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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界臉書　揪全球良醫開藥單

胡勝正、王健全、連玉蘋、魏啟林開藥方 更開放、更自由 找回台灣吸引外資魅力

林毅夫開藥方：發展中國家如何向發達國家跨越

迎接氣候變化帶給人類的挑戰，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積極應對，南南合作是全球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團結互助、實現共同發展的重要途徑。

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分論壇上，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認為，南方國家在亟需經濟現代化的當下，卻面臨全球氣候變暖的威脅。

林毅夫首先表示，對於廣大南方國家來說，實現現代化、減少貧困、追求繁榮是一個共同的夢想。但是二戰結束之後，真正能夠實現現代化繁榮目標的發展中國家數量非常少。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往往以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和理論為藍本來指導本國的經濟發展，從而導致出現經驗“水土不服”的現象。

對於如何實現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跨越，林毅夫認為，真正能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此一目標的，大多都是利用了發達國家產業升級和轉移的機會。比如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中國，都是在發達國家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後帶來的產業轉出機遇以獲得發展機會。

與之前日本、韓國等國的產業轉移不同，中國的產業轉移將會為全世界更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之所以這樣認為，林毅夫在會上表示主要是基於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就業人口。

據林毅夫介紹，當時日本開始出現產業轉移的時候，整個日本的勞動力雇用人口大概有970萬，而中國的勞動力雇用人口卻達到了1.25億，而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有8500萬人。因此中國產業轉移所釋放的空間無疑將是巨大的。

但正在尋求經濟發展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卻面臨全球氣候變暖的威脅。林毅夫表示，發達國家的經濟形態以服務業為主，因此受氣候異常的威脅較少。但發展中國家在面對氣候異常時，由於經濟產業結構比較單一，以及收入水平較低，所以表現得更為脆弱，應對能力很弱。而且按照氣候變化協定，新增碳排放容量特別少，如果發達國家不率先減少碳排放，那麽南方國家的工業化就無法實現。因此面對這種威脅，強調南南氣候合作，對於南方國家實現減貧困目標會提供很大的幫助。

面對這些威脅，林毅夫認為南方國家首先應該形成共識，來共同督導發達國家實現巴黎協定的兩大承諾。同時南方國家之間也要交換相互之間的經驗，利用後發優勢，采用新的綠色技術，在工業化過程中，減少碳排放。

林毅夫最後認為，如果這些能夠實現，南方國家將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能帶來更為綠色和可持續的全球環境。

三份煤電急剎車文件下發後，看專家如何“開藥方”

8月11日，國家發改委、能源局發布通知，將進一步清理、規範已核準電力項目的報建審批工作，推進簡政放權，切實維護電力項目建設秩序。

通知明確規定，清理規範報建審批事項，明確電力項目開工標誌，切實維護電力建設秩序，協調指導和規範煤電開工建設，加強開工建設專項檢查，嚴肅處理違規建設行為等。

此前，國家能源局接連下發了三份控制煤電不合理發展速度的文件。國家能源局局長努爾·白克力在電視電話會上指出，近年來我國煤電裝機規模快速增加，煤電產能過剩潛在風險逐步顯現。預計今年新增裝機規模將超5000萬千瓦。如果按這樣的發展態勢，未來幾年，我國煤電行業將會變成現在的鋼鐵和煤炭行業。

由此可見，自2014年起持續走低的火電設備平均運行小時數與“井噴式”增長的煤電裝機容量間的沖突已經引發了能源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業內普遍認為，如果再延續2015年煤電發展的態勢而不加以控制，在“十三五”期間煤電行業產能過剩就會如同如今的鋼鐵行業和煤炭行業一般。以上政策的接連發布，從時間的密集度更是凸顯出政策的時效性和重要性。

煤電的發展規劃需要考慮哪些因素?“急剎車”之後對煤電去產能有何影響?近日，在能源基金會和無所不能聯合主辦的煤電去產能研討會上，來自國家部委、能源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能源專家各抒己見，為煤電去產能“開藥方”。

