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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無足輕重,還是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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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f367801008itp.html
股息(Dividend),又譯股利、紅利、花紅,是指股份公司以現金或股票的形式,返還給股東的那一部分利潤。合夥制公司也可以發放股息,只是其受益人 不是股東,而是合夥人。嚴格地說,股票股息(即所謂的送股)並沒有返還利潤,只是一個數字遊戲,所以狹義的股息只包括現金股息。

除了現金股息之外,公司還可以通過回購股票或發放認股權利(right)的方式,向股東返還一部分利潤。回購股票可以是暫時的、一次性的,也可以是長期的、反復多次的,所以定時的股票回購往往被視為一種特殊的股息。

股 息究竟有沒有意義?股息率作為一種常見的價值指標,是否可以指導投資決策?以上問題的爭議很多,無論是理論家還是實踐者,大致越早的越推崇股息,越晚進 的越不重視股息。閱讀格雷厄姆的《證券分析》或《聰明的投資者》,可以發現從頭到尾都貫徹著對股息的追求,將股息率與高級債券的利率做對比,被視為一種方 便快捷的價值衡量方式;而在近期的實務界著作中,對股息的探討往往只占極少的章節。至於學術界則早已通過所謂的“MM定理”,從理論上宣告了股息對股東的 利益沒有影響(在無稅收、無交易成本、資訊對稱的假設下,MM定理可推導出一切公司財務活動對股東的利益都沒有影響)。事實上,如果考慮到稅收因素,股息 將損害股東的利益。

股 份公司存在的最初目的是為股東賺取利潤,並在適當的時候將這些利潤分配出去;如果拒絕發放股息,股份公司為什麼要繼續存在呢?這是因為股東們雖然拿不到 股息,卻可以把股票以更高的價值轉手給下一任股東,而在這個更高的價值裏,凝結了雖然沒有支付卻隨時可以支付的股息,即所謂自由現金流。在一個股息無足輕 重的社會裏,自由現金流折現模型取代了股息折現模型,自由現金流比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股息率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比股息率更加全面,因為股息率沒 有考慮到以回購形式分配的現金。

股 息與回購都是返還現金的方式,在直觀上卻可以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股息減少了每股的現金含量,從而降低了每股股價;回購減少了股票的數量,從而提高了每 股股價。經驗豐富的專業投資者當然知道這兩者沒有什麼區別,但對於業餘投資者和媒體來說,股票的絕對價值是一個風向標,他們往往認為100元的股票比10 元的股票更好,10元的又比1元的更好,股價因為分紅而下跌可能會被視為公司境況惡化的標誌——即便在成熟的美國和歐洲也是如此。而回購通過縮小供給而提 高了每股價值,從直觀上給了人們“節節高升”的假像。

讓我們看一個現成的案例:對沖基金TCI於2007年2月建議荷蘭銀行將自己拆分或出售。實際上,荷蘭銀行CEO格羅寧克在位期間的業績尚好,股票表現優 於半數的競爭對手,只是2006年略有不振。問題在於,荷蘭銀行的股票回報幾乎全部是股息。TCI指出,如果不考慮股息,荷蘭銀行在2007年的股價和 2001年的幾乎一模一樣,這一指責很快贏得了許多中小股東的支持。荷蘭銀行連續多年4%-5%的 股息率被忽略不計了,媒體沒有意識到它是一家中規中矩的 銀行,而不是一家爛銀行。事實上,花旗的某些股東也指責該公司的回報率完全來自股息,真實股價是不斷下降的。如果這兩家銀行完全採取股票回購的方法來返還 利潤(假設法律允許),至少在表面上可以造成欣欣向榮的局面,媒體的指責也不會那麼理直氣壯了(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請參考中國財經媒體動輒炒作“百元 股”“二百元股”的文章)。

如 果說股息和回購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那就是稅收。股息對應的是股息稅(在中國直接對應所得稅),回購對應的是資本利得稅(在中國暫不徵稅),這兩者的稅率 往往有差別;在美國,自從大幅度降低股息稅稅率之後,兩者的差別已經微乎其微,唯一不確定的是資本利得稅按照短期稅率還是長期稅率徵收(後者要低於前 者)。稅務專家會指出,資本利得稅有天然的延遞效應,而股息稅不具備這個效應,所以股息仍然比資本利得要吃虧;但是,如果股票回購項目是長期的、定期的, 那麼資本利得稅的延遞效應就沒有意義了。在不徵收資本利得稅的中國,股票回購顯然比發放股息更符合股東的利益,但是由於法律上和觀念上的困難,幾乎沒有公 司提出股票回購計畫,更不用說把它定期化了。

