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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車諜影——華銳風電「間諜門」再調查

http://www.infzm.com/content/67731

因為一樁普通的知識產權糾紛,因為金錢、女人、技術這些令人遐想的詞彙,兩家曾聯手創造華爾街奇蹟的公司攪動了所有人的敏感神經。這起曾經轟動一時,至今餘波未了的「間諜門」還有哪些沒有公佈的事實?

南方週末記者追蹤採訪奧地利克拉根福州檢察院、事件當事方、辯護律師,還原「間諜門」真相。

捲入風電「間諜門」醜聞之前,38歲的德揚·卡拉貝賽維克(Dejan Karabasevic)是位身家清白的塞爾維亞籍工程師。

他不會想到自己引發的一起知識產權糾紛會讓曾經的兩個合作夥伴——華銳風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銳風電)與美國超導公司(以下簡稱美國超導)——對簿公堂,也不會想到這樣一起普通的知識產權糾紛案件會至今餘波未了。

最新情況是,2012年1月9日,原定於當日仲裁的華銳風電與美國超導合同糾紛案因北京仲裁委的原因,延期開庭。

事實上,早在2011年4月,二者關係就開始惡化。

起初,兩家公司只是普通合同糾紛——美國超導稱其最大的客戶華銳風電不僅拒收該公司貨物,還對部分合同延期付款。然而,事件演化出人意料。在中國和 奧地利展開調查後,美國超導懷疑其前僱員將竊取的風機核心軟件賣給了華銳。(具體參見2011年10月20日南方週末《誰動了我的技術》)

2011年11月初,華銳高級副總裁陶剛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採訪時,對源代碼竊案予以否認。他表示:「華銳風電的低電壓穿越技術和方案,是由華銳800人研發團隊主導完成的。」

就此,一起簡單的合同糾紛變為知識產權之爭。在中國風電產業高速發展,風電核心技術並未完全突破、新能源貿易摩擦驟增的今天,這樣一起充滿「無間道」意味的事件已引起全球關注。

自2011年9月以來,美國超導已陸續在國內針對華銳風電提起了三起民事訴訟和一樁合同糾紛仲裁。2011年9月15日,美國超導亦向北京市海淀區公安局報案,要求立案刑偵。 

2012年1月17日,南方週末記者聯繫華銳風電,詢問其對德揚在奧地利被判有罪的看法,並請求回覆其是否侵犯美國超導知識產權。華銳公關部門一位負責人表示,華銳可在2012年1月19日作出答覆。不過截至發稿期,南方週末記者尚未收到回覆。

資料鏈接

華銳超導案進展時間表

2012年1月9日,原定於北京仲裁委開庭的華銳超導合同糾紛案,因故延期。

2012年1月6日,超導訴國通一案,在海南省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案件目前尚無最新進展。

2011年12月22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下發民事裁定書,將超導訴華銳商業秘密案交由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

2011年11月23日,超導訴大連國通「侵犯計算機軟件著作權」案,計劃於當日在海南省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因超導申請變更被告,庭審延期。

2011年10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發華銳超導知識產權案立案通知。11月,華銳提出管轄權異議。

案件目前尚無最新進展。
「間諜」德揚

德揚畢業於貝爾格萊德大學五年制電子工程專業,獲工學碩士學位。2004年,他來到奧地利克拉根福,就職於美國超導收購的Windtec公司。他最初是產品開發工程師,最後兩年半裡任自動化部經理。

2011年7月1日深夜,剛從北京飛抵奧地利的德揚就被當地警方逮捕。

被捕前,德揚沒有犯罪前科,每月淨收入4000歐元(折合人民幣32000元),背著一筆大約24000歐元(折合人民幣20萬)的房屋貸款,每月按揭600歐元。即便每月需向八歲的女兒及前妻支付1000歐元,德揚仍比大多數中國普通白領的收入高、房貸少。

2011年9月23日,克拉根福法院宣判,德揚「以欺騙手段濫用數據處理」和「為境外機構擔任工業間諜」兩項罪名成立,刑期3年。

對此,克拉根福州檢察院媒體關係負責人Helmut Jamnig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依據德揚的兩項罪名)可判最低1年、最高10年的刑期。依照奧地利相關法律,3年刑期是恰當的。」

克拉根福法院認定,德揚在他受僱於美國超導Windtec公司擔任技術人員期間,通過篡改華銳風電所持有的美國超導Windtec公司的軟件,特別 是「C12-軟件代碼」,並通過使用屬於美國超導Windtec公司商業秘密且受源代碼保護的程序(和結構文件),使得該軟件能夠不受限制地使用於華銳風 電的風電設備上,並可以免費複製,而無需支付許可費用或購買該產品的更新版本,從而侵害了美國超導Windtec公司的財產權。

此外,法院認定德揚洩露了負有保密義務內容的商業秘密。即以在境外即中國使用為目的,將屬於美國超導Windtec公司的商業秘密、受源代碼保護的軟件,進行洩露和移交。

德揚的辯護律師Gunter Huainigg以「保密義務」為由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但超導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John W.Powell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克拉根福法院庭審當天,德揚的辯護律師為其做的是「有罪減輕」辯護,而非「無罪辯護」。

據《波士頓環球報》報導,庭審中,在陪審團達成一致意見之前,德揚表示「這是我一生中犯下的最嚴重錯誤,我對此深感抱歉」。

復活的源代碼

克拉根福一案中,德揚是唯一被告,美國超導作為受害人,試圖通過認定德揚偷竊源代碼的事實,最終將矛頭指向自己曾經最大的主顧——華銳風電。

2011年6月,美國超導員工在甘肅省酒泉市瓜州縣一個風電場發現,原本過了使用期限的電控系統測試版軟件仍在運行,且軟件代碼被修改過。隨後,類似的改動在其他風電場被陸續發現。

美國超導業務的一部分是為風力發電機組進行軟件開發和提供相應的技術服務。用於華銳風電1.5兆瓦風力發電機組運行控制和監控的軟件的「代碼」即是由美國超導研發和銷售的「C12」。 

克拉根福法庭在判決書的事實認定部分寫到,美國超導通過正常渠道賣給華銳風電最後程序的版本是「C12 1.4.3」。2010年底左右,美國超導曾對C12代碼進行了升級,增加了低電壓穿越功能。

所謂低電壓穿越,是指風機具備在在一定的電壓跌落範圍和時間間隔內能夠保證不脫網連續運行的能力。

判決書中認定,超導提供給華銳風電的、具備低電壓穿越功能的升級軟件,只是試用版。這種所謂的交付版本,用戶能夠進行性能測試,但不能自行修改程序。運行和監控程序的代碼的任何修改,也只能在源代碼上進行。

2010年12月,華銳風電的SL1500/82型風電機組,在山東省濰坊市壽光風電場通過了中國電科院的低電壓穿越測試。這颱風機的變頻器提供商正是美國超導。

正常情況下,因為擔心整體技術轉移,美國超導不會將源代碼提供給客戶。超導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John W.Powell表示,SL1500/82型風電機組通過測試後,軟件並沒有向華銳風電開放。

克拉根福法院的判決書中寫到,2011年4月,華銳風電僅有C12代碼的1.5.1測試版,使用期限為14天。這個版本包含上述低電壓穿越功能。

追查「內鬼」

誰會洩密?在Windtec公司內部,能夠接觸到主控系統(PLC)源代碼的員工人數「非常有限」。

Martin Fisher,前Windtec總經理、現美國超導全球研發負責人,很難想像自己的下屬德揚會是那個讓全公司頭疼的「內鬼」。但經過調查,所有證據都指向了德揚。

2011年7月1日,德揚剛從北京飛往奧地利的飛機上下來,就被奧地利警方逮捕。

2012年1月12日,克拉根福州檢察院媒體關係負責人、檢察官Helmut Jamnig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針對德揚的調查始於2011年6月。

奧地利警方掌握的房屋租賃合同顯示,在北京海淀區的泉宗路上,德揚擁有一套165平方米的複式公寓。從德揚北京的公寓裡獲取的重要證據包括兩台筆記本電腦和一個1000G的移動硬盤。

受奧地利警方委託,一家權威的歐洲第三方鑑定機構恢復了上述設備中的數據,並進行了數據勘驗。

「2011年4月27日至4月29日期間,德揚將自己的外接硬盤驅動器連接至美國超導配發給他的商務筆記本上,並從該台電腦——或者從美國超導公司的內部網上——下載了大量的數據到外接硬盤驅動器中。」克拉根福法院的判決書中寫到。

