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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機關工勤人員，怎麽買得起這麽多房子” 起底南昌“房爺”

徐林保在海域香廷小區的部分物業明細，背景是該小區的商鋪。（南方周末記者 王瑞鋒/圖）

南昌市檢察院初步查明，徐林保及其家人名下在南昌的房產共計149套。公安機關正在調查徐林保及其女婿龍躍武涉嫌集資詐騙的線索，後者已被批捕。

多名債權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龍躍武多次表明，他的嶽父徐林保是“檢察長”，擁有多套房產，實力不容小覷，不可能欠錢不還。但南昌市高新區檢察院對媒體說，徐“只是一個有編制的普通工勤人員”。

“已曝光的上百套房產主要是寫字樓和商鋪，徐林保屬於典型的炒房，因此不存在限購一說。對銀行來說，炒房者的融資總額是沒有上限的。”

拜女婿所賜，又一位“房爺”浮出水面。

徐林保，南昌市高新區檢察院工勤人員。因為女婿龍躍武欠錢鬧失蹤，許多債權人組成“討債同盟”展開追尋，無意中發現，擁有公職身份的徐林保名下有數百套房產，並疑似龍躍武背後的指使者。

2016年9月30日，部分債權人在網上發布舉報信《南昌高新區檢察院徐林保被曝有380多套房身家數億》。

多數債權人指出，之所以舉報徐林保，是因為銀行賬單表明，龍躍武有1.6億元資金流向了徐林保家人的公司，“高度懷疑徐林保讓女婿龍躍武拿做項目當幌子，用我們債權人的錢炒房”。

11月3日，南昌市檢察院發布初步查明情況：徐林保及其家人名下在南昌的房產共計149套。徐家人對媒體的說法是，買房資金來自徐林保早年下海經商所得。

根據上述通報，徐林保已被停止工作，龍躍武已被檢方批準逮捕。目前，檢察機關已將反映徐林保、龍躍武涉嫌集資詐騙線索移交公安機關，公安機關正在調查。

南方周末記者撥通徐林保的手機，但對方並未接聽。

不領證的婚姻

徐林保位於雙嶺村的老家，紅色的小樓在村中獨一無二。（南方周末記者 王瑞鋒/圖）

53歲的徐林保出生於南昌市新建縣（現為昌北經濟開發區）雙嶺村，兄弟姊妹5個，他是老大。在雙嶺村一處山腳下，徐林保老宅格外顯眼，紅色的院落，同樣紅色的三層小樓。

雙嶺村多名村民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徐林保早年從事花卉苗木生意，生意做得不錯，後來聽說去了檢察院，與村民關系一般，“逢年過節開著寶馬回村，也不打招呼”。

根據債權人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一份簡歷，徐林保1981年在江西省醫藥物資勞動服務公司工作，1985年起在新建縣多個政府崗位上任職。1992年11月至1994年2月，任江西省鷹潭市城市園林開發總公司總經理（屬於辭職下海經營承包制）。1994年3月，重新進入檢察系統工作，在鷹潭市檢察院、江西省檢察院等單位任過職。

徐林保的四弟媳婦劉娟說，徐林保共育有5個子女，與前妻有1個女兒，與毛發英又生了3女1男。5個子女出生於1986年至1995年前後。被債權人追尋的女婿龍躍武，娶的是徐林保與毛發英的女兒徐婷婷。

出生於1989年的龍躍武，是昌北經濟開發區瀛上村農民，初中沒念完便輟學，學過一段時間挖掘機，又學了修車，跟朋友開過修車行。龍躍武的叔叔龍旦說：“十五六歲的時候，他跟徐林保的女兒徐婷婷談戀愛，當時家里人都反對，覺得年齡太小。”

即便如此，兩個年輕人還是走到了一起。2010年，徐、龍兩家訂婚，兩年後，龍躍武和徐婷婷結婚，之後兩人很快生了一個女兒。婚後，龍躍武對嶽父徐林保十分敬重，言聽計從。每年春節，龍躍武都置辦年貨，在徐林保家過年。

