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實在是太特別了,很難不引發關注和討論。它使用了70毫米膠片拍攝。這種古老的制式已經同《埃及豔后》和《阿拉伯的勞倫斯》等1950年代至
1960年代的好萊塢經典影片一同塵封進了歷史。或許這也正是這部影片在最後一刻才入圍的原因之一—它實在是讓配備了3D和數字播放技術的影院有點為難。
不過,威尼斯電影節評委會成員把「最佳男主角」獎同時頒給該片兩名男主演,不僅是因為這個特殊的復古制式,更多的是因為製片和發行方韋恩斯坦公司聰明的策略。
就在幾個月前《大師》的新聞發佈會上,情況還不太樂觀。在那場發佈會上,儘管坐在最後一排,哈維·韋恩斯坦仍然主導著現場,他不斷示意主持人哪些問題可以回答,哪些問題可以直接忽略。可他的團隊還是慌了陣腳,他們幾乎用「我們不確定……」作為每一個回答的開頭。
這個團隊的信心已經被韋恩斯坦的策略「重新包裝過了」。韋恩斯坦一直以「重新包裝」歐洲電影聞名,他擅長以「讓人看得懂的方式」剪輯歐洲獨立電影。
《國王的演講》的故事本身曾經因為其中爆粗口的場景而受到批判。哈維剪輯的版本口味就輕了很多,而且富於外交辭令的色彩。這在以前的電影製作中是前所未有
的,未來也很有可能被覆制。
但他如此肆無忌憚重新剪輯電影,除了為自己爭取到了「好萊塢剪刀手」的稱號,也被很多導演看成「惡魔」。宮崎駿曾在接受《衛報》的訪談時說,《幽靈公主》在美國發行時,他曾郵寄給韋恩斯坦一把武士刀,刀刃上寫著一行字:「不得刪減!」
在過去數年裡,韋恩斯坦兄弟製作和發行的每一部影片幾乎都戰無不勝。「我們不怕承擔風險,這個行業總要有人站出來支持那些尖銳大膽的影片。」哈維·韋恩斯坦對《第一財經週刊》說,「我曾經為美國民主黨工作,這方面是我的老本行。」
和韋恩斯坦過去參與製作過的電影一樣,《大師》的議題也很富爭議性。儘管導演安德森否認這部影片就是科學基督教(Scientology
Church)的創始人、美國科幻小說作家L·羅恩·賀伯特(L. Ron
Hubbard)的個人傳記,但這部影片的靈感確實來源於科學基督教。最近,這個教派由於湯姆·克魯斯的離異成為話題中心。
但這並不是哈維·韋恩斯坦看中此片的原因。
「我從不因為所謂的『爭議性』而去接手某部電影。」哈維·韋恩斯坦說,「真正有必要支持的是電影導演能用畫面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這個時代永遠不缺少優秀的導演、演員和編劇,但他們的創作一旦涉及政治或者社會議題,就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這種選擇電影的標準曾讓迪士尼非常頭痛。在米拉邁克斯影業(Miramax)被迪士尼收購後,雙方矛盾日積月累,最終因為米拉麥克斯堅持發行矛頭指向美國政府的《華氏911》而爆發。韋恩斯坦兄弟選擇離開米拉麥克斯,再次成立自己的公司「韋恩斯坦公司」。
但哈維·韋恩斯坦認為這種標準「正是讓我們在米拉麥克斯影業(Miramax)時代就在業界聞名的原因,一直延續到現在的『韋恩斯坦公司』。」從《性、謊言和錄像帶》開始,韋恩斯坦兄弟能讓那些小成本電影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一直都不是因為他們敢於冒險。
他們從來就不會把一部電影直接丟給製作人員或者直接把電影投入市場。他們需要精心策劃,事實上他們也必須這麼做,因為他們所經手的所有電影幾乎都是獨
立藝術片。這些影片的成本幾乎都在1500萬美元左右,平均利潤預期大概會在5000萬美元左右。與那些大片不同,這些影片的終點並不是在全球上映就能坐
等票房源源不斷地進賬。