在稅率相同的情況下,股息和回購對股東利益的影響是相似的,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們合併探討。假設一個現實的環境:有交易成本,有稅收,資訊不完全,市場不有效,那麼股息或回購可以產生怎樣的作用?我們至少可以找到以下幾條:

第一,股息不可能提高股東的整體利益,但可以防止股東的利益變壞;

第二,股息可以改變股東的資產配置,即調整其現金資產和非現金資產的比例;

第三,股息可以證實公司盈利的真實性,並向股東傳達管理層對公司財務狀況的信心;

第四,股息可以在非投資者和公眾中加強公司的名譽,間接地影響股東的長期回報。

第一條的理論基礎在於現金是唯一有確定價值的資產。在每一個時間點,人們對現金的價值是不會有爭議的(不考慮匯率因素),所以100萬美元的現金一般來說 總比100萬美元的股票更值錢——如 果你認為股票看漲,可以立即把現金交換成股票,除非出現流動性危機,你總是擁有完全的選擇權。所以,上市公司把一部分 股價用現金的形式返還給你,除了潛在的稅收損失之外,你的總體利益不會變壞。當你想要現金的時候,你可以持有現金;當你不想要現金的時候,可以把公司發放 的現金再轉換為股票。現金留在你的手裏,比留在公司管理層的手裏更安全,因為你更明白自己需要什麼;只要公司管理層不能找到合適的再投資管道,不能比你更 有效率地使用資金,他們就應該把現金返還給你。在這個返還的過程中,你的利益並沒有增加,但它減少了公司管理層大手大腳花錢、從而損害你利益的可能性。換 句話說,你通過支付股息稅,減少了你的下行風險;股息稅就好像購買保單所付出的保險費。

第 二條涉及到資產在不同專案之間的分配:現金(包括貨幣市場工具),短期債券,長期債券,股票,商品期貨,貴金屬,私人股權或風險投資,等等。股息的支付 減少了股票在股東的資產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了現金的比例;定期的股息項目實際上是在不停地提高現金的比例。考慮到股東總要消費,總要不停地消耗現金,股息 的支付可以滿足這種消費需要——然而必須注意,這種現金支付是一視同仁的,很少考慮到每個股東的特 定需要,所以不可能給每個股東最優化的結果。股東按照自 己的意願賣出股票,往往可以得到更好的結局。不過,在現實中,股東往往對出售股票非常敏感,更傾向於把股息用於消費。這是業餘投資者最常犯下的錯誤之一。

第 三條主要涉及到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尤其是在財務報表無法準確傳達公司財務資訊的時候。即使是最精確、最客觀的財務報表也很難告訴股東真實的盈利情況,何 況是刻意偽造或修飾的報表?當利潤代表著一種會計觀點的時候,現金就代表著真相。管理層花費千言萬語向股東們宣傳自己的狀況良好,然而一兩次股息無法正常 發放就可以抵消這些宣傳。所以即使公司真的已經陷入困境,也要千方百計湊出足夠的現金,證明自己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第四條就更好理解了,既然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業餘投資者無法理解股息的意義,不是投資者的消費者就更難理解股息,只能站在一旁仰視股息。如果一家你從 來沒有聽說過的公司聲稱自己是NYSE的上市公司,你可能會受到一些震撼;再加上“我們擁有連續70年的股息發放記錄”,則可以加深這種震撼。高明的媒體 關係處理者可以把發放股息美化為“社會責任”的象徵,通過這種虛假的象徵製造另一種資訊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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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兩獲利王 通殺輕重度玩家致勝

2013-04-08  TCW  
 

 

一款遊戲App,可以一天創造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三千萬元)營收,這不是神話,而是正發生在芬蘭與日本,分別榮登蘋果的iOS與Google Android平台獲利王。

App市場淘汰速度快,根據《華爾街日報》調查,二○一二年有六三%的App與前一年不同,其中遊戲類為所有類型最大宗,開發商無不用盡力氣,搶下這塊灘頭堡。

芬蘭的「Clash of Clans」與日本「Puzzle & Dragons」辦到了,究竟這兩款來自東、西方的遊戲App是如何成為業者眼中的金雞母?

