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临湘千亩土地“出逃”太子奶 花旗追债遭遇李途纯“完美算计”

算計：企業為什麼要上市？

企業為什麼要上市，這一直是個值得琢磨的問題。有一些疑問，如果這個企業很牛，為什麼要拚命賣給別人呢;如果企業不牛，那上市就是糊弄別人的錢，這個結論雖然不道德，但是從商業的角度來說可以理解;但是這裡還引申出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風投可能就是吃虧的，因為花了大價錢買了著急上市公司的股權。上市是一個產業鏈，從企業，到資本中介，到投資人，再到審批，最後是基金和股民，生生不息的在來回倒騰資本。今天我們仔細思考一下企業為什麼要上市的問題。

為更規範的管理而上市?

這是上市合理性的常見論證。上市公司將接受公眾和監管的監督，按照法律的要求安排公司的治理模式，公司要有董事會，管理層，監事會，股東會這些組織，還有向公眾披露重大的決策，一些重大的決策需要按照法律程序由股東表決通過。看似高端合理的治理制度，確實是一些土老帽企業家的心病。這些企業家往往在磨礪中起家，歷盡艱苦。對於賺錢和糊弄手下人頗有心得。一開始自我感覺良好，但是總不免接觸外面的世界，世面見多了，覺得自己的那一套東西歸根結底是很山寨的。對於外面的制度，對於所謂的高端先進的治理結構有著天然的自卑感。很多人堅持自己的工廠式或者作坊式管理模式，但是也有人被這些企業治理的觀念打動(尤其是上了年紀的，接班有點成問題的企業家)，認為自己這一代算是人治，要想讓兒孫能一直富下去，就要有個制度，這樣才能千秋萬代。

公司治理的理論都源於國外，自然這種治理的模式中摻雜了很多外國的商業因素，包括人的思維方式，工作習慣。這和中國的情況有些不同。根據國外的一些統計，大概的結論可以概括為：私有制企業效率高於公有制企業;董事會和管理層權責分工較為明確的公司效率要優於管理決策分工不太明確的公司;完全公眾公司的效率略微優於家族制公司。這些統計的主要指標是資本回報率以及股票收益。從這些統計來看，至少有兩個結論值得關注：第一，規範的治理模式確實能夠提升企業效率，但是這個提升是統計意義上的提升，對於個案而言未必;同時，這個提升非常有限，不顯著;第二，就是上市和更規範的管理不能等同，上市公司都按照法律進行了董事會、股東會、監事會的設置，但是只有董事會和管理層的職責明確，分工合理的公司才能體現出管理的優勢;同樣，這個優勢也不是顯著優勢。

上面是國外的情況，國內的情況也很難說。在國內，公司治理制度做的最到位的似乎是國有企業;雖然官僚，但是國有企業的層級和管理功能的分工確實是在中國企業中最接近法律規定的。國有企業在壟斷行業以及充分競爭行業都有涉及。除了壟斷行業，充分競爭行業的國企似乎數量和體量每年都在減少;而即便在壟斷行業，或者半壟斷行業，國有企業的效率也一直飽受詬病。主要的抱怨是費用太高，另外無法做到在商言商。

從另外的一個方面看，國內做的較好的私營公司中，所謂的治理結構都是一個幌子，君主式的管理無處不在，管理層及董事會相對弱勢，而創始人的強勢貫穿公司的每一個角落。這些企業都令人如雷貫耳，例如蘇寧，美的，富士康，以及平安。所以說，上市不能保證治理結構就得到改善，而且即便改善，也未必真的對公司有好處。

為了身價躍升而上市?

企業上市中最令人神往的原因是身價。這裡面有三個層面的因素，第一，創始人或者股東所持有的股票值錢了，而且可以在市場上出售，這是直接身價的增加。假設某企業的利潤是5000萬元/年，大股東持股比例為50%。每年可以支配的利潤理論值是2500萬元，但是現實中的利潤是沒辦法全部拿出來分掉的，能有一半拿出來就不錯了，那麼每年的分紅是1250萬元，這裡不考慮避稅及稅收的成本。但是如果這個企業上市，對於股東而言，至少賬面上的東西就好看了很多：假設企業的發行市盈率是40倍，則企業的估值就是20億元，大股東的理論身價是10億元，打個對折也有5億元，相比1250萬元，至少是翻了40倍;如果股票能順利套現，存在銀行買理財每年分的錢也做企業分紅拿的多，財富瞬間躍遷了2個量級，實在是越想約覺得划算。

