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2017年英國經濟主旋律：不確定性與政治動蕩並存

12月30日，2016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坐落在聖保羅教堂一側的倫敦證券交易所內，電子交易平臺上顯示：英國富時100指數以7142.83——在歷史新高點上收盤，結束了跌宕起伏的一年；而在倫敦西區的商業地段，熙熙攘攘的人流摩肩擦踵，將幾條購物街擠得滿滿當當。看來，經濟學家“（英國）脫歐了，日子要難過了”的預言，似乎已如英倫冬日的陽光，被忘卻在腦後。

事實上，自英國脫歐公投以來，在英國央行適當的貨幣政策下，英國經濟的彈性得到一定的發揮。在克服了市場第一波的沖擊之後，近期包括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工業產出、通脹和失業率等在內的宏觀數據都比留歐派經濟學家預測得要好。而上周英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1月零售銷售情況繼續良好增長，也預示著2016年第四季度英國經濟仍會相當穩固。德勤對英國一些領軍企業財務總監所做的調查顯示，英國商業領袖對英國經濟的信心已從脫歐的打擊中得以恢複，而且是一年半來最高。

然而，這一切並未改變英國政府以及一些主流經濟和商業機構對2017年英國經濟增長放緩或低靡的判斷。財政大臣哈蒙德在11月23日發布“脫歐”公投後第一份財政預算時，就下調了未來兩年英國經濟增長預期，2017年從2.2%下調到1.4%，2018年則從2.1%下調至1.7%；英國工商業聯合會的預測更加消極，將2017年增長預期從2.0%下調至1.3%，並認為2018年會進一步下滑至1.1%。

更傷腦筋的是，脫歐，在英國國內尚未獲得法律依據，政府是否有啟動權，仍需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定；在歐盟，德法等國正尋求一切可能使得英國退歐談判的條件更為苛刻且無回旋余地。這種墜入政治陷阱的不確定性，給投資者帶來困惑和迷茫所造成的後果，在2017年可能會逐步顯現。

英鎊還會跌多少?

“雖然市場並不認為英鎊兌美元跳水情況會再次發生，或者並未對此預期達成共識，但確實存在極大的不穩定性，投資者正在努力了解英國政府的脫歐計劃，比如什麽時候、政府是否有權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等問題。最近相關事宜已上訴至最高法院，使得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再有就是談判的細節等也沒有正式公開，因此圍繞英鎊的不確定性非常大。”總部在倫敦的千禧全球投資公司(Million Global Investments Ltd )首席執行官馬克·阿斯特里(Mark Astley)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談到。

自英國公投退歐以來，英鎊兌美元累計下跌了17%左右。市場普遍預期2017年3月，如果脫歐程序能夠按照英國政府和首相特蕾莎·梅的意願如期啟動的話，英鎊會再次出現較大幅度的貶值。

就在2016年聖誕節的前一周，歐洲法庭決定將英國和歐盟國家貿易談判的批準權下放給各國議會而非歐盟議會。分析人士認為，此項決定意味著任何一個國家的否決都有可能導致談判失敗。這使得市場對談判的複雜性又生焦慮，英鎊兌美元應聲出現了11月初以來的最大跌幅。

消費者對經濟增長的信心也是英鎊走勢的晴雨表。就在上周，由民調機構YouGov與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所做的調查顯示，因通脹上升憂慮情緒打壓，英國2016年1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下滑1點，至108.1，跌入脫歐公投以來最低水平。

公投決定退歐後不久，第一財經記者就從受訪的經濟學家了解到，聖誕年底消費季是考察人們對經濟增長信心的最佳時機。然而，根據英國零售研究機構“跳板”(Springboard)數據，12月26日傳統聖誕打折日(Boxing Day)，也是英國全年最重要的零售甩賣日，銷售量出現大幅下滑，商場購物人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3%。購物中心人數下降最多，高達20%。

倫敦新建住房投資風險凸顯?

12月28日，英國最大的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抵押貸款銀行Halifax發布報告預測稱，到2017年底，英國房價只有1%~4%左右的上漲可能性，原因主要是房產相關的稅收政策的變化，對單純出租的房屋有更多限制以及脫歐程序不明朗導致經濟低靡。

事實上，倫敦房價在2016年已經開始降溫，豪華住宅的價格在一些高端地區已經出現了10%的下跌。有地產公司預測，倫敦的房價泡沫正在逐漸破裂，2017年可能會繼續出現5%的下行。第一財經記者從一些房屋中介公司了解到，2017年，倫敦將出現一波新建住房交房高峰，由於中國國內外匯輸出收緊，英國對外國投資人按揭貸款嚴控，一些炒樓的中國投資者可能面臨無法準時籌集到房款而毀約的情況。受此影響，新建住房價格也會有一波下行行情。

那麽，資本流通也存在保護主義傾向?