「以前的App幾乎都是『輕度遊戲』(casual game),大部分免費下載,但現在該想的是怎樣從玩家身上拿到更多錢,」MoaiCity執行長江誌峰說,雖然免費遊戲容易吸引用戶,但當市場成長趨緩、競爭激烈,如何黏住玩家,再透過有效的「遊戲內付費機制」(in App purchase),創造獲利機會,則是開發商需要考慮的重點。

因此,根據應用程式分析商App Annie統計,從二○一二年開始,App主要收益模式已從過去的免費、付費下載,走向程式內購買,先提供使用者一段免費鑑賞期,再依個人需求選擇付費項目,避免花冤枉錢。

Clash of Clans與Puzzle & Dragons正是掌握了以下三大關鍵,成功讓玩家掏出口袋,從免費到付費。

「他們很聰明抓到了『輕度遊戲』和『重度遊戲』(hardcore game)中的空間,殺出第三條路。」江誌峰分析。

秘訣一:擴大市場一款遊戲能吸引各類玩家

像憤怒鳥、candy crush等輕度遊戲,雖然好上手,玩家卻很容易膩,難延長遊戲生命週期,但像暗黑破壞神等需要長時間經營的重度遊戲,門檻較高,不適合在行動裝置上操作,以往的開發商大多各據一方,鮮少兼顧兩種需求。

讓不同類型玩家都能在一款遊戲中得到樂趣,提升下載量,正是吸金的第一步。例如,讓輕度玩家享受像Diamond Dash等消除遊戲的手感,或者經營城堡、莊園,一開始不須投入太多心力,也不用與他人競爭,但當遊戲持續進行,就得擬訂策略和朋友合作,轉守為攻,才有辦法破關,藉此提升難度,留住重度玩家。

因此Clash of Clans和Puzzle & Dragons累積高人氣,前者目前位居北美iOS下載量第一名,後者自去年推出以來,至今仍是日本iOS下載量冠軍。但接下來,如何將用戶轉換成實際收益,才是挑戰。

秘訣二:激發欲望先送道具,免費使用

辦活動提升回訪次數,或透過競爭刺激比較心理,讓玩家有更多機會付費,則是第二招。

登入Puzzle & Dragons官方論壇,一眼看到的就是「緊急地下城時間表」欄位,從每週不定時舉辦贈獎活動,讓玩家在有限時間內挑戰更難關卡,獲得稀有寶物,藉由限量營造期待感,增加消費欲望。

「有天我跟朋友原本在逛街,時間一到,我們馬上找間麥當勞,坐下來打了一小時,上廁所也免了。」一位已經在Puzzle & Dragons花費近萬元的玩家說。

不靠辦活動黏人,Clash of Clans則是將遊戲與攝影功能結合,被攻擊時,系統會自動將過程截圖,提供玩家參考,App評測網站PunApp評測員黃政枚就說,「看那些照片真的很殘酷,為什麼一樣等級,人家就那麼強。」藉此激發玩家競爭心態,掏錢添購裝備。

此外,先用免費養大玩家胃口,即使看似吃虧,卻讓人由奢入儉難,也為開發商賺進更多桶金,「一開始先送一些高級道具,之後就會想買,以前我們都覺得開發出很棒的產品,玩家一定要花大錢買才回本,但這兩款遊戲顛覆了這個想法。」江誌峰觀察。

秘訣三:品質細膩角色參考皮克斯風格

最後,一款遊戲App得兼具口碑,才能殺出紅海,產品品質更是關鍵。

Puzzle & Dragons製作人山本大介就曾說,遊戲營運就像《伊索寓言》裡的「北風與太陽」,越想要逼玩家付費,越會引起反感,與其為了短期利益、失去人心,倒不如放眼長期經營,讓遊戲更有趣。資策會行動開發學院課程研發經理鐘祥仁也認為,商業模式固然重要,但不可操之過急,提升遊戲娛樂價值才是上策。

對此,Clash of Clans與Puzzle & Dragons團隊都是業界老手,曾有單機版、線上遊戲資歷,更找來插畫家設計角色,Clash of Clans參考皮克斯(Pixar)美術風格,畫面細膩到連城堡裡的小人物都有不同樣貌,連玩家觸控螢幕造成的回饋感,都有針對不同道具做調整,可見其用心。

據美國遊戲網站Playnomics指出,有高達八五%的免費遊戲App在下載一天內,就因為毫無新意、品質低落遭玩家刪除,可見比快、比新的山寨版終究只是曇花一現,如何提供優質服務、永續經營,更考驗開發商的能耐。

【延伸閱讀】這2款App遊戲,每日營收破百萬美元

名稱:Clash of Clans開發商:芬蘭Supercell推出日期:2012年8月成績:每日營收突破百萬美元,北美iOS與iPad平台下載第1名特色:城堡攻守遊戲,前期玩家須建設莊園、練兵,後期才會加入對戰功能

