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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實務(14)：Appraisal要因才而施 笨發

作為管理者，點樣做apprasial 會較好呢?

假設你是一個manager，首先要明白自己在公司是有兩個角色。

一是領導者的角色，主要看處理公司內外人際關係的手腕及領導團隊的能力

二是本身職能的要求，如業務經埋自然要集中睇業績數字，IT 經理就集中睇IT 項目的成效，市場推廣經理就集中睇將公司的品牌／產品帶到咩的層次。

一般來說，不同職能的經理，對領導力的比重以及對內外人際關係力的要求都會不一樣。

舉例說，業務經理可能只會帶幾個同事（或什至只有一個助手或打單騎），領導力的要求相對普通，常見的情況是跑數力超強的經理會幫D 細跑埋條數，用自身能力補完領導力。

一個營運經理，每每帶一百幾十人，領導力的高低便會有很大的分別。

一個項目經理，最重要的職能是組織不同部門以達成同一目標，此時其領導力+ 溝通能力便比一切元素都重要。

化諸打機式的能力值，大家便會更容易明白，(數字只代表筆者個人睇法，只供參考)

業務經理(Sales Manager)
-領導力 – 20%
-內外人際關係力 – 30%
-跑數能力 – 50%

所以我們會常常見到無乜leadership，人緣也普通的「數王」出任。

營運經理(Operation Manager)
-領導力 -40%
-內外人際關係力 – 20%
-營運能力 – 40%

所以我們會常常見到人際關係普通載（特別cross team）但仍然能帶領自身團隊達標的營運經理。

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
- 領導力 – 40%
- 內外人際關係力 -40%
- 專業知識 -20%

所以我們會常常見到有一D 看似唔多識野，但每每能準時交貨，因為他們的軟性技巧令各parties 都可以融洽共處，少了很多內耗。

明白自己職位的要求，便不會側埋一邊，變成錯配，或更糟糕的「自己以為自己做得好好」的假象了。

例如明明處於跑數位，但走去追求內外和諧人緣；需要人緣領導力的，又盲目進修專業知識，那純綷是浪費時間。

當然，越高級的經理，什至director 級，對整體的能值都會要求更高。

即好的球員可能有速度或有技術已經OK。

球星必然是又有速度又有技術又有數據仲有一定的觀眾緣。

球皇就要乜都有仲要靚仔人品好仲能帶領球隊獲勝重要賽事。

黃祖斌：不要因中國股市陰暗論錯失牛市 投資人黃祖斌

最近作家吳曉波的一篇文章流傳比較廣，一開始我都沒有打開看，只知道他說自己從不炒股。我覺得這種態度是值得所有妄想在股市中大賺的人學習的，不懂這個市場就不要進去，就當股市是個陷阱好了。在現實生活中，不論是長途車上有人說自己的易拉罐中獎的，還是半路上突然有人說撿了錢要和自己分一半，或是英文郵件說要把幾百萬美元轉給自己，只要抱著不占別人便宜，有不懂就不參與的風險意識，基本上就不會上當。同樣股市不論股市是個億人坑，還是個圈錢市掠奪市，只要做到不懂不做，就基本上不會大虧出局。

不過這周五打開吳的這篇文章看了全文，我發現吳曉波對中國股市的認識已經落後了好多年。這樣的文章，很有可能令不少需要改善財務狀況的年輕人，錯失本輪牛市。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中國這個國家的文化從大禹治水到現在，從未斷絕。不像在埃及、希臘、羅馬、伊拉克（古代的巴比倫）這些地方，現在的人根本不是幾千年前創造了燦爛古代文明的人。原因多種多樣，但我想中國人追求個人、家庭（特別是後代）在財產、社會地位、階層上的進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國現在處於幾千年來最好的實現向社會上層進階的時代，各種限制大量消失，社會機會也比較多。不過值得現在40歲以下年青人警惕的是，中國社會經濟越發達，社會進步的空間相對就越小。現在中國的一些富人，不論是馬雲、馬化騰、丁磊、王健林、史玉柱、劉永行、宗慶後，都不是什麽官二代或是富二代。但新一批創業者要想發展起來，可能就要從他們手中搶市場、搶生意，談何容易？香港有李嘉誠、鄭裕彤、李兆基、霍英東等一代超級成功者，但正是這些人壟斷了市場，後面的一代、兩代人，都沒有可能成為他們那樣的大商人。即使是李嘉誠，他最初不是做的地產生意，而是塑膠。一次要向國外市場發展時，一個大客戶要求他提供擔保人，李的嶽父，一個經營鐘表的富人，就拒絕給他提供擔保。中國很多巨富起家的時候，是商品短缺的時代，賣什麽都賺錢。現在呢？幾乎沒有哪個行業不過剩。職場的競爭也是越來越殘酷。以前底層人士的子女憑一張大學畢業證，就能上升一個或以上的階層。現在平安的董事長馬明哲，以前就是個司機。但現在，博士畢業又能如何？如果創業有難度，有風險，有門檻，投資房地產也有門檻，現在更有風險，那股票市場就是比較現實的改善財務狀況的途徑。