或許，對於英國民眾來說，他們關心的是2017會不會因為脫歐丟了工作，因為英鎊貶值導致通脹上升、生活水平下降，而對於聚集在倫敦金融城的投資公司和投資者來說，在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全球化逆流湧動的大背景下，更擔心的是資本市場如何避免保護主義，保持繼續的開放和流通。

國際資金市場協會首席執行官馬丁·謝克(Martin Scheck)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深深地擔憂道：“最近出現一些問題，對資本市場的開放和資本自由流通形成了威脅。美國大選之後保護主義擡頭，雖然我們還要繼續觀察，但最初(特朗普競選時)的言辭已經顯露保護主義傾向。英國脫歐也是一個嚴重問題，而且這不僅僅是英國的問題，而是整個包括英國在內的28個歐盟國家的共同問題。我們對此問題非常警覺。一直以來，英國金融機構為廣泛的歐洲市場提供服務，同時歐洲也提供同樣的服務給英國市場，這是被普遍接受的。現在此類服務也受到了威脅。”

英國受制於歐洲大選年的“大懸念”

目前，英國的經常賬戶赤字高企，公共凈債務占GDP比在2017年和20118年預計會達到90%，GDP增速放緩，國內投資疲軟，這些都是英國經濟的軟肋。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政治動蕩和不確定性將主宰明年英國經濟的走勢。除了脫歐本身的高難度和絕對複雜性，再加上特朗普的非常規政治理念和貿易政策，置英國於“脆弱慌亂”之境。此外，荷蘭、法國、德國舉行在2017年即將舉行的大選，也將對英國產生各方面的影響。不僅僅是與歐洲國家的貿易談判，歐盟重要經濟體的政治風雲、右翼勢力的擡頭、時刻可能發生的“黑天鵝”事件，都會給英國帶來政策制定方面更大的難度，也給英國經濟增長帶來阻力。

很顯然，全球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革命，反建制、反全球化、反精英，使得很多事情都難以預料。“一切皆有可能”替代了常規的“預期”，不確定成為了一種新邏輯和“新常態”。

有意思的是，就在英國國家統計局發布報告稱，英國國內在實體經濟等投資出現下滑和停滯跡象時，海外投資者則不畏“脫歐”，借英鎊貶值之東風蜂擁而至。英國國際貿易大臣福克斯(Liam Fox)2016年12月30日宣稱，自從脫歐公投之後，已經有超過163億英鎊的海外投資進入英國，主要投資領域集中在房地產、基礎設施和能源。當然，這其中不乏來自中國的投資大單，包括2016年12月初中國投資者斥資138億英鎊收購英國國家電網天然氣業務；北京德利迅達牽頭的中國財團以24億歐元的價格收購英國數據中心運營商Global Switch 49%的股權；中民投、萬科、建滔化工、太和控股和北京首開等紛紛進入倫敦商業地產市場，分別以1億英鎊左右的資金收購倫敦金融城內等商務區內的一些辦公樓宇；攜程則以14億英鎊收購英國全球機票預訂平臺天巡(Skyscanner)等。

【2017亞洲金融論壇】中國經濟多重新增長點 機遇與挑戰並存

踏入2017年，不論是全球經濟還是新興經濟體，都出現了不小的變化，在中國“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計劃的推動下，中國未來將繼續成為亞洲的經濟重心，那麽未來中國經濟將有哪些新的增長動力呢?又將面臨哪些挑戰呢?

目前市場對2017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有不同的看法，在亞洲金融論壇的現場投票中，有52%的參與者選擇了6%至6.5%，還有31%的參與者選擇了6.5%至7%。而對於2017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大家的看法都很不一致，其中有23%的參與者選擇了內需增加、有18%選擇了經濟開放與體制改革、17%選擇了財政政策、17%選擇了“一帶一路”、13%選擇了迅速城市化，只有4%的參與者選擇了出口複蘇。

中國經濟新增長點

中化集團董事長寧高寧稱，目前很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看法偏向悲觀，是因為大家沒有看懂中國這個經濟體。中國最大的動力將會是內需動力，過去中國主要靠第二產業工業來驅動，現在第三產業已經超過50%，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開始起飛，而且會飛得更快。只要中國人本身創造力和消費力不下降，那麽中國一定會很快增長，他認為2017年中國經濟將達到7%或以上。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賴小民認為，中國機遇的增長點在於“三個擴大”，第一個是對內擴大內需，因為13億人口的市場是巨大的，第二個是擴大對外開展，包括“一帶一路”的加大開放，第三個是對內、對外都擴大投資，這三點將成為2017年中國未來新的增長點。