名稱:Puzzle & Dragons開發商:日本GungHo Online Entertainment推出日期:2012年2月成績:今年1月營收超過5,300萬美元,日本iOS與iPad平台下載第1名特色:結合消除型與角色養成遊戲,須蒐集不同等級怪獸,才能繼續破關

註:排名統計至4月1日資料來源:AppData、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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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證券巨國賢:美國大選來臨 輕重資產泡沫互現

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到來,對此廣發證券有色行業分析師巨國賢認為,從過去歷史經驗來看,選舉結果將會對不同行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至今的美國兩黨6段執政經歷可以清晰的發現,共和黨當政時期,重資產價格大幅上揚,而民主黨當政時期,科技版塊漲勢兇猛;這可能是由於在關註驅動產業發展的因素時,兩黨對資本與技術的側重不同所致。 

共和黨執政,有色金屬,石油,房地產等重資產泡沫顯現:上世紀70年代中期至今,共和黨累計執政三次,分別是1974年-1977年(福特),1981年-1993年(里根+老布什)和2001年-2008年(小布什)。1974年-1977年時間跨度較短, 無法有效的醞釀一輪資產泡沫;1981年-1993年里根+老布什執政間,出現第一輪房地產,有色金屬和石油價格泡沫;2001年-2008年小布什執政,再次出現一輪石油,煤炭,有色金屬,房地產全體重資產泡沫。 

民主黨執政,科技泡沫顯現:同期,民主黨累計執政三次,分別是1977年-1981年(卡特),1993年-2001年(克林頓)和2008年-2016年(奧巴馬)。1977年-1981年卡特執政期間,同樣因時間跨度較短,無法有效醞釀一輪泡沫,1993年-2001年克林頓執政,美國爆發“互聯網泡沫”;2008年-2016年奧巴馬執政,出現移動互聯網+生物科技泡沫。

巨國賢認為,若2016年美國共和黨川普當政,重資產行業或迎來一波新的高漲期;若民主黨希拉里當政,新材料等科技版塊或持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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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微不足道 動機舉足輕重

香港大學校委候選人發微信紅包涉受賄事件。(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最近再受公眾關注,事緣在本屆校委選舉中,某候選人被指以微信紅包賄賂選民,事件經校委討論,最後以票數9比7裁定賄選投訴不成立,涉事人更成功當選為校委。但理由也頗有趣,據報有校委竟然指紅包金額「微不足道」,因此不構成賄選誘因。

說到微不足道(Immaterial),相信沒有會計師會感到陌生,因重要性原則(Materiality concept)是會計和核數重要基礎之一。所謂重要性水平,其實是對財報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臨界值。套用在會計上,典型例子是低價值固定資產。按會計的配合原則(Matching concept),即收入須與開支匹配,購入的固定資產須按使用年期做折舊。但為行政方便,一般公司會為固定資產設置門檻,低於門檻的資產當成開支在損益表確認。此做法雖違反配合原則,但在財報用家的角度,根本不會關心一千幾百元資產的折舊。在會計師角度,為這些細額資產造帳也費時失事。

應用在核數也一樣,若帳目出現錯漏,只要金額是微不足道,就算不去改正或披露,財報用家不會因此而被誤導,核數師一般都會接受。因此,在開展核數工作前,核數師須計算出重要性水平(Materiality level)。舉例如審核一間公司收入時,其年度收入10億元,在考慮其實際執行的重要性水平(Performance materiality)時,若可接受水平是0.5%,所有500百萬元或以上的交易須核查,低於500萬元的交易則再用另一個方法進行抽樣,具體操作在此不贅。由此可見,重要性水平的高低將影響審計風險,即是核數師睇漏眼,並且發表不恰當的審計意見。一般來說,重要性水平愈高,審計風險愈低,反之亦然。

但這不代表重要性水平蓋過一切。如在抽樣檢查中發現錯漏,不論涉及金額有多少,我們一般會擴大抽查範圍,旨在確定錯漏是否「偶爾發生」。結果只是個別事件當然最好,若是經常發生,核數師就不得不著力關注了。

另一個考慮點是問題的性質,一時大意或輸入錯誤之類不成問題,但若性質嚴重如失職甚至舞弊,即使金額如何微不足道,面對此等誠信危機,核數師是不會輕易接受的。道理很簡單,所謂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今日只貪少許,難保明日不會多貪。正如水箱穿了個小咕窿,不及時修補,日後隨時變成大窿。

