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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全球「大交易」——專訪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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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機之後，呼籲進行全球性變革的各種呼聲此起彼伏。但真正迫切和必須的，是什麼樣的改革和政策？3月17日，北京英國大使館，全球最重要的 經濟決策者之一、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的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向財新《新世紀》週刊闡述其與眾不同的看法。

現年63歲的默文·金已在英國央行浸淫20年，擔任行長也有八年。 Kathy Willens/人民圖片

　　記者面前的默文·金滿頭銀絲而目光深邃、中氣十足，學院氣的面部表情內斂拘謹。現年63歲的他已在英國央行浸淫20年，擔任行長也有八年。近年 來英國經濟遭受重創，他的決策力經受考驗；危機中他對銀行業的救助、一改通脹「鷹派」立場而推行量化寬鬆、對財政整頓的執著、在金融監管改革中的實用主義 策略，也使他備受爭議。

　　此次採訪，默文·金希望多談「再平衡與結構調整」。此前一天，他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會面，並在北京中央黨校發表題為「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國 際貨幣體系？」的演講。他呼籲全球各國作出努力，通過談判設定淨出口比例、真實匯率、資本流動、促進金融穩定的審慎宏觀政策及儲蓄率五個領域的具體目標。

　　顯然，實現再平衡是他當前關注的重點。採訪中，對有關日本地震、北非及中東動盪對全球商品價格、通脹及政策取向的影響，他以「長期內世界經濟是 有韌性的」一言概之，對歐元區現狀與新的救助機制也未給出評判。

可信的退出

　　財新《新世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復甦步調不一致，在 發達國家內部也存在差別。在政策上應該如何應對這種局面？

　　默文·金：一些國家從危機中的復甦很快，是因為他們不存在銀行危機，其實他們在90年代也經歷過類似的危 機。工業化國家則經歷了重大的銀行危機，銀行業需要收縮資產負債表，貸款量急劇下降，實業投資的成本變得很高。這種危機就比單純的衰退在復甦時慢很多。

　　將來，世界經濟取決於新興市場追趕先進經濟體生產率水平的速度。如果迎頭追趕，他們就能實現比發達國家更快的增長率。但一旦達到技術前線，一國 增長率就會出現拐點，之後會降下來。但哪些國家會最先步入這個階段，何時會發生，很難預測。沒人知道未來會怎樣，能做的就是設計一種經濟和政策框架，使我 們能夠在始料不及的挑戰到來時，具有足夠的韌性。

　　財新《新世紀》：大家都很想知道，發達國家究竟怎樣使投資 人相信，他們具有可信的退出策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主要發達經濟體，調轉貨幣政策的方向。

　　默文·金：沒錯。我認為要使政策框架值得信任，它首先要看起來可信，也就是必須是一種對銀行面臨挑戰的理 性、高明的回應。

　　許多工業化國家的產出水平還是比危機前相差很多，還有產能閒置，通脹壓力主要來自外部的油價、食品和其他商品價格上漲，但國內產生的通脹壓力非 常低。只有當國內內生的通脹預期開始抬頭，才是需要結束刺激性貨幣政策的時刻。

　　這是為何在我們的政策框架之中，強調當前的通脹率，但更重要的是要看未來18個月、兩年的走勢。貨幣政策遲早要退出，利率要回到正常水平。但這 不代表明天就要這麼做，也不代表永遠不做，必須在中期內的通脹風險與通脹目標之間加以平衡。只有當金融市場中的人們認為，決策是考慮了未來風險，並做出正 確判斷的時候，貨幣政策的退出策略才是可信的。

　　財新《新世紀》：從歐洲的經驗看，是不是存在這樣一個臨界 點，即債務水平超過某種程度後，市場信心會突然會崩潰？包括美英在內的國家目前的財政整頓方案，是否足夠挽回和維護信心？