John W.Powell解釋說,德揚下載的源代碼,分為主控系統(PLC)源代碼和變頻器源代碼兩部分。變頻器是風電機組電控系統的核心部件之一。

克拉根福法院認為,德揚至少通過為C12的老版本(已經為華銳風電公司所擁有)安裝低電壓穿越功能,並改變華銳風電所使用設備的現有硬件配置,將其下載的C12 1.5.1程序或者該程序的源代碼的至少相當大的部分提供給了華銳風電。

「為了完成前述內容,德揚為華銳風電公司工作的一個實質性的部分就包括了改寫PM3000變頻器(風電機組的一個組件)軟件。」法院判決書中寫到。

新的問題隨之而來,要讓軟件修改過的變頻器與主控系統順利連接,還需要通訊協議。克拉根福法院認定,為瞭解決接口問題,德揚使用了他從美國超導非法複製到他外接硬盤驅動器中的軟件。

上述歐洲鑑定機構在數據勘驗後確認,2011年5月28日及2011 年6月10日,德揚將全部6個修改本以及編譯的二進制碼發給了華銳風電研發部門的一位高級員工。

克拉根福法院認為,德揚使用、轉交C12程序現行版本的源代碼,並移除了PM3000變頻器的軟件保護屏障,給原僱主造成了經濟損失,「並導致華銳風電不履行與美國超導簽訂的技術開發與服務合同」。

金錢、友情和技術

根據奧地利警方審訊德揚的文字記錄,德揚表示,2011年3月或4月,他曾向AMSC Windtec公司索要他與該公司簽署的合同「konkurenzklausel」,以便發給華銳風電,「因為我希望華銳公司知道我當前的條件」。

奧地利警方質問德揚,為何有封郵件顯示他在2010年12月就已將他與Windtec公司的合同發給了華銳。德揚表示,他記錯了。

根據德揚與華銳及其關聯公司簽署的勞動合同,德揚自2011年5月至2017年6月,將服務於新僱主華銳風電及其關聯公司。每年工資約人民幣100萬,獎金80多萬,六年合計1100萬人民幣(約170萬美元)。

據《波士頓環球報》報導,在2011年9月23日的庭審中,德揚的辯護律師Gunter Huainigg說,德揚竊取Windtec核心軟件代碼的行為,源自對一段失敗婚姻的失望,而Windtec將其從軟件研發調至客服部門的作法,讓德揚覺得自己的價值被低估。

根據奧地利警方審訊德揚的文字記錄,德揚表示,在Windtec與華銳的合作中,他被認為是最好的工作人員之一,「華銳希望我的絕大多數工作時間能夠花在與華銳相關的Windtec項目中」。他還表示,他們(指華銳)「非常喜歡我的專業,我一直被奉為專家」。

奧地利警方在調查中意外發現,一位華銳公司研發部門的高級職員與德揚的關係「非同一般」。德揚在審訊中表示,他交給華銳的所有文件都是通過這位員工。

但是,奧地利方面並無證據說明,該研發部職員與德揚之間僅是個人關係,還是受到了華銳風電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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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商業間諜升級

2013-3-4  NCW
 
 

 

白宮發佈打擊竊取美國商業機密的新戰略,雖否認針對中國,但從發佈內容和時機上看,難脫濃重的中國印跡◎ 本刊記者 陳沁 文不到半年前,美國副國務卿霍邁 茨(Robert Hormats) 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曾發出信號,中美關係近期要務之一是兩國要在未來六個月明確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的主要分歧,尋找共同解決辦法。話音猶存,美國“組合拳”已出。

2月20日,白宮發佈了一項打擊竊取美國商業機密的新戰略,稱最新情況顯示,針對美國企業的經濟間諜和竊取商業機密活動步伐加快,尤其是通過網絡攻擊的經濟間諜行為對公司知識產權 造成威脅。

戰略指出,商業機密被竊取威脅到美國商業利益,不僅影響美國在全球的出口前景及民泷就業,更將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置於危險境地。

根據該戰略,美國將採取五項措施保護商業機密:高級官員在各外交場合積極表態,必要時可聯合有共同訴求的國家一道施加外交壓力;幫助美國企業採取最佳的反盜竊手段;加強執法及調查行動力度; 審查現行法律,從嚴立法;開展宣傳,增強公泷意識。

盡管白宮否認該戰略針對中國,但從發佈內容和時機上看,難脫濃重的中國印跡。

在新戰略長達141頁的系列文件中,有31頁出現“中國” ,其中多頁為反復出現,最多一頁上達14次。系列文件中包含一份由美國司法部總結的案例,稱從2009年1月至2013年1月的商業間諜和貿易機密犯罪一共有20起,其中17起涉及中國。

從時間上看,戰略出台前一周,奧巴馬簽署網絡安全行政令 ;前一天,美國網絡安全公司曼迪安特(Mandiant)發佈一份60頁的“黑客報告” ,稱近年美國遭受的網絡黑客攻擊多與中國有關; 《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等美主流媒體近期都稱遭到中國黑客攻擊。

往前回溯,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包道格(Douglas Paal)對財新記者分析,去年泷議院情報常設特別委員會就網絡盜竊舉行聽證會,並推出了立法草案。奧巴馬對此也非常重視,在國情咨文中特別將打擊網絡盜竊列為重中之重。

“立法草案的推動者認為應當進一步採取措施,如對網絡盜竊者拒發簽証 等,加大懲治力度。Mandiant 發佈的報告使這一話題進一步升溫,因此目前在國會和政府都有越來越強的呼聲。 ”包道格說。

戰略文件中亦建議,應從法律層面加強打擊力度,包括將對商業間諜的量刑從最高15年提升至20年,擴大“商業機密”的覆蓋面,尤其關注向美國國外轉移或試圖轉移的商業機密 ;還特別提出,將利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TPP)等貿易安排尋求制定保護商業機密的新條款。

中美之間關於商業間諜、知識產權 的你來我往由來已久,美國為何此時頻 繁高調出招?美國德傑(Dechert)律師事務所亞洲業務執行合伙人、倫敦國際仲裁院理事、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委員陶景洲告訴財新記者, “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能確保其領袖地位,美國的商業企業又是美國技術創新的火車頭,保護它們的商業和技術秘密就是保護美國的最根本利益。 ”陶景洲說,近期日趨活躍的網絡攻擊使美國感到它根本的外交、軍事和經濟利益受到威脅, “推出新戰略很自然” 。

美方指控

在美國司法部總結2009年至2013年17 起涉及中國的商業間諜案中,模式驚人地相似:中國籍或華裔工程師、研究員,在美國名校完成碩士博士教育,加入頗具規模的美國公司工作數年至資深級別,其個人電腦或U 盤內下載保存了所供職公司包括圖紙、設計、軟件代碼、配方等商業機密,作為跳槽、創業,甚至回國內高校任教研究的籌碼。

其中“潛伏”時間最長的是前波音公司的華裔工程師張東帆(Dongfan Chung) 。他被控于1979年至2006年間竊取了與航天飛機和火箭有關的大量商業機密文件。2008年2月在南加州被捕時,其家中存放有約25萬頁的“敏感文件” 。2010年2月,時年74歲的張東帆被判處15年徒刑。

“張東帆式”的佔有紙質文件在當今的技術條件下已經落伍,用戰略文件中的話來說, “按照現在的技術,藏在張東帆家里的所有文件都可以裝進一張CD盤里。 ”從美國司法部上述文件看,此類案件的高發行業包括 :一是汽車製造業。

如前福特汽車工程師郁向東拷貝走4000 份福特文件後“回國發展” ;前通用汽車工程師杜姍姍離職前用硬盤複制大量混合動力技術相關文件,試圖出售給通用的中國競爭對手,結果未遂。

二是化工行業。如前杜邦僱員 Tze Chao 向中國商人出售杜邦二氧化鈦加工技術 ;前杜邦僱員孟鴻(Hong Meng)在個人電腦上保存杜邦有機發光二極管(OLED)顯示技術文件並攜帶回國;前油漆塗料公司威士伯(Valspar)員工 David Yen Lee 下載大量油漆配方,試圖跳槽至上海一家公司。

三是電子及軟件行業。如前摩托羅拉高級軟件工程師金漢娟(Hanjuan Jin)在休病假期間為一家中國科技公司工作,從摩托羅拉辦公室下載商業機密文件並試圖帶回中國 ;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高級軟件工程師楊春來(Chunlai Yang)為其投資的一家中國初創企業竊取軟件代碼等機密文件。