賴小民稱，中國經濟喜憂參半，喜大於憂，而且機遇大於挑戰，商機與風險同在，風險總體可控。他認為，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至少在6.5%至7%。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靠的是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消費，最多的時候投資占比達到80%以上。而近年來，出口的貢獻是0，過去最高則達到了37%，意味著過去中國經濟一直都是投資過熱、消費偏旺、內需過冷。

賴小民稱，近幾年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達到了很好的效果，投資過熱已經開始轉向，2015年、2016年消費占GDP的比例達到了56%以上，這是好的現象。恒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啟宗認為，美國居民的消費占比大約占65%，如果中國進一步拉大內部消費，中國的經濟增長空間還是很大。

普華永道大中華區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趙柏基稱，科技飛速發展也可以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根據普華永道的研究報告，目前有8項核心科技將對未來的企業、行業有重大影響，這幾大核心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這對未來的經濟業務、企業商業模式的影響將會非常大。目前中國的智能手機、互聯網覆蓋率達到50%，未來幾年將推出5G，這些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將會非常大。

潛在風險很恐怖嗎?

賴小民稱，目前整體風險有不良貸款風險、流動性風險、資產泡沫風險、債務風險、外部沖擊風險，其中房地產要引起高度重視，因為房地產一方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另一方面也是銀行貸款重要投入領域。

賴小民認為，應該支持房地產的健康發展，因為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主要戰場，也是支柱產業，不僅房地產本身，房地產上下遊相關一共有58個行業，包括裝修、鋼鐵水泥等，關聯度都很高，所以房地產政策應該防止資產泡沫的形成對經濟體的內在沖擊。而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大，一定要支持房地產健康平穩發展。

除了房地產以外，不良貸款風險也需要引起重視，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洪章稱，中國銀行業仍是比較健康的體系，風險仍舊可控，健身銀行判斷，2015年是不良貸款暴露最高的時候，而2016年不良貸款已經開始大幅降低，而2017年不良貸款也會得到很好的控制。即使中國的不良貸款加上逾期貸款，與國際上大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相差無幾，所以銀行不良貸款風險仍在可控範圍內。

另一方面，目前很多中國企業杠桿率都很高，解決企業的杠桿率有多種方法，目前銀行的信貸把債權轉成股權，引起市場廣泛關註。王洪章稱，這次的債轉股與過去的不一樣，過去是政策的債轉股，但現在是市場化、法制化債轉股，主要靠銀行跟企業談，是完全市場化的。

與此同時，現在的債轉股的目標已經大不一樣，過去主要是為了解決不良貸款，而這次主要是降低企業杠桿率。王洪章稱，建設銀行已經做了一些案例，主要出發點是為了降低企業杠桿率，現在很多企業杠桿率達到80%至90%，有的甚至100%，通過債轉股方式把企業杠桿率降下來，可以給企業下一步經營創造更好的條件。

除此之外，隨著近期中國外匯儲備的減少、人民幣貶值，讓部分市場人士擔憂，可能會影響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進程，王洪章稱，目前匯率和管制都是階段性的，短期內可能會對部分企業有所影響，但長期來看，影響不會很大。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無論是美元還是人民幣的回流還遠遠不夠，比如建設銀行在海外設機構，支持境外的“一帶一路”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進出口貿易、企業並購等方面，應該同時有一個渠道和機制讓錢流回到國內，形成良性循環。

肯德基麥當勞進軍中國中小城市：利潤與挑戰並存

參考消息網10月22日報道 英媒稱，以中國的標準來衡量，擁有70萬人口的鄒平縣屬於不發達地區。在鄒平縣喧鬧的大街兩旁，幾乎看不到國際品牌。但快餐連鎖品牌肯德基的雷達卻牢牢鎖定了這個地方。

據英國《金融時報》網站10月17日報道，當地的兩家肯德基餐廳吸引了外出聚餐的家庭和約會的情侶。35歲的孔建枝(音)說：“雖然比其他餐廳貴一些，但它更特別。”她給4歲的女兒買了一個雞肉漢堡。

報道根據歐睿信息咨詢公司的數據稱，為恢複在中國快餐市場的營收增長，肯德基和麥當勞正在以超過每天新開一家餐廳的速度擴張，其中大多數新開餐廳都位於中小城市。

報道稱，自2013年以來，由於消費者健康意識增強而失去對快餐的興趣，肯德基和麥當勞在華營業收入都出現下滑。大和證券分析師安森·陳(音)說，今年新開餐廳將幫助百勝(一家在紐約上市的公司，運營中國的肯德基餐廳)在華營業收入增加大約1.8億美元，這個數字約為其預期營收增長的一半。自2013年以來，百勝在華營業收入一直處於持平或下滑狀態，去年營業收入為67億美元。

