法，內地看起來似乎重點放在預防。他舉例指出，內地甚至專門成立了國家預防腐敗局這樣的機構。香港反貪腐執法倚重的是廉政公署。外界對廉政公署存在神秘感，但在史美倫看來，那只是因為廉署 “執法神秘” ，實際上其工作程序非常清晰，且效率頗高。 依照執法、預防及教育的工作內容，廉署在行政總部下分為三大部門，包括執行處、防止貪汙處以及社區關係處。 其中，執行處負責接受市民舉報並展開調查；防止貪汙處審視各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常規及程序，以減少可能出現貪汙的情況，也應私營機構要求提供反貪顧問服務；社區關係處負責宣傳倡廉教育，爭取市民對反貪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上述三大塊工作，最重要的無疑是執法。相應的，在三大部門中，執行處的人力資源亦是最多的。 郭文緯指出，在編制方面，內地的紀檢監察機構人數雖然也不在少數，但絕大部分都不從事執法工作。而根據廉政公署年報顯示，截至2011年底，廉署在職人數為1298人，在執行處工作的有947人，占比高達73%。 對執法的人力配備，也影響到貪腐成本。郭文緯說，在內地，因貪腐被檢控的概率很小。根據中央紀委向十八大作的工作報告，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國紀檢機關總共向司法機關移送處理24584人，相當于每年因貪腐被檢控4900多人。這在內地龐大的公職人員隊伍中占比甚小，因此貪腐在國內不算是一個高風險的罪行。 而廉署公開資料顯示，香港，這個有著700多萬人口的城市，近5年 （2008- 2012年）平均每年即有309人因貪腐問題被檢控。 此外，郭文緯提出，地方勢力也會影響反腐效果，如包庇地方官員。 因此，郭文緯建議將地方負責反貪的人員大部分調派至中央反腐機構，以此加強執法能力。同時地方紀委應該直接向中央紀委負責，國家反貪局改為國家調查局，擴大其編制。它可以跨行政區劃限制分區設立，獨立運作，與省政府無關聯，每個分區可以有自己的報案中心，獨立做調查。 功在長期 廉政公署對於內地的借鑒意義，在某種程度上來自于它的異體監督模式。在架構上，廉政公署直接向香港行政長官負責，受立法會監督，立法會有權要求廉政專員出席立法會會議，解答廉署政策及經費問題。調查後，檢控與否由律政司決定，調查與檢控權分立。 與郭文緯的意見類似，史美倫也建議，內地反貪團隊應該獨立于現有的公務員系統。 在香港，廉政公署向行政長官負責，行政長官雖有權力中止某些案件的查處。但史美倫說，由於香港反貪文化的形成，加之有完善的制度支持和媒體環境，如果有人干預案件，廉署會知會媒體，通過外部輿論限制行政長官干預廉署的調查。另一方面，能夠向行政長官匯報的大案，則大多已經有很充足的證據了。 香港廉署的得力運作，正是依賴于內部與外部監督機制的結合。而外部監督，則與形成堅實的反腐文化有關。 短期而言，反貪可以通過加強執法，打幾只 “大老虎”形成氣勢，但中長期而言，則需要著眼社會反貪文化建設。李彭廣指出，貪腐存在如此之久，已經成為文化一部分，因此反貪應從新生代教育開始， “沒有教育，貪腐的概念就會永續下去” 。 史美倫說，反貪文化需要經年的積累，內地可以從小學生開始教育，要讓民泷認為貪腐難以接受。 同時，執法機構也應大小案件一手抓，譬如廉政公署的案子，每年都還會有幾十宗是關於小販的，有的案件很小。這就說明反貪很成功了，這麼小的案子香港民泷都不能忍受，說明對貪腐零容忍。 李彭廣也認為，在辦大案同時，要讓民泷在具體的生活經驗中，切實感受到貪腐問題有所轉變。 他回憶說，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後，到上世紀70年代末，已經看到成效了，反貪的信心慢慢建立起來了。 “當時在你周圍，你會聽到一些小販跟你說，日子好過了，不用再交茶錢了，從你身邊你可以感受到貪汙在減少” 。 郭文緯介紹說，隨著反腐執法的加強，香港從貪腐公開化轉變到秘密化，經過了大約三至五年的時間；而從貪腐較多轉變到貪腐很少，在香港大概經過了八至十年。 史美倫還建議內地效仿香港的高薪養廉制度，改變現在內地公務員顯性的薪水過低而隱形的福利過高的現狀。她認為，將高福利貨幣化，可以預防公務員貪腐。 反腐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陽光” 。 史美倫說，反貪的根本是體制問題，整個體制的公開、公平和透明，是廉潔政府很重要的一部分。 “即使中央現在成立特別機構打 ‘大老虎’ ，但如果手段和過程不公開的話，對大泷而言還是沒有公信力的。 ”

范德比爾特家族何以衰落

http://www.xcf.cn/newfortune/texie/201306/t20130625_454172.htm

　　范德比爾特家族創始人科尼利爾斯1877年去世時留下的1.05億美元財產，相當於2012年的1800億美元。他的繼承人威廉此後又將家族財富翻了近一番。但由於威廉在傳承時將巨額財富進行了分割，且疏於繼承人培養，其後代不思進取，生活方式奢靡豪華，並熱衷興建豪宅等「炫耀性消費」，范德比爾特家族最終走向沒落。

　　 

　　王翔 陳能約/文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鍍金時代，起家於航運和鐵路業的范德比爾特家族是一個起源於荷蘭的有名望的美國大家族。2007年《福布斯》網站公佈了「美國史上15大富豪」排行榜，該家族創始人科尼利爾斯·范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位列第三，僅次於約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和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科尼利爾斯是著名的航運、鐵路、金融巨頭，也是風靡一時的電腦遊戲—《鐵路大亨》的人物原型。他1877年去世時，遺留下1.05億美元的財產，佔美國當時GDP的1/87。2012年美國GDP為15.6萬億美元，如果按這個比例折算，科尼利爾斯的遺產在2012年相當於1800億美元，而從1995年起連續13年蟬聯世界首富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在2012年的財富也不過610億美元。然而，在1973年的范德比爾特家族120人聚會上，家族成員竟然沒有一個是百萬富翁，如此的散財速度恐怕沒有幾個家族可以趕得上，這也印證了中國古話「富不過三代」。如此巨額財富究竟是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消散殆盡？越來越注重家族財富傳承的中國富人們能從中汲取哪些經驗教訓？

　　

　　第一代：科尼利爾斯的傳奇創富歷程

　　

　　1794年，未來的鐵路大亨科尼利爾斯·范德比爾特出生於紐約史坦頓島，他的父親是個沒讀過書、寡言少語但吃苦耐勞的人，母親菲比·漢德在一個小康環境中長大並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在成長的過程中，科尼利爾斯受母親影響非常大，即使後來已經很成功時，他也會時常詢問母親的意見。11歲時，科尼利爾斯離開學校並開始在紐約港的碼頭上為父親的帆駁船效力。早年的船運生活使得他的體格越來越強壯，駕船技術也越來越高超，沒過多久他就成為了一名出色的水手。

　　

　　1810年，在科尼利爾斯僅16歲時，他向母親借了100美元，開始創業歷程。母親為了檢驗他是一時頭腦發熱還是真有創業幹勁，提出一個苛刻的借款條件，即在科尼利爾斯16歲生日前把一塊8英畝處女地開墾出來，並種上農作物。為了借到這100美元，科尼利爾斯生日前的4周時間都在開墾土地和種植莊稼中度過，並在生日前成功完成母親交代的任務。從此，他開始了史坦頓島與曼哈頓之間的旅客和貨物運送事業。在第一個航運旺季結束後，他不僅還清了母親的借款，還多給了她1000美元，這是科尼利爾斯事業成功的開始。1812年開始的美國第二次獨立戰爭期間，科尼利爾斯通過幫軍隊運送要塞物資，使得事業更上一層樓。

　　

　　1817年，年僅23歲的科尼利爾斯已經擁有幾艘價值總和超過7000美元的帆駁船，還積累了9000美元現金，雖然稱不上大富大貴，在同齡人中也算是非常有錢的人。就在帆駁船運輸事業蒸蒸日上的背景下，他作出了令人吃驚也是其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決定：賣掉自己的帆駁船，選擇給別人打工，成為「耗子號」—一艘體積非常小的蒸汽船的船長。這份工作使得科尼利爾斯有機會深入瞭解新興的蒸汽船工業，為後來自己的蒸汽船事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1828年，科尼利爾斯在紐約地區成立了蒸汽船航運公司。他在生意場上精明且富有侵略性，不惜一切代價與競爭對手進行猛烈的價格戰，這使他很快成為這一行業的主導力量。經過十幾年的苦心經營，科尼利爾斯擁有的蒸汽船數達百餘艘，成為一隻龐大的船隊。1849年，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使得歐美地區掀起了西部淘金熱。科尼利爾斯在鐵路橫貫大陸之前開通了從紐約運送淘金者到舊金山的蒸汽船新航線，這一服務每年給他帶來的收入超過100萬美元。

