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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的矽已經來了，只剩下谷了” 深圳“深谷”是怎樣煉成的？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641

 

2015年10月10日，廣東深圳，位於華僑城的柴火創客空間內，創客教父MitchAltman分享創客經驗並教大家焊接技術。（CFP/圖）

從“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到國際領先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深圳的產業經濟憑借著草根精神，完成了從“深圳制造”到“深圳創造”的精彩一躍。而今天的深圳正在展開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新一輪轉型。

“山寨”與“創客”

在2016年初全球金融動蕩的寒風中，以“創客天堂”形象而令世界矚目的華強北電子一條街，正在經歷著一場蛻變：因地鐵建設而封閉的街道入口，昔日人頭湧動的街道冷清了許多，而在消費升級和成本壓力下陸續退出的傳統商戶，也令商場內多了些商鋪招租的招貼。

54歲的深圳市電子商會執行會長程一木似乎並不為當下的“蕭條”而憂慮。自1991年來深至今，程一木見證了華強北從個人電腦到智能手機時代的數次興衰與轉型，深悉這條街道的生機與動力所在。

在程一木看來，過去十余年中在華強北流行過的種種“時尚”電子產品，只是這個市場的表象，真正支撐市場不斷發展轉型的動力，其實來自遠在大眾與媒體視野之外的專業市場：支撐著華強北一半以上交易量的是集成電路和與之相關的28個專業電子元器件市場。

“華強北表面上是市場，實質上是幾萬家電子元器件廠商所構成的超級‘電子資源要素調配平臺’。”“程一木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才是華強北不同於全國乃至世界上任何一個電子市場的獨特“產業資源”。

正是這種獨一無二的“產業資源”，令全球知名創客機構HAX在五年前便悄然入駐華強北，混跡於當時仍以“山寨大本營”而著稱的華強北電子廠商群落之中。

當媒體和產業界還在以譏諷的口吻談論著Made in SZ（山寨與深圳的首字母）時，這家以硬件創新著稱的創客機構已經意識到歐美科技企業正在失去其曾經擅長的生產制造能力，而聚集著數萬元器件廠商的華強北則成為了這一“制造力”的傳承者。

“我經常開玩笑說，矽谷的矽已經來了深圳，只剩下谷了。”HAX合夥人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他們在美國需要花三個月才能找齊的電子元件在華強北一天內就找到的時候，他已確信華強北就是“智能硬件的矽谷”了。

在程一木看來，硬件創新的本質是在不斷發展的技術體系下，通過新的市場需求發現與技術拼接而形成的“二次創新”或“微創新”，“從這個意義而言山寨也是微創新，只是它所針對的市場需求層面不同而已。”

對於曾經在華強北興旺一時的“山寨現象”，在華強北市場內被尊稱為“九爺”的華強電子產業研究所研究總監潘九堂認為，隨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消費力迅速提高，中國的電子產品消費模式在短短十余年內經歷了從滿足基本需求，到“草根文化”再到中產階級消費文化的數次轉型，而山寨產品正是消費者從簡單追求性價比和差異化的“草根消費”向追求品質和品牌的“中產式消費”之間的一個階段性需求。

隨著市場需求和消費文化的升級，曾經流行於華強北的“山寨文化”被更具品牌化的主流產品所取代，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在這一背景下，引入全球化設計理念和資源整合能力的創客文化，成為諸多完成早期技術與資本積累的中小廠商轉型升級的動力機制之一，形成了不同於外資模式的“草根創客”群落。與此同時，日益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陸續出現的法律、咨詢等中介服務機構，也為早期背負著山寨之名的“硬件創新”贏得了更加獨立的市場尊嚴。

“今天，人們不再談論山寨，人們看著產品說，這就是一個產品。”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隨著市場觀念的轉變，他們的工作重心也從自己創造產品，變成了為更多的創造者提供市場推廣和金融服務，“把他們的產品轉化為全球生意”。

在終端消費產品的代際更替之間，當年支撐起“山寨繁榮”的華強北產業鏈，依然將在創客時代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產品創新平臺”功能。