爭論難休

此類案件每每爆出,都會引起美國媒體對中國“商業間諜”案的熱議。對此,中國外交部在過去數年多次回應,稱所謂中方在美國從事“經濟間諜活動”的說法“無中生有、別有用心” ,要求美方摒棄冷戰思維,尊重客觀事實,停止對中方無端指責。美國貿易代表柯克(Ron Kirk)則公開表示,中國所存在的竊取商業機密問題至少是導致一些美國公司將運營遷回本土的因素之一。 “你們要知道,接受某種程度的盜取版權是一回事,但如果你們要竊取我們的核心技術,我們只好打包回國。 ”從更加宏觀的層面,霍邁茨分析,中國從世界經濟一體化中獲益匪淺,因此,強化世界經濟的規則成為中國的巨大挑戰。 “若中國採取的某些方法被其他國家視為危害其在華公司利益,則會對中國和現在開放的貿易系統帶來負面影響。 ”包道格亦提醒,企業在開展國際商業活動時,會將其所處市場對知識產權 的保護作為重要考量。 “如果找到一家公司、一個國家從事網絡盜竊商業機密的行為,也將會有制裁其的辦法。 ”他分析,美國與每個崛起的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都會有問題。一般情況下,隨著崛起的國家發展了自身應受保護的知識產權,這些問題也隨之減少,比如日本和韓國。 “但是中國的問題更大一些,在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獎勵、對侵權的打擊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美在商業間諜及知識產權保護上的爭端出路在何方?美國負責經濟和商業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費爾南德斯(Jose W. Fernandez)對財新記者表示,在未來一段時間,美國將持續對亞太地區包括中國在內國家的高級官員強調保護商業機密和知識產權的訴求。 “重要的是,我們與中國展開有意義的對話,使雙方就共同的規範等問題能夠達成一致。 ”陶景洲對財新記者分析,中國政府或將不得不對竊取商業機密的行為加強制裁,並且有可能把知識產權保護和地方官員的政績掛鹇。 “以後中美在所謂盜取與反盜取商業機密、以及所涉及的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摩擦方興未艾。中國將不得不真正成為創新社會而不是仿新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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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den否認其為中國間諜 中國發聲要美國做出解釋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5804

Snowden逃往香港之後,香港美國領事館前出現了抗議示威活動。

Snowden事件已經引發多國政府要求美方做出解釋,但中國政府始終沉默,直到美國前副總統切尼發出如下挑戰:6月16日,切尼稱Snowden是「叛徒」,表示擔憂其是中國安插在美國的間諜。

由於切尼身份顯赫,此語一出,沉默多日的中國官方終於發聲。6月1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華春瑩還說:

美方應重視國際社會和各國民眾對此問題的關切和要求,給國際社會一個必要的解釋。

17日當天,Snowden通過互聯網回答世界網友提問時稱「沒有與中國政府聯繫過」。

Snowden回答提問時解釋了其直飛香港的原因:

國家安全局的員工赴外國旅行須提前30天申報,並且會被監控……考慮到風險,我沒有提前申報……去香港更加便利。如果我在美國公開這些機密,等於直接把自己送進監獄,這就太過愚蠢了。

如果我真的是中國間諜,我為什麼不直接飛北京?我沒有和中國政府聯繫過,我只和記者接觸過。

Snowden逃到香港之後,香港美國領事館前發生了遊行示威活動。抗議者舉著美國總統奧巴馬當年競選總統的著名「CHANGE」海報,將口號改成了「向壓迫者說不」。

Edward Snowden是前CIA僱員,他向媒體洩密了美國國家安全局高端機密PRISM項目。PRISM項目通過各大互聯網公司監控美國和外國人的隱私,以獲取情報。事件詳細經過可點擊這裡。

現在,時值G8會議召開,美國總統奧巴馬將面臨多國領導人就Snowden事件的質詢。

目前,俄羅斯已經明確表態願意給Snowden提供政治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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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登東家如何成為全球最賺錢的間諜公司:Booz諮詢公司崛起史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4947.html

1940年,即日軍襲擊珍珠港的前一年,美國海軍便開始考慮對德作戰計劃。美國海軍上將們的心腹大患是納粹德國海軍的潛艇,德軍潛艇神出鬼沒,到處攻擊盟軍航線,要找到它們的蛛絲馬跡就是不可能的任務,更別提要擊沉了。束手無策的美國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只好轉向Booz,Fry,Allen & Hamilton尋求對策,這是一家位於芝加哥的諮詢公司,他們的知名客戶包括固特異輪胎橡膠公司(Goodyear Tire&Rubber)和蒙哥馬利·沃德公司(Montgomery Ward)。Booz有效地開創了管理諮詢業務,從知名學府物色尖子生擔任分析人員以及企業客戶的待聘人員。Booz的顧問們與美國海軍人員一道合作,開發出一套特殊的傳感系統,可以捕捉到德軍潛艇短暫發出的無線電通信信號,這有助於設計一種攻擊戰略。在其幫助之下,盟軍到戰爭結束時已擊沉或擊毀德軍大多數潛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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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項目是Booz與美國政府長期合作的開始。隨著冷戰開始、加劇繼而緩和,再到後來全球恐怖主義取而代之成為美國國家安全人員的主要顧慮。在此期間,目前更名為博思艾倫(Booz Allen Hamilton)的這家諮詢公司越來越多地專注於來自政府的工作。2008年,該公司剝離了利薄的商業諮詢業務——名為博斯公司(Booz&Co.)——並成為一家純粹的政府業務承包商,博思艾倫公開上市,大股東是私募股權公司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在截至2013年3月份的財年,博思艾倫公佈營收為57.6億美元,其中99%源自政府合同,淨利潤為2.19億美元。其營收的近四分之一——13億美元——來自美國幾大情報機構。隨著美國政府過去十年間在情報承包商身上的投入呈爆炸性增長,與科學應用國際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CACI和BAE系統公司(BAE Systems)等對手相比,總部位於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的博思艾倫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據彭博行業資訊的數據顯示,美國2013年大約70%的情報預算都被外包出去;美國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O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表示,近五分之一的情報人員在民間領域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大多數美國人對博思艾倫有所聞,他們對於該公司在美國情報界扮演著何種舉足輕重的角色依然毫無概念。不過,現在世人對此皆知。6月9日,博思艾倫一名29歲的電腦技工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公開宣佈,他就是洩露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監控人們打電話與上網活動的新聞線人,在為博思艾倫工作期間,斯諾登在一個位於夏威夷的國家安全局監聽站中將一些機密文件複製到一個U盤,並在近期將此事透露給了媒體,他承諾還要披露更多機密。日前他已從香港抵達俄羅斯。

博思艾倫引起世人關注衝擊到其股價表現,該股在斯諾登公開機密後的上午下挫超過4%,迄今還未收復失地。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主席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已呼籲再次檢討民間承包商在情報工作方面的作用,並宣佈她將尋求限制承包商們獲取機密信息的權限。博思艾倫長久以來一直非常低調,在美國聯邦政府幾乎是其唯一客戶的情況下,大張旗鼓地宣揚沒有必要,而且該公司很少進行遊說。由於情報界的重量級人物紛紛在博思艾倫工作,該公司從來不用擔心接不到生意。美國國家情報主任、奧巴馬總統的高級情報顧問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是博思艾倫的一名前高管。該公司的副董事長邁克·麥康奈爾(Mike McConnell)在小布什總統任內擔任國家情報主任,在此之前擔任國家安全局局長。在博思艾倫的2.5萬名員工當中,76%的人有查看機密信息的授權,近一半人擁有查看最高機密信息的權限。據2008年的一本書《等待僱用的間諜:情報外包的秘密世界》顯示,CIA原副局長瓊·登普西(Joan Dempsey)在2003年的一次演講中將博思艾倫稱作「影子情報機構」。登普西如今在博思艾倫任職。

斯諾登洩密事件可能會導致情報外包方面出現重大調整。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多年來一直向多家情報機構施壓,要求減少對承包商的依賴。而在如今自動削減開支的年代,曾經一度碰不得的防務與情報等方面開支也很可能會被縮減。

然而,與博思艾倫以及美國情報機構官員的談話顯示,這些承包商不會很快失寵。即使斯諾登最終會讓他的前東家失去生意,但這些生意可能只不過是流向其競爭對手。雖然博思艾倫與其他影子情報機構是作為權宜之計而出現——本來是冷戰後瘦了身的情報機構在9·11恐怖襲擊後試圖重振旗鼓而借用它們來爭取時間——但是如今它們已變得必不可少。隨著博思艾倫等承包商逐漸依賴於聯邦政府,政府對它們依賴則更甚。

斯諾登當初並不是被招作間諜。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自學成才的電腦技工,高中沒有畢業,他的第一份與情報相關的工作就是在國家安全局的一處設施當保安。他在接受英國《衛報》的一次採訪中表示,因為他的電腦技術,他曾被中情局招進去處理網絡安全相關工作。他在2009年離職並轉向民間領域,最終加盟博思艾倫。他作為國家安全局承包商職員的工作看來一直是基本的技術支持與故障排除。他是個技術人員。