這里還是要強調，希望不要誤導人，股市基本上只可能是少數人賺錢多數人虧錢，沒有經驗，缺乏股市知識，投資理念不對的人，賺到的錢其實就是白骨精送給唐僧的饅頭，會誘惑他們在風險更大的時候投入更多的資金。所以一般人只能買公募股票基金。最近不少人問我一些關於股市的問題，這里選一些出來，有這些現象的，趕緊離開股市，我也不會回答這些問題：（1）問該不該買某只股票或已經買了該如何操作，這說明很可能沒有靠得住的投資方法，投資之前也沒制訂投資方法，於是對出現不利情況也不知如何處理；（2）求推薦一些股票投資方面的書。沒看過50本以上的書居然進了股市，和扔掉800度的眼鏡開車一樣危險。真正有一定基礎了，值得一看的書根本看不完，哪里還要人推薦；（3）問後市是漲是跌，這說明心里根本沒底，對持有的股票不放心，因為沒有研究透。

在目前這個房價高企，社會競爭日趨激烈，生活成本逐步擡高的時代，單靠在大中城市打工，恐怕要想有所發展，難度是比較大的。這兩天看到一個表，是在北京月薪1萬能有多少節余（見下表）。三險一金、個稅、食宿雜費加起來一共6300元。這是個人生存、並且保持適合工作的精神狀態的所必需的，活用一下馬克思的概念，可以叫“個人勞動力再生產”。此外作為一個社會性存在，我們必須去維護自己的社會關系，表格只列出了三項，甚至忽略了伴侶的重要性，總計達到1300元，可以稱之為“基本社會關系再生產”。扣除所謂的“個人勞動力再生產”與“基本社會關系再生產”，余額就剩2015元。這2015元最終規定了我們個人發展的限度，它可以讓我們泡泡吧、吃幾個夜宵、多幾次聚會，但肯定支撐不起買房、買車、組建家庭的計劃。2013年北京全市職工平均工資是5793元，所以可以明白在馬克思的經濟模型中，為什麽假定無產階級沒有儲蓄了吧。

 如果多數人都不能做生意，不宜介入門檻已經很高的房地產投資，更不宜炒作期貨等高風險品種，則股票市場就應當關註。但一般人不能直接進股市，否則多數的結果就是偷雞不著蝕把米，只能買公募基金。關於公募基金好在哪里，我已經寫了至少五六篇文章說過了。

最近股市雖然漲了不少，但大盤股估值仍具有非常明顯的投資價值，對缺錢的人，還是一個不錯的機會。現在不少30歲左右的人，可能手里挺有錢，那也要積極追求較高的投資收益。因為他們的子女成年時，中國GDP增速可能連5%都不到。如果不趕緊抓住中國現在的投資機會為子女創造一定的基礎，子女單槍匹馬在社會上就可能比較艱難。看看歐洲，一半的年輕人失業。在美國，能實現社會地位提升的私立學校，一年學費就相當於全家一年的毛收入。

這里說一個在英國拍攝的記錄片。這個片子拍攝周期長達四五十年，拍一些不同社會階層的孩子的成長經歷，直到這些人現在有50歲了。結果發現，上層社會的孩子，長大後還是上層社會；中層人士的子女，成年後還是社會中層；底層人士的子女，還是底層。拍的這些孩子，只有大概一兩個，在50歲左右的年齡，所處社會階層比父母的階層提升了一級。如果現在的年青人不希望自己子女在社會中的地位相對於自己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就要註意儲蓄並投資，可不能象西方一些傻呼呼的年青人一樣把心思放在約炮、紋身、勤換手機、吸毒、派對和一些垃圾人物的緋聞（我發現天涯論壇上訪問量排名第一的版塊赫然是“娛樂八卦”）上，並提高自有資金的投資收益率。