令程一木自豪的是，華強北的這一“產業資源”並非政府規劃或補貼支持，而是數以萬計的“草根創業者”共同搭建起來的：從十五六歲為親戚站櫃臺開始，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廠和研發設計體系，“很多億萬富翁現在才三十多歲，但已經在華強北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

這一“草根精神”正是深圳創新體系誕生的縮影：20年前提出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樣是一個“草根創業”型政府。

從“三來一補”到“深圳制造”

1991年來到深圳的劉容欣，是政府層面“草根創新”歷程的見證人：從1991年參與《深圳市能源發展規劃》，到2007年主持《國家創新城市體系指標研究》，現任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執行所長的劉容欣，二十多年里主持參與了近百項關系深圳產業升級和城市創新的重大課題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三來一補”式加工貿易模式承接香港制造業轉移的深圳，在綜合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下，面臨著第一次產業轉型的選擇。

“當時市科技局委托我們做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研究。”劉容欣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政府官員跟課題組專家到國際上參觀學習了一圈後，回來就沒敢用國際通用的“高技術”（High-tech）這個概念，“因為感覺跟人家差距真的有點大”。

最終課題組造了一個詞：高新技術，意思是技術不一定很高，有創新就行——沒想到“高新技術產業”最終變成了今天的標準用語。

在1999年深圳第一屆“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一款能為紙巾加溫的“自動柔巾機”意外地變成了明星產品，數日訂單高達五千多萬人民幣——這一遠非高科技的產品恰好體現了交易會的另一層內涵：市場才是“創新”的真正評價者。

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這一輪產業轉型中，以紡織和制鞋等傳統制造為主體的加工貿易體系，迅速被全國性消費升級所推動的家電、電腦、通訊產品等產業所取代。

與此同時，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全球化OEM模式令“深圳制造”開始為世界所矚目：從1996年加工電腦機殼開始，到2005年首度躋身《財富》全球500強，OEM代工模式在成就了富士康的同時，也為深圳的“制造力”升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包括華為、比亞迪在內的一大批今天的產業巨子，都是從“OEM代工”、模仿式創新，再到自主創新的路徑中走出來的。而包括華強北專業市場和海量中小企業群，也正是在各個層面的配套與代工合作中，形成了今天的“創新產業鏈”。

高度市場化的企業競爭需求和極度專業細分的全球化代工產業鏈，令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政策體系，從誕生伊始便不同於傳統“政府主導型”模式：無論是在市場還是專業領域內。

“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市場力量。”劉容欣表示，過去二十多年中深圳市政府在高科技產業政策方面“大方向基本沒有變”：那就是致力於成為企業自主創新的“輔助支撐系統”，為企業的市場化創新不斷提供政策制度和公共資源等“創新要素”配套。而這些點滴的配套政策與制度完善累積下來，“今天回頭去看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這一成就體現在產業數據和創新結構之中：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1995年的225.8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2480.6億元，年均增長34.9%；同時形成了著名的90%現象——90%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科研投入源於企業，90%的專利出自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於龍頭企業。

以OEM代工模式為代表的“深圳制造”模式發展到頂峰時，富士康深圳工廠中的工人數量一度高達50萬人——空前龐大的代工制造業規模，不僅考驗著企業的“管理極限”，也令空間資源有限的深圳產業發展再一次陷入“增長瓶頸”。

2002年底，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網文展示出了深圳人在面臨治安混亂、環境惡化和增長停滯時的惶惑心態，三年後新任市長李鴻忠公開承認，深圳經濟發展面臨“土地有限、資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負、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四個方面的“難以為繼”——深圳經濟體系由此拉開了新一輪產業轉型。

創投資本鏈

在這一輪由政府推動和引導的產業轉型中，深圳高新科技產業形態實現了從“跟隨式”模仿創新向引領式自創新的“精彩一躍”，從4G技術到基因工程等多個領域形成了領先世界的創新能力。

從制造到創造，是從產品升級的“簡單市場”向囊括金融支持、科研體系、市場機制和產業形態等諸多因素的“複雜市場”的轉型。在實現這一轉型的過程中，除了高端制造產業鏈所形成的“制造力”之翼外，由風險投資到創業板的“創投資本鏈”，成為了深圳自主創新體系中關鍵的“資本力”之翼。