　　

　　1864年開始，蒸汽船的航運業務總體上還是很賺錢，但已經臨近70歲的科尼利爾斯又一次作出了人生中的重要決定：放棄自己所鍾愛的蒸汽船事業，將事業重心從航運轉到了鐵路。因為他已經洞察到，進入快速擴張期的鐵路系統，將逐步替代航運成為美國運輸行業的核心。科尼利爾斯再一次利用自己的精明冷酷，在華爾街市場上連戰連捷，不僅獲得了巨大利潤，同時也將哈林鐵路、哈德遜鐵路以及紐約中央鐵路收入囊中，3條鐵路共同撐起了科尼利爾斯「鐵路大亨」的名號。日後科尼利爾斯還陸續將密歇根中央鐵路、湖濱鐵路、加拿大南方鐵路等十幾條鐵路歸入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二代：首次財富傳承，威廉將家族財富推向高峰

　　

　　1877年，科尼利爾斯逝世的消息傳開後，許多學校、政府部門、車站、俱樂部均降半旗表示哀悼。根據他在逝世前兩年立的一份遺囑，他的兒子威廉·亨利·范德比爾特（William Henry Vanderbilt）為首要遺產繼承人，繼承大約9500萬美元的財產；他年輕的夫人芙蘭克（Frankie）獲得50萬美元的現金和華盛頓10號街的房子，8個女兒每人獲得50萬美元，這50萬美元一部分是以鐵路債券方式獲得，另一部分是通過設立信託基金的方式獲得；鐵路大亨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各式各樣的忠誠員工和朋友也獲得一定的遺產，最讓人驚奇的是，他從小患病的二兒子科尼利爾斯·耶利米·范德比爾特（Cornelius Jeremiah Vanderbilt）僅獲得總額20萬美元的信託基金，由信託基金產生的利息來支撐他的日常生活開支。

　　

　　就在同一年，科尼利爾斯通過一個遺囑附件擴大了遺產的受益人，給威廉的大兒子科尼利爾斯·范德比爾特二世（Cornelius Vanderbilt II）價值500萬美元的鐵路股票，給威廉另外三個兒子威廉·基薩·范德比爾特（William Kissam Vanderbilt）、弗雷德里克·威廉·范德比爾特（Frederick William Vanderbilt）和喬治·華盛頓·范德比爾特二世（George Washington Vanderbilt II）每人200萬美元。因為給四個孫子的遺產都是通過信託基金的方式傳承，所以這些錢都不用繳納遺產稅。科尼利爾斯將大部分遺產都留給了他的大兒子威廉，這麼做的理由很簡單，他想保持巨額財富的完整性，並將它作為自己的一座豐碑永留於世（附圖）。

 

(點擊圖片查看大圖)

　　

　　科尼利爾斯逝世後，關於他的故事並非就此結束，由於其二兒子耶利米獲得的遺產非常少，所以范德比爾特家族就此開始了漫長的遺產爭奪訴訟案。在父親逝世後，耶利米鼓動妹妹對父親的遺囑提出訴訟，提出遺囑是在父親頭腦不清醒、健康狀況不理想的狀態下作出的，有違當事人的真實意願。這場訴訟開始於1877年11月，是美國法庭歷史上歷時最長、辯論過程最為尖銳的訴訟案之一，威廉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在乏味單調的訴訟法庭上。

　　

　　為了證明科尼利爾斯的精神有問題並且沒有行為能力，起訴一方的律師爆出大量科尼利爾斯生前生活習慣不良、患有梅毒、與通靈師交往等令全國民眾嘩然的醜聞。醫學界的專家為了證實律師所言，在法庭聽眾面前將死後的科尼利爾斯的器官進行解剖並詳細進行描述。行賄受賄和收買偽證等事件不斷出現在這場官司中，最後在1879年3月19日，法官凱文讀了大量的鑑定意見並宣佈支持遺囑中的所有條款。

　　

　　不過威廉的弟弟妹妹並沒有因此罷休，他們又提出了多起針對遺囑的訴訟，所以在1879年4月，厭煩了冗長乏味訴訟的威廉決定與弟弟妹妹進行和解，並終止了所有訴訟。雖然和解的具體內容沒有公佈，但外界普遍認為，威廉給弟弟妹妹每人100萬美元並且幫他們支付了由於法律訴訟而花費的25萬美元以及其他一些合法債務。後面的事實顯示，威廉給弟弟耶利米的100萬美元選擇了設立信託基金的方式，並將家族鐵路公司的首席秘書伍斯特先生列為受託人，負責信託資金的運作發放。至此，這場從頭到尾充斥著受賄、偽證的遺產爭奪訴訟案以威廉的妥協而塵埃落定。

　　

　　威廉和父親一樣長著筆挺的鷹鉤鼻，但父親卻有點看不起這個兒子，因為他覺得這個孩子意志力太過薄弱且沒有生意場上的雄心。1839年，父親將威廉安排在一家公司從底層文員做起。做文員的工資很少，威廉賺的錢還不夠自己的生活開銷。1841年，威廉不顧父親的極力反對，與一個牧師的女兒瑪利亞結婚。不容別人對自己的權威提出質疑的科尼利爾斯首先讓威廉辭去文員工作，然後又諷刺性地在史坦頓島買下一個農場作為兒子和瑪利亞的結婚禮物，表示自己以後不會再拿錢資助他們，使得威廉夫婦只能依靠農場自謀生計。直到1863年，科尼利爾斯最寵愛的小兒子喬治·華盛頓·范德比爾特（George Washington Vanderbilt）在南北戰爭中死於肺病，威廉才被父親重視起來。這對於科尼利爾斯來說可能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自己最看好的小兒子病亡，第二個兒子離家出走後整天遊手好閒，所以只能選擇看起來資質平庸、缺乏開拓進取精神的威廉來繼承自己的事業。

　　

　　為了鍛鍊威廉的經商管理能力，科尼利爾斯把他安排進史坦頓島鐵路公司的董事會。史坦頓島鐵路之前的發展曾遇到瓶頸，在威廉的管理下，公司鐵路和火車調度都運行得有條不紊，並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次的成功使得科尼利爾斯感到非常欣慰，不久，威廉被安排進入哈林鐵路公司和哈德遜河鐵路公司董事會，並擔任哈林鐵路公司總裁。威廉又一次展現了他的才能，他創造性地將這兩家鐵路公司合併起來統一管理，調整了火車運營時刻表，使得兩條鐵路的火車班次相輔相成，一方面減少了運營成本，另一方面使兩家公司的總體利潤最大化。1869年，威廉將中央鐵路線擴展到芝加哥和聖路易斯，再之後又通過在資本市場上購買湖濱鐵路股票將其也收入囊中。

　　

　　1877年科尼利爾斯逝世後，威廉繼承了家族大部分財產並完全操控了整個家族的商業運作，他的管理才能也得到更為積極的發揮。當年，鐵路部門為了減少成本削減了鐵路工人10%的工資，由此引發了大罷工，一部分工人聲稱要炸掉紐約中央鐵路，美國各行各業都處於極度恐慌狀態。威廉並沒有學父親之前解決賓西法利亞州罷工時請求軍隊鎮壓的方式，而是選擇心平氣和地與僱員談判並進行適當的妥協，因為他認為暴力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只有坐下來談判才能使公司長遠發展下去。他為罷工的僱員總共分發了10萬美元並承諾鐵路公司有起色後就恢復被削減去的10%工資，他的做法收到了預期的效果，12000名罷工工人中有11500人回到了工作崗位，公司損失降到了最低。

　　

　　正是威廉這種謹慎、事必躬親、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使得范德比爾特家族財富越積越多，在他1885年逝世時，財產數額達到1.94億美元，將父親留給他的財產翻了近一倍，家族財富也在這時候到達頂峰。

　　

　　第三代以後：鍍金時代美國 大家族短期內迅速走向沒落

　　

　　儘管擁有巨額財富，但威廉認為自己的幸福程度沒有與擁有的財富成正比，去世之前他曾說過：「2億美元財產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壓力，大到足夠殺死任何人，因為你不會得到快樂。」一方面，他不想父親辛辛苦苦打拚下來的財產就此被完全分割出去，另一方面，也不想讓自己任何一個兒子來承擔巨額財富的壓力，所以他將大部分的財產分給大兒子范德比爾特二世與三兒子基薩。范德比爾特二世與基薩獲得的財產數分別為7000萬美元和5500萬美元，剩餘的財產在其餘6個孩子與他的妻子間平分。

　　