匪夷所思的是，龍躍武和徐婷婷兩人自始至終沒有領取結婚證。南方周末記者獲取了一份《無婚姻登記記錄證明》顯示，2014年9月5日，徐婷婷曾到南昌市紅谷灘新區婚姻登記處開證明，證明自己2010年3月至2014年9月沒有結婚記錄。

徐林保的四弟媳婦劉娟參加了兩人的婚禮，她也是後來與龍躍武產生債務糾紛，才得知兩人沒有領證。

2015年春節，徐家兄弟一起吃飯時，劉娟夫婦曾向大哥徐林保討要借給龍躍武的錢，徐林保大怒，“他說，向你們借錢的是龍躍武，不關我什麽事。毛發英也說，你也不要問婷婷，我們婷婷跟龍躍武也沒關系，又沒打結婚證，法律上都不承認。你活該被騙。”

多名債權人表示，徐林保與毛發英也沒有領結婚證。在他們看來，不結婚主要是為了方便轉移資產。

女婿的“大項目”

徐林保在自己的公司會所請人吃飯。右一是龍躍武，右二是徐林保。（受訪者供圖/圖）

2015年5月27日，龍躍武掛斷討債人黃華的電話後，從此再也聯系不上。之後，越來越多的債權人聚集到龍躍武的公司樓下，結成“討債同盟”。

在南昌從事苗木生意的劉國偉2014年下半年跟龍躍武有了業務往來。彼時，開裝飾工程公司的龍躍武，給人的印象都是“動輒以千萬計的大生意”。

劉國偉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龍躍武說他承接了南昌象湖濕地公園園林綠化工程苗木采購項目，願與之開展合作。

雙方隨即簽訂合作協議書，約定由劉國偉提供苗木，並向龍躍武支付600萬元保證金，保證金在2015年2月5日前返還，逾期不還龍躍武將賠償雙倍保證金。 然而，支付了600萬保證金後，劉國偉卻發現，這個苗木項目一直不能開工。保證金到期後，龍躍武也拒不歸還。

劉國偉這才覺得不對勁。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事實上，龍躍武根本沒有拿下這個項目，這更像是一個為他設下的局。“象湖濕地公園是南昌當地知名的大工程，龍躍武曾安排人假扮濕地公園項目部經理，對我說苗木項目已經給了他。”

劉正花同樣有過類似遭遇。2014年9月，龍躍武告訴劉正花，他承接了南昌象湖濕地公園整體改造工程和浮梁縣住宅開發工程，讓對方借款2100萬元給他，約定借款期限一個月，月利率2%。但一個月後，龍躍武以生意周轉等各種理由，拒不歸還本金和利息。劉正花從此也踏上討債之路。

生意人黃華也栽在“象湖濕地公園工程”上。最初，龍躍武先是向黃華借了100萬，借期10天。七天後，龍躍武連本帶利還了他103萬，讓黃華“吃了點甜頭”。幾天後，龍躍武多次向黃華借款410萬元，之後便再也沒還。

多數債權人表示，龍躍武借款時，要麽施以小恩小惠取得借款人的信任，要麽以大工程大項目合作作為誘餌，讓借款人投資。根據債權人的自發統計，目前有近百人借款給龍躍武，總額超過1.3億元。

親戚也沒被放過。龍躍武的叔叔龍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龍家親戚有三十多人借給龍躍武2800余萬元，徐林保的四弟徐小保借給龍躍武40萬元，都沒能要回來。

真假檢察長

龍躍武能夠從那麽多人手里借到錢，嶽父是個主打招牌。

“從2013年開始，龍躍武表示項目資金周轉困難，需要一筆資金，項目完工後，可以給我三分的月利息。”劉娟說，她前後借給龍躍武70萬元，後來龍躍武還了30萬，至今還欠她40萬。

劉娟之所以把錢借給龍躍武，主要是覺得丈夫畢竟是徐林保的親弟弟，“（龍躍武）不可能不還。”

沒親戚關系的人，更相信徐林保和龍躍武的實力。

多名債權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每一次借錢，龍躍武都會表明，他的嶽父徐林保是“檢察長”，擁有多套房產，實力不容小覷，不可能欠錢不還。這也是他們痛快借錢的原因。