即將擔任百勝中國首席執行官的屈翠容(Joey Wat)說：“我們在中國1100個城市擁有業務，但我們正在考察的還有900個。這就說明了發展潛力。”

報道稱，百勝在中國運營著5300家肯德基餐廳，這個數字是麥當勞中國餐廳的2倍。未來5年內，麥當勞將在中國新開2000家餐廳。麥當勞稱，到2020年，45%的麥當勞餐廳將位於中小城市。

報道稱，這些快餐連鎖企業尋求利用中小城市工資上漲的機會。英媒表示，根據麥肯錫的數據，這些城市的消費者與大城市的消費者一樣經常光顧西方快餐連鎖店，而且消費比大城市消費者更多。分析師丹尼爾·齊普澤說，前者消費更多的原因是，他們往往是家庭聚餐。他說，中小城市還有一些其他優勢，例如，房租和勞動力成本“遠遠低於”大城市，這意味著更大的利潤。

報道稱，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困難。波士頓咨詢公司分析師文森特·盧伊說：“聘用一個能管理上海100家餐廳的雇員很容易，但管理分布在不同城市的100家餐廳就不容易了。”他說，在偏遠地區新開餐廳意味著，要聘用更多經理，花費更多成本。

盧伊告訴《金融時報》，在2014年麥當勞和肯德基使用過期肉制品的醜聞被曝光後，確保食品安全就成為這兩個品牌最關註的問題。但供應和監管鏈條被拉長意味著，重蹈覆轍的風險也會增加。

報道稱，與此同時，一些類似麥當勞和肯德基的快餐品牌也在中小城市有很強的競爭力，對其構成價格壓力。與肯德基類似的德克士在中國擁有2000多家餐廳，其中大多數在小城市。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合夥人陳科說，在一些小城市，價格是決定性因素。百勝中國稱，其產品在中小城市的價格較低。

報道稱，長期風險在於，中小城市的消費者也可能像大城市的消費者一樣，總有一天會厭倦快餐。在緊鄰鄒平縣的淄博市，41歲的陳浩(音)說：“我不認為肯德基有那麽健康。我只在趕時間時才會買肯德基。”

報道稱，為吸引陳浩(音)這樣的消費者，麥當勞和肯德基正在調整在大城市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麥當勞幾乎重新裝修了所有在華餐廳，目的是提升餐廳的時尚感，並增加咖啡吧。此外，麥當勞還贊助了一些跑步活動，以打造更健康的形象。

報道稱，上月，百勝中國的KPRO餐廳在中國東部城市杭州開業，這家餐廳提供沙拉、三明治、鮮榨果汁、咖啡和精釀啤酒，它與其他肯德基餐廳唯一的共同點就是提供炸雞——但沒有糊狀物。

報道稱，為吸引熟悉科技產品的城市專業人士，KPRO餐廳還使用了由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設計的人臉識別支付系統。餐廳經理托尼·譚(音)說，KPRO餐廳的另一個吸引力在於“在這里看到的小孩比其它肯德基餐廳要少”。

報道認為，這種升級策略似乎對肯德基行之有效。在經歷4年的營業收入下滑或停滯後，在6月30日至8月31日的3個月里，肯德基的同店銷售額增長了7%。

報道稱，19歲的王吉慶(音)在鄒平縣的一家肯德基餐廳里喝著一杯拿鐵。他說：“與本地其他餐廳相比，這里的環境和服務更好。這里適合約會。”(編譯/劉白雲)

多家外資申請持股51%合資機構，控股機遇、挑戰並存

中國金融開放加速。

近期，瑞銀、野村和摩根大通相繼宣布已向中國證監會提交了設立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的申請材料，擬持股51%。這意味著，外資可能將控股合資券商，而不只是參股。

而在保險業對外開放的提速下，富衛人壽保險（百慕大）公司提交籌建富衛人壽及安聯保險集團決定在上海獨資設立安聯（中國）保險集團也將有望分別誕生我國擴大保險業對外開放後首家外資持股比例達51%的合資人身險公司及首家外資獨資保險集團公司。

根據目前中國現有的合資券商和合資險企來看，近年來的發展現狀並不盡如人意。

在券商方面，業務範圍多有限制，合資券商也受監管不確定、文化理念差異等因素影響，部分無法實現既定的計劃。除了中金、瑞銀是全牌照合資券商之外，瑞信方正可在深圳前海開展經紀業務，其他合資券商如中德、東方花旗等都只能專註投行業務。也有觀點認為，如今在破除外資持股比例和業務範圍的雙重限制後，未來合資券商的戰略定位、展業模式和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有望化解。

