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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馬丁·雅克： 希望G20杭州峰會為全球經濟開出良方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是為數不多的對中國有深刻了解的西方人之一。他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書，成為西方社會了解中國的典範讀本。

在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前夕，《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馬丁·雅克位於倫敦的充滿東方風韻的家中對他進行了專訪。

馬丁·雅克認為，在杭州舉行的G20肯定會打上中國烙印，希望能夠為全球經濟開出良方。同時，他覺得要改變全球經濟低迷的現狀，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已經走到了頭，政治上的極端傾向越來越強大，是由貧富差異拉大造成的。

對於英國退歐後與中國的關系，馬丁·雅克強調，與中國必須建立良好關系，這不是意願，這是一個現實，相信建立不久的英國新政府會認清這個事實。

第一財經日報：你對G20杭州峰會有些什麽期待?

馬丁·雅克：這必定是一屆非同尋常的G20峰會，因為中國作為主賓國一定會有中國特色，留下中國烙印。

我們期待在當前西方經濟非常低迷的情況下，中國能夠開出什麽良方。當然，這也將會是具有挑戰性的事情。問題能不能有什麽方案，比如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出臺的政策，使全球經濟受到刺激並逐漸進入增長模式。中國希望做出類似行動、提出相關方案，這需要西方國家政府也做些什麽，但目前情況下它們(西方國家)非常謹慎，它們所做的就是推出貨幣政策，特別是量化寬松。

現在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這個是不適合的，僅僅依賴貨幣政策，全球經濟不會真正得到複蘇。歐洲幾乎失去了10年的經濟增長機遇，美國經濟狀況尚可，但也比較勉強。只有兩盞明燈照耀全球，就是中國和印度。

日報：最近你在《衛報》上的文章，從歷史角度談了當今政壇、經濟及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那麽，你對全球經濟治理有什麽思考和建議呢?

馬丁·雅克：我不會變魔術，對如何解決當前西方，特別是歐洲經濟增長幾乎為零的現狀，沒有直接的解決方案。

我們確實生活在經濟非常動蕩的時代，我們必須認識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不會永遠停留在某一個時期。

我們現在所在的時期與之前大不相同了，經濟增長幾乎停滯，不同的歷史階段必須以不同的政策策略來引領，但是西方社會對此認識並不充分，因為我們，特別是美國和英國，一直與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為基礎的全球化等理念結合得緊密，但這已經過時了，我們需要新的解決方案。

確實，1945年以後，西方統領了世界經濟，出現了社會福利機制，采納凱恩斯主義政策，高就業公共部門規模很大等現象，但這些在1970年代走到盡頭;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等撒切爾、里根所主張的思想理念。在我看來，這也走到了盡頭。

那麽接下來怎麽辦?政治上的左右兩派對此有不同的政見，比如美國這一邊有特朗普，另一邊則有伯尼·桑德斯(和希拉里)。有一點可以說的是，目前的情況無以為繼。因為一些政治性的變化已經出現，一定會有改變。為什麽西方民眾如此不滿足於目前的生活現狀?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他們的生活水平這些年來幾乎停滯不前，第二個原因是貧富不均越發嚴重，人們對貧富差異尤其不滿，這是導致很多人支持特朗普和英國脫歐的主要原因。

日報：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你認為西方社會對待中國的態度有什麽變化?

馬丁·雅克：我認為，西方社會對待中國的態度較之前更加強硬。

一般來說，要經歷很長一段時間才可以看到經濟危機留下的深刻政治烙印，現在這種政治烙印正在顯現。而且我們不知道這種烙印帶給我們的最終結局是怎樣的。

在美國，特朗普是一個極好的例子，而英國的情況則是人們選擇脫離身處其中41年的歐盟。你可以看到很多政治上的不穩定，人們對政治的不滿。人們心中的怨氣需要一個發泄的對象，這個時候，中國常常成為對象。

全球化要繼續的話，必須要尋找到新的模式，因為西方人正在拒絕全球化進程。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化中獲得了很大利益，但這在西方發達國家看來，卻被認為是缺乏發展和進步的根源。

日報：去年中英關系進入“黃金時代”，一年不到時間，隨著親華派卡梅倫和奧斯本的離去，英國新政府上臺後不久，就發生了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被延後審批的事件，引起中英各界普遍擔憂。你對梅政府下的中英關系有怎樣的預測?

馬丁·雅克：回想卡梅倫，特別是奧斯本當年那樣的擁抱中國，這是之前沒有想到的，以他們保守黨的背景來看，也是出人意料的。

特別要說的是，他們對中國異乎尋常的友善態度，在英國國內一直有很多反對聲音。英國媒體以及很大一部分英國人對中國抱有偏見，所謂人權問題、民主問題、不同文化等等。

事實上，這些偏見一直存在。而新首相梅給人的印象是，她或許會回到卡梅倫和奧斯本之前的中英關系年代。因為她似乎還是很有成見，對中國的現狀不了解，可能仍然抱著冷戰時期的那種老眼光來看待中國的問題。另外，她在中國問題上不一定具有奧斯本的前瞻眼光和行動魄力。

然而，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對她來說，幾乎沒有什麽選擇。目前梅政府很脆弱，她本人不是民選的，保守黨內部分裂嚴重，脫歐至今沒有一個正式的方案，接下來怎麽辦?情況都不明朗，完全亂作一團。