以下講講吳曉波的這篇唱黑中國股市的文章，粗體字是我的點評。

吳曉波：中國股市的謎底比你想象得還要陰暗

這個股市的基本表現，不但與上市公司的基本表現沒有關系（第一句話就是錯誤的，即使是最殘酷的2001-2005年的熊市，也有中集集團、茅臺、蘇寧電器、中興通迅等大批業績大幅增長的公司股價逆市大漲），甚至與中國宏觀經濟的基本表現也沒有關系，它是一個被行政權力嚴重操控的資本市場，它的標配不是價值挖掘、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而是“人民日報社論+殼資源+並購題材+國企利益”（這明顯就是上一輪牛市甚至是上上一輪牛市的格局，那麽多中小板、創業板50倍甚至更高市盈率發行，體現了什麽國企利益？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社論，只要還有臉，可以講講，但市場早就見識過了，基本上沒有什麽影響力了。我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的大熊市中，官媒N評股市，大唱投資價值，極大地敗壞了自己的名譽）。

12月5日，滬深兩市的股票交易突破一萬億元天量，那天，我在上海出差，看到朋友圈里如瀑布般的驚呼後，我到盥洗室洗了一把冷水臉，然後問鏡子里的自己：你動心了？在確定答案是“否定”的之後，我打開電腦，寫下這篇專欄的標題。

幾天後的12月9日午後，當我正為此文寫下最後幾段文字的時候，滬指暴跌5.43%，失守2900點，兩市交易量突破1.2萬元。

在這種充滿了戲劇性的時刻，我的心里既無僥幸，也無悲喜。因為，正如標題所示：我從來不炒股。

如果我說中國股市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怪胎”，也許沒有人會反對（沒有一個國家的股市從第一天起不是怪胎的，中國政府最大的能力就是象打淮海戰役一樣能把夾生飯吃下去，對於水平好的投資人，中國股市不論多怪，多妖，都是一個提款機。長期投資於公募基金的人，收益率顯著超過長期存款或是債券）。

上海和深圳的兩個交易所分別成立於1990年底，始創之初，制度構建十分粗鄙，幾乎沒有頂層設計，第一批上市的公司大多為華東及華南兩地的地方中小公司，滬市的所謂“老八股”中好幾家是註冊資本在50萬元的區屬企業。1992年8月，深圳發生120萬人爭購股票認購證事件，場面火爆失控，政府被沖，警車被砸，北京在失控中發現了一個“超級大油田”，兩個月後，證監會成立，股票發行權逐漸上收，至1997年，兩所劃歸證監會統一監管，在這一時期，決策層形成了一個非常詭異的戰略設計：中國資本市場應該為國有企業的脫困服務.大量陷入困境的國企“搓泥洗澡”，打扮成白富美的樣子被掛到了市場上，有一位叫張化橋的香港證券分析師甚至認為，當時的國企上市很少有不在財報上動手腳的。

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如果為國企脫困服務就定義為怪胎，那眼光未必太狹隘了。難道為民企騙子服務？讓一部分人早日成為億萬富翁？中國最近一次熊市持續了7年之久，為歷史上最長，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新股發行制度向民企老板全面傾斜，嫌他們賺得太少。當然，這些民企老板後面，或許有一個個的官佬）

當年還有一個很奇特的景象，就是所有的國家部委都分配到了兩到三個上市指標，連共青團、全國婦聯都不例外，而這些部門沒有合適的企業，其指標就被拿到市場上“出售”，價格大約在2000萬元左右，一些在那一時期上市的地方國企和民營企業，大多途經的是這一“灰色通道”。

那些“白富美”在財務報表上打扮得很漂亮了，但體制和制度幾無改變，掀開假面，當然不堪一睹，在上市數年之後，企業很快再度陷入泥潭，成為了所謂的“殼資源”，這時候，在二級市場上就出現了狙擊手，他們被叫做“莊家”.莊家們通過低價收購未流通的“內部職工股”，成為這些企業的實際控制人，然後在二級市場上大興波瀾。1999年5月19日，沈寂多年的股市突然井噴，構成“5·19行情”，一些從來名不見經傳的企業，如億安科技、銀廣廈、中天科技等等，忽然日日狂漲，激蕩得人人心旌蕩漾，在它們的背後則是莊家們的貪癡狂歡。

