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你購買蘋果公司的股票,你的經紀人告訴你剛剛購買的蘋果股票價值達700美元/股,即便目前蘋果的股價已經跌倒了440美元下方。只不過你的交易是通過購買另一個公司發行的理財產品來完成的,並不是直接購買股票。
事情緣起於「與股票掛鉤的結構化理財產品」。這種產品與蘋果的股票掛鉤。投資者看起來可以獲得豐厚的收益率,而且這種短期債券相當安全。但他們最終會發現自己可能要承擔巨額損失。
這種由投行發行的產品,實際上是可以轉為其他企業股票的債券。投行對這種債券支付利息,通常是按月支付,也有一年的。如果產品相關的股票上漲超過或接近債券發行的價格,那麼投資者就可以在債券到期時拿回所有的錢。但如果股價下跌超過20%,債券就可以被換成下跌的股票份額。投資者,尤其是散戶,必須持有這些債券直到到期。
據Securities Litigation and Consulting Group提供的調查分析,2012年,蘋果股價上半年一直飆升。諸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瑞銀和巴克萊在內的投行賣出了超過7.22億美元的此類產品。
至少有450種這樣的結構化理財產品與蘋果股票掛鉤,其中四分之三發行時蘋果股價超過550美元。上週五,蘋果股價收盤時為439.88美元,一週下跌了60美元。結果就是,這些與蘋果相關的票據產品一週內價值下跌15%,SLCG的創始人Craig McCann估計,大部分產品已經低於發行價。去年發行的與蘋果股價掛鉤的100多支理財產品損失超過25%。
投資者在購買此類產品前應當問,為什麼投行可以對此類產品提供高達10%的利率,而大部分的一年期債券的利率僅在1%左右?
答案就是:投行會從其方面得到回報。通俗點說,這種產品給了投行一種廉價的方式來對沖或投注蘋果股票會下跌。現在,他們可以把下跌的股票轉嫁到投資者身上;如果哪天蘋果股價再次上漲,反過來他們又會再次銷售這些產品。
舉個例子,瑞銀在2012年9月26日發行了一支與蘋果股價掛鉤的「觸發收益率優化票據」(trigger yield optimization notes),發行時票面價值為700.71美元,差不多接近2012年9月23日蘋果的收盤價。這種一年期票據的年利率為8.03%,每月支付一次。根據晨星公司數據,相當於當時短期債券基金提供的收益率的8倍。儘管有2%的手續費,但投資者購買了約100萬美元的該種票據。
該票據預定是於今年的9月26日到期,足額返還。但如果蘋果股價在今年9月23日的股價低於595.60美元,投資者將不能得到他們初始投入的資金,他們只能拿到蘋果的股票份額。但是蘋果收盤價自去年11其就沒能超過這一水平。
對投資者來說,如果他們想拿回所有的錢,蘋果股價必須上漲35%。目前而言,根據SLCG計算,即便加上利息收入,他們至少將損失30%。
瑞銀對此發表聲明說:「這些產品的購買聲明中已經向每一個購買者明確指出這些投資存在重大風險,包括損失部分或全部本金的風險。」
巴克萊、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蘋果對此拒絕發表評論。
美國金融業監管局一位發言人稱,「美國金融業監管局會特別關注出售給散戶的複雜的結構化產品。當我們發現有不當的可轉換產品向投資者銷售時,我們將採取行動」。
在結構化金融領域,價格操縱有著悠久的歷史。只要任何時刻存在價格「設定」或以交易為基礎的價格設定,那操縱就會如影隨形般出現。
價格操縱是「監管機構」嚴打的對象。但在過去三十年裡,監管層或是過於遲緩、或是不願意、抑或是無法做到這點,因此市場專業人士就將市場掌握在手裡。
價格操縱:稀鬆平常
無處不在的財經媒體總是聚焦「醜聞」,就彷彿這真的讓人震驚,而非稀鬆平常似的。如果你交易金屬、任何商品、利率互換、外匯、期貨、期權、CDO、CDS、股票、債券或任何其他金融工具,做好存在價格操縱的準備。在一定限度內,每個金融市場都會忍受一定的價格操縱。
如果你是個市場專業人士,你要做的不是驚訝於價格操縱的存在,而是搞清楚價格操縱的程度與方式。
法律訴訟對於市場玩家只不過是場遊戲
William K. Black對與這個市場有著精準的描述。在這樣一個容易誘人犯罪的環境下,監守自盜就是可以預期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眼裡只裝著獎金的員工們將毫不猶豫的操縱金融市場,即便這麼做甚至會損害所在的金融機構的利益。