1987年來到深圳的楊向陽是深圳“創投資本鏈”誕生的親歷者之一。從推動中國首個自主研發的基因治療新藥“賽百諾”上市，到參與創辦並投資海普瑞、北科生物等“現象級”生物醫藥企業，他被業界視為“中國生物醫藥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天使投資人”。

“那時深圳政府中的科技、發改、經信等部門的業務幹部經常跟不同的創業團隊聚會。”楊向陽將這種小聚會笑稱為“互相洗腦”：不同領域的創業團隊們向政府官員介紹各自領域的產業前景、最新趨勢和創新理念；而政府官員則向創業者們及時轉達相關政策動態，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已有的政策與市場資源。

這種“互相洗腦”式的思想碰撞與交流，為深圳造就了一批極具市場和科技前瞻力的技術幹部。“為什麽一批極具產業前景的科研和科技型企業最終落戶深圳？就因為深圳政府官員最早認識到了它們的價值，並願意為引進它們而付出很多的努力。”楊向陽深有感觸地表示，在十多年前包括生物醫藥等諸多高科技產業“還只是一個概念”的時候，能夠為一個小企業的事專門跑到北京部委爭取政策和指標的，“當時全國除了深圳還有誰做？”

也正是在為大量創業團隊的溝通與服務過程中，深圳的經濟和科技部門率先意識到，為規模化制造產業服務的傳統金融體系，難以為市場和技術風險極大的“引領型”創新模式提供金融支持。

“比如新藥研發，在全世界幾乎都是由小企業完成，再被大型藥企收購。”楊向陽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其巨額投資和研發失敗的風險，會對大型藥企的利潤帶來劇烈波動，因此只能由更具風險意識的創投資本與研發路徑各異的創新型企業共同完成。

在傳統金融與資本市場無法為創新企業提供資本支持的情況下，以2002年成立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為標誌，深圳政府與民間風投資本一起，在近十年時間里打造出了一條不同於傳統金融形態的“創業投資產業鏈”：在這個產業鏈中，不僅有著最成功的政府創新引導基金，最具活力的創投家群體以及最具影響力的風險投資論壇，而且還衍生出了為各類“創新要素”和產權交易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創新中介服務”產業鏈。

插上了“資本之翼”的深圳高新產業體系，由此在二次轉型中再度“升級”：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2005年的4885.26億元提高到2013年的14133億元，其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重已達60%以上，實現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工業結構。

深圳創新經濟體系也在這一階段體現出日益明顯的“生態圈效應”：多元化的市場和社會創新不斷打通著傳統體制和市場結構中“淤塞”的各類要素資源，而豐富的要素組合所帶來的創新形態正在“溢出”傳統經濟和產業領域，從政府治理、社區生態到文化創意等各個層面，形成日益豐富的“社會-市場”型“綜合創新生態系統”——從這個意義而言，今天的深圳正在經歷著另一次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深刻蛻變與轉型。

從“產業創新”到“社會創新”

在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2015年，完成二次產業轉型的深圳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在GDP增速8.9%，高達17500億元人民幣的總產值規模中，高新技術產業以5847.91億元的增加值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與金融、物流和文化產業共同撐起了深圳GDP的“半壁江山”。

面對這一堪稱“驚艷”的產業答卷，深圳公眾力商務咨詢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範軍卻並不樂觀，“許多人認為深圳的創新轉型已經完成了，但我感覺只轉了一半。”

範軍於2006年創立“公眾力”民間智庫，致力於推動城市治理中的民間評價與公眾參與模式。他曾在2010年推出首份民間版“政府工作報告”，其公益調查模式被時任市委書記的王榮稱為“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條件”。

範軍認為，深圳在此前十年的產業轉型中，確實構建起了基本完備的產業創新體系，但對於支撐這一產業創新體系所必需的“底層建築”——城市治理和社會生態模式的創新探索，只不過剛剛開始。

“深圳今天的產業成就，更多來自十多年前啟動的那一輪轉型紅利。”範軍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包括華為、騰訊和比亞迪在內的深圳“領軍企業”，基本都是在2006年以前成立的。2006年版的《深圳城市發展規劃》是深圳最後一個具備整體前瞻性產業規劃的城市發展“總規”，並由此形成的今天的城市產業格局，“此後政府再也沒有這麽大的城市空間調配能力了”。