　　默文·金：這並非是一個物理或機械問題，找到一個確切的臨界點是不可能的，主要還是取決於市場情緒。

　　在危機中，公共債務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大幅提高，一個原因是政府需要支持銀行，同時也是總需求和產出大幅下降後稅收收入減少的結果。

　　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市場有實實在在的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但當你正在喪失市場信心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令市場重拾信心，否則就要為債務 付出顯著增高的利息。自然而然地，各國政府紛紛宣佈中期內要有一個框架，將債務降到可持續的水平。

　　如果看英國的經驗，可以說已經恢復了信心。當然，各國都處在不同的境況，將來還會有比較大的挑戰。日本地震的事證明了世界充滿了怎樣的不確定 性，我們最需要做的，就是要設立明確的政策框架，才能對出乎意料的事件做出理智的應對。

調整「齊步走」

　　財新《新世紀》：近來對全球再平衡的討論非常多，但世界經 濟真的實現平衡增長，就會避免未來的危機嗎？畢竟金融危機已經存在幾百年了。

　　默文·金：我想強調，2008年的危機是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世界需求和產出以及世界貿易顯著下降，影 響了每一個國家，包括那些根本沒有銀行危機的國家。確保不再發生同樣的危機，符合每個人的自身利益。

　　本次危機有兩個最主要成因，其一是世界經濟不平衡。資本流動的方向顯示，逆差國家一直在大量舉債，內需是在不可持續的高水平，遲早需要向下調 整；而在高儲蓄的國家，內需遲早要向上調整。

　　另一個成因是逆差國家的金融體系需要改革。目前西方國家有對銀行業本質的大討論，涉及將來政府要如何在必要時提供支持。有時候這種討論是以去除 「太大而不能倒」為標題，我個人喜歡說「太重要而不能倒」，指的是納稅人對一些金融機構提供的隱性補貼。這種隱性補貼使金融機構的槓桿率大幅提高，其他國 家為他們提供了資金。由於能夠以廉價的成本舉債，這些機構擴大資產負債表的途徑並不是放貸、增加權益或再投資，資產負債表非常脆弱，有超高的債務—權益 比。

　　如你所說，西方世界自打工業革命以來就一直存在金融危機。但這一次，兩大成因其一是全球經濟不平衡，其二是西方國家銀行體系問題。依靠這兩年的 政策刺激，才使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開始復甦，但根本性的問題仍未解決。刺激政策帶來復甦，作用是使調整不至於激烈到難以承受的程度，但不會減弱調整的需要。

　　財新《新世紀》：問題是，在中短期內，有可能出現順差國家 的內需增加，趕不上逆差國家需求的下降，這個缺口如何解決？

　　默文·金：是的，這也是最困難的環節，即要避免在再平衡過程中，使世界需求和增長降低至低水平，因為這意味 著全球範圍的衰退。要確保的是，不平衡在逐漸化解的過程中，維持一個高水平的需求和增長。因此要有國際協調，確保中國和其他高儲蓄國家國內消費增長的速 度，要與逆差國家國內消費下降的速度相一致。

　　最重要的是要記住，經濟增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拜貿易所賜，貿易中每個人都獲益。問題只出在不平衡，關鍵是解決不平衡的過程中不能扼殺貿易。

　　財新《新世紀》：難題之一是，中國將來要面臨人口老齡化問 題，或「未富先老」，這種情況下內需增長很可能受限？

　　默文·金：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不過，沒人不切實際地期望中國內需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確定的是，其 國內消費佔國民收入的比例目前是非常低的，這反映的是缺少保險的途徑和融資渠道，這些可都是可以改變的。

　　沒人能獨善其身，即使像中國這樣巨大、強大的國家，也深受危機所害。這說明，每一個國家從自身的利益出發，都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中國政府已經 意識到最基本的經濟因素，這不是西方迫使中國做不願意做的事，這本就不是個「零和遊戲」。出路是，大家把紛爭擺到桌面上來談，本著實現共同利益的原則，各 自做好自己的工作。

