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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立委上任兩個月,新科立委表現好壞,高下立判,其中幾位以犀利的問政方式, 讓官員皮皮剉、網民熱議叫好;除了專業背景,他們還做了哪些努力? 三月七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浩鼎案」因解盲失敗股價大跌,立委曾銘宗丟出震撼彈,質疑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在解盲前一天,代女兒脫售十張股票,涉及內線交易。 同日,財政委員會。立委黃國昌質詢聚焦TRF(目標可贖回遠期契約)是獲利有限、虧損無上限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金管會迄今雖祭出三波處置措施,但都是在人民幣大貶、客戶損失後才亡羊補牢,使問題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 三月三十日,經濟委員會。立委蔡培慧質疑農委會的農村再生計畫耗費五十八億元,其中二億元是交給管理顧問公司去幫農民上課,得標的都是同樣十幾家公司,而且不乏顧問公司員工拿著PPT簡報照念,農民坐在台下聽,這樣的作法如何輔導、嘉惠農村的產業活化? 同日,衛環委員會。在立委吳焜裕不斷追問下,終於讓環保署署長魏國彥首度承認,台灣沒有針對台中火力發電廠排放PM2.5(細懸浮微粒)的數據,連檢測方式都未定,承諾一年內要把方法訂定,並考慮收取空汙費。 上述幾個引發社會熱議、讓行政官員「皮皮剉」的質詢內容,來自於四位新科立委。除了曾銘宗是金管會前主委,對國會運作相對熟悉,其他三人都是出身學界。四人第一次當立委,就在五十四位新科立委中,憑藉專業和犀利的質詢,令外界眼睛一亮;但學有專精之外,這四位菜鳥立委表現不「菜」的問政方法,也值得其他民意代表借鏡。 認真,是不二法門。立法院九點開會,八點開放登記質詢,他們早早就到,每次發言順序都排在前面。 他們早早卡位 行程滿檔 事事講求效率 「我都是五點半起床,運動、吃過早餐後,八點前就到立法院了。 早一點質詢完,可以早點回去處理事情。」在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掛頭牌的吳焜裕笑著說,其實他可以登記第一位,只是自己比較沒經驗,會往後填幾個順位,先參考前面幾位立委的質詢方式。 身具公衛、食品安全和風險管理專業的吳焜裕,從台大借調來當立委,忙碌的立委工作之餘,每周在台大還有兩門課,加上實驗室工作和指導學生論文,接受訪問的當下,他正準備稍晚赴台大社科院演講;長年為食品、環境安全奔走的他,淡淡地說:「就是把辦公室從徐州路(台大公衛學院所在)換到青島東路而已。」經常排第一位質詢的曾銘宗,每逢周一、三、四立法院委員會開會,都是五點半起床準備資料,「國民黨是因為我的財經專業才找我(出任不分區立委),所以我的心態就是要早早來、早早做好。」「從在中研院時期,我就已經習慣長年的忙碌行程。」總是早上五、六點上班,八點固定開晨會的黃國昌,睡眠時間很短,即使假日也到立委辦公室,由於時代力量立委人數不多,他還時常要跑不同委員會質詢、提案,加上身兼黨主席又是區域立委,黨務和選區服務都要做,每天行程滿檔。 「我在台北,但不會是台北人的立委,我要知道農民真正的問題和需要。」本身為學者與社運健將、轉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蔡培慧,接受採訪的前一天,才剛到南部鄉下一整天,搭最後一班高鐵回台北;就任以來,除了過年,每天幾乎都在工作。 他們發言理性平穩 鍥而不捨 讓官員無法敷衍相較於常有立委以情緒性的言論修理官員,或製造衝突場面以爭取媒體注意,這幾位新科立委反其道而行,發言多半平穩、就事論事,而且論述有條理、在短時間內抓住問題的核心,讓官員沒有迴避空間,質詢內容扎實有深度。 二月十九日開議當天,蔡培慧在院會質詢土地徵收議題,一連串攻勢綿密又精準,讓行政院院長張善政啞口無言,一鳴驚人。 