　　威廉最初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希望他的孩子能快樂地生活，不至於被巨額財富壓得喘不過氣，但由於財富進行了分割，使得家族缺少了領頭人，在財富管理方面缺少了核心人員，這也成為家族逐漸走向衰落的開始。

　　

　　在范德比爾特家族急劇積累財富的同時，他們開始興建超級豪華住宅，這一家族的第三、四代更是如此。美國制度經濟學鼻祖托斯丹·邦德·凡勃倫（Thorstein Bunde Veblen）在《有閒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一書中首次提出「炫耀性消費」一詞，用以形容美國鍍金時代奢侈的豪宅生活，而范德比爾特家族中的第三、四代更是「炫耀性消費」新聞中曝光率最高的人物。有資料顯示，范德比爾特家族在曼哈頓的第51號到59號大街之間興建了十幾幢豪華大廈，其中，57號大街上的1號大廈擁有137個房間，是當時美國城市中最大的大廈。除此之外，范德比爾特家族還建造了十幾個奢華的度假別墅，包括馬布爾別墅（Marble House）、聽濤莊園（The Breakers）、比爾摩莊園（Biltmore House）等（表1）。

 

　　

　　馬布爾別墅由第三代的基薩從1888年開始建造，並於1892年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他的妻子阿爾瓦。這座擁有50個房間的豪華別墅建造時的成本高達1100萬美元，光花在大理石上的費用就達到700萬美元。建造完成後，它的設計和宏偉度在當時的美國房子中是無以倫比的，其門前的門廊直到現在也經常被拿來與白宮進行對比。

　　

　　聽濤莊園由基薩的哥哥范德比爾特二世於1893至1895年修建，它與馬布爾別墅各有千秋，但比馬布爾別墅要大很多，擁有的房間數達到70個，可居住面積達到65000平方英呎。

　　

　　馬布爾別墅、聽濤莊園的規模在當時已經非常大，然而，跟喬治·華盛頓·范德比爾特二世於1888年開始歷時6年建造的比爾摩莊園相比，就有點小巫見大巫的感覺。比爾摩莊園的模型架構由法國著名建築師設計，擁有250個房間（馬布爾別墅的5倍）、43間浴室、65座壁爐、3間廚房、1個保齡球場、1個室內游泳池，佔地178926平方英呎（聽濤莊園的2.75倍）。時至今日，具有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比爾摩莊園仍然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私人別墅，也是鍍金時代遺留下來的所有建築物中最著名的（表2）。

 

　　

　　范德比爾特家族奢華的生活不僅僅表現在建造豪宅上面，還表現在時不時地舉辦極度豪華的舞會上。紐約一張報紙曾寫道：「昨天晚上，范德比爾特夫婦在豪華別墅裡面舉辦了化妝舞會，毫無疑問它是紐約歷史上最為輝煌和風景如畫的娛樂活動。」基薩的妻子阿爾瓦也曾經說過，每次舞會的成本絕對超過25萬美元，僅為舞會準備的玫瑰花價值就超過11000美元。

　　

　　范德比爾特家族後代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安逸奢華的環境中，他們對如何積累財富並沒有什麼概念，很多人一生下來就有著花不完的錢。後代奢侈的生活作風也是導致家族走向沒落的一個主要原因。第四代中的雷金納德·克萊普爾·范德比爾特（Reginald Claypoole Vanderbilt）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懶惰、酗酒，將從家裡繼承下來的幾百萬美元花在女人、酒精、上等食物、汽車和其他奢侈玩具上，他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賭徒。雷金納德的個人形象成為範德比爾特家族走向衰落的另一個縮影。

　　

　　科尼利爾斯去世後僅僅48年，他的一個直系後代就在身無分文的狀況下去世，家族建立的那些豪華別墅也在他去世後的80年中或被推倒，或被迫出售，或轉為博物館，無一倖免。范德比爾特家族在沿續130年後走向衰落，其中原因可能沒法用一兩句話說明白，不過，除了不斷增加的遺產稅、房產稅、經濟大蕭條外，家族幾代人奢靡豪華、不思進取的生活方式是其走向沒落的根本原因。

　　

　　范德比爾特家族財富傳承的經驗與教訓

　　

　　一、培養適合的家族接班人。

　　

　　范德比爾特的家風傳承只延續了一代。科尼利爾斯為了鍛鍊長子威廉，讓他從文員從底層開始做起，雖然因兒子不聽自己的勸告娶了瑪利亞，而將其趕去農場幹活，但家庭情況發生變化之後，科尼利爾斯立即調整部署，逐步將威廉安排到鐵路公司董事會，鍛鍊其管理能力。正是由於科尼利爾斯的細心培養，威廉才能在不到9年內將家族財富翻一番。而威廉在繼承人的培養上顯然無法和父親相比，新的繼承人科尼利爾斯·范德比爾特二世雖然在工作上勤勤懇懇，但在公司的管理與賺錢能力上顯然無法與先輩相提並論。從威廉給後代設計的財富分配方案看，他也更傾向讓孩子們享受生活而不是勤於工作。從威廉開始，整個家族就沒有出現過努力培養傑出子女的父母。家風敗壞之後，即使億萬家財也不夠揮霍。

　　

　　二、保持家族財富的完整性。

　　 

　　關於這一點，科尼利爾斯·范德比爾特較早作出了安排，他為此將財產的95%都給了繼承人威廉。而威廉則希望他的兒子能快樂地生活，不至於被巨額財富壓得喘不過氣，所以將他的巨額財富進行了分割，而第三代傳承給第四代時又進行了財產分割，導致後面幾代人的財富一代比一代少。分散的財富不利於出現新的家族領軍人物。

　　

　　　三、傳承方式的選擇。

　　

　　該家族的傳承方式通過信託、現金、股票、房產等多種方式完成，其中只有信託不需要繳稅，後3種方式除了可能產生大額稅負外，還很容易變現，對後代更沒有任何約束力，所以如果後代缺乏自律，極易被迅速揮霍。同時，該家族始終未使用專業團隊管理家產。如果設立家族基金會，交由專業可信人士管理，結果可能會全然不同。

　　

　　在大變革的年代，幾乎所有的美國家族第一代都以暴富的方式積聚了財富，但關鍵是，不能讓未經管理訓練的後代以家族暴富時運作公司的模式和奢侈的生活方式繼承財富，否則，最後留下的就只有遺憾。

人人貸模式何以半年內做到10億?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6851.html

那些備受矚目的行業背後通常都有著巨大的市場機會。P2P行業最近引來諸多關注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背後巨大的市場潛力。2012年末，P2P借貸服務平台超過200家，可統計的P2P平台線上業務借貸餘額超過100億元，若是加上尚未統計的P2P平台線下業務，其借貸餘額和投資人數還將數倍於此。

P2P主要針對的是對個人的金融業務。對於一家城市商業銀行來說，大約一年新增對私業務不超過10億元。但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沒有物理網店的費用，P2P的成本更低，所以整個P2P行業可以在2-3年的時間內將規模做到過100億元。

以人人貸公司為例，這家公司用一年半的時間達到了10億元人民幣的成交規模，而下一個10億他們預計將於2014年1月完成。也就是說，當P2P公司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後，它達到預計交易量的時間會被大大縮短。這也是為什麼大部分的P2P公司可以保持超過200%/年的增速。

這個行業充滿市場機會的原因在於常規的金融體系並不做個人的無抵押貸款，特別是不超過5萬的消費貸款。這裡面的市場機會比洲際公路還要寬闊。銀行很少踏入這個領地的原因是算上物理網點的成本，這並不是一筆划算的買賣。

但基於互聯網的交易平台則可以減少成本，並且通過抓取數據建立模型，可以簡化交易過程，並提高效率。

人人貸保證這種交易可以運轉起來的原因在於其設計的交易模型。 互聯網的優勢在於可以積累大量的數據,而基於大量數據分析得到的客觀的模型及模型參數,又進一步的保障了人人貸的風險管理效果。

人人貸的借款人模型基於數據挖掘。這些模型融合了行業經驗，經驗得以轉換為數據規則。違約貸款人的相關性描述，比如是否是工薪，還是學生;是否有車子和房子，有效聯繫人，地域以及其他一些神秘兮兮被認為是行業秘密的指征。這些模型得以區分客戶屬性，並進一步的通過模型計算出用戶的違約概率，供審核參考。模型在用戶遞交填寫完資料的環節即進行相關的分析判斷，對於特徵用戶給出預警信號。

根據2012年年報，人人貸的30天以上逾期未還率為1.38%，90天以上為0.9%，遠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根據業內人士的消息，行業平均對應的壞賬率應為3%左右 。

與銀行的大額貸款不同，人人貸並不那麼關心借款人的盈利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借款人的穩定性和持續還款能力。人人貸的宏觀的風險管理邏輯是控制借款人的單筆貸款規模，以及交易筆數更多——「量大，件均小。」