情報界人員傾向於把外包工作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機密性最低而且最卑微的工作:在情報機構割草、清理垃圾和分揀郵件。在機密部門內,即使清潔工也需要安全方面的權限——他們清理的垃圾桶裡可能有國家機密信息。這使得這些工作崗位招人尤為困難,因為讓獲得安全授權的多數人做清潔工無異於殺雞用牛刀。

懂得電腦技術的斯諾登隸屬有專門技能的中間級別。當美國軍方在越戰期間首次開始大力求助於承包商時,這些工作佔了招聘崗位的多數——國防部當時急於招到維修人員,來負責越來越複雜的武器與運輸系統。翻譯、審訊及處理政府安全授權相關背景調查的人員也處於中間層。CSC和L-3 Communications等公司專注於中間級別的業務。雖然博思艾倫也招攬一些這類工作,但重心卻是最高級別的工作:從開發打敗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的戰略到軟件設計到為高級官員撰寫講稿的各類工作。從任何意圖和目的來看,第三類的承包商都是間諜,而且有些人是間諜首腦。

威廉·戈爾登是一家招聘公司負責人,專門為情報專業人員務。6月中旬,他一直在為填補國防情報局承包商的三個空缺而忙碌。戈爾登說,雖然碰巧這次博思艾倫沒有參與其中,但該公司曾填補過類似的數千個空缺。這次的三個空缺中,有兩個空缺是馬薩諸塞州德文斯堡的高級反情報分析師,其中一個專注馬薩諸塞州聯邦設施面臨的威脅,另外一個專注西南亞問題。這些承包商將會拉網式地篩查情報,從數字竊聽內容到線人消息,要像坐在他們旁邊的國防情報局分析師一樣撰寫報告和簡報。這兩個職位都需要最高機密授權,其中一個職位需要經常出差。第三個空缺需要一位精通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的高級翻譯,在毛派叛亂分子活動日益猖獗的印度喀拉拉邦,許多人說這一語言。美國國防部在招一名會說這種語言的人,表明美國在那裡有情報活動。這一崗位標明「條件艱苦」。

戈爾登說,他經常看到博思艾倫與其他承包商在全球各地發佈的「情報蒐集經理」的空缺。「情報蒐集經理處於最高級別,決定採用哪些情報,如何採用並決定各類情報的去向,」他說,「他們提供思路、方向與管理。他們基本上擁有全部身份,他們就像是政府僱員。他們唯一無法辦到的事情就是批准預算資金或招聘並裁減政府僱員。」

收入待遇的巨大差別取決於應聘者的技能與經驗。「這些錢源於情報預算,因此沒有太多監督。」戈爾登說。他估計那位馬拉雅拉姆語翻譯崗位的年收入將達到18萬美元到22.5萬美元之間。這在部分程度上是為了彌補艱苦的條件以及叛亂分子的慣常做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招工廣告當中沒有提叛亂分子通常會先把翻譯當作攻擊目標。

大規模招聘情報承包商的做法可以追溯到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基地組織的襲擊導致美國兩黨在國會一致支持獲得更多與更好的情報——相關聯邦預算也相應猛增。有大量證據顯示這方面的努力挫敗了一些恐怖襲擊陰謀。情報界在上世紀90年代一直在瘦身,在蘇聯解體後,情報對政界人士而言似乎沒有那麼重要了,相關預算遭到削減,中情局、國安局以及國防情報局大批人員退休。在2001年晚些時候,找到足夠多有經驗的人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承包商,而其中許多人都是政府在數十年前培訓過卻在後來裁掉的。「通過承包商人員,我們得以非常非常迅速地擴張,」時任美國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人力資本副主任的羅納德·桑德斯(Ronald Sanders)在2008年與記者的一次電話會議中表示,「在我們忙著恢復情報界的軍方和民間人員時,他們可以迅速進來執行任務。」

博思艾倫等承包商被看作是權宜之計,以便讓政府有時間招聘並培訓僱員。退休的海軍少將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講述了2001年試圖發展海軍網絡戰項目的情況。他手下的人員沒有一個是網絡戰專家,因此他培訓海軍的語言學家們——通常是一些頭腦更聰明的水手——來接手這類工作。「海軍當時得以利用承包商來強化那些培訓人員,同時開發永久性項目。」布朗說。他目前在RSA安全公司(RSA Security)工作,這是一家位於馬薩諸塞州貝德福德的網絡安全公司,與政府有很多業務。

不過隨著政府情報人員數量增長,承包商的人員數量並未返回到9·11之前的水平。桑德斯在2008年的採訪中表示,在為各類不同的情報機構工作的承包商當中,僅有5%是為「過載」預備的。在今年3月份發佈的一份報告中,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抱怨說,「情報界的一些機構在轉換或者清退一些承包商之後,一直在招聘其他的承包商,從而導致整體人員數量持續增加。」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的公共事務辦公室對此並不認同,稱「核心承包商人員」自2007年以來已減少36%。

支持情報外包的人士表示,民間公司成為情報界永恆的一部分有很好的理由。並非每一項任務都需要一名全職的聯邦僱員來做。建設一個機密設施或新的數據庫是一個短期項目,沒有理由只為這個來招聘並培訓新的員工。從理論上來說,承包商的勞動力成本更低,因為政府無需在工作任務結束後繼續負擔人員工資,更不用操心他們的醫療保健或養老基金。對軍方而言,這通常是完成額外工作且不會違反人力上限規定的唯一辦法。而華盛頓功能紊亂的撥款機制使得這一情況雪上加霜,長期項目所需資金日益通過緊急補充性開支法案來撥款,由此引起的不確定性導致更難招到長久性的員工。

高級情報官員也透露,民間領域的承包商是技術革新方面的後備力量。當代的「Q博士實驗室」——詹姆斯·邦德故事中間諜產品的孵化器——就是硅谷,這裡的初創公司在開發可以識別海量原始數據形態與關聯的技術,還包括其他電腦科學方面的成就。在接受採訪時,博思艾倫副董事長麥康奈爾指出,該公司因招聘他這樣的前間諜而聞名,公司也從科技界大量招人。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2008年的一份研究顯示,56%的情報承包商提供了政府情報人員並不具備的獨特技能。

「在擔任國家情報主任時,我絕對希望獲得民間領域的優勢、創意與行動力,」麥康奈爾說,「這是因為,如果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潮流,我就會落伍。全球最具革新能力、最有創意以及最佔優勢的國家是美國,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自由市場的效率。」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帕羅奧圖的帕蘭提爾技術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等情報承包商甚至置身於商業科技樞紐,而不是設在從弗吉尼亞州雷斯頓延伸至馬里蘭州米德堡國安局總部的這80公里傳統情報機構區內。

即便如此,開支還是會失控制。據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數據顯示,每年在一名承包商員工身上的投入通常為20.7萬美元,而同類政府僱員的開銷只有12.5萬美元,這裡面還包括了福利和養老基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國安局的開拓者(Trailblazer)項目。這原本是一項篩選並分析國安局每小時蒐集的海量電話和網絡信息的先進項目,開拓者項目最初預算為2.8億美元,需要26個月來開發完成。博思艾倫等五家公司參與了這一項目。「在開拓者項目中,國安局在利用業內最佳技術與經驗來推進他們的任務。」博思艾倫副總裁馬蒂·希爾(Marty Hill)在2002年的一份新聞稿中表示。當該項目在2006年被關停時,沒有達到任何目標,而且相關費用達到數十億美元。國安局檢察長的一份報告發現「承包商人員勞動力費用過高」,不過沒有點相關承包商的名。國安局多名聲討項目浪費的員工被開除,其中一位高管在與一名記者通氣後被依據《間諜法案》(Espionage Act)而起訴。(相關訴訟最終被撤銷。)

美國國土安全部大約在同一時期授予博思艾倫的一份電腦系統合同出現類似問題。三年當中,相關費用從最初的200萬美元暴增至1.24億美元,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在後來的報告中表示,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糟糕的規劃與監督。但是,即使在問題暴露之後,如《華盛頓郵報》所報,國土安全部依舊重續了合同,甚至還給了博思艾倫一些新合同,因為該部門斷定自己無法建設、甚至無法獨立運行這套系統。

批評人士表示,博思艾倫及其競爭對手能夠繼續獲得合同並持續增長,不是因為它們的技能不可替換,而是因為其中的人脈因素。隨便說出國安局或中情局或其他軍方情報機構的一名退休高官的名字,很可能他現在正在為承包商工作,而且在博思艾倫的可能性最大。隨便說出目前在政府部門任職的一名高級情報官員的名字,很可能他曾在博思艾倫工作過。麥康奈爾和博思艾倫的其他人忙不迭地指出,承包程序中有防護和監督機制,而且在9·11瘋狂的幾年之後已成熟。與此同時,該公司傾向於接納並慷慨支付高薪給那些退休的高級情報官員,意味著它看重他們人脈的價值,而且也讓他們在政府內部的繼任者把博思艾倫當作他們退休計劃的一部分。