徐林保在檢察院到底是個什麽身份，是不是龍躍武嘴里的“檢察長”，南昌市檢察院在其官方微博通報時並沒有提及。但南昌市高新區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紀檢組長余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徐林保的身份不是高新區檢察院職務犯罪科副科長，只是有編制的普通工勤人員。”

借款前，劉正花曾被龍躍武邀請參加嶽父徐林保的宴會，赴宴者都是當地檢察系統的官員。席間，他們頻頻向徐林保敬酒，這讓劉正花徹底心服口服。此外，龍躍武還給她擺出幾十個房產本，證明其還款能力綽綽有余。

“他辦公室的家具都是紅木的，看起來不是一般的富二代。”黃華說。

此外，很多債權人都曾見過，龍躍武有賓利、奧迪、奔馳、寶馬等多輛豪車。不過，南方周末記者獲取的車管所材料顯示，龍躍武的賓利、奔馳、寶馬均有“違法未處理”記錄，奔馳和寶馬車還有“逾期未檢驗”記錄。

至於龍躍武曾經向劉正花出示過的房本，在她委托律師仔細查詢龍躍武及徐婷婷的房產後發現，房產已被過戶給他人或抵押給銀行。隨即，劉正花將龍躍武夫婦告上法庭。官司贏了，錢卻要不回來。

同樣贏得官司的還有劉國偉。他向法院申請執行，“執行法官和律師說，龍躍武名下沒有一處可執行的房產，要麽抵押要麽過戶了。凍結了十幾張銀行卡，只有幾十塊錢。”

2016年5月，龍躍武被列為在逃人員。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在逃人員登記信息顯示，“2012年10月19日，龍躍武在中國銀行辦理了一張白金信用卡，一直是本人在透支使用。直至2015年6月26日起，龍躍武還完最後一次欠款後就沒有償還過信用卡欠款，經中國銀行工作人員多次催收仍拒不歸還。”

1.6億元轉賬149套房子

債權人從龍躍武那兒找不到可執行的財產，卻在其嶽父徐林保那里有了意外的發現。

準備申請財產執行時，劉國偉在房產部門系統中查到，龍躍武的嶽父徐林保擁有一百多套房產，此外還有兩百多套房產辦理了網簽（簽訂購房合同但未辦理房產證）。

這個信息一開始並未引起劉國偉的註意。直到“討債同盟”把各自掌握的信息匯集後，矛頭逐漸指向了徐林保。

多名債權人共同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一份銀行轉賬記錄顯示，自2014年6月3日至12月1日，龍躍武通過POS機，分多次轉賬給江西林揚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林揚投資公司”）資金1.6億元。

工商資料顯示，林揚投資公司成立於2009年10月29日，註冊資本2000萬元，徐林保曾持有公司股金1800萬元。2013年5月，徐林保將持有的股份轉讓給妻子毛發英和女兒徐劍蘭。目前，毛發英為公司法定代表人。

林揚投資公司成立兩周後，2009年11月12日，江西龍耀裝飾工程公司（下稱“龍耀裝飾公司”）成立，最初註冊資本200萬元，林揚投資公司出資140萬元，持股70%，龍躍武出資60萬元，占股30%，法定代表人龍躍武擔任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徐林保擔任該公司監事。

工商材料顯示，龍耀裝飾公司辦理工商登記時，龍躍武全權委托徐林保辦理，並附有徐林保的身份證信息和簽名。

2014年9月24日，龍耀裝飾公司註冊資本由200萬元變更為1000萬元。3個多月後，2014年12月31日，公司變成自然人獨資企業，龍躍武成為該公司的唯一股東，徐林保不再擔任該公司監事。

南方周末記者經過調查發現，上述兩家公司的辦公地點分別位於江西南昌市紅谷灘新區世貿路668號名門世家二期8#辦公樓2118室（第21層）和2209室（第22層）。而此兩處辦公地點，均是徐林保及其家人名下房產。

盡管林揚投資公司在毛發英名下，徐林保的四弟媳婦劉娟認為，實際控制人是徐林保。曾在林揚投資公司工作過兩年的職員譚辛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毛發英（像）家庭婦女一樣，公司業務什麽都不懂。”