在土地資源日趨稀缺的同時，漸趨停滯的流動人口增速和日趨固化的財富分配格局正悄然侵蝕著這座城市昔日的活力與創新精神，“我們的調查顯示，對於很多高校畢業生來說，深圳已經變成了第三或第四選擇。”範軍擔心的是，隨著人才和土地等資源要素的“凝滯化”與“板結化”，過去20年深圳所積聚的創新產業優勢會消散得“比想象中更快”。

在範軍看來，面對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所帶來的新挑戰，深圳更需要的不是增量式的“新興產業規劃”，而是如何通過更加廣泛的社會化創新，激活與優化深圳前二十年發展過程中所沈澱的“創新基因”與“存量資源”。

在範軍看來，深圳獨特的“移民城市”氣質，與過去數十年的在“小政府、大社會”發展模式下所形成的“公益意識”與“公共精神”，正是深圳在新一輪社會創新轉型探索中寶貴的“創新基因”。

隨著社會創新體系的構建與成長，這一“創新基因”正以日益豐富的社會角色和組織形態，活躍在從環保公益到政府預算監督的每一個層面：截止到2014年底，深圳已經設立社會組織8241家，社團4173家，民非3940家，基金會127家，一個日益龐大的“社會創新生態體系”正在這座“創新之城”中悄然成形。

2015年6月，成立不久的民間智庫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深圳改革30人論壇”在向深圳政府和社會公眾發出的《對深圳改革開放重大戰略問題的建議》一文中，痛陳深圳在改革創新方面存在的“自我滿足情緒”“利益群體阻礙”和“迷失改革方向”等諸多問題，並提出了包括“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驗在內的11項建議，

“挑戰和危機對深圳從來都不是壞事。”身為“深圳改革30人論壇”成員之一的範軍表示，深圳過去30年中的數次重大轉型，都是在危機倒逼之下闖出來的改革與創新之路，而今天深圳在城市治理模式和社會創新方面的探索與嘗試，可能會為十年後中國的政府治理和社會轉型，“提供一個很好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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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的矽已經來了，只剩下谷了” 深圳“深谷”是怎樣煉成的？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641

 

2015年10月10日，廣東深圳，位於華僑城的柴火創客空間內，創客教父MitchAltman分享創客經驗並教大家焊接技術。（CFP/圖）

從“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到國際領先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深圳的產業經濟憑借著草根精神，完成了從“深圳制造”到“深圳創造”的精彩一躍。而今天的深圳正在展開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新一輪轉型。

“山寨”與“創客”

在2016年初全球金融動蕩的寒風中，以“創客天堂”形象而令世界矚目的華強北電子一條街，正在經歷著一場蛻變：因地鐵建設而封閉的街道入口，昔日人頭湧動的街道冷清了許多，而在消費升級和成本壓力下陸續退出的傳統商戶，也令商場內多了些商鋪招租的招貼。

54歲的深圳市電子商會執行會長程一木似乎並不為當下的“蕭條”而憂慮。自1991年來深至今，程一木見證了華強北從個人電腦到智能手機時代的數次興衰與轉型，深悉這條街道的生機與動力所在。

在程一木看來，過去十余年中在華強北流行過的種種“時尚”電子產品，只是這個市場的表象，真正支撐市場不斷發展轉型的動力，其實來自遠在大眾與媒體視野之外的專業市場：支撐著華強北一半以上交易量的是集成電路和與之相關的28個專業電子元器件市場。

“華強北表面上是市場，實質上是幾萬家電子元器件廠商所構成的超級‘電子資源要素調配平臺’。”“程一木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才是華強北不同於全國乃至世界上任何一個電子市場的獨特“產業資源”。

正是這種獨一無二的“產業資源”，令全球知名創客機構HAX在五年前便悄然入駐華強北，混跡於當時仍以“山寨大本營”而著稱的華強北電子廠商群落之中。

當媒體和產業界還在以譏諷的口吻談論著Made in SZ（山寨與深圳的首字母）時，這家以硬件創新著稱的創客機構已經意識到歐美科技企業正在失去其曾經擅長的生產制造能力，而聚集著數萬元器件廠商的華強北則成為了這一“制造力”的傳承者。