承包商支付的豐厚薪水導致公共部門人員向民間領域流動。它們挖走了政府情報人員,導致政府各級人員短缺,並讓更多有經驗有知識的人進入民間領域,這使得承包商對政府而言更加重要。「現在你會選擇進入政府部門兩三年,獲得授權,然後轉入其中一家支付高薪的承包商。」美國科學家聯盟政府機密項目負責人史蒂文·阿芙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表示。斯諾登就是這麼做的。「你必須要有很強烈的愛國心才能抵禦金錢方面的誘惑。」阿芙特古德說。

獵頭戈爾登表示,結果就是,政府間諜機構的人員普遍發牢騷說「那些可惡的承包商們知道的比我們還多」。這可能是斯諾登洩密的一個因素——他的電腦技術可能使得他接觸到了他不該有權限看到的信息。不過斯諾登是個異數。他處理這些信息的方法——複製信息、發給媒體並公開承認自己是洩密者——既丟了飯碗,而且也可能會因此失去自由,迄今看來都是因為他的理想主義動機。更普遍的誘惑是利用相關知識,合法地或者在不知不覺間招攬更多生意。

在斯諾登洩密事件之後,國會在加大對博思艾倫等承包商以及它們在蒐集情報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關注力度。兩黨議員表示,斯諾登輕而易舉就能獲得並洩露機密信息,說明需要加大對承包商活動的監督。「我感到震驚的是,一個沒有拿到高中畢業證書、在軍中沒有圓滿服役而且只有29歲的人居然有權查看我們政府的一些高度機密的信息,」緬因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蘇姍·柯林斯(Susan Collins)於6月11日在國會山向記者們表示,「這讓我感到吃驚,這說明監督程序確實有問題。相關規定沒有得到良好執行,或者需要制定更加嚴格的規定。」

不過,要調整規定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從最高層而言,不管是白宮還是國防部,承包商總是無處不在,」戈爾登說,「實權人物會轉身過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我們怎麼實現它呢?』這時承包商會跳出來說,『我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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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美德雙重間諜醜聞性質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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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見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年6月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新聞發布會時講話,圖片來自美聯社。) 訪華期間,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近日對德國情報人員同時向美國提供情報機密的指控性質“嚴重”,如果屬實,那顯然違背兩國應有的合作精神。繼去年斯諾登爆出竊聽門事件後,德美的盟友關系再次面臨考驗。 7月4日上周五,德國聯邦檢察機構通報,逮捕了一名31歲的德國聯邦情報局(BND)雇員。德國媒體稱,2012-14年,該雇員將200到300份聯邦情報局(BND)秘密情報存於U盤,提供給美國情報機構換取金錢。 德國媒體報道稱,該雇員向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泄露了,德國聯邦議院特別委員會調查美情報機構在德國活動的信息。該雇員用200多份文件獲取美方2.5萬歐元報酬。 德國內政部長托馬斯•德-梅齊埃接受德國《圖片報》采訪時說,這是一起非常嚴重的事件。他呼籲美國就這起間諜事件盡快並且明確表態。 德國外交部上周五召見了美國駐柏林大使愛默生,請求他“協助盡快查清問題”。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要求美國政府對近期的“雙料間諜”醜聞作出解釋。 去年10月,前美國NSA雇員斯諾登披露,美國情報機構長期竊聽默克爾的手機通話。德美關系一度極為緊張。 此次雙料間諜醜聞進一步考驗德美外交關系。醜聞報道傳出後,德國媒體《明鏡周刊》調查發現,57%的受訪者希望德國在決策時更獨立於美國。 同時,69%的受訪者表示,雖然美國名義上還是德國的“盟友”,但他們對美國已經“喪失了信任”。 還有外媒稱,上述德國特工曾主動接觸俄羅斯情報人員,企圖同時與美俄兩家做情報交易。 美國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暫時拒絕對該事件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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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iPhone內部究竟有多少間諜後門程序?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1090

你可曾想過,你的iPhone手機里藏有可能泄露你私人信息的隱秘後門程序? 據科技博客網站appleinsider報道,知名iOS黑客喬納森·紮德爾斯基(Jonathan Zdziarski)披露蘋果的iOS系統存在若幹後門,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獲取到用戶的個人隱私信息。 紮德爾斯基著重指出了三個隱患較大的後門程序,用戶的電話本、郵件、地理位置、網絡流量、Facebook隱私等信息均存在泄密的風險。這些程序會在用戶不知情,或者無需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工作,而蘋果公司此前從未對此做出過說明。喬納森·紮德爾斯基曾經是iOS越獄團隊的一員,也出版過多部有關iOS開發的書籍。 蘋果很快對此作了回應,表示iPhone與iPad等產品預裝的iOS操作系統存在若幹之前並未泄露的“診斷功能”,同時公布了這三個後門的相關信息。 三個後門程序 或與國安局有關 上周末,紮德爾斯基在Hope X黑客大會上公布了自己的發現,對三個後門可能泄密的後臺程序作了詳細說明。 他首先對“com.apple.mobile.file_relay”程序提出了質疑。該程序最早出現在iOS 2中,在後來的版本中不斷得到擴充。他說,這一服務完全繞開了iOS的備份加密功能,能泄露“大量情報”,其中包括用戶的地址簿、CoreLocation日誌、剪貼板、日程表、語音郵件、地理位置,以及用戶在Twitter、iCloud的數據等。 另外兩個後門程序“com.apple.pcapd”和“com.apple.mobile.house_arrest”可以被程序開發和維修人員合法調用,但也可能被政府的檢點甚至前戀人利用。比如Pcapd程序就可以通過無線監控設備的所有網絡進出流量,而且在非開發和維修模式下也可以實現這一點。而House_arrest程序,則可以從Twitter和Facebook等應用程序上複制隱私文件。 紮德爾斯基披露的這三個後門存在於6億臺iPhone和iPad的操作系統內,通過這些後門可以獲取到大量的用戶個人信息,然後可以將這些信息傳輸到在手機信任列表里的設備,例如不少用戶會將iPhone用數據線連接到電腦,而這些電腦就是“可信任設備”。盡管這些後門只有通過這些可信任設備來進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泄露的可能性,但手段高超的攻擊者依然可以通過這一信任機制來獲取到這些信息。 蘋果之前從來沒有對公眾提及這些iOS服務。紮德爾斯基表示,這些服務在獲取用戶個人信息時不會通知用戶,也不需要獲得用戶的許可,更無法被用戶關閉。 “我找不到比‘後門’更好的詞匯來描述這些程序,我很樂意聽聽蘋果公司對此如何解釋。” 此前的棱鏡門中,斯諾登揭示了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曾在iPhone,Android和黑莓手機使用後門。紮德爾斯基還暗示,美國國家安全局可能使用蘋果的後門方便地訪問iPhone和iPad。 蘋果回應:這些是診斷功能 對於紮德爾斯基的“指控”,蘋果很快在當地時間周二晚上發布了一份聲明。蘋果將這三個後門描述為“iOS的診斷功能,用戶幫助企業IT部門,開發者和AppleCare檢測故障”,蘋果也公布了這三個後門的一些詳情。 1. com.apple.mobile.pcapd pcapd支持將iOS設備上獲取的診斷數據包傳輸到一臺可信任設備上。這項服務可用戶檢測和診斷iOS設備上的應用和企業VPN連接。 2. com.apple.mobile.file_relay file_relay支持從設備內有限制地複制診斷信息,這一服務獨立於用戶生成的備份之外,無法接觸到用戶設備上所有的數據,同時由iOS數據保護措施所限制。蘋果工程部在內部設備上使用file_relay來驗證用戶設置,AppleCare在用戶的許可前提下也會使用這一服務從用戶的設備上手機相關的診斷數據。 3. com.apple.mobile.house_arrest iTunes調用house_arrest進行iOS設備與應用之間的文檔發送和接收,Xcode也會調用這一服務,在一個應用的開發過程中幫助傳輸測試數據。 蘋果的這份聲明中還表示:正如紮德爾斯基發現的那樣,第三方確實可以通過Wifi訪問一臺可信任設備,從而調用這些程序。但蘋果方面既沒有確認也沒有否認最關鍵的一個問題:這些程序是否會在用戶不知情,或者無需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工作。 蘋果還特別強調,file_relay能調用的只是很有限的一些數據,但紮德爾斯基回應說,該服務能夠獲取到iPhone的44種數據源,其中包括電話紀錄、短信記錄、語音郵件、GPS數據等一些極度私密的信息。大部分情況下這些個人信息和診斷數據可以沒有任何交集。 紮德爾斯基還表示,蘋果提供的很多信息是“誤導性”的,但他也相信蘋果會立刻著手修複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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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營揭秘】“手機就是潛伏在身邊的間諜”? 軍營手機攻防戰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223

現在,中央軍委新修訂的內務條令並未徹底將手機逐出軍營,而是針對時機、場合和註意事項做出頗為人性化的限定。 (南方周末記者 姚憶江/圖)

中國軍人使用手機情況日益普遍,成為部隊保密的隱患。有專家發出警告,智能時代的泄密會從手機開始。

解放軍總政治部多年前就嚴令加強對軍營資訊傳播管理。在手機日益普及的今天,軍隊根本不可能完全將這一便捷的通訊工具拒之門外,如何防止手機泄漏軍事機密?