而在保險方面，業內人士亦認為，包括人身險公司外資持股比例放開等一系列舉措將進一步加碼中國保險業對外資的吸引力，也將進一步激活中國保險市場。但目前國內的中資保險機構已然發展壯大，外資股東想要在國內保險市場中“風生水起”，或許比過去的難度更大。

外資密集申請控股合資券商

4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發表演講時表示，今年，金融業放寬外資股比限制確保落地，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業務範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

早在3月9日，證監會修訂《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管理辦法》開始公開征求意見，最主要的有兩點：一是允許外資控股合資券商，而不只是參股；二是逐步放開合資券商的業務範圍，不再局限於如投行等單一業務牌照；4月28日，證監會正式發布《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管理辦法》。

《辦法》發布後僅5日，即5月3日，瑞銀就表示已經申請中國證券監管機構批準其增持其在華合資券商股權至51%。

5月2日晚間，證監會官網“行政許可及信息公開申請受理服務中心”的“審批進度”一欄出現“瑞銀證券股權變更”的申請，狀態顯示“已獲受理”。據了解，該申請事項為瑞士銀行有限公司擬將持有的瑞銀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比例從24.99%增至51%。“我們歡迎近期中國宣布加速金融開放的舉措，這也和我們過去幾年的戰略吻合，即不斷拓展中國市場。”瑞銀集團首席執行官安思傑（Sergio P. Ermotti）在4月23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緊隨其後，在5月8日，野村控股株式會社等向中國證監會提交了設立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的申請材料，野村控股株式會社擬持股51%。證監會將依法、合規、高效地做好相關申請的審核工作。

至於野村證券在華合資券商究竟是哪一家，記者第一時間詢問，野村證券回應稱：“目前正籌備申請在中國境內開展證券業務的牌照，但是現階段不方便透露任何詳細信息。”

瑞銀、摩根士丹利（大摩）已在境內設有合資券商多年，要實現51%的持股需要增持股份，涉及到與股東的協商，並非一蹴而就。“現在野村一上來設立合資券商，就可以直接申請持股51%，可以說是趕上了政策的好時候。”某合資券商人士對記者表示。

5月14日，摩根大通也正式宣布，摩根大通企業及投資銀行已經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遞交申請，尋求建立一家持股比例為51%的全新證券公司，並計劃未來數年內在監管允許的條件下將持股比例增加到100%。

此外，摩根資產及財富管理正安排與合資夥伴和有關主管部門磋商，有意將其在現有合資公司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增加至控股比例。至於在中國的合資券商是哪一家，摩根大通方面回應記者稱，目前尚不能公布。

外資券商機遇、挑戰並存

隨著政策紅利接踵而至，外資券商逐步將從參股到控股，各界不禁要問，外資券商的好日子真的要來了嗎？

從1995年首家合資券商——中金公司成立算起，合資券商在中國已有20余年的歷史。目前，我國的合資券商已達13家。其中，根據CEPA（《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補充協議十設立的合資券商4家：匯豐前海、東亞前海、申港證券和華菁證券；其余9家是中金公司、中銀國際、高盛高華、瑞銀證券、瑞信方正、中德證券、第一創業、東方花旗、摩根士丹利華鑫。

從2016年的營收情況來看，大部分合資券商的排名在百名開外。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129家證券公司中，中金公司營收為81億元，排名第23位。瑞銀證券為12.3億元，排名第89位。中德證券以及東方花旗證券營收分別為7.6億元、7億元，排名100和101位。剩余2/3的合資券商營收排名都在100名開外。 據平安證券統計，合資券商的營收及凈利潤占比不到行業的3%。

分析人士認為，主要緣於合資券商一直受到嚴格的牌照管理、缺乏控制權（外資持股比例上限為49%）等因素，制約著業務發展。此前，合資券商中，除了中金、瑞銀是全牌照合資券商之外，大部分業務牌照較為單一，只能專註投行業務，多數合資券商尤其缺乏經紀業務牌照。逐步放開合資券商業務範圍後，將允許新設合資證券公司根據自身情況，依照《證券法》第125條和《證券公司業務範圍審批暫行規定》原則上申請4項業務，1年後可申請增加業務，每次可申請增加2項。

對於布局中國的外資機構而言，中國和整個亞洲地區的財富增長是未來的增長潛力所在。根據此前瑞銀和普華永道發布的調查報告，從全球範圍來看，2016年，亞洲經濟擴張促使平均每兩天就誕生一位新晉億萬富豪，富豪人數創紀錄地增長了162人。