“我經常開玩笑說，矽谷的矽已經來了深圳，只剩下谷了。”HAX合夥人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他們在美國需要花三個月才能找齊的電子元件在華強北一天內就找到的時候，他已確信華強北就是“智能硬件的矽谷”了。

在程一木看來，硬件創新的本質是在不斷發展的技術體系下，通過新的市場需求發現與技術拼接而形成的“二次創新”或“微創新”，“從這個意義而言山寨也是微創新，只是它所針對的市場需求層面不同而已。”

對於曾經在華強北興旺一時的“山寨現象”，在華強北市場內被尊稱為“九爺”的華強電子產業研究所研究總監潘九堂認為，隨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消費力迅速提高，中國的電子產品消費模式在短短十余年內經歷了從滿足基本需求，到“草根文化”再到中產階級消費文化的數次轉型，而山寨產品正是消費者從簡單追求性價比和差異化的“草根消費”向追求品質和品牌的“中產式消費”之間的一個階段性需求。

隨著市場需求和消費文化的升級，曾經流行於華強北的“山寨文化”被更具品牌化的主流產品所取代，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在這一背景下，引入全球化設計理念和資源整合能力的創客文化，成為諸多完成早期技術與資本積累的中小廠商轉型升級的動力機制之一，形成了不同於外資模式的“草根創客”群落。與此同時，日益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陸續出現的法律、咨詢等中介服務機構，也為早期背負著山寨之名的“硬件創新”贏得了更加獨立的市場尊嚴。

“今天，人們不再談論山寨，人們看著產品說，這就是一個產品。”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隨著市場觀念的轉變，他們的工作重心也從自己創造產品，變成了為更多的創造者提供市場推廣和金融服務，“把他們的產品轉化為全球生意”。

在終端消費產品的代際更替之間，當年支撐起“山寨繁榮”的華強北產業鏈，依然將在創客時代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產品創新平臺”功能。

令程一木自豪的是，華強北的這一“產業資源”並非政府規劃或補貼支持，而是數以萬計的“草根創業者”共同搭建起來的：從十五六歲為親戚站櫃臺開始，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廠和研發設計體系，“很多億萬富翁現在才三十多歲，但已經在華強北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

這一“草根精神”正是深圳創新體系誕生的縮影：20年前提出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樣是一個“草根創業”型政府。

從“三來一補”到“深圳制造”

1991年來到深圳的劉容欣，是政府層面“草根創新”歷程的見證人：從1991年參與《深圳市能源發展規劃》，到2007年主持《國家創新城市體系指標研究》，現任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執行所長的劉容欣，二十多年里主持參與了近百項關系深圳產業升級和城市創新的重大課題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三來一補”式加工貿易模式承接香港制造業轉移的深圳，在綜合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下，面臨著第一次產業轉型的選擇。

“當時市科技局委托我們做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研究。”劉容欣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政府官員跟課題組專家到國際上參觀學習了一圈後，回來就沒敢用國際通用的“高技術”（High-tech）這個概念，“因為感覺跟人家差距真的有點大”。

最終課題組造了一個詞：高新技術，意思是技術不一定很高，有創新就行——沒想到“高新技術產業”最終變成了今天的標準用語。

在1999年深圳第一屆“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一款能為紙巾加溫的“自動柔巾機”意外地變成了明星產品，數日訂單高達五千多萬人民幣——這一遠非高科技的產品恰好體現了交易會的另一層內涵：市場才是“創新”的真正評價者。

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這一輪產業轉型中，以紡織和制鞋等傳統制造為主體的加工貿易體系，迅速被全國性消費升級所推動的家電、電腦、通訊產品等產業所取代。

與此同時，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全球化OEM模式令“深圳制造”開始為世界所矚目：從1996年加工電腦機殼開始，到2005年首度躋身《財富》全球500強，OEM代工模式在成就了富士康的同時，也為深圳的“制造力”升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包括華為、比亞迪在內的一大批今天的產業巨子，都是從“OEM代工”、模仿式創新，再到自主創新的路徑中走出來的。而包括華強北專業市場和海量中小企業群，也正是在各個層面的配套與代工合作中，形成了今天的“創新產業鏈”。