要讓藝術電影賺錢,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法。韋恩斯坦的模式甚至在首映之前就開始了。他們會提供給影院少量的拷貝,目的是為了引起影評人的關注。理由很簡單:這會引發口碑傳播,首先讓那些電影發燒友對影片產生足夠的好奇心。
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院長湯姆·謝拉克(Tom
Sherak)就曾經認為韋恩斯坦兄弟成功的秘訣在於他們非常擅長和媒體以及影評人打交道。對於他們來說,只要贏得媒體和影評人的心,剩下的一切都好辦。
觀眾自然會在這群人的引導下走進影院觀看影片。同時,和各大媒體的代表之間建立互相信賴的關係非常重要。這種關係必須是小範圍的,只有一群固定的好朋友會
被邀請去一些首映式和頒獎禮,並進行大量採訪報導。
哈維·韋恩斯坦並不否認這一點。「電影產業同家族企業有點像。」他說。而他顯然擁有一個以他為核心的強大「家庭關係網」。「我們會和優秀的導演一起合作數年,比如昆丁·塔倫蒂諾、查克·拉塞爾、約翰·希爾寇特、安德魯·多米尼克等等。」
下一個步驟通常是參加各種獎項,尤其是奧斯卡。他們十分擅長利用獲獎的影響力,操縱電影的檔期。
在獲得威尼斯電影節入圍後,韋恩斯坦迅速把《大師》從2012年10月調到了2012年9月,而他發行的另外一部電影《溫柔的殺戮》則是從2012年
9月調到了10月。而從過去的一年中就可以看出,這兩兄弟幾乎沒落下電影界的任何一個獎項。每當一部影片進入某個電影節提名階段的時候,他們就會刻意加強
活動的頻率。
2011年橫掃奧斯卡的《藝術家》也是一部非同尋常的電影,由美國和法國同時出品,而且是一部黑白默片。巧合的是,《藝術家》同樣也是在2011年戛納電影節開幕的前幾天才被組委會添加到名單中,也同樣在所有人的驚呼聲中入圍了主競賽單元。
它在奧斯卡的驚人表現其實正是得益於韋恩斯坦精心計劃的宣傳策略。在這之前,他的另一個成功案例是《國王的演講》,同樣也獲得了不少奧斯卡獎項。
2010年11月,這部影片開始在一些電影院小規模放映。等到2011年1月末獲得奧斯卡提名之後,才又在第61屆柏林電影節上首映,並通過從世界各
地彙集到此的電影人和媒體傳播出去。就在《國王的演講》獲得奧斯卡提名之前不久,韋恩斯坦突然把拷貝發放到了全球1680家影院裡。而在奧斯卡結束之後的
那個週末,這個數字變成了2500家。電影迷們開始在影院門口排隊買票,票房收入自然也不斷攀升。這當然是韋恩斯坦精心策劃的結果。在獲得奧斯卡提名前,
這部電影的票房成績只有5800萬美元,在獲得提名後,票房迅速就翻倍到1.15億美元。一個月之後,全球票房收入已經上升到了2.3億美元。
《藝術家》幾乎複製了這一路線。2011年3月2日,韋恩斯坦把這部影片的放映範圍從956家影院突然增加到2000家。他聲稱這部影片的北美票房至
少可以在當時3180萬美元的基礎上翻倍。許多人都質疑稱這部電影最終的票房成績不會超過3000萬美元。韋恩斯坦根本沒有理會。到2012年6月,這部
電影最終北美票房達到4500萬美元。最終這部電影在全球165個國家上映,至2012年2月28日獲得了8300萬全球總票房。這部影片的成本只有
1500萬美元,而韋恩斯坦買下這部影片在美國和其他一些地區的發行權只花了300萬美元。
在洛杉磯的柯達劇院,韋恩斯坦總是樂於展現他最好的一面。然而在電影圈裡,人人都知道他是不好惹的。他在好萊塢的名聲可以用「粗暴野蠻」來形容。不過
他自己更願意形容自己是《皇帝的新衣》裡的那個誠實的小男孩,在這個虛偽的圈子裡說出真相而已。「我必須承認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兩個猶太人結合的產物,但有
時候卻有著愛爾蘭人的脾氣。看來我得重新仔細研究下我母親的遺傳基因了。」韋恩斯坦笑了起來。