經濟環保投資一個不能少

《關於促進我國煤電有序發展的通知》要求，取消一批不具備核準條件的煤電項目，取消2012年及以前納入規劃的未核準煤電項目，相應規模滾入當地未來電力電量平衡，待2018年後結合電力供需情況再逐步安排;緩核、緩建一批電力盈余省份的煤電項目，除民生熱電項目外的自用煤電項目，尚未開工建設的，2017年前應暫緩開工建設;正在建設的，適當調整建設工期，把握好投產節奏。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王誌軒認為，用停止性的手段去關多少、減多少，會造成一定的問題。

“從煤電規劃角度，不要過多關註數量。將‘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的規劃與最終成果做比較，嚴格來講是有差距的。”王誌軒從中得出結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規劃的思路和方法都要發生大的變化，要在規劃中體現發展的理念、發展的機制。“新能源加入後，同樣一個單位數量、裝機數量和過去的概念不一樣，即使3億千瓦還是5億千瓦，沒有多大意義，實際上也不是硬性約束。”

那麽能源發展規劃到底需要考量哪些因素?王誌軒提出，最基本的目標是保障能源安全穩定的供應，基礎要素是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其約束條件是綠色環保。“根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來確定煤電的規劃。現在提到2020年、2030年的目標，是根據目前的情況為基礎進行的預測。而目前國家處在轉型、調結構的階段，是過渡階段，因此不能完全以此為基礎。要做大量的工作關註常態化後真正是什麽情況，要和發展實際相結合。”

關於“十三五”能源規劃中環保因素所占的比重，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在研討會上指出，從煤電角度考慮環保規劃問題，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市場供大於需，需要停建或者緩建;二是煤電有沒有競爭力;三是環保要求煤電退出機制。”王金南認為，環保要求煤電退出機制不是能源規劃中最重要的因素，甚至有“拿著環保大刀去嚇唬”的嫌疑，但諸如長三角、珠三角等大氣汙染比較嚴重、人口相對密集的地區，環保因素需要重點考慮。

華電科研總院谷吉林關於煤電在環保中的影響持相似觀點，他表示，霧霾的成因中，真正由火電帶來的影響比例很小，“我國火電行業環保標準非常嚴、電力行業環保措施非常到位、環保保護汙染物排放量已很少了，可以稱之為清潔燃燒。” 據中國環境標準網提供的數據顯示，國家環保標準排放限值要求二氧化硫每平方米排放不超過35毫克，煙塵達到5-10毫克，氮氧化物不超過50毫克。

此外，谷吉林認為能源規劃中還應考慮到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因素。“中國是大國，同時有發達和不發達地區，在城市化進程中，有些城市需要新的供熱熱源，需要建設熱電廠以熱電聯產方式解決，還有一些煤矸石、劣質煤很難利用，需要建設循環流化床鍋爐電廠，這應是規劃中應該考慮的問題。”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齊曄認為，可再生能源技術進步速度及投資狀況也應該被列入煤電發展的規劃當中。

數據顯示，中國在2009年取代美國，成為清潔能源的最大投資國，但在奧巴馬政府實行補貼政策後，中國於2011年失去領先地位。2013年，中國再次超過美國，重新成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達286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國占到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的三分之一。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十二五”末，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達到4.8億千瓦左右，占全球總量的24%，新增裝機占全球增量的42%。中國已成為世界利用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

“急剎車”效果有待觀察

國家能源局下發“三道文”之後，煤電反而出現反彈。

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布的數據，2016年第一季度火電新增裝機17.46吉瓦，其中煤電13.63吉瓦，創近些年同期新高，局部地區火電裝機過快增長、過剩壓力進一步加劇。

華能經濟技術研究院副院長趙勇認為，煤電企業之所以選擇在行業產能過剩與頻發調控政策的情況下，依然開工建設了數量龐大的煤電項目，可能與在2015年低煤價、高上網電價的環境下煤電項目的高利潤有關系。由於外部條件的變化，趙勇認為，新投產的煤電機組再也無法具備如同2015年一般的高盈利水平。

“政策如果不是那麽急剎車，也許效果反而更好。”趙勇解釋，“每個開過車的人都知道急剎車是什麽情況，肯定是往前沖，踩得越死沖得越猛。因此，政策的出臺節奏和力度把握上有值得調整或者優化的空間。我個人更期待讓市場的機制和反應能夠在煤電優化發展方面起到基本的作用。”