三月三十日,她質詢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預算,逐一列舉細項與各種問題,質疑政府花大錢妝點門面,卻沒有實質解決問題的成果,發言內容再度引發各界正視。 「需要花大量時間閱讀官方資料,有時公部門不給資料,自己就要去查。」蔡培慧說,委員會的質詢,她在一周前會準備好,但是院會的總質詢,則花上一個半月去準備。 當上立委後,她發現並不是所有資料都要得到,例如台灣遠洋漁業違法捕撈情形嚴重,日前被歐盟發「黃牌」警告,但是漁業署卻不給資料,只好透過國際網站、非政府組織,找到客觀數據和事實支持。每次質詢,她堅持自己的發言內容要有所本,所有的質詢要合理提出;但她也坦言,還是會被官員實問虛答的態度,氣到提高音量。 曾銘宗形容,以前在金管會,屬下有一千多人,他可以下達充分的指令後去推動政策;現在當立委沒有執行權,只能透過質詢、審預算等方式去監督政府,辦公室的規模也縮小到剩幾位助理,「幾乎所有事情都要親力親為,助理只是幫我找資料和美化圖檔。」他拿起桌上一疊預定下周要用的質詢稿,上面已經做滿了記號,隨時都在補充和修改。 第一時間就指出「浩鼎案」諸多疑點的曾銘宗,熟悉財經議題自然不在話下,「我的優勢是敏感度比一般人更高。」接下來,對於FinTech(金融科技)的發展和資本市場的活絡,是他會持續關注的議題。進入立法院,面對的質詢對象是以前的部屬或長官,他形容自己「炮火還沒全開」,五二○以後成為「在野黨立委」,將有更多發揮空間。 他們做足功課 找出政策異同 才能往下走「從以前我就是比較會找問題的人,所以有些單位不喜歡找我去開會,我甚至要求自己每次聽演講一定要提問。」吳焜裕說。受訪當天,他正在審查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預算,曾經在裡面工作過七年的他,質詢時提出國衛院每年投入大量預算,卻沒有任何對衛福成效的評估,以及毒物中心做的計畫,是否作為實質政策參考?兩個問題,讓在場官員噤聲、無法具體回應。 質詢前後,只見台下許多國衛院官員圍著他,但吳焜裕搖搖頭,甚至面露不悅;原來是他點出不當計畫,要求刪減一○%的預算,相關單位跑來求情。對於公部門裡的政治領導專業,他皺眉說:「不能讓新政府沒有錢做事,但對於沒有用的計畫,就該刪!」「立委不是用質詢來修理官員,創造突襲,而是找出彼此在政策上的異同,繼續往下走。」站在質詢台上總是語氣平和,卻能切中要點的黃國昌,甚至會刻意讓官員事先知道他要問的問題,以加速對話的實質進展,影響政策。例如總質詢前一天,他到核一、核二廠參訪時,就提出對核廢料選址的質疑;質詢TRF前,他先找金管會官員來辦公室談。 黃國昌辦公室通常有兩個軸線在跑,除了配合委員會議程準備問政內容,平時也有很多法案在草擬和追蹤,四個法案助理分工處理,先做足準備,問政才能擲地有聲。 憑藉專業背景理性問政,若能在新國會引領風潮,將對台灣政治帶來正面影響。除了這四位具分量的新科立委,不少新科立委也有優秀表現,他們的發言內容不但帶動社會話題,也讓政府備感壓力。 至於未來是否隨著政權轉移影響立場?他們都信誓旦旦表示,會持續推動對人民有利的法案,且拭目以待。 撰文 / 賴若函 |
在一輛撤除帆布的裝甲車上,掛著有繁體字“軍X-15245”車牌,而“軍X-1”車牌據說屬臺灣“國防部”擁有。對曝光的裝甲車圖片分析,是新加坡制造的AV-81“泰萊斯(Terrex)”八輪裝甲車。(資料圖/圖)
2016年年末,一艘船和9輛裝甲車繃緊了新加坡、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之間的弦。
2016年11月23日,新加坡9輛裝甲車在一艘從臺灣經港的貨船上被搜出,於香港被海關扣押。新加坡方面稱裝甲車系用於“海外軍事訓練”。
與臺灣有關的軍事訓練?這不禁讓人想起40年前便已存在的新加坡與臺灣地區間的軍訓合作,那個使臺灣成為新加坡最大的海外軍事訓練基地的“星光計劃”。
如今,新加坡裝甲車被查扣,將“星光計劃”重新置於鎂光燈下。這個與“一個中國”立場相違背的海外軍訓計劃,究竟如何影響著三地之間的關系呢?