既然重要性水平如此重要,究竟核數師如何設定呢?雖然審計準則並沒有統一的數值,但卻指示了方向,如在審計開展前和結束前需計算和重算重要性水平。此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出版的《Audit practice manual》提供一些參考基準,如一間公司的淨資產或收入在750萬元以內,其重要性水平可定為3%,750萬元與1,500萬元之間可定為2.5%,1,500萬元至3,000萬元為2%,3,000萬元至5,000萬元為1.5%,超過5,000萬元則是1%。值得留意,此手冊自2010年起未有更新,上述基準是否仍然適用,須留待核數師自行判斷。

回說港大校委涉嫌賄選事件,由於缺乏具體資料,因此不便評論誰是誰非。但若校委真的只以金額微不足道為由拒納投訴,而不考慮其動機或對選情舉足輕重,實在令人對這座擁有百年歷史的高尚學府徹底失望。香港剩下的核心價值已不多,若連引以為傲的廉潔也守不住,香港還有甚麼未來可言?

文章刊於: am730 201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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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權重”在全球制造業版圖中舉足輕重

隨著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加快,中國企業尤其是制造業越來越受到全球矚目。

第一財經研究院在2018年博鰲論壇期間推出了《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中國為基準點,追蹤和比較本世紀以來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19個制造業分類基於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力變化。

這是全球第一份覆蓋主要經濟體和主要細分行業的勞動力成本競爭力報告,全面評估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

報告將“競爭力”定義為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資本和勞動力),其成本越低,競爭力就越強。

報告通過測算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主要制造業行業生產每個單位實際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義勞動成本,也就是單位勞動力成本(ULC),從而去揭示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格局的變化。

報告顯示,在全球制造業版圖中,“中國權重”至關重要。

根據一財研究院的測算,中國制造業總產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國,隨後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國。截至2016年,中國制造業實際增加值達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比重從8.5%提高到了30.9%。

巨大的市場份額不僅意味著規模帶來的獨特競爭優勢,即所謂的“中國權重”,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全球制造業的比重分別由2000年的28.5%、17.0%和10.1%,下降到19.3%、11.6%和7.0%。

估算“中國權重”2000-2016

 

2000-2008

 

2008-2016

 

 

全球

(%.)

全球

(除中國)

(%)

“中國權重”

(%)

中國權重

占比

全球

(%.)

全球

(除中國)

(%.)

“中國權重”

(%)

中國權重

占比

實際增加值(GDP)

2.7

1.1

1.6

59%

3.3

1.3

2.0

61%

勞動就業數量

1.6

-0.4

2.0

125%

0.5

0.9

-0.4

-80%

勞動生產率

1.0

1.5

-0.4

-40%

2.9

0.4

2.5

86%

勞動報酬總額

4.4

3.3

1.1

25%

2.3

-0.4

2.7

117%

平均勞動成本

2.8

3.7

-1.1

-39%

1.8

-1.4

3.2

178%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

1.7

2.2

-0.5

-29%

-1.0

-1.7

0.6

-60%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研究院、CIP/ChinaKLEMS

若以金融危機前後來區分“中國權重”,從2000年到2008年,全球制造業增加值以每年平均2.7%的速度增長,其中60%來自就業增長的貢獻,中國不僅是全球就業增長的唯一源泉,還補償了其他經濟體就業的凈減少。在2000-2008年,中國大規模就業增長將全球制造業的勞動報酬總額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制造業平均勞動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後危機時代,全球制造業增速從危機前的年平均2.7%提高到了3.3%。中國的貢獻大致維持在危機前的水平,動力來源從就業增長切換到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由於平均勞動成本的上升速度顯著高於勞動力生產率,全球制造業勞動報酬總額及平均勞動成本因中國的加入分別由危機前年平均下降0.4%和1.4%,轉變成危機後年平均上升2.3%和1.8%。

而在“中國權重”的影響方面,報告稱,“中國權重”一方面使得中國制造商在加工制造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勝出,爭得全球範圍內產品市場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議價權,另一方面,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相輔相成,加快了標準零部件成本下降,進而是組裝和整機成本的下降。這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因而推動了技術進步。

從制造業的細分行業影響力來看, 引領“中國速度”的是汽車制造業, 在整個2000-2016年期間該部門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10.5%,緊隨其後的是電子通訊設備制造業。

此外,在6個全球產出規模最大的制造業部門中,中國勞動生產率向世界技術前沿(美國)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

 

主要經濟體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水平(美元)及分時期年複合增長率(%)

(勞動生產率以2010年美元計算,按照2016年水平排序)

 