被稱為“數據女王”的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展規劃部副主任薛靜分析了上半年裝機數據較高的原因，首先是隨著大氣汙染排放的治理，東部地區工商業和居民供熱燃煤鍋爐逐步淘汰，以熱電聯產機組替代形成新增裝機;其次是我國批準建設12條特高壓西電東送、北電南送輸電線路，需要把西部配套煤電基地建設起來，它是煤電尚需要作為主力電源的地區結構調整重要措施;最後是隨著電力市場的改革，投資多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新增火電中一部分是氣電，新增氣電是符合產業政策的。

薛靜建議運用電能替代和電動汽車來拉動電力消費增長點，居民生活和工業用能的電能替代通過峰谷差價格調節來活躍消費市場。

G20開藥方強調供給側 創新方開增長之匙

9月5日， G20杭州峰會將落下帷幕。在此前的開幕致辭中，針對世界經濟當前面臨的挑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5點主張，為世界經濟開出了一劑標本兼治、綜合施策的“中國藥方”。

在“創新增長方式”方面，供給側改革無疑是最具針對性的舉措。“G20高層重點強調了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性，而結合市場看，若要有向上突破，這也是較大概率能形成的主邏輯。” 融通基金策略分析師劉安坤對本報表示。

從宏觀來看，G20峰會的舉辦不僅有利於推動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與金融體系及其治理，提高中國在世界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還有利於促進國內相關政策改革落地，帶動中國近年來推出的一系列倡議的展開。

大盤延續了震蕩格局，今日小幅收漲 0.15%，三大股指期貨主力合約全線收漲，其中 IC 漲幅達到 0.59%。同時滬股通凈流入 16.9 億元，為兩周以來的最大值，並且已經連續一個月有資金流入，可見外資對於股指短期內走勢保持足夠的信心。

開藥方

“二十國集團聚集了世界主要經濟體，國際社會對我們充滿期待，對這次峰會寄予厚望。希望杭州峰會能夠為世界經濟開出一劑標本兼治、綜合施策的“藥方”，讓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9月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並致開幕辭。

中信期貨認為，本屆G20峰會與會領導人可能就全球經濟、匯率問題、擴大SDR使用、推進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改進對資本流動的監測管理、加強國際貿易與投資、綠色金融等議題展開討論。

中美雙方認識到全球經濟複蘇緩慢和市場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在內的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這些問題對貿易和工人產生了負面影響，這也是中美雙方在工業領域結構性改革方面所達成的共識。中美雙方認識到，鋼鐵和其他行業產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需要集體應對。

中方致力於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推動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使中國經濟發展更加可持續。

今年年初以來，全球經濟增長持續疲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紛紛下調今年和未來幾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發展中國家由於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增長舉步維艱;此外包括英國退歐、美國大選等海外重大政治事件的不明朗也為已經羸弱的全球經濟頻添變數。

G20峰會上，中美雙方承諾采取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政策在內的所有工具提振增長，有利於穩增長預期;重申避免競爭性貶值的承諾，強調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有利於穩定人民幣預期。

杭州舉辦G20的意義無疑巨大的：通過進一步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來提升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不僅有利於改善發展中國家本身的被動局面，而且在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占比越來越高的今天，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此外，G20 “習奧會”上提到“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和確保價格穩定，並與央行的授權相一致，但僅靠貨幣政策無法實現平衡增長。應靈活運用財政政策以促進增長、創造就業和提高居民需求，並支持結構性改革的實施。”

廣發基金也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這樣的表述印證了此前對下半年政府將加大財政刺激力度的判斷。

創新發展是"鑰匙"

“高層領導在G20表示有信心保持中高速增長同時多次強調改革和創新，‘托底+改革’的組合對市場來講無新意。不過，G20高層講話把財政放在貨幣之前，傳聞銀行間市場放開區縣級平臺企業發債，可關註PPP主題。”劉安坤表示。

震蕩行情中廣發基金資產配置小組也維持對PPP和國企改革進行配置的觀點。8月PMI數據的改善不改經濟短期存在向下壓力的局面。為了維持6.5%的GDP增速，財政政策需要加大刺激力度。而7月中央財政收支情況不甚理想，在此背景下PPP是加大財政刺激力度的一個合適抓手。

