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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消費者的創業公司為何難獲A輪融資？

曾經備受追捧的創業公司正一個個跌入掙扎的處境，尤其是那些面向普通消費者的互聯網企業。這些企業背後的投資公司也開始進行反省。

在投資面向以個人用戶為主的創業公司方面，美國知名風投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旗下擁有眾多明星公司：Facebook、Twitter、Pinterest、Groupon和Zynga。

但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該公司的投資策略正在發生巨大變化。

「公司已經決定避免為面向普通消費者的創業公司提供A輪融資。」合夥人斯科特•韋斯(Scott Weiss)向外界介紹了公司的最新投資策略。

不過事後不久，公司合夥人馬克•安德森(Mark Andreessen)又補充稱，並不是完全放棄投資A輪，只是目前公司的確更傾向於以B輪投資的方式進入公司，因為那個階段的公司前景已經更為明晰。

A輪融資的主要作用是幫助創業公司從最初的想法實施進入到商業化階段。但現實是，很多公司在這個階段往往容易陷入困境。在拿到A輪融資後，這些公司所做的事情竟然是轉型或宣告失敗。

解析投資策略變化背後的原因，當然和這家公司在投資過程中獲得的經驗教訓有關。盤點其投資名單，雖然有像Foursquare、Lyft、Pinterest和Fab這些為科技界所熟知的名字，但它們中也有不少公司飽受質疑。用戶活躍度出現明顯下降、商業模式不清晰、運營成本過高、發展方向陷入迷茫等各種問題層出不窮。

硅谷曾經引以為傲的「迅速轉型」模式還真的有用嗎?鼓勵創業者要勇於承擔風險，當創業遇到問題時只要找準下一個方向然後進行轉型就能自救的方法，在投資人眼裡似乎效果並不夠顯著。

太多抱有美好願景的公司其實根本沒有開發出有生命力的產品，也沒有找到真正的市場機會。如果在商業化的探索上失敗，這些公司在拿到A輪融資後很難再獲取下一輪融資。這對於貢獻A輪融資的風投而言只能陷入兩難處境。

為了讓投資回饋提升，在韋斯看來，他現在更願意投資面向企業用戶的公司。尤其是現在這個時間段。因為他預期未來將有大面積的企業面臨一個向移動端和云端的遷移過程。創業公司可以借此為這些企業提供相應的技術支持。此外，他也對那些能為政府服務變革提供技術支持，以及硬件創業的公司有興趣。

從市場的反應情況來看 ，以企業為用戶群的創業公司的確比消費者類創業公司更容易獲得投資人關注。

面對投資人的謹慎以及一些創業模式泡沫的破裂，創業者需要更加認真地反思下一步的創業之路。

中美煙草訴訟，為何差距這麽大“250元”難獲，“236億”易得？

因丈夫吸煙成癮，死於肺癌，美國 “秋菊”辛西婭起訴美國雷諾煙草，六年後，法院判雷諾煙草賠付236億美元；萬里之外的北京，消費者李恩澤以江西中煙宣傳“低焦油、低危害”涉嫌欺詐為由，索賠250元，卻被判敗訴。

在美國，對控煙進程有影響的訴訟，是從集團訴訟和政府起訴煙草公司之後才開始出現的，但美式經驗在中國毫無生長的土壤。

236億美元，約合1454億人民幣，相當於2014年上半年河南省的地方財政收入，這是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秋菊”辛西婭可能獲得的賠償。

美國“秋菊”的丈夫邁克爾於1996年死於肺癌，他吸煙成癮，“去世的當天都還在抽煙。”辛西婭的一名代理律師克里斯說。

為了給邁克爾討個說法，2008年，辛西婭一家起訴美國第二大煙草公司雷諾煙草公司（以下簡稱“雷諾煙草”），理由是，後者故意隱瞞卷煙對健康的危害。

2014年7月下旬，幾乎在陪審團判決辛西婭獲得巨額賠償的同時，在萬里之外的北京，卷煙消費者李恩澤收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二審判決，他向江西中煙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西中煙”）索賠250元，被判敗訴。

2013年，李曾以後者宣傳“低焦油、低危害”涉嫌欺詐，在海澱區法院起訴。2014年8月11日，李恩澤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將向法院提起重審”。

而在美國，憤怒的雷諾煙草在回複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函中稱，“損害賠償金嚴重過度，是國家法律和憲法所不允許的。”