依據南昌市檢察院發布的初查結果，徐林保及其家人名下在南昌的房產共計149套，購房時間為1995年至2015年，購買時總價1.1億余元，目前在南昌的銀行仍有9600余萬元貸款未歸還。

“一個機關工勤人員，單憑工資怎麽可能買得起這麽多房子？”多名債權人懷疑，流入徐林保妻子公司的巨額資金，正是龍躍武向他們所借，被徐林保用來炒房。

債權人借給龍躍武的錢，有的轉入了他的個人賬戶，有的轉入了他的龍耀裝飾公司賬戶。劉正花的2100萬元都轉入了龍躍武的個人賬戶，而向林揚投資公司轉賬1.6億元，龍躍武用的正是同一個人賬戶。

10月25日，徐林保女兒徐婷婷接受媒體采訪時的說法是：父親30年前曾下海經商存了一筆錢，後又做綠化生意賺了錢，最近幾年，其母親就用家里的存款炒房。

典型的炒房

追不回錢，債權人一下子陷入了窘境。他們向當地警方報案，“警方認為我們屬於民間借貸，讓走訴訟途徑。”

而打贏了官司的劉國偉、劉正花發現，龍躍武根本沒有可執行的財產，其本人又失蹤找不到。眾人商議，實名舉報徐林保。於是，他們發出了上文所述的那篇“380多套房”的網帖。

根據已曝光的上百套樓盤戶型分析，當地銀行系統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徐林保屬於典型的炒房，主要是寫字樓和商鋪，因此不存在限購一說，“對銀行來說，炒房者的融資總額是沒有上限的。炒房者進行貸款時，銀行主要考慮他的還款能力。炒房者也可以把全款買的房子抵押給銀行，貸款再去買房，一旦房價下跌，風險很大。”

對比自己的買房體驗，劉娟發現，徐林保的檢察院公職身份很方便。“徐林保買房手續很快，到那兒簽個字就走，房子就過戶到他名下了。”這讓她覺得大哥很有路子。

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發現，盡管徐林保只是高新區檢察院的普通工勤人員，但其與檢察系統的官員往來密切。

譚辛2013年應聘到林揚投資公司工作，她透露，整個公司其實只有四個人，徐林保、他的一個親戚、一個廚師和她自己。譚辛並不知道公司在做什麽業務。她每天的工作是接待客人和接電話。

這些客人主要是檢察系統內的官員。譚辛說，2013年至2015年間，南昌市檢察院某領導、高新區檢察院一位副檢察長，隔三差五去徐林保位於名門世家21樓的公司會所吃飯，個別領導甚至每周都去吃飯，喝紅酒。2016年11月16日，南方周末記者撥打上述副檢察長的電話並給對方發短信，均未獲得回應。

每次宴請時，都是由龍躍武外出親自購買食材。此外，多名債權人透露，徐林保還認江西省檢察院的一名退休領導作幹爹。身為檢察院職工的徐林保，平常則不怎麽去上班，大部分時間會在公司。

因為債務的關系，徐林保跟四弟夫婦越鬧越僵。據劉娟說，她曾和幾個債權人去高新區檢察院找徐林保，第二天，丈夫接到大哥徐林保的電話，說要把他媳婦抓起來。

2015年春節，四弟兩口子向大哥徐林保借10萬塊錢救急，“我丈夫說，你女婿欠我40萬塊錢，你就借我10萬塊錢我還給別人，等你女婿還我了，我就還錢給你。”劉娟記得，丈夫說了這番話後，徐林保依然閉口不借。不得已，夫婦倆賣掉自己住的房子，還了朋友錢。

在“房爺”受到社會廣泛關註後，龍躍武很快有了下落。2016年10月15日，公安機關在湖南漢壽縣將龍躍武抓獲歸案。知情人士透露，抓捕時龍躍武正給一名女性過生日，曾一夜消費5萬元。

（應采訪對象請求，文中劉國偉、劉娟、譚辛均為化名）

公司那些北漂，何時能在北京買得起房子？

顏曉華 2016-11-28 08:03

北京城除了霧霾，還有密度同樣很高的創業公司。每個人都有一個創業夢，如果說創始人為了自己的夢可以屢敗屢戰，但追隨他們的年輕人如何在北京安放他們的青春與夢想？

“有時候想到公司那些北漂的年輕人，尤其是男孩兒，也會替他們愁得慌，如果不是家境特別好的，何時能在北京買得起房，娶得起新娘呢？有時白日做夢都想著自己可以指著窗外的高樓對公司的小年輕說：‘明年，或者後年這個時候，那間亮著燈的房子就是你的。’