A股近期持續調整，指數跌幅比較有限，但個股跌幅相對顯著，國企改革主題行情平淡，PPP等主題持續表現。

具體到國企改革方面，國企改革相關文件處於加速落地的階段，國企改革中領頭羊上海國企改革的相關投資機會受到機構關註。此外，部分周期品(如煤炭、水泥等)受補庫存以及季節因素影響，價格可能出現一定的上行。

在《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主席談到創新發展時強調了人工智能和虛擬現實。“創新是從根本上打開增長之鎖的鑰匙，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技術日新月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結合，將給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革命性變化。”

興業證券計算機行業分析師袁煜明便認為，這是習主席首次在公開場合強調虛擬現實，以及強調了虛擬經濟的實體經濟的結合，未來有望持續在產業政策方面推動以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創新和應用。

長城證券分析師王習則認為，G20 峰會召開會應用到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產品與相應技術，進一步肯定軍工系產品的安全性，有利於會議正常舉行，相關航天系標的受益;第二，伴隨G20峰會的召開，其重中之重則是安防安保情況，此時中國的安防安保實力就聚焦在全世界人眼中，所以國家必定投入大量精力註重安防提升，相關安防標的也會隨之關註。

有分析人士亦指出，G20峰會之後A股可能面臨方向選擇，暫降A股配置比例，結構仍偏向中大盤穩定板塊，做好對市場下行風險的應對。

 美經濟學家為美國開藥方：走出自滿

“美國人越來越懶，而這已經傷害到了美國經濟。”這是美國經濟學家、《紐約時報》和《彭博視點》的專欄作家考文(Tyler Cowen)新書中的一個主題。

考文的新書《自滿的階級：美國夢適得其反的求索》(“The Complacent Class: The Self-Defeating Quest for the American Dream”)一個主要觀點就是，美國當前的生產力發展同上世紀60、70和80年代相比都要慢很多，盡管人人都在強調他們是如此努力地工作。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考文(Tyler Cowen)

“生銹”的不只鐵銹地帶

“他們不像之前那樣開很多新的店鋪，也不像之前那樣頻繁地搬家，他們所居住的社區和1960年代那樣與外界隔絕。”考文在新書中表示，而這也造成了美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停滯。“創新是痛苦的，這也是人們盡量不去選擇創新的原因。”目前在喬治梅森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的考文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說。

就連科技行業，這個近些年被認為在美國一直蓬勃前進的行業，其發展目標也是讓人們能夠待在家里和放松。“科技是偉大的、是有趣的。我家門外現在就有4個剛剛送達的亞馬遜包裹。但是也有一個問題，就是這些科技創新都在鼓勵娛樂和讓人們待在家里不用出門。” 

去年大選期間，曾有大量的批評指向美國經濟相對落後的“鐵銹地帶(州)”，認為這些地區“拖了美國經濟的後腿。”然而，考文認為，大部分的美國地區其實都存在“鐵銹地帶”的問題，特別是交通堵塞擁擠和基礎設施落後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已經被抱怨了很多年，大的變化幾乎一直沒有發生。考文還認為，美國的教育系統也存在類似問題，都沒有達到基本的標準。

考文的研究發現，比如在美國南部，1988年的時候，黑人學生在白人為主的學校中曾一度達到43.5%的比例，而目前這個比例只有23.2%，和上世紀60年代美國種族分裂的時期比例類似。

盡管是在科技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加州矽谷地帶，人們也選擇將自己從那些教育、收入水平和自己不在一個水平的人們中隔離出來。“人們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為自己和家庭創造了一個‘泡泡世界’，呆在里面不願意出來也不願意改變，試圖過著自己理想中的完美生活。” 

為美國開藥方

如何讓美國走出自滿和恐懼？這是包括考文在內的經濟學家們多年研究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考文指出，從歷史的角度看，通常在經歷一場戰爭或者一場大的自然災害後才有可能出現重大的社會變革。

他也認為，美國在“再生”領域有著神奇的能力，可能並不需要發生極端事件才能激發美國人的冒險精神。

關於美國未來一到兩年會發生什麽，考文認為，總統特朗普的內閣將會在越來越多的領域遇到“瓶頸”，也會在國會和法院受到越來越多的的阻力，也許美國民眾也會在現實面前漸漸蘇醒，並產生一定的緊迫感。

考文鼓勵人們在生活中“不要害怕冒險”，不論是在事業還是在個人生活中。“如果你想要換工作，那你可能就應該去做，很多情況下作出改變的人比那些一成不變的人要快樂得多。”