那些普通的工薪階層，月收入為3000-4000元，無固定資產，從事小生意、網商與個體商戶，那些偏小微或者比小微還要小的人群是人人貸主要的借款人。對於他們的審核則在於是否有穩定的工作、是否有可以追訴的聯繫人等。那些借款需求很大的客戶則很容易讓人人貸敬而遠之，他們的數據特徵更難把握，單筆壞賬容易造成一定的衝擊，不容易緩釋個體風險。

模型看重的是一種穩定性。邏輯上來說，因為借款金額很小，只要有持續工作，就可以還款。對於借款人來說，惡意欠款的幾率被降低，因為很少有人願意為了3-5萬元，而損失工作以及穩定的社交關係。

對於出資人來說，實際上他們應該關心的不是一個人的違約情況，而是100個人裡有多少人違約，即關注違約率。

事實上，這是基於大數法則的一種風險管理理念。人人貸的借款用戶由於金額相對較小，在地域分佈和借款用戶的行業分佈上又有很好的分散性，因此系統性風險相對較小，單筆貸款違約的衝擊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宏觀的分散小額管理理念配合隨著數據積累不斷精確的風控模型使得人人貸的違約率可以控制在一個長期相當低的水平。

大數法則的路徑是——如果你投擲1次硬幣，你很難預測正反面。但你投擲10次，可能會有5，6次正反面，但概率上還是沒有明顯特徵。但當你投擲了100次，你則可以很肯定的說，獲得正面的次數是47-55次，當你投擲了10000次，正面數字是4990-5010次。這是被反覆驗證過的。所以當交易規模達到更大的量時，均值會非常穩定。

對於出資人來說，因為借款人是每月等額本息的還款，這保證了如果資金出現問題可以及早收到警示。如果出現逾期，以人人貸為例，正常的流程是——在借款逾期30天後，人人貸風險備用金會墊付給出借用戶本交易所有的未還本金，同時人人貸貸後部門會繼續對該筆逾期借款進行催收催繳，將追回的資金重新放迴風險備用金中。

類似人人貸這樣的P2P公司正在搭上互聯網這輛快車。模型可以讓汽車的運行更為安全，並保證更加快速安全地行駛在高速公路上。這也是這樣的公司可以在半年內達到10億交易量的秘密所在。

姚勁波，何以成為站長圈頭號企業家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101/55963.html

【導讀】站長出身的創業家常自信於產品和技術，大多自卑於戰略（他們不願意承認這點，但戰略並不等於設想）與管理。這使他們無法成就平台級的事業，因為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的員工都數以千計，他們無從管理。賴霖楓、龐升東、戴志康等早年站長圈的風雲人物們，仍在彌補這一課。姚勁波是個孤例。

來源：i黑馬 ??文/和陽

姚是個域名商人，在這個被認為「和投資古董有異曲同工之處」的領域裡，他展示了嗅覺和耐力。站長之王蔡文勝說，「2000年找到域名論壇eachnic.com易域網，創辦人是姚勁波，後來賣給萬網也是現在域名城，一下找到組織感覺。中國最成功投資域名者都是從易域開始的。」

現在看來，他的蛻變也在這一時刻啟動。域名大神姚勁波正式接觸了更大的夢想。2001年，均任職於中國萬網的姚勁波、金鑫、李如彬三人聯合創業，是為學大教育的前身。姚勁波告訴《創業家》，「我們知道即使是家教公司也可以上市，家教這個服務特別小，但你把它做成100個店，那就是很大的收入。」那年，賴霖楓尚未創立雨林木風，戴志康剛以窮學生的姿勢創業。

2005年姚勁波在副總裁任上離開中國萬網，龐升東從未在一個規模級的企業待過。同年，姚勁波也離開了學大教育，學大教育早年能初步成功，還因為姚勁波積累了點管理技能，「我懂點IT技術，我知道怎麼把各個店管理起來不亂，把人管理起來不亂。」姚勁波走之前給李如彬和金鑫各分了點股份，「優化學大的股權結構」，這說明他知道分享和退讓。姚想做分類信息網站網站時已經財務自由，蔡文勝說姚勁波「是奔著事兒去的」。

他積累起的管理經驗、創始人心態是其他站長們無法兼具的。賴霖楓、戴志康都是80後，他們生不逢時錯過了互聯網的主流浪潮。龐升東1977年生，年齡合適，但生長於生意人思維濃厚的寧波台州，潛意識裡這讓他畏懼管理喜歡管戰略和產品。高春輝1975年生，只比1976年生的姚勁波大一歲，高也的確曾是中國個人站長第一人，但他是職高畢業，草根極客的色彩太濃，於是他始終混跡於一個狹窄的領域。而姚勁波走的四平八穩，由商人至高管至聯合創始人至2005年創立58同城，一步一個台階。

但並不是每一個1976年生的大學畢業生從事互聯網，都能在2013年中概股不利局面並未結束的情況下，做出一個逆勢上漲、市值超過20億美元的58同城。姚勁波也遇到過不自信，徬徨，怯懦。

姚向《創業家》描述2005-2009年時的自己的心態，「我是個人站長出身，不確定我的能力能不能跟上這個公司的發展，也不知道我每天做的決定是不是正確，總是不由自主去做一些產品、技術上比較細節的東西，那是我擅長的。我們前4年是公司拉著人走。」

但他終於意識到了一個公司的基本人力架構應該是什麼樣：老闆去影響那些在某些方面比自己牛很多的強人。他也知道自己應該幹嘛：放權+分錢。他也做出了諸多行動：堅定未來方向、各種挖人行動（執掌58同城地推團隊的莊建東是姚勁波併購而來；執掌58同城產品的陳小華是姚勁波從趕集網挖來）、讓下屬稱讚的放權力度。

姚勁波說「後來才是人才拉著58同城走。」

【小敗局】年產值千萬，何以被高利貸逼上絕路？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4/0105/57655.html