2000

2008

2016

2000-08

2008-16

2000-16

美國

108,942

136,430

165,823

2.9

2.5

2.7

德國

124,618

125,902

136,660

0.1

1.0

0.6

日本

83,316

113,435

123,439

3.9

1.1

2.5

法國

76,543

93,033

109,681

2.5

2.1

2.3

西班牙

38,315

68,712

108,884

7.6

5.9

6.7

英國

95,991

92,084

108,545

-0.5

2.1

0.8

韓國

57,562

92,660

102,775

6.1

1.3

3.7

澳大利亞

75,850

96,626

89,634

3.1

-0.9

1.0

意大利

70,977

73,544

79,600

0.4

1.0

0.7

土耳其

34,964

45,224

60,138

3.3

3.6

3.4

墨西哥

43,413

54,558

59,449

2.9

1.1

2.0

中國臺灣

28,747

42,337

57,556

5.0

3.9

4.4

巴西

59,456

56,687

47,439

-0.6

-2.2

-1.4

南非

17,905

23,917

29,278

3.7

2.6

3.1

馬來西亞

12,744

17,850

24,871

4.3

4.2

4.3

中國

5,550

11,090

23,505

9.0

9.8

9.4

俄羅斯

12,862

19,321

22,831

5.2

2.1

3.7

印度尼西亞

9,332

12,663

14,333

3.9

1.6

2.7

印度

2,411

4,087

5,210

6.8

3.1

4.9

全球平均*

27,013

29,258

36,690

1.0

2.9

1.9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研究院、CIP/ChinaKLEMS

對此,一財研究院也提出了相關建議,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因“中國權重”而被強化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速度優勢”,正面對日益上升的成本壓力。

報告稱,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間由追求治理政績所激勵的GDP競賽,導致各個地區不遺余力地通過壓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種補貼方式招商引資,環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計入。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條件下,加上得益於信息技術時代的制造技術條件,“中國權重”將這個效果迅速地不斷地放大,使中國制造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實現了超高速度增長。危機後,高投資、高杠桿、低估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無疑,這種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

中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從供給端全面解決過往增長模式的弊端,雖然初見成效,但依舊任重道遠。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環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額計入,加之勞動力供給短缺等原因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彌補這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會快速下滑。

推出該報告的第一財經研究院/智庫是第一財經旗下的非營利獨立智庫研究機構,其宗旨為“致力改善經濟政策”,出品年度旗艦報告、全球與中國宏觀/市場分析(季報、月報、周報),以及指數和排名等系列產品。智庫以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基於事實和數據的獨立研究和分析,提供創新的可實施政策方案和建議,以提高中國經濟政策的質量和透明度,並推動有效而公平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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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飛:構建現代物流體系對“上海服務”舉足輕重

4月24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開全力打響“四大品牌”推進大會,並下發了一個《實施意見》和四個《三年行動計劃》。這意味著,“上海服務”“上海制造”“上海購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構想的落地實踐邁出了重要一步。作為四大品牌之首,上海服務是推動其他三大品牌建設的保障,能夠推動城市能級提升、更好發揮中心城市作用。發展現代物流業則是提升上海服務能級的重要方面。

上海市發改委制訂的《上海市現代物流業發展“十三五”規劃》(下稱《上海物流十三五規劃》)提出,上海要抓住建設“開放度最高的自貿試驗區”重大機遇,深度融入“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和長三角一體化建設,全面提升物流業對內、對外的開放深度與廣度。支持國內外企業以上海為基地開展全球物流整合運作,吸引國際領先的航運企業、第三方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企業、跨國公司采購分撥區域總部落戶,培育一批具有亞太供應鏈運營功能的高能級物流總部等。

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水利設施、鐵路、公路、水運、航空、管道、電網、信息、物流等基礎設施網絡建設”,首次將物流定義為基礎設施。筆者認為,上海在推進“四大品牌”和建設全球卓越城市的過程中,一定要真正把物流業定位於基礎性、戰略性產業,並以物流業為基礎,推動上海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發展。

優越的海鐵空聯運條件

近年來,中國物流行業發展迅速。目前,中國高速鐵路和高速公路營業里程位居世界第一,7個港口位列全球十大港口,物流園區超過1200家,冷庫庫容超過1億立方米,形成了覆蓋全國的物流服務網絡。2017年社會物流總額、物流業總收入達到252.8萬億元、12.1萬億元,分別比2014年增加了18.4%、24%。

上海作為中國第一大港口城市和華東航空中心,在對外物流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從產業規模來看,根據初步統計核算數據,2016年上海物流業增加值達到3255億元,占全市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11.8%,占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16.7%,物流業對全市經濟增長和服務業增長貢獻率分別為8%和12.6%。2017年,上海物流服務體系完成了港口7.5億噸貨物吞吐量,4023萬標準集裝箱吞吐量,423萬噸航空貨郵吞吐量,口岸進出口貨物總值7.9萬億元,在全國占比為29%。