在2007年8月,摩根大通CEO戴蒙向我表示,那些法律條款對他而言只是一場遊戲。他唯一在意的都是對手方是否「守信」。當時的討論關於CDO的缺陷以及AIG所出現的越來越大的問題,就在AIG不得不接受納稅人救助的13個月前。摩根大通並非AIG的主要對手方,但該行是美國頂尖的信用衍生品銀行。AIG的麻煩對整個信用衍生品市場帶來系統性風險。
此後,摩根大通在一筆巨額的煤炭做空交易中遭遇虧損,當時的這筆空頭頭寸規模之大,甚至超過了全球整個煤炭市場,當時領導商品部門的正是如今陷入能源市場操縱醜聞的Blythe Masters。該行操縱了這個重要的市場,而當時美國正身處一場戰爭。這次操縱之所以被報導是因為摩根大通是巨額虧損的一方。你不會聽到巨額操縱的贏家。
Masters被FERC指控是美國電力價格操縱的核心人物,要不是摩根大通向FERC支付了4.1億美元罰金,她就已經面臨刑事指控了。其他銀行也在與FERC的罰款鬥爭,但他們的官員並未被指控撒謊。
摩根大通的「倫敦鯨」巨虧顯示出戴蒙想要淡化一筆可能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虧損,並且稱其為「茶杯裡的風暴」。他在講話時也並未透露這一虧損可能擴大數倍。
同時,摩根大通問題重重的CIO部門簡直就是集風控漏洞之大成,他們也積極的操縱信用衍生品價格。
Libor操縱涉及多家銀行。主流財經媒體將其報導為一個讓人震驚的新聞。然而這對於任何在利率市場從業超過1個月的人士而言都不是新鮮事。銀行在按揭貸款、信用衍生品指數、合成CDO等工具定價上串通。
到國會舉行聽證會對著高管的臉吐槽、到了SEC和司法部舉行調查、到了資淺的替罪羊被指控時,操縱對於投資的傷害已經形成。這裡的教訓就是要告訴你,一切都要靠你。
如今,結構化的金融產品使得掩飾市場操縱更為方便,因為它們不透明。投資者可能暴露在一些風險裡,這包括結構化票據裡的讓人驚訝的條款、信用衍生品合約裡的非對稱的風險措辭、期貨操縱、期權操作。
在美的華人創業團隊有一個天然的優勢——龐大的中國市場。一邊講著流利的中文,一邊運轉著美式思維,這些創業者正在絞盡腦汁如何把手頭的技術推送到母國市場。
汪曉宇剛剛結束中國的行程回到美國北卡羅來納州。2013年,他創立大數據分析公司Taste Analytics,在此之前,他是北卡大學夏洛特分校的助理教授,並在美國五大視覺中心之一的夏洛特視覺中心任職。
簡單來說,Taste Analytics的工作就是讓“非結構化數據”最終以圖像的形式輸出,讓有一定文化基礎的人都能看懂這些數據在說什麽。
Taste Analytics創始人兼CEO汪曉宇博士
非結構化數據對應的是結構化數據。在數據分析行業,大致的統計是,世界上約80%的數據都是非結構化數據。此前,數據分析絕大部分是針對結構化數據,比如姓名、性別、年齡這些信息,可以以word、excel等形式呈現的數據。而非結構化數據是更加“莫可名狀”的:它們通常藏在你的聊天記錄、郵件、發布的圖片、語音以及視頻中,數據分析師相信,對它們的研究可以讓你深度了解自己。
在中美兩國科技界對未來技術的甄選中,大數據分析通常位列其中,而非結構化數據又被認為是大數據產業的一個核心。
雅虎是這方面的先行者,包括後來的谷歌。中國企業在這個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2012年官方也成立了非結構化數據管理標準工作組。
“國內現在在這一塊的數據積澱相對較少,現有的數據絕大部分都是結構化的,而美國已經到三七分的比例。”汪曉宇對記者說道。他認為國內對於非結構化數據的分析處在“有概念、無工具”的狀態。
不過,中關村大數據產業聯盟副秘書長陳新河認為,非結構化數據分析在國內已經發展了多年,工具並不缺失,比如,輿情分析、廣告上的應用以及語音識別上的應用,這些細分領域發展得都不錯。
記者也從業內了解到,除了百度、阿里這些數據大戶,一些創業公司及上市公司在這方面都有發力。
2014年,百度大數據部一位從業者曾表示,中國網民每年都會產生很多數據,移動端所帶來的爆發式增長給大數據從業者帶來非常大的挑戰,這些數據有很多是非結構化數據,怎樣把它們的價值分析和挖掘出來,是百度大數據面臨的嚴峻問題。
事實上,在美國市場上,這也不是一項成熟技術。2005年左右,美國開始了對結構化數據的分析,2010年左右才開始重點關註非結構化數據領域。