年產值上千萬的民營企業，生意紅火、利潤高漲，卻遠追不上滾動著的高息，他們被放貸者以各種形式天天追討。這些企業陷入絕境的原因如出一轍：為了歸還到期銀行貸款，被迫借高利貸，等銀行信貸下來再歸還，資金在銀行與民間借貸之間相互流動時，也被高利貸形成的黑洞瘋狂吞噬。他們陷入了怎樣的借貸怪圈?跟著i黑馬來看一下這幾個案例，借以警醒。“今天晚上我就要結束我的生命了。”1月2日晚，正當許多人還沈浸在新年的喜悅中，菏澤成武縣一家企業的老板高博突然來電，語調低沈地說。高博是山東菏澤成武縣一家中型規模民企的老板。盡管企業生意紅火，但借下的870萬元高利貸已讓他無法喘息。按照月息5分、年利79.58%計算，高博每月須支付50萬元的利息，一年高達600萬元。年關將至，親戚朋友及七八個高利貸公司天天上門追債，逼得高博萬念俱滅。他說，“高利貸太多，實在周轉不開。這兩天銀行貸款剛剛到賬，全都還了高利貸。其余的債主聞訊今天也全逼上門來。親戚要我還錢，股東要求撤股，放高利貸的要封公司的賬。我實在沒辦法了!”說完，高博掛上了電話，之後音信全無。高博的兩個生意夥伴聞訊尋人。兩個小時後，高博被發現獨自坐在老廠房一個黑暗的角落里，面色如灰。截至2013年12月底，成武縣已有恒森家具、開開瓶蓋、鳳陽家具、鄉村動物飼料等7家企業被高息壓垮，有的老板跑路，有的老板被抓。這7家之外，還有多個老板像高博一樣自覺難度年關。這些企業陷入絕境的原因如出一轍――為了歸還到期銀行貸款，被迫借高利貸，等銀行新貸下來再歸還。資金在銀行與民間借貸之間相互流動時，也被高利貸形成的黑洞瘋狂吞噬。由於當地企業都是采用聯保聯貸的方式融資，企業倒閉極易引發群體性危機。成武縣民營企業局已緊急向縣委縣政府提交報告，為民企告急求助。借貸怪圈高博與成武縣另兩位企業老板三個人分屬不同行業，卻都一臉凝重。背負著一身巨額高利貸，最少者600多萬元，最高者達1100多萬元;他們企業年產值均在千萬以上，生意紅火、利潤高漲，但卻遠遠追不上滾動著的高息;他們被放貸者以各種形式天天追討，不勝其擾，均自感難以挺過這個年關。“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盼望著不要天亮。因為第二天早上一睜眼，就意味著多欠高利貸公司兩萬塊錢。別看我現在開著轎車、開著工廠，可能明天就都讓高利貸公司收了去。”高博坦言，七八個高利貸公司天天討債，他每天出門上班都需要硬著頭皮、鼓足勇氣。高博的企業於1999年創立，發展勢頭一直很好，截至去年，企業年產值4800萬元。他怎麽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自己會被逼得意欲輕生。采訪期間，三個老板電話鈴聲不斷，大多是高利貸公司的催款。面對討債電話，他們笑臉相迎、稱兄道弟，不厭其煩地解釋，拍著胸脯承諾還款的期限。高博苦笑道，七八個高利貸公司每天來電催討，實際上是監控他是否跑路。盡管不勝其擾，他卻不敢關機，只能費盡口舌一一回話。另一位老板則透露，一家放貸公司派了三個人吃住在企業，他已有一個多星期不敢在企業露面。此前，高博的企業一直靠自有資金滾動發展，少有貸款。2009年，企業為了進口日本設備、擴大產能規模，開始四處從銀行貸款。最多時，高博總共從工行、建行、濟寧銀行、萊商銀行四家銀行貸了1400多萬元。自從銀行貸款增多後，高博開始借上高利貸。這一度讓成武縣民營企業局局長祝真柱感到困惑，近年來，縣政府協調了多個銀行給60家企業年均放貸近10億元。為何越來越多的企業主像高博一樣，銀行貸款越多，高利貸借得越多呢?原來，當他們從銀行貸款融資後卻發現，銀行貸款周期多為半年或一年，而企業投資周期至少要兩到三年。每逢銀行貸款到期，為了還款、續貸，企業就要被迫去借高利貸。最初，高博去借高利貸並未覺得有多兇險。他本以為，“銀行貸款很快下來，就把高利貸還上了”。殊不知，在菏澤成武縣，從歸還銀行貸款到續貸銀行資金到賬通常要兩到三個月時間，高博急得團團轉，月息五六分的高利壓得他叫苦不叠。高博算了筆賬：一家企業從4個銀行貸款，一筆續貸資金延遲兩三個月到賬，4家銀行就有八個月到一年要借高利貸。300萬元的銀行貸款一年就迫使企業償還近200萬元的高利貸利息，第二年還貸時500萬元的資金缺口又要產生300多萬元的高息。許多老板第一年尚能償還，第二年、第三年時企業就會被高利貸完全吸空。2011年高博最初借高利貸只有100多萬元。可短短兩三年的時間，高博在銀行貸款與高利貸拆補中就形成了870萬元的黑洞。這意味著，高博每月須支付高額利息就達50萬元，一年600萬元。被掏空的工廠這三位老板的經歷不是孤例。 截至2013年12月底，成武縣已有恒森家具、鳳陽家具、開開瓶蓋、鄉村動物飼料等7家企業被高息壓垮。這7家之外，還有很多企業的老板自認難以度過眼前的年關。這些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如出一轍――被迫借高利貸是為了歸還到期銀行貸款，往往銀行貸款越多的企業借的高利貸越多、陷得越深。祝傳梅原是菏澤成武縣恒森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恒森家具”)的會計。當父子兩個老板無法還清高利貸，一個跑路，一個被抓，近百個工人一哄而散後，她成為了這個占地5.6萬平方米的木材廠中唯一的留守者。恒森家具始建於1997年，年產值5000萬元。從2011年起，該廠共借1000多萬元的高利貸，月息5分、年利高達79.58%，短短三年時間原本紅火的家具廠被高利貸吸空。一個半月前，恒森家具廠房內機器轟鳴、人頭攢動，一片繁忙的景象;廠區門口每天都有進料、銷貨的大卡車排隊。一個半月後，這個家具廠內設備、庫存已被債主們一搶而光，偌大的廠房空空蕩蕩、塵土滿地。只有祝傳梅領著兩個木匠在工廠的一個角落忙碌著。恒森家具的厄運始於2009年的擴張。當年，老板祝清民決定投建1.2萬平方米的新廠。為了這一項目，他一面從民間以2分的月息四處借款，一面從多家銀行進行融資。看到工廠生意興隆，祝傳梅也發動親朋湊了100多萬元，貸給老板。她萬萬沒想到，恰恰是這一投資，讓紅火的家具廠陷入了高利貸的泥潭。原來，近些年祝清民相繼從工行、建行、萊商銀行、青島銀行、農村信用社共貸款1600多萬元，貸款期均為一年，大多被用於建設廠房、購置設備、采購原料等。可是，家具廠的投資周期一般要三四年、遠遠大於貸款周期，每當貸款到期，祝清民只能當地民間借貸公司去借高利貸，以圖銀行續貸。作為會計，祝傳梅記得，2010年恒森家具的銀行貸款只有100多萬元。隨著企業投資的加大，銀行貸款不斷增多，老板的高利貸也不斷加大。引發恒森家具資金鏈危機的導火索是2012年底萊商銀行在200萬元貸款到期後，突然決定不再續貸。從此，祝清民再也沒能還上任何一筆高利貸。2013年7月，工廠里突然出現了七八個高利貸公司的人上門討債。他們天天吃住在廠里，打牌喝酒，強行阻止企業與客戶的卡車進出，為此廠里報了兩次警。當年8月，一家高利貸公司為逼債甚至綁架了老板的兒子祝漢景。一邊是十多家高利貸公司不斷上門追討，一邊是銀行貸款陸續到期需要歸還。祝清民與兒子祝漢景不得不將名下房產反複抵押，到多個銀行貸款融資。2013年12月，恒森家具已無法從借貸公司處融資，300萬元的建行貸款到期也無法歸還，上述違法抵押也在資產清查中被查出。老板祝清民連夜跑路，其子祝漢景因涉嫌金融詐騙被捕。恒森家具倒閉、老板跑路的消息不脛而走，十多個高利貸公司蜂擁而至，抄起木棍大打出手、爭搶剩余的資產。既是債主又是會計的祝傳梅只搶到了一批床頭。可是，只有床頭無法銷售變現。祝傳梅只好請來兩個木匠利用殘存木料進行加工。從未幹過木工的她不得不系上做飯用的紅格子圍裙在一旁幫忙。她從親朋手里湊齊的100多萬元無法歸還。面對著親朋們不斷上門來索債，祝傳梅也不知道即將到來的這個年關該如何度過。迫在眉睫的危機據不完全統計，成武縣民企所借高利貸總額度超過2億元，個別企業高息貸款高達2000萬元。如果月息按5%計算，高息借款企業每年須支付利息至少在1.2億元以上。如果按每個企業凈利潤200萬元計算，相當於60家年利潤200萬元的規模以上企業凈利潤為零。一位與高博同來的老板介紹道，成武縣民間借貸公司大多是在2011年興起。放貸者大多以民間借貸公司、擔保公司等面目出現。申請時，放款合同只有一份，保存在對方手里，放貸者自知違法，高息絕不敢寫明(國家規定，民間融資利率不得超過銀行貸款基準利率的4倍);放款時，對方會先把第一個月利息扣下，以後逐月追討利息;還款時，錢都打入個人賬戶。整個過程極為隱蔽、難以追查。從民間借貸公司手中借高利貸，只要有企業為其擔保，當天就能拿到數百萬的資金。而相比之下，民企要獲得銀行貸款就沒這麽容易。高博介紹道，從銀行申請貸款首先要提交執照、財報等上百頁的企業信息，其次還要經由縣、市、省三級銀行層層調查、審批。他從銀行申請貸款最短須三個月、最長達一年多。一位知情人透露，成武鳳陽家具為了歸還2000萬元高利貸，老板陳現福曾四處拖人申請貸款。在苦等數月後，陳現福無法支撐下去於2013年3月跑路。就在他跑路的第二天，銀行貸款到賬了。為了度過資金鏈危機，高博與其他兩個老板都曾申請銀行貸款。他們三人的臉上從此戴上了兩張面具：面對銀行時“炫富”，請客送禮大手大腳，似乎還貸不在話下;面對放高利貸者低頭哈腰、一再“示窮”，訴說著企業的困境。此時此刻，高博感覺就像站在薄冰上單手拋球的雜技演員，當銀行貸款與高利貸這兩個球越來越重、冰面再也無法支撐時，就會掉進深淵。討債時，放高利貸者會根據輕重緩急采取不同方式。有的只是電話催討，有的則會派人緊隨，更有甚者恐嚇、綁架。最讓企業老板感到頭疼的是，放貸者會到法院申請查封企業賬戶。一旦企業賬戶被封，各家銀行就會紛紛抽貸，企業就會因資金鏈斷裂而崩盤。當地企業都采用聯保聯貸的方式融資，一家企業倒閉，就會引發群體性危機。如高博在建行為9家企業擔保，在工行為6家企業擔保，在濟寧銀行為3家企業擔保，此外他為其他企業擔保高利貸也有900萬元。另一個老板在建行擔保的有9家，工行7家，青島銀行29家。一個從事食品行業的老板就曾遭遇了多次擔保危機。他曾為恒森家具、華健實業、柏林木業、盛達木業擔保。但這四家企業被高利貸拖垮後，他被迫借了數百萬高利貸歸還上述企業欠下的債務。眼下，當地企業所借高利貸平均在300萬元以上，已到達許多企業所能承受的極限。2013年底，成武縣民營企業局緊急向縣政府提交了一份《關於解決中小企業使用高利貸問題的提案》。其中稱，“大部分企業都不同程度的長期使用民間高息貸款。據不完全統計，總額度超過2億元……全縣大部分中小企業已經形成了一個大的經濟責任和利益關聯體，一個企業的倒閉將給一批企業造成嚴重損失，甚至被拖垮和倒閉。”該文還指出，“如此局面繼續下去，我縣一大部分借用高息的企業將陸續倒閉”。2013年，山東已啟動金融改革，成武縣剛剛成立了金融辦。金融辦主任訾述標表示，目前政府正在對鄉鎮一級民間非法集資進行調查。 相關公司： 數據來自 創業項目庫 作者：種昂 | 編輯：weiyan | 責編：韋