特別是中歐班列開啟後,上海進一步完善了交通運輸結構,實現海鐵空聯運,打通“海上絲綢之路+陸路絲綢之路”閉環,有利於上海成為供應鏈的全球樞紐節點。

良好的物流條件對跨境電商有很大的吸引力,2017年上海跨境電商產業規模持續增長,全年跨境電商口岸進出口交易額達41.8億元,同比增長74.8%,其中直購進口交易額同比增長2倍,跨境電商已成為助推上海外貿和消費增長的新生力量。小紅書、洋碼頭、eBay、Wish等跨境電商平臺企業紛紛落戶上海。

除了帶動貿易業外,由現代物流所支撐的現代供應鏈對實體經濟起到很大推動作用。隨著物流基礎設施的完善,我國社會物流成本水平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2013~2016年,工業、批發和零售企業物流費用平均增速為49%,較2008~2012年平均增速下降12.1個百分點。2016年,工業、批發和零售企業物流費用率為8.1%,較2012年下降0.5個百分點;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從2012年的18%下降到2017年的14.6%。

雖然物流業已經有了巨大發展,但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國物流業發展還面臨著困難與挑戰:第一,物流業大而不強,行業集中度低,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的問題;第二,物流基礎設施布局不合理,網絡化、系統性不強;第三,物流信息不聯通,信息“孤島”仍很普遍;第四,低能耗、低排放的設施設備和技術應用不足,綠色物流發展滯後。上述問題表明,我國物流業的現狀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仍有不小差距。提高物流活動的組織化、集約化水平,進一步推動物流與上下遊的制造、商貿等產業的融合發展,提升全鏈條資源配置效率,也成為上海發展現代物流的要求。

提高物流行業集中度

上海聚集了大量物流行業的龍頭企業,有代表性的包括DHL、UPS、“三通一達”、德邦等,在上海運營的還有支付寶、盛付通、銀聯等跨境支付企業以及一批有實力的物流服務企業。外貿綜合服務平臺“一達通”等也落戶開展業務。從全國來講,上海在物流公司量的布局上應該是最好的。但與國際上相比,我們最大的問題是物流企業集聚度還不高。行業集中度低造成行業參與者沒有品牌意識、惡性競爭。

目前中國物流行業本身的運輸成本並沒有高於美國或歐洲國家,只是中國物流產業鏈條長,過程不透明,中間層層分包造成需求端感受到的最終運輸成本高企,這其中包含了很多無效成本,對實體經濟和物流公司都造成很大壓力。

筆者認為,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把這些不透明的環節打通,讓整個市場規範起來,通過公開透明的流程,降低中間的交易成本和交易費用。小散物流企業可以通過聯盟化或用物流信息平臺整合的方式,讓運輸能力和需求匹配起來,提升整體效率。

通過建設上海物流服務平臺,上海可以打造出幾個在物流服務方面的品牌企業。這就需要物流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設立政府部門間物流信息共享、物流大數據的管理、城市配送信息的管理、企業之間物流信息的標準;在信息互聯互通和物流大數據管理方面,需要不同企業、部門間設立信息統一標準和共享機制,打破信息孤島現象。目前比較好的例子是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按照“一個平臺、一次提交、結果反饋、數據共享”理念,在口岸監管和國際貿易管理各重要環節,實現貿易和運輸企業通過“單一窗口”一次性提交申報,監管部門一次性反饋辦理結果。

除此之外,營改增實際上對行業集中度的提高有促進作用。營改增以後,增值稅可以抵扣,這有利於專業物流公司的發展。營改增之後物流產業呈現出社會化專業化水平不斷提升的現象,制造企業加速分離外包物流業務,第三方物流加快發展,制造業供應鏈物流、快遞物流、冷鏈物流等專業物流發展迅速。

探索長三角物流一體化

上海物流行業的集聚還面臨著土地不足的問題,剛性物流需求增長與物流用地難的矛盾是上海面臨的一大難題。根據普洛斯研究數據,2017年上半年電商第三方物流和制造業對上海物流倉儲需求保持強勁,租金漲幅較大(平均1.3元),呈現一庫難求的情況。松江、嘉定、虹橋、青浦地塊倉儲空置率接近於零,寶山、浦東地區和浦東西南地區成為新的熱點地區。