當時，莊家對股價的控制幾乎達到隨心所欲的地步，我在《大敗局2》中曾記錄這樣一個細節：2000年2月18日，當時第一大莊家、中科創業的實際控制人呂梁新婚大喜，他的操盤手們用“科學而精密”的手法控制股票起伏，硬是讓中科創業的收盤價恰好停在了72.88元。操盤手們用自己的方式給老板送上一份別人看來瞠目結舌的禮物。

及至2001年1月，經濟學家吳敬璉將中國股市直接比喻為賭場，甚至認為前者還不如後者有規矩，“賭場里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而我們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詐騙。坐莊、炒作、操縱股價可說是登峰造極。”吳敬璉進而揭示了中國股市的制度性缺陷：“由於管理層把股票市場定位於為國有企業融資服務和向國有企業傾斜的融資工具，使獲得上市特權的公司得以靠高溢價發行，從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錢，從而使股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尋租場’，因此必須否定‘股市為國企融資服務’的方針和‘政府托市、企業圈錢’的做法。”

呂梁等第一代莊家折戟於2001年春季之後的一次股災，隨之出現了以德隆唐萬新等人為代表的第二代莊家，他們的手筆越來越大，高舉混業經營的旗幟，動輒以並購題材拉擡股價，靠高額民間吸資來構築資本平臺，用唐萬新自己的話說，“用毒藥化解毒藥”，最終在2004年的另一次股災中玉石俱焚。

在此後的歲月中，如呂梁、唐萬新這種招搖於臺面之上的著名莊家似乎減少了，但是，莊家文化確乎從來沒有消亡，他們開始隱身於各個證券營業所里，以“地下敢死隊”的身份繼續戰鬥，而吳敬璉所總結的股市特征似乎也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觀。

（以上的內容，都是上上輪牛市的事，甚至都不適用於2006-2007年的牛市，顯然如果嫌1999-2001年的中國股市太黑暗而立誓永不入市，就會錯過抄底機會。他吳敬鏈在2000年的時候怎麽不說中國股市不如賭場，卻在牛市快要崩潰的時候講？）

2007年前後，我曾在第一財經的“中國經營者”欄目當過一段時間的主持人，為了探尋上市公司的真相，我特意選擇了五、六家股價表現非常優異的公司做樣本調查——其中就包括前段時間爆出醜聞的獐子島。我到這些公司實地考察、訪談董事長、查閱公司業績及股價波動，結果得出了一個並不出乎我預料的結論：這些公司的業務波動，與它們的股價波動，幾乎沒有任何的對應關系。在一家公司，我問董事長，“為什麽你們的股價最近震蕩很大？”他請攝像師把鏡頭關掉，然後很小聲而體己地對我說，“因為這幾天券商在換手，換手的成本價是12元，吳先生，你可以在這附近進一點貨的。”（中國廣告法將廣告中以個別消費者的吹捧來宣傳產品和服務定義為違法廣告，雖然中國普遍執法不嚴導致這種騙人廣告到處都是。這種個別的案例即使是真實的，也不能說就適用於所有的人。一個牛市期間個別股票受到資金的集中炒作，就否定一個市場，未必太片面了。股市從長期來看是稱重器，短期來看就是投票機，這是股市最基本的常識。公司上市了，就允許別人交易，尤其在牛市中後期，股價漲幅脫離基本面，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有什麽大驚小怪的？美國2000年時納斯達克市場虧損累累的科技股紛紛大漲，廣大投資者也沒有因此就全盤否定納斯達克市場）

這就是我為什麽從來不炒股的原因：

——這個股市從誕生的第一天就是“怪胎”，它從來為國有企業——現在叫藍籌股服務，為國家的貨幣政策背書，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墻上寫著一句話：“保護小股東的利益就是保護了所有股東的利益”，此言在我國股市是一個錯誤；（吳曉波應該查一下這句話是美國股市創立後100年以後，還是150年以後才寫的這句話。中國股市再爛，也沒有發生過有人用炸彈炸了交易所這種事，但美國就發生過。）