騰訊聯合創始人張誌東獨家口述：何以內部創新出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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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騰訊能抓住互聯網向移動互聯網變遷的趨勢，而且它還是一個老牌互聯網巨頭?這原因可以追溯到基因上。中國人歷來缺少與他人溝通信息的工具和場所，互聯網提供了場地後，騰訊推出了QQ。移動互聯網崛起後，人們需要優化自己的溝通工具，從概率上講，騰訊推出“微信”的可能性更高，但這並不意味著騰訊註定推出“微信”。當然，騰訊內部有一定的試錯環境也很重要，孕育出微信需要更細微的種子和支撐環境。騰訊聯合創始人、CTO張誌東認為，“微信團隊的信念非常強烈，這是(微信成功)最本質的驅動力”。2013年11月29日，張誌東向《創業家》黑馬營學員們介紹了騰訊的內部創新。以下為張誌東自述：從微信問世看騰訊創新三年前，美國的Kik Messenger出來後，業界和我們內部都有不同的看法。手機QQ團隊有多年各類手機上開發的經驗，他們覺得這個領域沒那麽急;而廣州做QQ郵箱的團隊感到是特別重要的時機。公司的態度是，當我們早期看不清楚未來的時候，我們允許部門之間有一定程度的不同角度的競爭探索。張小龍是QQ郵箱負責人，小龍和他的團隊從企業產品到雲服務經過了艱苦的磨煉。小龍是一個非常純粹的人，他能很用心地觀察用戶感到特別痛的東西是什麽、時機是不是特別適合。他不是太關註市場上有什麽潮流，QQ郵箱團隊也是蠻純粹的，在QQ郵箱的幾年實戰中，經過了全神貫註打磨用戶體驗的歷練。這樣的領軍人物和這樣的團隊再加上技術積累，就有可能為世界創造驚喜。QQ郵箱團隊抽調幾位骨幹，開始嘗試完全不考慮PC，只從智能手機出發考慮用戶體驗, 開始了微信這個產品。後來智能手機的發展速度又超出了所有人的預計，世界上幾個老牌的IM服務商在這個大潮中掉隊了， 如美國微軟msn，韓國的 Daum Messenger ，都沒有能跟上這個智能機大潮。全世界有四家公司把握住了這個時間窗口，騰訊算是其中唯一一家老牌公司。這里最大的原因是騰訊QQ郵箱團隊的信念非常強烈，他們非常敏銳、非常堅持，這是最本質的驅動力。第二，公司內部有一定的試錯環境。雖然內部兄弟部門之間有一些競爭，但也能相互包容和幫助。微信和手Q不會合並。微信的用戶偏向於大學生以上年齡、社會關系比較多的人群，在O2O生活化，在國際化等方面需求較強。手Q的覆蓋人群年紀要更小一點，跨PC、手機多屏幕。 它們各自有廣闊的空間可以探索，會有部分重疊，但也有更多差異化探索的機會。微信的替代者未來肯定會有，但估計長得不像微信。讓世界驚嘆的技術創新做得最好是Google，中國公司跟美國公司比較起來有差距，我們挺羨慕Google。騰訊內部在幾年前嘗試過一個創新中心，脫離現有業務隔離一個獨立的創新部門，但試驗之後不太成功。 和現有業務群無關的創新中心，一來不容易吸引資深同事， 二來也容易被其他部門同事誤解：我所在的部門的名字，沒有“創新”兩個字，難道就不能創新嗎 ? 後來我們取消了獨立的創新中心， 轉為各業務BG內部孵化。目前問題也挺多，在一個體量較大的公司，鼓勵小團隊精神和創新文化，並非易事，我們還在思考和檢討目前的機制。另一方面，我們也在業界積極尋找優秀的創業團隊進行投資和扶持。我們漸進式的創新每天都在持續進行，老騰訊的文化是采用較為扁平式的溝通，不太拘泥上下級，拉一個群，都在群里把問題說完，馬上處理。騰訊本質上是一個服務商，某個角度上和海底撈是有相近的地方，各種消除用戶不愉快的創新無處不在，我們需要每天以用戶體驗為中心，每天叠代優化。微信商業化路徑我不太想用商業化這個詞，我更想用生態建設這個詞。微信生態的建設，首先從遊戲開始，因為遊戲可以拉動用戶的付費習慣或者說支付習慣。手遊是大市場，目前先用騰訊的一些產品做實驗，往後會看到更多合作夥伴的產品。以“飛機大戰”這款遊戲為例，很多以前從來不玩遊戲的用戶(通過它)嘗試到了手遊的樂趣，擴大了手遊的用戶群。對於微信和手Q上的手遊，由騰訊互動娛樂事業群在負責。他們最關註的是作品的優秀程度，要求作品質量是行業里最好的。遊戲之外，微信在主力發展一個微信公眾平臺，它的目標是幫助那種具有優質服務能力的品牌，跟它的客戶維持良好的互動服務。建議創業者們重點關註公眾平臺，公眾平臺代表了這種服務性的探索。公眾平臺推出一年多，團隊還在努力完善中。公眾平臺的第一波典型案例，如招商銀行、南方航空，它們的特點是原來就有很多客戶，跟顧客接觸是通過短信、郵件、電話，溝通效率和體驗效果不夠好。他們在微信公眾平臺上，可以更加友好地與其客戶互動。估計第二波的典型案例會來自於B2C的垂直電商，比如大眾點評、唯品會、易迅等。伴隨公眾平臺建設的逐步完善，更多規則的透明化、更多API放出，微信應該可以支持更多垂直領域的創新，我相信，小而美的東西會越來越多。最近微信支付的推出，有助於更多O2O的創新。回應一下您(指《創業家》黑馬營5期學員布丁徐磊)剛才問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寶關系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它們之間並不是直接競爭的關系。支付寶很成熟，非常值得尊敬，它是改變中國人生活的產品和服務。微信支付要走的更多是新的移動O2O領域，並不是在搶同一個蛋糕。微信支付和支付寶某種程度上應該是友商，市場上多一些不同領域的探索，也符合整個世界更多元的方向。有競爭對手推出類微信服務，我個人感覺是好事，競爭能促進服務進步。相對於同行競爭而言，我更關心的是，微信未來最大的挑戰是在一個較大的規模下，怎麽處理好用戶的需要和社會化問題。當手機變成人的一部分後，當用戶從一二線城市的白領用戶，擴展到三四線城市，以及將來有機會擴展到縣城和鄉鎮， 可能會衍生出來很多社會化的問題，微信是不是能夠幫助人們生活得更加優質?微信的生態能不能更健康?這是我們每天要思考的。黑馬與導師互動問答黑馬營學員：微信原來可以直接打開鏈接，現在要先轉發才能打開，這對新App的推廣有很大影響。我們擔心大佬相互鬥爭時，讓通過微信平臺的正常推廣也變得很不方便。您怎麽看這個問題?張誌東：安卓的App比較混亂，有不少惡意APK程序湧現，因此微信的內嵌網頁瀏覽，禁止一點就安裝一個來路不明的程序。相信未來通過完善技術，可以做一些更準確的區分，能更好地將惡意App和良好App 區分出來。對於朋友圈，微信團隊主要是反對那種利誘用戶，進行病毒式傳銷的形態。這樣會騷擾用戶和破壞微信朋友圈。他們歡迎所有正常的分享需求。黑馬營學員：這不是因為來往推廣的緣故?張誌東：不是。黑馬營學員：我們很多同學都想知道，千億美金企業的五個老板的生活狀態是什麽樣?Pony(指馬化騰)每天在幹什麽?你每天在幹什麽?張誌東：幾位創始人跟普通40歲人士的生活狀態差不多，生活習慣更差一點，身體更爛一點。這個年齡，上有老、下有小，太太會抱怨你不怎麽管小孩，小孩會說爸爸在家時間不多。 我自己生活習慣不太好，經常晚睡，躺著用手機處理工作，不少時候也連累了同事夜里休息不好。移動互聯網對生活的影響挺大的。Pony是公司CEO，除了各類公司事務，他個人花很多時間在公司的產品體驗上。 還有各類外部事務，需要 CEO 很多差旅，他會更辛苦。我和其他幾位，時間相對自由些，可以在內部人才培養方面多花些時間。黑馬營學員：您對騰訊整體技術架構的未來最關心或最擔心的是什麽?張誌東：最關心幾類技術：第一，大數據。一方面，維護大數據安全架構，隱私保護架構這是大數據服務者的責任。這其實不僅僅是騰訊，像蘋果iCloud、Facebook，這類雲服務者的大數據安全責任都會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大數據對整個行業的開放架構也是關心的重點。第二，開放雲。騰訊雲在過去兩年首先服務於PC開放平臺的合作夥伴，積累了運營經驗。今年9月，騰訊雲開始正式面向所有的行業客戶開放。騰訊經歷過很多中國網絡基礎設施不足的陣痛，有很多經驗和教訓的積累，我們是比較適合發展雲計算服務的。騰訊、阿里、百度三家公司目前均在致力發展開放的雲計算平臺。現在看來，我們的雲服務還處於早期，三家公司加起來距離美國的亞馬遜還是有較大差距的，我們要一起努力。第三，各類可能改變生活方式的新技術和應用創新。美國公司在這方面比較領先，期望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公司有機會產生改變生活方式的技術。―整理：鄧超 和陽 相關公司： 數據來自 創業項目庫 作者：張誌東 | 編輯：luhaitian | 責編：韋