“2013年時,我們曾經對60多家美國企業的高層進行訪問,發現當時這方面的技術很落後,這就證明了,在非結構化數據分析領域存在非常大的藍海。”汪曉宇說。
他開始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此前,他曾在微軟和富士通的研究院里接觸到了大量文本分析的技術,包括自然語言的處理和機器學習。
兩年之後,Taste Analytics擁有了一批美國金融機構以及世界500強公司的用戶,並且在澳洲、荷蘭開拓了市場。公司提供的業績數據顯示,2015年同比2014年收入增長了6倍,並且季度營收增長速度保持在300%左右。
Taste Analytics回國的第一步是給自己找到了來自於中國的投資者和合作夥伴。
近期,公司獲得來自真格基金和聚合數據領投的pre-A輪投資,融資金額340萬美金,前兩者共投出了220萬美金。
聚合數據是一家在線數據交易平臺,為用戶提供在線數據調用API服務。去年年底時,聚合數據曾經拿到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京東等合投的2.18億元人民幣的B輪融資,並且宣布啟動國內上市計劃。
“我們的本事是數據源,在數據分析的處理上還有不足,此次投資Taste也是希望補足短板。”聚合數據創始人左磊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公司此前提到將在數據分析、行業解決方案方面加強投入,此番向Taste Analytics投出了100萬美金,並且會為Taste提供國內用戶資源——目前聚合約有35萬註冊用戶。
提高決策效率是每一個企業決策者渴求的事情,但他們絕對不會想每天面對數千條枯燥的數據,即便是這些數據里隱藏了巨大的商業機密。
在大數據的創業中,這就是一個機會,“特別是在垂直領域的數據應用分析,創業公司的機會主要在此,數據源和大數據基建上基本沒有什麽機會了。”左磊認為。
汪曉宇正在試圖抓住這個機會。Taste Analytics對於非結構化數據分析的過程分為三步:第一步是由其開發的Signals平臺通過數據接口幫助企業收集數據(這些接口包括亞馬遜、天貓、Twitter、Facebook、Apple Store等),或是由用戶將數據導入系統中,通過對細小到每一個字的數據進行深度學習,系統快速分析出各種結果信息,並形成預測性的分析結果;第二步,輸出一個簡潔明了的圖像化分析結果;第三步,用戶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型。
第一步的預測性分析和第二步的可視化結果是Signals平臺的核心。在日理萬機的企業決策者看來,圖像可能要比看word的白紙黑字和excel硬邦邦的表格有趣很多。
客服管理和電商數據處理是Signals平臺的兩個主要應用場景。對於很多公司來說,現在客戶服務的周期越來越長,需要耗費很高的人力成本來處理大量的數據,跟蹤各種奇葩的訴求。汪曉宇希望通過平臺實現對這些客服數據的快速瀏覽和標準化分析,達到預判的目的。
對電商的數據分析是Signals的另一個應用方向。比如,一家深圳做音響的廠商想了解國外競品的市場狀態,將這個競品在亞馬遜上的網址粘貼到Signals平臺上,Signals可以自動分析這款競品的評價、走勢。汪曉宇表示,Signals有自己的爬蟲和數據采集器,覆蓋了美國幾乎所有的電商,目前正在滲透國內的電商平臺。
現在,經常往返於中美兩國的汪曉宇正在和京東接觸,對於非結構化數據分析工具來說,電商平臺海量的商家數據、客戶評論是一個富礦,這也將是他們拓展中國市場的切口。不過,他還會面臨諸多的難題,比如市場對於非結構化數據的整體認知,人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賴這些“莫可名狀”的數據;電商和社交平臺是否願意開放數據給“外來者”。況且,在中國市場上,百度和阿里這些數據大戶所設立的競爭門檻也並不容易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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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發布的《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運作管理暫行規定》(下稱《暫行規定》,即資管“新八條”)已於7月18日起實施。多位受訪業內人士認為,“新八條”的出臺,令高杠桿產品首當其沖。“火了信托,涼了券商”,《暫行規定》的實施,對金融機構而言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證監會副主席李超近日在談及暫行規定時指出,“雖然業內有聲音過嚴,信托公司又要火了,壓縮了行業的空間。從監管機構來看,如果有些業務轉移到信托公司,但風險也接過去了。”