但是這裡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套現的時間長度。從一個企業開始準備上市，到成功發行，通常要經歷3年的時間(最短)。成功的發行上市之後，企業主並不能任意的套現，而是要經歷3年的限售期，也就是說，在3年內，法律上企業主是不能出售股權的。在此後，企業主可以出售股權，但是有兩個限制。一個是法律上的限制，例如說公告，說明等義務;如果大股東同時又是企業高管，減持每年不能超過一定限制;第二就是市場的反應，如果企業的流通市值不大，那麼企業主減持將必須考慮衝擊後帶來的股價下跌。

所以說，沒有8-10年的折騰，從上市到變現的路將沒辦法完成。

有人認為融資本身就將擴大企業能夠掌握的資源，變相的增加了企業主的身家。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要分情況討論。有的企業上市的時候就具備了百億市值，融資金額達到10-30億元之間，這顯然極大的增加了企業可支配的現金。但是多數的企業還達不到這個量級。假如說一個企業5000萬元的利潤，上市估值40倍市盈率(上市後)，總市值為20億元，其中15%的股本為公開發行獲得，那麼扣除發行費用，和一些實際產生的公關費用，所能夠獲得的現金數額在2-2.5億元上下，這是多數的情況，較為普遍。這個和開發房地產相比，也不算太多，何況花起來還有很多限制。

為了風投而上市?

有人上市後非常後悔，例如俞敏洪，大概的意思是說，上市是被風投給綁架了。這種心態比較普遍。很多人覺得，企業上市以後企業家也沒法真正的套現，還得艱苦經營;憑空多了這麼多要求你負責公眾股東，還要應對監管，風光的同時也有很多負擔，沒有以前小日子過得舒服，真正便宜的是風投 – 投資以後啥也不管，等著上市一年後就可以套現走人。在很多企業看來，風投的工作無外乎吃飯喝酒拿錢數錢這四件事情。

這種說法對於早些年的風投確實適用，因為那個時候機會多，風投賺的多賠的少。但是對於現在的市場，卻有些不公道。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一個企業不要求上市，那麼即使有風投投錢，價格一定是按照淨資本溢價估值，而不是現在的PE估值法，風投的入股溢價將大幅的降低，因為沒有什麼退出渠道，只能等著分紅。

假設一家企業的淨利潤是5000萬元，可以用於分紅的資金為每年2500萬元，那麼如果入股20%，得到的分紅將是500萬元/年，假設按照8年分紅覆蓋本金的算法，這家公司20%股權的估值將是4000萬元(=500萬元×8)，公司的整體估值是2億元。這還是理想的情況，真實的情況是考慮到經營風險可能還要打折。但是如果企業承諾風投上市退出，那麼風投可以接受高溢價入股，原因是退出的回報預期大大的提高了。同樣的公司，假設按照投資前10倍市盈率估值，那麼總估值就是4億元，增發20%的股權價值就是1億元，投資後估值為5億元，是原來估值的2.5倍。

所以說，為了風投上市確實是個負擔，但是前提是企業獲得了溢價融資，從而在短期內獲得了資金優勢。天下沒有不要錢的午餐，如果要接受理想的融資，就要付出相應的代價。這也是上市的一個優勢(或者說打算上市的一個優勢)，就是企業在發展的關鍵期可以獲得風投的大量資本，用於增強公司的盈利能力，使得公司在短期內通過資本的力量實現快速的業務擴張。

“囧”的算計《港囧》里的香港和喜劇法則

《港囧》致敬港片。也致敬香港。徐崢最初設想，內地客到香港旅遊，遇到香港黑幫，引警察出動，黑白兩道在街頭火並。因為“敏感”終棄。

徐崢希望《港囧》的“囧”不再是嘻嘻哈哈，而是有情懷，跟“心靈成長”有關。這一點，並不是所有觀眾都買賬。

一出門就“囧”，這是徐崢喜劇的模式。

在2012年的導演處女作《人再囧途之泰囧》中，他利用這一法則，創紀錄地拿下近13億票房，成為歷來國產電影的票房冠軍，直到2015年夏天被《捉妖記》超越。

徐崢特意設計了一款海報：他頭頂著《捉妖記》里的妖精胡巴，意思是：昔日的票房冠軍恭喜新科票房冠軍。

沒料到，僅在這之後的兩個來月，徐崢就有要再次登頂之勢。

從營銷階段開始，《港囧》就令人眩目。影片上映前6個月，徐崢就舉辦了一場模仿蘋果新品發布會的電影發布會，打扮成“徐布斯”，並聲稱電影“隨時上映”；上映前一個月，他又舉辦了一場模仿內衣品牌“維多利亞的秘密”的聲勢浩大的時裝秀，邀請“維密”模特前來助陣……