而比他小兩歲的弟弟鮑勃·韋恩斯坦則跟他完全不同,至少看起來要平易謙和得多。他們都對自己如今所取得的一些感到滿意。從離開米拉麥克斯影業起,兩兄弟就希望向業界證明,韋恩斯坦公司的生意正在越做越好—儘管他們也一度對電影喪失信心。
現在,《藝術家》和《國王的演講》這樣的經典都成了他們的光環之一,同時也讓這家公司載入當代電影史冊。在第84屆奧斯卡電影節上,其他由韋恩斯坦發
行的電影同樣也表現不俗。由梅麗爾·斯特裡普主演的《鐵娘子》獲得84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不敗》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大獎,另一部《我與夢露的一
週》也獲得了提名。
「奧斯卡對於任何一部影片的票房來說都具有標誌性的意義。至少全世界的觀眾都認可這個標誌。這意味著像《藝術家》這樣成本只有1000萬美元至
1500萬美元的電影必須和那些成本過億的大片競爭。這個時候人們常常想到我們的存在於是過來找我們。我們就得擔起這個風險。」韋恩斯坦說。
讓他決定擔起風險的不只是高收益。「拍電影是如何講故事的藝術,是故事本身構成行業的核心,而非大牌演員、金牌編劇或者導演。而腳本和整個攝製組都是
由製片人來決定的。至少這是我參與每部電影製作的模式。我尋找的目標永遠是與眾不同的故事,富有獨創性,而且真實。是故事讓《國王的演講》獲得全球觀眾的
喜愛。這是一種很個人化的東西。」韋恩斯坦說。
不過這背後可不只是個人化的體驗,否則這些影片無法吸引觀眾的興趣,並征服那些挑剔的電影節評委會成員。畢竟具有原創性的劇本那麼多,並不是每一部最
終都能成為幸運兒,贏得商業上的成功,並獲得提名。更何況這一切並不是砸錢請來最好的演員、最好的導演,放在一起就能達到的。
對於韋恩斯坦來說,「樂趣」與否本身同影片獲得商業上的成功有很大的關聯。但商業只是他真正樂趣的開端。「任何工作都要有趣。我常常會去審視我的計
劃,最重要的東西在於它們必須同能帶給我樂趣的時間保持的一樣長,關鍵看它們能帶給我多大的享受,以及有多複雜。」韋恩斯坦說。最近,他又有了給文藝片拍
續集這種「瘋狂」的想法,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們的想法,但這兄弟倆還是打算嘗試一下。
「我充其量只是個勤奮的傢伙。」哈維·韋恩斯坦說,「我有四個女兒,她們每天早上都讓我抓狂。當你生活在一個全是女人的世界裡的時候,你會很快學會如
何面對失敗。但你也能獲得很多教訓,這也是我為什麼總能成功的原因:我能在瀕臨絕境的時候戰鬥。這或許是在業內大家都信任我的經驗,而觀眾也認同我的品位
的原因。」
周末公布的中國經濟數據表現不佳,不少人用“差得離譜”來形容當月的經濟狀況,但一直堅守多頭陣地的國泰君安認為,對8月的數據不必過於悲觀,新5%比舊8%更好。
其在最新的報告中還提到,政策只需兜住就業底和金融底即可,無需兜住經濟底。
報告稱,工業增加值指標代表的傳統經濟大幅下行,背後原因是地產和基建的回調,也表明該出清的遲早會出清,是托不住的。
數據顯示,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僅6.9%,增速創2008年12月以來新低。
盡管傳統增長引擎正在失速,但就業和服務業整體向好。國泰君安認為,服務業的穩健極大對沖了中上遊的減速,此外城鎮就業向好,傳統的發電、鋼材產能等指標已無法反映整體經濟的全貌。
總體而言,國君認為,8 月工業大幅跳水充分表明經濟潛在增速回落的勢大力沈,中上遊傳統行業的回調正加速展開,長期底部還未到來。
在報告中,其再次強調,未來通過改革構築 5%的新增長平臺,比現在靠刺激勉強維持的 7-8%的舊增長平臺要好,對於 8 月工業大跳水不必過於悲觀。