白日夢要不要有？萬一實現了呢。”

以下內容摘自《響聊聊：創業》，周末時分，希望能跟你產生共鳴。

文丨顏曉華

北京第一次紅色預警那天，因為限行一直沒出門。黃昏的時候，想去超市買些吃的，剛出單元樓，看到一堆人和幾輛警車，不遠處還有輛靈柩車。原來是我們單元三樓的一個姑娘死了，因為獨住，死了好幾天無人知曉，還是姑娘的母親從外地趕來才發現。

因為這起意外死亡事件，小區里比任何時候都顯得人多，但並不嘈雜，每個人都默默地望著那輛靈柩車，仿佛自己的靈魂躺在里面。

北京的霧霾里，即使什麽都看不見，但仍能看見悲傷和孤獨。我這才想起，來北京六年多了，似乎從來沒有鄰居。

從不跟父母細致地描繪我在北京的生活，怕他們擔心。實際上，當初突然選擇北上帝都，他們覺得我瘋了。一輩子平淡度日的父母無論如何不能理解我為什麽在年近不惑之時幾乎毫無征兆地選擇一種背井離鄉的生活。

2009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拎著一只箱子登上了去北京的動車，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和在這個城市三十多年的生活，被哐當哐當地扔在身後的夜里……即便如此，當時我的心里沒有一絲悲涼，我想到一種全新的生活將以一種未知的方式在我面前鋪開，激動地一夜不眠。

到北京的第一天，浪子請我吃飯。尚能記得的一道菜是小雞燉蘑菇，燉得黑糊糊的，很入味，倒也好吃。

後來我們經常一起吃飯，但凡有點說道的日子或者他覺得自己需要補一補，都會點這菜，人的味蕾大致都毫無防備地對著一些刻骨銘心的記憶開放。

浪子是我的網友。我們是在博客上認識的。

那時他還在南開讀研，因為酷愛體育，常常寫些體育博文，博客 ID 就叫“南開浪子”。所以我們是因體育結緣，當時我供職南京一家體育專業報，偶爾也會動用手中的小權利給浪子刊發些稿子。

之所以這麽做，一是覺得他寫得確實不錯，二是隱隱在他身上、在他文字里讀到些自己年輕時的影子。

2008年斯坦科維奇杯我到北京解說比賽，才和浪子第一次見面。那天晚上他來看我，進門後手忙腳亂地從口袋里掏出兩盒煙，好的遞給我抽，差的自己抽，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很顯然，這是一個內里羞怯的年輕人。

等我真正到北京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家大門戶的體育編輯了。他是南開法律系的高才生，本可成為一名很好的律師。做一個律師顯然比做一個體育編輯更能賺錢，家境並不好的浪子為什麽做出這樣的選擇，這事後來我問過他：“放棄自己的專業，一個不錯的專業，就因為熱愛體育？”

“也不是。上學的時候還是想著以後做自己所學的專業的，研一的時候我就寫了一篇論文探討‘執行難’的問題。沒錢，買不起電腦，這論文是我一筆一筆手寫出來的，後來發在南方的一家學報上，在我們系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當時就覺得，自己就該是個吃法律飯的人，至少能為無處說理的人說說理。

論文發表的第二年，母親遭遇車禍傷了腿，這起交通事故的責任非常清楚，所以法院很快做出判決，但在具體執行時卻因事故責任方的耍橫根本執行不下去。雖然我探討‘執行難’的論文寫得妙筆生花，可面對母親的傷腿以及由官司帶來的心力交瘁卻無能為力，你說這多麽黑色幽默。”

“如果說這件事動搖了我以後吃法律飯的決心，那麽後來在律所實習時的一些小事則完全讓我斷了做一個律師的念頭。

我實習時主要負責婚姻官司的業務，有一天一個女人找來說要打離婚官司，聽她介紹的情況是，兩口子結婚不久，也就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了，根本沒到要鬧離婚的地步，於是就勸她回去好好冷靜冷靜，可我的指導老師把我拉到一邊說，‘你傻啊，怎麽勸她回去呢， 她不離婚我們就沒這筆業務，還賺什麽錢啊’。