高度市場化的企業競爭需求和極度專業細分的全球化代工產業鏈，令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政策體系，從誕生伊始便不同於傳統“政府主導型”模式：無論是在市場還是專業領域內。

“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市場力量。”劉容欣表示，過去二十多年中深圳市政府在高科技產業政策方面“大方向基本沒有變”：那就是致力於成為企業自主創新的“輔助支撐系統”，為企業的市場化創新不斷提供政策制度和公共資源等“創新要素”配套。而這些點滴的配套政策與制度完善累積下來，“今天回頭去看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這一成就體現在產業數據和創新結構之中：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1995年的225.8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2480.6億元，年均增長34.9%；同時形成了著名的90%現象——90%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科研投入源於企業，90%的專利出自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於龍頭企業。

以OEM代工模式為代表的“深圳制造”模式發展到頂峰時，富士康深圳工廠中的工人數量一度高達50萬人——空前龐大的代工制造業規模，不僅考驗著企業的“管理極限”，也令空間資源有限的深圳產業發展再一次陷入“增長瓶頸”。

2002年底，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網文展示出了深圳人在面臨治安混亂、環境惡化和增長停滯時的惶惑心態，三年後新任市長李鴻忠公開承認，深圳經濟發展面臨“土地有限、資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負、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四個方面的“難以為繼”——深圳經濟體系由此拉開了新一輪產業轉型。

創投資本鏈

在這一輪由政府推動和引導的產業轉型中，深圳高新科技產業形態實現了從“跟隨式”模仿創新向引領式自創新的“精彩一躍”，從4G技術到基因工程等多個領域形成了領先世界的創新能力。

從制造到創造，是從產品升級的“簡單市場”向囊括金融支持、科研體系、市場機制和產業形態等諸多因素的“複雜市場”的轉型。在實現這一轉型的過程中，除了高端制造產業鏈所形成的“制造力”之翼外，由風險投資到創業板的“創投資本鏈”，成為了深圳自主創新體系中關鍵的“資本力”之翼。

1987年來到深圳的楊向陽是深圳“創投資本鏈”誕生的親歷者之一。從推動中國首個自主研發的基因治療新藥“賽百諾”上市，到參與創辦並投資海普瑞、北科生物等“現象級”生物醫藥企業，他被業界視為“中國生物醫藥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天使投資人”。

“那時深圳政府中的科技、發改、經信等部門的業務幹部經常跟不同的創業團隊聚會。”楊向陽將這種小聚會笑稱為“互相洗腦”：不同領域的創業團隊們向政府官員介紹各自領域的產業前景、最新趨勢和創新理念；而政府官員則向創業者們及時轉達相關政策動態，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已有的政策與市場資源。

這種“互相洗腦”式的思想碰撞與交流，為深圳造就了一批極具市場和科技前瞻力的技術幹部。“為什麽一批極具產業前景的科研和科技型企業最終落戶深圳？就因為深圳政府官員最早認識到了它們的價值，並願意為引進它們而付出很多的努力。”楊向陽深有感觸地表示，在十多年前包括生物醫藥等諸多高科技產業“還只是一個概念”的時候，能夠為一個小企業的事專門跑到北京部委爭取政策和指標的，“當時全國除了深圳還有誰做？”

也正是在為大量創業團隊的溝通與服務過程中，深圳的經濟和科技部門率先意識到，為規模化制造產業服務的傳統金融體系，難以為市場和技術風險極大的“引領型”創新模式提供金融支持。

“比如新藥研發，在全世界幾乎都是由小企業完成，再被大型藥企收購。”楊向陽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其巨額投資和研發失敗的風險，會對大型藥企的利潤帶來劇烈波動，因此只能由更具風險意識的創投資本與研發路徑各異的創新型企業共同完成。

在傳統金融與資本市場無法為創新企業提供資本支持的情況下，以2002年成立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為標誌，深圳政府與民間風投資本一起，在近十年時間里打造出了一條不同於傳統金融形態的“創業投資產業鏈”：在這個產業鏈中，不僅有著最成功的政府創新引導基金，最具活力的創投家群體以及最具影響力的風險投資論壇，而且還衍生出了為各類“創新要素”和產權交易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創新中介服務”產業鏈。