在愈發開放的世界中,封閉的軍旅生活要“接地氣”,軍方也在思考:手機能否轉化為作戰武器?

“一部處於關閉狀態的手機,沒有響鈴,屏幕上也沒有任何開機顯示,話筒竟然被悄悄啟動,潛伏在隔壁房間內聽得清清楚楚。”2014年9月底的一次安全教育會上,通訊專業技術人員的一番“竊聽”演示,讓講臺下副師級以上幹部們驚詫不已。

手機進入軍營,所觸發的爭議已持續近20年。2014年10月7日,中央軍委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軍隊信息安全工作的意見》,再次要求“全面推開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和風險評估”。

2014年8月1日,《解放軍報》的移動客戶端正式上線,可借助第三方賬號登錄,與QQ、微博、微信、人人等社交平臺合作,降低了用戶使用客戶端的門檻。其推廣詞寫道,“軍報有多種讀法,指尖輕劃屏幕是一種時尚,展卷細嗅墨香也是韻味綿長。”

這意味著,盡管手機等移動網絡存在安全隱患,軍方並沒有如以往那樣一味地禁止。當今,愈發開放性世界中,封閉的軍旅生活要“接地氣”,軍方也在思考:手機能否轉化為作戰武器?

“身邊的臥底”

新的“竊聽”樣式,以及信息化戰爭新模式的變遷,早已被解放軍高層意識到。

2012年4月10日上午,東海艦隊某支隊一體化岸基作戰指揮室,正進行一場數據鏈引導下的“紅藍”對抗演練。勝利在望,導演部卻突然宣布:“紅軍”戰敗。

《解放軍報》同年5月17日的報道披露了真相,原來,“紅軍”指揮所內,一名參謀將智能手機帶進指揮室。這一細節,早已被檢查組悄悄地盯上,悄悄下令“藍軍”鎖定這部手機。憑借技術手段,“藍軍”精確跟蹤定位到這部手機,準確鎖定“紅軍”指揮所,“發射導彈”徹底讓“紅軍”指揮所癱瘓。

進入智能時代,軍方手機泄密變得更加容易:待機狀態下,手機能與通信網絡保持不間斷的信號交接,產生電磁頻譜,很容易被識別、監視和跟蹤;即使處於關閉狀態的手機,持有特殊儀器的技術人員仍可遙控打開手機話筒;制造過程中,手機芯片中也可能被植入特殊功能,只要插入電池,手機就會悄悄地把講話接收下來,自動通過衛星發送給特定的接收站。

2013年8月初的一天,駐守華南地區的某高炮部隊政委張中華收到一條短信息,內容是當地一家基建公司發來的招商廣告。如此湊巧?正是在前一天晚上,部隊常委會上討論新建宿舍樓等項目,涉及資金八百多萬。

後經排查,確實無人有意泄露會議的內容。會議上,只有一名負責後勤基建的幹部使用智能手機錄音。正是在這部手機中,技術人員隨後發現已被悄然下載安裝有“臥底軟件”。

在百度搜索里輸入“手機臥底軟件”,不乏商家打著“官場、情場、商業競爭的最好幫手”的宣傳語,四處營銷所謂“臥底”軟件——只要被悄悄安裝在智能手機上,通過後臺管理平臺,就可以看到機主所有的短信內容、電子郵件、儲存照片以及通話記錄等信息,被監視者無所遁形。

2001年以來,《解放軍報》等軍隊媒體多次公開發表警示性文章,諸如《戒除新兵手機依賴癥防範泄密》等。軍營之內,《小心你的手機》、《無形的黑手》等內部宣傳警示教育片也輪番播出。

為手機所困擾的不只是中國軍隊。軍營生活相對封閉,各國軍隊都在經歷著來自現代通訊技術的沖擊。韓國國防部公布的數字顯示,2004年至2012年上半年期間,該國軍方共有3116人因為互聯網或手機泄密而受處分,智能手機是泄密的罪魁禍首。因此,一度嚴禁軍人使用手機。

不過,嚴厲的禁令正因外部壓力而放松。韓國kbs電視臺2014年9月1日報道說,為阻止軍營內虐待士兵等不人道行為,韓軍開始試運行軍中“公用手機”制度,這種手機是“一戶一網”、“機號一體”,也只有通話和短信功能。

“貓鼠遊戲”

“手機開始大規模進入軍營是在2000年左右,真正帶來沖擊的則是在2010年左右。”北京某軍事訓練大隊教導員張浦松記得,那時,智能機和3G等通訊技術紛紛投入市場,手機與互聯網並軌。現在,泄密與各種思想對軍營的沖擊接踵而至。

“手機是九零後新兵的命根子,他們不怕訓練吃苦,就怕收繳手機。”張浦松說,他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收繳、保管新兵的手機。

趁著就餐時間,張浦松帶領幾名班長跑進新兵宿舍,翻箱倒櫃,終於搜出四部手機,登記造冊。

“物證”面前,“犯了事”的新兵百般辯解,張浦松答應,待這批新兵兩年後退伍時,統一發還手機。

禁止使用手機到底有多難?每月數次的安全檢查中,違規使用手機都被列為重點檢查內容,一旦發現違規使用手機者,將在全大隊通報,連隊負責人也會被問責。各連隊輪番實施安全保密教育,輔以反複的大清查:手機如不按期主動上交,發現一部沒收一部。

幾場清查行動之後,仍有漏網之魚:窗外,放置空調壓縮機的鐵架子上,發現了兩部手機,誰也不敢認領;疏通下水道時,水電班的士兵發現,一部“三星”牌的手機裝在塑料袋內,用透明膠帶牢牢地粘在井蓋的背面;甚至,如電影中的情節,洗漱臺上一大塊肥皂被掏空,內部躺著一部小手機。

“堵是堵不住了。”張浦松說,三年的新兵調查問卷都顯示,入伍前上過網的戰士比例都在98%以上,其中還有近兩成的戰士是“網蟲”——每天上網時間超過6小時。參軍後,超過八成新兵的要求是,“訓練之余能夠上上網、聊聊天、打打遊戲”。

疏導之策也付諸實施。為解決打電話難的問題,部隊花費近20萬,建有“軍營話吧”,與地方通信公司合作建設十幾處IC卡電話亭。逢節假日,新兵允許對外打電話。他們依舊有怨言:“軍營話吧”、IC卡電話亭的話機數量有限,不僅要排長隊打電話,有“悄悄話”也不方便說。

初入兵營,來自浙江寧波的吳坤自稱“微信控”。每天,他會把趣事拍照實時上傳至“朋友圈”,尤其是喜歡穿著軍裝自拍照,其父母也據此確認兒子,“胖了?瘦了?”

手機被收繳、統一保管後,一連數天見不到兒子在微信上的消息,吳坤的父母很擔心,匆匆購買機票跑到部隊,確認其子“一切安好”後才肯離去。

疏,還是堵?當前,軍隊各單位的策略並不一致。南京軍區出臺《手機使用及保密安全管理協議》規定,只要由個人申請並經過團以上首長批準,所有官兵就可以使用手機,但需要填寫《手機使用審查登記表》和《手機使用保證書》。

這些政策落實到部隊也具有一定彈性。有的部隊執行嚴厲的手機禁令,規定戰士和士官一律不得使用手機;有的部隊則允許士官周末使用手機,其他時間“鎖櫃”,派專人統一收繳保管。

當然,多數部隊則對士官和幹部“網開一面”,允許使用手機,但對硬件做了較為嚴格的規定:可自購國產機型,不得使用智能機,所使用手機號碼必須實名登記,必須與“中國電信”等特定運營商合作,只開放通話、短信等基本功能。

這種管制式的“捆綁”政策,卻帶來新的安全隱患,由特定運營商提供的手機號碼特征明顯:一個單位幾乎都集中於某一號段,大多是“連號”,這很容易遭到識別、滲透。

專家建議,軍隊應禁用蘋果手機等智能手機,現在一些部隊要求軍兵使用國內生產的手機。 (南方周末記者 姚憶江/圖)

“管好,也要用好它”?