還有件事是所里有個小律師，一直沒什麽業務，終於有次接了個活，但給他介紹活的居然是當值法官，事後法官還在他的這筆收入中抽成 30%。你說這多荒唐，相當於一場足球賽，最後裁判替一方進了個球。我知道律師是很多人艷羨的工作，但我的性格真幹不了。”

南開法碩的畢業證，浪子一直沒拿，至今還留在學校。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司考證書，在他北漂不斷的搬家中，丟了。

飯吃到一半的時候浪子說不想在公司上班了，要跟著我幹，就圖個痛快。那一瞬間我想過拒絕，對他這樣一個剛走上工作崗位不久的年輕人，棲身一家大公司顯然比跟著自己折騰點小事的我更靠譜。但是我沒有拒絕，就感覺我和他走到一起似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很久以前就註定了。

有些事情就是註定了的。

我來北京前托北京的朋友給我找一住處，只交代說靠奧體近就可以（我們的臨時辦公室就在奧體的看臺下），結果他給租在健翔橋附近的健翔國際公寓。 我聽後嚇一跳，覺得這天下的事情有時候太巧了，因為我來北京就是要和黃健翔一起做事情。

作為中文解說的標桿性人物，“不守規矩”的黃健翔一直是我的偶像。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在機關上班，因為聽他解說迷上足球進而改行到體育媒體，後又在工作中跟他熟識，成了亦師亦友的關系。這一點很像浪子跟我的結識，應該相遇的人總會相逢。

2008 年奧運，作為北京奧運會官網和央視新聞頻道的嘉賓，我在北京待了兩個月，所以經常和健翔碰面，他那時已告別短暫停留的鳳凰衛視，我所在的報社也沒了我最初所想的理想空間，於是就琢磨一起弄個真正屬於自己的體育媒體。

如你所知，在中國，私人並不能辦媒體，那時還沒有自媒體這個概念，沒有 APP，沒有微博，更沒有微信公眾號，能承載我們設想的載體只有一種——數字雜誌。

喜歡體育的人應該都還記得那份叫《最體育》的數字雜誌，當年的“中國年度新銳榜”（《新周刊》主辦）有其一席，評委們給出的獲獎理由是：“在體育紙媒紛紛退出歷史舞臺的時代，《最體育》是體育迷在互聯網時代的最好禮物。”

時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記得《最體育》創刊號上線的日子，那是 2009 年 6 月 29 日，72P 的數字版面合成完，已是清晨，太陽從奧體的東看臺升起，打在我們熬至慘白的臉上，一種猝不及防的眼花繚亂。

浪子把我拖到民族園路上的一個小吃店，要了一籠包子兩碗粥，吃到一半他突然跑了出去，再進來時手上多了一瓶二鍋頭和一袋花生米。也不管我喝不喝就給我倒了一小杯。“幹！馬爾蒂尼生日快樂！”

是的，這個日子是有意選擇的，是馬爾蒂尼的生日，更是三年前黃老師在德國世界杯的神作的紀念日。

浪子好酒，開心了喝，難過了喝，累了喝，朋友聚在一起喝，一個人無聊也喝。我卻完全不能喝酒。可那半年我也喝，陪他也是陪自己，兩個在北京無家可歸的人下了班能幹嗎呢？每每路邊攤喝啤酒，他十瓶，我一瓶，都能喝到熏熏然，有的人喝酒是喝酒，有的人喝酒是姿勢，我是後者。

浪子話不多，喝著喝著就嘆氣，一臉愁容地看著遠處，讓人感覺隨時會倒下。讓我想起李尋歡，恨不得往他手里塞一把小刀和一塊松木，隨他雕刻。後來我知道，他心里真有那樣一把刻刀和一尊女神。

女神是他中學同學，是初戀，談了很多年了，愛得很，也愛得很累。因為女孩的父母一直不太同意，覺得浪子家里窮。女孩也研究生畢業了，卻不上班，待在老家學習，一門心思考公務員，從這個城市考到那個城市。那是女孩父母的心思，在他們眼里，公務員是最踏實的飯碗。