加上《泰囧》之前累積的口碑，2015年9月25日，徐崢的第二部“囧”系列《港囧》首映之日，就破了12項紀錄。上映四天，它的票房達到了令人瞠目的8.1億。

2015年的中國電影，成了一場難以捉摸的數字遊戲，比2015年的股市還要瘋狂。

從香港寄來的選美小姐

講囧途的故事對徐崢來說並不難，“《花兒與少年》跑到西班牙也挺囧的。你拍一個這樣的，很容易。出門幾件事，錢包，手機，iPad，這幾樣沒了，你就囧了，碰到一堆亂七八糟的事情，這不很簡單？”

同樣的“囧”法移植到了《港囧》中。內衣設計師徐來陪伴老婆及娘家人去香港旅遊，計劃與大學初戀偷偷會面。熱愛拍攝紀錄片的小舅子拉拉識破了徐來的“不軌”企圖，一路追隨，在一連串“囧”事之後，徐來重新認識愛情、家庭、婚姻和人生的意義。徐崢、趙薇和包貝爾分別在片中飾演徐來、徐來妻子和小舅子。

“我想，每個觀眾起碼都有一個心中的初戀，充滿理想的年代過去，你已經有了家庭，那時再碰到初戀，如果想跟她（他）約會，會是怎樣的情景呢？”徐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接著往下構思，如果是約會，如果有一個小舅子一直在旁邊監督，那豈不是就很“囧”？

徐崢看過村上春樹的小說《再襲面包店》，一對夫妻重溫年輕時代，半夜打劫了一家面包店，講的是未完成的心願具有強大的力量。這讓徐崢為徐來與初戀的見面找到了說服力。

之前，徐崢和團隊討論過很多地方。比如去非洲，“囧事”肯定要跟動物發生關系，如果是西班牙，就設計鬥牛場里被追一圈的“囧”。徐崢希望“囧”能更接地氣，更多跟中國觀眾發生關系，最後確定了香港。

徐崢對香港最早的記憶是從1970年代末內地興起的出國潮開始的。“文革”時，徐崢的父母當知青，上山下鄉，但父輩的好友，不少就從上海跑到了香港。“文革”結束後，他們從香港寄回來掛歷，有香港的匯豐銀行，還有香港選美小姐：鄭裕玲、趙雅芝、張曼玉，每兩個月一位美女。徐崢記得，那些親戚朋友，都很富有，從香港回上海探親，就住在和平飯店，拍彩色照片，而內地人拍的還是黑白照片，那時的香港“總是走在潮流的前面”。

1989年，徐崢前往香港參加一個名為“中國旅程”的現代小劇場戲劇節，這是他第一次去香港。當時住在半島酒店後面一家很小的酒店里。他對香港的第一印象是“擁擠”。《港囧》中，徐崢把對香港的“擁擠”感受放到了具有香港特色的建築里。

片中，徐來和拉拉為了開鎖，闖進一棟大樓，進而惹了一堆麻煩。這棟大樓是位於旺角彌敦道的新興大廈，就是一個濃縮的小香港。香港寸土寸金，這棟樓里塞滿了各種互不相關的店面：文身館、飛鏢館、拳擊館、艷陽天歌舞廳、女浴室，還有飯館和卡拉OK廳。有的店外面完全沒有招牌，感覺就像進了一戶人的家里，推開門，卻是一間酒吧。這樣逼仄、戲劇化的環境，為喜劇準備了絕佳的場地。

2000年，拍攝電視劇《春光燦爛豬八戒》，徐崢開始大量接觸香港人。這部電視劇的監制張炭就是《英雄本色》的編劇，導演譚明則是電視劇《上海灘》的導演，武術指導馬玉成也來自香港，還有很多資深的化裝師，以前給林青霞化過裝。“這些老的香港影視人身上有一種氣質，真的是活幹得很多了，看得多了，見識的演員也多了，有一種過來人的感覺。”徐崢感慨。

“那些年香港電影中的黃金配角”