為何判賠236億美元？

236億美元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對於不太擅長數學的美國人，這似乎是個難題。

“我想是，陪審團每個成員在紙上寫一個數字，然後取其平均值。”在回複南方周末記者的郵件里，美國東北大學特聘法律教授理查德不忘打趣。他是美國最知名的控煙法律專家之一，曾主導多起對煙草企業的訴訟。

他還進一步解釋，“最後裁定的金額，必須是所有陪審團成員一致同意的。”

佛羅里達州地方法院陪審團的裁決中，賠償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損失補償，共計約1700萬美元，由邁克爾的兩任妻子和子女分享；第二部分則是被全世界媒體報道的236億美元，為懲罰性賠償。

所謂懲罰性賠償，其解釋最早出現在1763年的一起案件中，法官在判決書中作出界定：懲罰性賠償不僅是補償受害人的實際傷害，同時也是對過失者的懲罰，對將來類似案件的限制，也體現了陪審團對被告行為的憎惡。

在美國紐約州執業的華裔律師宋一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在大型集團訴訟中，一些事實完全相同的案件，部分原告能得到大額賠償，另一些則被判敗訴，一分錢也拿不到，“訴訟結果和起訴的法院、陪審團成員有直接關系”。

煙草行業一直盛產“天價”賠償訴訟。1999年，美國司法部以欺詐罪名起訴美國五大煙草公司，索賠2800億美元，一舉成為美國歷史上賠償和罰款金額最高的案件。但6年之後，其請求被駁回。

但是，此案的天價賠償金計算模型，卻為美國類似的案件提供了借鑒。據悉，美國司法部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經濟學家費雪和約翰遜的幫助。這其中包括煙草公司向青少年煙民出售香煙獲利數額、利息以及額外利潤。

辛西婭案的懲罰性賠償金額也受到了上述案件的啟發。

幾乎在所有的案件中，煙草對青少年的健康損害，成為代理律師的核心策略，“讓青少年遠離煙草，這是過去數年控煙界的一個核心目標。”世界衛生組織駐華辦公室控煙項目官員安吉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本案的另一名代理律師蓋也曾向美國媒體表示，這起訴訟案的目標是阻止煙草公司利用香煙廣告毒害青少年。

“恩格爾子代”訴訟

在佛羅里達州，所有與辛西婭遭遇相似而起訴煙草企業的案例，他們有一個統一的名稱——“恩格爾子代”訴訟。

1994年，在邁阿密執業的兒科醫生恩格爾起訴了一家煙草公司，從而引發“骨牌效應”，大約70萬民佛羅里達居民加入集體訴訟中。辛西婭丈夫也是原集團訴訟一員，他生前是一個重度煙民，13歲開始吸煙，1996年36歲時死於肺癌。

這起訴訟改寫了美國司法的歷史，也是控煙運動標誌性的勝利之一。在此之前，煙民在與煙草利益集團的司法較量中，幾無勝例。

2002年，邁阿密的一個陪審團對恩格爾集體訴訟作出判決，煙草公司隱瞞信息、出售有瑕疵產品、吸煙導致肺癌，向煙草受害訴訟集團支付1450億美元的懲罰性賠償。若煙民及家屬能證明其煙癮導致患病甚至死亡，均可索償。

“因為這些訴訟多為集團訴訟，並有懲罰性賠償，懲罰性賠償金額很大，因為賠償不只針對獨立單一的個案，也對所有類似‘集團’案件統一作出賠償。”宋一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

但是煙草公司不服裁決，上訴至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後者於2006年推翻先前地方法院的裁決，要求煙民單個提起訴訟，因為“情況因人而異”。

此後，成千上萬件單獨起訴的類似訴訟紛紛浮出。因恩格爾醫生最先提出起訴，這一類訴訟被稱為“恩格爾子代”訴訟。

據南方周末記者檢索相關案件，至今已有23起“恩格爾子代”訴訟打贏官司，但236億美元的賠償是迄今為止的最大金額。2009年11月，佛羅里達州法院判美國最大煙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向女煙民辛迪賠付3億美元。

在美國，煙草訴訟常常曠日持久，辛西婭案同樣歷經六載。“持續的訴訟案件，以及相關機構的一些研究報告，使得煙草公司有意隱瞞的一些信息逐步曝光。吸煙有害健康等常識也得到普及和加強。特別是對於青少年群體而言，影響特別明顯。”理查德說。

賠償額可能大幅縮水

雷諾煙草在給南方周末記者的回複函中表示，“我們已經向法院申請判後請求，要求擱置判決，這樣的判決不會被允許存在。”

而美國媒體報道，雷諾煙草已經上訴。而據《紐約時報》報道，從今年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已經拒絕受理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煙草案。