“資產新規的影響還是不小的,尤其對結構化產品的限制很嚴。由於杠桿比例限制,很多自有資金參與的結構化產品不能再做了。”北京一家老牌券商資管人士表示,除此之外,帶保本和預期收益字樣的產品都不能再做,更不能投資金池。
調結構規避新規
首當其沖,“新八條”的影響體現在對高杠桿產品的限制,未來,在規定限制之外的杠桿產品將不能生存。
北京一家資產管理私募老總告訴本報,資管新規對杠桿產品的影響立馬有所體現。最近,其在發的一個產品原本的設計是優先級、中間級和劣後級。如果按照之前的設計約定,對劣後級的話杠桿比例差不多就達到了1:8。
於是他們就對產品進行了調整,只設為優先和劣後,取消了中間級,將劣後級和中間級的資金混合在一起,劣後級同時為中間級的資金提供股票質押。
“但實際上(杠桿)並不高,我們做的是中間級,劣後級還提供了股票質押的措施,對我們來說是沒什麽風險的。”該資產管理公司老總表示,後來其考慮到如果繼續往前推進,會跟現行的制度形成沖突。
“本質上沒有問題,之前的設置看上去結構更清晰一些。現在的處理是模糊化了,模糊化之後優先和劣後的比例就成了1:1,就符合了規定。”該資產管理公司老總告訴記者。
在暫行規定中,明確了中間級份額在計算杠桿倍數時計入優先級份額。顯然,這個規定讓中間級、夾層資金等被計算在內,從而會影響到杠桿率,即杠桿的計算更為嚴格。
優選財富董事長、《虎成論金》主講人張虎成告訴記者,資管新規出臺後,對他們公司業務影響不小,“導致很多產品在調結構、改結構,又重新再走流程。”
“所以現在就是全市場的二級市場的那種高杠桿的盡量少做。一直以來我們這塊都比較謹慎,原因就是二級市場的波動加上杠桿的風險其實挺大的。”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子公司副總向第一財經日報指出。
上述老牌券商資管人士也表示,“不過我們公司的風控較嚴,受到影響最大的是一些結構化的股票質押,其他相對還好。”
通道早晚消亡
“對證券基金機構來講,要真正著重資產管理的實質,提高核心競爭力。”李超指出。
有消息稱,證監會副主席李超近日在內部培訓會作出進一步收緊券商行業監管的講話。在提到規範資管業務運作方面,李超對18日開始實施的暫行規定也做出了點評,並進一步對通道業務做出了指導。
“通道業務風險責任也說不清楚,雖然合同里約定原狀返還,但實際運作中風險並未完全規避。現階段給予一定的緩沖期,不是要將通道業務全停掉,要逐步壓縮通道業務規模,通道業務早晚是要消亡的,不是資產管理業務的重點。”李超指出。
“從行業規範角度來看資管新規的頒發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人都有惰性,大家覺得做通道好做,但那不是真正資管的核心。”上述基金子公司副總表示。
對於加杠桿的交易型產品,該基金子公司副總提出一種思路:“我們不是為了做這個業務而做業務。最終的目的是要幹什麽,比如說你要做一些管理型的產品,通過日常的這些產品來分析投顧、管理人的風格,對一些能風格明顯的可以固化的進行長期合作。給你主動做一些配置,這些是有意思的。”
當前,市場的一個困惑是,暫行規定對在結構化資產管理計劃中約定計提優先級份額收益、提前終止罰息、劣後級或第三方機構差額補足優先級收益、計提風險保證金補足優先級收益的現象出具了否定評判,這個規定是不是過嚴?是不是會限制銀行優先的投資?
“不能承諾收益,充分披露風險。但是沒有預期收益的話,好像也挺麻煩的。”一家基金子公司人士便有疑惑。
“銀行的話,以後就是說做單一委外。銀行做整體配置,把對外委托進行收縮。我個人覺得,對機構投資者來說,對這些產品都有理解以及相關評估,重點還是想對資管產品針對散戶發的100萬、200萬產品的不規範現象進行監管,充分披露風險。”該基金子公司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