也有觀點認為，隨著外資券商在華業務進一步放開，中資券商與外資券商的競爭仍會處於拉鋸狀態，外資券商在某些特定領域依舊保持一定優勢。

瑞銀亞太區投資銀行部主管金弘毅表示，現在一些中資券商的境外網絡部分也在加強，但短期內要形成全球品牌和全球研究能力，成本非常大；另外，在文化上，東南亞和歐美市場文化差距很大，要建立一個全球化的平臺，目前來看難度也比較大。

安聯、富衛等有望嘗保險業進一步開放“頭啖湯”

在國家推進金融業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4月27日銀保監會發布了保險業對外開放舉措，其中包括將外資人身險公司外方股比放寬至51%，3年後不再設限；放開外資保險經紀經營範圍限制，與中資一致；在全國範圍內取消外資保險機構設立前需開設2年代表處的要求。

系列政策剛一發布，一些先行先試項目就已落地。

據上海市金融辦信息顯示，4月27日，上海保監局對英國韋萊集團控股的韋萊保險經紀公司變更經營範圍申請進行了審核批準，該公司成為全國首家獲準擴展經營範圍的外資保險經紀機構。

5月2日，中國銀保監會批複同意工銀安盛人壽公司發起籌建工銀安盛資產管理公司，這是我國擴大保險業對外開放後獲批的第一家合資保險資產管理公司。據銀保監會信息，該公司註冊資本為1億元，註冊地為上海市。

除了保險中介領域和保險資管領域，外資對於保險公司牌照的熱情顯然更為高漲。

從本次上海金融辦發布的一批金融業對外開放項目中可以發現，在上述保險業開放政策中，備受關註的外資人身險公司外方股比放寬至51%的開放舉措“頭啖湯”將有望花落富衛人壽。

5月4日，富衛人壽保險（百慕大）公司等向中國銀保監會提交了籌建富衛人壽保險公司的申請材料。

知情人士表示，在富衛人壽的申請材料中，外資方富衛人壽保險（百慕大）公司持股比例為51%，另兩家中資民企合計持股49%。

若富衛人壽正式獲批，或將成為我國擴大保險業對外開放後首家外資持股比例達51%的合資人身險公司。

除此之外，上海市金融辦發布的另一項先行先試項目則有望誕生首塊外資獨資保險集團公司牌照。

上海市金融辦表示，5月9日，德國安聯保險集團總部決定在上海獨資設立安聯（中國）保險集團公司，並抓緊落實籌備事項。

對此，安聯集團回複第一財經稱：“中國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也是安聯集團重要的戰略市場。安聯集團始終致力於為中國消費者提供包括壽險、健康險、財產險、信用保險、全球救援以及投資和資產管理等金融服務解決方案。我們確實正在和相關部門探討如何進一步推動在中國的發展。相關詳細信息，我們將在合適時機做進一步分享。”

據業內人士分析，此次安聯集團在上海設立獨資的安聯中國保險集團，相當於在集團和在華各持股公司之間多架設了一層結構，未來或將把自身在華金融機構中的股份裝進新設立的安聯中國，有利於現有在中國金融業務的統籌管理以及未來進一步的拓展。

事實上，多年來，面對保險滲透率低、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從一開始外資的進入被認為是“狼來了”到入世十多年後的常態發展，外資險企在華“水土不服”成為了多年來“老生常談“的話題。

銀保監會數據顯示，2017年28家外資人身險公司規模保費在整個人身險市場中占比為6.97%，22家外資產險公司的原保費收入市場規模占比則僅為1.96%。

業內人士分析稱，在人身險領域，過去外資股權比例不能超過50%，中外方股權的“五五開”被市場認為是外資壽險公司發展不順利的其中一大原因。而在財產險領域中，交強險也是近幾年才向外資產險公司放開，但近幾年來，外資產險公司在車險領域也並未激起太大的水花。

複旦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常務副主任陳冬梅對本報表示，擴大開放肯定對我國整個保險市場是有利的，“這個市場雖然大，但並不發達，我們也需要更多的國外優秀保險主體來激活中國保險市場”。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目前國內的中資保險機構已然發展壯大，外資股東想要在國內保險市場中“風生水起”，或許比過去的難度更大，還需在未來的發展中努力尋找自身的特色。

東盟十國梯度優勢顯著 產業投資機會風險並存

——海上絲綢之路系列研究之二

此文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二篇。在首篇對中國、印度、東盟整體情況的綜述鋪墊下，此篇專題主要介紹了東盟的經濟發展、資源稟賦等背景，並深入分析了中國企業投資東盟的驅動因子和相關挑戰，得出了適宜投資東盟各國的對應產業。