而上海各區、鎮政府通常以投資強度和稅收強度作為項目篩選標準,部分物流業態由於直接稅收相對偏低,不受重視和歡迎,導致上海目前物流設施分布較為散亂,尤其是能提供社會化公共服務、實現產業集聚發展的物流園區、貨運樞紐等布局缺乏可落地規劃,不利於物流資源整合、規範和提升。

因此,上海物流行業的發展需要實現與長三角其他城市的聯動,充分發揮長三角城市共同配送模式。筆者建議,上海應利用長三角區域合作的機會,實現長三角地區物流設施共建共享,發揮上海作為核心城市的引領帶動和集聚輻射功能,在長三角三省一市區域範圍內來統籌規劃,建立跨行政區劃的物流中心,服務整個長三角地區。

《上海物流十三五規劃》也提到,鼓勵本市港口、機場、物流園區與沿江和長三角地區開展物流合作,支持上海物流企業“走出去”,以資本、管理、技術輸出等方式,構建跨區域物流網絡。深化完善長三角地區物流合作機制,支持社會組織開展跨區域合作,搭建物流業合作交流平臺。加快長三角地區物流市場一體化,推動物流跨區域協同監管,開展物流標準共推、物流信息共享、物流誠信共建。

筆者認為,打破物流行政區劃的限制首先要通過各地的合作做到交通暢通,據筆者了解,長三角地區行政區交接的地方有很多“斷頭路”,這需要相關部門盡快加緊修繕;其次要實現物流信息互通共享,制定跨長三角地區的物流大數據目錄,促進物流數據開放共享。

解決物流配送與城市管理矛盾

城市配送、快遞車輛通行管理矛盾長期積累。目前,貨運車輛通行管理方式較為粗放,亟須通過精準施策提升政策的有效性。

賣場、超市、商區、社區需要大量的物流配送場的物流配套設施,但往往並沒有同步規劃考慮,產生了停車難、裝卸難、占路操作等問題。“一停車就罰款、扣分”是普遍現象。

對於如何優化車輛通行管理,筆者建議優先給予新能源物流的貨運車進市區通行證,推廣貨車ETC,研究實施貨車ETC通行費優惠,探索分時段通行費優惠,對電動物流車、醫藥、冷鏈配送車輛通行、臨時停靠等給予便利。

此外,隨著社會物流規模的擴大、能源消耗和環境汙染形勢的加重以及城市交通壓力的加大,以貨運車輛為例,根據2014年環保部門測算,上海貨運車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全市機動車排放量的66%,顆粒物排放量占全市機動車排放量的77%。“高耗能、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的物流運作模式已難以為繼,推動節能減排任務緊迫。

筆者認為,城市物流要實現精細化管理和汙染物零排放。目前,很多物流車排放很大,汙染嚴重;快遞末端攬投車輛類型各異,沒有統一標識規範,存在裝載效率低、安全隱患大、形象差等問題。我們應該對快遞車輛推行統一標準,鼓勵使用電動車代替燃油車,推廣應用多溫層冷藏車等設施設備,加強面向城市消費的低溫加工處理中心和冷鏈配送設施建設。

根據國家郵政總局公布的數據,2015年全國快遞業使用30多億條編織袋,99.22億個包裝箱,169.85億米膠帶,按照平均每票快件使用1米長膠帶計算,可繞地球425圈。

對此,筆者建議大力發展綠色物流和逆向物流,加快建立再生資源回收物流體系,推動物流包裝物等標準化器具的循環利用,推廣使用包裝單元化技術。目前,不少快遞公司已經開始了紙箱的再回收。

(作者系上海市發改委經貿流通處處長。本文由記者孫維維根據采訪整理而成,經作者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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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長反駁特朗普:北約舉足輕重

1 : GS(14)@2016-04-01 15:43:50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早前批評北約(NATO)過時,國防部長卡特(圖)反駁指,北約在國際安全議題上仍舉足輕重。卡特前日在佛羅里達州麥克迪爾空軍基地出席活動後表示,北約對阿富汗的戰後重建有重大影響,「協助阿富汗政府及安全部隊恢復秩序」,緩和當地動盪局勢。他又透露美國正與北約聯手,加強震懾俄羅斯的野心。特朗普周二在記者會上指,二戰後為抗衡蘇聯而設立的北約已經落伍,應「重新編排、改革得更好」。北約是一個以美國為首的軍事防衞組織,28個成員國大多來自歐美。口沒遮攔的特朗普常在全球樹敵,如提出在邊境設圍牆禁墨西哥人入境、批評德國難民政策「瘋狂」等。有評論擔心他一旦當選總統,冒犯言論將損害美國與世界各國的外交關係,削弱美國倚靠國際聯盟維繫的國防安全及經濟利益。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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