插上了“資本之翼”的深圳高新產業體系，由此在二次轉型中再度“升級”：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2005年的4885.26億元提高到2013年的14133億元，其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重已達60%以上，實現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工業結構。

深圳創新經濟體系也在這一階段體現出日益明顯的“生態圈效應”：多元化的市場和社會創新不斷打通著傳統體制和市場結構中“淤塞”的各類要素資源，而豐富的要素組合所帶來的創新形態正在“溢出”傳統經濟和產業領域，從政府治理、社區生態到文化創意等各個層面，形成日益豐富的“社會-市場”型“綜合創新生態系統”——從這個意義而言，今天的深圳正在經歷著另一次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深刻蛻變與轉型。

從“產業創新”到“社會創新”

在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2015年，完成二次產業轉型的深圳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在GDP增速8.9%，高達17500億元人民幣的總產值規模中，高新技術產業以5847.91億元的增加值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與金融、物流和文化產業共同撐起了深圳GDP的“半壁江山”。

面對這一堪稱“驚艷”的產業答卷，深圳公眾力商務咨詢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範軍卻並不樂觀，“許多人認為深圳的創新轉型已經完成了，但我感覺只轉了一半。”

範軍於2006年創立“公眾力”民間智庫，致力於推動城市治理中的民間評價與公眾參與模式。他曾在2010年推出首份民間版“政府工作報告”，其公益調查模式被時任市委書記的王榮稱為“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條件”。

範軍認為，深圳在此前十年的產業轉型中，確實構建起了基本完備的產業創新體系，但對於支撐這一產業創新體系所必需的“底層建築”——城市治理和社會生態模式的創新探索，只不過剛剛開始。

“深圳今天的產業成就，更多來自十多年前啟動的那一輪轉型紅利。”範軍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包括華為、騰訊和比亞迪在內的深圳“領軍企業”，基本都是在2006年以前成立的。2006年版的《深圳城市發展規劃》是深圳最後一個具備整體前瞻性產業規劃的城市發展“總規”，並由此形成的今天的城市產業格局，“此後政府再也沒有這麽大的城市空間調配能力了”。

在土地資源日趨稀缺的同時，漸趨停滯的流動人口增速和日趨固化的財富分配格局正悄然侵蝕著這座城市昔日的活力與創新精神，“我們的調查顯示，對於很多高校畢業生來說，深圳已經變成了第三或第四選擇。”範軍擔心的是，隨著人才和土地等資源要素的“凝滯化”與“板結化”，過去20年深圳所積聚的創新產業優勢會消散得“比想象中更快”。

在範軍看來，面對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所帶來的新挑戰，深圳更需要的不是增量式的“新興產業規劃”，而是如何通過更加廣泛的社會化創新，激活與優化深圳前二十年發展過程中所沈澱的“創新基因”與“存量資源”。

在範軍看來，深圳獨特的“移民城市”氣質，與過去數十年的在“小政府、大社會”發展模式下所形成的“公益意識”與“公共精神”，正是深圳在新一輪社會創新轉型探索中寶貴的“創新基因”。

隨著社會創新體系的構建與成長，這一“創新基因”正以日益豐富的社會角色和組織形態，活躍在從環保公益到政府預算監督的每一個層面：截止到2014年底，深圳已經設立社會組織8241家，社團4173家，民非3940家，基金會127家，一個日益龐大的“社會創新生態體系”正在這座“創新之城”中悄然成形。

2015年6月，成立不久的民間智庫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深圳改革30人論壇”在向深圳政府和社會公眾發出的《對深圳改革開放重大戰略問題的建議》一文中，痛陳深圳在改革創新方面存在的“自我滿足情緒”“利益群體阻礙”和“迷失改革方向”等諸多問題，並提出了包括“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驗在內的11項建議，

“挑戰和危機對深圳從來都不是壞事。”身為“深圳改革30人論壇”成員之一的範軍表示，深圳過去30年中的數次重大轉型，都是在危機倒逼之下闖出來的改革與創新之路，而今天深圳在城市治理模式和社會創新方面的探索與嘗試，可能會為十年後中國的政府治理和社會轉型，“提供一個很好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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