習近平演講何以打動歐洲

http://www.xcf.cn/newfortune/cy/201405/t20140519_591719.htm
上世紀80年代擔任過美國總統的羅納德·里根，被世人稱為「偉大的溝通者」。由於他曾經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演員，很多人一開始質疑他是否有能力領導一個國家，但他卻用自己優異的演技帶來了出色的執政效果。他不僅在舞台上的表現出色，在執政期間也總能給公眾奉獻出激情有力的演講。總是使用一般人就能明白的簡單詞句，用美國公眾能夠接受的方式來打動他們的內心，並且觸動他們內心深處的信念。

　　不僅如此，里根還知道如何吸引外國聽眾，即使是那些持不同政見的人。在他的總統生涯中，最著名的一個瞬間便是他在德國勃蘭登堡門柏林牆發表的演講，發出了「戈爾巴喬夫先生，推到這堵牆!」的疾呼。儘管歷史家們對於這次演講是否促成了兩年後柏林牆的倒塌仍有爭論，但毫無爭議的是，里根的言論對其聽眾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

　　之所以會想到里根，是因為2014年3月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的首次歐洲訪問，他的此次訪問在比利時的布魯日歐洲學院中發表的意義非凡的演講中達到高潮。對於想要在海外投資的中國公司來說，這次演講十分重要。這是因為，當中國企業進入新市場時，面臨的最大挑戰便是對中國的誤解和成見。努力破除偏見正是此次演講的目的之一。所有努力走向全球的中國公司都會因此受益，同時它們所投資的地區也會收穫頗豐。而對那些勵志學習有效溝通技巧的人來說，則同樣能從這次演講中受益匪淺。

　　看到的比聽到的更重要

　　相較於耳朵所聽到的，人們更容易受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影響，因此演講的地點非常重要。而將布魯日作為演講地，顯然是一個十分明智的選擇。首先，習主席將城市的名字作為了他發言的主題之一。「在弗拉芒語中，布魯日是『橋』的意思，」他告訴聽眾，「橋不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同時也是溝通、理解、友誼的象徵。我這次歐洲之行，就是希望同歐洲朋友一道，在亞歐大陸架起一座友誼和合作之橋。」

　　不僅如此，將此次演講設置在布魯日這座歐洲最古老之一的城市，還包含著更加隱含的信息：如果聽眾想要瞭解中國目前的政策，那麼他們必須要瞭解中國悠久的歷史。而此次講話是在歐洲學院進行的，這也強調了習近平的信息是要傳達給整個歐洲大陸，而不僅僅是說給當地聽眾的。

　　時間就是一切

　　不管是個人還是組織，想要打動聽眾，都必須仔細挑選演說的最佳時機。有些時候，聽眾會傾向於接受一個信息，而在其他時候他們會傾向於抵抗。演講者必須據此來安排他們的演說。超出演說者控制範疇的外部事件通常會對聽眾的情緒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所以合適的演說時機，運氣也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但無論是靠運氣還是規劃，抑或是靠兩者的結合，此次歐洲之旅的時機選擇都非常完美。

　　首先，歐洲雖正慢慢從金融危機中復甦，但在經濟方面仍在苦苦掙扎。和世界各地的國家一樣，歐洲國家也熱衷於吸引來自中國的投資。中國巨大的資本儲備使得習近平能夠以中國的投資為籌碼，吸引歐洲領導人，因為這對於他們國家未來的繁榮是異常關鍵的。因此，他們十分樂意接受他的訊息。

　　此外，一些歐洲國家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也使得此次訪問的時間充滿了偶然因素。顯然，中美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兩國在眾多領域相互合作，卻也在一些領域相互競爭；在某些情況下，兩國又互懷敵意。但是，中國和美國對歐洲都有著濃厚的興趣。過去一年中，由於美國國家安全機構一直監聽歐洲領導人電話（特別是德國總理默克爾）的事實被揭發，美歐關係受損。儘管如此，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係依然是異常堅固的，這種堅固可能會永遠地持續下去。但毫無疑問的是，歐洲也非常歡迎能夠與中國探索建立更密切關係的機會，因為這也會給美國傳遞一個訊息。對中國而言，技巧地利用歐洲的這種心態無疑是明智的。因此，此次訪問的時機對實現中國和歐洲的目標都是有幫助的，當然對美國而言則不是那麼有利。

　　內容為王

　　雖然地點和時機極為重要，但對任何一場演講來說，最為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內容。而這正是習近平的演講做得最好的地方。他的演講目標非常清晰，即彌合中歐之間的文化分歧，幫助歐洲瞭解中國的國際政策。他通過清晰地解釋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現存的挑戰—只兩句話—就達到了這一目的。

　　這其中使用的一個重要的演講技巧，便是取悅聽眾從而與他們建立聯繫。「中國和歐盟經濟總量佔世界1/3，是最重要的兩大經濟體。」除了明確表明了中國和歐盟「站在一邊」的態度，這句話也隱晦地挖苦了美國。習近平緊接著說道，「中國和歐盟都在經歷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進程，都在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中歐並肩駛向未知未來這一意象的描繪，能夠非常有效地通過互利的紐帶連接起兩種文化。

　　對筆者來說，習近平講話的核心可以概括為言簡義賅的兩句話。第一句話，他將中國悠久的歷史進行了有序的排列，從而幫助聽眾「正確地瞭解中國」。他說，「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鬥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鬥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發展史，改革開放30多年探索史，這些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同時，他也提醒聽眾「中國人民對被侵略、被奴役的歷史記憶猶新，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

　　更為有力的是，習近平用一句話中闡述了他作為中國國家領導人面對的挑戰。「在中國，中國城鄉低保人口有7400多萬人，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有1000多萬人，幾億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和落戶城鎮，還有8500多萬殘疾人。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還有2億多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差不多相當於法國、德國、英國人口的總和。」這些挑戰對於西方的領導人而言是不可想像的。因此，當他說「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依然是經濟建設」時是可以讓人理解的。他也是在含蓄地向西方批評家表明：無論你對中國有什麼看法，請在考慮到這些挑戰之後再做出評價。

今日頭條何以估值5億美元？技術與心理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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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和Airbnb何以顛覆傳統行業：打造自身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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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旅遊行業未能誕生出偉大而成功的品牌，Expedia、TripAdvisor等大品牌，退一步說，包括Kayak在內的企業都是在至少十年前起步的，行業人士對這一現狀深感痛心。

與此同時， Booking.com、Skyscanner以及Trivago等品牌在歐洲深入人心，去哪兒和攜程在中國也是家喻戶曉。

Uber和Airbnb的估值已超越了主流租車企業和連鎖酒店，儘管它們面臨許多監管問題，但仍有潛力成為國際大品牌，為這個行業帶來新的生機。

Uber和Airbnb如今知名度大增，它們和競爭者一起正在改變租車和住宿行業的傳統觀念。

Uber剛剛完成12億美元的融資，估值達到170億美元，其移動應用和它的競爭者Lyft一起正在拉動消費者的增量需求並改變他們對租車服務的認識。

正在重新定義住宿行業的Airbnb估值同樣高達100億美元，正如凱悅酒店的CEO Mark Hoplamazian所說，毫無疑問Airbnb將會發展，但它也會一直存在。


創業公司要多麼與眾不同?