故事中徐來和初戀情人的大學時代，是1990年代初，就是在看大量港片中度過的。全片加入了15首香港流行歌曲、6部香港電影海報、17張香港面孔，以及若幹向香港電影致敬的鏡頭，比如，徐來摔到公共汽車外面，單憑一把傘撐住，那是成龍電影《紅番區》里的經典一幕。“我相信跟我們一起成長的（70後），一定會在內心有翻湧。”徐崢說。

徐崢對香港的更多認知來自香港電影。《港囧》開頭，徐來和楊伊一起在學校畫電影海報，《秋天的童話》《阿飛正傳》《甜蜜蜜》《新不了情》《天若有情》《玻璃之城》依次出現。徐崢原本還想放一些周星馳的電影上去，但考慮到這個部分主要講的是愛情，也就放棄了喜劇電影海報。

“《喜劇之王》才是一部真正叫‘路人甲’的電影，而且它表現的愛情非常純真，那也是最好的周星馳和最好的張柏芝。”《喜劇之王》是徐崢最喜歡的一部香港電影，他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喜劇，讓人看了一直流淚。

看得最多部的港片是《英雄本色》。也看電視連續劇《上海灘》，那時徐崢上初中，還會在學校門口的地攤上買趙雅芝、周潤發的照片。他喜歡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後來香港電影大爆發，一部片子拍六七部續集，消耗太厲害，他覺得這些也是使香港電影走向衰落的一個原因。後面的《古惑仔》系列就是這樣。

戲里需要大量的特約演員。網絡上流傳過一張表，列出“那些年香港電影中的黃金配角”，他和團隊對照著一一去找，最後找來了17位香港演員。徐來和拉拉遇到的兩個香港便衣警察，是李燦森和葛民輝；徐來電梯里遇到的香港老伯，是吳耀漢。徐崢非常滿意找到吳耀漢來客串，吳在1980年代是香港新藝城絕對的男一號，演了無數商業電影，可以說是香港商業電影崛起的領路人之一。

“當他們放到一起的時候，會有一種趣味，就是我看到這個面孔，會想起，噢，是這個人，有的人不一定叫得出名字，但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張香港面孔，他們就代表了香港電影。”徐崢說，他原本還想邀請王家衛和周星馳來做影片結尾金像獎的頒獎嘉賓，最終因為時間問題，沒有成行。

王晶可能是17張香港面孔中最有名的一位。片中一場重頭戲，徐來誤闖導演王晶的片場，那里正在拍攝“古惑仔大戰鐵頭人”，徐來被小舅子拉拉戴上了鐵頭盔，抓去當了臨時演員，鬧出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

編劇束煥的想法是，香港很多武俠電影里有鐵頭人、蒙臉人，這是香港特色。他們為這場戲中戲取了一個特別港化的名字，“古惑仔之2015年烽煙再起大戰鐵頭人”。古代的鐵頭人穿越到現代，與街頭古惑仔打了起來。

“港片給我們最大的印象是，特別自由，想象力很豐富，而且有一種野蠻生長的氣息，有一點點山寨氣，但有生命力。我們設計這樣的片場，是為了讓大家看，這就是當年的港片。”束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實際上，香港的黑幫片已經和黑幫這個群體一起沒落了。就連王晶也說過：香港已經沒有什麽黑幫了。2015年9月有一條新聞：香港近幾個月粉碎了幾個三合會分支，拘捕了4300多名黑幫成員。在港劇里，黑幫賣起了奶粉，新聞里的黑幫，則在試圖賣盒飯。

《港囧》中充滿了對那個曾經輝煌的大都市、經典電影輩出的香港的致敬。不過對於如今顯得落寞的香港，影片處理得小心翼翼。一些觀眾期待影片里的笑料包含內地人遭遇香港人，但這樣的情節並沒有出現。徐崢最初設想過，香港的“囧事”是內地客跑到香港旅遊，結果碰到了香港的黑幫，然後警察出動，黑白兩道在街頭火並，因為“敏感”，他放棄了這樣的設計。

火葬場里走正步，這也是一種喜劇

編劇束煥與徐崢合作多年。從2007年《愛情呼叫轉移》開始，到2012年的《泰囧》、2015年的《港囧》，兩人一直合力走都市輕喜劇路線。

“都市喜劇，始終要去關註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束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最早做喜劇，是跟著梁左為經典情景喜劇《我愛我家》寫劇本，他寫了其中兩集。束煥觀察，《我愛我家》是在1990年代初，是四世同堂的時代，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沒有什麽隱私空間。那時講究語言快感，用特別大的話說特別小的事，比如用社論的口氣說買油條、買豆漿的事，《我愛我家》把那個時代的特征發揮到了極致。