這背後的邏輯是:地產基建融資下降促進無風險收益率下調,這種調整將延續,無效融資需求收縮,從而系統性降低全社會的無風險收益率;長期看,無風險收益率的下行可能不是貨幣政策松緊調整主導的,而是市場自發出清主導的,牛市催化劑或已出現。
至於未來政策走向,其稱,由於 10 月建國65 周年國慶和四中全會的來臨,有維穩和諧要求,9-10 月托底式寬松可期。
國泰君安一直對中國經濟持樂觀態度,在此前的多份報告中,他們堅持認為隨著改革的推進,中國將開啟一輪波瀾壯闊的大牛市。
隨著中國人“走出去”血拼,中國支付正席卷韓國。
據韓聯社報道,今年十一期間(10月1~7日),約25萬名中國遊客訪問韓國,相較於2010年同期,訪韓人數已增加了近400%。而韓國各大百貨、免稅店面向中國顧客的銷售額同比增長20~40%。在韓國超市易買得,1~6日間銀聯卡交易筆數同比增長31%,交易金額同比增長7%。
來自上海的小陸是一家外企的員工,今年國慶小陸在首爾一家免稅店采購韓國化妝品,而這已經是她第15次前往韓國“掃貨”。“現在在韓國購物,已經和在國內沒有任何區別了;刷卡、支付寶、微信掃碼……和國內完全一樣。”小陸說。
遊客海外消費就像傳說中的金羊快速成長,而中國各大支付體系在韓國“熱戰”,爭奪金羊毛。
四大支付企業先後入韓
8月末,韓國三大銀行之一的友利銀行(WOORI BANK)宣布,聯手“拉卡拉”共同推出在韓結算服務;並由友利銀行作為在韓的獨家結算銀行,共同在整容醫院、商場、免稅店等中國遊客常去的地點,推廣拉卡拉的在韓結算業務。
以拉卡拉入駐韓國為標誌,國內四大支付企業(螞蟻金服、銀聯、微信支付、拉卡拉)均已進軍韓國。
此前,騰訊“微信支付”和友利銀行、韓亞銀行等韓國境內多家支付機構簽署了結算協議,為使用微信支付的赴韓中國遊客提供資金的結算服務。
而螞蟻金服更是大動作頻頻:9月仁川機場宣布支持使用支付寶,隨後首爾江南中心地段COEX開設全球首個“支付寶生活館”;與此同時,支付寶可在包括韓國三大免稅店、便利店連鎖在內的3萬余個主要商戶直接“掃碼”使用。
另外,早在2005年就進駐韓國市場的中國銀聯,近期繼宣布聯合當地合作夥伴,在全韓範圍內開放加盟商戶後,也在韓推出非接觸式支付“閃付”(Quick Pass)服務。作為首批加盟店,韓國最大的便利連鎖店GS25的全韓數萬家商戶可以使用“閃付”。
現如今,韓國已經儼然成為了各大支付企業的“兵家必爭之地”,競爭激烈,行業人士認為其原因為“距離近、有市場、購物為主”。
事實上,受到韓國大眾文化的影響,韓國的化妝品、衣物等產品以其質優價廉、更貼近東方人需求,為中國消費者所青睞。與此同時,韓國旅遊簽證的不斷簡化,加上與國內各大城市的飛行距離短,甚至要近於許多國內城市,使韓國逐漸取代中國香港,成為中國遊客所喜愛的購物勝地之一。
螞蟻金服的數據顯示,今年黃金周期間,中國內地遊客在韓使用支付寶,成交總金額占境外整體市場的35%。而且無論是在交易筆數還是總金額上,均高居所有境外市場(含港、澳、臺)的首位,大幅超越了去年奪魁的中國香港。與此同時,人均消費額也近1800元人民幣,位列亞洲最高。
韓國某信用卡公司的數據顯示,去年一年,外國人在韓消費的金額為7.8萬億韓元(約合467億元人民幣),其中來自中國遊客的消費金額就達3.7518萬億韓元,占近五成。韓國金融業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如果把範圍縮小到中國遊客喜愛去的免稅店、百貨店等業態,則這個比例很可能會高達八成,甚至九成。
“比韓國的支付手段都要方便”
韓國的購物商場、酒店,甚至一些路邊攤,拿著“支付寶”進行“掃一掃”,早已不是什麽新鮮的事情;在此過程中省略了繁瑣的換錢過程帶來的不便和危險因素,成為了中國遊客赴韓“買買買”的新寵,受到了韓國廣大商戶和信用卡公司的青睞。