“最高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非常少，從7000個左右只選擇80個左右受理。這些案件一般都有重大影響力，比如準許同性婚姻、取消個人政治捐款上限等。”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副研究員黃金榮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盡管還有不確定性，但幾乎可以肯定，辛西婭一家拿不到236億美元。

美國最高法院對大規模的集團訴訟中的懲罰性賠償有明確規定，2008年，阿拉斯加石油泄漏汙染案的裁決就指出，懲罰性賠償不應“過度”，懲罰性賠償與損失賠償的比例不應該超過1∶1。

而在辛西婭案中，懲罰性賠償已近損失賠償的1400倍。雷諾煙草聲明中強調的“判決突破了常識與理智”，懲罰金額“嚴重過度”的理由就在於此。

此前，2002年10月，洛杉磯法院陪審團曾裁決，煙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應支付280億美元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但八年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判決，判決煙草公司賠償2800萬美元。

宋一分析，如果等比賠償，辛西婭一家仍可能獲得超過3000萬美元的賠償。而在辛西婭案庭審時，原告表示，提起本訴訟的目的並不在於賠償額，而是希望制止煙草公司把青少年作為廣告營銷的目標。

中國版“辛西婭案”

就在236億美元裁決出臺時，“中國版”辛西婭案中，原告李恩澤向江西中煙索賠250元，被北京市一中院駁回。

李在2013年8月將江西中煙訴至海澱區法院，認為前者在網站上發布低焦油等於低危害，中草藥能夠減害的廣告，涉嫌欺詐，要求其賠償購煙費用250元。

一審判決顯示，江西中煙公司對金聖牌香煙進行“低焦低害”、“加中草藥減害”的宣傳，有科學實驗和中國毒理學會的評價報告等依據，不能證實系虛假誇大宣傳。因此，判決消費者李恩澤敗訴，隨後，李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上訴。

二審判決書顯示，法院認為，原告提交的證據，不能證實江西中煙“低焦油、低危害”系虛假誇大宣傳，且認為，“吸煙危害健康”是公認的事實，李恩澤在明知吸煙會對人體產生危害的情況下仍然對煙草商品進行消費的行為不應予以提倡。

李恩澤的代理律師王振宇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事實認定不清，法律適用錯誤，我們將申請重審。”

沒有拿到250元的賠償，對中國的控煙人士而言，這個結果並不意外。最可喜的是在與強大的煙草集團博弈多年後，中國控煙人士終於開始向美國同行學習——拿起法律武器，在法庭上與煙草企業針鋒相向。

而這正是美國控煙運動最成功的經驗之一：持續的煙草訴訟、高額的懲罰性賠償金，美國煙草公司壓力巨大。數據顯示，在這些訴訟中有約70%的案件原告勝訴，賠償金額少則幾十萬美元，多則上千萬美元。

“在美國，對控煙進程有影響的訴訟，是從集團訴訟和政府起訴煙草公司之後才開始出現的，但美式經驗在中國毫無生長的土壤。”中國政法大學衛生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於秀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美式經驗在中國毫無生長的土壤，因為中國煙草公司是國有企業，與國家煙草專賣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現實的選擇是，“煙草訴訟在中國不應成為控煙的主要手段”，於秀艷還建議，“如果政府把控煙當做主要任務，完全可以通過制定控煙立法和政策，並落實這些立法和政策達到目的。”

博鰲｜專訪美國智庫PIIE專家：特朗普邊境調節稅難獲國會批準

眼下，市場上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特朗普政府——"邊境調節稅"會否落實?減稅和基建投資能否落地來撬動全球經濟?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創始人達里奧(Ray Dalio)發出了一份長達61頁的民粹主義研究報告，他寫道：“雖然我們認為特朗普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但對於他，我們的問題要多過答案。”

針對這些未解之謎，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美國頂級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Nicholas Lardy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我不認為BAT(邊境調節稅)是一個可行的提案，這在國會受到很大的反對，很難通過。”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Nicholas Lardy

就在本周六，因票數不足，特朗普在最後一刻撤回醫改議案，取消投票，並將下一步重心轉向稅改。也有觀點認為，此次受挫或將使其下一步的稅改和其他財政刺激議程面臨更大不確定性。

BAT或遇挫

各大機構此前就預計，全方位征收45%的關稅可能不會獲得國會共和黨的支持，黨內仍有很多青睞自由貿易政策的成員。特朗普可能需要減小貿易保護政策的力度，來換取國會對於其減稅政策的支持。