“生活在變化，喜劇的主題也在變化。”束煥說。《港囧》里，主人公徐來已經非常不習慣《我愛我家》那樣大家庭的生活了。他一直想逃離。“當代人的婚姻觀念也不一樣了。”束煥分析，以前主人公要去跟初戀見面，就是道德問題，但是《港囧》里，更多人同情徐來，至少會理解他。

但無論時代怎麽變化，喜劇的基本法則不變。束煥總結，好的喜劇總是從人的欲望或缺陷出發，體現很大的反差。《港囧》中的反差，就是讓中產階級遇到倒黴的事情。徐來本來是城市的中產階級，但是不得不在香港做一些特別無厘頭的事情，比如戴鐵頭盔、進風月場所、面臨各種追逐。

束煥研究，“搞笑”這個詞是從香港舶來的，“香港人的喜劇是搞出來的，不是潤物細無聲的喜劇，更多是靠動作和肢體，比如周星馳的喜劇，會讓人沒有語言障礙，靠的就是他的誇張、重口味”。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港囧》中，他們借用了“搞笑”的手法，通過大量誇張的動作來營造喜劇的氣氛。

與《泰囧》不同，徐崢認為《港囧》不是一部“傻瓜”式的喜劇，“囧”不再是嘻嘻哈哈，還加上了情懷。他試圖重新為“囧”系列找到一個深刻的主題。

“‘囧’是現代人的普遍狀況。現代人總是被名利、權色套牢，這其實就是一種囧境。像《碟中諜》，主人公的困境是要去面對超級大壞蛋，我的片子里不存在那種大壞蛋，大壞蛋就在你身體里，你要解決你自己生命當中的一些課題”，徐崢的想法是，拍一些跟心靈成長有關的東西。

徐崢希望自己未來的喜劇電影“越來越不好笑”。“並不是說真的不好笑了，而是笑點必須戳中人生里面的荒謬感。比方說你去火葬場，有時候看到運送骨灰，有一個走正步，就是那種儀式，會讓你覺得很好笑，這其實也是一種喜劇，很值得拍成電影。”他說。

“你指的是黑色幽默嗎？”南方周末記者問他。

“我不覺得這是黑色。黑色是你跑黑社會，黑社會拿了一袋骨灰，放在牙里，以為是毒品，那個是黑色喜劇。我說的就是很現實的問題，像《杯酒人生》《陽光小美女》這樣的電影，它們也是喜劇，有些地方很好笑。”徐崢回答。

大優酷楊偉東：爆款可以用大數據“算計”

如果時間倒回到2014年，一家影視制作公司告訴你,它希望投入高達3個億，做一部基於網遊、從二次元向三次元破壁的影視劇，並希望把它作為視頻網站當年的主打劇，這靠譜嗎?

你很可能會說：“對不起這不可能，因為太燒錢了，太小眾了。”

“內容制作需要周期，2014年投入，能不能預估到2016年將會成為內容消費的主流，就是對用戶的洞察，就是前瞻性的判斷。”在萬有引力·第一財經數據盛典上，阿里巴巴文化娛樂集團大優酷事業群總裁兼阿里音樂CEO楊偉東這樣說，並圍繞文化娛樂、內容制作、大數據和爆款等熱門話題分享了行業觀點。

爆款內容的三大趨勢

今年11月，阿里巴巴文化娛樂集團正式籌建。在阿里巴巴的體系里，文娛是“DoubleH(Happiness+Health)”戰略中“快樂”產業的載體，它承擔著阿里在未來30年重要戰略的落地。阿里大文娛目前采取“2+X”的組織形態。“X”代表各垂直業務縱隊，包括影業、音樂、體育、文學等，“2”是大優酷事業群和以UC為核心的新移動事業群的兩大用戶平臺引擎。

楊偉東援引德勤的數據稱，到2020年，中國的互聯網文娛市場規模將超過1萬億。未來4年，產業的年複合增長率達15%，增長強勁。國民花在互聯網上的時間越來越多，其中有44%的時間用來消費文化娛樂。

如果把這一市場數據再做細分，大優酷在文化消費領域的數據顯示：90後的年輕人在互聯網上主動搜索、討論文化娛樂類的內容大概占到將近30%，60後和70後在文化娛樂方面的討論要明顯少於90後這些年輕人，但是在衣食住行和生活方面二者都差不多;80後和90後在互聯網上對整體的主動搜索和主動討論的比例基本相同。楊偉東稱，這正是阿里巴巴看好這個文化娛樂產業增長的原因。

做文娛產業背後，拼的就是用戶洞察和創意表達。由於內容制作周期過長，如何準確地預判用戶的喜好顯得尤為重要。

當被記者問及優酷如何預判未來兩年的視頻內容的趨勢時，楊偉東笑言這是“商業機密”，但他仍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三大方向：一是快節奏內容會成為主流;二是內容整體的深層思考會越來越重要;三是更值得關註與中國歷史等相關的內容。

大數據不是萬能的

在通過大數據洞察未來趨勢的同時，如何才能打造《火星情報局》、《微微一笑》這樣的爆款內容?