韓國三大便利連鎖店之一的CU便利店從去年開始支持支付寶、銀聯卡支付等中國支付手段;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該連鎖銷售管理的負責人金明俊(音譯)開口就是驚呼“中國遊客對於銷售的貢獻度越來越高”。
金明俊向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今年1月到4月,在韓國國內內需低迷的影響下,同期總銷售額僅僅增長了不足一成,然而同期使用中國支付手段的中國遊客的銷售額同比卻增長了50.8%。
金明俊表示,正在籌劃與中國的支付公司進行合作,共同推出針對中國遊客的促銷活動;並計劃及時推出可顯示中文的POS機器,以方便中國遊客購物。
這種現象不僅僅是在CU這種大型購物連鎖在發生,在一些小型的個人商戶,這種銷量“奇跡”也同樣在發生。
對於在首爾江南區“林蔭道”開辦餐廳的金明哲(音譯)來說,剛開始采用“支付寶”掃碼支付時,經常會產生一些失誤。
“因為以前在韓國沒有接觸過類似的支付方式,所以偶爾會有些操作上的失誤。每次客戶發現多扣錢了以後,我還要向客戶道歉並退款。”金明哲說。
不過,隨著店內中國遊客的增多,現在的金明哲已“自詡”比誰都能夠熟練地操作支付寶了。據他估算,現在前往他的餐廳吃飯的中國遊客,當看到店面醒目的“支付寶”標誌以後,有近七成的用戶會掏出手機完成支付。
金明哲還笑著說:“而且我發現,其實支付寶比現在韓國市面上的支付手段都要方便——既不受硬件限制,也不受銀行限制,只要一個APP就能夠快速完成支付,並反饋結果。相信如果(支付寶)在韓國正式上市,我肯定會是第一批使用者。”
一位韓國旅遊業從業者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近年來赴韓旅遊的中國遊客中,一個被俗稱為“蛋”的Wi-Fi路由器的流行,也成為促進電子支付的“強心劑”。
提供Wi-Fi路由器租賃服務的環球漫遊公司市場部負責人修婷向記者表示:“今年黃金周期間,全國範圍通過我們租賃約3萬余臺韓國路由器,相較於去年同期上升了近300%。這種增長趨勢,在我們也是前所未見的。”
韓國金融業驚呼“狼來了”
中國支付公司在韓的迅猛發展,韓國金融業界的感受是“讓人歡喜讓人憂”。
歡喜的是帶來的收益成長。受到政策影響,韓國境內信用卡的普及率雖然在提高,不過受到信用卡支付的手續費不斷下降,以及內需持續不振的雙重影響,信用卡公司的利潤率卻在快速下滑。
據韓國信用卡同業聯合會的數據,因為手續費的下滑,韓國大型信用卡企業至少將會減少6700億韓元進賬;為此,許多大型信用卡企業甚至通過銷售合約手機等手段,以擴大收益。
在這樣的市場大環境下,來自中國的支付公司成為韓國金融企業的“座上賓”,也就不顯奇怪了。
擔憂的是韓國自身缺少與之相抗衡的支付體系。當韓國當局向支付寶發放牌照時,韓國金融業界曾驚呼:中國的支付公司將占領韓國的支付市場,並聯名要求政府解除限制,鼓勵韓國本國企業發展支付體系。
這一擔心有點兒多余。根據韓國有關法律規定,中國的支付企業只能夠在與持有有關資質的韓國金融企業的合作下,僅針對赴韓的中國遊客進行支付服務。
鮮有人知的是,十多年前,當中國的支付企業剛剛希望進駐韓國市場的時候,卻遇到了韓國各家信用卡公司的“冷遇”。
一位韓國金融業界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彼時銀聯卡希望發展海外市場,雖然曾與韓國許多家信用卡公司進行拉鋸協商,但十分艱難,因為韓國當時對於銀聯卡,乃至中國遊客興趣寥寥。該人士透露,在此情況下,最終銀聯卡與韓國多家銀行合資建立的信用卡公司BC卡公司合作,並由其獨家進行銀聯卡在韓的資金結算業務。
隨著韓日關系惡化,購物意願更強的中國遊客的到來改變了韓國的觀點。據韓國有關機構的統計,訪韓中國遊客的數量於2012年正式超越了日本遊客,成為韓國最大的客源來源國;而早在2010年,中國遊客的人均消費額就全面超越了日本遊客。如今中國遊客的人均消費額1990美元,遠遠高於日本、美國等來自發達國家的遊客。