——這個股市里的企業從來沒有把股價視為公司價值的晴雨表，因此，信奉巴菲特“價值投資”理論的人從來沒有在這里賺到過一分錢，相反，它是“禿鷹們”的冒險樂園，就如同米蘭·昆德拉曾經寫道：“事情總比你想象的複雜”，在中國股市發生的那些故事，謎底總比你想象得還要陰暗；（中國股市有無數靠價值投資取得了收益率甚至高於巴菲特投資業績的價值投資人，吳曉波可以不認識這些人，也可能不知道這些人，但就斷定從來沒人靠巴菲特的理論在中國股市賺過一分錢，這不象是個有邏輯性的成年人說的話。）

——這個股市的基本表現，不但與上市公司的基本表現沒有關系，甚至與中國宏觀經濟的基本表現也沒有關系，它是一個被行政權力嚴重操控的資本市場，它的標配不是價值挖掘、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而是“人民日報社論+殼資源+並購題材+國企利益”；

在今年四季度以來的這輪股市大波瀾中，上述特征不但沒有得到改善，甚至有些股票的表現更證明了“劣幣”的能力(說的和事實正好相反，前兩年大幅炒高的小盤股行情才是劣幣在瞎折騰，今年下半年的行情則是正常的價值回歸)，很難想象，一個正常的投資者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中做出理性的投資決策。

羅伯特·希勒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一書中這樣寫到：“金融應該幫助我們減少生活的隨機性，而不是添加隨機性，為了使金融體系運轉得更好，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其內在邏輯，以及金融在獨立自由的人之間撮合交易的能力——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我為了讓自己生活得更好，不得不遠離充滿了隨機性的中國股市，然後，寫下這篇不合時宜的專欄。

（最後說幾句，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股市。如果股市中的股票普遍市盈率1倍，每年一半的利潤分紅並免稅，投資100萬，每年收到50萬元的股息，上市公司造假每1萬元槍斃1個人，這種市場根本不存在，存在也根本輪不到普通老百姓。不能因為中國股市比較陰暗就完全回避這個市場。越是陰暗的市場，恰恰是各種泡沫已經被擠掉的時候，是比較有投資價值的時候。美國股市就象林黛玉一樣純潔？上上輪牛市世通公司、安然公司造假案哪個不是驚天大醜聞？都是牛市結束後暴露的。吳曉波靠寫文章起家，事業做得不錯，買了十多套房，錢是賺夠了，可以吃老本了，所以寫的東西明顯和時代脫節，但即使如此，憑他的知名度，再差的文章也能被不明真相的群眾追捧。但普通人要想有較好的投資收益，就只能多看事實，多了解常識，全面懷疑一切所謂專家的話。）

政協委員賈康：征收房地產稅要因城而異

3月2日下午，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政協經濟組駐地鐵道大廈，就房地產稅問題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采訪。

此前的2月23日，國新辦召開發布會，住房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陸克華表示：房地產稅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的改革任務，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有關部門正在按照中央要求開展工作。

就此賈康在接受記者采訪中表示，以上表態絕非一個部門的態度，而是體現出了中央目前對房地產稅改革推進的態度。

去年下半年以來，“抑制資產泡沫”成為政策調控的主基調，其中房地產泡沫是最主要的抑制對象之一。在這種背景下，不論是貨幣政策，還是各地區行政性的限購限貸紛紛出臺。而討論許久的房地產稅的推進也跟著提速。

賈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稅率要在立法過程中專門討論，稅率一定不是一個全國統一的量值，而是應該給出一個區間，各地走完自己的決策程序後形成具體的稅率設計。

他還強調，征收房地產稅的順序也應該有先有後，比如在房市過熱的城市里應該先行開征，而相對市場較“冰”的就不用著急，等去庫存的事情大體見眉目以後再考慮從容地跟進。

與此同時，他指出，對於首套房的稅率應該給予一定的扣除。

房地產稅最終出臺，首先要完成的是房地產稅的立法，目前已經列入了第一類的立法項目。不過，賈康告訴第一財經，能不能有具體的進展，還要看何時進行立法的一審，要看管理部門的決心。

(第一財經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有貢獻)

哈羅德·詹姆斯：不要因相互競爭導致兩敗俱傷

如今，整個世界都面臨著貿易戰的風險。隨著西方發現置身於貿易戰中的可能性不斷增加，我們有必要來回顧一下二次世界大戰留給我們的經驗與教訓。

當前，許多經濟與安全領域內的混亂現狀主要歸結於2008年全球範圍內發生的金融危機。傳統經濟政策的弊端在危機中被不斷放大，這場危機及其後續還加速了從太平洋到亞太地區的再平衡。當然，還激起了西方民眾在政治領域內的不滿與反建制運動的興起。