楊偉東認為，過去的方式是有匠心的大師和有經驗的團隊最重要，以及一定的運氣;到了大數據時代，確實可以部分解碼爆款內容，幫助內容創作者提高生產爆款的成功幾率，但至少優秀內容人的直覺、經驗、匠心和手藝是不能被大數據替代的。

在他看來，“數據能夠做的事情包括對用戶畫像、洞察的判斷、播放數據的評估，以及對宣傳手段的建議，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多投放內容和爆款內容，讓我們的內容團隊和大師在判斷的時候多一個工具、多一個斧頭、多一把剪刀，但是不可替代‘裁縫’的手藝。”楊偉東說。

打造爆款的背後，是中國的整體內容產業正進入越來越看重品質化的時代，其中一個重要的思考維度就是品牌化思考。楊偉東稱他拒絕了去年《火星情報局》第一季紅了之後做電影和衍生品的提議，“剛開始的品牌規劃非常重要，我們針對重點投入的劇集一定要求至少做到三到四集的規劃，現在我們才開始思考《火星情報局》從網視變成網劇。”

楊偉東指出，做品牌好比蓋樓，地基深度決定了蓋樓的層級，是三層小樓，還是摩天大廈。投入較大的內容項目，在立項之初就盡量有品牌系列化的思考規劃。一個內容品牌只有前期做紮實了，它的生長和發展才會更穩，生命力才會更強，商業價值也會越來越大。

此外，進入大文娛的生態里，相對於單體公司，優酷可以協同盤活大生態里越來越多的資源，具備更強的組局、控局能力。從IP的源頭、藝人養成、品牌管理到制作宣推，再到衍生開發都可以主導，自制的內容也會增多。

在趨勢研判方面，楊偉東認為，以數據為代表的“理科生”進入內容為代表的“文科生”的時代開始了，這意味著“好萊塢+矽谷”的時代真正到來——“與好萊塢相比，中國的產業內容厚度不夠，但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又完全和全球同步，這樣的對比會使得‘好萊塢+矽谷’的模式在中國產生意想不到的有趣的‘大怪物’，這也是阿里巴巴文娛集團為推動這件事情所做的努力。”

大優酷楊偉東：爆款可以用大數據“算計” 保持內容匠心是前提

如果時間倒回到2014年，一家影視制作公司告訴你,它希望投入高達3個億，做一部基於網遊、從二次元向三次元破壁的影視劇，並希望把它作為視頻網站當年的主打劇，這靠譜嗎?

你很可能會說：“對不起這不可能，因為太燒錢了，太小眾了。”

“內容制作需要周期，2014年投入，能不能預估到2016年將會成為內容消費的主流，就是對用戶的洞察，就是前瞻性的判斷。”在萬有引力·第一財經數據盛典上，阿里巴巴文化娛樂集團大優酷事業群總裁兼阿里音樂CEO楊偉東這樣說，並圍繞文化娛樂、內容制作、大數據和爆款等熱門話題分享了行業觀點。

爆款內容的三大趨勢

今年11月，阿里巴巴文化娛樂集團正式籌建。在阿里巴巴的體系里，文娛是“DoubleH(Happiness+Health)”戰略中“快樂”產業的載體，它承擔著阿里在未來30年重要戰略的落地。阿里大文娛目前采取“2+X”的組織形態。“X”代表各垂直業務縱隊，包括影業、音樂、體育、文學等，“2”是大優酷事業群和以UC為核心的新移動事業群的兩大用戶平臺引擎。

楊偉東援引德勤的數據稱，到2020年，中國的互聯網文娛市場規模將超過1萬億。未來4年，產業的年複合增長率達15%，增長強勁。國民花在互聯網上的時間越來越多，其中有44%的時間用來消費文化娛樂。