Uber、Lyft和Airbnb都有機會成為國際大品牌，因為他們與行業內其他企業非常不同。

還有人稱這三家企業與行業先行者「截然不同」。

想起這句話是因為我最近和HotelTonight的CEO、一名積極的旅遊創業公司投資者Sam Shank聊起了他對旅遊創業公司的看法。

Shank對我說，當創業公司和他討論差異化的問題時，他會問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否與其他公司「截然不同」。

旅遊創業公司Hipmunk創造了機票和酒店搜索的痛苦指數(Agony Index)，這是否能成為足夠獨特的成功基石有待探討。當然，Hipmunk不會止步於此，但是大家都知道了這個創意。

要想獲得真正的成功，旅遊創業公司必須致力於自身與其他企業的「差異性」，就像Uber和Airbnb與他們的競爭者一樣。

Hopper的轉變

當談到旅遊創業公司Hopper時，我們難免會想到旅遊創業公司的創意流失。

Hopper由Frederic LeLonde創辦於2007年，致力於打造一個能改變旅行計劃過程的大型目的地數據庫。

融資2200萬美元之後好幾年，Hopper才將所謂的「alpha」網站上線，展示其姍姍來遲的旅行計劃產品。

然而這個產品並未引起關注。

據說，在成立七年之後Hopper改變了策略，因為他們發現旅行者對目的地內容和旅行計劃產品並不是特別感興趣。

Hopper最新開發的產品是讓旅行者獲得潛在航班的票價「資料」，從而決定最佳飛行時間。

Hopper似乎完全無視行業的現實，沉浸在自己打造的技術中，現在他們又弄出了另外一個旅行者不會感興趣的產品，以證明自己這些年的付出是值得的。

沒人能通過預測什麼時候坐飛機賺錢，幾年前Bing Travel收購Farecast時獲得了其航班預測技術，但最近他們也停掉了航班預測業務。

LeLonde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技術專家，也曾獲得過成功，他創辦了Newtrade Technologies並於2002年將其賣給了Expedia。

不過，Hopper沒有創造過、顯然目前也沒有創造「截然不同」的產品，無論是旅行計劃、機票預測還是傳說中的元搜索產品。

LeLonde以及一群有志向的旅遊公司創業者，尤其是那些創始人和聯合創始人一直在旅行計劃和移動應用方面進行著各種努力，但他們只是在白費工夫，而且還浪費投資人的錢。

當然，這些嘗試不能完全歸零。創業者們可以獲得有益的經驗，或許還能創造出有趣的產品，只是他們在開發旅行計劃產品上面花費了太多精力，而這些產品又太過相似，成功的幾率太小，因為他們不像TripAdvisor或是Lonely Planet那樣「截然不同」。

Hopper或許不願承認，但是這家創業公司會發現消費者並不買賬，無論技術看起來多麼誘人。

Airbnb和Uber已經證明了要成為成功的具有顛覆精神的旅遊創業公司，必須「截然不同」。

「我經常和創業公司說的一點就是，他們不能僅僅是比別的企業更好，他們必須與眾不同，」 Hotel Tonight的CEO Shank說道，「HotelTonigh提供更好的酒店、更優惠的價格和更便捷的預訂服務，但我們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只做當天服務，並且只在移動設備上提供服務。」

你可以爭論說HotelTonight的模式最終會被市場淘汰，但事實是我們的確在創辦之初就做到了「截然不同」。

僅僅是調整策略變得和其他企業略微不同，或是開發出一些很容易被大公司模仿的產品，這樣的企業只能走向毀滅。

創造一個截然不同的創業公司極其不易，但這是成功創業者的信念。

來源：環球旅訊

露華濃何以敗走中國

http://www.xcf.cn/newfortune/texie/201406/t20140626_605949.htm
「2013年最後一天，塗上一支心愛的唇膏，Kiss good bye！」一句平淡而略顯傷感的話，老牌化妝品企業露華濃對中國市場做最後的告別。由於銷售業績的下滑，2014年露華濃將全面退出其在中國的業務，而銷售下滑的原因則被歸咎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品牌進入或退出一個市場，是企業基於自身狀況做出的戰略抉擇，本屬正常的經營行為。但作為一家在美國頗有歷史和口碑的化妝品企業，又是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品牌，露華濃眼下的敗退，難免會被各方解讀。畢竟，在中國日化市場，跨國巨頭將客場打成主場的情形已持續太久，些許的變動都會引發更深的聯想。

　　在美國，露華濃一直是最受追捧的彩妝品牌之一，其創始人在上世紀30年代提出的營銷哲學—「我們生產的是口紅，但我們出售的是希望」—至今仍被化妝品營銷界奉為至寶，其感性營銷入選哈佛商學院經典營銷案例。但1996年正式進入中國市場後，這個品牌除起了個漂亮貼切的中文名字外，經營方面無一亮點，低調到了被市場遺忘的角落。

　　投入不足

　　「露華濃」三字出自李白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單從中文翻譯來看，露華濃在眾多外資品牌中可謂出類拔萃。露華濃總部也一直聲稱重視中國市場，但其17年在華歷史卻偏偏顯示，公司從未把中國市場擺在應有的戰略位置。

　　1999年，露華濃在電視上投放了一隻不褪色唇膏的廣告，風靡中國，強勢拉動了單品銷量，而這也是品牌在中國電視媒體上投放的唯一一則廣告。即便是互聯網強勢的今天，電視媒體依然是最強勢的廣告途徑，成為各大化妝品牌的必爭之地。2013年尼爾森的最新調查顯示，要打開品牌知名度，在目前電視依然是比較有效的渠道。而露華濃總部出於成本考慮，早在15年前就放棄了電視廣告的投放，幾乎等於放棄了拓展市場的大好機會。

　　另外，17年中，露華濃並沒有挑選一位中國代言人，而是一直延用全球統一的形象代言人，而這些代言人在其目標消費群體中的知名度並不高，根本無法傳達其品牌內涵。露華濃在中國的櫃檯和包裝甚至都完全照搬美國的設計，絲毫沒有入鄉隨俗的意思，更不用說量身訂製。

　　在經營管理上，露華濃亦是如此。從1996年進入中國到2000年7月，不僅虧損數幾千萬元，且頻繁換帥，5年4任CEO導致公司不可能有長期的經營策略。當時，露華濃中國的高層管理人員幾乎都是外籍人士，有時甚至需要總經理坐鎮香港地區，遙控指揮。公司無視中國市場的多樣性，在全國採用同一套銷售策略，完全複製在上海的銷售模式。

　　此後，從安利中國公司出走的錢港基臨危授命，出任露華濃中國第五任CEO，這位「扭虧高手」憑藉其在直銷品牌安利中國的經驗，對露華濃中國進行激進的改革，半年後扭虧為盈，打造出露華濃在中國市場僅有的一波小高潮。不過隨著2003年錢港基的離職，露華濃總部對中國市場的戰略佈置依然沒有改變，完全陷入低調，而低調對快消品品牌來說等同於放棄。

　　定位不清

　　分析露華濃中國的經營歷史，無法淡化錢港基在其中的作為。他在露華濃的任期僅有3年，而他離開安利中國時恰恰簽有協議：3年內不能服務其他直銷公司，離開露華濃後，他加盟的又是一家直銷品牌天獅。

　　我們無法猜測，他對露華濃是否有過長期的品牌規劃；我們更無法假設，如果他繼續留任，能否再創佳績，徹底改變露華濃的命運。但從長期發展來看，錢港基當年源自運營直銷品牌的強勢營銷，給露華濃今日的敗走中國市場埋下了隱患。

　　露華濃在中國市場一直未有清晰的品牌定位，在美國，露華濃是大眾消費品，最常出現在超市的開放式貨架上，因性價比頗高而受消費者喜歡。進入中國伊始，露華濃定位於高端商場品牌，當時的中國的彩妝市場處於初始培育期，但從公司的運作來看，並沒有做相應的品牌營銷。

　　錢港基出任後，著眼於短期的財務改善，卻沒有展開基礎的品牌定位和渠道建設。2002年露華濃確立新的定位—從中年成熟女性產品向年輕人群拓展；由彩妝轉向護膚品。可惜，錢港基並沒有完成這一定位轉型就離開，公司再次進入「無策略期」。

　　露華濃品牌從高端下行，但價格上與定位大眾的美寶蓮相比又毫無優勢。不清晰的定位，再加上一直理不清的銷售渠道，這種半吊子的品牌轉型使其在商場專櫃和專營店都被邊緣化。從某種意義而言，露華濃從未擠入主流，如今的退出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