與此相似，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也對當時傳統的經濟思維產生了巨大變革。各種記載顯示，當時的政策制定者也不斷呼籲，不要重蹈危機的覆轍，盡快設計出新的措施去克服各國經濟存在已久的不適。

隨後，各國經濟在理論與機制上的重建還要歸功於一位傑出人物——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MaynardKeynes）。他在1936年出版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本名著。凱恩斯還主導了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這場會議通過建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建了戰後全球範圍內的貨幣秩序。

根據凱恩斯傳記的作者，同為經濟學家的羅伊·哈羅德（RoyHarrod）的說法，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期間享受了上帝般的待遇。不過，一些與凱恩斯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比如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Robinson）就常常質疑，盡管凱恩斯引入了新的經濟秩序，但是他是否真的值得享有那麽多的優待。

畢竟，促使凱恩斯主義產生巨大影響的真實原因在於，以消費、投資與儲蓄的綜合計算方式對英美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事規劃貢獻巨大。當國民收入保持穩定後，政府才能夠更好地利用資源，將部分民用生產力投入軍事目的，削減通脹產生的壓力，維持消費，防止內亂。

二次大戰後，當面對不斷高企的家庭消費時，同樣的工具有助於經濟秩序的恢複。但問題在於，當二次大戰後短期的經濟奇跡不再，用於經濟革新的方式是戰時的產物，顯然無法反映和平時期的經濟特點。與日俱增的安全問題以及國內國外穩定的需求，迫使各國政策制定者只能尋求新的方式挑戰傳統的經濟失序。

那個時代的迷局對於當前有著重要的意義。如今，許多經濟學家都在抱怨，金融危機沒有促使各國認真反思傳統經濟學的局限性。凱恩斯時代一去不返。如今，對於經濟與金融問題的考量都局限於本身，專家、學者很少會關註由此附帶的安全問題或者國內與國際目標間的互動。

不過，就好像在兩次大戰期間，當前現實的安全威脅會促使各國政策制定者反思所需要的經濟假設。盡管2008年的金融危機沒有促成全面的判斷，但自2016年以來，三大對西方世界秩序的挑戰將承擔這一重任。

第一個挑戰是既有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這將對地緣政治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那些水資源短缺的地區以及正經歷海平面上升的熱帶國家與沿海城市。當然，基於耕種季的延長，以及極地區域的礦產、碳氫化合物和其他資源將變得唾手可得，一些國家也會從氣候變暖中受益匪淺。

最終，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減少對於公共利益而言是件好事。但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國際機制來補償那些處於氣候變暖第一線的國家與地區，那麽，每個國家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利益權衡將截然不同。

第二個挑戰是人工智能以及其對於勞動力市場可預見的影響。人工智能，不僅對於就業會產生威脅，對於安全同樣如此，因為它將使國家慣用的一些保衛民眾、擊退侵略的技術失效。由此，不難理解，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早已在人工智能與其他大數據領域開展競爭。但是，隨著競爭的開展，這些國家將置身於一場危險與不穩定的博弈中，畢竟任何一種技術變革都會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政治生態。

第三個挑戰便是以區塊鏈為代表的分布式分類技術驅導的貨幣領域變革，這一變革預示了創建一種非國家實體背書的貨幣前景。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貨幣主導已成為權力的一部分，對美國而言尤其如此。但是，另類的貨幣模式將為政府與非國家行為體提供掌握權力或者超越現有權力架構的全新方式。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加密貨幣已對當前的市場秩序產生了沖擊，假以時日，可能會改變現代工業社會賴以生存的金融關系。在新的地緣政治時代，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其他將此視為機遇的國家將以其自身的方式重塑全球化的未來。他們所設想的未來，可能與20世紀的模式截然不同。

在反思經濟與安全問題時，我們需要在有關未來社會和政治安排的框架內探索創新方式。人類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不僅要適用於新技術，同時也要適用於主導這些新技術的系統。

一個最可期的前景便是政府與跨國企業不再掌控所有信息。挑戰，也能通過基於合作的普遍接受的方案而化解，而不是相互競爭導致兩敗俱傷。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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