先交易後共治

　　財新《新世紀》：提到國際協調，在演講中你給出了五點建 議，要尋找一些「公允標準」，這是不是一種對更明確、更有強制力的全球治理架構的探討？

　　默文·金：我認為世界還沒有做好準備，接受強制性的指標信號或懲罰措施。但需要的是對要做什麼要有更明確和 更廣泛的認知和共識。

　　G20內部，包括巴西，可能還有印度等國家，就提出來他們的本幣升值到了一種不舒服的水平，於是對資本流動採取管制。短期內確實有管制的需要， 因為匯率變動會使真實成本上升；但在長期內，我們都不希望有管制，資本應當自由流動到投資回報最高的領域。因此，我們需要規則，明確何種情況下，一國可以 採取管制。

　　可能最重要的還是，在消除不平衡的過程中，需要各國在結構政策上的對話。要告訴中國和其他國家，西方國家要怎樣實現儲蓄率的提高。比如在英國， 我們有個五年計划來削減財政赤字，這是提高國民儲蓄率的措施之一。西方也需要其他政策調整，比如解釋將如何支付福利支出。同等地，我們需要與中國進行有關 結構政策的對話，在長期內如何提高國內消費。

　　需要對化解不平衡的速度、節奏有個時間上的約定。在時間上達成一致，就對所有逆差國家、中國及新興市場國家都更有說服力。這以後，我們就會開始 琢磨：「那麼需要何種匯率政策，才能在期限內實現調整呢？」匯率是其中之一，但只是其一，要改變的比匯率寬得多。

　　財新《新世紀》：具體到每個國家，比如順差國的中、日、 德，都有自身特有的情況，如何才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

　　默文·金：確實如此，大家各不相同，都要有自己的對策。我不能替中日德說，各自需要做什麼。清楚的是，德國 順差主要是相對於其他的歐元區國家，那麼德國就需要從歐元區內部入手，這對全球再平衡同樣具有意義。

　　正因為各不相同，簡單的強制性懲罰措施並非當下的解決之道。今天需要做的是具有大量信息交換的私下對話，而不是國際會議的會後聲明，要在不同政 府之間對經濟根基問題有真正的理解，並各自設立五到十年的調整時間表，也就是我所指的「大交易」。

　　也許在將來，我們可以慢慢演進到設立一個類似於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機構或框架，在全球治理上推進一步；也許最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能夠設計出對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收支賬戶做出規定的類似體系。

　　財新《新世紀》：這個「大交易」的過程，是否也需要全球貨 幣體系發生改變？

　　默文·金：不。人們喜歡談國際貨幣體系，但往往並不清楚這指的是什麼。究竟哪種貨幣是國際儲備貨幣並不是當 前最緊迫的問題。因為國際儲備貨幣是由全球數百萬願意持有這些貨幣的意願來決定。今天，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儲備貨幣，美元取代了英鎊是由於美國經濟變得更 大、更重要。

　　隨著時間的變化，人民幣會變成一個主要儲備貨幣，但絕不是國際協商的結果，而是中國經濟繼續增長，變得更大更強，最終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財新《新世紀》：但畢竟中國擁有巨大的外匯儲備，即使增量不再積累，存量已經是個大問題。人民幣是不是需要一種中間過渡狀態，比如先行加入IMF的特 別提款權（SDR）？

　　默文·金：正因為逆差國家過度舉債，中國又是順差國家，才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結果是現在高度依賴國際經 濟，其他國家一有風吹草動，都要牽動中國的神經。中國的外匯儲備問題正印證了，沒有國家是「絕緣」的。

　　可以考慮加入SDR，但人民幣仍要以可兌換作為先決條件。SDR不是貨幣，是儲備資產。人們可以持有任何想要的貨幣，美元、日元、歐元、英鎊， 想持有SDR也行。但SDR還是基於現有貨幣，換句話說並不存在一個過渡階段，加入SDR與人民幣變為國際儲備貨幣是相伴的過程。

　　本刊實習記者余思偉、李婉然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