東盟誕生超過半世紀，一體化進程不斷前進

內外互促推動東盟發展，一體化獲顯著進展。1967年東盟成立至今已有51年，內部一體化與對外合作相互促進，共同成為推動東盟發展的重要動力。

東盟經濟增長顯著領先，各國發展有所收斂。從內部結構上看，各國之前的發展差距雖仍存在，但較東盟成立之初已明顯縮小。人均GDP較高的國家經濟增速偏慢，人均GDP較小的國家經濟增速則較快。

東盟整體接近新興市場，發展階段與資源稟賦各異

東盟經濟增速較快，整體接近新興市場國家。東盟十國中雖有新加坡和文萊兩個發達國家，但東盟作為一個經濟共同體，整體還是更接近新興經濟體的範疇。

東盟十國發展階段不一，資源稟賦各具優勢。東盟十國由於起步時點與發展模式均互不相同，各項指標差異較明顯。印尼在經濟體量、人口規模與國土面積上均遙遙領先。東盟各國資源差異性較大，能夠形成較好的互補性。

天時地利人和，共襄中國-東盟經貿合作

歷經多年不懈努力，中國-東盟合作迎光明。隨著中國-東盟經貿合作不斷深入，貿易額迅速增長。中國已連續九年作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也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第四大出口市場以及第二大進口來源地。

中國對東盟投資增速顯著，細分行業結構變化較大。在中國-東盟貿易不斷發展的同時，中國-東盟投資也在不斷發展。整體規模快速擴張的過程中，投資的產業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采礦、交運郵儲、公共事業、租賃商服、金融等行業在2016年沒有獲得較多的投資；而制造業、房地產、批發零售等行業卻獲得了更多投資。

東盟十國對外資需求各異，全工業體系與地緣優勢助力合作。東盟各國發展階段不同對應著不同的經濟產業結構，也就需要不同產業結構的外資。中國得益於完備的工業體系，各個門類的工業設備與技術能夠為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東盟十國所用。加上天然相鄰的地理優勢，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具備客觀條件。

中國對新加坡投資額較高，產業投資布局因地制宜。分國別看，中國對東盟十國的投資規模有明顯差異，新加坡獲得投資額最高。考慮到東盟十國發展階段與資源稟賦各異，中國對東盟各國投資的主要產業差異也比較顯著。

多種因素共同驅動，中國產業投資東盟意願強烈

東盟市場規模與潛力吸引中國產業進入。東盟巨大的市場規模及發展潛力隨著東盟一體化的不斷前進而變得愈加有吸引力。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產業資本的迅速積聚，產業資本的境外投資需求進而不斷擴張；另一方面，受益於中國-東盟自貿區的設立，關稅壁壘得以顯著降低，產業資本投資東盟後進口國內相關原料的成本大幅下滑，投資得以迅速發展。

東盟土地與勞動力相對廉價，成為承接中國產業的理想地點。吸引中國產業資本投資的還有東盟的土地與勞動力成本相對廉價優勢，恰能彌補近年來中國土地價格與勞動力成本快速上行給企業成本端帶來的壓力。

東盟各國發展差異明顯，資源、產業分布不均衡形成多樣化機遇。相較於歐盟，東盟各國發展呈現明顯的層次分明特征，十國分處多個發展階段，差異較大，重點發展的產業各異。另外，東盟十國大多領土並不廣闊，資源稟賦各具特色，且能與中國、印度等周邊大國形成較好的資源互補。資源、產業分布的不均衡給中國產業向東盟“走出去”創造了多樣化的機遇。

東盟具備多國關稅優勢，合理避稅需求將刺激產業轉移。無論是歐美日澳等發達經濟體，還是東盟、印度、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東盟較中國的關稅優勢比較明顯，這將促使以出口和對外投資為主的中國產業加大布局東盟的力度。另外，在全球貿易摩擦加劇及貿易戰爆發概率顯著提升的當下，東盟的關稅優勢或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中國-東盟投資合作機遇與挑戰並存

東盟承接中國產業進程的合理推演。根據各國的市場需求、資源稟賦、發展水平與地理位置等具體情況，我們分析得出與各國較適宜投資的產業分類：新加坡較適宜商業服務、金融保險、住宿餐飲等產業；文萊較適宜油氣服務、建築建材、商業服務等產業；印尼較適合機電設備、紡織服裝、有色壓延與加工（銅、鎳等）、商業服務等產業；馬來西亞與泰國較適宜機電設備、紡織服裝、鋼鐵、有色壓延與加工（銅、鋁等）、商業服務等產業；菲律賓較適宜紡織品、鋼鐵、商業服務等產業；越南較適宜機電設備、紡織服裝、鋼鐵、有色壓延與加工（銅、鋁等）、建築等產業；緬甸較適宜農用機械、基建、電力、機電、化工、鋼鐵、有色、紡織、塑料、橡膠等產業；老撾與柬埔寨較適宜農用機械、公路鐵路等基建、電力等產業。