另外,隨著80後、90後等對電子支付熟悉的年輕一代走出國門,赴韓自助遊的需求不斷增高。
據他介紹,雖然由於自助遊的普及,使赴韓旅遊的中國遊客的人均絕對消費額略有下降,不過這也恰恰為中國的支付公司在韓“爭奪”更大範圍的市場造就了條件。“不過,畢竟沒有韓國本國市場的支撐,遊客購買的產品、行業都比較有限,這也很容易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他不無擔憂地分析道。
2010年6月21日,四川廣安區東方小學階梯教室里,三年級一班學生正在參加“我從哪里來”的性教育課。(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月12日《南方周末》)
2017年1月7日,網友爆料稱,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一冊供小學四年級使用的寒假作業,出現了明顯的性暗示內容。據報道,目前這些作業冊已被全數收回。
本來要“三審”的寒假作業出現如此低級錯誤,審的到底是什麽呢?家長、出版社與媒體一致認為對小學生的“性暗示”不可接受,這無可爭議。主流媒體都自動屏蔽了這個“性暗示”究竟是什麽,也很符合新聞倫理,避免少兒不宜內容的二次無分級傳播。
問題在於,上網隨手一搜,大量少兒不宜的情色信息幾乎無處不在,而真正質量優良的性教育內容卻非常罕見。有小學舉行性教育講座後,小朋友課後寫紙條說“我不喜歡這節課,太惡心了”,課堂上老師“大膽火辣”的問題甚至羞得小朋友“蹲到了椅子下”。類似的講座里,也有家長提前寫紙條說“接受不了”,拒絕讓孩子參加。要怪孩子太無知,怪家長太保守,還是要先問一問老師的性教育究竟“大膽火辣”成什麽樣子?
《詩經》首篇是《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對愛情的贊美,是詩經極其重要的主題,其中也不乏“大膽火辣”的內容。對傳統中國人的主流來說,愛與性,根子上就是自然而美好的。正是在這種對人性尊重的基礎上,中國文化強調家庭的重要價值,甚至將之提升到了根本哲理的地位。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坤並建而有男女夫婦,是我們這個文化共同體得以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之一。
只是,今天不少父母老師似乎早忘記了《詩經》里那些美好的傳統,要麽走向禁欲或放任,不對孩子做任何性別與愛情的啟蒙,任由其獨自面對生理與心理的巨大變化;要麽走向物化的性教育,粗暴地將愛與性的啟蒙簡化為生理層面的知識介紹,不僅沒有給孩子以好的引導,反而可能起到反作用。
不少青少年由於缺乏高質量的啟蒙,主動或被動地早嘗苦果,甚至被犯罪分子輕易利用。艾滋病的加速傳播、少女懷孕殺嬰、兒童性侵案等屢見報端,正說明性教育的急迫。
在一些性教育做得較好的國家,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由淺到深地傳授有關生育、性道德有關的知識,甚至幼兒園就有可歸屬於性別啟蒙或性教育的圖書。
從更深的層面來講,性教育是一種深刻的生命教育。好的性教育,從人之為人的天然角色感知入手,依照不同的年齡階段設置合宜的課程,構建一個人的自我認同,並讓生理心理的人際互動,走向良性的坦途。友誼、愛情與婚姻,自然地發生並維持在恰當的狀態。
於個人而言,在這種相互感通而有分寸的生命交往中,才能安頓自己的身心;於社會而言,有這種良好的人際細胞,才有穩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