如果把這一市場數據再做細分，大優酷在文化消費領域的數據顯示：90後的年輕人在互聯網上主動搜索、討論文化娛樂類的內容大概占到將近30%，60後和70後在文化娛樂方面的討論要明顯少於90後這些年輕人，但是在衣食住行和生活方面二者都差不多;80後和90後在互聯網上對整體的主動搜索和主動討論的比例基本相同。楊偉東稱，這正是阿里巴巴看好這個文化娛樂產業增長的原因。

做文娛產業背後，拼的就是用戶洞察和創意表達。由於內容制作周期過長，如何準確地預判用戶的喜好顯得尤為重要。

當被記者問及優酷如何預判未來兩年的視頻內容的趨勢時，楊偉東笑言這是“商業機密”，但他仍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三大方向：一是快節奏內容會成為主流;二是內容整體的深層思考會越來越重要;三是更值得關註與中國歷史等相關的內容。

大數據不是萬能的

在通過大數據洞察未來趨勢的同時，如何才能打造《火星情報局》、《微微一笑》這樣的爆款內容?

楊偉東認為，過去的方式是有匠心的大師和有經驗的團隊最重要，以及一定的運氣;到了大數據時代，確實可以部分解碼爆款內容，幫助內容創作者提高生產爆款的成功幾率，但至少優秀內容人的直覺、經驗、匠心和手藝是不能被大數據替代的。

在他看來，“數據能夠做的事情包括對用戶畫像、洞察的判斷、播放數據的評估，以及對宣傳手段的建議，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多投放內容和爆款內容，讓我們的內容團隊和大師在判斷的時候多一個工具、多一個斧頭、多一把剪刀，但是不可替代‘裁縫’的手藝。”楊偉東說。

打造爆款的背後，是中國的整體內容產業正進入越來越看重品質化的時代，其中一個重要的思考維度就是品牌化思考。楊偉東稱他拒絕了去年《火星情報局》第一季紅了之後做電影和衍生品的提議，“剛開始的品牌規劃非常重要，我們針對重點投入的劇集一定要求至少做到三到四集的規劃，現在我們才開始思考《火星情報局》從網視變成網劇。”

楊偉東指出，做品牌好比蓋樓，地基深度決定了蓋樓的層級，是三層小樓，還是摩天大廈。投入較大的內容項目，在立項之初就盡量有品牌系列化的思考規劃。一個內容品牌只有前期做紮實了，它的生長和發展才會更穩，生命力才會更強，商業價值也會越來越大。

此外，進入大文娛的生態里，相對於單體公司，優酷可以協同盤活大生態里越來越多的資源，具備更強的組局、控局能力。從IP的源頭、藝人養成、品牌管理到制作宣推，再到衍生開發都可以主導，自制的內容也會增多。

在趨勢研判方面，楊偉東認為，以數據為代表的“理科生”進入內容為代表的“文科生”的時代開始了，這意味著“好萊塢+矽谷”的時代真正到來——“與好萊塢相比，中國的產業內容厚度不夠，但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又完全和全球同步，這樣的對比會使得‘好萊塢+矽谷’的模式在中國產生意想不到的有趣的‘大怪物’，這也是阿里巴巴文娛集團為推動這件事情所做的努力。”

孫宏斌：想做大買賣，就不能算計

盒飯財經 2017-07-19 11:19

來源 | 盒飯財經（ID：daxiongfan）

作者 | 何伊凡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孫宏斌現在是“皆同力”的時候，要錢有錢，要項目有項目。

他經歷過“不自由”，至少兩次。

賈躍亭現在是“不自由”的時候，要錢沒錢，要項目只剩半死不活的一個，還成了中國最著名的債務人。

他經歷過“皆同力”，至少兩年。

憑這句話，曾李青應該拉黑我，因為我把賈躍亭列入了英雄的行列。當然，本來就不熟，要先加了好友才能再拉黑。

對於那些因激進失敗的企業家，我個人總是懷有幾分敬意，或許因為自己行事偏謹慎，缺啥就羨慕啥，缺啥需要補啥。

既然失敗結果已經寫下，就不能只怪時運不佳，手法自然多有瑕疵，過程難免流於急躁，賬目肯定一塌糊塗，戰略、人才、管理必有重大短板。但是——一定會有“但是”——敢順流放排，逆水行舟，與時間賽跑，和行業為敵，算是好漢。

罵一個人容易，理解一個人難，自己提槍上馬打仗更難。我還真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相信時運必有流轉。