至少，比浪子的肩膀可靠。

有次浪子喝多了，流著淚跟我說：“顏哥，我們在一起，做自己感興趣的事，甭管掙不掙錢，心里舒坦，這就是我要的狀態。但我不定什麽時候會離開《最體育》，到時你別怪我。我女朋友考公務員，北京的沒戲，要是考到別的城市，我想我會過去照顧她的。”

沒多久，女孩考上了，進了浙江舟山的法院。我一直等浪子告別，像等樓上落下的第二只鞋子的聲響，可是浪子並沒有因此而離開。他們的戀愛持久戰到那時已經九年了，雙方都覺得這段漫長的感情有些不知如何安放。最初浪子一有點時間就往浙江跑，後來慢慢少了。

後來浪子跟我總結他的初戀，說他媽的居然談了十二年，長得看不見開始和結尾。我也不知道他倆何時結束的，總之浪子的計算不對，他把女孩結婚的日子算作他那段苦戀的句號。

應該是第二年的中秋夜，浪子把自己關在屋里，對明月幹了一瓶牛欄山，然後寬衣解帶，焚香沐浴，帶上一個套，轟轟烈烈地自我安慰了一下。窗外月色如洗，照見床上袖邊點點又斑斑。

自慰還用套子？事後他的解釋是——人在很多時候都需要一種儀式感，跟裝 B 無關。我沒辦法因為這看似無厘頭的事情嘲笑他，後來聽到堯十三的《我想念你一如獨自擼管的悲傷》，總覺得歌詞可能是浪子寫的。而他漫長的初戀應該在那個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晚上就結束了。

這就是一個包括愛情在內的一切都需要迅速更叠的時代，而最快的當然是互聯網技術支持的各種產品，譬如我們最開始賴以支撐的數字雜誌，很快被時代無情地淘汰了。

《最體育》雜誌停掉了，好在“最體育”做出些品牌，在健翔的努力下我們找到了投資，新的產品開始上線，公司搬家，人越來越多，自然也就聚集了越來越多北漂的年輕人。

北漂多的地方鄉愁也多。有天下午四點多，我出門辦事，看到電梯間的窗邊站一姑娘，極目遠眺，長發飄飄，在斜照的夕陽里構成一幅動人的剪影。我怔了一下，定睛一看卻發現是公司的行政小靜。

“你在這兒往窗外看什麽？”

“顏老師，你看不遠處那列火車，是開往我老家的。每天下午這個點，如果沒什麽事，我都會過來看這趟列車開過去。”

浪子的鄉愁也在這樣的氛圍中發酵得厲害，每每喝高了就唱《故鄉》。“我是永遠向著遠方獨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對他而言，姑娘一直在故鄉。

又一屆奧運會，又是體育從業者的毒藥或者狂歡。

一天，夜班回家後倒頭就睡的我感覺沒睡沈就被電話吵醒，浪子和另外一個小兄弟被派出所拘了。我衣服都沒想起來換，大褲衩拖鞋的慌不叠跑過去，警察同誌瞥了我一眼，問：“你是他領導？你這手下牛 B 大了，不但跟人打架，還要打警察，還說我們處理不公要告我們。還拿手機給我們錄音呢，真門兒清啊。”

我把浪子領出來的路上他還罵罵咧咧：“我們幾個去吃夜宵，喝高興了，唱歌！結果旁邊有幫傻 B 吼我們，說要唱滾回家去唱，不知怎麽就打起來了。我們這邊幾個除了我，沒一個能打的，自然吃虧了。等警察來的時候，那幫孫子已經跑了，結果警察要帶我和小生去派出所調查，這他媽的還講理嗎，被打的進去了，打人的跑了。我跟他們講理，他們說我襲警，操！”

“你是不是又唱《故鄉》了？”我嘲笑他。

浪子習慣跟人講理，理講不通了就拳頭解決。這一點兒不像個差點吃法律飯的，倒像管虎電影里的“老炮兒”。

任浪子怎麽唱茫茫人海之中他的女人，初戀女友在舟山還是跟別人結婚了。他跟我說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麽勸他，就覺得讓他徹底死心反而是最好的解脫，甚至有些自私地想，這下也許這小子可以安心地跟著我幹了。