新加坡有著長久的海外軍訓變遷史。由於新加坡土地資源有限,難以滿足軍隊訓練場地及環境適應需求,把部分軍事力量派駐海外訓練既可使軍隊能夠適應全球各種作戰環境,還能進一步鞏固與各方的外交關系。
新加坡建國之初,以色列就主動提出願意提供軍事基地。不過,李光耀考慮到其兩大鄰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均信奉伊斯蘭教,公然與以色列合作無異自找麻煩。因此,新加坡轉而尋求與臺灣合作。
“新加坡與臺灣之間的軍事合作早在蔣介石時代就已存在,公開但是低調,上世紀90年代新加坡與中國大陸建交時與北京達成了諒解。”新加坡國際問題專家李明江說。
早在1965年,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就向蔣經國提出請求,希望臺灣幫助新加坡訓練軍隊。1973年,雙方推出“聯星計劃”,由臺灣現役軍官協助新加坡建立海空軍,這也創下奇特紀錄——新加坡海空軍司令皆由臺灣人出任。1976年,新加坡正式派出一支由步兵、炮兵和裝甲兵組成的“星光部隊”,定期輪流到臺灣訓練。上世紀80年代中期,“星光計劃”達到頂峰,每年1.5萬人赴臺受訓。
“盡管不會被敵人擊垮,但是如果碰到黃蜂,給它蜇到,並不是好受的,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去理它。”“我們應該像一只毒蝦,有鮮艷的顏色來警告旁人,我們身上是有毒的。”按照李光耀的國防安全設計,新加坡建國後一邊推行“黃蜂戰略”、“毒蝦理論”。同時,還在各股國際勢力中展開“均勢外交”以求自保,而“星光計劃”正是重要一環。
“星光計劃”對中國及兩岸關系的傷害自始至終。早在1976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訪華時,當時中國領導人就曾明確表示質疑,“新加坡與臺灣發展軍事聯系,這同新加坡政府支持‘一個中國’的立場矛盾。”
新加坡與臺灣則進一步擴展“星光計劃”,除部隊訓練之外,雙方每年定期舉辦“星光會議”,內容涵蓋裝備研發、部隊訓練等方方面面。2001年2月,所謂“中新協議”簽訂,“星光計劃”全面升級,新加坡將主戰坦克、霍克防空導彈等先進武器的使用人員送到臺灣培訓,而臺灣則派出C—130運輸機飛行員到新加坡受訓。
這項合作頗為隱秘。直到2007年5月11日,一架F-5F戰鬥機在臺灣墜毀,造成包括兩名新加坡軍人在內的4人死亡,“星光計劃”才被公諸於世。
蔣經國時期與李登輝主政前期,“星光計劃”最為熱絡。直到2002年4月21日,臺灣民進黨籍民意代表蔡同榮、林進興等人透露,由於本地民眾抗爭,以及訓練場地所限,一直在臺灣受訓的新加坡“星光計劃”可能轉赴中國大陸。
陳水扁政府負責對外交往的主管陳唐山更是出言不遜,咒罵新加坡是“鼻屎大的國家”、“浪趴國家”。這讓怒不可遏的新加坡威脅道,不僅要趕走所有臺灣駐新加坡辦事處官員,還要把“星光計劃”轉移海南島。
美國並不希望美制武器性能參數泄露。《簡氏防務周刊》稍早前報道說,新加坡曾派人前往海南島勘探,認為條件要優於臺灣,但這遭到美國極力阻撓,新加坡自然不敢挑戰美國的權威。
在這一背景下,對於新加坡裝甲車詭異經停廈門和香港並被查扣一事,有一種猜測悄然而生。
“倘是逆向思考,也不排除這次新加坡‘有意無意’地泄露其從臺灣撤回新式裝甲車的行蹤,以表達將逐步結束與臺灣當局合作‘星光計劃’的意向。”坊間有傳言稱,此次裝甲車在港被扣押事件“也不排除新加坡軍方是使用苦肉計,故意以此方式曝光‘星光計劃’,以引發國際註意和北京的反感,新加坡軍隊就此趁勢完全退出臺灣。”
上述猜測並無更多實據,但新加坡軍方的確難辭其咎。僅托運過程中,軍方非但沒有認真審核“臺灣達飛通運公司”的船期表,還任憑後者“多載貨多賺錢”,經停廈門和香港;事發後,在臺的新加坡“星光部隊”也未及時覺察,只是將責任推給臺灣的報關行。當報關行發現自身無能為力時,“星光部隊”才逐級呈報新加坡國防部。
為時已晚,敏感而隱秘的“星光計劃”,已演變成一次外交事件。
“中國政府一貫堅決反對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與臺灣地區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包括軍事交流與合作。我們要求新加坡政府切實恪守一個中國政策。”2016年11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
“這也是警告其他國家不要與傾向‘臺獨’的臺灣當局走得太近。”中國海軍專家李傑說,新加坡對待南海爭端和蔡英文上臺的態度,影響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多年來,“星光計劃”不僅讓新加坡單方面獲益,臺灣也可通過新加坡向日本、歐洲國家購買一些先進武器裝備,包括快炮、快艇等武器。無疑,新加坡扮演著臺灣與其它國家之間“軍火中介”的角色。
作為開創“小國大外交”的特殊國家,新加坡一直篤行高度務實的“均勢”外交戰略,它最希望兩岸維持現狀,以便從兩岸都攫取最大利益。
“新加坡雖然以華裔為主,但卻是南洋諸國中最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香港時事評論員黃世澤認為,1990年新加坡與中國建交談判兩大課題之一,便是“星光計劃”能否持續。中新建交以來,圍繞“星光計劃”的外交角力時有發生。
“我們不會允許任何單一事件挾持新中關系。”2016年11月29日,新加坡外長維文在出席《海峽時報》舉辦的論壇時卻又強調,“這並非機密,形式也沒有改變。新加坡不能遺忘曾協助我國建立武裝部隊的老朋友。”
正如專家所言,國家間力量的組合與消長,正塑造著國際格局的變化。如今,新加坡依舊堅守所謂“平衡術”,明顯不合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