“手機就是潛伏在我們身邊的間諜。”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韓旭東認為,手機具有強大的傳遞情報的功能,時刻都在尋找著有價值的情報。

“手機和互聯網並沒有那麽可怕,關鍵是怎樣用好它、管好它。”駐江南水鄉的某裝甲旅參謀長王越介紹說。

現在,新修訂的內務條令並未徹底將手機逐出軍營,而是針對時機、場合和註意事項做出頗為人性化的限定。軍營之內,徹底拒絕手機並不現實,不再一味的禁止,中國軍隊也開始思考如何將手機轉化為戰鬥力,兩種類型的軍用手機應運而生。

當前,少數一線部隊已配備“三防”軍用手機,防水/防塵、防摔、防壓,電池待機時間也更長久,當然最重要的功能是帶有加密技術,能夠防竊聽,軍內更多地稱之為“保密手機”。但其實使用功能卻很單一,大多只能打電話、收發短信息。

而具備傳感設備、全天候對接衛星、GPS跟蹤導航等實用功能的“作戰手機”,只有極少數特種部隊的特殊崗位才開始試用,畢竟,中國軍隊的通訊更多仰仗無線電、“北鬥”等通訊系統。

手機引發的全球性的信息變革洪流,讓各國軍隊都無法置身事外。2007年夏天,阿富汗塔利班死灰複燃,發動襲擊的同時,悄悄竊聽英國駐阿富汗士兵的電話。英國《太陽報》報道說,一天深夜,一名英國空軍軍官的妻子,在英國家中突然接到陌生電話,傳來惡狠狠的聲音:“你永遠也見不到你活的丈夫了,我們把他殺了。”這位婦女恐懼萬分地給英國空軍打電話,最後獲知丈夫很安全。

這一事件促使英軍下令:全面禁止駐外軍隊使用手機。直到現在,英國駐外軍人所有的電話都必須通過安全的軍方電話線路。

相比英軍,中國軍隊對於手機的反應似乎更敏銳。早在2000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新修訂實施,對手機等移動通訊設備,明文規定,“嚴禁將移動電話帶入作戰室、情報室、機要室、通信樞紐、涉密會場、軍用飛機和艦船、重要倉庫、導彈發射陣地等場所……嚴禁使用移動電話、尋呼機談論、傳送涉密信息。”

已覺察到手機通訊潛在的國家安全風險,中國軍方一份內部視頻警示片反複提及,早在2000年夏天,歐盟內部就出具一份報告稱,美國國家安全局已建立代號為“梯隊”的全球電子監聽偵測網絡,該系統一直在竊取各國的情報。在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地,“梯隊”設置有數十個大型地面接收站,天上則動用120顆衛星,大量截獲電話、手機、傳真機和計算機等通信工具傳輸的信息。

大數據時代,一旦交談中出現預設好的關鍵詞,這些電子設備就會豎起“大耳朵”,自動將通話內容記錄,最後交給情報人員做出解析。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斯諾登,更是將這種“竊聽”模式暴露無遺。英國《衛報》等媒體披露,借助電子偵察衛星、介入全球互聯網端口等手段,美國情報機構對互聯網、無線電以及移動電話通信進行監聽。

這些情報成果已付諸軍事行動之中。阿富汗戰場上,中情局特工對塔利班的手機實施定位,進而對通話內容進行甄別,捕捉有價值的情報,最終派出戰機或無人機實施精確打擊。

這種作戰模式也為中國軍隊註意,並應用到演習之中。

(文中張中華、王越系化名)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7289

全球商業間諜案大盤點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204/149091.html

黑馬說:2015年新年伊始,中國在線英語教育的兩大公司(VIPABC和51Talk)爆出“無間道大片”。
2月2日, VIPABC召開發布會,指控51Talk向其派出商業間諜,竊取商業機密。VIPABC稱,公司前員工王某在任職期間竊取了公司資料,並以生病為由離職,隨後加入某同行業公司(指51Talk,編者著)。目前,公司已正式委托律師向警方提交證據。因案件還在處理中,具體細節不便透露……


\文/周群鋒 綜合整理
編輯/i黑馬


所謂兵不厭詐,在激烈的商戰中,利用間諜獲得情報已成為戰勝競爭對手的一大法寶。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商業間諜們往往不懼鋌而走險。

本文盤點全球知名商業間諜案,和讀者一起回顧這些沒有硝煙的商業戰爭。
 
 
1、力拓間諜案
2009年,力拓4名中國員工被捕,上海市國安局稱,起因是在中外進出口鐵礦石談判期間,力拓采取不正當手段,通過拉攏收買中國鋼鐵生產單位內部人員,竊取了中國國家秘密,對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損害。
2010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胡士泰等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侵犯商業秘密案作出一審判決,胡士泰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並處沒收財產和罰金人民幣100萬元。
 
2、威盛涉嫌商業間諜案
2003年12月,威盛董事長王雪紅、總經理陳文琦被起訴,涉嫌派遣商業間諜盜取同業研發的電腦程序著作。檢方將王雪紅、陳文琦夫婦起訴,並各要求判刑4年,涉嫌擔任商業間諜的張至皓則被要求判刑3年。後來不了了之,坊間傳言,此事由威盛花費17億新臺幣擺平。
 
3、愛立信5職員涉間諜案
2002年11月8日, 瑞典愛立信公司宣布,公司5名職員因涉嫌參與一起間諜案。愛立信稱,這3名被捕的嫌疑犯是或者曾是該公司研發部門的職員,另外2名職員因向間諜嫌疑犯提供信息而“違反了愛立信公司內部安全和保密的規定”,於被停職。
 
4、通用、大眾商業間諜案
2002年5月,通用汽車公司的一名前主管被起訴。據調查,他在1996年攜帶著通用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新車型計劃、供貨價格和即將投產的一條新車型生產線的詳細方案加入德國大眾公司。有關方面認定,該名主管所帶走的那些資料對大眾有著重要的情報價值。最終,作為了結,大眾公司向通用公司賠償了1億美元。
 
5、寶潔、聯合利華間諜案
2001年初,寶潔公司和聯合利華公司之間爆發了情報糾紛事件。
2001年4月,面對聯合利華的強烈質疑,寶潔承認,該公司員工通過一些不太光明正大的途徑獲取了聯合利華的產品資料,而這些機密文件中居然有相當比例是寶潔的情報人員從聯合利華扔出的“垃圾”里找到的。後來,寶潔公司歸還了那些文件,並保證不會使用得來的情報,沸沸揚揚的“間諜案”不了了之。
 
6、維爾康藥業技術偷竊案
1999年,4名維爾康藥業(華北制藥集團旗下公司)“臥底”分布在江山制藥的4個生產車間,分別對應VC生產過程中提取、發酵、轉化等4道工序。直到2001年5、6月間,江山制藥才初步察覺到技術失竊事件的存在。事後,江蘇警方逮捕了唐清海、毛雷等5人,另外在網上通緝了其他兩位維爾康員工。
 
7、日美商業間諜案
1982年6月23日早7時,6名日本人被FBI警員押解。被逮捕的是日本日立制作所和三菱電機兩家著名電氣公司的6名雇員,另有12名雇員被美方發出逮捕令,理由是“非法獲取有關世界頭號計算機生產商IBM的基本軟件(OS操作系統)和硬件的最新技術情報,並偷運至美國境外”。1983年2月,三菱公司在承認雇員有罪的前提下與原告方達成和解。經此一役,IBM的OS操作系統的著作權在世界主要工業國家得到了全面的承認。
 
8、杜邦訴克里斯托夫商業秘密侵權案
上世紀60年代,杜邦公司在德克薩斯的比爾蒙特開設了一家工廠,計劃生產甲醇。1969年3月19日,受身份不明的第三人的雇傭,比爾蒙特的攝影師克里斯托夫兄弟駕駛飛機,在空中對杜邦公司的新建廠房進行了拍攝。沖洗後交給了身份不明的第三人。杜邦公司就對克氏兄弟進行起訴其商業機密。法院最終判決該公司正在建設的廠房屬於商業秘密,克氏兄弟以不正當手段竊取信息,屬於侵犯杜邦公司的商業秘密,同時要按照杜邦的要求披露其雇傭者。
 
\相關鏈接之一:

商業間諜需要負什麽法律責任?