這不，7月18日有報道稱，金融機構全面排查融創資金風險，融創15億信托放款被叫停，同時有關融創百億公司債被叫停，另有兩大國際評級機構看淡並下調融創信用評級。受這些消息影響，融創遭遇股債雙殺。

一個時運中的小插曲。

在上周六的訪談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孫宏斌的交易風格，在此將其中一部分整理出來。

以下是幾個對話片段

何伊凡：別人覺得你可信的原因在哪？

孫宏斌：我在不停地做事，做這麽多事，一個人要心存善意，經常換位思考，理解別人，實在談不攏就算了。

王健林願意和我合作，這就是我的成就。有這麽大的事，誰都不找，就找你。我真的覺得這種信任太寶貴了，他信你，你說的話是算數的，將來就好商量，（因為）你過去做的事都在那里擺著呢，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成就。

何伊凡：之前的幾次交易中，也曾有一些對你批評的聲音，例如當年綠城的交易。

孫宏斌：對宋衛平（盒飯財經註：綠城集團創始人）到現在我也感謝他，我從來不說老宋一句壞話，因為我是交易的受益者，通過與綠城合作，融創品牌提升了，品質提高了，綠城上海的項目也賣給我了。（盒飯財經註：此處是指2015年5月5日，融創、綠城分別發布公告，稱綠城向上海融創綠城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收購上海華浙外灘51%股權對應的投資權益，融創向綠城收購融綠50%股權）。

人的信用從哪里來？一定是不能只占便宜，有時還得吃虧。吃虧我吃多了，我吃虧了，我認了，但你（讓我吃虧的人）知道啊，就算你不知道，還有別人知道啊，會把我失去的機會送回去了。所以為什麽老王選我，就是我不矯情，說話算數，不扯淡。

何伊凡：你說過不在乎別人的評價，但似乎又很重視在江湖上的口碑？

孫宏斌：和我合作的人信任我，這當然在乎。你想做個大買賣，就不能算計，買賣不是算計出來的，好多人問我，你這麽多並購的線索從哪里來的？多數都是有人來找我的，我自己去哪找？口碑還是很重要。

何伊凡：買賣怎麽能少了算計呢？

孫宏斌：我談生意特別簡單，為什麽有人談生意談一年，就是誰也不信誰，你報一個高價，我再報一個低價，兩個人往中間湊來湊去。我做生意就特別簡單，我報一個價，你覺得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別人了解你這個風格的話，這個事就成了，我報價沒水分。其實都是行家，有沒有水分，誰不知道？有人總願意把別人當傻子。

你要知道自己要什麽就行了，別算別人的賬，你非要把別人那部分也弄過來，沒有意義，每個人都要掙錢。別人要是算我的賬，愛怎麽算怎麽算，他算他的，我算我自己的，其實大家都挺明白的。

何伊凡：你帶團隊有一個特點，總是能讓團隊“嗷嗷叫”，前進、前進、前進，有什麽方法？

孫宏斌：帶團隊就是言傳身教，你自己天天打高爾夫，別人也不可能每天早晨6點起來。

何伊凡：你是個能聽進別人意見的人嗎？

孫宏斌：我經常說不會聽普通員工的意見，但你身邊高管的意見要聽，例如和CEO可能有80%的交集，和其他高管有60%的交集，聽完了之後，如果你覺得說的不對，還是按照自己的做，但這個過程還是很好的，聽聰明人的意見，認真聽，但不能全聽。

我現在年紀大了一些，會覺得寬容比嚴厲更有效，表揚比批評更有效，年輕的時候，講令行禁止嘛。現在有時候對下面的人也會寬容一些，我一年不去（有的業務部門），偶爾去了，說的不一定對，你聽我的可能會有問題，但是不讓我說，讓我把嘴巴閉上，我也很難受，怎麽掌握分寸，這是個挺複雜的事。

何伊凡：現在很多人看不懂你的路數。

孫宏斌：我沒有義務讓別人看懂我的路數。

何伊凡：你希望融創未來是一家怎樣的公司？

孫宏斌：我就希望把事做對了，該買的時候買，該賣的時候賣。我們現在也挺好的，我希望一個公司能有遠見，看五年、十年。任何一個企業不可能永遠好，你能抓住好機會，不好的時候轉到另一個地方，融創現在很健康，大家很開心，團隊氛圍也很好，將來會怎麽樣誰也不知道，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再看一點遠方。

何伊凡：你是否願意給創業者提一個建議？

孫宏斌：沒啥建議，年輕人不用急功近利，吃點虧，沒啥壞處。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