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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审批之害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1-15/100217188.html

各方市场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善莫大焉
简直

  A股市场从成立,长期背负两大先天性缺陷。一是法人股不流通,二是发行审批制。前一问题,伴随着市场已经并仍在承受的巨大代价,正在逐步解决,这使得第二个问题在当下显得更加突出,仅进行局部修补无济于事。

  现行发行审批制度究竟给市场造成了哪些伤害?

  首先,发行审批使监管者置身于市场供求两端的中间,使供方与需方无法通过顺畅沟通达成交易,结果是 “上市”这种在成熟市场司空见惯的企业股权挂牌交易行为,在中国成为少数幸运儿类似黄袍加身的特殊礼遇。同一家企业,经审批上市后,估值会产生10倍甚至更大飙升。

  按理说,股权流动性的提升会使企业总市值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在正常市场这一提升的幅度有限,企业有上市、也有退市。但A股市场的估值飞升,使 企业退市几无可能,因为利益的杀伤过于猛烈:就算基本面没有任何恶化,退市可能使市值缩水为上市时的5%,这不知将使几人跳楼,几人上街,并会将责任归咎 于审批主体——监管机构。

  其次,发行审批使A股失去投资价值。新上市企业价格陡升的部分,在扣除发行募集的资金和正常的市值上升部分,就是审批制的制度成本。

  在A股市场上,假设发行上市后股价不再上涨,消化这次市值暴增,需要企业四到八年的发展。请注意,这是对年均利润增速保持在30%-100%的少数企业而言!如果企业利润增长停滞甚至下滑、亏损,那么,指望利润增长对高股价形成支撑,将遥遥无期。

  因此,从新股上市开始,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就在大多数股价永远得不到利润支撑的上市公司中进行艰难选择,这就不难看出,为什么A股市场的投资者,从基金到散户,亏损是常态。

  其三,上市时的市值飞升,导致投融资环境扭曲恶化、乱象频仍。为了搭上A股上市这个举世罕见的暴富机会,投资人把目光盯在Pre-IPO阶段, 某些人把手插到上市审批环节,谋取非分利益。因为审批上市给监管机构自身带来的巨大压力,监管机构把压力分散到环保、土地、税务等各个环节,给从地方到中 央的各个上市相关部门都营造了伸手的空间。大量无力或不愿支付上市成本的企业,则无缘于A股。

  其四,发行审批制使得中国缺乏直接融资的有效配置渠道,给宏观经济造成深远伤害。这不是发行审批导致的最后一个问题,但这是最严重但最易被忽略 的问题。股票市场定价中枢脱离企业基本面,市场的运行完全听命于资金面也就是信贷政策,从而加剧了A股政策市特征,使广大投资者失去了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财 产性收入的宝贵机会。

  至于发行审批导致二级市场投资者的财富向上市公司上市前股东转移的现象,给社会财富文化造成的扭曲,影响更为深远。

  仅从以上列出的四大害处,细心的读者应已看出,问题的核心是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交易这个制度根本。一言以蔽之,如果不摈弃发行审批制,中国就不存在真正的、正常的股票市场。

  在阻碍市场正常化言论中,有一种流行观点,即2010年在发行审批制之下,市场融资过万亿,如果不审批,该造成多大的融资压力?对此,我认 为,2010年市场以过万亿的现金,仅支撑了不到300家企业的新上市和100来家企业的再融资。如果放开发行审批,参考国际上“无审批”市场,发行市盈 率将在15倍左右,300多家新上市企业的总融资额将降为2010年实际数的五分之一。换言之,上市的企业数量会大增,而融资总额反而会下降。

  如是,则上市暴富消失,PE腐败消失,突击入股消失,二级市场真正恢复投资价值,监管机构可将其殚精竭虑挑选上市公司的人力物力,全部用于对虚假信息披露、欺诈、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反制,各方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善莫大焉。这个变革,可能才是真正伟大的博弈。

  作者为投资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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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過份節儉之害 左丁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5%B7%A6%E4%B8%81%E5%B1%B1/art/20130826/18394185

觀賞清代宮廷服飾,見帝后衣裳之手工藝精密無比,久已失傳,即使今天再見工藝重生,恐怕亦無一個大富豪負擔得起,肯訂造嘅,必然被痛罵奢華無度,凸顯貧富懸殊。
左丁山由龍袍想起清朝自乾隆以後之國勢滑落,中國自此積弱二百年,於是翻閱新亞大師兄宋敍五與趙善軒合著嘅2004年版《清朝乾嘉以後國勢衰頹的經濟原因》,得知滿人入關後,崇尚節儉,重農抑末(末即其他經濟生活如工、商、礦),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之七十三年間,奠下產業收縮之基本格局,到了乾隆(1736-1796),雖稱盛世,有十全武功,但乾隆中期以後,國勢已是外強中袜,用股票術語講,見頂回落了。這三代盛世皇帝裁減國家企業,削減宮廷及政府之物料採購,雍正更強力縮減礦業發展。皇帝以為重農即可衣食足,有益天下蒼生,誰知當時人口不斷增加,農村人口過盛,生產力下降,農民又無「工商礦業」出路,於是全國人民平均收入無法上升,集體貧窮。明代官府織造局分佈華東江南,萬曆年間官府織造品一年達十五萬疋,蘇州染工有數千人,機房織工有數千人,為中國紡織之都,但因康雍乾三朝之節儉縮減,朝廷如一年訂購四萬餘疋布也不能如期收貨,蘇州織造業已是元氣大傷。
講銀両,明末工部一年用二百萬両,康雍乾僅用二三十萬両,無怪曹雪芹祖宗家業(江南織造業),由盛轉衰,成紅樓一夢。
讀書可知蘇州在中國紡織業之歷史地位,無怪1949年以後,香港紡織業幾乎全部由南來江南業者包辦,如南海紗廠、南洋紗廠、南豐紗廠、中國染廠、南聯實業等等。有一位南來廠家劉漢棟先生,曾任新亞書院校董,大力支持錢穆先生辦學,1976年與唐君毅先生等一同辭去新亞校董之職(因抗議中大中央集權),但繼續支持新亞研究所、新亞文商書院等。左丁山後來先知道劉漢棟先生係蘇州紡織世家名流之後人,今日不知情況如何了,十幾年前如懂得向佢請教有關蘇州織造業與清代宮廷關係,就會學到好多嘢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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