我國法律沒有規定商業間諜罪,而是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罪”
《刑法》 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 有下列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之一,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
(三)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的。明知或者應知前款所列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的,以侵犯商業秘密論。
 
 
相關鏈接之二:

公司如何防控商業間諜?


在信息化時代,商業間諜無所不用其極。商業間諜威脅也並非防不勝防,除配置防火墻等傳統方法外,企業更可采用多種方案進行防控部署:

1、職責或職務的分離。
應確保企業之中的重要信息及業務至少2人以上方可具體實施。例如,可設立一員工啟動某重要信息或業務,但另設立其他員工具有授權的職能。這種檢查機制可以有效防止惡意雇員及商業間諜的不良行為。

2、重要數據加密。
將重要數據加密,可以確保惡意攻擊者即使已經成功截獲數據並將其帶到網絡外部,也可通過顯示亂碼等形式確保數據不被查看與竊取。例如國富安安全文檔管理系統(GFA EFS)。部署之後,只讀、修改、另存、打印、內容的複制粘貼、以及屏幕拷貝錄制等操作均可設立權限。

3、為員工設立"身份生命周期",細化權限管理
即企業為企業員工建立賬號生命周期,設定相應權限和訪問控制。例如,部署集中安全管理系統(GFA IAM)之後,合法員工入職後可獲得賬號,企業可為員工設置相應權限,保證核心機密安全;用戶行為審計功能可以收集和記錄用戶訪問行為,方便實現監管;員 工調職或離職後,IAM更將快速反應,進行更改和刪除的操作,從而整體防護內部網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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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強的雙面間諜

2016-02-22  TWM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雙面間諜加西亞投入英方,協助盟軍利用假情報誤導德軍,降低在諾曼第戰役中可能的更大規模傷亡。

如果我說來拍一部電影,主角是二戰的間諜,他是唯一一位得到希特勒頒發德國鐵十字勳章,還有英王喬治六世頒發英國最高帝國勳章的英雄。要不要投資?你說這是說笑嗎?哪有觀眾會相信這種劇情?

一個真實的人叫胡安.加西亞(Juan Pujol Garcia),他是巴塞隆納人。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開打,他被共和軍整,入獄兩次,這使他恨透共產主義。他找到機會逃到佛朗哥民族軍這邊,卻因為說出同情西班牙國王的話,又被抓起來關,出獄後他也恨透了法西斯主義。

一九四○年納粹橫掃歐洲,加西亞看不下去,他決定為英國做間諜,幫助他們打敗德國。他三次向英國毛遂自薦,但英國根本看不上他。報效無門,他轉向決定先成為德國間諜,再找機會來幫英國。

塑造納粹 當德國間諜

加西亞把自己塑造成狂熱的納粹主義者,自稱是西班牙官員,經常去倫敦處理公事。德國在馬德里的間諜,代號「弗里德里科」找到加西亞,吸收、訓練他,使他成為一名納粹德國的間諜,他的任務是到英國建立一個間諜網。

間諜加西亞登場出發,但沒去倫敦,他跑去葡萄牙里斯本。在里斯本的公共圖書館,他利用一本英國旅遊指南、英國的報章雜誌、英國的火車時刻表,來編造活動的報告和提報差旅費。

接著,他慢慢建立遍布在英國軍事要地的間諜網,總共有二十七人。他像寫小說一樣,不斷給德國提供情報,有幾份密電被英國情報單位截獲,反情報單位為此展開大規模搜捕,行動全部落空,因為所有人、事、物都是加西亞虛構的!

英國人捕風捉影,一陣瞎忙,眼睛慢慢睜開。

他們發現德國人比他們更瞎,德國海軍根據加西亞的情報,組織龐大的潛艇獵殺群,去攻擊一支不存在的船隊,這下英國人明白了加西亞的價值。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加西亞正式投入英方,成為英國的間諜,他的代號叫「嘉寶」Garbo。

一九四四年一月,德國認定盟軍會在法國登陸,要求加西亞蒐集情報。加西亞間諜人生最大的高潮來了,盟軍利用他誤導德軍,以為登陸的地點是「加萊」,主力是由巴頓將軍統率。

加西亞從一月到五月,發出超過五百封密電,報告盟軍調軍、運補的情況。盟軍還在相關地點布置木製的假飛機、充氣假坦克,把同一批軍人白天運過來,晚上偷偷運出去,白天再運回來。德軍根據加西亞的情報,加上其他偵察,「證實」巴頓手裡有十五萬精銳組成的「第一集團軍」。

終於到了「諾曼第登陸」,加西亞在事前通知德國,說一名下線冒死帶給他一份極重要的情報,他怕二重傳遞延誤時間,要求德方安排一名監聽員,在六月五日晚上到隔天早上,監聽他向馬德里傳遞的電文,這樣可在第一時間掌握情報。

加西亞在六日凌晨三點向馬德里發出密電,「盟軍將在諾曼第登陸,不過巴頓將軍的主力沒有參加行動,這是調虎離山,當德軍把重兵拉到諾曼第,巴頓就會在加萊登陸,切勿中計!」

協助盟軍 登陸諾曼第

按計畫,德方應該在三點鐘就給他回應,不知何故?德方的監聽員在八點鐘才回覆收到。他對德方的延誤十分憤慨,加西亞向上線抱怨這樣重大的延誤,讓他痛心、寒心,「我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藉口和疏忽,如果不是為了理想而奮鬥,我就不幹了!」你說德國人不相信他,相信誰?

所以當盟軍在諾曼第登陸時,德國陸軍將領隆美爾要調兵馳援,德軍統帥倫德施泰特不准他動,還下令兩個裝甲師和十九個步兵師,屯兵加萊,等巴頓過來。

這一等,等了兩個月,盟軍完全站穩,可是德軍這邊還在增兵加萊。如果不是加西亞,以隆美爾的速度、打擊力,諾曼第一定會變成盟軍可怕的墳場。

妙就妙在經過「諾曼第」,德國人反而更器重加西亞。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得到「鐵十字勳章」。同時間,他得到英王喬治六世特頒的「大英帝國勳章」。他等於拿到兩枚我們的「青天白日勳章」!

二戰結束後,加西亞在英國軍情五處的協助下,跑到非洲安哥拉,偽造自己死於瘧疾,雙面間諜加西亞就此人間蒸發。其實他繞道去南美的委內瑞拉,在那裡隱姓埋名,並開了一家書店。

一九八四年六月六日,諾曼第登陸四十周年,二戰的恩怨情仇早付東流,加西亞才公開露面,來到諾曼第向死者致意。這時,人們才知道這位「諾曼第」最偉大的祕密英雄!如果不是他,盟軍和德軍雙方,不知道有多少倍的亡魂要埋骨於此!

撰文 / 郝廣才


中日友好交流團體被曝藏日本間諜 已被中國警方逮捕

日本多家媒體7月28日淩晨發布消息稱,正在中國進行訪問的日中友好交流團體一名日本男子,因被懷疑從事間諜活動,近日已被中國警方逮捕。目前日本駐華大使館正在對事件的前因後果進行確認。

日本NHK電視臺28日稱,根據相關人士透露,被捕的是一名總部位於東京的日中友好交流團體相關男性成員。該男子本月訪華之後便失去聯絡,直到本月中旬,中方調查當局聯絡日本駐華大使館,表示“該男子已經被捕”。

目前有關這名男子被捕的原因尚不十分詳細,但被認為從事間諜活動的可能性較大,目前日本大使館正在加緊確認事件經過。

另據日本《每日新聞》透露,被捕男子是某日中友好交流團體的一名幹部,目前很可能正在被當做間諜接受中方的調查。按照《每日新聞》的說法,該男子本月10日前後前往北京,原計劃15日返回日本。但直到27日也未與其工作機構聯系,手機處於無法接通狀態。

NHK電視臺回顧稱,中國政府2014年11月實施《反間諜法》,規定無論是否隸屬於間諜組織,海外團體及個人一旦涉嫌從事竊取個人或國家機密和情報等行為,將會被認定為從事間諜行為,在中國國內活動的外國人被加強了監視措施。

據日本《朝日新聞》今年5月23日報道,去年5月在浙江省被逮捕的一名50多歲日本男子本月已被起訴該男子在浙江溫州的南麂列島被有關部門控制,並於去年9月被捕。南麂列島位於釣魚島西北約300公里處。該男子在軍事設施周邊拍攝照片,因此以間諜嫌疑被中方控制。

自2015年5月以來,在浙江省、遼寧省以及北京和上海等地,共有4名日本人被懷疑從事間諜活動在中國被捕,其中有1人已經被中方起訴。在去年5月到6月間,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的3名日本人分別在遼寧丹東、上海和北京被控制,三者被捕似乎沒有關聯性。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曾表示,日本政府絕對不會向海外派遣情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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