他們號稱歐洲是個已經衰弱的市場，應該拋棄，應該開拓新興市場，如果按照他們的邏輯，那麽他們的突破口就是中國，我不認為她能夠繞開這一點，我也不認為她能夠回到過去，因為現實擺在這里，如果希望脫歐之後英國仍然有發展前景和未來，她不得不選擇中國，畢竟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有著巨大的市場。

我們不得不不斷地提醒自己，中國崛起，中國參與到全球經濟版圖並扮演重要角色，越來越多的國家希望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可回避，因為那是未來。在西方，很多人並非真正了解中國，他們依然以西方的思維、邏輯和價值來判斷中國的問題，他們還是不懂。中國永遠不會讓西方滿意，也永遠不會成為“西方”的道理。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歐洲中產反全球化才剛開始

二戰後依靠新自由主義構建起的歐盟，在2016年承受了英國退歐公投和來自歐盟核心國家極右翼勢力的多次挑戰。12月4日，意大利將舉行修憲公投，奧地利將舉行第二輪總統選舉。

這兩場投票都有可能導致極右翼民粹主義上臺：在意大利是由前喜劇明星貝普·格里羅（Beppe Grillo）創立的“五星運動黨”；在奧地利是極右翼政黨“自由黨”總統候選人霍費爾（Norbert Hofer）。

這是歐洲公眾針對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全球化的一場“清算”：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歐洲公眾反對歐盟長久以來把經濟增長置於社會保護之上，也對全球化中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說辭產生了深度懷疑和失望。

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資深研究員、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日前在北京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指出，“新自由主義工程，已經結束了。”

“為反對全球化，歐洲的中產階級開始反抗，並集結力量和共識。”雅克表示：“我想這只是剛剛開始，那些在新自由主義時期被當成想當然的事情都會消失。這不僅僅是在英美，而是在更廣泛的歐洲。”

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

金融危機終結了新自由主義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英國是撒切爾主義的時代，美國則流行里根經濟學，這一切對歐洲大陸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雅克對記者表示，在上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為了應對社會民主黨無法解決的新沖突應運而生，引發了諸如有關於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等一系列討論，最終英國時任首相撒切爾夫人贏了，而新論點則是“市場是經濟的主題”。當時，新自由主義同樣也解決了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問題，開啟了隨後80年代新的全球化時代，並一直流行了35~40年之久。雖然經常有反對聲，然而極其微弱。

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方式也是典型的涓滴經濟學思路：即把更多的錢給富人，而他們最終會把錢分到窮人手里。雅克指出，最終2007~2008年金融危機挑戰了長期以來占據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的基石，終結了新自由主義。

美國中產階級現在管自己叫工人階級

不過，新自由主義在歷史上的表現並不卓越。以歐洲為例，“黃金時代”指的是二戰結束後到70年代早期，即凱恩斯主義盛行的時代。按照雅克的計算，當時的增長率比從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義時期高了整整一倍。

然而，伴隨新自由主義而來的最大後果，即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問題，卻始終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繪制了1988~2011年間全球收入的分布圖。在這張被讀者取名為“大象圖表”的數據表上可以看出，在2010年，美國的實際人均收入比20世紀80年代增長65%，英國則增長77%。

但在同時期，美國的國民收入差距卻日益擴大，基尼系數從0.3上升至0.4，一度更高；英國則從0.3上升至0.37。米拉諾維奇指出，總體而言，從20世紀80 年代中期到2006年，經合組織成員國的20個富裕國家中有16個國家的收入差距在擴大。

實際上，正是在新自由主義盛行時期（1988~2008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增加了60%，而最貧窮的5%人群的收入則毫無變化。同時，全球平均收入中位數提升。提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國、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國的新興中產階級。但高收入國家的中低中產階層，遭遇了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困境。

對此，雅克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不平等問題在西方世界變得越來越糟了：不僅僅是在英國，還有美國（這些爭議的來源），以及歐洲各國。我甚至覺得這是一個全球問題。”

在新自由主義的好日子里，“平等”這個單詞並不被廣泛使用，因為這不時髦。雅克說，“然而，現在不僅開始使用，且不論左翼、右翼都在反對不平等主義，特別是右翼來得更強烈一些。”

“那些在西方特別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是工資滯漲或者被降低的人群。”雅克表示，比如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之所以重要，因為他代表了那些三四十年來工資都沒有漲過的白人男性工人階級，“想想這件事很神奇。”

其神奇指之處恐怕在於，在以前，美國的工人階級稱自己為中產階級，現在“他們管自己叫做工人階級，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改變。”雅克表示，英國脫歐公投等事件中，這些被全球化拉下的人正在表達他們的反抗。

歐洲恐對TTIP說不

如今，不平等現象正在推動著反全球化的浪潮。對於不加以限制的移民、全球貿易協定的批評不僅不會隨著特朗普的上臺而減少，反而將不斷加劇。

此前，“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因為特朗普的上臺而瀕臨破產；美歐之間“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也前途暗淡。

雅克也不看好上述自由貿易協定的未來。

他表示，這些自由貿易協定在新自由主義指引下，給政治精英或者精英社會迅速致富的機會：社會之所以變得不公平，是因為這些精英可以說服政府為他們工作，並這樣運轉了很多年。

雅克指出，“貿易協定在設計之初就更偏大型跨國企業，超越國家主權建立司法仲裁系統（即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政府和企業之間搞得過於熱絡。而人們終於表示，再也不想要這些了。”

他還預測，在特朗普上臺後，TPP沒有延續的可能；至於TTIP，有可能歐洲自己會把它搞砸，因為歐盟成員國的民眾對此類協定非常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