除了BAT遭遇國會阻力，Nicholas Lardy還對記者分析稱，當前BAT還主要遭遇兩大障礙，首先征收邊境稅將會提升進口產品價格，此前美國低收入人民可以在沃爾瑪或者超級商場(big box store)購買低價進口產品，因此BAT必定受到輿論壓力;此外，BAT必定會遭到世界貿易組織(WTO)挑戰，因為BAT屬於進口歧視，而歐洲此前也表示會進行反擊，中國也有反擊的議價能力。”

其實，“邊境調節稅”可謂特朗普政府“貿易戰”的一部分。分析師預計，在當前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產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研究測算顯示，這就等同於美元貶值15%。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美國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

此前，渣打銀行也表示：“BAT被視為一個無需通過提高關稅就能減小貿易赤字的方法。然而，這一倡議需要將稅制轉向現金稅制，因此我們認為這在當前財年結束前很難通過。”渣打提及，BAT並不針對任何一個國家，但這個很難符合WTO規則。一旦BAT落實，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很可能向WTO發起抗議。

“現在跨國公司眾多，流動性很大，可見BAT不符合實際，”Nicholas Lardy對記者表示：“如果說BAT無法推行，那麽特朗普政府的公司稅改就很難推行，因為早前各界都認為BAT產生的收益可以為公司減稅進行融資。”

財政刺激力度或不及預期

自特朗普當選以來，美股瘋狂上漲，部分金融股漲幅一度高達40%。盡管牛市未滅，但如果特朗普的政策刺激力度不及預期，市場波動必將加劇。

美財長史蒂芬•姆欽(Steven Mnuchin)此前表示，今年8月有望全面推出稅收改革，這將助推美國實現過去十年來不曾達到的增速。不過，他也承認，這是一個非常快的速度，正常情況下也要等到明年初。眼下，財政赤字可能成為特朗普推行減稅政策的一大障礙，但姆欽表示，經濟增速加快後，稅收也有望提升。

Nicholas Lardy稱：“我不認為美國會推行非常激進的稅制改革，今年減稅很難見到成效，甚至明年也可能很難。”

此外，特朗普的另一個刺激政策就是擴大基建投資——一萬億美元的基建刺激政策。特朗普的基建計劃是“稅收中性”(tax neutral)，即政府不用出資，而是希望通過給予1370億美元的稅收減免，來帶動私營部門參與投資，幫助建設道路、橋梁和其他項目，並使得企業從中獲益。其設想的是，這些稅收減免將會幫助政府獲得1萬億美元的融資，這與1萬億美元的直接政府註資是截然不同的。

不過Nicholas Lardy也對記者表示，“雖然不用政府出資，但我認為公私合營在美國可能很難推行，我不認為特朗普政府能大力推行大型基建設施投資。”他也分析稱，此前的邏輯可能很難成立，即擴大基建投資，美國經濟過熱，美聯儲加速加息，美元升值，“我不認為這會發生。”他稱。

中國應加速自由化

除了對美國各方面的研究，Nicholas Lardy被譽為“中國通”經濟學家，他的研究課題曾包括：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全球金融危機後的中國經濟增長、中國未來的匯率政策、外貿和投資在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等。

“我父親是生物化學教授，有許多來自中國臺灣的博士生，我聽了很多關於中國的故事，同時我也喜歡經濟學，因此我讀的是經濟學本科，當時我也開始學習中文，因此我決定要融合這兩大愛好。”他稱。

Nicholas Lardy建議，中國應該繼續推動自由化進程，包括外商直接投資(FDI)，為全球化註入動能。“中國領導人呼籲擁抱全球化，也表達了中國進一步擁抱全球化的決心，這對中國和全球有益，但也有懷疑論者稱，中國需要從’呼籲’全球化到以實際行動來推動全球化，繼續擴大FDI，加大雙邊自由貿易。我認為積極的一面是，習近平主席強調了全球化有益，且中國也有意願來推動。”

他同時建議，中國應該繼續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早年中國接受了爭端解決程序，這是很重要的，我們需要一個體系來使得各方達成共識，且具有合法性。我認為一個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將讓所有人受益。”

Nicholas Lardy也提及，早前中國向WTO提交了6份中國加入《政府采購協定》(GPA)出價清單，此次出價首次列入大學、醫院和國有企業，工程項目全部列入出價名單，門檻價也降至參加方水平。

GPA是WTO的一項“諸邊協定”，目標是促進參加方開放政府采購市場，擴大國際貿易。加入GPA談判的主要內容是政府采購開放範圍(GPA稱為出價)及國內相關法律調整。中國於2007年底啟動加入GPA談判並提交首份出價，2013年12月提交第5份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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