東盟承接中國產業仍面臨挑戰。一方面，東盟承接中國產業的前景光明，且具有較多優勢；但另一方面，中國產業進入東盟各國仍面臨著潛在的行業壁壘與民粹主義等風險因子的挑戰。挑戰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東盟一體化相對歐盟尚存不足，中國產業進入或存潛在壁壘；二是全球民粹思潮與恐怖主義有蔓延趨勢，東盟及各國內政的穩定性或面臨挑戰，中國投資產業或面臨潛在政治風險。另外，南海爭端近期雖有所緩和，但仍是可能激發東盟部分國家民粹主義的潛在風險點。(張明系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

本文為平安證券宏觀固收團隊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系列研究的第二篇，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宏評債論”微信公眾號

多種經濟成分並存是不可改變的長期趨勢

中國改革開放中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破除計劃經濟起步的。打破公有制的一統天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就成為了必然選項。這對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因為公有制被視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就導致了“姓社姓資”的一些質疑。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產生了。這個理論的核心要點是：我國由於社會生產力低下落後，所以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恰恰是為了並有利於加快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提高了才能進入更高標準的社會主義階段。而且最初發展多種經濟成分主要是個體戶，無非是小商小販小作坊小工廠，這對於克服短缺、滿足社會需求起到“拾遺補缺”（當時的定位）的作用，影響不了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屬性。

作為改革開放之初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創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有效地統一了黨員、幹部和民眾的思想認識，使改革得以有效向前。在這個過程中，民企逐步發展壯大，從最初的炒瓜子、制襯衣，到競爭性領域的全覆蓋。而黨對民營經濟的肯定，也逐步提高。從最初拾遺補缺的“有益補充”，到後來確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部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與“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起，構成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有效開拓了民企發展的空間，與此同時，也沒有改變“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提法和相應現實。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也預留了需要進一步說明和解釋的空間：既然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是由於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由於生產力還不發達，那麽以後呢？特別是目前我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力也空前強盛，民企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性與合法性又何在呢？而社會主義一旦度過了初級階段，對非公的經濟成分又將采取怎樣的政策？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懸念，導致一些人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今天提高了嗓門重提社會主義社會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說什麽要不忘初心、創造條件來準備消滅私有制（當然是指民企）。

我們重溫《共產黨宣言》，不能忘記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的一個與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同樣重要的論斷：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這當然更加包括社會主義時期在內。這也是共產黨人根本不能忘記的初心。由於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共產主義是消滅了商品經濟的，所以他們用了“社會產品”的概念。在目前階段，我們用“社會財富”來替換不會有什麽錯，與現實也完全吻合。因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徹底改變廣大勞動者受壓迫被剝削的命運，擺脫貧困，走向富裕。

我國40年的改革偉業空前地實現了這一目標。民間擁有財富已是普遍現象。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據此一條，就足以證明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雖緣於並始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卻並不限於及止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時期黨號召全民創業創新，也正是依據這樣一個重要的現實。創業創新很重要的一個形式和途徑就是要創辦各類企業。而實際上在我們祖國經濟蓬勃發展的熱土上，每天都有許多新的企業在產生。

再深刻的理論和再精細的分析，都無法改變這樣一個簡單事實：無數新成立的企業是私人出資、私人擁有產權亦即一些人所聲稱的屬於私有制的民企。即使混改了，產權關系上公也還是公，私也還是私。而農村集體經濟則基本穩定在家庭承包的平臺上。其中的經營能手即承包大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恰恰是產出了私營經濟以及以私人產權為前提的合作經濟。這樣一種黨的農村政策穩定了幾十年所產生的自然結果也值得尊重。

只要允許民眾創業，大量非公的民企必如雨後春筍般生生不息。而民企的不斷優勝劣汰，也是我國經濟具有非凡活力的有力保證。

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和邏輯足以說明，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就不但是黨的一項基本政策，而且首先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也因而成為了我們國家長期不會變而變了就會犯錯誤的基本經濟制度。

當然，主張對民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理由，是民企剝削勞工。這個問題只要認真執行《勞動法》等相應法規，政府加強監管，打擊惡意欠薪等不法行為，勞動者的基本收入、相應的勞動保護、社會福利等基本權益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只要不抱偏見，民企中勞動者的經濟地位與國企中的職工沒有原則差別。

4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對上述問題做出了明白無誤的回答，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局面。這恰恰是黨、國家和人民萬萬不能忘記的初心。

國策解碼： 經濟市場化　甘苦並存 楊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