考文引用了另外一位經濟學家萊維特(Steven Levitt)發表的暢銷書《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中的觀點。在這本書中，列維特嘗試了一個大型社會實驗，讓那些無法作出重要決定的人用投擲硬幣的方法決定他們將怎樣做。

“那些選擇作出改變的人(不管選擇硬幣的哪一面)在2~6個月後都比之前快樂很多。” 萊維特指出。

考文指出，改變也應該在美國政府和國會發生，比如在研究和發展領域應該投入更多資金；還比如美國應該在探索月球的項目尋求突破；美國應該致力尋求醫療領域的一次新突破；美國需要進行移民改革等。

“移民一直是最大的冒險者們，他們也是最不自滿的群體。” 考文說。

IMF春季年會召開在即 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開藥方”

4月21日-2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春季年會將在華盛頓舉行。本次年會的核心內容是世界銀行—IMF發展委員會以及IMF貨幣和金融委員會的聯合會議，討論世界銀行和IMF的工作進程。此外還有研討會、區域簡報、新聞發布會以及其他關註全球經濟、金融市場的活動。

縱覽會議議程，今年的年會依舊不乏亮點：4月21日上午的“50年發展：國際貨幣體系下的SDR”專題討論中，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將與其他嘉賓一起探討SDR作為官方儲備改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巨大潛力。新興市場也是IMF的關註重點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張濤將作為嘉賓參與“國際發展中新興市場的經濟韌性”的專題討論。

會議還將從多個議題入手，探討全球如何取得更具彈性和包容性的增長，具體議題包括增長與公平、婦女平權、科技技術發展對經濟金融影響等。

SDR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1967年，IMF成員國達成創設SDR的協議，將SDR作為由IMF分配並管理的官方儲備資產。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了讓SDR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呼聲：除了其現有的國際儲備資產的功能外，SDR應增加提供有條件的流動性的融資功能、金融工具載體功能和金融賬戶單位功能。

在此背景下，4月21日上午的“50年發展：國際貨幣體系下的SDR”的專題討論將探討在當今越來越多極化、金融關聯度日益加深的全球經濟環境下，SDR如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並以此來影響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行。

易綱將參與該場討論。易綱預計將談及將人民幣納入後的SDR的未來發展、SDR定值和發行方式的完善，以及加入SDR後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進程等。他此前曾在采訪中表示，人民幣加入SDR以後，總體上我國貨幣政策框架將會更加穩定、更具彈性，效率會進一步提高。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躋身國際儲備貨幣和可自由使用貨幣後，人民幣的國際公信力和信譽度增強，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繼續深入，離岸人民幣市場和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蓬勃發展。近日，非洲首只離岸人民幣債券“彩虹債”日前由中國銀行約翰內斯堡分行成功發行。

2017年4月初，IMF發布的截至2016年12月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季度數據首次單獨列出了人民幣的持有情況，IMF成員國所持有的人民幣總量為845.1億美元。

新興市場如何維持發展

新興市場經濟體依舊是IMF的關註重點之一。

在過去幾年中，新興市場持續受到外部沖擊。更重要的是，未來，新興市場經濟體還將面臨更大的挑戰：發達經濟體通過財政刺激出現通貨再膨脹的情況，雖然這在短期之內能夠為全球經濟帶來支撐，但由此導致的中長期問題，例如收緊的美國貨幣政策、更強勢的美元、歐元區與日俱增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擡頭、金融監管的放松等，使得新興經濟體增長前景烏雲密布。

鑒於此，4月20日上午的“國際發展中新興市場的經濟韌性”中，與會嘉賓將探討這些經濟挑戰對於發展經濟體的影響和啟示。張濤將參加該專題討論。

張濤此前在2017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經濟峰會上就曾表示：“全球經濟複蘇動力充足，但也面臨著金融環境大幅度收緊和政治環境影響的共同挑戰，發達國家需要解決公司高負債問題，新興國家則面臨如何穩健地、宏觀審慎地發展。”

而在4月10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WEO)第二章中，IMF也已經探討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如何在不利的外部環境下維持增長問題。該章肯定了新興經濟體過去二十年的發展：目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占到全球經濟增長的近80%(20年前的兩倍)。此外，它們作為消費品和服務的最終目的國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現已占全球消費增長的近85%。其提示稱，外部環境在促進其崛起方面發揮著作用。這些經濟體當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可能比它們最近幾十年已經習以為常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