然而事情的發展跟我預想的不一樣。2014 年春節結束後上班沒幾天，浪子把我喊住，說要請我喝酒，說點事。

浪子的老家在濰坊的鄉下，那邊的規矩是如果老大不結婚後面的不能先結婚。浪子也三十出頭了，以前家里不催他是跟他一樣（對初戀）保有一份念想，但女孩結婚後父母心里沈不住了，總跟他說：“你自己在北京也不找對象，如果北京不好找就回來找。”這個春節回家，父母死活給他相了門親事，女方是濰坊一家醫院的醫生，居然也是他以前的同學，姑娘對他挺滿意，覺得他講義氣、有才，是個爺們兒。

說實話，浪子在北京沒有對象我一直頗為自責，覺得是公司沒賺到錢耽擱了他。直到現在，有時候想到公司那些北漂的年輕人，尤其是男孩兒，也會替他們愁得慌，如果不是家境特別好的，何時能在北京買得起房，娶得起新娘呢？有時白日做夢都想著自己可以指著窗外的高樓對公司的小年輕說：“明年，或者後年這個時候，那間亮著燈的房子就是你的。”

白日夢要不要有？萬一實現了呢。

一個月後，浪子終於要離開了。告別的前一個晚上，我終於豁出去好好陪他喝一頓酒，自然是點了小雞燉蘑菇。那晚一幫小夥伴不知道喝了多久，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回的家，把自己扔在床上，單曲循環李誌的《你離開南京從此沒人陪我說話》，南京和北京，故鄉和他鄉，與我似無區別。

五月，作為證婚人的我去參加了浪子的婚禮，看到了他的故鄉和女人。小子效率很高，又幾個月後，兒子出世，取名叫“球球”。

其間，他在濰坊找了一份穩定清閑的工作，閑暇時間仍然寫他的球評。如果沒什麽變化，這應該是大部分人的人生，“是誰來自山川湖海，卻囿於晝夜、廚房和愛”。

浪子偶爾還會來北京，我們依然見面就喝，但是他不再喝多，煙也少抽了，笑著說是老婆的規矩。

2016年元旦前，浪子又來北京，我們又喝，這次他卻喝多了，感覺又回到了以前一起在北京的姿勢。他只有喝多了話才會多，他說——突然就結婚了，突然就有了兒子，突如其來般的幸福，可有時候另一個聲音會告訴他，這一切於他而言就像是完成了某個任務。我們的人生難道就是為了完成一個任務嗎？

他說現在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早上去單位泡杯茶看看新聞，每天按部就班，感覺自己跟個老頭一樣。

他說：“顏哥，你知道嗎，我當初根本不想離開北京，回去就是給父母一個交代。”

他還說，有一個特別奇怪的感覺，老家有些陌生了。

其實，這不奇怪，故鄉從來只是在“他鄉”的人心里的東西。龍應臺在《回家》里說過，“故鄉不是任何一個用郵政編碼找得到的家，不是空間，而是一個時間，一段屬於過去的時光”。

人生就是一段沒有返程的旅途，所以人們常說，回不去的是故鄉。浪子根本不可能回到按部就班工作、循規蹈矩的生活。

可是，我不能勸他重回北京，我在浪子婚禮上見過他母親撩起衣服抹淚，抹完後又露出一種如釋重負的笑容，他父親還一再跟我說抱歉，說是他把浪子從我這兒拉了回去。當然，我知道他的無奈和不爽，跟在哪個城市無關，只關乎他所生活的方式和狀態。

“如果，你真的跟這個世界格格不入，那就自己幹吧，就像我當初那樣。”分開的時候，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這年頭誰還不能創個業，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你寫文章的時候不是常說嗎？”

前幾天，浪子來電話了，他的公司成立了，名字叫“濰坊故事”。

我覺得這個名字挺好的，創業，就是講自己的故事。

本文內容摘自《響聊聊：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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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模點買得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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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各有前因, 唔好亂估啦~~

就算佢肯講, 你亦都唔會信, 唔好浪費精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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