但IMF認為，新興經濟體仍然能夠通過加強自身的體制框架、保護貿易一體化、允許實行靈活匯率以及控制高水平的經常賬戶逆差和大規模的公共債務所導致的脆弱性等措施，充分利用外部環境提供的較弱的增長動力。

追求更具彈性和包容性的增長

4月12日，IMF主席拉加德在《構建一個更具彈性和包容性的全球經濟》的演講中為全球經濟增長“開藥方”。她表示，更具彈性和包容性的全球經濟需要可靠的國內政策和堅定的國際合作，兩者缺一不可。具體包含三個維度：通過符合各國國情的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政策的配比維持當前的增長勢頭;使得增長更加公平，增長的益處被更廣泛地分享;國際合作，保護自由貿易和金融穩定。

本次的春季年會中，與構建更具彈性和包容性的全球經濟的議題也包容萬象，包括平衡發展與平等、婦女平權、科技進步對經濟金融的影響等。與發展與平等相關的專題會議包括4月20日的“上升中的全球經濟在轉暖：這會對所有國家奏效嗎?”和4月22日的“央行和包容性增長”。

伴隨制造業和貿易的周期性複蘇以及金融市場的向上趨勢，全球料將迎來增長。但要保持住這股增長勢頭，政策制定者需要提供支持，處理結構性障礙，審視控制一系列下行風險。這就需要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益處被更多人分享，影響受到控制。同時，關於央行在金融危機後的調控政策可能偏向富人和大型機構，而不顧窮人，從而導致發展不平衡的擔憂近來也甚囂塵上。

因此，前一場專題討論將研究經濟融合，技術進步和增長的關系，並在此基礎上，確保增長的收益為更多人所享有，那些受影響最大的群體也能夠得到幫助。後一場專題討論則希望喚醒央行和監管者，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在促成包容性增長中扮演的關鍵角色。討論將集中在金融服務和不平等之間的交互關系。可能涉及的問題包括：如何限制金融促進不平等;更普及的金融服務是否能帶來更廣泛的集體受益;央行應該如何量身定制監管政策，以此更好地支持包容性發展;如何確保金融機構能創業企業和創新提供支持等。

在婦女平權議題上，4月20日有兩場專題討論：“提供婦女的金融防護力---保險能做什麽?”和“性別與宏觀經濟：誰是下一個?”。

全球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正在不斷上升，收入漸增，對於家庭支出的影響力也水漲船高，但她們在自己和家庭的資產面料金融風險時，依舊缺乏應對能力和手段。“提供婦女的金融防護力”專題討論旨在探尋出適合所有收入層次的婦女的金融保護策略，並增強她們在經濟發展中的參與度。

此外，雖然婦女平權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顯而易見，相關政策也膾炙人口，但該進程依舊前路漫漫，還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性別與宏觀經濟“專題討論中，與會者將探討更多實用性的婦女平均舉措施，評估哪些措施更有效，政府、私人部門以及其他攸關方又應該如何驅動更多改變。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伴隨著科技創新與發展，其與經濟、金融的關系越來越密不可分，也因此成為今年春季年會繞不開的討論專題。4月19日的“創新、技術與就業”專題討論即談及科技技術創新發展對工作、勞動市場的影響，探索其促進包容性增長的可能性。

同日的“金融科技與金融服務的轉變”專題討論則涉及到當下熱議的科技金融。科技金融從支付、融資、投資、投顧、資產管理等金融服務的各個領域“顛覆”傳統金融。這些發展同時帶來機遇與挑戰。來自公共部門、私人部門和學界的嘉賓共同探討了新科技如何顛覆金融服務的本質和這些改變可能給金融穩定與監管帶來何種潛在影響。

4月23日，“數字化：給財政政策與系統帶來革命”專題論壇還將進一步探討這一議題。與會者將討論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兩難問題：是徹底解放科技發展，並由此帶來財政政策制定和執行領域的革命，還是要顧及隱私問題以及公共部門的能力限制問題。在此討論基礎上，與會者將為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指點迷津，協助其找出最適合自身的數字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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